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 要：以战争为分界点，范柳原与白流苏的爱情可以划分为战前算计的爱情、战时显露的爱情、战后步入婚姻的爱情。以布尔迪厄的“实践总体理论”来观照三部分的爱情叙事内容，战前两人在恋爱中所谓的算计和策略实际上是在场域影响下所形成习性的必然结果，不能以此作为否认他们之间存在爱情的证据；战争的到来使得两人感受到场域毁灭的威胁，倾城的一刻完成了两情相悦；婚后居于家庭场域的白流苏，由于生存在具有超历史稳定性的男权社会中，成为习性无意识受害者的她终究难逃苍凉的命运。
关键词：张爱玲 布尔迪厄 场域 习性
一、战前算计的爱情
《倾城之恋》是张爱玲1934年发表于《杂志》的一篇小说。这部短篇小说在普通读者群内引起热潮，众多评论家也对其进行解读，但对于范、白两人之间的婚姻有无爱情这一问题各执看法。张爱玲在叙述战前两人的相处时，多用“诡计”“盘算”等词描述，故很多论者认为两人之间算计多于爱情。此论断实则先行将爱情神圣化、纯粹化，认为爱情与策略不能共存。而布尔迪厄基于实践的理论认为，爱情的倾向与浪漫的表象恰恰相反，并不存在一种与理性算计毫无瓜葛的形式。换句话说，爱情在某种程度上常常是命中注定的爱情（amor fati）、社会命运的爱情。a我们对所选择的对象体现了个体趣味的朝向，“趣味”也是命定之爱的典型形式，是社会区分的深层机制的表征，它的内在驱动力是“习性”（habits）。b而“习性”是由“场域”所决定的，是行动者主观心态受客观环境影响从而被结构化的主观过程。在遇到范柳原之前，白流苏所在的家庭场域就是白公馆。白公馆的关系网由她的哥嫂一家、母亲、妹妹共同组成，这个场域的设置具有两个明显特征：一是时间的固态化，二是人情的冷漠自私。开篇白流苏和哥嫂就因经济利益而爆发争吵，三哥怂恿白流苏去奔丧，实际上是想甩掉她这个经济包袱，她“是在这个家待不得了”c。因此，从现实的物质生活来看，白流苏需要经济支撑。其次，从精神层面来看，她同样对物质有所要求。这是由于“女性的社会身份现在（或将来）与男人密切相关，在她们与男人的关系形成的表象中，她们考虑的是全体男人和女人对她们使用得到普遍认可的认识和评价模式”d。因此白公馆这个冷漠、势利、传统的场域决定了白流苏内在主观精神状态（习性的内射）是對物质必然有所要求。与其说她是被范柳原丰厚的物质所吸引，毋宁说对物质的需求是她产生爱情的必要条件。作为一个渴望被尊重的女人，白流苏绝对不会爱上一个经济拮据的男人，因此她对范柳原有爱情生发的基础。反观范柳原，其家庭场域的环境和关系同样复杂。作为私生子的他身上肩负着上一辈的情感纠葛，承担着来自同族人的恨意。范柳原在回国之前对祖国充满向往，但面对身份认同的尴尬、族人的不待见，他内心充满着失望。正如藤井省三所言：“英国华侨范柳原，对美丽的祖国的梦破灭了，苦恼于自身的认同。”e范柳原所在家庭场域伦理的复杂性、物质的富足性决定了他内在主观精神状态（习性的内射）恰好与白流苏相反，他要求的是一个情感上与他共鸣，并且能给他身份认同的女人。而在范柳原眼里，白流苏是一个地道的中国女人，因此他对白流苏同样具有感情生发的基础和爱的需求。
