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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高速的城镇化发展，使城市和市民生活在质上有了极大的提高。只追求效率而忽视公平的发展造成城乡两极分化，也给社会发展埋下了种种祸根。不正确的"政绩观"使原本有利于消除城乡两极对立的政策变成鸡肋。过度注重城市基础建设及一味吸纳农村进城人口导致城市不合理扩张。城市规模的扩大并不是治疗"城市病"的良方，究其根本是城市在发展的过程中忽略了发展主体--人。十八大以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多次讲话中提出城镇化发展的核心是人的城镇化。这是对以往"物的城镇化"的反思，也提出了城镇化发展的新模式。本文旨在从马克思的经典原著中探寻"人的城镇化"发展的必要性和理论渊源。
【关键词】城镇化；人的全面发展；异化
中国近几年的城镇化速度很快，但是高速发展也同样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现实的矛盾和问题。城乡的两极分化给社会埋下了种种祸根。自2005年10月中共十六届五中全会通过《十一五规划纲要建议》以来，全国各地掀起了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高潮。原本有利于消除城乡两极对立的政策在不正确的"政绩观"下遭到扭曲。究其根本，就是在发展中过于注重"物的发展"而忽视了"人的发展"。十八大以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多次讲话中强调："推进城镇化，核心是人的城镇化，关键是提高城镇化质量，目的是造福百姓和富裕农民"。这是对"物的城镇化"的反思，指出了未来我国城镇化发展的主旨和方向。这是回归到人的一种发展。
一、与人背离的发展："物的城镇化"
城乡分离造成城乡两极分化。两极分化的扩大给社会发展带来了不稳定因素。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城乡关系终将从分离走向融合。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讲到："城市已经表明了人口、生产工具、资本、享受和需求的集中这个事实；而在乡村则是完全相反的情况：隔绝和分散。"[1]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引导人们向集中了各种优势资源和代表着享受的城市聚集。城市的优越性最显著表现就是拥有比乡村更好的物质生活条件。显性的东西总是容易被人认识，因而在努力解决农村落后的过程中，物质条件的改善自然被放到第一位。
城市优越的物质条件吸引着大批农民脱离土地进城务工。而城市的发展也需要大批的农民工来支撑。随着越来越多人涌入城市，城市日益臃肿。一方面，"城市病"层出不穷，集中地表现在人口膨胀、生活拥挤、交通拥堵、住房紧张、就业困难、空气污浊、环境恶化等一系列事关民生的城市问题；另一方面，为了扩大城市的容纳能力，城市不得不向外扩张占用农耕地。马克思曾指出城乡的分离其实是"资产和地产的分离"。而城镇化的实质其实也是土地的城镇化：一种是在城市规划和建设上以原有城市为中心向四周无限度扩大；一种是在经济发展较好地区进行"乡改镇"和"县改市"。归其根本是将原本用以农业发展的土地变成城市用地，把农村圈进城市。在如火如荼的新农村建设过程中，各地政府过于注重基础设施建设，在农村占用大量农耕地，建设新型民居，出现了农民"被上楼"的现象。
"城市病"的泛滥、农民"被上楼"等问题的出现，其实质就是在城镇化的过程中过于注重"物的发展"而忽视了物的主体--人的发展。因此，目前的城镇化发展虽然看起来颇具成效，但是只是用物的繁华来遮蔽了其背后的矛盾和问题。这种忽视了主体发展的城镇化是一种恶性循环。为了让城乡人民共享社会发展成果，所以无限制地扩大城市范围、建设新城，结果造成了人口的过度集中和资源的不合理利用，产生了一系列问题。这些问题正日益侵蚀着城市发展带来的优秀成果，影响了城市的生活质量，降低了城市居民的幸福指数，甚至影响着整个社会的和谐稳定发展。"城市病"的长期存在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我国过去在推进城镇化进程当中存在一种"见物不见人"[2]的误区。城镇化并不是简单的让农民进城，让农民住樓房。而是要实现马克思所说的"将结合城市和乡村生活方式的优点而避免两者的偏颇和缺点"的城乡融合。
