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学民,中国企业管理研究会常务理事,山东经营管理研究会常务理事兼行为表现管理专业委员会主任,“天韵书院公益论坛”创办人,中国行为表现管理体系创建者,著名管理思想家,最受中国企业欢迎的管理咨询专家。代表作有中国第一本财经科普读物、商务随想录《慵懒的午餐后》,管理科学创新著作《管理应该管行为》等。
　　
　　日前,刘学民先生就榕商群体行为特征、历史贡献、未来的地位和影响等相关问题接受了《中国商人》专访,以下是此次访谈实录:
　　


　　中国商人:我们看到全国有不少福州商人,其企业实力相当雄厚,企业家本人则很“低调”。从企业家行为和心智模式的角度来看,您认为形成这种群体特征的主要原因是来自地域、传统还是其它现实层面的因素?
　　刘学民:当今之中国,干企业的人保持低调,不仅仅是福州商人。但凡南方企业家中,低调几乎是一种风尚。每个群体独特的行为方式,都有其行为价值,也就是说,他们之所以这么做,除了自己想这样做之外,还有深层次的外部环境因素的影响和约束。
　　福州地处东南沿海,人们普遍具有南方人的审慎和寡言,不像北方人那么个性张扬。福州历代自然灾害比较多,商人们多半力闯天涯、出外谋生的多,值得自豪的只剩下美丽的自然生态了,相比人文文化丰沛的华东其他省市和华中、华南、西南地区,光荣岁月似乎并不很多。这样的自然和人文条件,决定了人的低调风尚成为骨子里的一种人文特质。
　　白猫黑猫都发家的时候,当一个民族发展到一个更高阶段的时候,就会主动反省。当然,低调如果是表现在为社会奉献上,那应该值得大书特书了,相信这样的企业家,在福州商人中也不在少数,这是令人欣慰的事情。
　　中国商人:历史上的各大商帮如陕商、晋商、徽商等都留下来气势恢煌的会馆等标志性建筑,闽南土楼则把周易文化的精髓发挥得出神入化,比如造型奇特的圆形、方形乃至于八角形的土楼。您是否了解这些建筑,你认为这些建筑传达的文化精神跟今天福州商人的群体气质和行为方式有没有一些联系?
　　刘学民:闽商多来自中原地区,尤其是客家文化更是把与周易理论紧密结合的风水学说,发挥得淋漓尽致。这种风格,与漂泊居民的本源文化息息相关。福建圆楼等建筑风格的确立,除了和这种本源传承相关外,也与外来移民进入新地域后实施自我保护有着直接关系。
　　同样,这样的建筑风格,反应一种抵御情愫之外,就是一种强大的攻击欲望。所以,福州商人在中国商人群体中,勤奋、肯吃苦、爱冒险、适应能力强、喜欢闯荡江湖、擅长做生意等漂族文化分外彰显。这种现象也正迎合了中国传统文化中,防御是为了更好地进攻这样一种哲学思维。
　　中国商人:1980年代前后,有很多温州商人到福州来寻找机会,在我对他们的采访中一些成功的浙江企业家也经常提到这一点。今天的温州商人依然是从事轻工业制造和贸易为主,而福州商人则多以重工业产业的投资、制造和贸易为主。您如何评价“温商”和“榕商”在产业选择上的这些特点?
　　刘学民:温商们为什么这样选择,一个主要原因大概是异地经商,大规模的固定资产投资不太符合温州人的风格。至于榕商偏重于重工业方向,由于没有确切的数据支持,姑且做个推论吧。或者这与福建人传统上从北方过来后,对固定资产投资如圆楼建筑风格等情有独钟吧,也与投资观念、资源状况等有着直接关系。
　　从比较经济学的角度来说,两优相权取其重,两劣相权取其轻,禀赋学说在这里就非常适合。应该肯定的一点是,和传统习俗有着密切关系。
　　中国商人:以前人们对家族企业这种组织形式,以乡缘、地缘、血缘关系为基础形成的商帮组织多有批评。但在实际的企业经营和产业集群的形成中,乡缘、地缘、血缘关系在项目融资,商帮群体在跨区域产业扩张中具有很大的灵活性、高效率,以及对复杂营商环境的应变能力。比如福州商人,无论国家是否放开民间信贷,他们的民间融资行为始终都很活跃,你认为这些特点属于地域性群体性的个案,还是有它普遍意义上的道理?