由场域所决定的习性不仅呈现为内在主观的精神状态，也是向外结构化的客观过程（外射）。在实践中践行主观精神状态，布尔迪厄将其称为习性的策略。此策略区别于客观主义视点下所定义的“有意识的、理性计算的产物”（布尔迪厄语），它虽产生于实践，但其行为表面呈现出随意的倾向性，是对游戏的感觉。f范、白两人的爱情被质疑的重要原因就是他们之间常用手段策略。但若从习性生成的角度来看，两人故意向对方使用的策略是由他们原本的性情系统所决定的。张爱玲曾说：“流苏实在是一个相当厉害的人，有决断，有口才，柔弱的部分只是她的教养与阅历。”g白流苏不能忍受被第一任丈夫家暴而选择离婚，并且在白公馆这样的场域下能生活七八年，“她所仅有的一点学识，全是应付人的学识”。本性厉害的白流苏在场域影响下所形成的生存策略就是应付人，行事果断但又会审时度势，适当示弱。当她意识到徐太太很可能是受范柳原所托，助她去香港时，她迅速盘算后便决定用前途来下注。当她初次到港时，面对范柳原言语的挑逗，她既会“低头”，又会伶牙俐齿地还击。反观范柳原，由于受原生家庭场域的影响，他的继承权来之不易，对爱情始终抱有怀疑的态度，用来之不易的金钱去投资爱情婚姻更会慎而又慎。白流苏在场域影响下所形成的习性内在表现为对物质有强烈的需求，外在表现为果断精明，故而她急切地想要得到婚姻的保障。而范柳原在场域影响下所形成的习性内在表现为对精神共鸣、归属感的寻求，外在表现为对爱情、金钱投资的犹豫。两人战前关于婚姻是否必须存在的争执是由于策略不同导致对彼此情感的误读，而他们的算计和策略实际上是在场域影响下所形成习性的必然结果，不能以此作为否认他们之间存在爱情的证据。
二、战时显露的爱情
1941年12月7日爆发的港战让范、白两人对彼此爱情的误读得到了和解。成为范柳原情妇的白流苏和女佣阿栗租住在香港的一栋房子里，战争爆发时听着房外的阵阵巨响，白流苏内心受到恐怖的袭击，她在生死关头“也想到了柳原，不知道他的船有没有驶出港口，有没有被击沉。可是她想起他便觉得有些渺茫，如同隔世”。由于对范柳原还存在情感的误读，白流苏并未期盼他能前来。实际上范柳原一直牵挂着白流苏，并且想方设法地想要救她。当两人转移到同样受到战火袭击的浅水湾时，白流苏反而担心范柳原的安危，她倒宁愿对方居于安全的地方。精刮的两人在战争来临时真情流露，看清了彼此的真心，“别的她不知道，在这一刹那，她只有他，他也只有她”。此时由于两人感受到大场域毁灭的危机感，受家庭狭小场域影响所形成的习性策略从而退居其次，真心也因此显现。
范柳原早先对彼此真心显露的客观条件就做了预设。两人在浅水湾散步时，范柳原看着她道：“这堵墙，不知为什么使我想起地老天荒那一类话……有一天，我们的文明整个的毁掉了，什么都完了——烧完了、炸完了、坍完了，也许还剩下这堵墙。流苏，如果我们那时候再在这墙根底下遇见了……流苏，也许我会对你有一点真心。”受西方文化浸染的范柳原对于中国文化却情有独钟，一是表现为他对传统中国女性的欣赏，二是他对爱情的想法常借用中国古典诗词传达出来，并对其进行重构。“地老天荒”与“真情真心”的对应让人很容易联想到“山无陵，江水为竭，冬雷震震，夏雨雪，天地合，乃敢与君绝”（《上邪》，汉乐府民歌）。但是范柳原所传达的精神与这首民歌截然相反。他内心的想法是只有当外在场域毁灭，真情才会流露，而民歌所传达的精神是只有外在场域毁灭，真情才会消亡，以此证明恋人之间的矢志不渝。他念给流苏听的另一首诗是：“死生契阔——与子相悦，执子之手，与子偕老。”（化用自《诗经·邶风·击鼓》）他不仅篡改了原文，还说：“那是最悲哀的一首诗，生与死与离别，都是大事，不由我们支配的。比起外界的力量，我们人是多么小，多么小！”范柳原对于爱情的看法总是与外在场域息息相关，外界的力量远远胜过于人，而只有当外界场域毁灭，什么都完了，只剩下无生命的墙作为历史和文明的象征存在，人的感情才会生发和显现，范柳原所谈论和向往的情实际上是一种脱离实际存在、形而上的爱情。这种感情观也可当作张爱玲本人的投射，她成长在一个没落的贵族家庭，又见证了父母爱情的破裂，在这种环境下成长很难对爱情持有坚定的信念。张爱玲曾自白：“我的情节向来是归它自己发展，只有处理方面是由我支配的。”显然，范、白两人爱情的发展超出了作者的想象。张爱玲借范柳原之口所希冀的爱情要诞生于场域的完全毁灭，而作为在人类文明和历史中生成的场域要完全毁灭几乎是不可能发生的。回归至现实，部分场域毁坏所带来的危机感足以让一对普通夫妇真情流露，在倾城一刻完成了两情相悦。 三、战后步入婚姻的爱情
