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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随着改革开放的纵深发展，我国目前处于社会转型的攻坚期，新老制度和理念出现激烈碰撞，多种社会矛盾凸显，尤其是对农村经济的冲击，造成近两年因宅基地纠纷、拆迁纠纷、邻里关系纠纷引发的刑事犯罪居高不下，为农村社会稳定带来极大隐患。笔者以从事侦查监督工作实际出发，就在办案工作中发现此类犯罪呈现的特征及对策进行分析研究，以期在解决农村刑事法律问题、更好地维护农村稳定方面提供借鉴。
关键词：农村矛盾；犯罪特征类型；对策分析
中图分类号：D920.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1-864X（2016）08-0123-01
据初步统计，我院近两年来办理涉及农村犯罪审查逮捕案件170余件，占办案总数1/4，且在逐步升高；我院控告申诉部门受理的控申案件中，涉及刑事案件的90%发生在农村。笔者从自身办案实践出发，对此类案件进行了分析梳理，发现涉及农村犯罪案件呈现四个特征，值得重视。
一、呈现的特征
（一）发案时段相对集中。
主要集中在村两委换届选举期间，村民出于派性、家族性思想，分帮结派，相互检举揭发，从而引起一系列刑事犯罪案件发生。如该院办理的某村村支书、村委会委员魏某等人涉嫌职务侵占、挪用资金案件，案发原因系为争夺村干部席位，该村不同“派系”之间摩擦不断，互相检举揭发竞争对手多种类型违法行为。
（二）犯罪类型相对集中。
从近两年办案实际来看，涉及农村人和事的刑事犯罪主要集中为故意伤害、寻衅滋事、盗窃犯罪，其中故意伤害案件居于“龙头”地位，少见寻衅滋事和盗窃犯罪，盗窃犯罪案发于同村人之间的情况少见，多数是外来人流窜在农村实施的犯罪。另外，聚众型（扰乱社会秩序等）、群体性犯罪开始呈高发势态，需要引起各界高度重视。
（三）造成社会负面舆论影响较大。涉及农村犯罪中，大到村民选举矛盾、征地补助等矛盾，小到宅基地纠纷、邻里纠纷矛盾，都不同程度存在信访问题，一但处理不善，极可能会导致社会媒体舆论宣传，甚至出现赴省进京越级和集体非访，造成恶劣的社会影响。
二、原因分析
（一）文化素质偏低，法治意识淡薄。
从涉案人员文化程度看，80%处于初中文化以下，该类人员没有接受过良好高等教育，且部分人员家庭矛盾较大，明辨是非能力欠缺，个人本位思想严重，且法律意识淡薄，在纠纷发生后不是先考虑诉诸于法律，通过法律途径来维护和救济，而是通过暴力、聚众闹事、集体越级上访等方法来解决纠纷，导致问题升级，且愈演愈烈，并逐步走上刑事犯罪道路。
（二）村民“小群体”意识作崇。
无论是在村两委换届选举的敏感时段，还是在平时，村民思想中根据关系疏远程度和受利益的牵扯，思想中不同程度存在“小群体”或者“抱团”意识，尤其是在移民新村，此类现象凸显。如办理的张某故意伤害案，张某系该市移民新村村民，该移民村是2010年因国家南水北调工程，从河南南阳市移民搬迁而来，因为该村与附近群众融合时间较短，移民村村民具有很明显“抱团”和排外意识，当发现张某与村外人员发生矛盾后，该村二十余名村民在不明原因情况下，加入张某一方与对方发生厮打，造成一名被害人受轻伤的后果。
（三）农村法律宣传不到位，针对性不强。
一是司法机关以及司法行政机关在农村开展法律宣传力度还不够，目前开展的宣传工作主要依托于从上而下的专项活动，以检察工作为例，主要依托于每年的“举报宣传周”、“检察开放日”等专项活动；二是宣传内容和主题针对性不强，难以取得实质性效果。一般而言，从上至下的专项活动的都带有一个明确的宣传主题，但由于地域、民风、习俗等差异，甚至村与村之间都存在明显差异，每个村都有自己的具体问题和特殊情况，一概而论的宣传主题不一定就适合于每个村的具体情况。造成这种情况虽然存在受制于司法资源不足、人员精力捉襟见肘的原因，但主要问题还在于没有形成一个常态化的针对农村法律宣传工作的工作体制和工作模式，我们法律宣传工作就难以深入到农村基层群众中去，难以取得法律宣传预期的效果。
