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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年6月，震惊中外的黄河花园口决堤，而在此之前4个月，黄河铁桥也被炸掉，这是蒋介石为了抵抗日军的进攻所采取的一项军事行动。本文将通过史料记载，揭开它扑朔迷离的事实真相。
炸 桥
1937年“七七”事变后，日军占领平津，随即分兵向华北扑来。中国军队以血肉之躯与强敌做殊死抗击，使日军“三个月灭亡中国”的幻想破灭。
1937年8月13日，日军进攻上海，激战3月后，占领上海。12月，日军攻陷南京。覆国之际，蒋介石被迫与共产党合作，两党团结抗日。
国民党统帅部移至武汉，国民政府则西迁重庆。
沿平汉路南下之敌，是土肥原贤二率领的侵华日军主力第十四师团。按照作战计划，该师团须在1938年2月8日前攻取新乡。新乡位于平汉、道清铁路的交叉点，北制安阴，南扼郑州，黄河大铁桥为南下唯一通道；道清线又是通向晋南的捷径，所以新乡成为豫北的重要战略据点。由于宋哲元的二十九军奋力抵抗，延缓了日军的攻势，也粉碎了土肥原2月8日前攻取新乡的美梦。于是，敌人补充、集结兵力，由冀南、豫北继续南犯，并以强大空军连日轰炸新乡、黄河大铁桥。2月14日，日机飞临郑州上空，对市区进行狂轰滥炸。
1938年2月12日，新八师奉第一战区司令长官程潜之命，由郑州开赴黄河铁桥两岸布防，并受命在强敌逼近北岸之际，炸毁黄河铁桥，使敌机械化部队不能长驱直入郑州。
黄河沿岸，早于1935年前后，国家便投入巨大财力物力人力，由祝绍周主持，德国军事顾问指导，构筑了永久性国防工事，以备对日作战。黄河岸上，每隔50米至100米之间就有一个钢筋水泥的固定堡垒，可配置重机枪一挺。新八师到达后，又于其内构筑轻机枪掩体、散兵坑，并以交通壕彼此连结。还于某些重要河段，假设敌人强渡，多次进行防守演习。
13日，新八师师长蒋在珍乘火车由郑州出发，到达黄河南岸车站，在此设前敌指挥所。晚饭后，蒋在珍命令师部作战参谋熊先煜赶往黄河铁桥，向先期赶到的工兵连了解炸桥准备情况。指挥所离黄河铁桥约3里远，熊先煜带了两个卫兵，以手电照路前行。沿途有自北岸过来之逃亡者，或哭或泣，拖家带小，其情惨不忍睹。
熊先煜到达桥上，工兵连连长周玉睿跑步上前报告，称该连已开来3日，各项准备业已完成，对炸桥确有把握。周玉睿还说，漳河以北之敌，连日沿平汉路南犯，第二十九军各部迎击于安阳、汤阴、汲县等地，战斗惨烈无比。每日有大批伤员过桥，据悉二十九军力不能支，已逐渐南移，日军正由汲县南下，很快将驶抵黄河北岸。午夜两点，熊先煜才赶回指挥所向蒋在珍汇报。
蒋在珍听罢报告，满脸阴云，叹息道:“以我穿草鞋持步枪之兵卒，迎战日寇之坦克装甲，岂能战而胜之?看来我万余贵州兄弟，指日之间，便要血溅黄河了。”
14日上午，部队正吃早饭，日军战机突然来袭，陡然间警报声响得惊心动魄。熊先煜和指挥所里的官兵们纷纷跑出车站，疏散到田野上。此处无任何防空隐蔽之物，人员或蹲或立或卧，都举头看天，目睹涂有血红太阳旗标志的敌机在空中如入无人之境，大家除了气愤却也无计可施。敌机群呼啸而过，并未投弹，而是向别的方向飞去，估计是去轰炸郑州。大家松了一口气，回到指挥所不一会儿，便听远处声如巨雷，急忙冲出一看，原来是敌机在归途中沿路投弹，顷刻间指挥所北侧篮球场落3弹，铁路对面中国银行也被炸，烟火冲腾，泥石飞溅，百姓死伤无数，民居着火，男女老幼大呼小叫仓皇奔向田野。牛在狂奔，狗在乱蹿，鸡飞上房，猪撞倒墙。
仅几十秒钟后，房子在燃烧，田野上到处响起撕肝裂肺的哭喊。
这时，熊先煜跑进指挥所，接起驻郑州的军部来电，说敌机十余架轰炸郑州市区，车站及大同路一带伤亡损失惨重。
午后1时许，熊先煜随蒋在珍乘手摇平板车赴黄河北岸阵地视察，随行的还有警卫营营长刘荫培、副官郑自襄和两名卫士。平板车到达铁路桥上，因82孔处上午被敌机炸坏，工兵们正全力以赴抢修。官兵见师长来到第一线，纷纷呐喊请战，场面极为感人。稍顷，通知可以行车。抵达北岸后，师长接见了第一团团长傅衡中，并向该团官佐慷慨训话，在视察桥头堡阵地后方返回指挥所。
护法军湘南总司令程潜
15日上午，空中又响起了滚雷般的声响。大家出屋四散躲避，才发现那是自己的飞机。中国空军12架飞机组成的机群飞越黄河，前往安阳一带轰炸日军。军民观之，无不热泪盈眶，欢呼雀跃!
可惜，属于我们的这点可怜的自豪感转瞬即逝。午饭后即接上级通知，豫北情况紧急，二十九军将向山西转移，新乡已不能保；命令工兵于当夜11时开始装药，长官部派工兵组长前来指导技术事项，待命炸桥。16日凌晨5时，蒋在珍师长接战区司令长官程潜命令：新八师掩护并指挥工兵连炸桥，固守黄河阵地。蒋在珍当即以电话命令傅衡中固守北岸桥头堡，又令李昌容团长率第二团及直属部队，以及配属新八师的炮兵部队，固守两岸。严令全师官兵与阵地共存亡，哪怕余一兵一卒，亦不得擅行撤退。
11时许，警报骤响，一架敌机盘旋在铁路桥上空侦察。因敌机超低空飞行，铁桥中央一名哨兵竟被飞机卷起的狂风吹落河中淹亡。
午后2时许，九十五师师长兼郑州警备司令罗奇赶赴新八师前敌指挥所，向蒋在珍传示蒋介石命令，并通报:长官部参谋长晏勋甫已驰赴新乡，与二十九军宋哲元商讨研究，计划打击日军南犯；平汉路敌我双方在汲县与新乡之间呈拉锯对峙，恐日军此时尚不能南犯，故破坏铁桥尚在审慎研究之中。
罗奇去后不久，蒋在珍当晚突接长官部电话，说战局突变，宋哲元部已沿铁路向西转进。程潜命令:拂晓时炸毁铁桥。
蒋在珍放下电话，目光落到熊先煜的脸上，一字一板地说:“熊参谋，炸桥的命令已经下达，指挥工兵连实施的任务就交给你了。你准备一下就去桥上吧。”
熊先煜奉命后心想，黄河铁桥计长100孔，每孔约40公尺，今倭寇侵略，在“焦土抗战”下，决定予以破坏，殊觉可惜!但为了抗击日军，也只有执行此令了！
17日拂晓时分，一切准备就绪。熊先煜与蒋在珍师长、朱振民参谋长及指挥所军官齐集在两岸桥头上，等待由新乡南开的最后一趟列车通过铁桥，然后即行发出炸桥信号。
凌晨5时过一点儿，最后一趟列车开来了。那是由闷罐车、平板车、客车组成的混列。车上装满了战斗到最后一刻的铁路员工和他们的家属，还有不少伤兵。清冷惨淡的灯光下，车上每一张脸庞都充满肃穆、悲壮、凄凉的神情。当雪亮的车灯穿透迷蒙的夜色，当列车发出“哐啷哐啷”的巨响驶上铁桥之际，司机突然拉响了汽笛，而且毫不间断，那尖锐刺耳激人心魄的声音仿佛是悲怆的呼唤——那是一个饱受屈辱的民族发出的含血带泪的愤怒与不屈的呐喊。天地间，激荡着大海涨潮般汹涌澎湃的嚎啕与怒吼。
“收复失地!杀死日本人!”
