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在摄影记者与当地村民的眼里，楼下村是两座截然不同的村子。
一座端庄典雅，貌似隔绝了尘世的所有喧嚣。午后的阳光穿过成片的古建筑群，洋洋洒洒地照在拂山脚下的这个小村落，以及顺势蔓延开去的成片农田。泛着柔光的石阶，看似杂乱无章，却连接了整座村庄。这里的古宅恢宏肃穆，轮廓优美，黄土斑驳，木雕精致。从田里归来的老农就坐在门口的石板凳上，害羞得躲闪镜头。
另一座则纷繁凌乱，仿佛随时都有可能推倒重来。老宅的大门失修已久，墙上字体斑驳，几难辨认，门前窄小的街道甚至容不下一辆汽车通过，风一吹，枯叶四起，落在石板路边散发着某种恶臭的水渠里。人们似乎厌倦了村里的一切，在古宅之间急匆匆地建起一座又一座楼房，快盖好了才发现没钱装饰外墙，只好裸露着丑陋的红砖。对长年生活在这里的人来说，新楼房远比所谓的古宅住得舒坦。
两种风格截然不同的新旧建筑交错在同一空间中，搅乱了属于楼下村的三百多年的时光。
被尘封的古建筑群
从福建福安出发，驱车三十公里，路过一个山头，转过一个大弯，穿过一片甘蔗地和茶园，楼下村就坐落在一个叫柏柱垟的地方，福建人习惯把盆地叫做“垟”。因为四面环山，楼下村在过去的几百年间都很封闭，山高皇帝远，这里的人们由此享受着某种自由，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甘蔗、水稻和茶叶，几种简单的植物支撑着整个村子的经济动脉。
也正因为如此，78年前，这里曾诞生过闽东苏维埃政权。只是关于这段历史，村里很少有人谈起。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社会时局动荡，楼下村同样没有逃过那场浩劫。这里世代为农，村里平均每人1.3亩地，达到3倍的人家就被划为地主，总共300多户的小村，竟有50多户沦为地主。他们的子女都不得上学读书，剩下的人又读不起书，以至于现在村里的老年人几乎都不识字，只会说当地方言，连与外人简单交流都成了问题。
1994年，村里通了第一条也是唯一一条汽车路，据说就是为了纪念苏维埃政权。
1995年，清华大学著名建筑教授黄汉民坐车从福州去霞浦。汽车盘旋在七八百米高的山脊上，他忽然发现深深的山脚下躺着一个整齐的村子，老远望过去，老房子很讲究，飞檐翘角，保存得很不错。黄汉民赶紧向人打听，同行的人告诉他，这也许是柏柱垟的楼下村。
他当即介绍了同事陈志华前去考察。一进村，陈志华就被眼前的景致深深震撼：一幢幢乡间宅院一字排开，造型大气，线条丰富，金黄色的夯土墙院，朴素的木制结构，岁月在这里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他登上了巷尾一间古宅的三楼，推窗望去，白墙青瓦的屋舍远远铺开，与周围绿意盎然的山势浑然天成。
这些古宅建于清朝嘉庆年间，一共30幢，规则地分布在三条村路的两侧，越往下越多，连成蔚为壮观的古建筑群，当地人称之为“垟中厝”。
大宅院的主体以进门后的厅堂为中心，布局对称，大门，二门，天井，廊庑，侧厅依次排列，气宇轩昂，保证了采光、通气、冬暖夏凉和人们活动的需要。厅堂是整个家族的礼仪中心，用于供奉、祭祀、婚葬，因为过于庄严肃穆，很少有人在此停留。两侧的廊庑一般有三到五间，用来居住和家庭活动。二楼通透，面积很大，晒谷、打谷、酿酒全部在这里完成。三楼通常用来堆放杂物和柴火。屋内的楹联、牌匾、书画随处可见，均宣扬着传统的伦理道德。两侧的窗户上，一幅幅木雕，精工细刻，没有一幅样式相同的。
