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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6月30日，云南《生活新报》停刊。
这份由云南省残联主办的都市类纸媒，和同城媒体相比，背景最弱，在激烈的云南纸媒市场里曾艰难生存十多年，常常能爆出重磅新闻，也常常陷入财务困局。
刘海川，曾供职于《生活新报》《都市时报》“澎湃新闻”，现《无界新闻》调查记者。曾获云南新闻奖、腾讯年度突发新闻奖等。致力
于观察沉默的大多数。
我在《生活新报》的时间虽只有一年半，但至今对它仍有真挚的情感。在此之前，我虽已有数年媒体从业经验，但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它成就了我，使我踏上了法治调查记者之路。另一方面，它在“敏感题材”的报道上，给了记者能力范围内的最大自由。
我接手钱仁凤的案子，是在2012年。那一年，巧家县正处于多事之秋。
5月12日，巧家县白鹤滩镇花桥社区便民服务大厅发生一起爆炸案，3人死亡，16人受伤。在爆炸中身亡的赵登用先是被认为具有重大作案嫌疑，后又被证明是一名“肉弹”。我和《生活新报》的两名同事曾多次到达巧家，对此事进行调查报道。命运使我与这座小县城产生了交集。
当年12月，在采访曲靖市一起抓捕维权村民的案件中，律师杨柱和杨明跨分别为被抓的两位村民辩护。我与杨明跨在贵州黎庆洪案中相识，很快便成了好朋友。庭后，杨明跨在餐叙中引荐我和杨柱相识。
我至今仍记得首次谈起钱仁凤时的场面。杨柱——这个滇东北大汉，穿着他那身标志性的黑色风衣，坐在我的对面。当听我谈起巧家爆炸案时，他说：“海川，我手上有个案子，也是巧家县的。”
饭桌上好几个律师，外加我这个记者，安静地听他谈着钱仁凤的案子，他大约谈了半小时。杨柱的律师观点是：这是一个彻头彻尾被人为炮制的冤案。
在此之前刚好一年，钱仁凤的申诉以“证据链完整、定罪准确”被高院驳回。
事实上，在与杨柱相识的半个月前，我的朋友、青年作家包倬已简单跟我谈起过这个案子。
包倬是大凉山人，他的家乡与巧家县隔江相望，钱仁凤投毒案早已在金沙江的两岸传开。
一桩陈年命案，一个已服刑10年的女人。在我之前，杨柱已将案情告知过昆明《都市时报》记者程权。他基本已完成了全部采访，但稿件尚未开始写，选题已被毙掉。
此前，我并未操作过同类题材，我能把握好吗？在云南媒体负面报道日渐收紧的氛围下，我所在的新报能顶住压力吗？
我建议先看看卷宗。
回到昆明后，恰逢《潇湘晨报》深度部记者吴通清赴滇采访。听闻此事后，老吴也表现出兴趣。次日，我们前往杨柱所在的云南行动律师事务所，看了他手中的卷宗。
卷宗是复印的，厚厚一沓，被装在一个土黄色公文包中。我们用相机拍下了所有的卷宗，决定花两天时间看完。
事实上，我们用了5天——复印导致卷宗上的字迹难以辨认，部分内容甚至要靠前后文仔细揣摩。
12月9日晚，我正痛苦地看着卷宗，努力辨认着浅浅印在纸上的字迹，老吴打来电话。
“我越看越觉得钱仁凤的案子没有问题。”
我亦有同感。从卷宗上看，钱仁凤多次承认自己投毒，且有指认现场。
刘海川在钱仁凤无罪释放返乡时前往巧家县，为钱仁凤拍摄视频。
但如何解释那些翻供？