“中国人打回老家去呀!”
巨大的吼声撞击着大家的心，巨大的羞耻感紧紧地攥住了大家，使大家压抑得喘不过气来。军人泪，夺眶而出……眼泪中既包含着悲愤，也有深深的羞愧……
熊先煜哭着向身边的几位战友大喊：“弟兄们，这是我们中国人的《最后一课》啊!”
列车过桥后，傅衡中奉命率领掩护部队立即撤向南岸。
五时一刻，蒋在珍师长向熊先煜下达了炸桥命令。熊先煜高举信号枪，发出3发白色信号弹。顿时，此起彼伏的爆炸声震天动地，黄河铁桥笼罩在滚滚烟团与频频闪烁的火光之中。
爆炸声停息后，熊先煜和周玉睿立即上桥检查。岂料，因技术原因，铁桥仅被炸坏了3孔而已，其余的97孔虽已是遍体鳞伤，不过是被炸药崩掉了一层“皮肉”，一个个巨大的桥墩依然挺立在滚滚江涛之中。此时天色渐亮，前方情况不明，黄河以北又无部队作战，且地势平坦，铁轨未及破坏，日军机械化部队还可以通过铁轨行动。
蒋在珍焦虑万分，深恐日军此时赶到，奔上铁桥，便打开了直通郑州及中原腹地、南下武汉及江汉平原的大门，也必然会严重影响统帅部的战略部署。倘若如此，个人丢脑袋事小，祸延抗战大计，必然给国家造成无法估量的严重后果!
蒋在珍亲赴桥上，令熊先煜继续督促爆破，尽快将铁桥彻底炸毁。并命傅衡中率4个营的兵力火速重返北岸据守，若敌前锋逼近，以死战来争取炸桥时间，擅自撤退者，一律就地枪决。
自17日凌晨至19日傍晚，整整三天两夜时间里，执行炸桥任务的官兵无一刻不在桥上，无一刻合眼。
而这3天时间里，土肥原师团攻占新乡后，因被且战且退的宋哲元残部吸引去了晋南，故并未沿平汉路南下袭取郑州。熊先煜每日无数次来回穿梭奔走于铁桥上，督促作业进度。建造这样一座大桥实属不易，而要毁掉这庞然大物，也绝非轻而易举之事。每一次爆破，只能给大桥造成局部的破坏，工兵装填一次炸药引爆一次，如此反复进行。
19日中午，指挥这次炸桥任务的熊先煜突然听到南岸桥头处人声喧哗，不少士兵纷纷向桥头跑去。熊先煜也大步赶到，原来是士兵们在铁桥的右栏杆上部发现了一块铁碑。战士中能识字的不多，许多人嚷嚷着:“请熊参谋念念，请熊参谋念念。”熊先煜仰头匆匆浏览了一遍，顿时有乱箭穿胸之感。他高声念道:“大清国铁路总公司建造京汉铁路，由比国公司助工，工成之日，朝廷派太子少保、前工部左侍郎盛宣怀，一品顶戴署理商部左丞唐绍仪行告成典礼。谨镌……以志，时在清光绪三十一年十月十六日。”熊先煜怆然涕下，泣不成声……
至19日傍晚，熊先煜查知水面自39孔起，至82孔止，其间桥面均已遭严重破坏，即便日军夺去，也需三年五载方能修复。此时从南岸望去，有桥床爆倒和桥墩爆塌，桥床桥墩均爆破落入水中。巍巍然钢铁长龙，此时恰似被肢解折断的骨架，或没于水中，或露于河面，凌乱不堪，一派狼藉。一幅凄凉悲壮的画面，深深地烙印在每个人的心中，永不能忘!
决 堤
新八师炸毁黄河铁桥后，奉命守卫西起汜水东至花园口的黄河防线。不久又改为铁桥至马渡口一线防务。师部驻京水镇。
此时，日军已抵黄河北岸，因铁桥已毁，无法过河，只能与我军隔黄河对峙。日机常飞越黄河向我阵地投弹，抛撒宣传品。新八师也数次派出便衣袭击队，与在沦陷区坚持战斗的共产党领导的黄河支队配合，袭扰日军。最成功的战例，当数夜袭小冀镇日军粮秣仓库。
对峙至5月，战局对我严重不利。日军统帅部制定了一个五路会攻徐州的计划，企图将中国军队主力一举歼灭于徐州一带。其一路即土肥原的第十四师团由濮阳经董口偷渡黄河南下截断陇海路，阻止中国军队东进增援。
5月23日，土肥原偷渡黄河成功，即以精锐的快速部队沿陇海路两侧西进。蒋介石急令薛岳指挥4个军追击围歼土肥原部。薛岳不力，未能成功。至6月1日，土肥原部攻占睢县，迫近兰封（今兰考）、杞县；另一股日军则由亳县方面经鹿邑、柘城向太康迫近，且有进犯平汉路许昌、郑州一带的企图。两路日军合围，使开封、兰封之间的我军主力部队处境岌岌可危。
6月6日，敌攻陷开封。7日，敌步骑兵千余附坦克十余辆到达中牟，与我警戒部队接触，郑州也危在旦夕。
在此紧急情况下，第一战区长官部急向蒋介石建议利用黄河汛期决堤，用滔滔洪水阻止敌人西进，保证郑州不失。此建议立即得到蒋介石的批准。6月4日，日军攻打开封之际，国民党五十三军一团奉令在中牟县境赵口决堤。5日，二十集团军总司令商震亲临赵口督促。开始时想掘开赵口，但后来又决定改掘花园口。至9日，黄河水终于从决口汹涌而出。
花园口决堤，是抗战史上的一件大事。熊先煜作为当时的一名青年军官，参与其间，不仅改变了决堤地点(由赵口改至花园口)，并亲往花园口实地勘察后选定决堤河段，还从始至终指挥了决堤的全程。
建国后，晏勋甫在其自述文章中谈到：1935年他担任武汉行营参谋长时，便有中日交战时可决黄河之堤将敌隔绝于豫东，借以保全郑州之议案；1938年他出任第一战区长官部参谋长时又和副参谋长张胥行以此计划向程潜建议，程潜认为可行，遂向蒋介石请示，蒋介石回电予以批准。此系花园口决堤的直接原因。
除此之外，冯玉祥、白崇禧等人也同样向蒋介石建议放黄河水制敌，“以水代兵”，如陈果夫于1938年4月3日建议在武陟决堤。姚琮（时任军委会办公厅副主任）21日建议在刘庄、朱口决堤。何成浚（时任湖北省主席）5月26日建议趁桃汛决堤。刘仲元6月3日电:洛阳、委员长蒋:徐州失陷，敌主力深入豫东鲁西，若不破釜沉舟，中州将不守。生等拟决黄河之水，陆沉敌主力，明知牺牲惨重，为急欲救国起见，曷忍硫为之。井底愚见，惟钧座是择。豫西师警区司令部刘仲元、谢承杰同叩。黄新吾于6月7日建议在黑岗口决堤。陈诚转呈王若卿6月10日建议在黑岗口决堤。
中国历史上类似花园口决堤“以水代兵”的例子很多，最著名的当属《三国志·蜀志·关羽》所载“水淹七军”。
6月6日拂晓时分，住在京水镇师部的蒋在珍师长突然被电话铃声惊醒，是集团军总司令商震直接与他通话，告诉他陇海路南之敌已突破通许一带我军防线，逼近开封，而赵口决堤尚未完成，命令新八师加派步兵一团，前往协助。
蒋在珍赶紧叫熊先煜随他一同驱车赶赴赵口视察:
赵口一段，地势较低，当时选中此处决堤，对黄河水势估计过大，对堤质估计过松，在所决定大堤处相隔40米处挖开两道口子，以为河水同时放水后，利用河水的巨大压力，能将两处决口之间40米长的河堤冲走，孰料决口掘成，中间大堤久冲不垮，兼之决口过于狭小，流量有限，士兵虽全力加宽，然军情紧迫，已时不可待，只好另选掘口。
熊先煜向蒋在珍谈了自己的看法后，蒋在珍立即叫熊先煜随他前往郑州，面呈商震，由蒋呈报，熊先煜在一旁作详细补充。商震的意思是增加官兵，加快速度。熊先煜则认为决口过于狭小，人去得再多，也无用武之地。商于是命令他们立即返回赵口，协助五十三军一团改善技术，尽快放水。
熊先煜与蒋在珍即又返回赵口，正与决堤部队长官计议之中，忽接商震电话，转达统帅部指示，命令新八师于本部防区内另选地段决堤。
新八师马上登车返京水镇。途中，蒋在珍问熊先煜:“我师防区沿河地段你都熟悉，你看究竟在哪里决堤最好?”
