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21世纪的亚裔美国人，是一种矛盾的体验：他们从新的权力关系和特权地位中获益，同时仍是仇恨犯罪和微侵犯（作者注：指细微的日常歧视行为）的受害者。”对华裔美国人来说，华裔历史学家李漪莲（Erika Lee）在其著作《亚裔美国的创生》中描述的这种体验在过去的一年中尤为明显。
　　特朗普在2016年的当选和席卷美国的民粹主义浪潮似乎只是大规模排外行动的一小段前奏：在当时的竞选宣言中，特朗普宣称移民与“贫穷的工薪阶层”争抢工作岗位，指控非法移民“残忍地谋杀了无辜的美国人”，并承诺加强边界管控、驱逐美国境内的非法移民。2016年大选后，针对华裔的反移民行动也有所增加。

　　中美关系的变化和新冠疫情的暴发使得华裔美国人的处境愈发艰难。新冠疫情加深了美国社会对亚裔群体的偏见。特朗普等政客大肆使用“中国病毒”的说法来为政府在疫情中的不力应对开脱，一些保守派的议员则趁机推进相关立法，声称中国和部分与中国保持联系的华裔美国人对国家安全构成了威胁。在此背景下，特朗普政府得以加强对移民的限制，在美国的中国学生和研究人员因此受到最直接的影响。随着新冠疫情在美国扩散，针对华裔和其他亚裔群体的仇恨与暴力行为愈演愈烈。2021年3月发生在亚特兰大的枪击案成为反亚裔仇恨犯罪中最极端的例子。
　　另一方面，作为美国人口增长最快的群体，华裔美国人开始展现出他们的政治力量，并更积极地参与到反抗种族主义的斗争中。在很长一段时间内，移民到美国的华人大多埋头苦干，不问政治，但这种情况在近年来发生转变。例如，在2020年的总统大选中，很多华裔因特朗普将新冠病毒称为“中国病毒”而愤然站出来投票。《华盛顿邮报》等媒体分析，亚裔在一定程度上帮助拜登拿下了共和党长期占有优势的“红州”佐治亚州。同时，华裔总统候选人杨安泽及其华裔支持者的出现也意味着华人正在思考如何利用手中的选票来为自身谋取利益，并逐渐愿意为此投入更多金钱和精力。此外，持续发生的反亚裔仇恨犯罪不仅促使人们走上街头抗议不公待遇，也使得更多华人开始反思过去所遭遇的歧视。从前，亚裔父母在与孩子的交流中更容易对种族歧视保持沉默。但《纽约时报》最近的一篇报道指出，一些年轻的二代亚裔美国人开始主动与长辈就种族歧视展开对话。

第一个被禁止进入美国的族裔群体

　　当前美国国内的一些对华裔美国人的敌视和疑虑，未尝不是一种“历史的回响”。直到1943年美国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签署《废除排华法》之前，数代华人都生活在美国排华法律的阴影之下。
　　19世纪末20世纪初，随着清朝的衰落和西方侵略者的到来，中国的社会动荡不断加深，这推动了中国人移民海外的浪潮;同时，奴隶制的废除和美国对西部诸州的开发创造了对劳动力的极大需求，中国移民适时满足了这样的需求，大量中国劳工由此涌入美国。初到美国的中国工人受到工厂主们的赞扬。1869年，美国《阿尔托加州日报》的记者指出，“中国人民是耕者、洗衣工、矿工、羊毛纺纱工和纺织工、家政佣人、雪茄制造者、制鞋商、铁路建设者，为本州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同时，作为美国最大的非白人移民群体，来自遥远国度的华人逐渐被视为威胁。在19世纪70年代的大萧条时期，加州工人党的领导人丹尼斯·科尔尼就指责中国人抢夺了美国人的工作，并指出华人苦力劳工是一种新的、需要取缔的奴隶制。

　　19世纪的美国媒体捕捉到了白人对中国移民的恐惧，开始将华人描述为祸害，并将华人与“污秽”、“狡猾”、“异教徒”等词汇联系在一起。唐人街则被描绘成和赌博、鸦片、卖淫等恶习相关的藏污纳垢之处。随着这些种族主义形象在主流流行文化中的广泛传播，美国社会中的反华运动随之兴起。从19世纪50年代开始，中国人被有组织地骚扰、围捕和驱逐。1882年，对中国移民的排斥最终推动美国国会通过了《排华法》。支持排华议案的参议员们阐述了中国移民对美国的威胁，他们声称中国移民来自一个“劣等种族”，“东方文明”将腐蚀美国，中国移民也正在以“机器般的”方式和“铁的肌肉”同白人工人竞争。禁止中国劳工进入美国的《排华法》于1882年5月6日正式頒布，期限为10年。此后，该法案的有效期被延长两次，并于1904年成为永久性的法律。就这样，华人成为第一个被法律禁止进入美国的族裔群体。

