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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于不必惊世骇俗如10年前了。
今年5月，潘绥铭教授在他主持的中国人民大学性社会学研究所的网站上，公布了《中国人的性行为与性关系：历史发展2000-2006》调查结果简报。
10年前，他做田野调查，与小姐们打成一片，身披“只身闯人红灯区”的传奇色彩，引来“调查小姐，那得嫖多少回啊?”的复杂惊叹。当他写出聚焦中国地下性产业的《存在与荒谬》时，报纸打出的标题是“教授卧底曝光性产业”。
他对学术的严谨被不少东西遮蔽了，譬如他“什么阶层也不是”的跑江湖架势，他的翻眼冷笑，他的语出惊人。有人称他“人大那个家里好多毛片的教授”，但读过他的书的人能够体会他在方法设计、改进、反省、检讨上所下的功夫。
人生无须解释。这个从红卫兵、“狗崽子”、农场工人、大集体镀锌工人、工农兵中专生、机关小职员一路走来的社会学教授，一人社会，如鱼得水。他反复说的一句话是“小姐也是人”，以至于一度，有些文化水平较高的女性性工作者在网上口口相传：“你一定要记住潘绥铭这个名字。”一位接受过他访问的妈咪在送别时说：“你娶我吧!”他也回报以很高的职业尊重：“在(性产业)这个问题上，教授都不是专家，专家是妈咪。”调查时，他待她们，就像“对待女同事一样”。不管这是不是田野调查的一种策略，这确是接近“真实”的阶梯。
有过这番经历，潘绥铭比较知道怎样让中国的男人和女人说出他们的“性”。2000年，他就设计了一套体贴入微的调查方式，从问卷设计、调查地点，到人员的完全陌生化(就是调查者与被调查者不会再见了)，一点一点将难以启齿之事在对象面前铺开。
2006年7月到11月，潘绥铭团队进行了同题再调查，该调查覆盖了18岁至61岁、讲汉语、识汉字的中国人，随机抽取21个省、市的152个城市社区、47个村，实际接触7553人，大约1500人不愿参加，完成有效问卷6010份。
很多人还不明白安全套到底能不能预防艾滋病
人物周刊：关于“安全套到底能不能预防艾滋病”，您为什么迫切希望出台“国家说法”?
潘绥铭：我们的调查结果证明：2000年的时候，在4项预防知识中，这个问题的正确回答率最低，经过6年宣传教育，到2006年，仍然最低。问题难道还不严重吗?
人物周刊：说说在村里，在社区里碰到的“不相信”吧。
潘绥铭：整个社会的公信力在下降。一个信息，哪怕是科学知识，有80％的人信就不错了。像安全套的问题，他们也听说了一点，就是不相信。也不是不相信安全套，而是不相信我们的宣传。
人物周刊：在2000年、2006年对中国人的性行为和性关系进行考察，不能不看这6年里国家发生的事情和它的走向吧。
潘绥铭：对。这个大背景就是中国化的苗头越来越强。这不是我的词儿，是国际学术界用了好多年的概念，就是日常生活中的许多事物跟“性”联系起来，而且越来越紧密，不是你家里有几张毛片儿社会就“性化”了。你看现在，从大街上的广告到日常语言，性的色彩越来越浓，香车美女，他不说车有多好，搁一模特在那儿，杂志封面全美女头，有的扯都扯不上。就这么个趋势。
有钱人才去全身按摩、叫小姐?去得多的反而是“穷人”
人物周刊：两个月前，我去西南某地一家妇教所采访，那里收的是从事性交易被逮着又交不起罚金的农村女性，她们告诉我，一次交易的价格相当于一碗米粉。连那么偏远的小村子里的女性都开始用肉体做交易了。
潘绥铭：自打中国有文字记载这3000年来，哪朝哪代人不懂这条路?都懂!老话说“大姑娘要饭——死心眼儿”，不就是这个理?为什么现在走这条路的人多了?这才是问题。
我做女性性工作者社会学研究到今年刚好10年，跟她们一聊，全是这样那样的原因，最后没办法，不顾羞耻了，因为有比羞耻更火烧眉毛的事：生活。人多少总有廉耻之心，是什么让她们没有了羞耻感?是谁把那条底线给破了?
人物周刊：记得2004年在曼谷世艾大会上，您反复强调要重视老板、经理这类嫖客，并称他们是与艾滋病毒传播密切相关的“桥梁人群”。从2006年的调查看。好像他们的比例没有增加。
潘绥铭：这里有个上限。换句大俗话说，你就是敞开了让人去嫖，也不是人人都会去。我们在调查中发现，中国的性产业只是在持平中进行调整，找小姐比例下降的那些男人，大体上都是越来越有机会发生“多伴侣性行为”的男人，那些机会少的，找小姐的可能性也就相应地增加了。
人物周刊：报告里有句话，“异性全身按摩日益成为大城市里中年男人的一种娱乐方式”，中国城市男人很需要这样的抚慰吗?