熊先煜谨慎答道：“以地形而言，马渡口、花园口均可。不过，马渡口与赵口相距较远，敌人已迫近这一地区，恐堤未决成，敌人已至。为获时间宽裕，我看最好还是选定花园口一段为宜。”
蒋在珍当即拍板:“时间紧，任务重大，事不宜迟，那就定在花园口吧。”
回到京水镇已是夜里10时左右，刚刚吃过晚饭，商震派集团军参谋处长魏汝霖前来督促决堤事。商议中定下两条原则：尽快完成任务；尽量缩小受灾地区。
蒋在珍命令由熊先煜主持决堤工程。
受命于危难之际，熊先煜当然清楚那黄河之水扑向千里平川所造成的严重后果——滔滔洪水吞没的，不仅是骄焰万丈的日军和被日军夺占的铁路、公路，同时，还有千千万万中国同胞的生命、土地、家园，也会被无情地吞噬掉啊！
但熊先煜同时也清楚，作为一个军人，他只有服从。
领命后，熊先煜即着手准备。夜里12时，他即率工兵营营长黄映清、马应援及黄河水利委员会专司河堤修防的张国宏段长，乘坐一辆中吉普勿匆赶到花园口，勘察、确定决口位置。
到达堤上，大家马上开始工作，岂料所带4支手电筒的灯泡均属劣质产品，先后全部烧坏。熊先煜看看表，已是第二天凌晨两点钟了。他考虑到事关重大，不敢摸黑盲目选址，遂决定上车休息，待天亮后再勘察选址。
天刚亮，大家就沿着黄河逆流而上勘察。河堤上有个关帝庙，庙中无人，门大开。他们走了进去，对着红脸长须的关云长磕了3个响头，敬了香(用烟代替)。那一刻，大家都表现得十分虔诚，十分庄重。熊先煜跪在地上默默祷告:“关老爷，中华民族眼下遭了大难，被日本鬼子欺侮得惨。我们打不过他们，万般无奈，只好放黄河水淹，淹死了老百姓，你得宽恕我们呀。”
大约过了一个钟头后，熊先煜选定在关帝庙以西约300米处决堤。他看中这里是因为此处为黄河的弯曲部，河水汹涌而来，到脚下突然受阻，压力较之直线处较大，容易冲垮河堤。而且从地图上看，待河水从花园口一带涌出，漫过已被日军占领的开封、中牟、尉氏、通许、扶沟、西华等县境后，便可注入贾鲁河，向东南而行，流入淮河。贾鲁河道可成为一道天然屏障，阻止河水无边漫延，当可减少损失。
熊先煜说出意见后，用树枝指着铺在地上的地图，询问随同各员有何意见，如没有不同意见就这么定下了。这时，众人神色庄严，泪眼蒙胧，皆不能言。
熊先煜问张国宏:“张段长，你是我们请的专家，你要表态，定在这里，行，还是不行？”
张国宏答非所问，目光呆滞，连连嚷道:“要死多少人……要死多少人呐!”
熊先煜提高声调说道:“死人是肯定的，在这里决堤，死的人会大大减少。你必须表态，行，还是不行？”
张国宏这才意识到自己的责任，认真地看着地图，表态同意熊先煜的选择。
工兵营营长黄映清不待熊先煜问他，已经“咚”的一声跪在了地上，举目向天，热泪长淌。
大家全都随他跪了下去，4个人跪成一排，面对着波涛汹涌的黄河放声大哭。直到工兵连和二团九连的官兵来到堤上，他们才止住哭声。
大家马上动手划线，决定相隔50米之距掘两道决口，由大堤内侧对准河床底部平行掘进，决口外宽内窄，呈倒“八”字形。预计掘至河底，决口可宽至10米左右。放水之际，洪水从大口入小口出，增大压力，更容易冲垮大堤。熊先煜这些后来证明行之有效的想法，均是从赵口决堤失败的教训中得来的。同时还决定，在河堤中央暂留3公尺宽，最后再掘，以便维持施工期间东西交通往来。计划完毕，工兵连和九连马上按线开挖。不一会儿，第二团全部集中，第三团也赶到堤上，遂分工由大堤南北两面同时动工，以加快掘进速度。
这一切安排完毕，熊先煜才驱车赶回京水镇向蒋在珍汇报，随即又和蒋折回大堤。蒋在珍在堤上认真巡视后，对熊先煜选定并已在实施中的决堤方案予以肯定。
早饭后，蒋在珍决定移住花园口，亲自督促施工。
下午3时，参谋处魏处长通报军情，说陇海路以南西犯的日军已向平汉突进，情势极端危险。当晚，从郑州方向传来阵阵爆炸声，一刻未停，响至天明。这是中国军队已经作好撤退准备，在自动破坏郑州车站及城内可能会被敌人利用的设施。
在花园口掘堤的2000余名官兵，耳闻隆隆不绝的爆炸声，夜以继日，猛掘不止。
6月8日，掩护部队的傅衡中团在花园口以东15里处与日军骑兵接火，傅部将前来侦察袭扰之敌骑击退。京水镇上也出现了日军便衣，一时人心惶惶。移住河堤上指挥掘堤的蒋在珍师长下令将师部由京水镇移往赵集。
为加快掘堤速度，张国宏段长召集附近百姓协助，并指示掘土办法。河堤上军民混杂，人山人海。
武汉统帅部每隔一小时便来电话催问决堤进度，希望能早一刻放水。可见黄河决堤对抗战大局的影响。
长官部也派战地服务队的男女队员前来慰问鼓励。他们带来白面、猪肉，还在河堤上唱歌跳舞演节目，为决堤官兵打气鼓劲。
中午前，魏处长再度由郑州赶来，代表商总司令慰劳新八师官兵。目睹决堤官兵虽连续工作一昼一夜又半日，许多人已双掌鲜血淋漓，用绑腿缠手，仍挥镐掘土，不肯休息，魏处长深为感动。他当场宣布，如于当夜12点放水成功，总司令部奖法币2万元;如明日晨6时放水，则奖l万元。
午后，日机两架从北飞临花园口上空侦察，并投弹数枚，落于决口附近西南面村庄，炸死炸伤居民十余人。但决堤并未因此而停止片刻。
花园口河堤系小石子均粘土结成，非常坚硬，挖掘相当吃力。而且，河堤完全靠人工挖掘，未用一两炸药。经新八师官兵与前来协助的民工苦战两昼夜后，终于6月9日上午8时开始放水。
洪水涌进了决口，官兵们目睹着洪水疾速地向着附近早已疏散一空的村庄扑去，至午后一时许，水势骤猛，决口迅速溃大，远望一片汪洋。京水镇以西以北转眼间皆成泽国……2000多名已经极度疲乏的军人似乎才感受到了精神上的沉重压力。阴云密布的苍穹下，官兵肃然无语。同样的心情，大家也曾有过，那是4个月前炸毁黄河大铁桥之际。
