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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是抗美援朝战争六十周年。时于志愿军战士在三千里江山上浴血奋战的故事，我们知道的很多了。为了让亲爱的读者朋友对那场战争有个更全面的了解，本刊记者特地采访了刘从军院长，听他从另一个角度谈了自己参加那场战争的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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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裕仁宣布无条件投降，浴血抗战十四年的中国人民，第一次取得了近代史上抵抗外国侵略者的彻底胜利。那些日子，延安不论白天晚上都在狂欢庆祝，我们中学的学生每天都在延安的大街小巷跳舞唱歌扭秧歌。
狂欢过后，根据中央的决策，我父亲所在的中央党校干部团（代号延冀大队）开始向东北进发，我也随父亲一起去了。我们步行到了天镇，在那里我第一次看到火车，并乘上闷罐车到了张家口。父亲他们的战马则由警卫员带着稍后也上了火车。火车走到延庆不通了，我们下了火车等候警卫员，可他带着四百块现大洋（那些现大洋是父亲的老领导习仲勋和绥德专区专员马文瑞给的，他们讲行军途中筹钱不容易，我们都很感动）开小差了。在承德热河军分区段苏权（开国少将）那里呆了一段时间后，父亲被任命为5分区骑兵旅旅长，我任机要员。后来我又去承德中学上学，还参加了剧团，到处演“白毛女”。1946年中，国民党开始大举进攻解放区，张家口失守，承德也保不住了，我们父子随着当时留下来的一小部分人，经开鲁、白城到达齐齐哈尔，从那里坐火车到了佳木斯。当时国民党杜聿明部攻得也很凶，已经打到双城，离哈尔滨只有百十里路了，东北局机关都撤到佳木斯，林彪还在前线指挥作战。
后来经过军事上的努力和苏联方面的“帮忙”，东北战局稳定下来。我于1947年2月到哈尔滨上了东北民主联军司令部附属外国语学校。这所学校主要就是教授俄语，后来的黑龙江大学就是在该校的基础上建成的。校长是当时的民主联军参谋长刘亚楼将军兼任的。应该讲刘将军这个决定在当时是极有战略眼光的。他在二战时期曾在苏军中长期服役，毕业于伏龙芝军事学院，亲身体验了当时苏联红军的先进武器和现代战争战略战术。而当时能向我军提供帮助的只有苏联，在这方面有天时地利人和的优势。从1947年到1951年，这个学校为我军尤其是刚创建的人民空军输送了三四百名俄语人才，我就是其中的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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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学校首先要有俄语老师，这一点在哈尔滨是不成问题的。当时那里光俄罗斯侨民就有5万多人，其中不乏高级人才。这个学校还有从延安俄文学校调来的阎宝航先生的长子阎明治，以及高亚天、张天恩等人，他们的俄语水平也是相当高的。学校待遇与军队中级干部差不多，吃得也不错。那时我虽然年龄较轻，但由于有较长的革命工作经历，所以在学校任学生会主席，后来又任校共青团总书记。但我的学习一点也没放松，我的俄文口语水平还是很不错的。1949年10月，根据中央军委的命令，空军的七所航校建立起来了。一航校在哈尔滨，二航校长春（这两所航校是轰炸机航校，其余都是战斗机航校），三航校锦州，四航校沈阳，五航校济南，六航校在北京的南苑，后来迁往河北涿县，七航校就是原来的东北牡丹江老航校。