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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定位于闽西南部与粤东交界的丘陵地带，名字的寓意不言自明，同时也折射出这里历经变乱的历史。帝国时代，这里旱涝更迭，也曾爆发过数次农民起义，其中规模最大的一次被称作“白眉起义”，最终翕然无事，安居边陲。如今的情形与以往有天壤之别，它的繁华程度比肩漳州城，或许在名气上过之而无不及。一切都因为这里有“勾魂夺魄”的土楼。客家漂泊的传统因日益蓬勃的旅游业而褪去，土楼成为了守望者的新家园。
根据一则民间流传的故事，在上世纪六十年代，美国人的侦察卫星在这片山岭间扫描到形似核反应堆的建筑，实地探访才发现是“东方古城堡”。到2008年7月，在加拿大举办的第32届世界遗产大会上，土楼正式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没过几年，国内外游客便纷至沓来。根据当地旅游局的统计，在旅游旺季，永定的游客每天多达上万人。
省外的游客多从厦门出发，长约180公里的道路上奔跑着55部旅游大巴。由于山路蜿蜒曲折，打盹的游客不时就要睁开朦胧的睡眼，而导游的小喇叭时常会发出颤音，这当然也因为解说词有些激动人心：土楼就像天外飞碟，地下冒出的蘑菇，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神话般的山区建筑模式。后面这句话出自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一位顾问，而对于侨居异地的永定客家人来说，土楼唤醒的则是浓郁的乡愁。一位祖籍永定的侨胞在台湾桃园小人国看到土楼模型，写诗咏叹说：“圆寨模型好，乡愁不乡愁？”
这多少印证了日本学者茂木计一郎和稻次敏郎的话：“这引人怀恋，动人肺腑的土楼与其说是幢庞大的住宅，不如说是整个家族的城寨——家族之城”。而渊博的导游在车上就会向游人普及关于土楼的一些常识：客家人视土楼为家园，这种夯土墙为承重结构、聚族而居的大型群体楼房建筑，除了基本的圆形、方形等造型，还有五凤楼、半月楼等独具匠心的设计。在永定全县20多个乡镇、1800多个自然村共有大小土楼两万多座。它们既为动乱时代的防御城堡，也是平静时期的族地。其中最古老的一座在永定县城外的西溪，距今已有一千多年的历史。而最大、名气也最为响亮的一座当属高头的承启楼，被人们誉为“楼王”，已居住了28代人。由于宗族人口繁衍，加上土楼内生活有诸多不便，陆续有人迁出了土楼。
今年50多岁的江培洋是高北村五云楼江氏宗族的第16代人，他在三十多年前就携全家搬出了土楼，如今在土楼外经营一家“天助农家餐馆”——名字来自对面的承启楼，这座宏伟的土楼于清康熙四十八年（1709年）开始动工，三年后才完成。从破土到完工异常顺利，都赶上了好天气，所以最早取名为“天助楼”。在土楼景区，像“天助”的农家餐馆并不少见，农家与野味是主打的两种特色，除此以外便是当地被称作“土楼红美人”的红茶。
江培洋在餐厅外架起了一个鸡笼，里面饲养着十多只山鸡。他在山上还有一处更大的饲养场，以满足越来越多的游客。一只野鸡能为他带来40多元的收入。他每天用锤头对鸡笼修修补补，闲下来便在大棚下面抽烟。他的爱人来自附近的乡村，早已适应土楼景区的生活，她看着土楼周围簇拥的游人，心情十分愉快。儿媳就坐在摇椅上认真阅读《客家永定讲解员培训教材》，以应付不久到来的讲解员等级考试——在这里，讲解员或者导游成为主流的职业，不同等级每月会有3000至5000不等的收入。另外还有摄影师、茶叶店与烟摊老板、画廊与木雕手艺人等等。“十几年前，土楼远远没有这么热闹，年轻人出去打工或者上学，很少回来，但现在，情况不一样了。”江培洋吐出一口烟圈，好像又回到了过去的生活画面中。