（四）对农村基层组织监督不到位，管理散乱。
上级行政主管部门和相关职能部门对村基层组织监管力度不够，村民又缺乏监督意识，致使村级行政管理混乱，尤其是村财务制度管理落实不到位，仍然存在大量“白条”入账、会计与出纳职责不分、私设“小金库”等违规现象，给不法犯罪分子提供了“浑水摸鱼”的机会，久而久之，就会在村民群众和村“两委”班子之间产生严重信任危机，为农村社会稳定带来极大隐患。
（五）农村基层组织干部素质不高，做群众工作能力不强。
一些农村基层组织干部缺乏政治敏锐性和责任感，疲软涣散，发挥不了应有的作用，甚至带头闹事，触犯法律底线。如王某等九人聚众扰乱社会秩序案，王某等人系村小组组长和村民代表，因征地补偿问题，多次带头组织村民阻挠、破坏周边企业生产和施工，该村两委以属于村小组自身事情为由，对周边企业所反映的问题置若罔闻，致使事态不断升级扩大，触犯刑法法律底线。
三、对策建议
（一）有针对性开展法治宣传，提高干群综合素质。
在充分调研基础上，针对农村具体问题，定期开展宣传教育，普及法律知识。如可到村民矛盾较大、刑事犯罪多发的村基层组织，通过给村民阶段性开展“法律讲堂”、社区普法教育、树立身边正反典型等多种方法，加强党和国家政策、现行法律、法规的教育，尤其是在村两委换届选举期间，努力引导村民自觉规范自身行为，增强干群法治意识，用法律思维去定纷止争。
（二）建立和完善矛盾疏导排查机制。
积极做好专门预防工作，检察机关作为法律监督机关，要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在各村基层组织设立联络员，加强内外部信息沟通，确保及时发现，及时化解；要结合办案实际，深入了解社会矛盾以及犯罪演变的轨迹，认真分析其原因和衍生的规律，科学地预测事态趋势，提出预防对策，从源头上减少此类案件的发生。
（三）坚持打防并举、标本兼治方针。
在办理涉及农村犯罪案件中，不能就案办案，要努力提升办案效果，充分利用好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当严则严，以打击促预防，对酌情可予以从轻处理的，不具有社会危险性的，可依法予以从轻，注重执法办案社会效果与法律效果的统一。
关键词：农村矛盾；犯罪特征类型；对策分析
中图分类号：D920.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1-864X（2016）08-0123-01
据初步统计，我院近两年来办理涉及农村犯罪审查逮捕案件170余件，占办案总数1/4，且在逐步升高；我院控告申诉部门受理的控申案件中，涉及刑事案件的90%发生在农村。笔者从自身办案实践出发，对此类案件进行了分析梳理，发现涉及农村犯罪案件呈现四个特征，值得重视。
一、呈现的特征
（一）发案时段相对集中。
主要集中在村两委换届选举期间，村民出于派性、家族性思想，分帮结派，相互检举揭发，从而引起一系列刑事犯罪案件发生。如该院办理的某村村支书、村委会委员魏某等人涉嫌职务侵占、挪用资金案件，案发原因系为争夺村干部席位，该村不同“派系”之间摩擦不断，互相检举揭发竞争对手多种类型违法行为。
（二）犯罪类型相对集中。
从近两年办案实际来看，涉及农村人和事的刑事犯罪主要集中为故意伤害、寻衅滋事、盗窃犯罪，其中故意伤害案件居于“龙头”地位，少见寻衅滋事和盗窃犯罪，盗窃犯罪案发于同村人之间的情况少见，多数是外来人流窜在农村实施的犯罪。另外，聚众型（扰乱社会秩序等）、群体性犯罪开始呈高发势态，需要引起各界高度重视。
（三）造成社会负面舆论影响较大。涉及农村犯罪中，大到村民选举矛盾、征地补助等矛盾，小到宅基地纠纷、邻里纠纷矛盾，都不同程度存在信访问题，一但处理不善，极可能会导致社会媒体舆论宣传，甚至出现赴省进京越级和集体非访，造成恶劣的社会影响。
二、原因分析
（一）文化素质偏低，法治意识淡薄。