楼下人一生有三件大事，起屋、结婚、生子。这其中又数起屋最为关键，他们把木匠师傅请到家里来，好吃好喝，不敢怠慢，这才有了一间间恢弘大气的“垟中厝”。沧海桑田，外面的世界迎来了翻天巨变，而这一片沉默而苍老的古民居却在这闭塞的村落中得以顽强保留。
“同浙西、赣北、皖南封闭的乡土建筑相比，楼下村的大宅院尤为开敞透亮，可谓最具福建特色的古民居。”当年，陈志华教授在出版的《楼下村》一书中这样写道。然而令他始终不解的是，这么一个闭塞的小山村，谈不上富足，竟然可以诞生这么多高质量的大宅院，而且是在清代中叶很短的时间内完成，他们究竟是怎么做到的呢？
繁华散尽
今年54岁的刘祖光是村里为数不多能讲普通话的楼下人，尽管他的发音依旧带着浓浓的闽南味。
当年陈志华教授进村考察的时候，他还在田里种地，老远就看到一大拨人向村子走来——除了陪同的领导，陈教授还带了一拨学生。在他的印象中，楼下村好久没来过这么多外人。镇上的领导告诉他们，这是北京的教授，到村里考察来了。
此后的二十天中，刘祖光经常会在田里或者老宅遇到陈教授，他穿着中山服，始终带着一本泛黄的笔记本，随时记录。陈教授经常在田里找他聊天，问一些他的经历，还有村里的传说和老宅故事。关于哪一栋才是楼下村最老的古宅，早就不得而知了，不过刘祖光知道第一栋老宅的主人叫做刘秉友，他们刘氏的共同祖先。村里家家户户至今还供奉着他的牌位，上书“中山堂上”。据说，他是“中山靖王”刘胜的后人。
清朝康熙年间，福建沿海因倭寇骚乱，一穷二白的刘秉友无处栖身，带着母亲一路逃难。他白天躲在山谷里，晚上才出来赶路，一路跌跌撞撞闯入了柏柱垟。彼时，楼下一带已有少数村民居住，大多姓王和陈，刘秉友就在山上盖了一间草房，开辟了一块田，与母亲相依为命。
至于刘秉友是怎么发家致富的，就各有各的传说了，有人说他深得绿林好汉的敬重，也有人说他是贩卖鸦片起家。不过刘祖光始终坚信祖先做的是丝绸生意，“他为人仗义，又懂得经营之道，生意越做越大，很快在山下买了一间大宅院。”当年，他的父亲就是这么告诉他的。
从此，刘氏就在楼下村繁衍生息，很快就盖过了王陈二姓，成了楼下第一大姓。而如今保留下来的这些古民居，也大多为刘氏所盖。
刘祖光，这位知天命的老人固执地认为，建筑都是有生命的。“但凡建筑，都是活的，都藏匿着一个灵魂。房屋其实和人一样，生死悠悠，一气所系。它们立于天地之间，自然也长存于主人的心中。”他祖上几代都出生于这栋老宅，又在老宅中死去，唯独老宅在岁月大潮中屹立不倒，这就是祖先最好的庇护。他仔细保存着陈志华教授赠送给他的《楼下村》一书，就像守护着祖先的遗产。 可即便如此，尘封了数百年的楼下村依旧挡不住经济大潮的冲击。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田里的收入越来越不景气，村里的年轻人陆续都出去打工了，徒留老人们守着一亩三分田，楼下村的人口也从最初的2300人锐减至1700人。
2006年伊始，刘祖光成为了楼下村村委书记。与普通村官不同，他不仅要推行计划生育、葬改、医保农保等措施，还得管理养猪——正是在那一年，养猪一跃成为楼下村的最主要经济来源，全村130户一共养了1万多头猪。
他带我们走在石板路上，边上的水渠都是臭的，泛着乌黑色的泡沫。“这都是冲洗猪粪造成的。”刘祖光说，“村里的水渠运转了这么多年，以往的水都是清的，还看得到鱼。自从家家户户养起了猪，一切都变了。”