　　刘学民:打虎亲兄弟,上阵父子兵,以血缘、地缘优势建立的组织,的确具有这样的优势。
　　福州商人,是擅长赚钱的群体。马克思说过这样的话:“如果有10%的利润,资本就保证到处被使用;有20%的利润,资本就活跃起来;有50%的利润,资本就铤而走险;为了100%的利润,资本就敢践踏一切人间法律;有300%的利润,资本就敢犯任何罪行,甚至冒绞首的危险。”这不难理解,一帮天天想发财的人在一起,在国家银行融资渠道狭窄的情况下,民间融资活动活跃这样的特点,在任何一种条件下都可能存在。福建作为东南沿海商贸发达的省份,这种现象的存在不具有普遍意义。如果是作为个案典型存在的话,那就要用具体数据来支持了,说到家,也无非是表现程度的不同罢了。
　　中国商人:虽然历史上的福州商人不论在经济上,还是在文化上(如其留下的建筑)上都有极高的成就,但今天的福州商人,大多小学初中毕业就出来闯世界。我们发现,不仅福州商人,今天活跃在世界各地的福建、广东、浙江的商人,很多小学没毕业,有的甚至都没上过什么学。而我们很多经济学、管理学毕业的专才却往往失去人生的目标。对于这种个人创业、择业中的予盾现象,我们应该如何看待?
　　刘学民:这几乎成为当今中国商业社会的一种普遍现象,其实在古代,也未尝不是如此。中国传统教育,更多是叫人如何遵守规矩,改革开放30年来,学历教育又以古板和教条著称,人们本来的创造性思维,也在这种失败的教育体系下丧失殆尽了。尤其是以考学为标准的应试教育,最大的特点就是违背学以致用的真理,这样的结果可想而知。
　　孔子说,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这里的“习”更关键,习就是到实践中去练习。
　　练习什么?练习一种学习的习惯。我们往往表面上看到人家发家致富的学历不高,但是你却忽视了一个事实,他们都有一种天生好学的拼命三郎精神。在生活中学、在经商中学、在饭桌上学、在经验教训中学,这是成功者的必备法宝。大学生在创业、择业的时候,不能一叶障目不见树林。
　　中国商人:欧美国家的强势群体通过他们对政府的游说控制商业资源,中国的各地商帮和商业群体近年来与政府的联系也进入了一个历史性的层面。你认为“官商”合作在怎样的条件下才是合理的?
　　刘学民:法国存在主义大师萨特说过,存在即合理。
　　除了传统的商贸发家方式以外,最有效的赚钱方式,就是“官商合作”了。这种现象,古今中外、概莫能外,要说区别,就是谈判主题的方式在逐渐改变,并更多的关注全社会的和谐发展。如各国,尤其是发达国家,富人群体积极采取对环保、教育、医疗和弱势群体的扶助措施等。
　　对于一个个体来说,要想个人发家,“官商合作”是最快的捷径,但要想更持久的存在并发展,就需要文化者的介入。政客、商人、读书人的三位一体的联盟,在当今的中国,更具有长久的现实意义。当然,这里所说的读书人,并非指大学教授、两院院士、政府津贴获得者这些既得利益群体,而是指那些热心公益事业,关怀民生的文化学者,他们才是今日中国的脊梁。发达起来的企业家们,应该更多的通过民间组织,来实现自己更大的社会理想,只有这样,我们的社会才会不断进步,更加和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