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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近年来我国经济环境复杂多变，内外风险层出不穷，税收作为调控宏观经济运行的重要工具，频繁的被用来引导和刺激经济发展，优化经濟结构。因此研究税收与经济增长之间的相互关系是极为关键的。本文利用1994年到2018年这25个时间序列数据，建立线性回归模型，并通过单位根检验、协整检验对税收收入增长率、非税收入占税收收入的比值以及GDP增长率之间的关系进行研究，分析变量之间的作用机制，深入挖掘税收政策的变迁对我国经济增长的影响，结果表明变量之间存在着长期稳定的协整关系，税收收入的增长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较大，而非税收入比例越高则越不利于经济增长。
【关键词】：减税降负 单位根检验 协整检验 非税收入占比
一、引言
自改革开放以来，为适应经济发展的目标和需要，我国不断调整财政政策并稳步推进财税体制的改革。2008年下半年开始我国实施了积极财政政策并出台了许多具体措施来表明减税与税改并存是明确的方向。2018年财政部表示，我国宏观税率连续两年保持下降并将实施更大规模更为明显的减税政策 。我国之所以实施如此大力度的减税是因为：从宏观来看，经济下行的压力加大以及国际税收风险的不确定性，使得财政必须形成一定的风险抵御能力。从微观来看，企业税负较重且部分企业在经营困难的处境下仍要交税，“税收痛感”强烈，微观经济主体消费需求降低。因此税收作为一种积极财政政策的工具，在调控宏观经济、引导和刺激经济发展方面被寄予厚望。但是给纳税人减税降负难以短时间内落到实处，释放市场活力也不是一蹴而就，政府如此大规模的减税降费对财政收支造成的压力却是即时的，同时各种减税措施都会对社会经济运行产生一定的消极作用 ，所以如何以必要的税收收入减少来换取经济的稳定增长，即如何调整税收政策的目标是减税政策的重点问题。
二、研究设计
（一）数据选取与变量说明
减税降负政策的作用对象是通过释放市场活力来保证国民经济的持续稳定增长，采取的手段则是降低税收收入以及进一步清理费和基金。所以本文最终选取税收收入增长率，非税收入占比两个解释变量来研究GDP增长率Y的波动规律。本文剔除不同时期物价水平对收入的影响，采用比值指标。数据样本区间选择1994年到2018年，来源于中国国家统计局国家数据网站。
1.被解释变量
GDP增长率Y，GDP的增长率是常用来衡量国民经济运行状况的一个重要指标，税收政策目标的调整体现在税收收入的增长与GDP的增长保持在一个什么样的比例上，税收收入增长速度与GDP的增长速度相比，过慢则不能满足财政支出的需要;过快则会对国民经济运行造成负担。所以税收收入增长率应与GDP的增长率保持在一个合适的比例范围内，才能既保证政府有足够的财力资源来实现其职能，又能保障经济稳定发展。
2.解释变量
税收收入增长率X1，税收工具的作用效果直接体现在当年税收收入增长率的变动中，如2012年我国开始试点“营改增”，到逐步的扩大试点范围，再到2016年“营改增”全面推开，期间税收收入增长率逐年降低，从2012年的12.1%到2016年的4.4%。税收工具的使用在经济增长中扮演者重要的角色，经济学家拉弗研究表明，较高的税收收入虽能保障即期的财政收入但是却将抑制经济的增长，而减税却能刺激经济增长，扩大税基，增加以后年度的税收收入。
非税收入占比X2，我国财政收入的构成可以分为非税收入与税收收入，两者有各自明显的特性。税收收入具有无偿性、固定性、强制性三大特征，是世界各国最主要的经常性财政收入形式，它作为政府一般的筹资手段，可以由政府统筹安排使用。非税收入主要是指“为交换公共部门所提供的特殊商品和服务而进行的支付” ，往往是作为部门和地方特定用途的筹资手段，不具有固定性，也就不具备可持续性。维持合理的非税收入占税收收入的比重，即维持合理的财政收入的结构，对于经济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二）描述性统计
随着经济社会的迅速发展，GDP总值以及税收收入都取得了较大幅度的增长，税收收入的增长率与GDP的增长率基本协调且存在一定的正相关关系。从统计结果可以发现，1994年到2018年间，GDP增长率的均值为0.093，方差为0.004，说明各年份经济增长变动幅度较小。税收收入的增长率均值为0.1568，方差为0.0040，方差均值比达到了2.60%，说明总体来看25年间税收增长比较平稳，税收政策的调整幅度较小;非税收入的占比均值为0.1173，方差为0.0033，方差均值比达到了2.84%，说明税收政策在调整结构方面的力度较大，印证了自2015年底提出强调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三）平稳性检验