在文学的发展过程中，作品与理论如马之两骖，或前或后，互相推进。h因此，《倾城之恋》的情节虽有自己发展的脉络，但张爱玲也并未忘记“除了我所要表现的那苍凉的人生的情义，此外我要人家要什么有什么，华美的罗曼斯，对白，颜色，诗意，连‘意识’都给预备下了：（就像要堵住人的嘴）艰苦的环境中应有的自觉”……所谓“自觉”就是在场域影响下所做出的习性策略，但是场域和习性并不是固定不变的，它会随着客观环境和体验的影响有所改变。战争的爆发让真情流露，张爱玲用飞扬的一笔将两人送入婚姻，“传奇”应运而生。但是当战争结束时，场域再次转化到平庸生活中，两人关系的升级并未改变流苏在这场爱情的博弈中处于劣势的事实。布尔迪厄认为每一次婚姻事务都可以被理解为一个“策略的结果”，双方在婚姻中的地位取决于所拥有的资本数量和种类。经济资本是资本的最有效形式，可以更轻易地转化为象征资本（社会资本和文化资本），因此占有经济资本数量多的一方往往占据主导权。如果拥有了金钱，社会地位、文化资源以及其他资本利益也会随之而来。范柳原从父亲处继承了大量遗产，一到上海便成了婚姻市场的抢手人物，而白流苏由于被哥哥们骗了钱，又没有读过多少书，整日拘泥于时间固态化的白公馆，与范柳原这样“理想的夫婿”相比，经济资本以及象征资本都处于劣势。在看似你来我往的策略斗争中，范柳原无疑占据主导地位，而对于白流苏来说，“她累得很，取悦于柳原是太吃力的事，他脾气向来就古怪；对于她，因为是动了真感情，他更古怪了，一来就不高兴”。婚后流苏的物质需求虽然得到满足，但是再次拘泥于家庭狭小场域的她既要面对取悦丈夫的辛苦，又要忍受心灵的空虚。正如有学者所论，在这场“倾城之恋”中，白流苏“她”自己、“她”的身体，是男权社会所认可的、可以流通的女人的唯一资本。i这是其境况一直处于被动地位的根本原因。资本在不同场域拥有不同价值，她的美貌在父系家族的白公馆中并没有任何价值，而转入与范柳原的婚姻中才得以凸显。但是，“在婚姻中所采取的策略也要考虑所拥有的资本数量和种类在时间演变中所起的作用，还有他的社会轨迹和习性在时间演变中所起的作用”j。如果将时间纳入考虑的范围内，流苏所拥有的资本也在贬值中，而柳原所占据的经济资本稳定性更强。在男权社会中，白流苏仅有的资本始终要被男性估值，她成了一个苍凉的符号，这个符号所代表的是从古至今，所有“以美好的身体取悦人，为谋生而结婚的女人”（张爱玲语）。
布尔迪厄从“实践总体理论”的角度出发，分析了男性统治的超历史稳定性实现的原因。这种对男性统治秩序的服从，一方面来自集体历史（系统生成），各种社会机制——家庭、教会、学校都是其帮凶。女性从小所接受的道德教育就是要求她们服从、善良、温顺、忠诚、克制之类的美德，社会结构也理所当然地与这些道德要求相适配，女性即使接受教育，在工作中也只能居于男性之下，劳动分工存在明显的性别差异。二是个体历史（个体生成）。在社会和家庭的“期待”下，女性也不自觉地将这些观念内化，出现一种“习得的软弱”（learned helpless），自觉地将自己置于弱势群体。白流苏的前夫去世后，她的三哥、四哥依旧怂恿她去守节奔丧、看守祠堂，可见落后的妇德观念在新时代仍然占据本位。白流苏在这样的家庭里也已经认同了男性统治下所灌输的观念，始终将婚姻当作改变命运的出路，将身体和美貌作为爱情博弈的资本。由此而论，仅在《倾城之恋》中就存在数个白流苏，即被男权社会规训了的女人。原本看不起白流苏的四嫂看到她再嫁取得了这样惊人的成就后，立即与吃喝嫖赌的四哥离婚，也想跟着流苏的路子走；在范柳原遇见白流苏之前，那些想将女儿塞给他的太太们不仅自己是“白流苏”的化身，也企图将自己的女儿变成“白流苏”。若结合白流苏婚后生活的无奈，这些行为颇具反讽意味。