6月10日10时，突然暴雨倾盆，竟日不停。这场大雨实有利于决口的加大，洪水最终冲垮两道决口间50米长的河道。至此，黄河改道，满河大水由此扑向千里平川……熊先煜作为花园口决堤的具体指挥者，在50年后撰文回顾这一重大历史事件时，不免感慨万千。对于被洪水吞没的数十万同胞的灵魂，他的心中永远也得不到安宁。也正因为这样的原因，熊先煜才于几十年间对涉及花园口决堤的资料悉心收集。
有人撰文以为，花园口决堤的目的是淹没日军，“以水代兵”消灭日军的有生力量，这是不准确的。国民党统帅部的直接军事目的则是放出黄河水造成地障，以阻止和迟滞日军的进攻，为中国军队机动争取时间。当然，洪水涌出后给日军造成的损失也是重大的。
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编写的《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中写道:“6月10日前后，中国军队在京水镇（郑州以北l5公里处）附近，掘开了黄河南岸的堤防，因此，黄河浊流向东南奔流，中牟首先进水，逐日扩大，从朱仙镇、尉氏、太康一直影响到蚌埠。第二军6月13日为救援孤立在中牟的第十四师团一部，从第五、第十、第一一四师团兵站抽调工兵各一个中队及架桥材料一个中队，配属给第十四师团。随后于16日又从第一军调来独立工兵第二联队主力及渡河材料一个中队。6月15日以后，由于泛滥的河水扩大到尉氏的第十六师团方面，第二军除调回第十四师团两个工兵中队外，又逐次增加架桥材料两个中队，折叠船40只，独立工兵第十一联队主力支援，然后向泛滥地带以外撤退。方面军于6月17日命令临时航空兵团全力以赴援助第十六师团方面的补给。用运输机、轻重轰炸机，在6月16日至24日之间给两个师团投下补给粮秣、卫生材料等，合计约1615吨。29日，方面军在徐州举行联合追悼大会。仅第二军死于洪水的人数便达到7452名之多。”
南京大学历史系张宪文教授在其主编的《抗日战争的正面战场》一书中写道:“花园口决堤在军事上给日军西进平汉线造成困难，第十四师团一个混成联队，炮兵一个中队，骑兵一个中队，坦克10余辆在中牟被洪水围困。”中牟城外水宽约15公里，水深3公尺，该股日军除一部向东南方向退出外，约1500人退入城内用沙包堵塞城门。尉氏、朱仙镇、南北槽附近第十六师团一部约3000人亦被洪水围困。日军纷纷利用门板及其它漂浮物东逃。由于洪水泛滥，日军不得不中止向郑州西进。17、18两日，日军以火车数列运载汽船、木船、给养向西开去，援助被困部队。
日本大本营陆军部撰有日军侵华史长编。其中第440页记载:“中国军队6月10日左右于郑州东北掘开黄河堤防，使黄河水向东西方向涌出，采取了水湾战术，淹没了自己的广大沃野，形成了经中牟、尉氏、周口、阜阳连接淮河的大地障，给我军行动造成极大困难。”
而据我方目击者说:“洪水到处，日军惊恐万状，东奔西突，人马践踏，车、马、人员淹没不计其数。”
当然，洪水也给我国人民造成了巨大的灾难。依照1955年《治黄展览》公布的数字:淹没面积为5.4万平方公里，1250万人流离失所，89万人死于洪水之中。此后，这一组数字为各种资料所引用，已成为定论。
然而，王质彬教授在1985年淮河水利史学术讨论会上却以其论文《1938年黄河决口夺淮略考》，对上列权威数字提出了质疑:“泛区受灾人口1250万之说，显然过于扩大，按抗日战争前我国豫、皖、苏人均占有土地情况看，每人最低不会少于3亩，以此推算，泛区受灾人数最多不会超过500万。所谓泛区受灾面积5.4万平方公里，也失之过大，该数字是按照受灾44县、市的总面积估算出来的，似应依当时行政院按豫、皖、苏3省受灾耕地统计，按l平方公里扣除非耕地后折合耕地1000面计，上述3省耕地淹没数为1500万亩；再按1000亩耕地折合1平方公里得出受灾面积，应为1.5万平方公里较为确切。”若以王教授的计算方法推断，死亡人数大致只占原数字的1/3左右。
毫无疑问，这同样是中华民族所承受的极其惨重的牺牲。也正由于这一惨重的牺牲，才粉碎了气焰嚣张的日军夺取郑州后（当时统帅部已决定放弃郑州）迅速南取武汉、西袭潼关的企图。如果没有黄泛区阻隔，郑州沦陷后，敌人必然直逼武汉，而由豫至鄂，不仅有铁路运输，而且地势平坦，极有利于日军的机械化部队纵横驰骋。
花园口决堤后，由于形成黄泛区这一巨大地障，终于迫使日军止步于平汉路以东，我唐、白河流域及汉水中游方得以免遭日军铁蹄践踏。唐、白河流域人口众多，地域宽广平坦，土地肥沃，物产丰富，有力地支援了抗战。也正是由于有了黄泛区这一地障，中国军队第一、第五战区才分别得以在洛阳、老河口立足，与江南诸战区遥相呼应，从而确保西北安全。
单纯从军事角度讲，花园口决堤乃是我国处于经济、军事、科学、工业全面落后的情况下面对强敌不得不采取的“断臂图存”之举。巴黎6月17日哈瓦斯社电:
急进社会党机关报《共和国》评论中国黄河决口事云：前当法国国王路易十四入侵荷兰时，荷兰辩曾以决堤为自卫计，其国人虽患水灾于一时，然其领土终得以保全。厥后1812年冬季，拿破伦一世攻俄时，俄国亦以坚壁清野之法阻止法军前进，并将莫斯科城付之一炬，卒至拿破伦一世所率大军，为之败溃。似此，某一民族受外人攻击而有灭亡或沦为奴隶之虞时，利用洪水与冬季凛冽气候以御敌，其事又安足怪异。时至此际，中国业已决定放出两条大龙，即黄河与长江，以制日军于死命。纵使以中国人十人性命换取日人一人性命，亦未始非计。此盖中国抗战决心所由表现也。
（责编 周志清）
炸 桥
1937年“七七”事变后，日军占领平津，随即分兵向华北扑来。中国军队以血肉之躯与强敌做殊死抗击，使日军“三个月灭亡中国”的幻想破灭。
1937年8月13日，日军进攻上海，激战3月后，占领上海。12月，日军攻陷南京。覆国之际，蒋介石被迫与共产党合作，两党团结抗日。
国民党统帅部移至武汉，国民政府则西迁重庆。