这些航校的领导都是当时我军的精英人才，既有当年我军派住新疆盛世才处学航空而未被盛谋害回来的同志，也有从陆军部队调去的精干的中高级指挥员。根据中苏两国签订的相关协议，苏军向各航校派驻有校长、参谋长、理论教官、飞行教官等专家顾问。这样一来，航校的政治、军事、业务（机务、特设、电器、跳伞……）等各方面都由苏联专家负责。相略算下来，每个专家顾问都要有一个翻译，一所航校就需要30-40名。1949年11月，我被调到二航校，任校长的翻译兼校部的机要秘书。航校飞行训练开始以后，我又被临时调去飞行中队任翻译。这个中队共10名学员，中队长叫伊凡诺夫，飞行技术高超，但脾气特别大。每天早上，他先带我飞一圈，这样使翻译容易熟悉飞行教官的术语。而后教官再带学员，绕场飞行一圈约十几分钟，落地后，我要快跑50多米，爬上还未关机的教练机机翼，把头伸进座舱，为学员和教官进行现场同声翻译，解答双方各自提出的要求和问题。冬天长春的温度一般都在零下二十几度，我的手脸都冻得通红，每一个起落下来，我都要重复上述动作一次。有一次累得我从机翼滑下来，摔在水泥跑道上。
当时的飞行学员都是根正苗红来自陆军的战斗英雄，思想素质过硬，但文化素质普通偏低，理论学习又很短，加之语言不通，而苏军教官既严格又挺粗暴，动辄大声辱骂，还经常打学员，有的学员身上青一块紫一块的。但由于当时是中苏友好，我们又有求于人家，所以同志们都忍了下来，坚持刻苦学习，绝大部分都放了单飞。我由于经常随教官上机，也成功地放了单飞。
1950年5月，空军第一支作战部队第四混成旅成立，对外称“太平洋部队”。为何叫第四呢？这里面还有个小故事。当时空军请示毛主席时，主席说叫第一吧，容易让部队产生骄傲情绪。为什么叫第四呢7这是从当年红四军的番号移植过来的。红四军是我军的起家部队，资格最老了。我被调到旅部任翻译室主任。就在我离开长春的第三天，伊凡诺夫在训练学员时，与一架教练机相撞，双双坠机身亡。
第四混成旅部设在南京，下辖2个战斗机团、1个轰炸机团和1个强击机团（当时叫攻击机），旅长是聂凤智，政委是李世安。当时发生了一件令人扼腕叹息的事情：1950年七八月问，有一架图-2轰炸机配合东海军演，因为联系不好，结果被驻上海的苏联空军米格15击落，飞机上4人全部遇难。这件事的教训是极深刻的，空军正规化训练必须提到日程上来，千万马虎不得。
当时的空军发展很快，第四混成旅的4个团在两个月后都扩编为航空兵师。我被调到空4师任翻译室主任，师长是方子翼将军，他现在还健在，政委是李世安。师部驻辽宁省辽阳机场。抗美援朝以后，我们师的团队轮流到安东（今丹东）浪头机场参加实战。
当时陆军部队还给我们编了两句顺口溜：“抗美援朝不过江，保家卫国没带枪”，形容我们是在国内和老美打仗的。但当时浪头机场也有敌情。有一天，我们就抓着一个空降的美军特务，他黑夜潜入机场，想烧毁我军飞机。这家伙也挺厉害的，为了不出声音，大雪天居然赤着脚。 3
当时苏军的歼击机师也在浪头机场，他们的师长叫巴什科维奇。那时采用中苏混编队作战，所以每当中苏编队升空作战时，我就是方子翼师长和巴什科维奇师长之间的“桥梁”了，他说一句我翻一句。空战中的术语可是一点都不能弄错的，因为指挥员发出的每一道命令都关乎空战的胜负和战友的生死存亡，丝毫马虎不得。所以每次执行这样现场同声翻译任务，我都精神高度紧张。隆冬时节滴水成冰，但我都通身是汗，连棉军服都湿透了。于是我就准备了两套棉军服，回到宿舍赶紧换上。