潘绥铬：我这调查可得不出这结论。可大家都有日常经验，这几年，按摩、洗头洗脚、打着按摩字样的洗浴中心，门脸儿是越开越多。一般人误解，觉得有钱人才去全身按摩、叫小姐，不是，去得多的反而是那些所谓的“穷人”。
什么因素决定你是不是去那些场所呢?我们有个术语叫“可支配的富余收入”，就是活钱儿，你随时能用的，这是一个；还有一个是性服务的价格。比方你有100元活钱，性服务一次5元，那你去了；如果你有lOOO元活钱，可是性服务一次得800元，那就不去。
人物周刊：报告里提到一些新趋势：一些高档小姐开始向下流动；性服务的价格基本持平，略有降低，等等。价钱下来了。等于门槛降低，进去的人是不是就多了?
潘绥铭：从需求决定供给的角度看，性产业可以维持，却既不可能扩张，也不可能升值。这是因为：一方面，在大中城市，即使是中低收入的男性，花在找小姐上面的钱，很可能并不少于县城或农村的男客，这样中国性产业可以维持下去。但另一方面，在中高收入男性中，找小姐的比例并没有显著增加，因此性产业不但不可能扩张规模，就连维持原有的价格也很勉强。
问题严重在哪儿呢?我之前做的一些调查表明：低收入男性“找小姐”的比例在最近6年里显著增加。而对这次调查中的一个问题“性病可以看出来吗?”，这部分人都说能，正确率下降得很厉害。他们觉得只要对小姐进行“望、闻、摸、洗”，就足以预防性病和艾滋病，许多人即使已经得过某种性病，仍然对此坚信不疑。
两项结果一综合，可以基本断定他们得性病，艾滋病的几率必然增加。一旦他们染病，彻底治疗的可能性很小(因为医疗价格)，那么性病在这一阶层中传播的可能性就会显著地增加。
人物周刊：这么些年下来，您内心感觉教育对性行为的改变有用吗?
潘绥铭：当然有用，但是不大。以前我们的教育是恐吓教育，现在是普及知识，但知识必然带来行为改变吗?要真这么以为，那是大错特错。人不是电脑，不是机器，你以为成天拿一小册子在那儿忽悠，让他“知道”了，他就不去做了?该嫖的还嫖!不戴套的还不戴!这就像有些醫生把病人当一块肉、一堆器官组织，跟兽医没什么两样，他没想过你还有生活、历史、情感……人为什么会嫖?文化的、经济的、社会背景乃至个人心理，谁研究过?有经费吗?所以在这个问题上，我向来反对片面强调知识的作用，因为这个假设是不成立的。
所以我说，第一步要做的，并不是编写教材，而是到实际生活中去，到那些“坏人”里面去，摸清楚他们究竟相信什么。
今年5月，潘绥铭教授在他主持的中国人民大学性社会学研究所的网站上，公布了《中国人的性行为与性关系：历史发展2000-2006》调查结果简报。
10年前，他做田野调查，与小姐们打成一片，身披“只身闯人红灯区”的传奇色彩，引来“调查小姐，那得嫖多少回啊?”的复杂惊叹。当他写出聚焦中国地下性产业的《存在与荒谬》时，报纸打出的标题是“教授卧底曝光性产业”。
他对学术的严谨被不少东西遮蔽了，譬如他“什么阶层也不是”的跑江湖架势，他的翻眼冷笑，他的语出惊人。有人称他“人大那个家里好多毛片的教授”，但读过他的书的人能够体会他在方法设计、改进、反省、检讨上所下的功夫。
人生无须解释。这个从红卫兵、“狗崽子”、农场工人、大集体镀锌工人、工农兵中专生、机关小职员一路走来的社会学教授，一人社会，如鱼得水。他反复说的一句话是“小姐也是人”，以至于一度，有些文化水平较高的女性性工作者在网上口口相传：“你一定要记住潘绥铭这个名字。”一位接受过他访问的妈咪在送别时说：“你娶我吧!”他也回报以很高的职业尊重：“在(性产业)这个问题上，教授都不是专家，专家是妈咪。”调查时，他待她们，就像“对待女同事一样”。不管这是不是田野调查的一种策略，这确是接近“真实”的阶梯。
有过这番经历，潘绥铭比较知道怎样让中国的男人和女人说出他们的“性”。2000年，他就设计了一套体贴入微的调查方式，从问卷设计、调查地点，到人员的完全陌生化(就是调查者与被调查者不会再见了)，一点一点将难以启齿之事在对象面前铺开。
2006年7月到11月，潘绥铭团队进行了同题再调查，该调查覆盖了18岁至61岁、讲汉语、识汉字的中国人，随机抽取21个省、市的152个城市社区、47个村，实际接触7553人，大约1500人不愿参加，完成有效问卷6010份。
很多人还不明白安全套到底能不能预防艾滋病
人物周刊：关于“安全套到底能不能预防艾滋病”，您为什么迫切希望出台“国家说法”?
潘绥铭：我们的调查结果证明：2000年的时候，在4项预防知识中，这个问题的正确回答率最低，经过6年宣传教育，到2006年，仍然最低。问题难道还不严重吗?