“我就是这里五云楼出生、长大的，这是一座后建的土楼，比承启楼晚一点。一族人都姓江，人丁比较兴旺，一座土楼人住不下就要另起新楼。格局大致差不多，四层圆楼围着天井，中间有树木和两口井，因为人多，一天24小时你都能听到有人在打水。小时候我就跟同龄的小孩子在楼里捉迷藏，有时也去村外的小溪洗澡。溪水边有洗衣坝，阿婆阿婶都在那边洗衣捶衣。日子很苦，很多人种水稻、烤烟、茶叶，经常为几两米饭发愁。到读书的年纪，我就和土楼的孩子一起，步行一公里到山上的学校读书。虽然日子很苦，但一族人生活在一起，日子非常和睦，很少会有争吵，长辈们会起到约束作用，这里的伦理观念是很重的。我们客家人很重视教育，这都是日子穷困所逼迫的。”
他用骄傲的语气说提到他的堂弟——中山大学教授、生物学家江静波，他后来补题了承启楼的门联：“承前祖德勤与俭，启后孙谋读与耕。”诸如此类的对联在永定土楼中处处可见，作为无声的教诲，恪守伦常与家规持续起到训诫、警策的作用。譬如振成楼院内石柱上写着：“振乃家声，好久孝悌一边做去；成就事业，端从勤俭二字得来。”在江培洋看来，客家人取得的成就与这些传统的教诲有着莫大的关联，虽然他本人在初中一年级时便辍学在家，并未完成家族的期望，但这并未影响他的家族和地域荣耀感，除了耕读传家，他提到了永定客家人的另一个传统。
永定诞生过许多成功的大商人，其中最有名的当属胡文虎。胡的父亲早年离乡出洋谋生，在缅甸仰光开设一家中药铺，取名永安堂。尽管异乡事业顺利，他仍执拗地将儿子胡文虎送回永定，接受客家的传统教育。胡文虎长大后返回仰光，帮助父亲打理药铺的生意，并四处游历寻访民间医生和药方，在香港成立永安堂虎豹行，研制“万金油”、“八卦丹”、“清快水”等药物，以物廉价美、疗效迅速而占领东南亚市场，胡文虎也一跃成为华侨中的“药业大王”。1913年，他开始投资传媒业，与人合办《仰光日报》、《晨报》以及星系报业集团，成为了“报业巨子”。而在永定的商业传统中，一直存在着对知识和技术的敬重。在这里，人们笃信“学以致用”，并以行动将所学的东西效益最大化。
但如今永定的商业模式已与以往大不相同。江培洋和他的同代人都不再选择外出漂泊了，甚至他们的下一代人也在陆续回归，成为土楼的守望者，这与从前有着截然不同的意味——从前留守的人们多数是因为并没有多少机会，现在人们则是看到了新的机遇——土楼的大门敞开了，新家园迎接四方宾客。热情好客的客家人发现迎来送往其实也可以是一门生意，土楼既是安身立命之地，也是温情的经商场所。许多人家在土楼一层的小屋内摆起了茶桌，桌前往往放着反映客家人制作茶叶工艺的雕像，随时欢迎游人进来喝一杯，然后语气柔和地劝说人们不妨买一些茶叶或烤烟作为纪念。 今年34岁的林丽春，来自洪坑村的振承楼，从出生到结婚生子，从未离开过土楼。她7岁开始就在村内的集体茶厂——红旗茶厂工作，后来家族又把整个厂承包下来，生产销售铁观音，并从武夷山嫁接过来金骏眉与正山小种。现在，她将茶摊摆在了旅游大巴必停的饭店门前。这家“红土楼”餐厅的房子也归她家所有，与旅游公司达成了协议，为“土楼一日游”的游客们提供午餐。十人围一张圆桌，共享八菜一汤，很多人抱怨菜多肉少，饭量也远远不够。但考虑到这已经包含在88元的团购价格中，也只好将就一番，事后悄悄地在满意度调查问卷上给予“中评”。林丽春并不管饭菜如何，她只专注于茶叶，用标准的普通话招呼游人来品尝。她享受着这种在待客中经商的生活方式，要比种茶来得轻松而有趣。
林丽春对游客们怀着感激之情：“他们到来为我们增加了收入，但重要的还是发展旅游业改善了村里的环境，现在洪坑的交通、卫生等条件都改善很多，跟游客们交流，村民的素质也大大提高了，比如说讲普通话，注重文明礼貌的细节。”她对新家园充满期待，从前对城市的向往渐渐褪去，包括永定县城——“如果不是办事，也很少去。” 尽管县城境内，从九一路、东大街、南门街到永定河两岸，每到夜晚灯光旖旎，总比不上土楼内一家团聚的灯光。