四、结语
以往对于《倾城之恋》中爱情的解读或基于单一的文化背景，或基于“倾国倾城”原本的传奇话本，或基于性别视角，而忽视了张爱玲本身的文艺理论。她所写的叙事内容就是日常生活中“男女间的小事情”，所希望达到的叙事风格就是“苍凉的启示”，因此以基于历史现实所形成的“实践综合理论”去考察《倾城之恋》中的爱情具有合理性和适配性。命定的爱情和步入婚姻的爱情都是张爱玲基于对普通人人性的考察所做出的叙事选择，偶尔“倾城”飞扬的一笔终究还是要落入真实、庸俗的生活中。因此，所谓的“倾城之恋”是爱情的火花转瞬即逝后所留下的一个苍凉启示。
ad 〔法〕皮埃尔·布尔迪厄：《男性统治》，刘晖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56页，第49页。
b 〔法〕皮埃尔·布尔迪厄：《区分：判断力的社会批判》，刘晖译，商务印书馆2017年版，第596页。
c 张爱玲：《倾城之恋》，见《传奇》，湖南文艺出版社2003年版，第57页。（本文有关该书引文均出自此版本，不再另注）
e 〔日〕藤井省三：《浪漫都市物语：上海·香港’40s》，第227页。转引自邵迎建：《张爱玲的传奇文学与流言人生》，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8 年版，第178页。
fj 〔法〕皮埃尔·布尔迪厄、拉马松：《游戏规则与婚姻策略》，见《文化资本与社会炼金术——布尔迪厄访谈录》，包亚明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73页，第144页。
g 张爱玲：《对照记》，广东花城出版社1997年版，第87页。（本文有关该书引文均出自此版本，不再另注）
h 张爱玲：《自己的文章》，见《张爱玲散文全编》，浙江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第112页。
i 孟悦、戴锦华：《浮出历史地表——现代妇女文学研究》，河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260页。
参考文献：
[1] 张爱玲.传奇[M].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2003.
[2] 皮埃尔·布尔迪厄.男性统治[M].刘晖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7.
[3] 皮埃尔·布尔迪厄.区分：判断力的社会批判[M].刘晖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7.
[4] 李欧梵.现代性的追求[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0.
[5] 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M].刘绍铭等译.香港：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1.
