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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上下班必经过一座桥，每一个夜幕降临、华灯初放的时候，桥的人行道一侧，几乎都被独具“商”眼的摊贩们给占领了。他们借助路灯的亮光，或在地上铺个摊子卖些小物件，或支个架子给手机贴膜，甚至还有些八卦算命者也夹杂其中。来往行人络绎不绝，多是一瞥而过，但总有些人或驻足其间探腰问价，或蹲在摊前摸来捏去。常因价格谈不拢欲走又止，却是三步一回眸状，若卖者看似无奈地喊了一句：“算了，回来回来，不赚钱卖给你吧”，那一回眸多半变成一个缓慢的转身，一手交钱一手交货的生意就此达成。摊贩和行人，买者和卖者，他们并不留意那些不断穿梭而过的车流，和桥下那无声流淌的大河，却在乎这种原生态下的市井生活是否和谐顺意。
这些临时摊贩多数很年轻，能出来练摊，是需要勇气的。如果换作是我，可能就自叹弗如了。因为我年少时曾经有过一次“摆摊”经历，但结果很失败。
那是在文革结束后，改革开放的号角刚吹响不久，农村仍在大集体时代，我家依然处于极度贫困状态。作为一家之主的父亲，要维持七口之家的生活，仅凭母亲的工分和父亲微薄的民师工资度日，是非常困难的，借钱借粮是常态，加上那一年父亲因患哮喘病又欠下一屁股债务，日子更是难上加难。父亲的苦往往都是一个人面对的，在最艰难的日子里，他的操劳奔波也从未停下脚步。
一个春天的早晨，天刚蒙蒙亮，父亲喊上我，说要和他一起上街去，而且是去贩卖生姜。作为十来岁的孩童，能上街当然是件令人兴奋的事了，因为梦想着父亲可以买个油条或狮子头之类的零食给我吃，至于卖生姜肯定不是我的事，于是屁颠屁颠地跟着父亲上路了。
一路上，父亲背着一袋约二三十斤重的生姜，我扛着一杆小秤，紧走慢跑跟在父亲后面，秤砣碰着秤杆叮叮当当响个不停，沙沙的脚步声与沉重的喘气声交替登场。五六里的羊肠小路，父亲弯腰曲背，一路负重前行，终于顶着一头汗水赶到街上。此时的大街已是熙熙攘攘，挑担子的、拉板车的，一路喊着“让一让，让一让，油来了哦”，那其实是在提醒行人让道，挑的、拉的根本不是油品，而是其他交易物，因为油一旦沾上衣服很难洗掉，所以行人唯恐躲之不及。在川流不息的人群中，父亲看到一个卖黄豆老头的摊位边还有点空位，于是就一脚跨了过去，随即卸下肩上的生姜，然后倚着墙壁，一手掐腰、一手从口袋里掏出手帕擦了擦额头的汗，算是简单的休息了。稍后又蹲下身子把生姜口袋打开，从我手里把秤杆接过去放在口袋上，一屁股坐在墙根之下，标志着今天的买卖正式开始了。
我原以为，东西到街上就会有人买的，所以心里只盼着父亲早点把生姜卖掉，我就可以搞到点零食吃了。哪知，时间在一分一秒地流逝，我们的生姜摊子就是没人过问。隔壁卖黄豆的老头像是自言自语，又似乎是对着父亲说：“今天这买卖怕是不好做啊！”我听了心里就更加泄气，这才注意到这位说话的老头。他坐在一个矮凳子上，佝偻着腰，兩手抱在胸前，沟壑纵横的额头上戴着一顶高高的黑棉帽子，枯瘦的眼睛却非常有神，一刻不停地盯着来往的行人，下巴的胡子稀稀拉拉长短不一，和山羊的须子差不了多少，鼻子下面总有点亮亮的东西，仔细一看，是擦不完的鼻涕堆在那儿。
我有点讨厌这位卖黄豆的老头，包括他说的那句话。