引起我们注意的，是钱仁凤被拘留3天后。她在接下来的口供中，曾多次试图翻供，但于事无补。
另一方面，一个被判处无期徒刑的17岁少女，除了不为人知的冤情，是什么促使她在服刑10年后仍坚称无罪？
幸运的是，选题很快便通过了。
我至今仍记得当年《生活新报》的总编找我面谈时只说了两句话：“证据链要扎实。注意安全。”
12月11日，我和老吴从昆明去了巧家。在此之前，为了让报道能够尽量避免风险，同时又能增加钱仁凤案的传播度，我和杨柱找到了朋友烟云，他是腾讯微博上的知名博主。我和烟云商量，在报道刊发的前日，他先在微博上对此事进行披露。
崇溪乡的贫穷出乎我的意料。钱仁凤的本家、钱梁社的村长钱仁敏开车从县城将我们接到蜿蜒的山路上。数十公里的乡村小路，我们开车用了近2个小时。
钱仁凤的家在山腰上。站在钱家前面一小块平地上，目力所及的都是褐黄色的大山。钱仁凤的父母都已年迈，听说我们要来，很早便在村口等候，激动得无法言语。
那屋经年失修，显出老朽的模样。我们围坐在昏暗的堂屋中间，钱智远端出几个洗过好几遍的茶杯，放在潮湿的土地上。在那个昏暗的场所，钱智远极力想为女儿辩护，可到了嘴边，又变成了毫无力量的“小凤无罪”。
她年逾七旬的母亲，从里屋拿出钱仁凤的照片。照片里，钱仁凤相貌平凡，有一点点婴儿肥，在那时流行的风景壁画前，换上照相馆里“时兴”的服装。
这个与我同龄的女人，这样极端贫困的农民家庭，和那些流露出天然善意的照片，使我在理智上无法将之与投毒犯组合在一起。
我一遍又一遍地听两位老人回忆小凤出事前在家中的情景。当年，钱仁凤的表妹钱仁左曾陪她走到村口，目送她下山。在他们的记忆中，那次离家返城极为寻常，既无法感知到钱仁凤的情绪变化，也没有她看到有什么特殊举动。但在侦查笔录中，此时的钱仁凤已身揣“毒鼠强”，准备返城投毒。这符合常理吗？ 次日，我们又找到了当年幼儿园的老板朱梅的家中。事实上，案发后，朱家从未将怀疑对象描述为钱仁凤。朱梅也从未跟钱仁凤发生过矛盾。这一点也与钱仁凤后被认定的“作案动机”不符。
按照朱家老人的回忆，案发前，巧家县公安局一名罗姓领导的儿子，曾因追求朱梅未果，多次为难朱家，甚至在朱家楼下放火被拘。他为何没有进入侦查人员的视线？甚至没有在卷宗中留下只字片语？
当年颇为红火的“星蕊宝宝园”，如今已不复存在。朱家也因投毒案遭难。案发后，朱梅曾南下打工，又返乡，嫁人。但时至今日，她也始终没有对钱仁凤表达过愤怒。“我从未怀疑过她。甚至在判决之后。”朱梅曾在电话中对我说。
破碎的证据链，众人的回忆，公安的闪烁其词，组合出的事态似乎与卷宗上的案情愈行愈远。
按照我和老吴的计划，钱仁凤案的采访结束后，我们又去了昭通市另一个县区采访其他选题。在大山包寒冷的夜晚，我开始动笔写钱仁凤的故事，脑海中不断浮现着照片上钱仁凤的那张稚气未脱的脸。
“17岁，我上高三，她已入狱。”我在微博中写了这一句莫名其妙的话。我又翻开了她的卷宗，杨柱记录她讲述的“刑讯”过程，那些采访的笔记。
在心证上，罪与非罪已不重要。我唯一能做的，是把这个可怜的同龄人所遭遇的一切讲出来。
12月25日晚，我在报社呆到很晚，等待那可能和程权的报道殊途同归的命运。但幸运的是，次日的报道如期刊发。《潇湘晨报》那边的报道亦未受到阻力。
很快，两篇钱仁凤案情的报道在网络上大面积传播。