为确保结果的平稳性，本文对GDP增长率、税收收入增长率、非税收入占比的数据进行了单位根检验，检验结果表明，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下，原序列的t统计量大于相应的DW临界值，接受原假设，是非平稳序列。而对一阶差分进行检验时，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GDP增长率、税收收入增长率、非税收入占比的t统计量均小于相应的DW临界值，拒绝原假设。因此GDP增长率、税收收入增长率、非税收入占比都属于一阶单整I（1），达到协整检验的要求。
（四）协整检验
如果变量在某时期受到干扰那么就会偏离其长期的均衡点，例如由于税收目标的调整以及具体税收政策的执行都会对变量产生干扰，失去“均衡关系”。而具有各自的长期波动规律非平稳经济变量，如果他们之间存在协整关系，即使偶然会出现经济变量短期内偏离平衡点的现象，偏差也会被内部机制消除，来保证均衡关系长期持续下去 。本文采用EG两步法进行协整检验。
得到方程：Y=0.059051+0.240205X1-0.032691X2+
令ecm=resid，经检验得到残差平稳性检验结果，P值为0.0005，认为残差平稳，变量之间存在协整关系。 然而，仍是可能由于误差项的影响，导致在短时间内偏离平衡关系。此处建立ECM模型來对其进行修正处理，得到修正后的模型：
DY=-0.02597+0.186419X1-0.160349X2-0.491759ecm（-1）
在此模型中，从1994到2018年，GDP的增长率与税收收入增长率以及非税收入占比之间保持了长期动态平衡关系，模型中的ecm为误差修正项，误差修正系数为-0.491759，即当短期走势偏离均衡点时，会以49.18%的力度将非均衡状态拉回到均衡状态。
从上述分析中可以看出，X1的系数说明税收收入增长率每增加1%，GDP增长率就增加0.186个百分点，这种增长关系符合经济发展的规律，经济意义检验通过。X2的系数说明非税收入占税收收入的比值每上升1%，GDP增长率就减少0.16个百分点，说明了非税收入比例过高则不利于经济发展。
三、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选取了我国1994-2018年税收收入、财政收入以及国内生产总值作为研究基础数据，构建了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对GDP增长率序列、税收收入增长率以及非税收入占比序列进行单位根检验，结果表明原序列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上均不平稳。而变量的一阶差分序列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都是平稳序列。随后又对变量进行协整检验并进行修正，发现变量之间存在着长期均衡关系。
研究结果表明，税收收入的增长使得政府可以有充足的财力来实现其职能，调节宏观经济平稳运行，税收收入的增长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一方面，财政财力充裕可以通过提供公共物品为我国经济的增长提供便利、奠定基础;另一方面，财政财力充裕可以通过财政支出等来刺激消费，拉动经济增长。因此总量上大规模的减税降负势必会影响到经济的运行。但是纳税人的“税收痛感”又是一个真实存在并且急需解决的问题，既要保证国民经济的平稳运行，又要拓展减税降负空间，税收政策的目标要进行谨慎调整。从非税收入与税收收入的比值跟GDP增长率的关系来看，优化财政收入的结构是一条明晰的政策思路。纳税人“税收痛感”强烈有很大一部分是由于大口径宏观税负中包含非税收入部分，因此减税降负要通盘来看，通过适度降低社保、土地、电价、气价、道路通行费等费用，治理乱收费，进一步清理整顿费和基金，清费立税等途径，降低非税收入的比重，提高税收收入的比重，从而保证经济持续稳定发展。
【参考文献】：
【1】 于志军.我国税收收入与GDP关系的实证及预测分析[J].会计之友，2013（14）：90-94
【2】 王玮.税收负担分配的局部调整：一个基本分析框架[J].地方财政研究，2015（01）：60-65.
【3】 闫坤，于树一.开启减税降费的新时代：以降“税感”拓展政策空间[J].税务研究，2018（03）：3-9.
【4】 张敏，吕瑞欣.公共商品收费之我见——对“费改税”的再认识[J].嘉兴学院学报，2001（02）：57-60.
【5】 林纯静.浙江省专利产出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研究[J].广西质量监督导报，2019（02）：69.