渐渐不耐烦的我，一会儿坐在地下，一会又站起来拍拍屁股伸伸懒腰，无奈的眼睛盯着那些来往的行人，却就是没人愿意多看一眼我们的摊子。已是接近中午，父亲看来也觉得没啥希望了，说是去找熟人看看可有人要，但又怕有人来买，所以就现场教我认秤，并告诉我七毛钱一斤的价格。我心里巴望着父亲能找到熟人把我们的生姜全给收掉，至于叫自己零卖，实际上几乎完全失去了信心，没办法，只能等着。
当父亲消失在人群中时，我坐在摊前的地下，一点做买卖的心思都没有，也不敢抬头看行人，哪怕与行人一个简单交流的眼神都没有，只顾低着头看着来来往往的脚步在眼前走来走去，奢望着脚步能在我的摊前停下。多次失望之下，我几乎放弃卖的念头，有时干脆把身子扭到侧面，脸对着墙壁，似乎那生姜与我无关，心里却在想着今天的油条是没指望了，还不如早点回家找小伙伴们打弹子玩。
不知过了多久，就在我“心有旁骛”之时，突然听到一声：“这生姜怎卖的啊？”
“嗯，是问我吗？”我这才回过神来，却有点不相信。
“生姜是你在卖吗？”眼前问话的是个中年人，肩上搭着个蛇皮袋，两只手互插在袖孔里，嘴上叼的烟沾着上嘴唇，稳当得很，正似笑非笑地看着我。
“是啊，七毛一斤。”我怯怯地回道。
“可还能再少点？”中年人想还点价。
“我不晓得呢！”我这一回答，反倒惹得中年人嘿嘿笑了起来，显然，我那时不知道什么叫还价。中年人的眼神充满怀疑，蹲下身来从袖孔里抽出一只手来把生姜扒了扒、捏了捏，又问了一句：“你家大人呢？你小家伙可识秤啊！”那口气倒还温和。
看他要买的样子，我赶紧说：“我识秤，你买了不要紧。”
中年人嘴里的烟似乎要烧到嘴皮了，才不慌不忙地吐掉烟屁股，腾出两只手来捡了几块生姜，我用带来的细稻草扎好上秤，哆哆嗦嗦地在秤杆上来回捻了半天，大概在一斤半处，秤杆比较平衡了，却又不敢确认，就用手捏紧准星让中年人看。
“太寒了！（不足斤的意思）”中年人边说边从我的生姜口袋里又拿出一块生姜要放上。
“够了哎，你看秤啊！”我想据理力争，但声音太小，一点威慑力量都没有，只得巴巴地瞅着中年人掏钱。中年人解开上衣的一粒扣子，伸出手来在里面摸索了许久，才抽出几张毛票，数了几遍后递给我，“正好一块钱，拿着。”
“不对，缺五分呢！”已经读到小学四年级的我，这点账是算得出来的，心想，我还指望着五分钱买根油条吃呢。中年人似乎并不在乎我的声音，站起身来就要走。我一时间急得脸都红了，眼泪都快下来了，伸手抓住中年人的衣角不让走。
“站住别走！欺负人家小孩有用吗？”几乎是一声断喝，却出自我讨厌的卖黄豆老头之口。 “啊……你？”中年人一时语塞。
“啊什么呢？秤都掀掀的（足斤的意思），我都看到了，还少给人家五分钱，把人家搞哭了，你快活啊！他这一上午一两也没卖掉呢！”一直没说话的卖黄豆老头，忽然开口为我主持公道，让近乎绝望的我一下子似乎有了依靠，抓着衣角的手也更加有力。这回轮到中年人脸红了起来，他嘿嘿自嘲着说：“我是跟伢子开玩笑呢，五分钱给你。”