12月27日上午，杨柱突然给我打来电话，称“被人打电话探底。”我虽然已意料到巧家方面会有反应，但没有想到会如此之快。
2个小时后，一个显示为昭通地区的手机号码拨打了我的手机。
“我是一名普通读者，看了你的报道，很感动，想资助你，约个地方见见吧。”一个青年男人在电话里说。
“谢谢，不需要。”
当时我正在报社赶着另一篇稿件。挂了电话后，我突然意识到了危险。既然对方知道了我的电话号码，那么想必对我的行踪也能掌握。
现在回想起来，我这样一个外省人，在云南毫无根基，不害怕是假的。随后，我跟领导反映了上述情况后，经过安排，我便去了滇南采访。数十天后回来，似乎事态已风平浪静。
5个月后，云南省检察院对该案进行复查。得到消息后，杨柱约我出来吃了个饭。他很少沾酒，那天晚上，他喝了两大杯啤酒，黝黑的脸上露出兴奋的红色。
“你知道吗？终于看到希望了。”
但随后，复查结论仍石沉大海。在此背景下，杨明跨也加入到援助序列。
在此前的一年时间里，源于钱仁凤案的报道和法学专业出身，我开始频繁接触法治报道。2014年年初，我远赴上海“澎湃新闻”，担任法治调查记者。
期间，通过微博和论坛，我和杨柱间或对钱仁凤案发声，但收效甚微。
8月，在昭通鲁甸地震采访时，我经历了一次余震的塌方，见到广场上摆满了青色脚板的尸体，身心疲惫不堪。那时我从业8年，见惯生死，也多次经历危险，但从未见过如此触目惊心的场面，以至于我第一次对自己的职业产生了实用主义者般的怀疑。
我所做的，是记录已经发生的，这真的有用吗？我甚至萌生了转行的念头。
一周后，我去了同是灾区的巧家县。
在边界处，巨大的“巧家欢迎你”标语印在防滑坡的水泥护墙上。
看见“巧家”两个字，又拨动了我的回忆。两年过去了，钱仁凤案仍在复查阶段胶着，它像一根刺，扎在我心头上。
此次行程，我是有“预谋”的。在例常报道地震灾情之后，我想再去看看钱家。既为钱仁凤，也为我职业的疲态找到精神救助。
去“澎湃新闻”之后，经历的类似报道已不罕见。但在日复一日的调查报道中，钱案之于我，时间跨度最长，倾力最多，我对她的痛苦感同身受。在麻木的职业状态下，这痛苦促使我继续跟下去。
我又去了那个熟悉的钱梁社，熟悉的土屋，只是里面的两位老人更苍老了。
我用手机给钱仁凤的母亲录了一段视频。7个月后，她未能等到洗冤归来的钱仁凤，便已离去。
恰好我所在的法治组正在策划冤案系列报道。跟组长沟通后，我决定再对此案进行报道。
巧合的是，源于各种原因，钱仁凤案的报道在2014年的12月21日才刊发。距离我第一次报道该案刚好过去两年。
司法改革的大环境下，第二次报道的反响剧烈。随后，国内各大媒体跟进。5个月后，检方出具再审建议书。同一天，云南省高院决定再审。
2015年12月21日下午3点半，钱仁凤无罪释放。宣判的前一天，我刚刚在福建莆田做完蔡金森等5人劫杀案再审的报道。
此时我已投身无界新闻，仍是法治调查记者。宣判时，我坐在旁听席上的媒体区域，看着钱仁凤矮小的背影，听着审判长缓慢的宣读声，眼泪止不住地往下流。
13年冤狱，13年的呼喊。这个小学毕业的农家女孩，曾屈从于暴力，以致无力脱身。但众人的良知，终于将她救出苦海。
出庭后，两位杨律师和我拥抱在一起，相对无言。
卡尔维诺在《看不见的城市》末尾写道：免遭痛苦的办法有两种，对于许多人，第一种很容易：接受地狱，成为它的一部分，直至感觉不到它的存在;第二种有风险，要求持久的警惕和学习：在地狱里寻找非地狱的人和物，学会辨别他们，使他们存在下去，赋予他们空间。