[6] 艾晓明.反傳奇——重读张爱玲《倾城之恋》[J].学术研究，1996（9）.
[7] 陈思和.都市里的民间世界：《倾城之恋》[J].杭州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4）.
作 者： 董汶倩，中山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珠海）在读硕士研究生。
编 辑： 赵斌 E-mail：[email protected]
关键词：张爱玲 布尔迪厄 场域 习性
一、战前算计的爱情
《倾城之恋》是张爱玲1934年发表于《杂志》的一篇小说。这部短篇小说在普通读者群内引起热潮，众多评论家也对其进行解读，但对于范、白两人之间的婚姻有无爱情这一问题各执看法。张爱玲在叙述战前两人的相处时，多用“诡计”“盘算”等词描述，故很多论者认为两人之间算计多于爱情。此论断实则先行将爱情神圣化、纯粹化，认为爱情与策略不能共存。而布尔迪厄基于实践的理论认为，爱情的倾向与浪漫的表象恰恰相反，并不存在一种与理性算计毫无瓜葛的形式。换句话说，爱情在某种程度上常常是命中注定的爱情（amor fati）、社会命运的爱情。a我们对所选择的对象体现了个体趣味的朝向，“趣味”也是命定之爱的典型形式，是社会区分的深层机制的表征，它的内在驱动力是“习性”（habits）。b而“习性”是由“场域”所决定的，是行动者主观心态受客观环境影响从而被结构化的主观过程。在遇到范柳原之前，白流苏所在的家庭场域就是白公馆。白公馆的关系网由她的哥嫂一家、母亲、妹妹共同组成，这个场域的设置具有两个明显特征：一是时间的固态化，二是人情的冷漠自私。开篇白流苏和哥嫂就因经济利益而爆发争吵，三哥怂恿白流苏去奔丧，实际上是想甩掉她这个经济包袱，她“是在这个家待不得了”c。因此，从现实的物质生活来看，白流苏需要经济支撑。其次，从精神层面来看，她同样对物质有所要求。这是由于“女性的社会身份现在（或将来）与男人密切相关，在她们与男人的关系形成的表象中，她们考虑的是全体男人和女人对她们使用得到普遍认可的认识和评价模式”d。因此白公馆这个冷漠、势利、传统的场域决定了白流苏内在主观精神状态（习性的内射）是對物质必然有所要求。与其说她是被范柳原丰厚的物质所吸引，毋宁说对物质的需求是她产生爱情的必要条件。作为一个渴望被尊重的女人，白流苏绝对不会爱上一个经济拮据的男人，因此她对范柳原有爱情生发的基础。反观范柳原，其家庭场域的环境和关系同样复杂。作为私生子的他身上肩负着上一辈的情感纠葛，承担着来自同族人的恨意。范柳原在回国之前对祖国充满向往，但面对身份认同的尴尬、族人的不待见，他内心充满着失望。正如藤井省三所言：“英国华侨范柳原，对美丽的祖国的梦破灭了，苦恼于自身的认同。”e范柳原所在家庭场域伦理的复杂性、物质的富足性决定了他内在主观精神状态（习性的内射）恰好与白流苏相反，他要求的是一个情感上与他共鸣，并且能给他身份认同的女人。而在范柳原眼里，白流苏是一个地道的中国女人，因此他对白流苏同样具有感情生发的基础和爱的需求。
由场域所决定的习性不仅呈现为内在主观的精神状态，也是向外结构化的客观过程（外射）。在实践中践行主观精神状态，布尔迪厄将其称为习性的策略。此策略区别于客观主义视点下所定义的“有意识的、理性计算的产物”（布尔迪厄语），它虽产生于实践，但其行为表面呈现出随意的倾向性，是对游戏的感觉。f范、白两人的爱情被质疑的重要原因就是他们之间常用手段策略。但若从习性生成的角度来看，两人故意向对方使用的策略是由他们原本的性情系统所决定的。张爱玲曾说：“流苏实在是一个相当厉害的人，有决断，有口才，柔弱的部分只是她的教养与阅历。”g白流苏不能忍受被第一任丈夫家暴而选择离婚，并且在白公馆这样的场域下能生活七八年，“她所仅有的一点学识，全是应付人的学识”。