中年人走后没多久，父亲也两手空空回来了，看起来他出去这一趟并无收获。我将刚才卖生姜的一幕向父亲叙说了一遍，父亲非常开心，似乎一扫刚才的失望，连声感谢卖黄豆的老头。老头用袖口往鼻子下面一抹，哈哈一乐，胡子翘起老高：“伢子都伤心了，做人哪能那样呢！收摊吧，给伢买根油条犒赏一下，强如那五分钱没搞到。”没想到老头会猜到我的这点小心思。父亲喏喏地回答着，手在口袋里掏着什么，却什么也没掏着。我知道父亲是想向人家敬根烟，但父亲不抽烟，口袋里也就没带烟，掏了半天当然是空的。想来想去，父亲忽然随手拿起一片生姜要给老头，以示感谢。那老头一看父亲如此客气，立即双手交叉在胸前连续摆动，口中连呼：“瞎讲！瞎讲！你这半天一分没赚，还要搭两个出去，那我还成不讲理人呢！”拒意坚决，毫不妥协！父亲和老头像是打架一般拉拉扯扯了好一阵，才握手各自收摊回家。
那一刻，我觉得卖黄豆的老头一点也不讨厌了，和我父亲一样都是那么可爱的人。
负重而来的父亲，依然负重而回，这一趟买卖看来是砸了，我却紧捏着一根油条一截一截撕着吃到家，至于刚才摆摊的那些焦灼心情早已抛到九霄云外，更没有充满“失败”感的沮丧之情了。
长大后我没有成为你
那个春夏之交的下午，父亲支开了母亲和兄弟姐妹们，只把我一人留下，空寂而沉闷的屋子里只有我和父亲两个人。父亲躺在床上，第一次和我谈了那么久的话。
父亲语调很平缓，听起来宛如平时，除了明显的无力和虚弱之外，并无悲伤和叹息之声。那时的我还在学校读书，即将面临中考，只知道父亲生病了，却并不清楚这个病到底有多么严重。
父亲说，他这病是治不好了的。
父亲说出这句话时，像是自然地拉家常，但告诉我的却是一个极其残酷的现实，我的世界顿时陷入一片混乱，接着便是无语泪千行！我从小到大形影不离，让我最最离不开的父亲，才到中年，却即将离我而去，犹如晴天一声霹雳而来，叫我如何承受得住？那一刻起，我的眼泪就没有止住过。
父亲等我的情绪稍微平息一点后，才又和我说话。
父亲说，他这一辈子吃盡了苦头，尽在穷困中打滚了，眼看着几个儿女即将长大成人，却在最需要他的时候，老天爷竟然瞎了眼，让他无路可走，也跑到大医院看了，实在没办法，天生就这个命吧，伤心难过也没用了。
这些话，似乎是在劝我不要太难过，因为我是家里的长子，更是这个家庭未来的依靠者。然而，我的悲伤早已逆流成河，只不过在即将大去的父亲面前，我得强忍着，聆听他最后的教诲。
如何做人做事以及家里未来大事的处理，父亲能说的几乎都说了，我只是一边流泪一边点头，谨记在心。独有一事，我当时并没答应。父亲说，好好读书将来上师范学校，如果考不上就当个民师，再进修也挺好的。而我的回答却非常直接明了：我不想当老师，太苦了。
当年的我毕竟少不更事，尚不能完全理解父亲在我未来就业上提出的这个建议或设想。现在想想，他在自己的那个三尺讲台耕耘了近二十年时间，其中的情结已经深入到骨髓了，而我却只看到了父亲当年的苦。
父亲出生在一个赤贫家庭，却因天资聪颖，在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初连续跳级考上师范学校，本以为能给这个家庭带来一丝生机，却在学业中途，遭遇精简下放政策，无奈又回乡务农了，命运给他开了一个极为无聊的玩笑。虽然又在几年后被聘为民办教师，却从此背上了谋求“转正”的思想重负，直到一病不起，政策的春风也未能吹进父亲心中的玉门关。父亲辛苦从教近二十年，往往是放下笔头就要拿起锄头，过着半工半农的生活，拿着可有可无的补贴，生命里还有着那么多的不能承受之重，他却依旧敬业爱岗，从无怨言。
父亲是那个乡村小学唯一可以同时教高年级语文、算术的老师，只要学校有需要，他可以随时服从安排。
