汤姆·汉克斯主演的两部电影《达芬奇密码》《天使与魔鬼》，令人对梵蒂冈产生了兴趣。其实，真实的历史远比电影惊心动魄，无须追溯太远，即便对二战期间梵蒂冈的角色——面对纳粹这个现世魔王，面对苏维埃这一地上天国的建设者，在云谲波诡的大国博弈中，在炮火与谍战的间歇，教廷的乱世抉择就一直惹得世人争议——
　　当纳粹肆虐之际，梵蒂冈没有提出强烈抗议，对德国的灭犹屠杀没有发出最严正的谴责，在日本轰炸珍珠港后还与其建交……这些都是人们对其不满、失望，甚至激烈抨击的原因。
　　而另一方面，随着大量档案的解密，仅以对犹太人的态度为例。人们有理由相信。时任教宗庇护十二世通过貌似中立的暧昧立场，以巨大的内心煎熬换得了行动空间，选择少说多做甚至只做不说，直接、间接挽救了86万犹太人的生命。
　　以往国内政治挂帅的“研究”，大体拷贝了前苏联的“成果”，将梵蒂冈放在对立面上贬损得一无是处。作为中国社科院的重大课题，学者段琦的新作《梵蒂冈的亂世抉择(1922～1945)》却“通过翔实的第一手历史资料，很有说服力地表明：梵蒂冈的所作所为有着双重性”。
　　其实，中国在二战前后与梵蒂冈并无直接的利益冲突。今天，苏维埃已经解体下场，人们也该找回独立思考的权利了。该书作为国内该领域首部系统的研究，终于表现出基本的学术诚实。
　　苏联建国后，从无神论立场出发，将宗教与酗酒、毒品视为一类，对神职人员进行宣传丑化、征收财产，直至肉体消灭。1921年苏联大饥荒，梵蒂冈组织数千万吨食品、衣物前去赈灾，苏联报纸只字不提，反而连篇累牍报道布尔什维克救灾如何有力。最终在经济稍有好转的时候，没收了梵蒂冈的所有救灾物资，令其两周内离境。当时的苏联领导人说：“我们共产党人感到必能战胜伦敦的资本主义，但罗马(梵蒂冈所在地)将被证明是一个更难对付的问题。”
　　而梵蒂冈方面，一向把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区别看待，他们认为社会主义注重改善工人阶级的经济状况，并不企图改造人的精神。二战前他们之所以对纳粹态度温柔，除了与英法一样希望以退让换和平，另一个原因就是他们认为纳粹虽坏，却还不至于像苏联那样要“把神父作为一个阶级消灭掉”。
　　波兰的遭遇也令梵蒂冈不能不警惕：1944年7月29日，苏联电台播出波兰共产党呼吁华沙人民起义的声音，7月31日，忠于波兰流亡政府的华沙地下军获悉苏军已突破城东的德军防线，遂决定8月1日凌晨起义。就在这时，苏军突然停止了进攻，电台骤然缄默。德军趁机集结5个师血腥镇压，英国要求空投物资支援，被斯大林刁难。苏联人眼看德军炮火将华沙夷为平地，屠杀了60余天。耐心地等到11月之后，苏军才攻入华沙。借纳粹之手，苏联大大削弱了流亡政府的支持者。1945年3月，又设下圈套邀请波兰抵抗组织代表赴苏谈判，将这些亲英美分子一网打尽。波兰是传统的天主教国家，梵蒂冈非常关注其命运。
　　联想到德国入侵苏联时，曾企图追使梵蒂冈发表支持性声明，宣布德军的行动是为了拯救苏联信仰自由的宗教战争。梵蒂冈拒绝了，负责谈判的枢机主教直言不讳地表达了教廷的态度：“这是一个魔鬼驱赶另一个魔鬼。”
　　书中提到两则锤与钉的比喻，值得拈出。其一，德国反纳粹的加仑主教1941年不顾生命危险对信徒发表了著名的“铁砧演说”：“如果你问一位铁匠，他将告诉你，他要锻造某物时，使其成形的不是锤子，而是靠铁砧。铁砧不能回击，也不需要回击，它需要的只是坚硬、牢固和抵抗性……它将比锤子耐用，并且会使锤子破碎。”其二。苏联党内理论家卢那察尔斯基的名言：“宗教就像一颗钉子。你敲得越厉害，它就钉得越深。”
　　梵蒂冈与日本建交伤害了中国的感情。历史上，梵蒂冈的对外交往原则是从不拒绝任何主动提出与其建交的国家，出发点始终是从有利于传教考虑，认为信仰高于民族利益。作者客观分析道：“梵蒂冈的对外政策，是天主教徒的利益先于一切，不管民族事业正确与否。”这就不免与现代民族国家的诉求产生矛盾。
　　梵蒂冈总是避免政治化的行为，力求以超脱的姿态做国际争端的调节者。对于英美要求德国“无条件投降”的最后通牒，梵蒂冈就公开反对，认为这会使战败方相信除了胜利和毁灭之外别无选择，会使德国因绝望而拼死一搏。后来，这的确被权威人士视为盟军的失策。
　　德国投降后的次日中午，教宗发表讲话：“这场战争带来了殴严重的破坏，不论是物质上还是精神上，都是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今天重建世界已经成为当务之急。我们希望在等待了这么长的时间之后，能够在条件许可的情况下看到战俘和被扣押的公民尽快被释放，回到他们的家乡、亲人身边，回到和平的环境中去。”
　　既没有谴责失败者，也没有赞颂胜利者。而是将争端与分歧弃置一旁，敦促所有人都参与战后重建。这就是梵蒂冈的立场。这个调调肯定有人不爱听，但总不至于是“法西斯的同盟军、反革命阵营的顽固派”。正如恩格斯所说：“历史研究的出发点，不是原则，而是客观存在的历史。原则应该服从历史，而不是历史服从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