【基金项目】：本文属国家级大学生创新训练项目《税收负担的局部调整以及分配格局再确立的实证分析——基于蚌埠滤清器有限责任公司的实地调研》（编号201810378146）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管春晓（1997-），女，汉族，山东省潍坊市，安徽财经大学财政与公共管理学院，2016级本科生，财政学专业
【关键词】：减税降负 单位根检验 协整检验 非税收入占比
一、引言
自改革开放以来，为适应经济发展的目标和需要，我国不断调整财政政策并稳步推进财税体制的改革。2008年下半年开始我国实施了积极财政政策并出台了许多具体措施来表明减税与税改并存是明确的方向。2018年财政部表示，我国宏观税率连续两年保持下降并将实施更大规模更为明显的减税政策 。我国之所以实施如此大力度的减税是因为：从宏观来看，经济下行的压力加大以及国际税收风险的不确定性，使得财政必须形成一定的风险抵御能力。从微观来看，企业税负较重且部分企业在经营困难的处境下仍要交税，“税收痛感”强烈，微观经济主体消费需求降低。因此税收作为一种积极财政政策的工具，在调控宏观经济、引导和刺激经济发展方面被寄予厚望。但是给纳税人减税降负难以短时间内落到实处，释放市场活力也不是一蹴而就，政府如此大规模的减税降费对财政收支造成的压力却是即时的，同时各种减税措施都会对社会经济运行产生一定的消极作用 ，所以如何以必要的税收收入减少来换取经济的稳定增长，即如何调整税收政策的目标是减税政策的重点问题。
二、研究设计
（一）数据选取与变量说明
减税降负政策的作用对象是通过释放市场活力来保证国民经济的持续稳定增长，采取的手段则是降低税收收入以及进一步清理费和基金。所以本文最终选取税收收入增长率，非税收入占比两个解释变量来研究GDP增长率Y的波动规律。本文剔除不同时期物价水平对收入的影响，采用比值指标。数据样本区间选择1994年到2018年，来源于中国国家统计局国家数据网站。
1.被解释变量
GDP增长率Y，GDP的增长率是常用来衡量国民经济运行状况的一个重要指标，税收政策目标的调整体现在税收收入的增长与GDP的增长保持在一个什么样的比例上，税收收入增长速度与GDP的增长速度相比，过慢则不能满足财政支出的需要;过快则会对国民经济运行造成负担。所以税收收入增长率应与GDP的增长率保持在一个合适的比例范围内，才能既保证政府有足够的财力资源来实现其职能，又能保障经济稳定发展。
2.解释变量
税收收入增长率X1，税收工具的作用效果直接体现在当年税收收入增长率的变动中，如2012年我国开始试点“营改增”，到逐步的扩大试点范围，再到2016年“营改增”全面推开，期间税收收入增长率逐年降低，从2012年的12.1%到2016年的4.4%。税收工具的使用在经济增长中扮演者重要的角色，经济学家拉弗研究表明，较高的税收收入虽能保障即期的财政收入但是却将抑制经济的增长，而减税却能刺激经济增长，扩大税基，增加以后年度的税收收入。
非税收入占比X2，我国财政收入的构成可以分为非税收入与税收收入，两者有各自明显的特性。税收收入具有无偿性、固定性、强制性三大特征，是世界各国最主要的经常性财政收入形式，它作为政府一般的筹资手段，可以由政府统筹安排使用。非税收入主要是指“为交换公共部门所提供的特殊商品和服务而进行的支付” ，往往是作为部门和地方特定用途的筹资手段，不具有固定性，也就不具备可持续性。维持合理的非税收入占税收收入的比重，即维持合理的财政收入的结构，对于经济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二）描述性统计
随着经济社会的迅速发展，GDP总值以及税收收入都取得了较大幅度的增长，税收收入的增长率与GDP的增长率基本协调且存在一定的正相关关系。从统计结果可以发现，1994年到2018年间，GDP增长率的均值为0.093，方差为0.004，说明各年份经济增长变动幅度较小。税收收入的增长率均值为0.1568，方差为0.0040，方差均值比达到了2.60%，说明总体来看25年间税收增长比较平稳，税收政策的调整幅度较小;非税收入的占比均值为0.1173，方差为0.0033，方差均值比达到了2.84%，说明税收政策在调整结构方面的力度较大，印证了自2015年底提出强调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三）平稳性检验
为确保结果的平稳性，本文对GDP增长率、税收收入增长率、非税收入占比的数据进行了单位根检验，检验结果表明，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下，原序列的t统计量大于相应的DW临界值，接受原假设，是非平稳序列。而对一阶差分进行检验时，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GDP增长率、税收收入增长率、非税收入占比的t统计量均小于相应的DW临界值，拒绝原假设。因此GDP增长率、税收收入增长率、非税收入占比都属于一阶单整I（1），达到协整检验的要求。