沿平汉路南下之敌，是土肥原贤二率领的侵华日军主力第十四师团。按照作战计划，该师团须在1938年2月8日前攻取新乡。新乡位于平汉、道清铁路的交叉点，北制安阴，南扼郑州，黄河大铁桥为南下唯一通道；道清线又是通向晋南的捷径，所以新乡成为豫北的重要战略据点。由于宋哲元的二十九军奋力抵抗，延缓了日军的攻势，也粉碎了土肥原2月8日前攻取新乡的美梦。于是，敌人补充、集结兵力，由冀南、豫北继续南犯，并以强大空军连日轰炸新乡、黄河大铁桥。2月14日，日机飞临郑州上空，对市区进行狂轰滥炸。
1938年2月12日，新八师奉第一战区司令长官程潜之命，由郑州开赴黄河铁桥两岸布防，并受命在强敌逼近北岸之际，炸毁黄河铁桥，使敌机械化部队不能长驱直入郑州。
黄河沿岸，早于1935年前后，国家便投入巨大财力物力人力，由祝绍周主持，德国军事顾问指导，构筑了永久性国防工事，以备对日作战。黄河岸上，每隔50米至100米之间就有一个钢筋水泥的固定堡垒，可配置重机枪一挺。新八师到达后，又于其内构筑轻机枪掩体、散兵坑，并以交通壕彼此连结。还于某些重要河段，假设敌人强渡，多次进行防守演习。
13日，新八师师长蒋在珍乘火车由郑州出发，到达黄河南岸车站，在此设前敌指挥所。晚饭后，蒋在珍命令师部作战参谋熊先煜赶往黄河铁桥，向先期赶到的工兵连了解炸桥准备情况。指挥所离黄河铁桥约3里远，熊先煜带了两个卫兵，以手电照路前行。沿途有自北岸过来之逃亡者，或哭或泣，拖家带小，其情惨不忍睹。
熊先煜到达桥上，工兵连连长周玉睿跑步上前报告，称该连已开来3日，各项准备业已完成，对炸桥确有把握。周玉睿还说，漳河以北之敌，连日沿平汉路南犯，第二十九军各部迎击于安阳、汤阴、汲县等地，战斗惨烈无比。每日有大批伤员过桥，据悉二十九军力不能支，已逐渐南移，日军正由汲县南下，很快将驶抵黄河北岸。午夜两点，熊先煜才赶回指挥所向蒋在珍汇报。
蒋在珍听罢报告，满脸阴云，叹息道:“以我穿草鞋持步枪之兵卒，迎战日寇之坦克装甲，岂能战而胜之?看来我万余贵州兄弟，指日之间，便要血溅黄河了。”
14日上午，部队正吃早饭，日军战机突然来袭，陡然间警报声响得惊心动魄。熊先煜和指挥所里的官兵们纷纷跑出车站，疏散到田野上。此处无任何防空隐蔽之物，人员或蹲或立或卧，都举头看天，目睹涂有血红太阳旗标志的敌机在空中如入无人之境，大家除了气愤却也无计可施。敌机群呼啸而过，并未投弹，而是向别的方向飞去，估计是去轰炸郑州。大家松了一口气，回到指挥所不一会儿，便听远处声如巨雷，急忙冲出一看，原来是敌机在归途中沿路投弹，顷刻间指挥所北侧篮球场落3弹，铁路对面中国银行也被炸，烟火冲腾，泥石飞溅，百姓死伤无数，民居着火，男女老幼大呼小叫仓皇奔向田野。牛在狂奔，狗在乱蹿，鸡飞上房，猪撞倒墙。
仅几十秒钟后，房子在燃烧，田野上到处响起撕肝裂肺的哭喊。
这时，熊先煜跑进指挥所，接起驻郑州的军部来电，说敌机十余架轰炸郑州市区，车站及大同路一带伤亡损失惨重。
午后1时许，熊先煜随蒋在珍乘手摇平板车赴黄河北岸阵地视察，随行的还有警卫营营长刘荫培、副官郑自襄和两名卫士。平板车到达铁路桥上，因82孔处上午被敌机炸坏，工兵们正全力以赴抢修。官兵见师长来到第一线，纷纷呐喊请战，场面极为感人。稍顷，通知可以行车。抵达北岸后，师长接见了第一团团长傅衡中，并向该团官佐慷慨训话，在视察桥头堡阵地后方返回指挥所。
护法军湘南总司令程潜
15日上午，空中又响起了滚雷般的声响。大家出屋四散躲避，才发现那是自己的飞机。中国空军12架飞机组成的机群飞越黄河，前往安阳一带轰炸日军。军民观之，无不热泪盈眶，欢呼雀跃!
可惜，属于我们的这点可怜的自豪感转瞬即逝。午饭后即接上级通知，豫北情况紧急，二十九军将向山西转移，新乡已不能保；命令工兵于当夜11时开始装药，长官部派工兵组长前来指导技术事项，待命炸桥。16日凌晨5时，蒋在珍师长接战区司令长官程潜命令：新八师掩护并指挥工兵连炸桥，固守黄河阵地。蒋在珍当即以电话命令傅衡中固守北岸桥头堡，又令李昌容团长率第二团及直属部队，以及配属新八师的炮兵部队，固守两岸。严令全师官兵与阵地共存亡，哪怕余一兵一卒，亦不得擅行撤退。
11时许，警报骤响，一架敌机盘旋在铁路桥上空侦察。因敌机超低空飞行，铁桥中央一名哨兵竟被飞机卷起的狂风吹落河中淹亡。
午后2时许，九十五师师长兼郑州警备司令罗奇赶赴新八师前敌指挥所，向蒋在珍传示蒋介石命令，并通报:长官部参谋长晏勋甫已驰赴新乡，与二十九军宋哲元商讨研究，计划打击日军南犯；平汉路敌我双方在汲县与新乡之间呈拉锯对峙，恐日军此时尚不能南犯，故破坏铁桥尚在审慎研究之中。
罗奇去后不久，蒋在珍当晚突接长官部电话，说战局突变，宋哲元部已沿铁路向西转进。程潜命令:拂晓时炸毁铁桥。
蒋在珍放下电话，目光落到熊先煜的脸上，一字一板地说:“熊参谋，炸桥的命令已经下达，指挥工兵连实施的任务就交给你了。你准备一下就去桥上吧。”
熊先煜奉命后心想，黄河铁桥计长100孔，每孔约40公尺，今倭寇侵略，在“焦土抗战”下，决定予以破坏，殊觉可惜!但为了抗击日军，也只有执行此令了！
17日拂晓时分，一切准备就绪。熊先煜与蒋在珍师长、朱振民参谋长及指挥所军官齐集在两岸桥头上，等待由新乡南开的最后一趟列车通过铁桥，然后即行发出炸桥信号。
凌晨5时过一点儿，最后一趟列车开来了。那是由闷罐车、平板车、客车组成的混列。车上装满了战斗到最后一刻的铁路员工和他们的家属，还有不少伤兵。清冷惨淡的灯光下，车上每一张脸庞都充满肃穆、悲壮、凄凉的神情。当雪亮的车灯穿透迷蒙的夜色，当列车发出“哐啷哐啷”的巨响驶上铁桥之际，司机突然拉响了汽笛，而且毫不间断，那尖锐刺耳激人心魄的声音仿佛是悲怆的呼唤——那是一个饱受屈辱的民族发出的含血带泪的愤怒与不屈的呐喊。天地间，激荡着大海涨潮般汹涌澎湃的嚎啕与怒吼。
“收复失地!杀死日本人!”
