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最早“触电”的当代作家之一，刘震云的多部小说都被改编成了影视作品，比如《一地鸡毛》《我叫刘跃进》《我不是潘金莲》《一句顶一万句》等。梳理这些作品从小说到电影、电视剧的过程，不仅能看到文学和电影、大众传媒的互动，也能观察90年代以来文学、电影在新的话语方式下的运行机制。当然，
　　想要以刘震云小说的电影改编窥探市场化转型之后文学和电影的发展状况是不现实的，我们也只能从改编过程中观察各种话语方式的互相作用。从小说《温故一九四二》到电影《一九四二》经历了二十年的时间，这期间不仅有政治、经济、文化发展，文学、电影和它们的关系也在变化。无论是文学圈还是电影圈，1942年的灾难都是一个沉重的历史话题，这个话题的处境表现着时代的文化形态和文化心理。
　　一、小说的遇冷
　　《温故一九四二》是一部中篇调查体小说，1993年发表于《作家》杂志，当年并未引起读者和批评家的太多关注。2012年11月冯小刚根据小说改编的电影《一九四二》在中国大陆公映，小说在收录电影剧本的基础上出版。电影在评论界收到了很多好评，并引发了对小说的再评价。《温故一九四二》在发表之初遭受冷遇，二十年后电影的上映却使它受到关注，这是值得我们思考的问题。
　　小说的创作是出于偶然，作品的创作灵感来源于作家调查采访中的体悟。1990年，刘震云被钱钢邀请整理1942年河南大饥荒的史料。他专门去了北京的图书馆收集资料，随后又回到了家乡延津对当事人进行采访。令刘震云震惊的是当事人和他们的后代大多都遗忘了饿死三百万人的大饥荒，他认为比灾难本身更可怕的是遗忘。河南大饥荒的诱因并不只是自然灾害，他手中的资料显示政治和战争因素是罪魁祸首。1942的后代、史料、政治家以及作家本人对灾难都有不同的看法，为把这些声音纳入到一部作品之中，刘震云采用了纪实文学的写作方法。小说成了各种立场的人物的“众声喧哗”，找不出一个完整的故事线索，它的叙述很难认为这是一部小说。从这个角度讲，小说的题材和篇幅限制了的它的接受范围，长篇小说家们笔下波澜起伏的故事情节，远远比《温故》试图传达的历史观更吸引读者。
　　同样，90年代初的文学大环境也不是《温故》能够突破的。1993年，文坛发生的几件大事足以淹没小说的出现。80年代中后期，长篇小说的发表常常遇到阻碍。到了90年代这种状况得到改善，到1993年长篇小说的创作与发表出现了盛况，作家陈忠实、贾平凹的创作在当年是不可忽视的。小说《白鹿原》的出现可谓一鸣惊人，赢得了评论界的一致好评，被称为“一个民族的秘史”，一年中围绕《白鹿原》的研讨会、学术会议、评论文章从未间断。同年，贾平凹的《废都》也在评论界引起了轩然大波，对《废都》的批判和围剿层出不穷。“《废都》批判”不仅是1993年的一个文学事件，它也表明90年代文学正在向市场经济转轨，知识分子为自己即将失去的垄断地位的愤慨。这也酝酿了文学界的一场大论争，王蒙的一篇《躲避崇高》引发了为期三年的“人文精神”大讨论，声势浩大、参与者众多。1993年的文坛如此热闹，评论家们显然无暇关注一部中篇的出现。此外，这一年很多作家的长篇处女作及通俗小说也足以博得读者的眼球。《温故一九四二》在1993年未引起关注，这与当时的文学大环境有关。
　　到了新世纪，随着影视工业化的到来，电影渐渐作为一种“普遍体裁”被大众接受，小说在在公众生活中的地位已经大不如前。一部电影的改编有时也会扩大原著的影响力，电影仅仅上映一个月后，小说《温故一九四二》在收录电影剧本的基础上出版了。原著和电影剧本合辑出版，电影和小说从传播学上发生互动，它们都在为彼此提供更大的生存空间。电影上映后小说还受到了评论家和媒体的关注，电影引起的討论中也常常伴随对小说的再评价，这对小说价值的发现与挖掘显然是有利的。在电影和文学领域的影响力都为刘震云的小说找到了更多的读者群。当代文学的评价和接受问题，不再由知识分子主导，它很大程度上受到了大众传媒的影响。
　　二、从小说到电影
　　小说《温故一九四二》为何20年之后才被搬上银幕？这其中隐藏着电影运作的复杂程式。电影改编者将一部小说改编成电影，不仅要认识到它所使用的手段的局限性和可能性，还要想方设法去适应一套不同的、往往互相冲突的程式。当然，电影《一九四二》的题材以及表现的内容都注定了它不会像普通的商业片那样迅速出炉。那么，电影的改编到底遇到了哪些困境？电影的主创们又是如何处理的呢？