更夸张的是，许多村民干脆把猪圈建在了古宅内，原本用来堆粮食的谷仓。百年老宅沦落至此，老人痛心不已。他一户户上门劝说，但效果甚微。对村民们来说，养猪才是实实在在的收入。
就在两年前的春夏之交，风雨飘摇的古宅再次遭到“浩劫”。一夜之间，几乎所有古宅厅堂内的精致雕花都被盗窃。第二天清晨，村民们聚在村委门口，刘祖光却束手无策，年轻人的陆续出走，使得大部分古宅都成了空宅，偌大的宅院，防护谈何容易。他义务组织了巡逻队，但依旧止不住雕花陆续被盗。面对日渐残破的古宅，他感到力不从心。他也曾几次向上头反映，但动辄百万的修缮费令地方政府也望而却步。
午后，沐浴阳光的古宅依旧挺着它的脊梁，但其中的衰败却显而易见。古宅门户大开，里面看不到什么人，上了年纪的老太太独自生火做饭，她们操着生硬的方言，并不理解我们想要干嘛。那些被盗了木雕的窗户依旧空在那里，或者简单地用一块油布补上，像是一个个可笑的伤疤。走在空空荡荡的二楼，历经风霜的木楼板咯吱作响，几百年的时光就在这氤氲的尘埃里逐渐飘散。
老宅里的现实人生
当记者走进一栋古宅，一条白色的小狗意外闯进了镜头里。
“小白，快过来！”一声叫唤之后，小狗迅速跑向了它的主人。他叫刘文正，44岁，是这栋古宅的主人。偌大的老宅，除了他和前屋的一位老人，再无生气。
他正在廊庑做饭，高压锅吱吱冒气。屋内没有开灯，昏暗得让人看不清他的表情，反倒是地上堆起来的酒瓶子，闪烁着点点寒光。
“我每顿饭至少要喝两瓶酒。”刘师傅说。锅里蒸的是芋头，这是他今天的唯一伙食。一个人居住，总是越简单越好。天气渐凉，整箱的啤酒不再开封，他现在喝的是当地产的三鞭酒，自从两年前摔断了左腿，这种酒就成了他的良药——不喝，腿就酸得很。
刘文正个子不高，但整个人却精瘦干练。
如今村里很少能见到像他这样的中年人。刘文正告诉记者，当年自己是楼下村第一个出去打工的人。
他就出生在这间屋子里，一个单亲家庭。24年前的腊月廿八，离传统春节还有两天，患有食道癌的父亲久卧病床，刘文正跟父亲说，他去镇上讨最后一笔工钱，然后买点米面回来过年，父亲点点头，但是并没有等他回来就离开了人世。
更令他没想到的是，正月廿九，唯一的弟弟又因酒精中毒猝死在大舅家里。一个月之内，家里就剩下了他一个人，心灰意冷的刘正文决定和恋人离开这个伤心地。这是他第一次出远门，怀揣着三千块钱，听说海南遍地黄金，就坐上了通往海口的车。
在海南的二十多年他不愿过多提及，只知道他做过许多工种，有过辉煌，巅峰时自己组建了一支工程队，未料带出来的徒弟反而抢了他生意。在妻子的再三要求下，他们一家三口回到了阔别已久的故乡。
家乡依旧没有什么变化，他离开时，老宅还住了十几户人家，如今却早已搬空了。他的表亲见房子一直空着，就把一侧的粮仓改成了猪圈。刘文正回来的第一件事就是把猪圈出去，“我父亲死在这里，我以后也会死在这里，怎么能给猪住？”
两年前的一天，刘文正出门，开着摩托车经过那个致命弯道，被迎面而来的三轮车狠狠撞上。他的左腿粉碎性骨折。
他的人生轨迹再一次被改变。肇事者逃逸，妻子听到消息后，第二天就换了手机号码，从此杳无音讯；儿子初中刚刚毕业，为了照顾父亲，主动辍学，赴福安打工，只留他孤身一人留在老宅。
因为腿伤，他出不了工，也下不了地，只能偶然帮着邻居做些水电活，换一点酒钱。