记得，一个暑假里，全校师生都放假了，他却把毕业班学生召集起来，专门补教汉语拼音知识，而且把当时三年级的我也带到课堂一道补课。父亲在语文课堂上往往抑扬顿挫，讲到高兴之处还会摇头晃脑，非常受学生喜爱。父亲从a、o、e最简单的发声训练开始，不厌其烦地义务补课，历时半个月的汉语拼音课补下来，可以说让学生们受益终生。实话说，我今天的电脑打字只用拼音，而不用其他软件，完全得益于父亲当年的暑假补课。
我上初一的那年秋天，父亲又开始带五年级算术课了。一个星期天，父亲不知从哪里弄来一块硬纸板，旁边放着剪子、尺子和钢笔，然后在桌边反反复复认真地打量着，像个裁缝似的细心地画线、裁剪，聚精会神忙碌了一通后，父亲忽然像个孩子似猛一拍大腿说，原来是这样啊，终于搞明白了，一种如释重负之感清晰地写在脸上。我问父亲这是干嘛。他说，要计算一个圆柱体里面的扇形面积，但一时拿不准，需要亲自试验一下，才能讲得清原理。父亲在那个半工半农的条件下，敬业精神从未衰退过，所带班级的成绩在全乡一直名列前茅，收获荣誉颇多，虽然奖品不过是一条毛巾、一个茶缸，或者只是一个小小的奖状而已，但却是父亲最能引以为傲的事儿。
半工半农的父亲，需要维持七口之家的生活，谈何容易！大集体时，母亲每天只能挣九分工，五个娃娃都还年幼，无法成为劳动力，而父亲主要的时间都在学校，能挣工分的机会也不多。所以，每年生产队年底一算账，我家都是超支大户，也就是又欠下一屁股新债，还得求人家得钱户扒个账（算是欠他家的），拖到来年再慢慢还。印象中，随着母亲重重的一声叹息，父亲的眉头有好几天都无法舒展开来，因为他知道，自己那可怜的一点薪水实在无力为家庭补上这个漏洞。
父亲的同事中有两名是正式教师，每月工资是父亲的好几倍，父亲在和他们平时交流中难免会有些心理落差，但说来说去，只怨自己运气不好。偶尔喝点小酒，父亲必醉，而醉了的父亲却又豪情万丈，总是用他那特有的抑扬顿挫语调和同事们大侃特侃，看似开怀畅饮的那一刻，呈现的却是一种无法言表的“苦恼人的笑”。父亲期盼着有朝一日能恢复正式教师待遇，为此，也曾多方奔走打探，但终究石沉大海。当希望一次次成了幻灭的肥皂泡后，父亲的叹息反而少了，却更加执着于自己的讲台，担任了学校的教导主任，专门负责教学工作，将三尺讲台的情结相伴终身，直到“蜡炬成灰”的那一天。
作家刘醒龙曾写过一本专门反映中国农村民办教师故事的书《天行者》，他把这个群体称呼为“在二十世纪后半叶，中国大地上默默苦行的民间英雄”，说他们“将现代文明播撒到最偏僻的角落，付出巨大而所得甚少”。在我看来，父亲完全算得上是这个群英谱中值得尊敬的一员。
就在那一年的初秋，全国教育工作者迎来了自己的第一个节日——教师节，而我的父亲却在那个节日到来之前凄然离世，他连作为教师这个职业最后的荣光和尊严也未能享受到。十年后，一首赞美老师的歌曲《长大后我就成了你》传颂大江南北：“小时候我以为你很有力，你总喜欢把我高高举起。长大后我就成了你，才知道那支粉笔，画出的是彩虹，洒下的是泪滴。举起的是别人，奉献的是自己。”
只是，父亲，长大后我没有成为你。
我没有像父亲在临终前所期望的那样当个老师，这也是我唯一有违父亲遗愿而做的选择。在我看来，父亲那二十年的民师之路，充满着凄风苦雨，且有诸多难言的不幸和酸楚，这并未阻隔父亲对这个职业的执着和热爱。我想，当年我只看到了父亲默默地苦行，却看不到父亲心里坚定的信仰。