本性厉害的白流苏在场域影响下所形成的生存策略就是应付人，行事果断但又会审时度势，适当示弱。当她意识到徐太太很可能是受范柳原所托，助她去香港时，她迅速盘算后便决定用前途来下注。当她初次到港时，面对范柳原言语的挑逗，她既会“低头”，又会伶牙俐齿地还击。反观范柳原，由于受原生家庭场域的影响，他的继承权来之不易，对爱情始终抱有怀疑的态度，用来之不易的金钱去投资爱情婚姻更会慎而又慎。白流苏在场域影响下所形成的习性内在表现为对物质有强烈的需求，外在表现为果断精明，故而她急切地想要得到婚姻的保障。而范柳原在场域影响下所形成的习性内在表现为对精神共鸣、归属感的寻求，外在表现为对爱情、金钱投资的犹豫。两人战前关于婚姻是否必须存在的争执是由于策略不同导致对彼此情感的误读，而他们的算计和策略实际上是在场域影响下所形成习性的必然结果，不能以此作为否认他们之间存在爱情的证据。
二、战时显露的爱情
1941年12月7日爆发的港战让范、白两人对彼此爱情的误读得到了和解。成为范柳原情妇的白流苏和女佣阿栗租住在香港的一栋房子里，战争爆发时听着房外的阵阵巨响，白流苏内心受到恐怖的袭击，她在生死关头“也想到了柳原，不知道他的船有没有驶出港口，有没有被击沉。可是她想起他便觉得有些渺茫，如同隔世”。由于对范柳原还存在情感的误读，白流苏并未期盼他能前来。实际上范柳原一直牵挂着白流苏，并且想方设法地想要救她。当两人转移到同样受到战火袭击的浅水湾时，白流苏反而担心范柳原的安危，她倒宁愿对方居于安全的地方。精刮的两人在战争来临时真情流露，看清了彼此的真心，“别的她不知道，在这一刹那，她只有他，他也只有她”。此时由于两人感受到大场域毁灭的危机感，受家庭狭小场域影响所形成的习性策略从而退居其次，真心也因此显现。
范柳原早先对彼此真心显露的客观条件就做了预设。两人在浅水湾散步时，范柳原看着她道：“这堵墙，不知为什么使我想起地老天荒那一类话……有一天，我们的文明整个的毁掉了，什么都完了——烧完了、炸完了、坍完了，也许还剩下这堵墙。流苏，如果我们那时候再在这墙根底下遇见了……流苏，也许我会对你有一点真心。”受西方文化浸染的范柳原对于中国文化却情有独钟，一是表现为他对传统中国女性的欣赏，二是他对爱情的想法常借用中国古典诗词传达出来，并对其进行重构。“地老天荒”与“真情真心”的对应让人很容易联想到“山无陵，江水为竭，冬雷震震，夏雨雪，天地合，乃敢与君绝”（《上邪》，汉乐府民歌）。但是范柳原所传达的精神与这首民歌截然相反。他内心的想法是只有当外在场域毁灭，真情才会流露，而民歌所传达的精神是只有外在场域毁灭，真情才会消亡，以此证明恋人之间的矢志不渝。他念给流苏听的另一首诗是：“死生契阔——与子相悦，执子之手，与子偕老。”（化用自《诗经·邶风·击鼓》）他不仅篡改了原文，还说：“那是最悲哀的一首诗，生与死与离别，都是大事，不由我们支配的。比起外界的力量，我们人是多么小，多么小！”范柳原对于爱情的看法总是与外在场域息息相关，外界的力量远远胜过于人，而只有当外界场域毁灭，什么都完了，只剩下无生命的墙作为历史和文明的象征存在，人的感情才会生发和显现，范柳原所谈论和向往的情实际上是一种脱离实际存在、形而上的爱情。这种感情观也可当作张爱玲本人的投射，她成长在一个没落的贵族家庭，又见证了父母爱情的破裂，在这种环境下成长很难对爱情持有坚定的信念。张爱玲曾自白：“我的情节向来是归它自己发展，只有处理方面是由我支配的。”显然，范、白两人爱情的发展超出了作者的想象。张爱玲借范柳原之口所希冀的爱情要诞生于场域的完全毁灭，而作为在人类文明和历史中生成的场域要完全毁灭几乎是不可能发生的。回归至现实，部分场域毁坏所带来的危机感足以让一对普通夫妇真情流露，在倾城一刻完成了两情相悦。 三、战后步入婚姻的爱情