亚裔美国人与西方视域中的亚洲

　　华裔美国人被排斥和歧视的历史并非是孤立的，而是和其他亚裔美国人的历史紧密相连：在日本袭击珍珠港之后，即使是在日本殖民统治下挣扎数十年的朝鲜裔美国人也会因母国被视为日本的附属国而遭到不公正对待，华裔美国人则不得不戴着“我是中国人”的徽章将自己与日本人区分开来;在上世纪80年代，当人们怀疑日本制造业夺走了美国工人的饭碗时，美籍华裔工程师陈果仁因被误认为是日本人而遇袭致死;而当如今的政客们操纵着“中国病毒”的话语时，被歧视和袭击的不只有中国人，还有韩国人和泰国人。亚裔群体的认同不仅产生于同样的肤色，更产生于庞大的、渗入美国人生活各个角落的歧视性系统。 　　在美国社会中，原本多元的亚裔美国人往往被视为一个同质性的群体，其背后是西方长久以来形成的“东方主义范式”。在西方人的视域中，亚洲被视为“西方的他者”（West’s Other），亚裔美国人被视为与亚洲相联系的外国人，而非对美国忠诚的美国人。在日常生活中，亚裔美国人经常被问及“你来自哪里？”当回答是“新泽西”、“孟菲斯”或者“纽约”时，提问者往往会继续追问“我说的是你真正来自哪里？”他们所期待的答案可能是“中国”、“日本”或者“菲律宾”而非美国的某一地名。这一问题背后所隐藏的假设是，亚洲人并不是真正的美国人。
　　同时，在对美国白人与非裔美国人的种族区隔中，亚裔美国人是“确定无疑的非白人”。和非裔美国人一样，亚裔曾被拒绝享有与美国白人平等的权利。在美国的历史上，亚裔美国人曾被禁止成为归化的公民，禁止与白人通婚，禁止拥有和租赁土地，且不断地经历着基于种族的歧视和骚扰。亚裔美国人共同面临着的歧视性系统使其开始联合起来争取权利和平等，并在斗争中形成联结和认同。他们最开始被非裔美国人争取民权的斗争所激励，成为20世纪六七十年代民权运动中的重要力量。渐渐地，一种在亚洲移民和族裔社会之间的泛族裔认同开始萌生，一些亚裔活动家组建起集中关注亚裔美国人问题的政治联盟，并倡导同其他种族进行跨种族的联合。亚裔美国人开始走到美国历史的前台，讲述自己的故事。

“模范少数族裔”：标签与现实

　　将亚裔美国人视为同质性群体的思维方式也固化了诸多关于亚裔群体的想象。其中，“模范少数族裔”是当今美国最常见的一种关于亚裔群体的刻板印象。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和亚洲盟友在太平洋战场上的并肩协作为亚裔美国人开启了参与美国社会的新机会，美国人对亚洲移民的态度也有所缓和。冷战时期，为了应对苏联对美国国内种族歧视的批评，那些克服困难、实现“美国梦”的亚裔美国人被刻画为“模范少数族裔”来为美式民主辩护。20世纪80年代，带着“模范少数族裔”标签的亚裔美国人更频繁地出现在美国的公共话语中。媒体开始大力渲染亚裔美国人在学业上的突出表现及其社会经济成就，并用亚洲“独特的”价值观和文化来解释亚裔美国人的成功。
　　然而，“模范少数族裔”的标签掩盖了亚裔美国人内部的差异。这一标签颂扬那些取得成功的亚裔美国人，却忽视了占据相当比例的、仍挣扎在贫困线上的亚裔美国人。皮尤调查中心的数据显示，亚裔美国人在2019年的年平均收入（85800美元）高于美国所有家庭的年平均收入（61800美元）。但是，被统计的19个亚裔群体中有12个的贫困率高于美国平均水平。在受教育程度上，25岁以上的亚洲人中有一半以上（54%）具有大学以上的学历，这一比例高于同一年龄段的美国人口（33%）。然而，亚裔群体内部的受教育程度存在着巨大的差异，其中，不丹裔成年人获得大学文凭的概率只有15%。
　　更为重要的是，“模范少数族裔”的标签让美国人对持久的不平等现象视而不见。一种很常见的想法是，既然亚裔美国人已经成为在教育和经济上都占据优势的“模范族裔”，美国社会中自然不存在针对亚裔的种族歧视。在某种程度上，享有“特权”和默默无闻的亚裔美国人也成为这种叙事的“共谋者”。相当一部分亚裔在不抱怨的情况下，忍受着生活中的种族歧视，并忠诚地为美国社会提供服务。
　　这种对亚洲人的刻板印象也将亚裔美国人与其他族裔区分开来。当一部分少数族裔被当作“好移民”颂扬时，另一部分则被当作“坏移民”贬抑：非裔美国人的贫困被认为是由落后的文化和不健全的家庭教育而非其他的社会经济弊病所导致。亚裔在没有政府帮助下所取得的成就也被用來非法化非裔美国人面对歧视时的抗争。渐渐地，对亚裔与非裔美国人的比较使两个族群之间出现嫌隙。