苏军飞行员很多都是参加过二战的老飞行员，作战勇敢技术高超。根据苏方统计，当时苏美飞机的战损率是1：6。这个数字虽然不太准确，但根据我当时的记忆，出入应该不会太大。由于斯大林怕美国人知道苏军参战，可能会引起新的世界大战，所以苏联空军参战是保密的。为了防止老美监听到苏联飞行员之间的作战通话，根据中苏双方会商后的意见，我用厚纸板写上诸如“射击”、“脱离”之类的中俄两种简单词语，摆在苏军飞机座舱的仪表板上面，让苏联飞行员尽量用汉语交谈。时间一长，美国人知道了苏军参战的实情，但他们也没怎么样。当时苏军还是很照顾我军的，大编队混编临战时，遇到比较有利（好打）的战况，苏军会主动让我军攻击。当时苏军为了区别于我们，把他们的飞机机头喷上红漆，老美的飞机一看见红头飞机掉头就跑。以后我们的也照着苏军的样子喷上红漆，苏军倒也没说什么。
苏军飞行员不仅作战勇敢，也很幽默。有一次空战刚结束，我正在整理一份文件，忽然听到师长叫我，让我到苏军停机坪那边去看一下围着那么多人在干什么？我放下文件开上吉普车就到了那里。只见一位我熟悉的苏军少校奥尔洛夫正撅着屁股数他飞机上的弹洞，他一见我去了，高兴地对我说，“孩子（那年刘老20岁，平常少校都让刘老叫他叔叔），今天的“买卖”不错，我送两个美国佬见了上帝！”边说边向我做了个鬼脸。那天他的座机也被美军飞机打了13个洞，当然没有击中要害。对苏联军人这种精湛的作战本领和幽默乐观的精神，我深为崇拜。我过去紧紧和他拥抱说，“叔叔，快回去吧，今晚我让方师长请您喝‘首都’（名牌伏特加酒）。”
在空四师的日子里，我见证了14大队队长李汉击伤第一架美军飞机（李汉后来又击落击伤美机各一架，荣获一等功）的过程。李汉在延安时曾当过康生的秘书，他爱人是我在延安中学的数学老师师秋朗，而师秋朗的父亲是我国著名俄语专家、毛泽东的首席俄文翻译师哲老先生。在上世纪五十年代，李汉是很红的。他曾任过空一师师长，还代表中国青年参加过世界青年联欢节。
在我的记忆里，这段时间发生的两件事还是挺有意思的。刘玉堤（后任北京军区空军司令员）相貌堂堂人高马大。他个子差不多能有一米九吧，米格15的座舱他坐进去头居然能顶到上面的玻璃。后来机械师想方设法把他的座位降低了一些。由于刘玉堤个子大手臂长也有力气，而米格-15驾驶杆上有一个刹车装置，飞机降落时，飞行员一边要操纵飞机，同时要徐徐自如地刹车，这个动作是很不容易做好的。刘玉堤开始时有几次刹车过猛，导致起落架轮胎剧烈地与跑道摩擦，损坏了轮胎。而当时我国还不能生产这种轮胎，要花重金从苏联进口。苏军团长认为刘玉堤是存心破坏。在一次会议上，他对政委李世安讲刘是国民党特务，应该把他抓起来交军法处。李世安政委对此不以为然，耐心地向那个团长解释，刘玉堤绝对是个好同志，是经过战火考验的陆军英雄，刚驾驶米格-15这种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飞机，技术稍有欠缺人所难免，不能把人一棍子打死。刘玉堤的技术也提高得很快，以后没有再发生这样的事。
还有我军的一个飞行员，因为有外国血统，长得很像欧洲人。在一次作战中，他击落一架敌机后也被击落了。跳伞落地之后，朝鲜人看他的样子，以为是美国佬儿，就把他痛打了一顿。后来他用中文说，他是志愿军，朝鲜人才住了手。我们把他接回去时，他说，“朝鲜老乡真是爱憎分明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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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空4师工作一段时间后，我被调到中朝联合空军司令部任翻译科长兼刘震司令员的翻译。刘司令员的苏联顾问是曾在沈阳北陵机场迫降伪满洲国皇帝溥仪的那位将军，名叫格鲁诺夫，是个中将。当时中朝联合空军司令部司令员是刘震将军，副司令员是朝鲜空军司令王生连。朝鲜的飞机早让美国人打光了，只剩下几架攻击机侥幸飞到我国，开始在浪头机场，后来到了凤城机场，整个战争期间，也没见他们空军正经打过仗。