“中国人打回老家去呀!”
巨大的吼声撞击着大家的心，巨大的羞耻感紧紧地攥住了大家，使大家压抑得喘不过气来。军人泪，夺眶而出……眼泪中既包含着悲愤，也有深深的羞愧……
熊先煜哭着向身边的几位战友大喊：“弟兄们，这是我们中国人的《最后一课》啊!”
列车过桥后，傅衡中奉命率领掩护部队立即撤向南岸。
五时一刻，蒋在珍师长向熊先煜下达了炸桥命令。熊先煜高举信号枪，发出3发白色信号弹。顿时，此起彼伏的爆炸声震天动地，黄河铁桥笼罩在滚滚烟团与频频闪烁的火光之中。
爆炸声停息后，熊先煜和周玉睿立即上桥检查。岂料，因技术原因，铁桥仅被炸坏了3孔而已，其余的97孔虽已是遍体鳞伤，不过是被炸药崩掉了一层“皮肉”，一个个巨大的桥墩依然挺立在滚滚江涛之中。此时天色渐亮，前方情况不明，黄河以北又无部队作战，且地势平坦，铁轨未及破坏，日军机械化部队还可以通过铁轨行动。
蒋在珍焦虑万分，深恐日军此时赶到，奔上铁桥，便打开了直通郑州及中原腹地、南下武汉及江汉平原的大门，也必然会严重影响统帅部的战略部署。倘若如此，个人丢脑袋事小，祸延抗战大计，必然给国家造成无法估量的严重后果!
蒋在珍亲赴桥上，令熊先煜继续督促爆破，尽快将铁桥彻底炸毁。并命傅衡中率4个营的兵力火速重返北岸据守，若敌前锋逼近，以死战来争取炸桥时间，擅自撤退者，一律就地枪决。
自17日凌晨至19日傍晚，整整三天两夜时间里，执行炸桥任务的官兵无一刻不在桥上，无一刻合眼。
而这3天时间里，土肥原师团攻占新乡后，因被且战且退的宋哲元残部吸引去了晋南，故并未沿平汉路南下袭取郑州。熊先煜每日无数次来回穿梭奔走于铁桥上，督促作业进度。建造这样一座大桥实属不易，而要毁掉这庞然大物，也绝非轻而易举之事。每一次爆破，只能给大桥造成局部的破坏，工兵装填一次炸药引爆一次，如此反复进行。
19日中午，指挥这次炸桥任务的熊先煜突然听到南岸桥头处人声喧哗，不少士兵纷纷向桥头跑去。熊先煜也大步赶到，原来是士兵们在铁桥的右栏杆上部发现了一块铁碑。战士中能识字的不多，许多人嚷嚷着:“请熊参谋念念，请熊参谋念念。”熊先煜仰头匆匆浏览了一遍，顿时有乱箭穿胸之感。他高声念道:“大清国铁路总公司建造京汉铁路，由比国公司助工，工成之日，朝廷派太子少保、前工部左侍郎盛宣怀，一品顶戴署理商部左丞唐绍仪行告成典礼。谨镌……以志，时在清光绪三十一年十月十六日。”熊先煜怆然涕下，泣不成声……
至19日傍晚，熊先煜查知水面自39孔起，至82孔止，其间桥面均已遭严重破坏，即便日军夺去，也需三年五载方能修复。此时从南岸望去，有桥床爆倒和桥墩爆塌，桥床桥墩均爆破落入水中。巍巍然钢铁长龙，此时恰似被肢解折断的骨架，或没于水中，或露于河面，凌乱不堪，一派狼藉。一幅凄凉悲壮的画面，深深地烙印在每个人的心中，永不能忘!
决 堤
新八师炸毁黄河铁桥后，奉命守卫西起汜水东至花园口的黄河防线。不久又改为铁桥至马渡口一线防务。师部驻京水镇。
此时，日军已抵黄河北岸，因铁桥已毁，无法过河，只能与我军隔黄河对峙。日机常飞越黄河向我阵地投弹，抛撒宣传品。新八师也数次派出便衣袭击队，与在沦陷区坚持战斗的共产党领导的黄河支队配合，袭扰日军。最成功的战例，当数夜袭小冀镇日军粮秣仓库。
对峙至5月，战局对我严重不利。日军统帅部制定了一个五路会攻徐州的计划，企图将中国军队主力一举歼灭于徐州一带。其一路即土肥原的第十四师团由濮阳经董口偷渡黄河南下截断陇海路，阻止中国军队东进增援。
5月23日，土肥原偷渡黄河成功，即以精锐的快速部队沿陇海路两侧西进。蒋介石急令薛岳指挥4个军追击围歼土肥原部。薛岳不力，未能成功。至6月1日，土肥原部攻占睢县，迫近兰封（今兰考）、杞县；另一股日军则由亳县方面经鹿邑、柘城向太康迫近，且有进犯平汉路许昌、郑州一带的企图。两路日军合围，使开封、兰封之间的我军主力部队处境岌岌可危。
6月6日，敌攻陷开封。7日，敌步骑兵千余附坦克十余辆到达中牟，与我警戒部队接触，郑州也危在旦夕。
在此紧急情况下，第一战区长官部急向蒋介石建议利用黄河汛期决堤，用滔滔洪水阻止敌人西进，保证郑州不失。此建议立即得到蒋介石的批准。6月4日，日军攻打开封之际，国民党五十三军一团奉令在中牟县境赵口决堤。5日，二十集团军总司令商震亲临赵口督促。开始时想掘开赵口，但后来又决定改掘花园口。至9日，黄河水终于从决口汹涌而出。
花园口决堤，是抗战史上的一件大事。熊先煜作为当时的一名青年军官，参与其间，不仅改变了决堤地点(由赵口改至花园口)，并亲往花园口实地勘察后选定决堤河段，还从始至终指挥了决堤的全程。
建国后，晏勋甫在其自述文章中谈到：1935年他担任武汉行营参谋长时，便有中日交战时可决黄河之堤将敌隔绝于豫东，借以保全郑州之议案；1938年他出任第一战区长官部参谋长时又和副参谋长张胥行以此计划向程潜建议，程潜认为可行，遂向蒋介石请示，蒋介石回电予以批准。此系花园口决堤的直接原因。
除此之外，冯玉祥、白崇禧等人也同样向蒋介石建议放黄河水制敌，“以水代兵”，如陈果夫于1938年4月3日建议在武陟决堤。姚琮（时任军委会办公厅副主任）21日建议在刘庄、朱口决堤。何成浚（时任湖北省主席）5月26日建议趁桃汛决堤。刘仲元6月3日电:洛阳、委员长蒋:徐州失陷，敌主力深入豫东鲁西，若不破釜沉舟，中州将不守。生等拟决黄河之水，陆沉敌主力，明知牺牲惨重，为急欲救国起见，曷忍硫为之。井底愚见，惟钧座是择。豫西师警区司令部刘仲元、谢承杰同叩。黄新吾于6月7日建议在黑岗口决堤。陈诚转呈王若卿6月10日建议在黑岗口决堤。
中国历史上类似花园口决堤“以水代兵”的例子很多，最著名的当属《三国志·蜀志·关羽》所载“水淹七军”。
6月6日拂晓时分，住在京水镇师部的蒋在珍师长突然被电话铃声惊醒，是集团军总司令商震直接与他通话，告诉他陇海路南之敌已突破通许一带我军防线，逼近开封，而赵口决堤尚未完成，命令新八师加派步兵一团，前往协助。
蒋在珍赶紧叫熊先煜随他一同驱车赶赴赵口视察:
赵口一段，地势较低，当时选中此处决堤，对黄河水势估计过大，对堤质估计过松，在所决定大堤处相隔40米处挖开两道口子，以为河水同时放水后，利用河水的巨大压力，能将两处决口之间40米长的河堤冲走，孰料决口掘成，中间大堤久冲不垮，兼之决口过于狭小，流量有限，士兵虽全力加宽，然军情紧迫，已时不可待，只好另选掘口。
熊先煜向蒋在珍谈了自己的看法后，蒋在珍立即叫熊先煜随他前往郑州，面呈商震，由蒋呈报，熊先煜在一旁作详细补充。商震的意思是增加官兵，加快速度。熊先煜则认为决口过于狭小，人去得再多，也无用武之地。商于是命令他们立即返回赵口，协助五十三军一团改善技术，尽快放水。
熊先煜与蒋在珍即又返回赵口，正与决堤部队长官计议之中，忽接商震电话，转达统帅部指示，命令新八师于本部防区内另选地段决堤。
新八师马上登车返京水镇。途中，蒋在珍问熊先煜:“我师防区沿河地段你都熟悉，你看究竟在哪里决堤最好?”