二、从人的全面发展来看"人的城镇化"
城镇化的发展体现在城镇化的"量"和"质"两个方面。"量"体现在城镇人口增加、城镇数量增加、城镇规模扩大，城镇体系不断完善等方面。"质"体现在城市文明在全社会的普及程度、城乡差距的缩小程度、城市现代化水平、农村现代化水平、城乡居民生活质量等方面。在过去的城镇化建设中，"物的城镇化"已有了极大的发展。而"人的城镇化"却有很大欠缺。"人的城镇化"主要是指农村人口不断向城市转移，农民不断向市民转化，享受市民一样的公共服务，过上市民一样的生活方式，所以"人的城镇化"又可称为市民化。
城镇化过程中的农转人口、城镇规模、就业分布、收入状况、消费模式、失业率等的相互关联状况与直观数字信息，是对城镇化进行评估与调整的重要指标。我们并不否定这种严谨、直观的量化模式，但需要注意的是，在现实社会经济活动中，人的情感、需求、观念、习惯以及社会心理等人性方面都影响着民众的思维和行动。关注人民群众的真实情感，满足人民群众的真实需求，是十八大精神的一个重要理念。
（一）在城镇化的过程中要尊重人的主体性和创造性
以往我们总是以各种经济学公式和数据建模来衡量城镇化程度。事实上，在城镇化的过程中，人才是城镇化的主体。我们不能把人看作是单纯机械地、被迫接受某种指示而重复进行某项工作的人。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多次强调：人是社会历史的主体，人的具有主观能动性的活动推动社会的进步。而西方的传统经济学研究却忽视了这一点。
目前，在我国的城镇化过程中，每年约有一千万农民转移到城市中去，而绝大部分缺乏主体意识，认为自己只是政策的接受者。这导致我国的城镇化发展缺乏内在动力和应有活力。生产力和科技的发展依靠于人也造福于人。人是生产力发展的主体和主导性因素，物的因素的发挥要依靠人的因素的发挥。因此我们在城镇化的过程中要尊重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要注重发挥人民群众的主观能动性。只有真正地尊重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才能在城镇化的发展中避免不正确的"政绩观"对惠民政策的曲解，才能避免随波逐流、麻木不仁等消极现象的出现，才能真正使人民当家做主使人民共享城镇化发展的优秀成果。人的主体地位的发挥激发人的潜能，从而促进了人的能力和精神的全面发展。因此，城镇化的发展就不仅仅是要实现某种经济目标，更重要的是为人的主体性和创造力的发挥提供平台，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二）避免城镇化中的"物理迁移"和"心理滞后"现象
在农民"进城"的过程中，只有迁移到城市中的农民从内心认同城市这个家，对这个城市有归属感，才能珍惜和爱护所在的城市，才能积极主动地为城市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因此，政府既要从城市规划、城市良性发展的角度进行顶层设计，更要关注基层百姓的真实情感和心理变化，例如归属感、认同感、幸福感等。城市居民对城市的情感变化是城镇化成果是否惠及民众的展示窗口。民众对城镇化的满意程度不仅与物质保障和制度规范有关，也与城镇化进程是否贴近和尊重民众的内心感受和真实情感有关。例如，"农民工"、"打工妹"、"乡巴佬"等词汇，对城市中的弱势群体有一定的鄙视成分，这些词语潜在影响着民众情绪。而这些不良情绪的聚集势必引起社会不稳定因素的产生。
在城镇化进程中，以农业为主的产业结构发生了变化，人们的就业方向进行着调整，社会景观也在发生着变化，这对农转民众而言是一种巨大的心理挑战。城市的生活节奏要比农村快，竞争也比农村大。农转民众刚刚进入城市，会有自卑感、消极感，感觉幸福指数不高。要真正地融入城市必须首先适应这种极具冲击力的变化。因此，我们在推动城镇化进程中也要注意民众的心理承受能力。如果城镇化的推动速度超出了劳动人民的心理承受范围，那么劳动者就很容易出现失落感和恐惧感。家的概念对中华民族的广大民众而言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只有让劳动者在城市中有一种归属感和主体感，才能激发起民众参与建设的意愿和对新生活的美好期待。因此，我们一定要注重城镇化建设中的人文关怀。
（三）注意城镇化发展不同階段中人的不同需求