在中朝联合空军司令部工作的时期，我的工作基本上和在空4师差不了多少，好在我的翻译水平也有进步，不那么紧张了，干得也得心应手了，很受刘司令员的器重。格鲁诺夫将军也很喜欢我。不过这当中发生了一件事，令我很生气，也很好笑。中方给那位将军配备了好几位警卫员，但他每次出去，都只要我跟着他，这样我既是翻译，又作警卫，所以也佩戴手枪。没事的时候，这位老毛子将军经常出去“寻花问柳”。当时东北各地都有很多苏联侨民，对于男女关系，苏联人比较开放。有一次他在外面“乐够了”，回到宾馆房间，把他那双高筒皮靴一脱，往地毯上一扔，大声命令我：“马上把靴子给我打上鞋油！”我当时年轻气盛，本来就对他的行为看不惯，现在又看他那副样子，气就不打一处来，气呼呼地回答他，“我不是你的勤务兵，要擦自己擦！”这家伙听了我的话，一言不发，俯下身去拉他带来的那口皮箱。我一看，不好！这家伙要拿枪！“好汉不吃眼前亏”，我也马上把手伸到腰间的枪套里去拿手枪！谁知他竟然掏出了一张很大的彩色照片，上面是一个漂亮的姑娘。他不由分说把照片塞到我的手里，冲我一伸大拇指：“你是好样的，我现在就决定把我女儿嫁给你！”这下子，我可真傻了！完全不知所措，只好接过照片。但我心里非常明白，即使我同意，那个姑娘再好，我也不能娶她。因为当时我国政府有严格规定，除非有极特殊的情况，绝对不允许和苏联女子结婚。后来有一位苏军总检察长想把女儿嫁给我的一个同学，都经过了我国外交部，结果也没成。另一个同学因为非要和苏联女子结婚而被取消了中国国籍。
当然这都是外话了。后来我把照片交给了组织，组织上又退给了格鲁诺夫将军，他也就无可奈何了！但他并不因此恨我，反而帮我办成了一件大事。 5
有一天我接到北京空军司令部的电话，调我去北京学习集训，准备参加留苏考试。听到这个消息，我高兴极了。当时的中国人，尤其是渴望接受先进科学技术的年轻人，苏联是他们心目中的天堂，我自然也不例外。高兴之余，我又很担心，因为我知道刘司令员是不会轻易放我的，只有请这位格鲁诺夫中将帮忙了。当我把自己的要求向他提出来以后，他毫不迟疑一口答应下来了。有一天作战空闲，他微笑着对刘司令员说：“咱们这一辈老的革命军人，应该培养年轻干部才对。”刘司令员笑着回答：“那当然了，这事我赞成。”格鲁诺夫乘机讲：“那你为什么不放刘从军去苏联学习呢？”刘司令员瞪了我一眼对格鲁诺夫说：“不是我不放，是因为没有人能接替他！”后来我找了一位我的同学给我当替补，刘司令就放我了。
1951年5月我顺利到北京参加集训。格鲁诺夫中将后来奉调回国，任敖德萨军区的空军司令，我在莫斯科学习时，格鲁诺夫中将有一次还专门去看望过我。几十年的光阴过去了，但我还经常想起他。
到了北京以后，政审、体检、俄文考试我都位列前茅，但文化考试却丢了“大人”。我虽在延安上过中学，其实也没上过几天正经课，不是军训，就是开荒生产纺线织布。数学考试我连Sinx等数学符号都不知道，还能答对？化学考试有一道题我现在还记着，上面写着水、硫酸、硝酸等，下面是H2O、H2SO4、HNO3等，要用线把它们正确连接起来。这我哪知道啊？结果又是0分。其实不仅是我，其它参试的人也和我差不多。
后来徐向前元帅率领我国第一个军工代表团访苏，空军副司令员王秉璋也是团员之一，这样我就作为随团翻译先去了苏联，在莫斯科大旅社住了40多天，协助代表团的工作。后来我就上了茹科斯基空军工程学院，专业是飞机设计。1958年2月回国之后，我们23个毕业生中有13个人被分配到国防部5院搞导弹。后来其中多人也成了这方面的权威和领导干部。“两弹元勋”孙家栋就是我留苏时的同学，还有于龙准、李伯勇等人。在二院工作期间，我也主持过红旗-3、红旗-4、红旗-61等多种地空导弹的设计研制。
