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些年读报刊，常见一些回忆“三年困难”时期的文章，说到当年民众生活困难、食不果腹的情况时，总有“人们饥饿难耐，只好吃树皮、草根”或“以树皮、草根充饥”等语。每读到这样的话，头脑里总打个问号：树皮、草根怎么吃？
　　之所以对“吃树皮、草根”提出疑问，是因为笔者经历过“三年困难”时期，对当年民众吃什么、怎么吃，非常清楚。
　　被称为“三年困难”时期的1959至1961年，笔者经历了中等城市保定的高中学生生活，大城市天津（当时是河北省会）的大学学生生活，冀南农村的大办公共食堂生活和冀中农村普通农民生活。可以说，河北大中城市和农村生活皆“尝遍”，对城市人、农村人都吃什么，应该说有一定的发言权。
　　如实说，“三年困难”时期无论城市人还是农村人，天天处于饥饿状态，许多人饿得患了浮肿，甚至有不正常死亡，这是不争的事实，但不能笼而统之地说，“无粮可食，饿得只好吃树皮、草根”。
　　先说城市。城市里机关企事业单位的干部职工、大中小学学生和市民，当年都是有粮食定量的，按工种、年龄每人每月有30多斤、20多斤或十斤八斤不等，且每月都有保障。这个定量若放在今天，肯定够用，因肉食、蔬菜应有尽有，主食反倒吃不多；但那时基本上见不到肉食，蔬菜也极少，天天啃那么点儿主食，肚子里没油水，当然要饥饿。笔者在保定读高中时，每月粮食定量30斤，伙食费每月8元，每天1斤粮食分3顿吃，早饭2两，午、晚饭各4两，饥饿难忍。食堂备有高价粮（不收粮票）——玉米面饼子，8分钱一个（定量内的才2分钱），可随便买，但谁也买不起。在天津读大学时，每月粮食定量36斤，伙食费每月15元，也是天天处于饥饿状态。当时天津食品商店出售高价点心（不收粮票），每斤3元，一般人都吃不起，大学生更无人问津。就是这样，也没见谁吃树皮、草根。
　　在广大农村，社员的生活状况比城市就惨得多了。社员没有城市干部、职工、学生、市民那样的糧食定量，据说供给社员每人每天4两粮，实际上根本达不到。“瓜菜代”是困难时期使用频率很高的名词，指人们用瓜、菜、代食品弥补粮食奇缺而渡过饥荒。那时农村粮食不够，瓜、菜也近乎零，就主要靠吃代食品。代食品最佳者是红薯蔓和红薯叶（这种东西含淀粉较多），蔓、叶吃光了，只好吃玉米棒子轴、棉花桃的壳——将这些东西轧成粉状，掺上少许玉米面，蒸成饼子，用以充饥。如此这般，公共食堂每天开两顿饭，每个社员每顿可领到两个这种代食品做的饼子，再加一勺没有任何菜的清汤。这些东西又没什么营养，怎么会不挨饿呢？
　　“三年困难”时期，农村社员吃代食品、吃野菜、吃柳葚（柳絮未开前的籽实）是个普遍现象，但从未见过吃树皮、吃草根的。道理不言自明：树皮、草根没法吃。老树的树皮一年四季是干裂的，小树的树皮也坚硬，啃不动，除非你是铁嘴钢牙，啃下来也是吃木头。磨成面是木屑，能吃么？要吃，怎么不去吃树叶？草根是细小的短须，没啥东西，吃什么？为何不吃草叶？至于榆树皮，那倒是可以吃的，但吃榆树皮并非为了当作代食品来充饥，而是榆树皮磨成的面有特殊的功能。吃榆皮面的背景是这样的：上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初，冀中、冀南一带雨水大，经常闹水灾，所以农村广种高粱（水灾过后，高粱有收成），高粱遂成为农民占比重很大的主食。而高粱面无黏性，做面条、包饺子成不了型，必须掺进有黏性的东西。榆皮面极有黏性，遂成为那个年代广大农村常见的一种商品，农村集市上多有出售榆皮和榆皮面的商贩。但这与有些文章说的“吃树皮”，是完全两回事儿，并非没有粮食才吃榆皮。
　　也许笔者孤陋寡闻，不知困难时期什么地方真有吃树皮、吃草根的。写这篇小文，愿意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听听见多识广的同志，介绍一下困难时期民众为何吃树皮、草根，又是咋个吃法，以增长敝人的见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