　　如果看不到“模范少数族裔”标签背后多元的亚裔群体和复杂的亚裔历史，则很难理解亚裔美国人群体在“平权行动”上展现的不同态度。一些亚裔父母认为，平权行动不合理地赋予了黑人和拉丁裔的孩子一种种族优势，而他们自己的孩子却被忽视了。Swan Lee是亚裔美国人教育联盟的创始人。这一组织于2014年对哈佛大学提起诉讼，指责常春藤盟校有意压制了亚裔学生的录取率。Swan Lee称，尽管取得了非常优异的成绩，她女儿的一位朋友还是被一所大学拒绝了，这位年轻人最后只能在他父亲供职的餐厅内做服务员。
　　另一部分亚裔美国人则支持平权运动。他们认为，亚裔学生所遭遇的不利状况并不意味着应该摒弃那些旨在对抗系统性种族歧视的政策。在他们看来，亚裔群体只有和其他少数族裔团结起来，才能最终消除白人所享有的特权。旧金山的中国平权行动联合执行主任Vincent Pan说：“我们当然有权使自己不受歧视，但我们无权使对他人的歧视永久地存在。”

改变与反思

　　20世纪七八十年代，日本制造业的飞速发展与美国低迷的经济状况形成了鲜明对比。在以汽车制造业为支柱产业的底特律，大批汽车工人失业，而这被归咎于日本的汽车工业和工人。针对亚裔美国人的仇恨犯罪由此急剧上升。1982年，美籍华裔工程师陈果仁（Vincent Chen）于底特律被枪杀。杀死陈果仁的汽车工人埃本斯称其为“日本佬”，并对陈喊道：“就是因为你们这帮狗日的，我们才失业了。”凶手最终被判处罚款3800美元和三年的缓刑。这引发了公众的愤怒，一位华裔记者回忆：“突然之间，那些忍受了一辈子的人开始怀疑，他们对苦难的沉默可能并不是一种美德。”抗议的人们发起了美国历史上第一个大规模的泛亚裔美国人运动，并呼吁关注针对亚裔美国人的仇恨犯罪。然而，当由多族裔人群组织起来的“美国公民伸张正义联合会”代表陈果仁提起民事诉讼时，杀死陈果仁的凶手却在终审判决中被宣告无罪。
　　“陈果仁案”提醒亚裔美国人，美国没有改变。PBS制作、2020年播出的纪录片《亚裔美国人》中有这样一句评论：“1882年，你杀一个中国佬，可以花1美元就脱身;1982年，你杀一名亚裔美国人，花3000美元就能脱身。”发生在2021年3月的亚特兰大枪击案和案发后美国警察为罪犯开脱的说辞不禁让人们再次发问：“美国改变了吗？”
　　毋庸置疑，当代华裔美国人和1882年排华法案出台时的华裔美国人有着不同的处境：当前，华裔美国人群体正在不断壮大，而中国是美国移民的最大来源国之一，向美国输送了大量留学生和投资移民。华裔美国人的结构也发生了显著变化，他们比老一代的移民更加年轻，且受过良好的教育。中国国家实力的提升赋予了华裔移民更多的身份优势，而不少华裔美国人在加入美国国籍的同时仍旧保留着对亚洲文化和价值观的认同。雅虎的创始人杨致远（Jerry Yang）坦言，“当我回亚洲做生意时，我的（双重）身份确实有帮助。”在“陈果仁案”发生后的几十年间，华裔美国人也不断用行动捍卫着自身的权利。一些华裔美国人与其他亚裔美国人联合起来推动多族裔联盟和行动，拒绝被框定在“模范少数族裔”的刻板印象之中，主动讲述并记录自己族裔的历史。
　　与此同时，华裔美国人仍是美国社会中被歧视的对象。种族主义和排外情绪一直根植于美国的土壤之中，根植于美国的制度体系和一些美国人的价值观之中。争取权利平等的行动始终与妥协相伴随。这些妥协发生在立法者以微不足道的变化替代更广泛的改变时，发生在人们以“模范少数族裔”的标签区分不同的移民群体时，发生在人们批驳对某一少数族裔群体的不公而忽视对另一少数族裔所面临的歧视时。这些妥协也允许政客们趁势挑起民众对移民的仇视和恐惧，并以此获得政治权力。
　　正如李漪莲在《亚裔美国的创生》中所说，尽管亚裔美国人是多元的，但他们是一个更大的亚裔美国人社会的一部分。这一群体以其复杂性从独特的角度讲述了美国的故事。他们的历史是由移民的梦想、美国的现实和全球化的联系汇聚成的历史，而这种历史塑造了今天的美国。今天，华裔美国人和亚裔美国人的历史正不断促使人们反思：美国与移民、移民社区之间的关系究竟是怎样的，身为美国人意味着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