土楼“新家园”的诞生则要归功于整个县城的发展目标。尤其在胡锦涛在2010年考察过土楼以后，永定县确定了打造“福建优秀旅游县”和“国家5A级景区”的目标，先后投入近5亿元，建成了4条环土楼景区旅游公路，把三大土楼景区连成了一片，6个土楼乡镇“景区化”；同时建设了游客服务中心、客家美食中心、温泉旅游度假区、客家博览园等配套设施。“文化舞动土楼”的各项活动也如火如荼地展开，歌舞集《土楼神韵》、歌剧《土楼》等作品被创作出来，后者在2012年4月还曾在北京国家大剧院上演。
虽然家园旧貌换了新颜，人们的关系却大不相同了。江培洋记忆中充满温情的生活场景早已被熙攘的游客所打破，偌大的旅游市场无形中也把土楼人纳入到一个竞争体系中。在高北土楼群专门为游人拍快照的小江说：“现在游客虽然多，但是愿意花10块钱拍留念照的其实不多，因为大部分都带着相机；另外，村里的拍照师傅也比较多。大家都是一个地方的，面子上不好意思抢客人，但是看着客人跟别人走了，心里还是有那个情绪的。”他和大部分摄影师一样，在土楼里也有自己一处小小的隔间，老婆在里面招呼客人喝茶，顺便卖点本地烤烟和工艺品。“一条龙的服务嘛，各家都搞这些。家里有导游的会好些，客人会跟着他（她）过去，也比较有信赖感。”他希望土楼旅游公司能多介入管理，“三个和尚没水喝，现在大家还算谦让，但照这样发展下去，谁知道呢？”
对于大多数游客们来说，永定土楼的“新家园”多少有些商业化了。“而且是比较初级的商业化，拍摄快照，兜售茶叶、烤烟，包括民宿，看起来比较热闹，其实这种旅游给我的印象不算太好。”来自北京的一对情侣说，他们是想看到原汁原味的土楼和客家人的生活，但眼前景象却令他们有些失望，“土楼本身还是让人惊叹的，遗憾就是人太多，多个导游带N堆人在一间土楼里，大喇叭吵得人耳朵难受，所以就只顾着看人，走马观花拍几张照片就完事了。本来要买点茶叶，结果发现制作工序太过粗糙，喝完一杯，杯底许多残渣。”他们花120元在土楼里住了一晚，只在夜深人静时分享到一些从前客家人的感受。
这注定是个悖论：人们旅游时，总希望看到最原始、纯正的风景和生活片段。但当众多游人蜂拥而至，却难免颠覆了原有的味道和自己的想象力。这就是现代旅游的普遍现实。阿兰-德波顿在《旅行的艺术》中说：“真正的旅行当然是感性的，但旅行的至高等级，却展示了有关生命和环境厮磨的精神层面。”照此说法，土楼给旅行者两重感受：一来是参与感，强烈感受到自己的到来在改变这里的生态；二来是惊叹，客家人在如此环境中创造出伟大的建筑奇迹，从前清苦但不失诗意的栖居模式终于被拉回到现代。
相比之下，县城本身的景象在土楼光环下略显黯淡，但在许多居民看来这并非坏事。正像土楼本身的结构所暗示的那样，它有一种天然的向心力，引起人们莫名的崇拜，也饱含乡情，土楼也是他们内心的家园。但县城里的人很少前往土楼，尽管他们也来自那里。在永定县城经营超市的林玉和，曾经在土楼里生活了18年，最终选择了离开，他辗转于广州、上海等地，从打工到自己开店，再返回永定县城定居，到40岁完成了一个常规的人生循环，却不再想借助当前红火的旅游业回土楼分一杯羹。“土楼现在发展得不错，但我回去也就是卖东西，茶叶或者工艺品；我不懂拍照，也没法做导游；其实无非就那些事情。”他轻描淡写地说：“以前土楼里的人想出来，现在出来的人又回去，出发点都一样。我就时不时带孩子回去看看，但归根到底，那里还是家。”
这种对家的眷恋之情将最终决定土楼的形态，不管是守望者还是逃离者，在每年春节到来时都会济济一堂。除夕日，土楼庭院已洒扫一新，春联也已贴好，大木甑蒸的“岁饭”和锅里的肉丸已飘出香味，长辈喝完热气腾腾的“年汤”，然后带一家人焚香祭祀祖宗，孩子们亢奋地点燃爆竹，浑然不觉又长大了一岁，然后被大人叫回来，一家人团团圆圆吃年夜饭。白天，有闲情到访的旅行者也加入恭喜者的行列，土楼内外洋溢着喜庆的氛围，这气氛仿佛加固了土墙，也使它更增添了新的魅力，成为开放、包容、有序的家园。不是贴着金边儿，而是在温煦的阳光下自然地释放着古老的光辉。