人物周刊：说说在村里，在社区里碰到的“不相信”吧。
潘绥铭：整个社会的公信力在下降。一个信息，哪怕是科学知识，有80％的人信就不错了。像安全套的问题，他们也听说了一点，就是不相信。也不是不相信安全套，而是不相信我们的宣传。
人物周刊：在2000年、2006年对中国人的性行为和性关系进行考察，不能不看这6年里国家发生的事情和它的走向吧。
潘绥铭：对。这个大背景就是中国化的苗头越来越强。这不是我的词儿，是国际学术界用了好多年的概念，就是日常生活中的许多事物跟“性”联系起来，而且越来越紧密，不是你家里有几张毛片儿社会就“性化”了。你看现在，从大街上的广告到日常语言，性的色彩越来越浓，香车美女，他不说车有多好，搁一模特在那儿，杂志封面全美女头，有的扯都扯不上。就这么个趋势。
有钱人才去全身按摩、叫小姐?去得多的反而是“穷人”
人物周刊：两个月前，我去西南某地一家妇教所采访，那里收的是从事性交易被逮着又交不起罚金的农村女性，她们告诉我，一次交易的价格相当于一碗米粉。连那么偏远的小村子里的女性都开始用肉体做交易了。
潘绥铭：自打中国有文字记载这3000年来，哪朝哪代人不懂这条路?都懂!老话说“大姑娘要饭——死心眼儿”，不就是这个理?为什么现在走这条路的人多了?这才是问题。
我做女性性工作者社会学研究到今年刚好10年，跟她们一聊，全是这样那样的原因，最后没办法，不顾羞耻了，因为有比羞耻更火烧眉毛的事：生活。人多少总有廉耻之心，是什么让她们没有了羞耻感?是谁把那条底线给破了?
人物周刊：记得2004年在曼谷世艾大会上，您反复强调要重视老板、经理这类嫖客，并称他们是与艾滋病毒传播密切相关的“桥梁人群”。从2006年的调查看。好像他们的比例没有增加。
潘绥铭：这里有个上限。换句大俗话说，你就是敞开了让人去嫖，也不是人人都会去。我们在调查中发现，中国的性产业只是在持平中进行调整，找小姐比例下降的那些男人，大体上都是越来越有机会发生“多伴侣性行为”的男人，那些机会少的，找小姐的可能性也就相应地增加了。
人物周刊：报告里有句话，“异性全身按摩日益成为大城市里中年男人的一种娱乐方式”，中国城市男人很需要这样的抚慰吗?
潘绥铬：我这调查可得不出这结论。可大家都有日常经验，这几年，按摩、洗头洗脚、打着按摩字样的洗浴中心，门脸儿是越开越多。一般人误解，觉得有钱人才去全身按摩、叫小姐，不是，去得多的反而是那些所谓的“穷人”。
什么因素决定你是不是去那些场所呢?我们有个术语叫“可支配的富余收入”，就是活钱儿，你随时能用的，这是一个；还有一个是性服务的价格。比方你有100元活钱，性服务一次5元，那你去了；如果你有lOOO元活钱，可是性服务一次得800元，那就不去。
人物周刊：报告里提到一些新趋势：一些高档小姐开始向下流动；性服务的价格基本持平，略有降低，等等。价钱下来了。等于门槛降低，进去的人是不是就多了?
潘绥铭：从需求决定供给的角度看，性产业可以维持，却既不可能扩张，也不可能升值。这是因为：一方面，在大中城市，即使是中低收入的男性，花在找小姐上面的钱，很可能并不少于县城或农村的男客，这样中国性产业可以维持下去。但另一方面，在中高收入男性中，找小姐的比例并没有显著增加，因此性产业不但不可能扩张规模，就连维持原有的价格也很勉强。
问题严重在哪儿呢?我之前做的一些调查表明：低收入男性“找小姐”的比例在最近6年里显著增加。而对这次调查中的一个问题“性病可以看出来吗?”，这部分人都说能，正确率下降得很厉害。他们觉得只要对小姐进行“望、闻、摸、洗”，就足以预防性病和艾滋病，许多人即使已经得过某种性病，仍然对此坚信不疑。
两项结果一综合，可以基本断定他们得性病，艾滋病的几率必然增加。一旦他们染病，彻底治疗的可能性很小(因为医疗价格)，那么性病在这一阶层中传播的可能性就会显著地增加。
人物周刊：这么些年下来，您内心感觉教育对性行为的改变有用吗?
潘绥铭：当然有用，但是不大。以前我们的教育是恐吓教育，现在是普及知识，但知识必然带来行为改变吗?要真这么以为，那是大错特错。人不是电脑，不是机器，你以为成天拿一小册子在那儿忽悠，让他“知道”了，他就不去做了?该嫖的还嫖!不戴套的还不戴!这就像有些醫生把病人当一块肉、一堆器官组织，跟兽医没什么两样，他没想过你还有生活、历史、情感……人为什么会嫖?文化的、经济的、社会背景乃至个人心理，谁研究过?有经费吗?所以在这个问题上，我向来反对片面强调知识的作用，因为这个假设是不成立的。
所以我说，第一步要做的，并不是编写教材，而是到实际生活中去，到那些“坏人”里面去，摸清楚他们究竟相信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