事物在其发展的各个不同历史阶段中都有其自身特点。人在城镇化发展的不同阶段也有不同的自身需求。在提到经济健康发展对策时，我们首先想到的是扩大内需。但是我们应该注意到需求不单单指经济上的需求，同时也是人在精神、文化等方面的需求。所以说，需求不应该仅仅从经济学上来考虑。人是经济活动的主体，我们更应该考虑人需求什么。例如，农民"被上楼"问题的产生就是因为地方政府没有搞明白农村在城镇化发展不成熟时期的真正需求。2005年新农村建设开始时，城镇化的水平还较差，农村的经济还不是很发达，农民主要依靠农田来获得收入。新型民居的建设使牲畜无地蓄养、农具无处安放，给农民的农业生产生活带来诸多不便。经济社会的发展最终是为了人的全面发展，所以，需求并不是促进经济发展的一个工具，而是达到人的全面发展阶段的必要条件，这是一种逻辑思维的转变。人并不是实现城镇化的工具和手段，而是实现城镇化的目的。人的城镇化就是由物的逻辑向人的逻辑转化的体现。我们在城镇化发展过程中要结合不同民众的各种需求来提出我们的发展方案，例如，社会保障的需求、文化丰富的需求、环境良好的需求、食品安全的需求等。只有注意到不同民众在城镇化进程不同阶段的不同需求，才能使民众对城市产生归属感，才能更好地促进民众的全面发展，使城镇化真正成为人的城镇化。
三、从人的异化来看"人的城镇化"
马克思认为分工推动着社会的发展和进步。"物质劳动和精神劳动的最大的一次分工，就是城市和乡村的分离。"[3]城乡的分离和对立使人们划分为"局限于城市中的人"和"局限于乡村中的人"，并且每天都重新产生二者之间的对立。这种对立的产生说明，分工还不是人们出于自愿的，而是一种自然分工。那么人本身的活动对人来说就成为一种异己的、同他对立的力量。这种力量压迫着人，而不是人驾驭着这种力量。这种自然的分工使人们的社会活动固化。
（一）城镇化中人劳动本身的异化
马克思讲劳动者原本在劳动实践中感到一种创造的幸福和愉悦，而在异化的劳动中，劳动并不能产生幸福和愉悦。在城镇化中人的劳动也是如此。大量的劳动工人进城，为城市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他们靠自己的力量创造了物质产品的极大繁荣，而自己却消费不起自己生产的物质产品。科技的发展使工人的劳动不再是创造活动而是机器的附庸。人们在生产的过程中丝毫体会不到幸福和愉悦。
（二）城镇化中人的异化
在异化的劳动之下使工人们的自由自觉的特性丧失。人们不能自主的进行劳动和工作的选择。人的异化必然带来人需求的异化，在物质极大发展的今天，人的需求不再是人自身的需求，而是社会的需求。人是根据社会生产出来的产品而产生需求，而不是社会生产根据人的需求而进行。
城镇化中人的异化是因在发展过程中过于重视"物的城镇化"而导致的。我国的城镇化发展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有些地区城镇化的某些指标高高居上，但是民众的就业问题、社会保障问题、参与管理问题等都没有相应地解决。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讲到，"人的这种异化成为一种'不堪忍受的'力量，即成为革命所要反对的力量"之后，才会通过革命的力量来进行消除。在我国社会主义发展的今天，社会的和谐稳定是经济发展的必要条件。我们不能等到这股"不堪忍受的"力量来破坏社会的时候才采取行动。我们应该在城镇化发展的过程中，积极采取措施，关注人的主体性，保证社会的和谐有序发展。
四、回归到人的发展："人的城镇化"
人从产生人类社会开始，就基于人的自身需求产生生产活动，并产生人类社会。在历史的发展中，人们通过自己的生产活动产生了许许多多这个世界上原本不存在的客观物质。在这些客观物质的影响下，人们自我需求发生异化，并最终忘记了自己最本真最原始的需求。在这种异化需求下，地方政府的政策也发生了扭曲：在实行城镇化的过程中，过多地注重形式上的城镇化，而忽视了作为主体的人。
从人出发的一切活动也终将回归到人本身上来。今天"人的城镇化"的提出其实就是人的自我回归。城镇化质量是一个包含多方面内容的概念，城镇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基础设施、科技文化、生活水平、生活方式、环境质量、社会保障、城镇管理等都影响着城镇化的质量[4]，提高城镇化质量是我国在当前阶段的重要任务。提高城镇化质量最为关键的是要坚持以人为核心，将人的全面发展作为城镇化质量的最终目标。要使城镇化过程真正成为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过程，而不仅仅是经济增长过程，就要由物性逻辑转向人性逻辑，坚持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建设，推进人的城镇化发展。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版第一卷[M]. .2012，184.