望着眼前这位年过八旬但仍神采奕奕的老前辈，记者心中充满了由衷的钦佩之情。没有他们这一辈人的付出，中华民族复兴之梦就会变成为无源之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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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裕仁宣布无条件投降，浴血抗战十四年的中国人民，第一次取得了近代史上抵抗外国侵略者的彻底胜利。那些日子，延安不论白天晚上都在狂欢庆祝，我们中学的学生每天都在延安的大街小巷跳舞唱歌扭秧歌。
狂欢过后，根据中央的决策，我父亲所在的中央党校干部团（代号延冀大队）开始向东北进发，我也随父亲一起去了。我们步行到了天镇，在那里我第一次看到火车，并乘上闷罐车到了张家口。父亲他们的战马则由警卫员带着稍后也上了火车。火车走到延庆不通了，我们下了火车等候警卫员，可他带着四百块现大洋（那些现大洋是父亲的老领导习仲勋和绥德专区专员马文瑞给的，他们讲行军途中筹钱不容易，我们都很感动）开小差了。在承德热河军分区段苏权（开国少将）那里呆了一段时间后，父亲被任命为5分区骑兵旅旅长，我任机要员。后来我又去承德中学上学，还参加了剧团，到处演“白毛女”。1946年中，国民党开始大举进攻解放区，张家口失守，承德也保不住了，我们父子随着当时留下来的一小部分人，经开鲁、白城到达齐齐哈尔，从那里坐火车到了佳木斯。当时国民党杜聿明部攻得也很凶，已经打到双城，离哈尔滨只有百十里路了，东北局机关都撤到佳木斯，林彪还在前线指挥作战。
后来经过军事上的努力和苏联方面的“帮忙”，东北战局稳定下来。我于1947年2月到哈尔滨上了东北民主联军司令部附属外国语学校。这所学校主要就是教授俄语，后来的黑龙江大学就是在该校的基础上建成的。校长是当时的民主联军参谋长刘亚楼将军兼任的。应该讲刘将军这个决定在当时是极有战略眼光的。他在二战时期曾在苏军中长期服役，毕业于伏龙芝军事学院，亲身体验了当时苏联红军的先进武器和现代战争战略战术。而当时能向我军提供帮助的只有苏联，在这方面有天时地利人和的优势。从1947年到1951年，这个学校为我军尤其是刚创建的人民空军输送了三四百名俄语人才，我就是其中的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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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学校首先要有俄语老师，这一点在哈尔滨是不成问题的。当时那里光俄罗斯侨民就有5万多人，其中不乏高级人才。这个学校还有从延安俄文学校调来的阎宝航先生的长子阎明治，以及高亚天、张天恩等人，他们的俄语水平也是相当高的。学校待遇与军队中级干部差不多，吃得也不错。那时我虽然年龄较轻，但由于有较长的革命工作经历，所以在学校任学生会主席，后来又任校共青团总书记。但我的学习一点也没放松，我的俄文口语水平还是很不错的。1949年10月，根据中央军委的命令，空军的七所航校建立起来了。一航校在哈尔滨，二航校长春（这两所航校是轰炸机航校，其余都是战斗机航校），三航校锦州，四航校沈阳，五航校济南，六航校在北京的南苑，后来迁往河北涿县，七航校就是原来的东北牡丹江老航校。这些航校的领导都是当时我军的精英人才，既有当年我军派住新疆盛世才处学航空而未被盛谋害回来的同志，也有从陆军部队调去的精干的中高级指挥员。根据中苏两国签订的相关协议，苏军向各航校派驻有校长、参谋长、理论教官、飞行教官等专家顾问。