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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去柏”教授何许人也?答曰:一个退休后来中国发挥余热的美国教师。他同时也称自己为一名普通的“中国教师”。他的本名叫Philip Holtrop,何去柏是他的中文名。
初见何去柏教授,是在2013年初夏的北京大学食堂。老先生满头白发,面色红润,坐在餐桌前,嘴巴是经常咧开的,时不时发出呵呵的笑声。我忍不住打趣说:“教授,您这么兴奋,体内的多巴胺一定超乎常人!”何去柏不假思索地回答:“对,多巴胺让我感到快乐幸福。退休后,我每年都能来中国讲学,这对我来说就是一种幸福。”他的语气中洋溢着对中国的热爱之情。
我知道,时年84岁的何去柏教授,早在1992年就利用休假来中国从事教育工作了。何去柏是哈佛大学史学和哲学博士,1999年从美国卡尔文大学哲学教授岗位上正式退休,随即就来华参与了北京大学《中国初级宗教研究》这一科研项目的研究工作,同时在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人民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讲授宗教、文化、道德与哲学课程。
何去柏坦言,他非常热爱中国和中国人民,不仅因为中国拥有悠久历史和灿烂文化,更因为中国人民的忠诚和中华民族的坚强。所以每次来到中国,他都感觉到无比的兴奋和幸福。
美籍华人樊红琦在谈到何去柏教授时说:“这个老头特别热爱中国,所以对一些中国学生就会有些恨铁不成钢,常常会直率地发表批评意见,然后幽默地提出改进建议。”何去柏不仅经常在学术上关心、帮助中国学生,还根据他们的特长,把他们推荐给美国大学,尽其所能地为他们的发展打开更广阔的空间。
重回中国,他看到自己曾经帮助过的一批学生在工作岗位上所取得的佳绩,又怎能不开怀大笑呢?
接下来,令我更惊奇的一幕出现了。在正式开餐前,何去柏教授居然旁若无人地解开自己衬衫的几颗纽扣,很潇洒地掏出一支胰岛素笔,对准自己的肚皮就是一下。原来,何去柏教授是个糖尿病患者。于是,我郑重其事地对何去柏说:“教授要保重身体啊!应该少吃面包和餐后甜点!”何去柏听罢,微微一笑,轻描淡写地说:“当许多糖尿病人听医生讲‘可以控制,不能根治’时,就会觉得自己得了‘不治之症’,这一生都完了。所有的注意力都集中在“病”上后,抑郁和偏执很可能就会找上他们。”说到此处,何去柏顿了顿,很坦然地将一块小甜点塞进嘴里,细细品味一番后,接着说:“一个人的生命最长也就有三万多天。细想一下,这三万多天的人生中,我们更需要的是什么?我觉得就是一种快乐的人生态度,这个态度既包括对名利的追求,也包括对感情、对健康的追求。人要积极追求健康,追求生命质量,但是追求不是苛求。生活中的我,只是血糖高了,只是在餐前比别人多加了一道汤。”说到此处,他像老顽童一般,狡黠地一笑:“只是加了一点点叫作胰岛素的调味汁。这么一想,就释怀了,没什么好难过的,我身体的其他零件都在好好地运转,不是吗?”
我被触动了:是啊!这就是一种拥有高迈心灵境界的人生哲学。何去柏将精神的超越作为人生的一种境界来追求、来实践,力求自我超脱,从而达到了蔑视疾病,消解痛苦的层次。这种执着于人生而又有精神超越力的生命范式蕴含着坚定、沉着、乐观的人生态度,很值得我学习!