根据一则民间流传的故事，在上世纪六十年代，美国人的侦察卫星在这片山岭间扫描到形似核反应堆的建筑，实地探访才发现是“东方古城堡”。到2008年7月，在加拿大举办的第32届世界遗产大会上，土楼正式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没过几年，国内外游客便纷至沓来。根据当地旅游局的统计，在旅游旺季，永定的游客每天多达上万人。
省外的游客多从厦门出发，长约180公里的道路上奔跑着55部旅游大巴。由于山路蜿蜒曲折，打盹的游客不时就要睁开朦胧的睡眼，而导游的小喇叭时常会发出颤音，这当然也因为解说词有些激动人心：土楼就像天外飞碟，地下冒出的蘑菇，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神话般的山区建筑模式。后面这句话出自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一位顾问，而对于侨居异地的永定客家人来说，土楼唤醒的则是浓郁的乡愁。一位祖籍永定的侨胞在台湾桃园小人国看到土楼模型，写诗咏叹说：“圆寨模型好，乡愁不乡愁？”
这多少印证了日本学者茂木计一郎和稻次敏郎的话：“这引人怀恋，动人肺腑的土楼与其说是幢庞大的住宅，不如说是整个家族的城寨——家族之城”。而渊博的导游在车上就会向游人普及关于土楼的一些常识：客家人视土楼为家园，这种夯土墙为承重结构、聚族而居的大型群体楼房建筑，除了基本的圆形、方形等造型，还有五凤楼、半月楼等独具匠心的设计。在永定全县20多个乡镇、1800多个自然村共有大小土楼两万多座。它们既为动乱时代的防御城堡，也是平静时期的族地。其中最古老的一座在永定县城外的西溪，距今已有一千多年的历史。而最大、名气也最为响亮的一座当属高头的承启楼，被人们誉为“楼王”，已居住了28代人。由于宗族人口繁衍，加上土楼内生活有诸多不便，陆续有人迁出了土楼。
今年50多岁的江培洋是高北村五云楼江氏宗族的第16代人，他在三十多年前就携全家搬出了土楼，如今在土楼外经营一家“天助农家餐馆”——名字来自对面的承启楼，这座宏伟的土楼于清康熙四十八年（1709年）开始动工，三年后才完成。从破土到完工异常顺利，都赶上了好天气，所以最早取名为“天助楼”。在土楼景区，像“天助”的农家餐馆并不少见，农家与野味是主打的两种特色，除此以外便是当地被称作“土楼红美人”的红茶。
江培洋在餐厅外架起了一个鸡笼，里面饲养着十多只山鸡。他在山上还有一处更大的饲养场，以满足越来越多的游客。一只野鸡能为他带来40多元的收入。他每天用锤头对鸡笼修修补补，闲下来便在大棚下面抽烟。他的爱人来自附近的乡村，早已适应土楼景区的生活，她看着土楼周围簇拥的游人，心情十分愉快。儿媳就坐在摇椅上认真阅读《客家永定讲解员培训教材》，以应付不久到来的讲解员等级考试——在这里，讲解员或者导游成为主流的职业，不同等级每月会有3000至5000不等的收入。另外还有摄影师、茶叶店与烟摊老板、画廊与木雕手艺人等等。“十几年前，土楼远远没有这么热闹，年轻人出去打工或者上学，很少回来，但现在，情况不一样了。”江培洋吐出一口烟圈，好像又回到了过去的生活画面中。