教师节又至，网上有首被誉为教师节最赞的歌《夜空中最亮的星》，我听了无数次，每次都会热泪盈眶。父亲，您在我心里，就是夜空中最亮的那颗星啊！是您一直在照亮我前行！长大后我没有成为您，但您的那些敬业奉献、诚实做人的基因，早已顺着传承的长河，流进了我的血液里，落地生根。
张道德，生于上世纪七十年代初。中国散文学会会员，安徽省作协会员。出版散文随笔集《我心我诉》《草木本心》。
这些临时摊贩多数很年轻，能出来练摊，是需要勇气的。如果换作是我，可能就自叹弗如了。因为我年少时曾经有过一次“摆摊”经历，但结果很失败。
那是在文革结束后，改革开放的号角刚吹响不久，农村仍在大集体时代，我家依然处于极度贫困状态。作为一家之主的父亲，要维持七口之家的生活，仅凭母亲的工分和父亲微薄的民师工资度日，是非常困难的，借钱借粮是常态，加上那一年父亲因患哮喘病又欠下一屁股债务，日子更是难上加难。父亲的苦往往都是一个人面对的，在最艰难的日子里，他的操劳奔波也从未停下脚步。
一个春天的早晨，天刚蒙蒙亮，父亲喊上我，说要和他一起上街去，而且是去贩卖生姜。作为十来岁的孩童，能上街当然是件令人兴奋的事了，因为梦想着父亲可以买个油条或狮子头之类的零食给我吃，至于卖生姜肯定不是我的事，于是屁颠屁颠地跟着父亲上路了。
一路上，父亲背着一袋约二三十斤重的生姜，我扛着一杆小秤，紧走慢跑跟在父亲后面，秤砣碰着秤杆叮叮当当响个不停，沙沙的脚步声与沉重的喘气声交替登场。五六里的羊肠小路，父亲弯腰曲背，一路负重前行，终于顶着一头汗水赶到街上。此时的大街已是熙熙攘攘，挑担子的、拉板车的，一路喊着“让一让，让一让，油来了哦”，那其实是在提醒行人让道，挑的、拉的根本不是油品，而是其他交易物，因为油一旦沾上衣服很难洗掉，所以行人唯恐躲之不及。在川流不息的人群中，父亲看到一个卖黄豆老头的摊位边还有点空位，于是就一脚跨了过去，随即卸下肩上的生姜，然后倚着墙壁，一手掐腰、一手从口袋里掏出手帕擦了擦额头的汗，算是简单的休息了。稍后又蹲下身子把生姜口袋打开，从我手里把秤杆接过去放在口袋上，一屁股坐在墙根之下，标志着今天的买卖正式开始了。
我原以为，东西到街上就会有人买的，所以心里只盼着父亲早点把生姜卖掉，我就可以搞到点零食吃了。哪知，时间在一分一秒地流逝，我们的生姜摊子就是没人过问。隔壁卖黄豆的老头像是自言自语，又似乎是对着父亲说：“今天这买卖怕是不好做啊！”我听了心里就更加泄气，这才注意到这位说话的老头。他坐在一个矮凳子上，佝偻着腰，兩手抱在胸前，沟壑纵横的额头上戴着一顶高高的黑棉帽子，枯瘦的眼睛却非常有神，一刻不停地盯着来往的行人，下巴的胡子稀稀拉拉长短不一，和山羊的须子差不了多少，鼻子下面总有点亮亮的东西，仔细一看，是擦不完的鼻涕堆在那儿。
我有点讨厌这位卖黄豆的老头，包括他说的那句话。
渐渐不耐烦的我，一会儿坐在地下，一会又站起来拍拍屁股伸伸懒腰，无奈的眼睛盯着那些来往的行人，却就是没人愿意多看一眼我们的摊子。已是接近中午，父亲看来也觉得没啥希望了，说是去找熟人看看可有人要，但又怕有人来买，所以就现场教我认秤，并告诉我七毛钱一斤的价格。我心里巴望着父亲能找到熟人把我们的生姜全给收掉，至于叫自己零卖，实际上几乎完全失去了信心，没办法，只能等着。