[2]陈良贤. 城镇化不能"见物不见人"[N].南方日报，2013-3-7.
[3]王景新，李长江，曹荣庆等.明日中国：走向城乡一体化[M]. 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05.
[4]张永贵. 加快城镇化的战略选择[M].北京：中国计划出版社，2005.
[5]李克强. 协调推进城镇化是实现现代化的重大战略选择[J].行政管理改革，2012，（11） .
【关键词】城镇化；人的全面发展；异化
中国近几年的城镇化速度很快，但是高速发展也同样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现实的矛盾和问题。城乡的两极分化给社会埋下了种种祸根。自2005年10月中共十六届五中全会通过《十一五规划纲要建议》以来，全国各地掀起了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高潮。原本有利于消除城乡两极对立的政策在不正确的"政绩观"下遭到扭曲。究其根本，就是在发展中过于注重"物的发展"而忽视了"人的发展"。十八大以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多次讲话中强调："推进城镇化，核心是人的城镇化，关键是提高城镇化质量，目的是造福百姓和富裕农民"。这是对"物的城镇化"的反思，指出了未来我国城镇化发展的主旨和方向。这是回归到人的一种发展。
一、与人背离的发展："物的城镇化"
城乡分离造成城乡两极分化。两极分化的扩大给社会发展带来了不稳定因素。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城乡关系终将从分离走向融合。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讲到："城市已经表明了人口、生产工具、资本、享受和需求的集中这个事实；而在乡村则是完全相反的情况：隔绝和分散。"[1]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引导人们向集中了各种优势资源和代表着享受的城市聚集。城市的优越性最显著表现就是拥有比乡村更好的物质生活条件。显性的东西总是容易被人认识，因而在努力解决农村落后的过程中，物质条件的改善自然被放到第一位。
城市优越的物质条件吸引着大批农民脱离土地进城务工。而城市的发展也需要大批的农民工来支撑。随着越来越多人涌入城市，城市日益臃肿。一方面，"城市病"层出不穷，集中地表现在人口膨胀、生活拥挤、交通拥堵、住房紧张、就业困难、空气污浊、环境恶化等一系列事关民生的城市问题；另一方面，为了扩大城市的容纳能力，城市不得不向外扩张占用农耕地。马克思曾指出城乡的分离其实是"资产和地产的分离"。而城镇化的实质其实也是土地的城镇化：一种是在城市规划和建设上以原有城市为中心向四周无限度扩大；一种是在经济发展较好地区进行"乡改镇"和"县改市"。归其根本是将原本用以农业发展的土地变成城市用地，把农村圈进城市。在如火如荼的新农村建设过程中，各地政府过于注重基础设施建设，在农村占用大量农耕地，建设新型民居，出现了农民"被上楼"的现象。
"城市病"的泛滥、农民"被上楼"等问题的出现，其实质就是在城镇化的过程中过于注重"物的发展"而忽视了物的主体--人的发展。因此，目前的城镇化发展虽然看起来颇具成效，但是只是用物的繁华来遮蔽了其背后的矛盾和问题。这种忽视了主体发展的城镇化是一种恶性循环。为了让城乡人民共享社会发展成果，所以无限制地扩大城市范围、建设新城，结果造成了人口的过度集中和资源的不合理利用，产生了一系列问题。这些问题正日益侵蚀着城市发展带来的优秀成果，影响了城市的生活质量，降低了城市居民的幸福指数，甚至影响着整个社会的和谐稳定发展。"城市病"的长期存在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我国过去在推进城镇化进程当中存在一种"见物不见人"[2]的误区。城镇化并不是简单的让农民进城，让农民住樓房。而是要实现马克思所说的"将结合城市和乡村生活方式的优点而避免两者的偏颇和缺点"的城乡融合。
二、从人的全面发展来看"人的城镇化"
城镇化的发展体现在城镇化的"量"和"质"两个方面。"量"体现在城镇人口增加、城镇数量增加、城镇规模扩大，城镇体系不断完善等方面。"质"体现在城市文明在全社会的普及程度、城乡差距的缩小程度、城市现代化水平、农村现代化水平、城乡居民生活质量等方面。在过去的城镇化建设中，"物的城镇化"已有了极大的发展。而"人的城镇化"却有很大欠缺。"人的城镇化"主要是指农村人口不断向城市转移，农民不断向市民转化，享受市民一样的公共服务，过上市民一样的生活方式，所以"人的城镇化"又可称为市民化。