　　其一，缺乏观众基础。作为一部历史小说，《温故》的电影改编对导演和观众都有一定的要求。1994年冯小刚向刘震云透露了想要把小说改编成电影的想法，被刘震云婉言拒绝。当时冯小刚在影视圈的影响力可能还支撑不起一部沉重的历史片。也许刘震云也考虑到了各方面时机仍旧不成熟，他选择搁置这件事。1997年冯小刚推出内地第一部贺岁片《甲方乙方》，该片获得了当年的票房冠军，被认为开创了内地商业电影的运作模式。接下来的四年，他先后推出了四部贺岁片，并且屡获票房佳绩。五六年的时间过去，冯小刚已经从一位初出茅庐的小导演变成了“贺岁片”神话的缔造者。2000年的春节，刘震云终于把《温故一九四二》的电影改编权给了冯小刚，但是电影没能开拍。此后九年的等待，为电影的改编赢得了更多的资源，也使电影不得不做一些妥协。
　　其二，审核机制的影响。2002年和2004年电影的两次立项均以“反映人性恶，消极”为由被电影局驳回。直到2011年，电影局批准了《一九四二》正式立项，但在民族矛盾、民族立场、人性善恶、电影场景等方面对其提出了要求。两次立项都被否决，这就需要对剧本中的一些内容进行再次修改，使其符合时代新要求。我们可以看到，刘震云在小说中表现了对乡民的同情以及对上层社会的“农民式的愤怒”，他用幽默的笔法讽刺国民政府在这场灾难中的腐败、不作为，痛斥蒋介石以一句“这是不可能的”对大饥荒视而不见。其实，对蒋介石的批判是作家根据史料和当年的国际环境作出的历史还原。在影片中，导演冯小刚显然弱化了阶级矛盾，对国民政府的批判性减弱了，通过镜头和场景的不断切换表现在种种形势下各种的无奈，上升到苍凉的人生视野，影片则更多的是表现日军对待民众的残忍狡诈，这也是符合历史史实的另一种再现。 　　其三，历史真相的复杂性。电影《一九四二》不仅仅是作为一部商业片存在，主创人员表示要创作一部具有现实启发意义的作品，这也促使他们花费大量的精力去了解史实。早在2000年，冯小刚和刘震云组建了一个采访小组，先后赴河南、陕西、山西、重庆等地采访并拍摄了纪录片。实地走访调查，不仅使小说中的人物形象清晰起来，也让主创人员对灾难和人们的关系有了更清晰的认识。冯小刚去参加开罗电影节，《一九四二》的采访小组也一同前往，通过调查走访，他们认为在1943年的“开罗会议”上中国的情势一定不轻松。电影对于国民政府的态度的变化，除了受价值观的影响，也与主创人员对史实认识的不断深入有关。小说中灾民面对死亡的态度麻木、冷漠，电影将这种态度具体化了。采访小组在河南巩义采访到一位九十岁的老太太，她详细地回忆了饥荒之年“人吃人”的过程，老人回忆起往事表情默然。在逃荒路上灾民面对死亡、离别是麻木的，所以在电影拍摄时冯小刚要求演员们的感情要尽量节制、粗糙。
　　作为一部沉重的历史片，《一九四二》背离了商业片的运行轨迹，它的改编与上映显然是在不同话语方式的调和中完成的。但是主创人员对电影做出的努力也没能改变历史片在市场竞争中遭受冷遇的命运。
　　三、在影评和市场之间
　　华谊愿意为电影投资2.1亿元是出于对合作伙伴冯小刚的信任，毕竟此前冯氏电影的票房影响力是有目共睹的。虽然《一九四二》位列2012年国产影片票房第四名，但是3.72亿的票房收入不得不说是惨败。其实，《一九四二》公映后引起了评论界的关注，当月围绕电影召开了两场比较有影响力的研讨会。与会者大多对《一九四二》的历史叙事持有肯定态度。此外，各种期刊和杂志对电影的讨论中，虽有对影片历史真实性的质疑，但大多数论者都从历史观、人性、美学特征等层面对影片作出了肯定。众多的评论者认为电影有历史价值和现实意义，是对当下电影市场媚俗化的一種反叛。这部酝酿了近二十年、投入了巨大心血的电影，为何得到了众多评论家的好评，却没有观众捧场？
　　电影的题材与市场需求的错位是它没能获得观众缘的重要原因。2012年，获得大陆电影票房三甲的影片依次是《泰囧》《泰坦尼克号3D》《画皮2》 ，三部电影分别有喜剧、爱情、3D技术等元素来吸引年轻观众。国内电影市场的观众主体中年经人占了很大一部分，他们更加喜欢新鲜、娱乐的电影。充斥在电影《一九四二》中的压抑、痛苦的情感是观众观影结束后也无法排遣的，主创们都认为影片最后以老东家和一个小女孩在灾难中重燃希望的故事解释了民族前进的动力，但是这也并不能使观众摆脱沉重的观影体验。大多数观众对1942的史实并不熟悉，从片名看并没有太多的期待，海报中的逃荒场景也使观众感到压抑，这都影响了电影的入座率。即使有冯小刚贺岁片的观众缘，又有大投资、大制作、大明星博人眼球，也没能使《一九四二》避开日渐媚俗化的电影市场的冷眼。当然，历史题材的电影不被观众喜爱，不仅仅是电影市场导向作用的结果，也与历史电影自身的艺术形式有关。电影市场和电影制作是互相影响的，怎样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创造出对观众具有启发意义的电影，这是有责任的电影人在新的形势下需要思考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