再遇何去柏教授,已是2015年的暮春。在南京,我听了老先生的《中美教育的比较研究》《中美文化的比较研究》等学术讲座,对老先生的快乐哲学,有了更深一层的认知。
何去柏认为中国的教育规约多、背诵多、训练多,导致学生在学习中感受不到快乐。而美国教育则不同,美国教师对孩子的活动干预少,几乎不要求孩子背诵,尽量让孩子多玩,主张利用孩子的探索天性,通过让他们接触大自然、认识真实世界,来建构认知体系;让孩子在玩乐之中运用五官去感觉对象的大小、形状、颜色、质地,用心去体会其中的意义,而不是直接获得正确答案。他举例说,瑞士心理学家皮亚杰在观察自己十个月大的儿子时,发现儿子老是把面包撕成碎片往地上扔,并且非常專注地观察面包的落点。皮亚杰由此猜想那可能是孩子在探索和学习万有引力的过程。为什么面包会落下去?为什么气球会浮起来?孩子在玩乐中认知并体会着这个世界。何去柏觉得在学习过程中,游戏的设计极其重要,好的游戏能让学生学到更多的知识,积累更多的经验,在全身心投入学习的过程中得到快乐。
何去柏说:“学习的最大快乐,就是可以找到自信。课堂里的每一个学习个体在每一个角落都能找到自信,并充分地活在获得快乐的满足中,活在自我价值实现的满足中。”
聆听着何去柏的演讲,我浮想联翩:茗香满屋的氤氲中,隐约而现的是他愉悦伟岸的身影;朴实简约的衣饰,遮掩不尽的是他美国绅士的气质;年年来华的执着,流露的是他赤子博爱的真纯……毕生游走于哲学、史学、宗教学、伦理学之间的何去柏,以快乐为准绳,精研哲学,而骨子里则是纯粹的宗教大爱之心。各类学科相谐相成,静水流深,形成了其独特的人格魅力。较之杜威,他多了几分俏皮;较之布鲁姆,他多了几分通透;较之华特,他多了几分豁然;较之泰勒,他多了几分开放;较之布鲁纳,他多了一些快乐的实践;较之孟禄,他多了几分目的性意识。然而,自始至终,他都在快乐的边缘徘徊。何去柏的一切思想及言行,出发点都是为了如何获得快乐。当快乐的标准及追求快乐的过程被自身条件、环境条件、道德规范所阻碍的时候,快乐就很难实现,产生痛苦的情感就将是必然的,比如何去柏就经常为患精神疾病的儿子而苦。所以他说:痛苦来源于对快乐的不断追求。这也是他来华寻找哲学意义上的快乐的原因。
“痛苦是对精神意志的一种挑战、一种磨练”,这是何去柏返璞归真后的自言自语;“只有正视、善待痛苦,才能通过学习、探索、感悟获得快乐”,这是他对自己一生孜孜求索的回答。生命总是朝着最好的方向发展,所谓最好的方向,就是以获得快乐为目标而进行的发展。何去柏兼容哲学、史学、宗教学、伦理学的精髓,关注教育,透悟人生,洞悉自然。站在华夏这片哲学底蕴深厚的大地之上,何去柏认为自己找到了快乐最根本的源泉。
初见何去柏教授,是在2013年初夏的北京大学食堂。老先生满头白发,面色红润,坐在餐桌前,嘴巴是经常咧开的,时不时发出呵呵的笑声。我忍不住打趣说:“教授,您这么兴奋,体内的多巴胺一定超乎常人!”何去柏不假思索地回答:“对,多巴胺让我感到快乐幸福。退休后,我每年都能来中国讲学,这对我来说就是一种幸福。”他的语气中洋溢着对中国的热爱之情。
我知道,时年84岁的何去柏教授,早在1992年就利用休假来中国从事教育工作了。何去柏是哈佛大学史学和哲学博士,1999年从美国卡尔文大学哲学教授岗位上正式退休,随即就来华参与了北京大学《中国初级宗教研究》这一科研项目的研究工作,同时在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人民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讲授宗教、文化、道德与哲学课程。
何去柏坦言,他非常热爱中国和中国人民,不仅因为中国拥有悠久历史和灿烂文化,更因为中国人民的忠诚和中华民族的坚强。所以每次来到中国,他都感觉到无比的兴奋和幸福。
美籍华人樊红琦在谈到何去柏教授时说:“这个老头特别热爱中国,所以对一些中国学生就会有些恨铁不成钢,常常会直率地发表批评意见,然后幽默地提出改进建议。”何去柏不仅经常在学术上关心、帮助中国学生,还根据他们的特长,把他们推荐给美国大学,尽其所能地为他们的发展打开更广阔的空间。
重回中国,他看到自己曾经帮助过的一批学生在工作岗位上所取得的佳绩,又怎能不开怀大笑呢?