我深以为然。在钱仁凤和众人的身上，我感到了良知的力量。
这份由云南省残联主办的都市类纸媒，和同城媒体相比，背景最弱，在激烈的云南纸媒市场里曾艰难生存十多年，常常能爆出重磅新闻，也常常陷入财务困局。
于观察沉默的大多数。
我在《生活新报》的时间虽只有一年半，但至今对它仍有真挚的情感。在此之前，我虽已有数年媒体从业经验，但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它成就了我，使我踏上了法治调查记者之路。另一方面，它在“敏感题材”的报道上，给了记者能力范围内的最大自由。
我接手钱仁凤的案子，是在2012年。那一年，巧家县正处于多事之秋。
5月12日，巧家县白鹤滩镇花桥社区便民服务大厅发生一起爆炸案，3人死亡，16人受伤。在爆炸中身亡的赵登用先是被认为具有重大作案嫌疑，后又被证明是一名“肉弹”。我和《生活新报》的两名同事曾多次到达巧家，对此事进行调查报道。命运使我与这座小县城产生了交集。
当年12月，在采访曲靖市一起抓捕维权村民的案件中，律师杨柱和杨明跨分别为被抓的两位村民辩护。我与杨明跨在贵州黎庆洪案中相识，很快便成了好朋友。庭后，杨明跨在餐叙中引荐我和杨柱相识。
我至今仍记得首次谈起钱仁凤时的场面。杨柱——这个滇东北大汉，穿着他那身标志性的黑色风衣，坐在我的对面。当听我谈起巧家爆炸案时，他说：“海川，我手上有个案子，也是巧家县的。”
饭桌上好几个律师，外加我这个记者，安静地听他谈着钱仁凤的案子，他大约谈了半小时。杨柱的律师观点是：这是一个彻头彻尾被人为炮制的冤案。
在此之前刚好一年，钱仁凤的申诉以“证据链完整、定罪准确”被高院驳回。
事实上，在与杨柱相识的半个月前，我的朋友、青年作家包倬已简单跟我谈起过这个案子。
包倬是大凉山人，他的家乡与巧家县隔江相望，钱仁凤投毒案早已在金沙江的两岸传开。
一桩陈年命案，一个已服刑10年的女人。在我之前，杨柱已将案情告知过昆明《都市时报》记者程权。他基本已完成了全部采访，但稿件尚未开始写，选题已被毙掉。
此前，我并未操作过同类题材，我能把握好吗？在云南媒体负面报道日渐收紧的氛围下，我所在的新报能顶住压力吗？
我建议先看看卷宗。
回到昆明后，恰逢《潇湘晨报》深度部记者吴通清赴滇采访。听闻此事后，老吴也表现出兴趣。次日，我们前往杨柱所在的云南行动律师事务所，看了他手中的卷宗。
卷宗是复印的，厚厚一沓，被装在一个土黄色公文包中。我们用相机拍下了所有的卷宗，决定花两天时间看完。
事实上，我们用了5天——复印导致卷宗上的字迹难以辨认，部分内容甚至要靠前后文仔细揣摩。
12月9日晚，我正痛苦地看着卷宗，努力辨认着浅浅印在纸上的字迹，老吴打来电话。
“我越看越觉得钱仁凤的案子没有问题。”
我亦有同感。从卷宗上看，钱仁凤多次承认自己投毒，且有指认现场。
但如何解释那些翻供？
引起我们注意的，是钱仁凤被拘留3天后。她在接下来的口供中，曾多次试图翻供，但于事无补。
另一方面，一个被判处无期徒刑的17岁少女，除了不为人知的冤情，是什么促使她在服刑10年后仍坚称无罪？
幸运的是，选题很快便通过了。
我至今仍记得当年《生活新报》的总编找我面谈时只说了两句话：“证据链要扎实。注意安全。”