当父亲消失在人群中时，我坐在摊前的地下，一点做买卖的心思都没有，也不敢抬头看行人，哪怕与行人一个简单交流的眼神都没有，只顾低着头看着来来往往的脚步在眼前走来走去，奢望着脚步能在我的摊前停下。多次失望之下，我几乎放弃卖的念头，有时干脆把身子扭到侧面，脸对着墙壁，似乎那生姜与我无关，心里却在想着今天的油条是没指望了，还不如早点回家找小伙伴们打弹子玩。
不知过了多久，就在我“心有旁骛”之时，突然听到一声：“这生姜怎卖的啊？”
“嗯，是问我吗？”我这才回过神来，却有点不相信。
“生姜是你在卖吗？”眼前问话的是个中年人，肩上搭着个蛇皮袋，两只手互插在袖孔里，嘴上叼的烟沾着上嘴唇，稳当得很，正似笑非笑地看着我。
“是啊，七毛一斤。”我怯怯地回道。
“可还能再少点？”中年人想还点价。
“我不晓得呢！”我这一回答，反倒惹得中年人嘿嘿笑了起来，显然，我那时不知道什么叫还价。中年人的眼神充满怀疑，蹲下身来从袖孔里抽出一只手来把生姜扒了扒、捏了捏，又问了一句：“你家大人呢？你小家伙可识秤啊！”那口气倒还温和。
看他要买的样子，我赶紧说：“我识秤，你买了不要紧。”
中年人嘴里的烟似乎要烧到嘴皮了，才不慌不忙地吐掉烟屁股，腾出两只手来捡了几块生姜，我用带来的细稻草扎好上秤，哆哆嗦嗦地在秤杆上来回捻了半天，大概在一斤半处，秤杆比较平衡了，却又不敢确认，就用手捏紧准星让中年人看。
“太寒了！（不足斤的意思）”中年人边说边从我的生姜口袋里又拿出一块生姜要放上。
“够了哎，你看秤啊！”我想据理力争，但声音太小，一点威慑力量都没有，只得巴巴地瞅着中年人掏钱。中年人解开上衣的一粒扣子，伸出手来在里面摸索了许久，才抽出几张毛票，数了几遍后递给我，“正好一块钱，拿着。”
“不对，缺五分呢！”已经读到小学四年级的我，这点账是算得出来的，心想，我还指望着五分钱买根油条吃呢。中年人似乎并不在乎我的声音，站起身来就要走。我一时间急得脸都红了，眼泪都快下来了，伸手抓住中年人的衣角不让走。
“站住别走！欺负人家小孩有用吗？”几乎是一声断喝，却出自我讨厌的卖黄豆老头之口。 “啊……你？”中年人一时语塞。
“啊什么呢？秤都掀掀的（足斤的意思），我都看到了，还少给人家五分钱，把人家搞哭了，你快活啊！他这一上午一两也没卖掉呢！”一直没说话的卖黄豆老头，忽然开口为我主持公道，让近乎绝望的我一下子似乎有了依靠，抓着衣角的手也更加有力。这回轮到中年人脸红了起来，他嘿嘿自嘲着说：“我是跟伢子开玩笑呢，五分钱给你。”
中年人走后没多久，父亲也两手空空回来了，看起来他出去这一趟并无收获。我将刚才卖生姜的一幕向父亲叙说了一遍，父亲非常开心，似乎一扫刚才的失望，连声感谢卖黄豆的老头。老头用袖口往鼻子下面一抹，哈哈一乐，胡子翘起老高：“伢子都伤心了，做人哪能那样呢！收摊吧，给伢买根油条犒赏一下，强如那五分钱没搞到。”没想到老头会猜到我的这点小心思。父亲喏喏地回答着，手在口袋里掏着什么，却什么也没掏着。我知道父亲是想向人家敬根烟，但父亲不抽烟，口袋里也就没带烟，掏了半天当然是空的。想来想去，父亲忽然随手拿起一片生姜要给老头，以示感谢。那老头一看父亲如此客气，立即双手交叉在胸前连续摆动，口中连呼：“瞎讲！瞎讲！你这半天一分没赚，还要搭两个出去，那我还成不讲理人呢！”拒意坚决，毫不妥协！父亲和老头像是打架一般拉拉扯扯了好一阵，才握手各自收摊回家。
那一刻，我觉得卖黄豆的老头一点也不讨厌了，和我父亲一样都是那么可爱的人。