这样一来，航校的政治、军事、业务（机务、特设、电器、跳伞……）等各方面都由苏联专家负责。相略算下来，每个专家顾问都要有一个翻译，一所航校就需要30-40名。1949年11月，我被调到二航校，任校长的翻译兼校部的机要秘书。航校飞行训练开始以后，我又被临时调去飞行中队任翻译。这个中队共10名学员，中队长叫伊凡诺夫，飞行技术高超，但脾气特别大。每天早上，他先带我飞一圈，这样使翻译容易熟悉飞行教官的术语。而后教官再带学员，绕场飞行一圈约十几分钟，落地后，我要快跑50多米，爬上还未关机的教练机机翼，把头伸进座舱，为学员和教官进行现场同声翻译，解答双方各自提出的要求和问题。冬天长春的温度一般都在零下二十几度，我的手脸都冻得通红，每一个起落下来，我都要重复上述动作一次。有一次累得我从机翼滑下来，摔在水泥跑道上。
当时的飞行学员都是根正苗红来自陆军的战斗英雄，思想素质过硬，但文化素质普通偏低，理论学习又很短，加之语言不通，而苏军教官既严格又挺粗暴，动辄大声辱骂，还经常打学员，有的学员身上青一块紫一块的。但由于当时是中苏友好，我们又有求于人家，所以同志们都忍了下来，坚持刻苦学习，绝大部分都放了单飞。我由于经常随教官上机，也成功地放了单飞。
1950年5月，空军第一支作战部队第四混成旅成立，对外称“太平洋部队”。为何叫第四呢？这里面还有个小故事。当时空军请示毛主席时，主席说叫第一吧，容易让部队产生骄傲情绪。为什么叫第四呢7这是从当年红四军的番号移植过来的。红四军是我军的起家部队，资格最老了。我被调到旅部任翻译室主任。就在我离开长春的第三天，伊凡诺夫在训练学员时，与一架教练机相撞，双双坠机身亡。
第四混成旅部设在南京，下辖2个战斗机团、1个轰炸机团和1个强击机团（当时叫攻击机），旅长是聂凤智，政委是李世安。当时发生了一件令人扼腕叹息的事情：1950年七八月问，有一架图-2轰炸机配合东海军演，因为联系不好，结果被驻上海的苏联空军米格15击落，飞机上4人全部遇难。这件事的教训是极深刻的，空军正规化训练必须提到日程上来，千万马虎不得。
当时的空军发展很快，第四混成旅的4个团在两个月后都扩编为航空兵师。我被调到空4师任翻译室主任，师长是方子翼将军，他现在还健在，政委是李世安。师部驻辽宁省辽阳机场。抗美援朝以后，我们师的团队轮流到安东（今丹东）浪头机场参加实战。
当时陆军部队还给我们编了两句顺口溜：“抗美援朝不过江，保家卫国没带枪”，形容我们是在国内和老美打仗的。但当时浪头机场也有敌情。有一天，我们就抓着一个空降的美军特务，他黑夜潜入机场，想烧毁我军飞机。这家伙也挺厉害的，为了不出声音，大雪天居然赤着脚。 3
当时苏军的歼击机师也在浪头机场，他们的师长叫巴什科维奇。那时采用中苏混编队作战，所以每当中苏编队升空作战时，我就是方子翼师长和巴什科维奇师长之间的“桥梁”了，他说一句我翻一句。空战中的术语可是一点都不能弄错的，因为指挥员发出的每一道命令都关乎空战的胜负和战友的生死存亡，丝毫马虎不得。所以每次执行这样现场同声翻译任务，我都精神高度紧张。隆冬时节滴水成冰，但我都通身是汗，连棉军服都湿透了。于是我就准备了两套棉军服，回到宿舍赶紧换上。
苏军飞行员很多都是参加过二战的老飞行员，作战勇敢技术高超。根据苏方统计，当时苏美飞机的战损率是1：6。这个数字虽然不太准确，但根据我当时的记忆，出入应该不会太大。由于斯大林怕美国人知道苏军参战，可能会引起新的世界大战，所以苏联空军参战是保密的。为了防止老美监听到苏联飞行员之间的作战通话，根据中苏双方会商后的意见，我用厚纸板写上诸如“射击”、“脱离”之类的中俄两种简单词语，摆在苏军飞机座舱的仪表板上面，让苏联飞行员尽量用汉语交谈。时间一长，美国人知道了苏军参战的实情，但他们也没怎么样。当时苏军还是很照顾我军的，大编队混编临战时，遇到比较有利（好打）的战况，苏军会主动让我军攻击。当时苏军为了区别于我们，把他们的飞机机头喷上红漆，老美的飞机一看见红头飞机掉头就跑。以后我们的也照着苏军的样子喷上红漆，苏军倒也没说什么。