在文学的发展过程中，作品与理论如马之两骖，或前或后，互相推进。h因此，《倾城之恋》的情节虽有自己发展的脉络，但张爱玲也并未忘记“除了我所要表现的那苍凉的人生的情义，此外我要人家要什么有什么，华美的罗曼斯，对白，颜色，诗意，连‘意识’都给预备下了：（就像要堵住人的嘴）艰苦的环境中应有的自觉”……所谓“自觉”就是在场域影响下所做出的习性策略，但是场域和习性并不是固定不变的，它会随着客观环境和体验的影响有所改变。战争的爆发让真情流露，张爱玲用飞扬的一笔将两人送入婚姻，“传奇”应运而生。但是当战争结束时，场域再次转化到平庸生活中，两人关系的升级并未改变流苏在这场爱情的博弈中处于劣势的事实。布尔迪厄认为每一次婚姻事务都可以被理解为一个“策略的结果”，双方在婚姻中的地位取决于所拥有的资本数量和种类。经济资本是资本的最有效形式，可以更轻易地转化为象征资本（社会资本和文化资本），因此占有经济资本数量多的一方往往占据主导权。如果拥有了金钱，社会地位、文化资源以及其他资本利益也会随之而来。范柳原从父亲处继承了大量遗产，一到上海便成了婚姻市场的抢手人物，而白流苏由于被哥哥们骗了钱，又没有读过多少书，整日拘泥于时间固态化的白公馆，与范柳原这样“理想的夫婿”相比，经济资本以及象征资本都处于劣势。在看似你来我往的策略斗争中，范柳原无疑占据主导地位，而对于白流苏来说，“她累得很，取悦于柳原是太吃力的事，他脾气向来就古怪；对于她，因为是动了真感情，他更古怪了，一来就不高兴”。婚后流苏的物质需求虽然得到满足，但是再次拘泥于家庭狭小场域的她既要面对取悦丈夫的辛苦，又要忍受心灵的空虚。正如有学者所论，在这场“倾城之恋”中，白流苏“她”自己、“她”的身体，是男权社会所认可的、可以流通的女人的唯一资本。i这是其境况一直处于被动地位的根本原因。资本在不同场域拥有不同价值，她的美貌在父系家族的白公馆中并没有任何价值，而转入与范柳原的婚姻中才得以凸显。但是，“在婚姻中所采取的策略也要考虑所拥有的资本数量和种类在时间演变中所起的作用，还有他的社会轨迹和习性在时间演变中所起的作用”j。如果将时间纳入考虑的范围内，流苏所拥有的资本也在贬值中，而柳原所占据的经济资本稳定性更强。在男权社会中，白流苏仅有的资本始终要被男性估值，她成了一个苍凉的符号，这个符号所代表的是从古至今，所有“以美好的身体取悦人，为谋生而结婚的女人”（张爱玲语）。
布尔迪厄从“实践总体理论”的角度出发，分析了男性统治的超历史稳定性实现的原因。这种对男性统治秩序的服从，一方面来自集体历史（系统生成），各种社会机制——家庭、教会、学校都是其帮凶。女性从小所接受的道德教育就是要求她们服从、善良、温顺、忠诚、克制之类的美德，社会结构也理所当然地与这些道德要求相适配，女性即使接受教育，在工作中也只能居于男性之下，劳动分工存在明显的性别差异。二是个体历史（个体生成）。在社会和家庭的“期待”下，女性也不自觉地将这些观念内化，出现一种“习得的软弱”（learned helpless），自觉地将自己置于弱势群体。白流苏的前夫去世后，她的三哥、四哥依旧怂恿她去守节奔丧、看守祠堂，可见落后的妇德观念在新时代仍然占据本位。白流苏在这样的家庭里也已经认同了男性统治下所灌输的观念，始终将婚姻当作改变命运的出路，将身体和美貌作为爱情博弈的资本。由此而论，仅在《倾城之恋》中就存在数个白流苏，即被男权社会规训了的女人。原本看不起白流苏的四嫂看到她再嫁取得了这样惊人的成就后，立即与吃喝嫖赌的四哥离婚，也想跟着流苏的路子走；在范柳原遇见白流苏之前，那些想将女儿塞给他的太太们不仅自己是“白流苏”的化身，也企图将自己的女儿变成“白流苏”。若结合白流苏婚后生活的无奈，这些行为颇具反讽意味。
四、结语