负重而来的父亲，依然负重而回，这一趟买卖看来是砸了，我却紧捏着一根油条一截一截撕着吃到家，至于刚才摆摊的那些焦灼心情早已抛到九霄云外，更没有充满“失败”感的沮丧之情了。
长大后我没有成为你
那个春夏之交的下午，父亲支开了母亲和兄弟姐妹们，只把我一人留下，空寂而沉闷的屋子里只有我和父亲两个人。父亲躺在床上，第一次和我谈了那么久的话。
父亲语调很平缓，听起来宛如平时，除了明显的无力和虚弱之外，并无悲伤和叹息之声。那时的我还在学校读书，即将面临中考，只知道父亲生病了，却并不清楚这个病到底有多么严重。
父亲说，他这病是治不好了的。
父亲说出这句话时，像是自然地拉家常，但告诉我的却是一个极其残酷的现实，我的世界顿时陷入一片混乱，接着便是无语泪千行！我从小到大形影不离，让我最最离不开的父亲，才到中年，却即将离我而去，犹如晴天一声霹雳而来，叫我如何承受得住？那一刻起，我的眼泪就没有止住过。
父亲等我的情绪稍微平息一点后，才又和我说话。
父亲说，他这一辈子吃盡了苦头，尽在穷困中打滚了，眼看着几个儿女即将长大成人，却在最需要他的时候，老天爷竟然瞎了眼，让他无路可走，也跑到大医院看了，实在没办法，天生就这个命吧，伤心难过也没用了。
这些话，似乎是在劝我不要太难过，因为我是家里的长子，更是这个家庭未来的依靠者。然而，我的悲伤早已逆流成河，只不过在即将大去的父亲面前，我得强忍着，聆听他最后的教诲。
如何做人做事以及家里未来大事的处理，父亲能说的几乎都说了，我只是一边流泪一边点头，谨记在心。独有一事，我当时并没答应。父亲说，好好读书将来上师范学校，如果考不上就当个民师，再进修也挺好的。而我的回答却非常直接明了：我不想当老师，太苦了。
当年的我毕竟少不更事，尚不能完全理解父亲在我未来就业上提出的这个建议或设想。现在想想，他在自己的那个三尺讲台耕耘了近二十年时间，其中的情结已经深入到骨髓了，而我却只看到了父亲当年的苦。
父亲出生在一个赤贫家庭，却因天资聪颖，在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初连续跳级考上师范学校，本以为能给这个家庭带来一丝生机，却在学业中途，遭遇精简下放政策，无奈又回乡务农了，命运给他开了一个极为无聊的玩笑。虽然又在几年后被聘为民办教师，却从此背上了谋求“转正”的思想重负，直到一病不起，政策的春风也未能吹进父亲心中的玉门关。父亲辛苦从教近二十年，往往是放下笔头就要拿起锄头，过着半工半农的生活，拿着可有可无的补贴，生命里还有着那么多的不能承受之重，他却依旧敬业爱岗，从无怨言。
父亲是那个乡村小学唯一可以同时教高年级语文、算术的老师，只要学校有需要，他可以随时服从安排。
记得，一个暑假里，全校师生都放假了，他却把毕业班学生召集起来，专门补教汉语拼音知识，而且把当时三年级的我也带到课堂一道补课。父亲在语文课堂上往往抑扬顿挫，讲到高兴之处还会摇头晃脑，非常受学生喜爱。父亲从a、o、e最简单的发声训练开始，不厌其烦地义务补课，历时半个月的汉语拼音课补下来，可以说让学生们受益终生。实话说，我今天的电脑打字只用拼音，而不用其他软件，完全得益于父亲当年的暑假补课。