苏军飞行员不仅作战勇敢，也很幽默。有一次空战刚结束，我正在整理一份文件，忽然听到师长叫我，让我到苏军停机坪那边去看一下围着那么多人在干什么？我放下文件开上吉普车就到了那里。只见一位我熟悉的苏军少校奥尔洛夫正撅着屁股数他飞机上的弹洞，他一见我去了，高兴地对我说，“孩子（那年刘老20岁，平常少校都让刘老叫他叔叔），今天的“买卖”不错，我送两个美国佬见了上帝！”边说边向我做了个鬼脸。那天他的座机也被美军飞机打了13个洞，当然没有击中要害。对苏联军人这种精湛的作战本领和幽默乐观的精神，我深为崇拜。我过去紧紧和他拥抱说，“叔叔，快回去吧，今晚我让方师长请您喝‘首都’（名牌伏特加酒）。”
在空四师的日子里，我见证了14大队队长李汉击伤第一架美军飞机（李汉后来又击落击伤美机各一架，荣获一等功）的过程。李汉在延安时曾当过康生的秘书，他爱人是我在延安中学的数学老师师秋朗，而师秋朗的父亲是我国著名俄语专家、毛泽东的首席俄文翻译师哲老先生。在上世纪五十年代，李汉是很红的。他曾任过空一师师长，还代表中国青年参加过世界青年联欢节。
在我的记忆里，这段时间发生的两件事还是挺有意思的。刘玉堤（后任北京军区空军司令员）相貌堂堂人高马大。他个子差不多能有一米九吧，米格15的座舱他坐进去头居然能顶到上面的玻璃。后来机械师想方设法把他的座位降低了一些。由于刘玉堤个子大手臂长也有力气，而米格-15驾驶杆上有一个刹车装置，飞机降落时，飞行员一边要操纵飞机，同时要徐徐自如地刹车，这个动作是很不容易做好的。刘玉堤开始时有几次刹车过猛，导致起落架轮胎剧烈地与跑道摩擦，损坏了轮胎。而当时我国还不能生产这种轮胎，要花重金从苏联进口。苏军团长认为刘玉堤是存心破坏。在一次会议上，他对政委李世安讲刘是国民党特务，应该把他抓起来交军法处。李世安政委对此不以为然，耐心地向那个团长解释，刘玉堤绝对是个好同志，是经过战火考验的陆军英雄，刚驾驶米格-15这种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飞机，技术稍有欠缺人所难免，不能把人一棍子打死。刘玉堤的技术也提高得很快，以后没有再发生这样的事。
还有我军的一个飞行员，因为有外国血统，长得很像欧洲人。在一次作战中，他击落一架敌机后也被击落了。跳伞落地之后，朝鲜人看他的样子，以为是美国佬儿，就把他痛打了一顿。后来他用中文说，他是志愿军，朝鲜人才住了手。我们把他接回去时，他说，“朝鲜老乡真是爱憎分明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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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空4师工作一段时间后，我被调到中朝联合空军司令部任翻译科长兼刘震司令员的翻译。刘司令员的苏联顾问是曾在沈阳北陵机场迫降伪满洲国皇帝溥仪的那位将军，名叫格鲁诺夫，是个中将。当时中朝联合空军司令部司令员是刘震将军，副司令员是朝鲜空军司令王生连。朝鲜的飞机早让美国人打光了，只剩下几架攻击机侥幸飞到我国，开始在浪头机场，后来到了凤城机场，整个战争期间，也没见他们空军正经打过仗。