“我就是这里五云楼出生、长大的，这是一座后建的土楼，比承启楼晚一点。一族人都姓江，人丁比较兴旺，一座土楼人住不下就要另起新楼。格局大致差不多，四层圆楼围着天井，中间有树木和两口井，因为人多，一天24小时你都能听到有人在打水。小时候我就跟同龄的小孩子在楼里捉迷藏，有时也去村外的小溪洗澡。溪水边有洗衣坝，阿婆阿婶都在那边洗衣捶衣。日子很苦，很多人种水稻、烤烟、茶叶，经常为几两米饭发愁。到读书的年纪，我就和土楼的孩子一起，步行一公里到山上的学校读书。虽然日子很苦，但一族人生活在一起，日子非常和睦，很少会有争吵，长辈们会起到约束作用，这里的伦理观念是很重的。我们客家人很重视教育，这都是日子穷困所逼迫的。”
他用骄傲的语气说提到他的堂弟——中山大学教授、生物学家江静波，他后来补题了承启楼的门联：“承前祖德勤与俭，启后孙谋读与耕。”诸如此类的对联在永定土楼中处处可见，作为无声的教诲，恪守伦常与家规持续起到训诫、警策的作用。譬如振成楼院内石柱上写着：“振乃家声，好久孝悌一边做去；成就事业，端从勤俭二字得来。”在江培洋看来，客家人取得的成就与这些传统的教诲有着莫大的关联，虽然他本人在初中一年级时便辍学在家，并未完成家族的期望，但这并未影响他的家族和地域荣耀感，除了耕读传家，他提到了永定客家人的另一个传统。
永定诞生过许多成功的大商人，其中最有名的当属胡文虎。胡的父亲早年离乡出洋谋生，在缅甸仰光开设一家中药铺，取名永安堂。尽管异乡事业顺利，他仍执拗地将儿子胡文虎送回永定，接受客家的传统教育。胡文虎长大后返回仰光，帮助父亲打理药铺的生意，并四处游历寻访民间医生和药方，在香港成立永安堂虎豹行，研制“万金油”、“八卦丹”、“清快水”等药物，以物廉价美、疗效迅速而占领东南亚市场，胡文虎也一跃成为华侨中的“药业大王”。1913年，他开始投资传媒业，与人合办《仰光日报》、《晨报》以及星系报业集团，成为了“报业巨子”。而在永定的商业传统中，一直存在着对知识和技术的敬重。在这里，人们笃信“学以致用”，并以行动将所学的东西效益最大化。
但如今永定的商业模式已与以往大不相同。江培洋和他的同代人都不再选择外出漂泊了，甚至他们的下一代人也在陆续回归，成为土楼的守望者，这与从前有着截然不同的意味——从前留守的人们多数是因为并没有多少机会，现在人们则是看到了新的机遇——土楼的大门敞开了，新家园迎接四方宾客。热情好客的客家人发现迎来送往其实也可以是一门生意，土楼既是安身立命之地，也是温情的经商场所。许多人家在土楼一层的小屋内摆起了茶桌，桌前往往放着反映客家人制作茶叶工艺的雕像，随时欢迎游人进来喝一杯，然后语气柔和地劝说人们不妨买一些茶叶或烤烟作为纪念。 今年34岁的林丽春，来自洪坑村的振承楼，从出生到结婚生子，从未离开过土楼。她7岁开始就在村内的集体茶厂——红旗茶厂工作，后来家族又把整个厂承包下来，生产销售铁观音，并从武夷山嫁接过来金骏眉与正山小种。现在，她将茶摊摆在了旅游大巴必停的饭店门前。这家“红土楼”餐厅的房子也归她家所有，与旅游公司达成了协议，为“土楼一日游”的游客们提供午餐。十人围一张圆桌，共享八菜一汤，很多人抱怨菜多肉少，饭量也远远不够。但考虑到这已经包含在88元的团购价格中，也只好将就一番，事后悄悄地在满意度调查问卷上给予“中评”。林丽春并不管饭菜如何，她只专注于茶叶，用标准的普通话招呼游人来品尝。她享受着这种在待客中经商的生活方式，要比种茶来得轻松而有趣。
林丽春对游客们怀着感激之情：“他们到来为我们增加了收入，但重要的还是发展旅游业改善了村里的环境，现在洪坑的交通、卫生等条件都改善很多，跟游客们交流，村民的素质也大大提高了，比如说讲普通话，注重文明礼貌的细节。”她对新家园充满期待，从前对城市的向往渐渐褪去，包括永定县城——“如果不是办事，也很少去。” 尽管县城境内，从九一路、东大街、南门街到永定河两岸，每到夜晚灯光旖旎，总比不上土楼内一家团聚的灯光。