我上初一的那年秋天，父亲又开始带五年级算术课了。一个星期天，父亲不知从哪里弄来一块硬纸板，旁边放着剪子、尺子和钢笔，然后在桌边反反复复认真地打量着，像个裁缝似的细心地画线、裁剪，聚精会神忙碌了一通后，父亲忽然像个孩子似猛一拍大腿说，原来是这样啊，终于搞明白了，一种如释重负之感清晰地写在脸上。我问父亲这是干嘛。他说，要计算一个圆柱体里面的扇形面积，但一时拿不准，需要亲自试验一下，才能讲得清原理。父亲在那个半工半农的条件下，敬业精神从未衰退过，所带班级的成绩在全乡一直名列前茅，收获荣誉颇多，虽然奖品不过是一条毛巾、一个茶缸，或者只是一个小小的奖状而已，但却是父亲最能引以为傲的事儿。
半工半农的父亲，需要维持七口之家的生活，谈何容易！大集体时，母亲每天只能挣九分工，五个娃娃都还年幼，无法成为劳动力，而父亲主要的时间都在学校，能挣工分的机会也不多。所以，每年生产队年底一算账，我家都是超支大户，也就是又欠下一屁股新债，还得求人家得钱户扒个账（算是欠他家的），拖到来年再慢慢还。印象中，随着母亲重重的一声叹息，父亲的眉头有好几天都无法舒展开来，因为他知道，自己那可怜的一点薪水实在无力为家庭补上这个漏洞。
父亲的同事中有两名是正式教师，每月工资是父亲的好几倍，父亲在和他们平时交流中难免会有些心理落差，但说来说去，只怨自己运气不好。偶尔喝点小酒，父亲必醉，而醉了的父亲却又豪情万丈，总是用他那特有的抑扬顿挫语调和同事们大侃特侃，看似开怀畅饮的那一刻，呈现的却是一种无法言表的“苦恼人的笑”。父亲期盼着有朝一日能恢复正式教师待遇，为此，也曾多方奔走打探，但终究石沉大海。当希望一次次成了幻灭的肥皂泡后，父亲的叹息反而少了，却更加执着于自己的讲台，担任了学校的教导主任，专门负责教学工作，将三尺讲台的情结相伴终身，直到“蜡炬成灰”的那一天。
作家刘醒龙曾写过一本专门反映中国农村民办教师故事的书《天行者》，他把这个群体称呼为“在二十世纪后半叶，中国大地上默默苦行的民间英雄”，说他们“将现代文明播撒到最偏僻的角落，付出巨大而所得甚少”。在我看来，父亲完全算得上是这个群英谱中值得尊敬的一员。
就在那一年的初秋，全国教育工作者迎来了自己的第一个节日——教师节，而我的父亲却在那个节日到来之前凄然离世，他连作为教师这个职业最后的荣光和尊严也未能享受到。十年后，一首赞美老师的歌曲《长大后我就成了你》传颂大江南北：“小时候我以为你很有力，你总喜欢把我高高举起。长大后我就成了你，才知道那支粉笔，画出的是彩虹，洒下的是泪滴。举起的是别人，奉献的是自己。”
只是，父亲，长大后我没有成为你。
我没有像父亲在临终前所期望的那样当个老师，这也是我唯一有违父亲遗愿而做的选择。在我看来，父亲那二十年的民师之路，充满着凄风苦雨，且有诸多难言的不幸和酸楚，这并未阻隔父亲对这个职业的执着和热爱。我想，当年我只看到了父亲默默地苦行，却看不到父亲心里坚定的信仰。
教师节又至，网上有首被誉为教师节最赞的歌《夜空中最亮的星》，我听了无数次，每次都会热泪盈眶。父亲，您在我心里，就是夜空中最亮的那颗星啊！是您一直在照亮我前行！长大后我没有成为您，但您的那些敬业奉献、诚实做人的基因，早已顺着传承的长河，流进了我的血液里，落地生根。
张道德，生于上世纪七十年代初。中国散文学会会员，安徽省作协会员。出版散文随笔集《我心我诉》《草木本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