在中朝联合空军司令部工作的时期，我的工作基本上和在空4师差不了多少，好在我的翻译水平也有进步，不那么紧张了，干得也得心应手了，很受刘司令员的器重。格鲁诺夫将军也很喜欢我。不过这当中发生了一件事，令我很生气，也很好笑。中方给那位将军配备了好几位警卫员，但他每次出去，都只要我跟着他，这样我既是翻译，又作警卫，所以也佩戴手枪。没事的时候，这位老毛子将军经常出去“寻花问柳”。当时东北各地都有很多苏联侨民，对于男女关系，苏联人比较开放。有一次他在外面“乐够了”，回到宾馆房间，把他那双高筒皮靴一脱，往地毯上一扔，大声命令我：“马上把靴子给我打上鞋油！”我当时年轻气盛，本来就对他的行为看不惯，现在又看他那副样子，气就不打一处来，气呼呼地回答他，“我不是你的勤务兵，要擦自己擦！”这家伙听了我的话，一言不发，俯下身去拉他带来的那口皮箱。我一看，不好！这家伙要拿枪！“好汉不吃眼前亏”，我也马上把手伸到腰间的枪套里去拿手枪！谁知他竟然掏出了一张很大的彩色照片，上面是一个漂亮的姑娘。他不由分说把照片塞到我的手里，冲我一伸大拇指：“你是好样的，我现在就决定把我女儿嫁给你！”这下子，我可真傻了！完全不知所措，只好接过照片。但我心里非常明白，即使我同意，那个姑娘再好，我也不能娶她。因为当时我国政府有严格规定，除非有极特殊的情况，绝对不允许和苏联女子结婚。后来有一位苏军总检察长想把女儿嫁给我的一个同学，都经过了我国外交部，结果也没成。另一个同学因为非要和苏联女子结婚而被取消了中国国籍。
当然这都是外话了。后来我把照片交给了组织，组织上又退给了格鲁诺夫将军，他也就无可奈何了！但他并不因此恨我，反而帮我办成了一件大事。 5
有一天我接到北京空军司令部的电话，调我去北京学习集训，准备参加留苏考试。听到这个消息，我高兴极了。当时的中国人，尤其是渴望接受先进科学技术的年轻人，苏联是他们心目中的天堂，我自然也不例外。高兴之余，我又很担心，因为我知道刘司令员是不会轻易放我的，只有请这位格鲁诺夫中将帮忙了。当我把自己的要求向他提出来以后，他毫不迟疑一口答应下来了。有一天作战空闲，他微笑着对刘司令员说：“咱们这一辈老的革命军人，应该培养年轻干部才对。”刘司令员笑着回答：“那当然了，这事我赞成。”格鲁诺夫乘机讲：“那你为什么不放刘从军去苏联学习呢？”刘司令员瞪了我一眼对格鲁诺夫说：“不是我不放，是因为没有人能接替他！”后来我找了一位我的同学给我当替补，刘司令就放我了。
1951年5月我顺利到北京参加集训。格鲁诺夫中将后来奉调回国，任敖德萨军区的空军司令，我在莫斯科学习时，格鲁诺夫中将有一次还专门去看望过我。几十年的光阴过去了，但我还经常想起他。
到了北京以后，政审、体检、俄文考试我都位列前茅，但文化考试却丢了“大人”。我虽在延安上过中学，其实也没上过几天正经课，不是军训，就是开荒生产纺线织布。数学考试我连Sinx等数学符号都不知道，还能答对？化学考试有一道题我现在还记着，上面写着水、硫酸、硝酸等，下面是H2O、H2SO4、HNO3等，要用线把它们正确连接起来。这我哪知道啊？结果又是0分。其实不仅是我，其它参试的人也和我差不多。
后来徐向前元帅率领我国第一个军工代表团访苏，空军副司令员王秉璋也是团员之一，这样我就作为随团翻译先去了苏联，在莫斯科大旅社住了40多天，协助代表团的工作。后来我就上了茹科斯基空军工程学院，专业是飞机设计。1958年2月回国之后，我们23个毕业生中有13个人被分配到国防部5院搞导弹。后来其中多人也成了这方面的权威和领导干部。“两弹元勋”孙家栋就是我留苏时的同学，还有于龙准、李伯勇等人。在二院工作期间，我也主持过红旗-3、红旗-4、红旗-61等多种地空导弹的设计研制。
望着眼前这位年过八旬但仍神采奕奕的老前辈，记者心中充满了由衷的钦佩之情。没有他们这一辈人的付出，中华民族复兴之梦就会变成为无源之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