城镇化过程中的农转人口、城镇规模、就业分布、收入状况、消费模式、失业率等的相互关联状况与直观数字信息，是对城镇化进行评估与调整的重要指标。我们并不否定这种严谨、直观的量化模式，但需要注意的是，在现实社会经济活动中，人的情感、需求、观念、习惯以及社会心理等人性方面都影响着民众的思维和行动。关注人民群众的真实情感，满足人民群众的真实需求，是十八大精神的一个重要理念。
（一）在城镇化的过程中要尊重人的主体性和创造性
以往我们总是以各种经济学公式和数据建模来衡量城镇化程度。事实上，在城镇化的过程中，人才是城镇化的主体。我们不能把人看作是单纯机械地、被迫接受某种指示而重复进行某项工作的人。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多次强调：人是社会历史的主体，人的具有主观能动性的活动推动社会的进步。而西方的传统经济学研究却忽视了这一点。
目前，在我国的城镇化过程中，每年约有一千万农民转移到城市中去，而绝大部分缺乏主体意识，认为自己只是政策的接受者。这导致我国的城镇化发展缺乏内在动力和应有活力。生产力和科技的发展依靠于人也造福于人。人是生产力发展的主体和主导性因素，物的因素的发挥要依靠人的因素的发挥。因此我们在城镇化的过程中要尊重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要注重发挥人民群众的主观能动性。只有真正地尊重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才能在城镇化的发展中避免不正确的"政绩观"对惠民政策的曲解，才能避免随波逐流、麻木不仁等消极现象的出现，才能真正使人民当家做主使人民共享城镇化发展的优秀成果。人的主体地位的发挥激发人的潜能，从而促进了人的能力和精神的全面发展。因此，城镇化的发展就不仅仅是要实现某种经济目标，更重要的是为人的主体性和创造力的发挥提供平台，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二）避免城镇化中的"物理迁移"和"心理滞后"现象
在农民"进城"的过程中，只有迁移到城市中的农民从内心认同城市这个家，对这个城市有归属感，才能珍惜和爱护所在的城市，才能积极主动地为城市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因此，政府既要从城市规划、城市良性发展的角度进行顶层设计，更要关注基层百姓的真实情感和心理变化，例如归属感、认同感、幸福感等。城市居民对城市的情感变化是城镇化成果是否惠及民众的展示窗口。民众对城镇化的满意程度不仅与物质保障和制度规范有关，也与城镇化进程是否贴近和尊重民众的内心感受和真实情感有关。例如，"农民工"、"打工妹"、"乡巴佬"等词汇，对城市中的弱势群体有一定的鄙视成分，这些词语潜在影响着民众情绪。而这些不良情绪的聚集势必引起社会不稳定因素的产生。
在城镇化进程中，以农业为主的产业结构发生了变化，人们的就业方向进行着调整，社会景观也在发生着变化，这对农转民众而言是一种巨大的心理挑战。城市的生活节奏要比农村快，竞争也比农村大。农转民众刚刚进入城市，会有自卑感、消极感，感觉幸福指数不高。要真正地融入城市必须首先适应这种极具冲击力的变化。因此，我们在推动城镇化进程中也要注意民众的心理承受能力。如果城镇化的推动速度超出了劳动人民的心理承受范围，那么劳动者就很容易出现失落感和恐惧感。家的概念对中华民族的广大民众而言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只有让劳动者在城市中有一种归属感和主体感，才能激发起民众参与建设的意愿和对新生活的美好期待。因此，我们一定要注重城镇化建设中的人文关怀。
（三）注意城镇化发展不同階段中人的不同需求
事物在其发展的各个不同历史阶段中都有其自身特点。人在城镇化发展的不同阶段也有不同的自身需求。在提到经济健康发展对策时，我们首先想到的是扩大内需。但是我们应该注意到需求不单单指经济上的需求，同时也是人在精神、文化等方面的需求。所以说，需求不应该仅仅从经济学上来考虑。人是经济活动的主体，我们更应该考虑人需求什么。例如，农民"被上楼"问题的产生就是因为地方政府没有搞明白农村在城镇化发展不成熟时期的真正需求。2005年新农村建设开始时，城镇化的水平还较差，农村的经济还不是很发达，农民主要依靠农田来获得收入。新型民居的建设使牲畜无地蓄养、农具无处安放，给农民的农业生产生活带来诸多不便。经济社会的发展最终是为了人的全面发展，所以，需求并不是促进经济发展的一个工具，而是达到人的全面发展阶段的必要条件，这是一种逻辑思维的转变。人并不是实现城镇化的工具和手段，而是实现城镇化的目的。人的城镇化就是由物的逻辑向人的逻辑转化的体现。我们在城镇化发展过程中要结合不同民众的各种需求来提出我们的发展方案，例如，社会保障的需求、文化丰富的需求、环境良好的需求、食品安全的需求等。只有注意到不同民众在城镇化进程不同阶段的不同需求，才能使民众对城市产生归属感，才能更好地促进民众的全面发展，使城镇化真正成为人的城镇化。