熊先煜谨慎答道：“以地形而言，马渡口、花园口均可。不过，马渡口与赵口相距较远，敌人已迫近这一地区，恐堤未决成，敌人已至。为获时间宽裕，我看最好还是选定花园口一段为宜。”
蒋在珍当即拍板:“时间紧，任务重大，事不宜迟，那就定在花园口吧。”
回到京水镇已是夜里10时左右，刚刚吃过晚饭，商震派集团军参谋处长魏汝霖前来督促决堤事。商议中定下两条原则：尽快完成任务；尽量缩小受灾地区。
蒋在珍命令由熊先煜主持决堤工程。
受命于危难之际，熊先煜当然清楚那黄河之水扑向千里平川所造成的严重后果——滔滔洪水吞没的，不仅是骄焰万丈的日军和被日军夺占的铁路、公路，同时，还有千千万万中国同胞的生命、土地、家园，也会被无情地吞噬掉啊！
但熊先煜同时也清楚，作为一个军人，他只有服从。
领命后，熊先煜即着手准备。夜里12时，他即率工兵营营长黄映清、马应援及黄河水利委员会专司河堤修防的张国宏段长，乘坐一辆中吉普勿匆赶到花园口，勘察、确定决口位置。
到达堤上，大家马上开始工作，岂料所带4支手电筒的灯泡均属劣质产品，先后全部烧坏。熊先煜看看表，已是第二天凌晨两点钟了。他考虑到事关重大，不敢摸黑盲目选址，遂决定上车休息，待天亮后再勘察选址。
天刚亮，大家就沿着黄河逆流而上勘察。河堤上有个关帝庙，庙中无人，门大开。他们走了进去，对着红脸长须的关云长磕了3个响头，敬了香(用烟代替)。那一刻，大家都表现得十分虔诚，十分庄重。熊先煜跪在地上默默祷告:“关老爷，中华民族眼下遭了大难，被日本鬼子欺侮得惨。我们打不过他们，万般无奈，只好放黄河水淹，淹死了老百姓，你得宽恕我们呀。”
大约过了一个钟头后，熊先煜选定在关帝庙以西约300米处决堤。他看中这里是因为此处为黄河的弯曲部，河水汹涌而来，到脚下突然受阻，压力较之直线处较大，容易冲垮河堤。而且从地图上看，待河水从花园口一带涌出，漫过已被日军占领的开封、中牟、尉氏、通许、扶沟、西华等县境后，便可注入贾鲁河，向东南而行，流入淮河。贾鲁河道可成为一道天然屏障，阻止河水无边漫延，当可减少损失。
熊先煜说出意见后，用树枝指着铺在地上的地图，询问随同各员有何意见，如没有不同意见就这么定下了。这时，众人神色庄严，泪眼蒙胧，皆不能言。
熊先煜问张国宏:“张段长，你是我们请的专家，你要表态，定在这里，行，还是不行？”
张国宏答非所问，目光呆滞，连连嚷道:“要死多少人……要死多少人呐!”
熊先煜提高声调说道:“死人是肯定的，在这里决堤，死的人会大大减少。你必须表态，行，还是不行？”
张国宏这才意识到自己的责任，认真地看着地图，表态同意熊先煜的选择。
工兵营营长黄映清不待熊先煜问他，已经“咚”的一声跪在了地上，举目向天，热泪长淌。
大家全都随他跪了下去，4个人跪成一排，面对着波涛汹涌的黄河放声大哭。直到工兵连和二团九连的官兵来到堤上，他们才止住哭声。
大家马上动手划线，决定相隔50米之距掘两道决口，由大堤内侧对准河床底部平行掘进，决口外宽内窄，呈倒“八”字形。预计掘至河底，决口可宽至10米左右。放水之际，洪水从大口入小口出，增大压力，更容易冲垮大堤。熊先煜这些后来证明行之有效的想法，均是从赵口决堤失败的教训中得来的。同时还决定，在河堤中央暂留3公尺宽，最后再掘，以便维持施工期间东西交通往来。计划完毕，工兵连和九连马上按线开挖。不一会儿，第二团全部集中，第三团也赶到堤上，遂分工由大堤南北两面同时动工，以加快掘进速度。
这一切安排完毕，熊先煜才驱车赶回京水镇向蒋在珍汇报，随即又和蒋折回大堤。蒋在珍在堤上认真巡视后，对熊先煜选定并已在实施中的决堤方案予以肯定。
早饭后，蒋在珍决定移住花园口，亲自督促施工。
下午3时，参谋处魏处长通报军情，说陇海路以南西犯的日军已向平汉突进，情势极端危险。当晚，从郑州方向传来阵阵爆炸声，一刻未停，响至天明。这是中国军队已经作好撤退准备，在自动破坏郑州车站及城内可能会被敌人利用的设施。
在花园口掘堤的2000余名官兵，耳闻隆隆不绝的爆炸声，夜以继日，猛掘不止。
6月8日，掩护部队的傅衡中团在花园口以东15里处与日军骑兵接火，傅部将前来侦察袭扰之敌骑击退。京水镇上也出现了日军便衣，一时人心惶惶。移住河堤上指挥掘堤的蒋在珍师长下令将师部由京水镇移往赵集。
为加快掘堤速度，张国宏段长召集附近百姓协助，并指示掘土办法。河堤上军民混杂，人山人海。
武汉统帅部每隔一小时便来电话催问决堤进度，希望能早一刻放水。可见黄河决堤对抗战大局的影响。
长官部也派战地服务队的男女队员前来慰问鼓励。他们带来白面、猪肉，还在河堤上唱歌跳舞演节目，为决堤官兵打气鼓劲。
中午前，魏处长再度由郑州赶来，代表商总司令慰劳新八师官兵。目睹决堤官兵虽连续工作一昼一夜又半日，许多人已双掌鲜血淋漓，用绑腿缠手，仍挥镐掘土，不肯休息，魏处长深为感动。他当场宣布，如于当夜12点放水成功，总司令部奖法币2万元;如明日晨6时放水，则奖l万元。
午后，日机两架从北飞临花园口上空侦察，并投弹数枚，落于决口附近西南面村庄，炸死炸伤居民十余人。但决堤并未因此而停止片刻。
花园口河堤系小石子均粘土结成，非常坚硬，挖掘相当吃力。而且，河堤完全靠人工挖掘，未用一两炸药。经新八师官兵与前来协助的民工苦战两昼夜后，终于6月9日上午8时开始放水。
洪水涌进了决口，官兵们目睹着洪水疾速地向着附近早已疏散一空的村庄扑去，至午后一时许，水势骤猛，决口迅速溃大，远望一片汪洋。京水镇以西以北转眼间皆成泽国……2000多名已经极度疲乏的军人似乎才感受到了精神上的沉重压力。阴云密布的苍穹下，官兵肃然无语。同样的心情，大家也曾有过，那是4个月前炸毁黄河大铁桥之际。
