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需要做强内需，并保持开放。疫情之后会更开放，衰退之后有新繁荣。就此，南方财经全媒体集团《21世纪经济报道》（下简称《21世纪》）专访了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教授、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荣誉教授郑永年。

增强发展新动能

　　《21世纪》：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要依靠改革激发市场主体活力，增强发展新动能。请你具体谈谈如何增强发展新动能？
　　郑永年：中国是从计划经济走过来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面对当前国内国际环境，要发展经济，就要发挥市场主体的作用，否则，十八届三中全会所说的市场起决定性作用从何谈起？至于该怎么做，也只能通过进一步深化體制改革。市场主体性、企业主体性必须落实到制度层面。
　　这次“两会”的很多内容都很重要，例如审议首部民法典、推进要素市场改革、“新基建”等。“六稳”“六保”非常重要，但制度性改革也非常重要。如果没有制度性改革，很多事情会很难办。目前来看，制度建设正在进一步往前走。
　　拿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来说，从现实来看，一些民营企业仍较难与国有企业竞争，因为相关竞争的制度条件仍需优化。我们要实事求是。竞争越激烈，进步动力越大。政府应当创造制度条件，让它们不断走向良性竞争。从制度角度来说，还有很多功课需要继续做。
　　《21世纪》：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要围绕保障和改善民生，推动社会事业改革发展。请你谈谈改善民生方面的成绩与下一步发力点。
　　郑永年：“硬基建”当然非常重要，国家经济要起飞必须有这些“硬基建”。到了今天中国的“硬基建”还会继续，如更新与维护。现在，我们投资的重点是“两新一重”，就是新型基础设施、新型城镇化和涉及国计民生的重大项目。
　　什么是“软基建”？社会建设都是“软基建”，我们面对医疗、教育和住房难题，我们要有更多的医院、养老院。我们的旧城改造需要不需要？我们有多少停车场？像新加坡差不多每一个主要的社区都有立体停车场。这是“硬基建”还是“软基建”？这些也是可以赚钱的。可以把新基建的很多内容结合起来，建设内需社会。“软基建”是内部建设，是为了建设内需社会，党的十八大以后做了两件很好的事情，一个是环保问题，现在环境好多了;还有一个就是精准扶贫，这些也是社会建设的内容。
　　无论西方也好，日本、亚洲四小龙也好，中产阶层很重要。建立消费社会必须有庞大的中产阶级。
　　《21世纪》：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一分部署，九分落实。各地区各部门各方面对国之大者要心中有数，强化责任担当，不折不扣抓好中共中央决策部署和政策措施落实。要力戒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顶层设计的落实非常重要，如何确保中央政策在执行层面有效落地？
　　郑永年：中央跟地方之间的关系要处理好。哪些权力是由中央来掌握，就一通到底，不要地方干预。有些事情确实属于地方政府的责任，就让地方政府去做。首先，权力跟责任必须相匹配，责任与权力不能错位;第二，决策要科学，政策本身要科学，要有可执行性，决策的时候要考虑到地方差异;第三，监察权跟执行权之间一定要有边界。

推进公共卫生治理

　　《21世纪》：这次两会很多代表委员关注一个重要的议题是如何补上公共卫生的短板。公共卫生治理是治理体系的一个重要方面，请你谈谈公共卫生治理方面应该如何补短板？
　　郑永年：这个短板讨论了多少年了。如何建立更好的公共卫生体系，世界上有太多好的经验，做得较好的包括新加坡、韩国、德国这样的体制，它们叫社会市场。政府与市场是相对均衡的。
　　能不能走一条中间的道路——社会力量跟政府力量、市场跟政府互相配合，达成一种均衡。这是我们要思考的。一言以蔽之，体制建设应该多一点科学，多一点技术，就有希望。
　　《21世纪》：科学知识和专业判断要在治理的每一个环节发挥其作用。
　　郑永年：对，就是这样。公共卫生支出、专业人员短缺、物资的存储、调配等问题，这些技术层面的东西可以完全由社会市场消化。真正需要的是建立一套真正的公共卫生体制，社会跟政府一起共治，就像新加坡一样，让社群机制发挥作用。进行制度建设时，要把社会组织纳入进来，让政府和社会组织发挥互补的作用。

做大内需，坚持开放

　　《21世纪》：做好“六稳”“六保”至关重要。“六保”是我们应对各种风险挑战的重要保证。要全面强化稳就业举措，强化困难群众基本生活保障，帮扶中小微企业渡过难关，做到粮食生产稳字当头、煤电油气安全稳定供应，保产业链供应链稳定，保障基层公共服务。如何更好地确保产业链供应链稳定？
　　郑永年：确保产业链供应链稳定，要从两个角度看：国际和国内。先说国际。客观地说，产业链供应链肯定会发生很大变化，首先是疫情的冲击。中国改革开放40年最大成果之一，就是成为“世界工厂”，也建立了完整的制造业体系。很多西方国家通过上一波的“超级全球化”把很多产业链供应链放到中国。以汽车制造业为例，武汉是汽车配件中心，疫情就对日本、德国、美国的汽车产业产生较大影响。
　　我认为，受疫情影响，美国、日本、欧洲会对它们的产业链供应链进行重构。中美贸易战发生后，美国已经在做了，主要针对关乎美国国家安全的产业，主要是高科技和5G方面。
　　从世界范围看，有些国家如德国已在把医疗物资产业迁回本土。它们会把与国家安全、人民生命健康有关的很多产业迁回自己的国家，同时不再把所有的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而是分散到如印度、越南等国。这实际上是一种经济理性。
　　中国是世界制造业中心，所以对中国的影响立竿见影，但我不认为他们能完全“去中国化”。我不认同很多人的悲观看法，认为西方会完全退出中国，我觉得不会。只要中国自己是开放的，是真正开放的，我想西方不会放弃这个市场，美国也不见得会放弃中国这个市场。日本、德国、美国的汽车工业很难把整个产业链迁回去，也很难迁到越南或印度。这从实际上操作起来非常难，除非它不计经济成本。
　　有两个前提条件，只要美国等西方国家还是资本主义国家，只要中国自己本身是开放的，它们对中国的依存度会减低，但不会完全脱钩。
　　中国本身要持续地开放，不要关起门来，关起门资本当然就进不来。我不认为美国会限制它的资本流动，所以这一点不用太担心。
　　《21世纪》：刚刚你提到产业链问题。你如何看待中国经济发展面临的“逆全球化”现象？
　　郑永年：在坚持开放的同时，中国下一步的建设也会转向内部建设，这也是我们所需要的。从长远来看，中国的经济增长必须来自于内需，中国的内需市场首先必须做大。
　　正如李克强总理所指出的，中国是一个庞大的市场，希望中国还是大家能够看好的投资的沃土，我们也愿意成为更多进口国外商品的、面向世界的大市场。疫情之后会更开放，衰退之后有新繁荣。
　　（摘自《21世纪经济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