三、从人的异化来看"人的城镇化"
马克思认为分工推动着社会的发展和进步。"物质劳动和精神劳动的最大的一次分工，就是城市和乡村的分离。"[3]城乡的分离和对立使人们划分为"局限于城市中的人"和"局限于乡村中的人"，并且每天都重新产生二者之间的对立。这种对立的产生说明，分工还不是人们出于自愿的，而是一种自然分工。那么人本身的活动对人来说就成为一种异己的、同他对立的力量。这种力量压迫着人，而不是人驾驭着这种力量。这种自然的分工使人们的社会活动固化。
（一）城镇化中人劳动本身的异化
马克思讲劳动者原本在劳动实践中感到一种创造的幸福和愉悦，而在异化的劳动中，劳动并不能产生幸福和愉悦。在城镇化中人的劳动也是如此。大量的劳动工人进城，为城市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他们靠自己的力量创造了物质产品的极大繁荣，而自己却消费不起自己生产的物质产品。科技的发展使工人的劳动不再是创造活动而是机器的附庸。人们在生产的过程中丝毫体会不到幸福和愉悦。
（二）城镇化中人的异化
在异化的劳动之下使工人们的自由自觉的特性丧失。人们不能自主的进行劳动和工作的选择。人的异化必然带来人需求的异化，在物质极大发展的今天，人的需求不再是人自身的需求，而是社会的需求。人是根据社会生产出来的产品而产生需求，而不是社会生产根据人的需求而进行。
城镇化中人的异化是因在发展过程中过于重视"物的城镇化"而导致的。我国的城镇化发展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有些地区城镇化的某些指标高高居上，但是民众的就业问题、社会保障问题、参与管理问题等都没有相应地解决。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讲到，"人的这种异化成为一种'不堪忍受的'力量，即成为革命所要反对的力量"之后，才会通过革命的力量来进行消除。在我国社会主义发展的今天，社会的和谐稳定是经济发展的必要条件。我们不能等到这股"不堪忍受的"力量来破坏社会的时候才采取行动。我们应该在城镇化发展的过程中，积极采取措施，关注人的主体性，保证社会的和谐有序发展。
四、回归到人的发展："人的城镇化"
人从产生人类社会开始，就基于人的自身需求产生生产活动，并产生人类社会。在历史的发展中，人们通过自己的生产活动产生了许许多多这个世界上原本不存在的客观物质。在这些客观物质的影响下，人们自我需求发生异化，并最终忘记了自己最本真最原始的需求。在这种异化需求下，地方政府的政策也发生了扭曲：在实行城镇化的过程中，过多地注重形式上的城镇化，而忽视了作为主体的人。
从人出发的一切活动也终将回归到人本身上来。今天"人的城镇化"的提出其实就是人的自我回归。城镇化质量是一个包含多方面内容的概念，城镇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基础设施、科技文化、生活水平、生活方式、环境质量、社会保障、城镇管理等都影响着城镇化的质量[4]，提高城镇化质量是我国在当前阶段的重要任务。提高城镇化质量最为关键的是要坚持以人为核心，将人的全面发展作为城镇化质量的最终目标。要使城镇化过程真正成为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过程，而不仅仅是经济增长过程，就要由物性逻辑转向人性逻辑，坚持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建设，推进人的城镇化发展。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版第一卷[M]. .2012，184.
[2]陈良贤. 城镇化不能"见物不见人"[N].南方日报，2013-3-7.
[3]王景新，李长江，曹荣庆等.明日中国：走向城乡一体化[M]. 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05.
[4]张永贵. 加快城镇化的战略选择[M].北京：中国计划出版社，2005.
[5]李克强. 协调推进城镇化是实现现代化的重大战略选择[J].行政管理改革，2012，（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