12月11日，我和老吴从昆明去了巧家。在此之前，为了让报道能够尽量避免风险，同时又能增加钱仁凤案的传播度，我和杨柱找到了朋友烟云，他是腾讯微博上的知名博主。我和烟云商量，在报道刊发的前日，他先在微博上对此事进行披露。
崇溪乡的贫穷出乎我的意料。钱仁凤的本家、钱梁社的村长钱仁敏开车从县城将我们接到蜿蜒的山路上。数十公里的乡村小路，我们开车用了近2个小时。
钱仁凤的家在山腰上。站在钱家前面一小块平地上，目力所及的都是褐黄色的大山。钱仁凤的父母都已年迈，听说我们要来，很早便在村口等候，激动得无法言语。
那屋经年失修，显出老朽的模样。我们围坐在昏暗的堂屋中间，钱智远端出几个洗过好几遍的茶杯，放在潮湿的土地上。在那个昏暗的场所，钱智远极力想为女儿辩护，可到了嘴边，又变成了毫无力量的“小凤无罪”。
她年逾七旬的母亲，从里屋拿出钱仁凤的照片。照片里，钱仁凤相貌平凡，有一点点婴儿肥，在那时流行的风景壁画前，换上照相馆里“时兴”的服装。
这个与我同龄的女人，这样极端贫困的农民家庭，和那些流露出天然善意的照片，使我在理智上无法将之与投毒犯组合在一起。
我一遍又一遍地听两位老人回忆小凤出事前在家中的情景。当年，钱仁凤的表妹钱仁左曾陪她走到村口，目送她下山。在他们的记忆中，那次离家返城极为寻常，既无法感知到钱仁凤的情绪变化，也没有她看到有什么特殊举动。但在侦查笔录中，此时的钱仁凤已身揣“毒鼠强”，准备返城投毒。这符合常理吗？ 次日，我们又找到了当年幼儿园的老板朱梅的家中。事实上，案发后，朱家从未将怀疑对象描述为钱仁凤。朱梅也从未跟钱仁凤发生过矛盾。这一点也与钱仁凤后被认定的“作案动机”不符。
按照朱家老人的回忆，案发前，巧家县公安局一名罗姓领导的儿子，曾因追求朱梅未果，多次为难朱家，甚至在朱家楼下放火被拘。他为何没有进入侦查人员的视线？甚至没有在卷宗中留下只字片语？
当年颇为红火的“星蕊宝宝园”，如今已不复存在。朱家也因投毒案遭难。案发后，朱梅曾南下打工，又返乡，嫁人。但时至今日，她也始终没有对钱仁凤表达过愤怒。“我从未怀疑过她。甚至在判决之后。”朱梅曾在电话中对我说。
破碎的证据链，众人的回忆，公安的闪烁其词，组合出的事态似乎与卷宗上的案情愈行愈远。
按照我和老吴的计划，钱仁凤案的采访结束后，我们又去了昭通市另一个县区采访其他选题。在大山包寒冷的夜晚，我开始动笔写钱仁凤的故事，脑海中不断浮现着照片上钱仁凤的那张稚气未脱的脸。
“17岁，我上高三，她已入狱。”我在微博中写了这一句莫名其妙的话。我又翻开了她的卷宗，杨柱记录她讲述的“刑讯”过程，那些采访的笔记。
在心证上，罪与非罪已不重要。我唯一能做的，是把这个可怜的同龄人所遭遇的一切讲出来。
12月25日晚，我在报社呆到很晚，等待那可能和程权的报道殊途同归的命运。但幸运的是，次日的报道如期刊发。《潇湘晨报》那边的报道亦未受到阻力。
很快，两篇钱仁凤案情的报道在网络上大面积传播。
12月27日上午，杨柱突然给我打来电话，称“被人打电话探底。”我虽然已意料到巧家方面会有反应，但没有想到会如此之快。
2个小时后，一个显示为昭通地区的手机号码拨打了我的手机。
“我是一名普通读者，看了你的报道，很感动，想资助你，约个地方见见吧。”一个青年男人在电话里说。
“谢谢，不需要。”