接下来,令我更惊奇的一幕出现了。在正式开餐前,何去柏教授居然旁若无人地解开自己衬衫的几颗纽扣,很潇洒地掏出一支胰岛素笔,对准自己的肚皮就是一下。原来,何去柏教授是个糖尿病患者。于是,我郑重其事地对何去柏说:“教授要保重身体啊!应该少吃面包和餐后甜点!”何去柏听罢,微微一笑,轻描淡写地说:“当许多糖尿病人听医生讲‘可以控制,不能根治’时,就会觉得自己得了‘不治之症’,这一生都完了。所有的注意力都集中在“病”上后,抑郁和偏执很可能就会找上他们。”说到此处,何去柏顿了顿,很坦然地将一块小甜点塞进嘴里,细细品味一番后,接着说:“一个人的生命最长也就有三万多天。细想一下,这三万多天的人生中,我们更需要的是什么?我觉得就是一种快乐的人生态度,这个态度既包括对名利的追求,也包括对感情、对健康的追求。人要积极追求健康,追求生命质量,但是追求不是苛求。生活中的我,只是血糖高了,只是在餐前比别人多加了一道汤。”说到此处,他像老顽童一般,狡黠地一笑:“只是加了一点点叫作胰岛素的调味汁。这么一想,就释怀了,没什么好难过的,我身体的其他零件都在好好地运转,不是吗?”
我被触动了:是啊!这就是一种拥有高迈心灵境界的人生哲学。何去柏将精神的超越作为人生的一种境界来追求、来实践,力求自我超脱,从而达到了蔑视疾病,消解痛苦的层次。这种执着于人生而又有精神超越力的生命范式蕴含着坚定、沉着、乐观的人生态度,很值得我学习!
再遇何去柏教授,已是2015年的暮春。在南京,我听了老先生的《中美教育的比较研究》《中美文化的比较研究》等学术讲座,对老先生的快乐哲学,有了更深一层的认知。
何去柏认为中国的教育规约多、背诵多、训练多,导致学生在学习中感受不到快乐。而美国教育则不同,美国教师对孩子的活动干预少,几乎不要求孩子背诵,尽量让孩子多玩,主张利用孩子的探索天性,通过让他们接触大自然、认识真实世界,来建构认知体系;让孩子在玩乐之中运用五官去感觉对象的大小、形状、颜色、质地,用心去体会其中的意义,而不是直接获得正确答案。他举例说,瑞士心理学家皮亚杰在观察自己十个月大的儿子时,发现儿子老是把面包撕成碎片往地上扔,并且非常專注地观察面包的落点。皮亚杰由此猜想那可能是孩子在探索和学习万有引力的过程。为什么面包会落下去?为什么气球会浮起来?孩子在玩乐中认知并体会着这个世界。何去柏觉得在学习过程中,游戏的设计极其重要,好的游戏能让学生学到更多的知识,积累更多的经验,在全身心投入学习的过程中得到快乐。
何去柏说:“学习的最大快乐,就是可以找到自信。课堂里的每一个学习个体在每一个角落都能找到自信,并充分地活在获得快乐的满足中,活在自我价值实现的满足中。”
聆听着何去柏的演讲,我浮想联翩:茗香满屋的氤氲中,隐约而现的是他愉悦伟岸的身影;朴实简约的衣饰,遮掩不尽的是他美国绅士的气质;年年来华的执着,流露的是他赤子博爱的真纯……毕生游走于哲学、史学、宗教学、伦理学之间的何去柏,以快乐为准绳,精研哲学,而骨子里则是纯粹的宗教大爱之心。各类学科相谐相成,静水流深,形成了其独特的人格魅力。较之杜威,他多了几分俏皮;较之布鲁姆,他多了几分通透;较之华特,他多了几分豁然;较之泰勒,他多了几分开放;较之布鲁纳,他多了一些快乐的实践;较之孟禄,他多了几分目的性意识。然而,自始至终,他都在快乐的边缘徘徊。何去柏的一切思想及言行,出发点都是为了如何获得快乐。当快乐的标准及追求快乐的过程被自身条件、环境条件、道德规范所阻碍的时候,快乐就很难实现,产生痛苦的情感就将是必然的,比如何去柏就经常为患精神疾病的儿子而苦。所以他说:痛苦来源于对快乐的不断追求。这也是他来华寻找哲学意义上的快乐的原因。
“痛苦是对精神意志的一种挑战、一种磨练”,这是何去柏返璞归真后的自言自语;“只有正视、善待痛苦,才能通过学习、探索、感悟获得快乐”,这是他对自己一生孜孜求索的回答。生命总是朝着最好的方向发展,所谓最好的方向,就是以获得快乐为目标而进行的发展。何去柏兼容哲学、史学、宗教学、伦理学的精髓,关注教育,透悟人生,洞悉自然。站在华夏这片哲学底蕴深厚的大地之上,何去柏认为自己找到了快乐最根本的源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