今年春天，雨水特别充足，一连三四天小雨不止。刘文正腿酸得厉害，只能每天躺在床上。快要出梅的那一天，深夜一点多，刘文正突然听到一声巨响，他以为地震了，拖着残腿跑出了屋子，回过神来才发现后堂已经塌了一大半，废墟把唯一的一口井都已经掩埋。几百年的祖宗基业，在他眼前化为了灰烬。
“你就不怕屋子继续塌下来？”记者问。
“不怕，反正迟早要死在这屋里的。我年轻时不懂事，没好好照看过这屋子，现在眼睁睁看着祖宗基业毁在了自己手里。”
听说村里要发展旅游业，让老宅重新得到社会关注。但刘文正却对此漠不关心，此时他想的是，尽快赚够一笔钱，把老宅未倒掉的部分修葺一番。
一座端庄典雅，貌似隔绝了尘世的所有喧嚣。午后的阳光穿过成片的古建筑群，洋洋洒洒地照在拂山脚下的这个小村落，以及顺势蔓延开去的成片农田。泛着柔光的石阶，看似杂乱无章，却连接了整座村庄。这里的古宅恢宏肃穆，轮廓优美，黄土斑驳，木雕精致。从田里归来的老农就坐在门口的石板凳上，害羞得躲闪镜头。
另一座则纷繁凌乱，仿佛随时都有可能推倒重来。老宅的大门失修已久，墙上字体斑驳，几难辨认，门前窄小的街道甚至容不下一辆汽车通过，风一吹，枯叶四起，落在石板路边散发着某种恶臭的水渠里。人们似乎厌倦了村里的一切，在古宅之间急匆匆地建起一座又一座楼房，快盖好了才发现没钱装饰外墙，只好裸露着丑陋的红砖。对长年生活在这里的人来说，新楼房远比所谓的古宅住得舒坦。
两种风格截然不同的新旧建筑交错在同一空间中，搅乱了属于楼下村的三百多年的时光。
被尘封的古建筑群
从福建福安出发，驱车三十公里，路过一个山头，转过一个大弯，穿过一片甘蔗地和茶园，楼下村就坐落在一个叫柏柱垟的地方，福建人习惯把盆地叫做“垟”。因为四面环山，楼下村在过去的几百年间都很封闭，山高皇帝远，这里的人们由此享受着某种自由，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甘蔗、水稻和茶叶，几种简单的植物支撑着整个村子的经济动脉。
也正因为如此，78年前，这里曾诞生过闽东苏维埃政权。只是关于这段历史，村里很少有人谈起。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社会时局动荡，楼下村同样没有逃过那场浩劫。这里世代为农，村里平均每人1.3亩地，达到3倍的人家就被划为地主，总共300多户的小村，竟有50多户沦为地主。他们的子女都不得上学读书，剩下的人又读不起书，以至于现在村里的老年人几乎都不识字，只会说当地方言，连与外人简单交流都成了问题。
1994年，村里通了第一条也是唯一一条汽车路，据说就是为了纪念苏维埃政权。
1995年，清华大学著名建筑教授黄汉民坐车从福州去霞浦。汽车盘旋在七八百米高的山脊上，他忽然发现深深的山脚下躺着一个整齐的村子，老远望过去，老房子很讲究，飞檐翘角，保存得很不错。黄汉民赶紧向人打听，同行的人告诉他，这也许是柏柱垟的楼下村。
他当即介绍了同事陈志华前去考察。一进村，陈志华就被眼前的景致深深震撼：一幢幢乡间宅院一字排开，造型大气，线条丰富，金黄色的夯土墙院，朴素的木制结构，岁月在这里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他登上了巷尾一间古宅的三楼，推窗望去，白墙青瓦的屋舍远远铺开，与周围绿意盎然的山势浑然天成。
这些古宅建于清朝嘉庆年间，一共30幢，规则地分布在三条村路的两侧，越往下越多，连成蔚为壮观的古建筑群，当地人称之为“垟中厝”。