当时我正在报社赶着另一篇稿件。挂了电话后，我突然意识到了危险。既然对方知道了我的电话号码，那么想必对我的行踪也能掌握。
现在回想起来，我这样一个外省人，在云南毫无根基，不害怕是假的。随后，我跟领导反映了上述情况后，经过安排，我便去了滇南采访。数十天后回来，似乎事态已风平浪静。
5个月后，云南省检察院对该案进行复查。得到消息后，杨柱约我出来吃了个饭。他很少沾酒，那天晚上，他喝了两大杯啤酒，黝黑的脸上露出兴奋的红色。
“你知道吗？终于看到希望了。”
但随后，复查结论仍石沉大海。在此背景下，杨明跨也加入到援助序列。
在此前的一年时间里，源于钱仁凤案的报道和法学专业出身，我开始频繁接触法治报道。2014年年初，我远赴上海“澎湃新闻”，担任法治调查记者。
期间，通过微博和论坛，我和杨柱间或对钱仁凤案发声，但收效甚微。
8月，在昭通鲁甸地震采访时，我经历了一次余震的塌方，见到广场上摆满了青色脚板的尸体，身心疲惫不堪。那时我从业8年，见惯生死，也多次经历危险，但从未见过如此触目惊心的场面，以至于我第一次对自己的职业产生了实用主义者般的怀疑。
我所做的，是记录已经发生的，这真的有用吗？我甚至萌生了转行的念头。
一周后，我去了同是灾区的巧家县。
在边界处，巨大的“巧家欢迎你”标语印在防滑坡的水泥护墙上。
看见“巧家”两个字，又拨动了我的回忆。两年过去了，钱仁凤案仍在复查阶段胶着，它像一根刺，扎在我心头上。
此次行程，我是有“预谋”的。在例常报道地震灾情之后，我想再去看看钱家。既为钱仁凤，也为我职业的疲态找到精神救助。
去“澎湃新闻”之后，经历的类似报道已不罕见。但在日复一日的调查报道中，钱案之于我，时间跨度最长，倾力最多，我对她的痛苦感同身受。在麻木的职业状态下，这痛苦促使我继续跟下去。
我又去了那个熟悉的钱梁社，熟悉的土屋，只是里面的两位老人更苍老了。
我用手机给钱仁凤的母亲录了一段视频。7个月后，她未能等到洗冤归来的钱仁凤，便已离去。
恰好我所在的法治组正在策划冤案系列报道。跟组长沟通后，我决定再对此案进行报道。
巧合的是，源于各种原因，钱仁凤案的报道在2014年的12月21日才刊发。距离我第一次报道该案刚好过去两年。
司法改革的大环境下，第二次报道的反响剧烈。随后，国内各大媒体跟进。5个月后，检方出具再审建议书。同一天，云南省高院决定再审。
2015年12月21日下午3点半，钱仁凤无罪释放。宣判的前一天，我刚刚在福建莆田做完蔡金森等5人劫杀案再审的报道。
此时我已投身无界新闻，仍是法治调查记者。宣判时，我坐在旁听席上的媒体区域，看着钱仁凤矮小的背影，听着审判长缓慢的宣读声，眼泪止不住地往下流。
13年冤狱，13年的呼喊。这个小学毕业的农家女孩，曾屈从于暴力，以致无力脱身。但众人的良知，终于将她救出苦海。
出庭后，两位杨律师和我拥抱在一起，相对无言。
卡尔维诺在《看不见的城市》末尾写道：免遭痛苦的办法有两种，对于许多人，第一种很容易：接受地狱，成为它的一部分，直至感觉不到它的存在;第二种有风险，要求持久的警惕和学习：在地狱里寻找非地狱的人和物，学会辨别他们，使他们存在下去，赋予他们空间。
我深以为然。在钱仁凤和众人的身上，我感到了良知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