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几天，柯以敏在“超女”海选现场斥骂选手的视频曝光后，掀起轩然大波，柯以敏随即被主办“超女”的湖南卫视停止工作，但她也立刻以狂发微博的方式，炮轰“超女”主办方，甚至表示要揭开内幕。总之，选秀节目的成就之一，就是把评委（导师）工作变成了一项崭新的事业，这项事业，前途光明，道路曲折。
　　评委作为一个电视节目的固定角色，蒙尘许多年。早年间评委的存在感很淡，1984年开始的CCTV青年歌手电视大奖赛中，评委像芭蕾舞里的背景人物，只在歌手演唱结束时，才会以举牌亮分的形式说明自己在场，核分算名次时，他们接受主持人采访，表达对歌手的殷切希望。评委的溢出价值也就到这里了，他们与选手、比赛所演示出的真实和虚幻的关系，远没有现在这样复杂。
　　电话和网络的普及，让观众觉醒了，评说的权利被提上议事日程。1998年的第八届青歌赛，增设了团体比赛和综合素质考核，选手在流光溢彩地唱完歌之后，得部分地露出真身，出一点常识上的洋相。2000年的第九届青歌赛，增设“监审组”和“第二现场”，观众的意见手臂，开始延伸到了现场。一旦选手表演和评委评分有争议，观众就打电话和发短信表示不满。
　　“超女”“快男”则出现在手机和电脑广泛普及之后，制作方也意识到了，这些来自五湖四海、身世来历都有瑕疵的姑娘小伙们，以及他们那良莠不齐的歌唱水平，很可能吸引来排山倒海的评论。于是，他们组建了以过气艺人为主的评委团队，用毒舌、刻薄话，让评论功能在现场就得以实现。评委于是成了假想敌，承担起让评论转向的任务，分流了袭向节目的压力，他们的毒舌语录，以及他们的做派是否经过提前设计的争论，都顺理成章地成了节目的一部分，并造就了节目的记忆点，柯以敏当众提醒选手应该刮刮腋毛，建议选手应去为恐怖片配音；还有杨二车娜姆头上的大红花和她的言论——要和选手骑马，并打算把选手“种在后花园”，七八年过去了，我还记着。
　　“中国好声音”出现时，网络的言论泄洪功能达到顶峰。但过多的评论最终消灭了评论，哪种意见都会被淹没，节目制作方反而可以将评论权大刀阔斧地收回来，通过强调导师威权，消灭了观众的选择焦虑。更重要的是，“好声音”已不是单纯的比赛，它拥有一个精心设计的戏剧结构。导师除了负责评判、表演（做出如听天籁的表情）之外，要指导编曲和演唱，要带领学员巡回演出。他们介入节目的深度是前所未有的。“评委”因此成为最吸引明星的工作。但人们对评委的要求也变了：得充满正能量，得温和并善于自黑，而不是刻薄和毒舌。
　　这也是柯以敏如此愤怒的原因，她在体会到权威的力量之后，又被这种权威遗弃；在应资本的需要，消费完自己的个性之后，又被自己的个性伤害。戛然而止的荣耀之后，她和所有人一样，终于得接受时势转变的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