（四）协整检验
如果变量在某时期受到干扰那么就会偏离其长期的均衡点，例如由于税收目标的调整以及具体税收政策的执行都会对变量产生干扰，失去“均衡关系”。而具有各自的长期波动规律非平稳经济变量，如果他们之间存在协整关系，即使偶然会出现经济变量短期内偏离平衡点的现象，偏差也会被内部机制消除，来保证均衡关系长期持续下去 。本文采用EG两步法进行协整检验。
得到方程：Y=0.059051+0.240205X1-0.032691X2+
令ecm=resid，经检验得到残差平稳性检验结果，P值为0.0005，认为残差平稳，变量之间存在协整关系。 然而，仍是可能由于误差项的影响，导致在短时间内偏离平衡关系。此处建立ECM模型來对其进行修正处理，得到修正后的模型：
DY=-0.02597+0.186419X1-0.160349X2-0.491759ecm（-1）
在此模型中，从1994到2018年，GDP的增长率与税收收入增长率以及非税收入占比之间保持了长期动态平衡关系，模型中的ecm为误差修正项，误差修正系数为-0.491759，即当短期走势偏离均衡点时，会以49.18%的力度将非均衡状态拉回到均衡状态。
从上述分析中可以看出，X1的系数说明税收收入增长率每增加1%，GDP增长率就增加0.186个百分点，这种增长关系符合经济发展的规律，经济意义检验通过。X2的系数说明非税收入占税收收入的比值每上升1%，GDP增长率就减少0.16个百分点，说明了非税收入比例过高则不利于经济发展。
三、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选取了我国1994-2018年税收收入、财政收入以及国内生产总值作为研究基础数据，构建了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对GDP增长率序列、税收收入增长率以及非税收入占比序列进行单位根检验，结果表明原序列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上均不平稳。而变量的一阶差分序列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都是平稳序列。随后又对变量进行协整检验并进行修正，发现变量之间存在着长期均衡关系。
研究结果表明，税收收入的增长使得政府可以有充足的财力来实现其职能，调节宏观经济平稳运行，税收收入的增长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一方面，财政财力充裕可以通过提供公共物品为我国经济的增长提供便利、奠定基础;另一方面，财政财力充裕可以通过财政支出等来刺激消费，拉动经济增长。因此总量上大规模的减税降负势必会影响到经济的运行。但是纳税人的“税收痛感”又是一个真实存在并且急需解决的问题，既要保证国民经济的平稳运行，又要拓展减税降负空间，税收政策的目标要进行谨慎调整。从非税收入与税收收入的比值跟GDP增长率的关系来看，优化财政收入的结构是一条明晰的政策思路。纳税人“税收痛感”强烈有很大一部分是由于大口径宏观税负中包含非税收入部分，因此减税降负要通盘来看，通过适度降低社保、土地、电价、气价、道路通行费等费用，治理乱收费，进一步清理整顿费和基金，清费立税等途径，降低非税收入的比重，提高税收收入的比重，从而保证经济持续稳定发展。
【参考文献】：
【1】 于志军.我国税收收入与GDP关系的实证及预测分析[J].会计之友，2013（14）：90-94
【2】 王玮.税收负担分配的局部调整：一个基本分析框架[J].地方财政研究，2015（01）：60-65.
【3】 闫坤，于树一.开启减税降费的新时代：以降“税感”拓展政策空间[J].税务研究，2018（03）：3-9.
【4】 张敏，吕瑞欣.公共商品收费之我见——对“费改税”的再认识[J].嘉兴学院学报，2001（02）：57-60.
【5】 林纯静.浙江省专利产出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研究[J].广西质量监督导报，2019（02）：69.
【基金项目】：本文属国家级大学生创新训练项目《税收负担的局部调整以及分配格局再确立的实证分析——基于蚌埠滤清器有限责任公司的实地调研》（编号201810378146）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管春晓（1997-），女，汉族，山东省潍坊市，安徽财经大学财政与公共管理学院，2016级本科生，财政学专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