土楼“新家园”的诞生则要归功于整个县城的发展目标。尤其在胡锦涛在2010年考察过土楼以后，永定县确定了打造“福建优秀旅游县”和“国家5A级景区”的目标，先后投入近5亿元，建成了4条环土楼景区旅游公路，把三大土楼景区连成了一片，6个土楼乡镇“景区化”；同时建设了游客服务中心、客家美食中心、温泉旅游度假区、客家博览园等配套设施。“文化舞动土楼”的各项活动也如火如荼地展开，歌舞集《土楼神韵》、歌剧《土楼》等作品被创作出来，后者在2012年4月还曾在北京国家大剧院上演。
虽然家园旧貌换了新颜，人们的关系却大不相同了。江培洋记忆中充满温情的生活场景早已被熙攘的游客所打破，偌大的旅游市场无形中也把土楼人纳入到一个竞争体系中。在高北土楼群专门为游人拍快照的小江说：“现在游客虽然多，但是愿意花10块钱拍留念照的其实不多，因为大部分都带着相机；另外，村里的拍照师傅也比较多。大家都是一个地方的，面子上不好意思抢客人，但是看着客人跟别人走了，心里还是有那个情绪的。”他和大部分摄影师一样，在土楼里也有自己一处小小的隔间，老婆在里面招呼客人喝茶，顺便卖点本地烤烟和工艺品。“一条龙的服务嘛，各家都搞这些。家里有导游的会好些，客人会跟着他（她）过去，也比较有信赖感。”他希望土楼旅游公司能多介入管理，“三个和尚没水喝，现在大家还算谦让，但照这样发展下去，谁知道呢？”
对于大多数游客们来说，永定土楼的“新家园”多少有些商业化了。“而且是比较初级的商业化，拍摄快照，兜售茶叶、烤烟，包括民宿，看起来比较热闹，其实这种旅游给我的印象不算太好。”来自北京的一对情侣说，他们是想看到原汁原味的土楼和客家人的生活，但眼前景象却令他们有些失望，“土楼本身还是让人惊叹的，遗憾就是人太多，多个导游带N堆人在一间土楼里，大喇叭吵得人耳朵难受，所以就只顾着看人，走马观花拍几张照片就完事了。本来要买点茶叶，结果发现制作工序太过粗糙，喝完一杯，杯底许多残渣。”他们花120元在土楼里住了一晚，只在夜深人静时分享到一些从前客家人的感受。
这注定是个悖论：人们旅游时，总希望看到最原始、纯正的风景和生活片段。但当众多游人蜂拥而至，却难免颠覆了原有的味道和自己的想象力。这就是现代旅游的普遍现实。阿兰-德波顿在《旅行的艺术》中说：“真正的旅行当然是感性的，但旅行的至高等级，却展示了有关生命和环境厮磨的精神层面。”照此说法，土楼给旅行者两重感受：一来是参与感，强烈感受到自己的到来在改变这里的生态；二来是惊叹，客家人在如此环境中创造出伟大的建筑奇迹，从前清苦但不失诗意的栖居模式终于被拉回到现代。
相比之下，县城本身的景象在土楼光环下略显黯淡，但在许多居民看来这并非坏事。正像土楼本身的结构所暗示的那样，它有一种天然的向心力，引起人们莫名的崇拜，也饱含乡情，土楼也是他们内心的家园。但县城里的人很少前往土楼，尽管他们也来自那里。在永定县城经营超市的林玉和，曾经在土楼里生活了18年，最终选择了离开，他辗转于广州、上海等地，从打工到自己开店，再返回永定县城定居，到40岁完成了一个常规的人生循环，却不再想借助当前红火的旅游业回土楼分一杯羹。“土楼现在发展得不错，但我回去也就是卖东西，茶叶或者工艺品；我不懂拍照，也没法做导游；其实无非就那些事情。”他轻描淡写地说：“以前土楼里的人想出来，现在出来的人又回去，出发点都一样。我就时不时带孩子回去看看，但归根到底，那里还是家。”
这种对家的眷恋之情将最终决定土楼的形态，不管是守望者还是逃离者，在每年春节到来时都会济济一堂。除夕日，土楼庭院已洒扫一新，春联也已贴好，大木甑蒸的“岁饭”和锅里的肉丸已飘出香味，长辈喝完热气腾腾的“年汤”，然后带一家人焚香祭祀祖宗，孩子们亢奋地点燃爆竹，浑然不觉又长大了一岁，然后被大人叫回来，一家人团团圆圆吃年夜饭。白天，有闲情到访的旅行者也加入恭喜者的行列，土楼内外洋溢着喜庆的氛围，这气氛仿佛加固了土墙，也使它更增添了新的魅力，成为开放、包容、有序的家园。不是贴着金边儿，而是在温煦的阳光下自然地释放着古老的光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