从涉案人员文化程度看，80%处于初中文化以下，该类人员没有接受过良好高等教育，且部分人员家庭矛盾较大，明辨是非能力欠缺，个人本位思想严重，且法律意识淡薄，在纠纷发生后不是先考虑诉诸于法律，通过法律途径来维护和救济，而是通过暴力、聚众闹事、集体越级上访等方法来解决纠纷，导致问题升级，且愈演愈烈，并逐步走上刑事犯罪道路。
（二）村民“小群体”意识作崇。
无论是在村两委换届选举的敏感时段，还是在平时，村民思想中根据关系疏远程度和受利益的牵扯，思想中不同程度存在“小群体”或者“抱团”意识，尤其是在移民新村，此类现象凸显。如办理的张某故意伤害案，张某系该市移民新村村民，该移民村是2010年因国家南水北调工程，从河南南阳市移民搬迁而来，因为该村与附近群众融合时间较短，移民村村民具有很明显“抱团”和排外意识，当发现张某与村外人员发生矛盾后，该村二十余名村民在不明原因情况下，加入张某一方与对方发生厮打，造成一名被害人受轻伤的后果。
（三）农村法律宣传不到位，针对性不强。
一是司法机关以及司法行政机关在农村开展法律宣传力度还不够，目前开展的宣传工作主要依托于从上而下的专项活动，以检察工作为例，主要依托于每年的“举报宣传周”、“检察开放日”等专项活动；二是宣传内容和主题针对性不强，难以取得实质性效果。一般而言，从上至下的专项活动的都带有一个明确的宣传主题，但由于地域、民风、习俗等差异，甚至村与村之间都存在明显差异，每个村都有自己的具体问题和特殊情况，一概而论的宣传主题不一定就适合于每个村的具体情况。造成这种情况虽然存在受制于司法资源不足、人员精力捉襟见肘的原因，但主要问题还在于没有形成一个常态化的针对农村法律宣传工作的工作体制和工作模式，我们法律宣传工作就难以深入到农村基层群众中去，难以取得法律宣传预期的效果。
（四）对农村基层组织监督不到位，管理散乱。
上级行政主管部门和相关职能部门对村基层组织监管力度不够，村民又缺乏监督意识，致使村级行政管理混乱，尤其是村财务制度管理落实不到位，仍然存在大量“白条”入账、会计与出纳职责不分、私设“小金库”等违规现象，给不法犯罪分子提供了“浑水摸鱼”的机会，久而久之，就会在村民群众和村“两委”班子之间产生严重信任危机，为农村社会稳定带来极大隐患。
（五）农村基层组织干部素质不高，做群众工作能力不强。
一些农村基层组织干部缺乏政治敏锐性和责任感，疲软涣散，发挥不了应有的作用，甚至带头闹事，触犯法律底线。如王某等九人聚众扰乱社会秩序案，王某等人系村小组组长和村民代表，因征地补偿问题，多次带头组织村民阻挠、破坏周边企业生产和施工，该村两委以属于村小组自身事情为由，对周边企业所反映的问题置若罔闻，致使事态不断升级扩大，触犯刑法法律底线。
三、对策建议
（一）有针对性开展法治宣传，提高干群综合素质。
在充分调研基础上，针对农村具体问题，定期开展宣传教育，普及法律知识。如可到村民矛盾较大、刑事犯罪多发的村基层组织，通过给村民阶段性开展“法律讲堂”、社区普法教育、树立身边正反典型等多种方法，加强党和国家政策、现行法律、法规的教育，尤其是在村两委换届选举期间，努力引导村民自觉规范自身行为，增强干群法治意识，用法律思维去定纷止争。
（二）建立和完善矛盾疏导排查机制。
积极做好专门预防工作，检察机关作为法律监督机关，要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在各村基层组织设立联络员，加强内外部信息沟通，确保及时发现，及时化解；要结合办案实际，深入了解社会矛盾以及犯罪演变的轨迹，认真分析其原因和衍生的规律，科学地预测事态趋势，提出预防对策，从源头上减少此类案件的发生。
（三）坚持打防并举、标本兼治方针。
在办理涉及农村犯罪案件中，不能就案办案，要努力提升办案效果，充分利用好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当严则严，以打击促预防，对酌情可予以从轻处理的，不具有社会危险性的，可依法予以从轻，注重执法办案社会效果与法律效果的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