以往对于《倾城之恋》中爱情的解读或基于单一的文化背景，或基于“倾国倾城”原本的传奇话本，或基于性别视角，而忽视了张爱玲本身的文艺理论。她所写的叙事内容就是日常生活中“男女间的小事情”，所希望达到的叙事风格就是“苍凉的启示”，因此以基于历史现实所形成的“实践综合理论”去考察《倾城之恋》中的爱情具有合理性和适配性。命定的爱情和步入婚姻的爱情都是张爱玲基于对普通人人性的考察所做出的叙事选择，偶尔“倾城”飞扬的一笔终究还是要落入真实、庸俗的生活中。因此，所谓的“倾城之恋”是爱情的火花转瞬即逝后所留下的一个苍凉启示。
ad 〔法〕皮埃尔·布尔迪厄：《男性统治》，刘晖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56页，第49页。
b 〔法〕皮埃尔·布尔迪厄：《区分：判断力的社会批判》，刘晖译，商务印书馆2017年版，第596页。
c 张爱玲：《倾城之恋》，见《传奇》，湖南文艺出版社2003年版，第57页。（本文有关该书引文均出自此版本，不再另注）
e 〔日〕藤井省三：《浪漫都市物语：上海·香港’40s》，第227页。转引自邵迎建：《张爱玲的传奇文学与流言人生》，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8 年版，第178页。
fj 〔法〕皮埃尔·布尔迪厄、拉马松：《游戏规则与婚姻策略》，见《文化资本与社会炼金术——布尔迪厄访谈录》，包亚明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73页，第144页。
g 张爱玲：《对照记》，广东花城出版社1997年版，第87页。（本文有关该书引文均出自此版本，不再另注）
h 张爱玲：《自己的文章》，见《张爱玲散文全编》，浙江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第112页。
i 孟悦、戴锦华：《浮出历史地表——现代妇女文学研究》，河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260页。
参考文献：
[1] 张爱玲.传奇[M].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2003.
[2] 皮埃尔·布尔迪厄.男性统治[M].刘晖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7.
[3] 皮埃尔·布尔迪厄.区分：判断力的社会批判[M].刘晖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7.
[4] 李欧梵.现代性的追求[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0.
[5] 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M].刘绍铭等译.香港：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1.
[6] 艾晓明.反傳奇——重读张爱玲《倾城之恋》[J].学术研究，1996（9）.
[7] 陈思和.都市里的民间世界：《倾城之恋》[J].杭州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4）.
作 者： 董汶倩，中山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珠海）在读硕士研究生。
编 辑： 赵斌 E-mail：[email protect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