6月10日10时，突然暴雨倾盆，竟日不停。这场大雨实有利于决口的加大，洪水最终冲垮两道决口间50米长的河道。至此，黄河改道，满河大水由此扑向千里平川……熊先煜作为花园口决堤的具体指挥者，在50年后撰文回顾这一重大历史事件时，不免感慨万千。对于被洪水吞没的数十万同胞的灵魂，他的心中永远也得不到安宁。也正因为这样的原因，熊先煜才于几十年间对涉及花园口决堤的资料悉心收集。
有人撰文以为，花园口决堤的目的是淹没日军，“以水代兵”消灭日军的有生力量，这是不准确的。国民党统帅部的直接军事目的则是放出黄河水造成地障，以阻止和迟滞日军的进攻，为中国军队机动争取时间。当然，洪水涌出后给日军造成的损失也是重大的。
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编写的《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中写道:“6月10日前后，中国军队在京水镇（郑州以北l5公里处）附近，掘开了黄河南岸的堤防，因此，黄河浊流向东南奔流，中牟首先进水，逐日扩大，从朱仙镇、尉氏、太康一直影响到蚌埠。第二军6月13日为救援孤立在中牟的第十四师团一部，从第五、第十、第一一四师团兵站抽调工兵各一个中队及架桥材料一个中队，配属给第十四师团。随后于16日又从第一军调来独立工兵第二联队主力及渡河材料一个中队。6月15日以后，由于泛滥的河水扩大到尉氏的第十六师团方面，第二军除调回第十四师团两个工兵中队外，又逐次增加架桥材料两个中队，折叠船40只，独立工兵第十一联队主力支援，然后向泛滥地带以外撤退。方面军于6月17日命令临时航空兵团全力以赴援助第十六师团方面的补给。用运输机、轻重轰炸机，在6月16日至24日之间给两个师团投下补给粮秣、卫生材料等，合计约1615吨。29日，方面军在徐州举行联合追悼大会。仅第二军死于洪水的人数便达到7452名之多。”
南京大学历史系张宪文教授在其主编的《抗日战争的正面战场》一书中写道:“花园口决堤在军事上给日军西进平汉线造成困难，第十四师团一个混成联队，炮兵一个中队，骑兵一个中队，坦克10余辆在中牟被洪水围困。”中牟城外水宽约15公里，水深3公尺，该股日军除一部向东南方向退出外，约1500人退入城内用沙包堵塞城门。尉氏、朱仙镇、南北槽附近第十六师团一部约3000人亦被洪水围困。日军纷纷利用门板及其它漂浮物东逃。由于洪水泛滥，日军不得不中止向郑州西进。17、18两日，日军以火车数列运载汽船、木船、给养向西开去，援助被困部队。
日本大本营陆军部撰有日军侵华史长编。其中第440页记载:“中国军队6月10日左右于郑州东北掘开黄河堤防，使黄河水向东西方向涌出，采取了水湾战术，淹没了自己的广大沃野，形成了经中牟、尉氏、周口、阜阳连接淮河的大地障，给我军行动造成极大困难。”
而据我方目击者说:“洪水到处，日军惊恐万状，东奔西突，人马践踏，车、马、人员淹没不计其数。”
当然，洪水也给我国人民造成了巨大的灾难。依照1955年《治黄展览》公布的数字:淹没面积为5.4万平方公里，1250万人流离失所，89万人死于洪水之中。此后，这一组数字为各种资料所引用，已成为定论。
然而，王质彬教授在1985年淮河水利史学术讨论会上却以其论文《1938年黄河决口夺淮略考》，对上列权威数字提出了质疑:“泛区受灾人口1250万之说，显然过于扩大，按抗日战争前我国豫、皖、苏人均占有土地情况看，每人最低不会少于3亩，以此推算，泛区受灾人数最多不会超过500万。所谓泛区受灾面积5.4万平方公里，也失之过大，该数字是按照受灾44县、市的总面积估算出来的，似应依当时行政院按豫、皖、苏3省受灾耕地统计，按l平方公里扣除非耕地后折合耕地1000面计，上述3省耕地淹没数为1500万亩；再按1000亩耕地折合1平方公里得出受灾面积，应为1.5万平方公里较为确切。”若以王教授的计算方法推断，死亡人数大致只占原数字的1/3左右。
毫无疑问，这同样是中华民族所承受的极其惨重的牺牲。也正由于这一惨重的牺牲，才粉碎了气焰嚣张的日军夺取郑州后（当时统帅部已决定放弃郑州）迅速南取武汉、西袭潼关的企图。如果没有黄泛区阻隔，郑州沦陷后，敌人必然直逼武汉，而由豫至鄂，不仅有铁路运输，而且地势平坦，极有利于日军的机械化部队纵横驰骋。
花园口决堤后，由于形成黄泛区这一巨大地障，终于迫使日军止步于平汉路以东，我唐、白河流域及汉水中游方得以免遭日军铁蹄践踏。唐、白河流域人口众多，地域宽广平坦，土地肥沃，物产丰富，有力地支援了抗战。也正是由于有了黄泛区这一地障，中国军队第一、第五战区才分别得以在洛阳、老河口立足，与江南诸战区遥相呼应，从而确保西北安全。
单纯从军事角度讲，花园口决堤乃是我国处于经济、军事、科学、工业全面落后的情况下面对强敌不得不采取的“断臂图存”之举。巴黎6月17日哈瓦斯社电:
急进社会党机关报《共和国》评论中国黄河决口事云：前当法国国王路易十四入侵荷兰时，荷兰辩曾以决堤为自卫计，其国人虽患水灾于一时，然其领土终得以保全。厥后1812年冬季，拿破伦一世攻俄时，俄国亦以坚壁清野之法阻止法军前进，并将莫斯科城付之一炬，卒至拿破伦一世所率大军，为之败溃。似此，某一民族受外人攻击而有灭亡或沦为奴隶之虞时，利用洪水与冬季凛冽气候以御敌，其事又安足怪异。时至此际，中国业已决定放出两条大龙，即黄河与长江，以制日军于死命。纵使以中国人十人性命换取日人一人性命，亦未始非计。此盖中国抗战决心所由表现也。
（责编 周志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