大宅院的主体以进门后的厅堂为中心，布局对称，大门，二门，天井，廊庑，侧厅依次排列，气宇轩昂，保证了采光、通气、冬暖夏凉和人们活动的需要。厅堂是整个家族的礼仪中心，用于供奉、祭祀、婚葬，因为过于庄严肃穆，很少有人在此停留。两侧的廊庑一般有三到五间，用来居住和家庭活动。二楼通透，面积很大，晒谷、打谷、酿酒全部在这里完成。三楼通常用来堆放杂物和柴火。屋内的楹联、牌匾、书画随处可见，均宣扬着传统的伦理道德。两侧的窗户上，一幅幅木雕，精工细刻，没有一幅样式相同的。
楼下人一生有三件大事，起屋、结婚、生子。这其中又数起屋最为关键，他们把木匠师傅请到家里来，好吃好喝，不敢怠慢，这才有了一间间恢弘大气的“垟中厝”。沧海桑田，外面的世界迎来了翻天巨变，而这一片沉默而苍老的古民居却在这闭塞的村落中得以顽强保留。
“同浙西、赣北、皖南封闭的乡土建筑相比，楼下村的大宅院尤为开敞透亮，可谓最具福建特色的古民居。”当年，陈志华教授在出版的《楼下村》一书中这样写道。然而令他始终不解的是，这么一个闭塞的小山村，谈不上富足，竟然可以诞生这么多高质量的大宅院，而且是在清代中叶很短的时间内完成，他们究竟是怎么做到的呢？
繁华散尽
今年54岁的刘祖光是村里为数不多能讲普通话的楼下人，尽管他的发音依旧带着浓浓的闽南味。
当年陈志华教授进村考察的时候，他还在田里种地，老远就看到一大拨人向村子走来——除了陪同的领导，陈教授还带了一拨学生。在他的印象中，楼下村好久没来过这么多外人。镇上的领导告诉他们，这是北京的教授，到村里考察来了。
此后的二十天中，刘祖光经常会在田里或者老宅遇到陈教授，他穿着中山服，始终带着一本泛黄的笔记本，随时记录。陈教授经常在田里找他聊天，问一些他的经历，还有村里的传说和老宅故事。关于哪一栋才是楼下村最老的古宅，早就不得而知了，不过刘祖光知道第一栋老宅的主人叫做刘秉友，他们刘氏的共同祖先。村里家家户户至今还供奉着他的牌位，上书“中山堂上”。据说，他是“中山靖王”刘胜的后人。
清朝康熙年间，福建沿海因倭寇骚乱，一穷二白的刘秉友无处栖身，带着母亲一路逃难。他白天躲在山谷里，晚上才出来赶路，一路跌跌撞撞闯入了柏柱垟。彼时，楼下一带已有少数村民居住，大多姓王和陈，刘秉友就在山上盖了一间草房，开辟了一块田，与母亲相依为命。
至于刘秉友是怎么发家致富的，就各有各的传说了，有人说他深得绿林好汉的敬重，也有人说他是贩卖鸦片起家。不过刘祖光始终坚信祖先做的是丝绸生意，“他为人仗义，又懂得经营之道，生意越做越大，很快在山下买了一间大宅院。”当年，他的父亲就是这么告诉他的。
从此，刘氏就在楼下村繁衍生息，很快就盖过了王陈二姓，成了楼下第一大姓。而如今保留下来的这些古民居，也大多为刘氏所盖。
刘祖光，这位知天命的老人固执地认为，建筑都是有生命的。“但凡建筑，都是活的，都藏匿着一个灵魂。房屋其实和人一样，生死悠悠，一气所系。它们立于天地之间，自然也长存于主人的心中。”他祖上几代都出生于这栋老宅，又在老宅中死去，唯独老宅在岁月大潮中屹立不倒，这就是祖先最好的庇护。他仔细保存着陈志华教授赠送给他的《楼下村》一书，就像守护着祖先的遗产。 可即便如此，尘封了数百年的楼下村依旧挡不住经济大潮的冲击。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田里的收入越来越不景气，村里的年轻人陆续都出去打工了，徒留老人们守着一亩三分田，楼下村的人口也从最初的2300人锐减至1700人。
2006年伊始，刘祖光成为了楼下村村委书记。与普通村官不同，他不仅要推行计划生育、葬改、医保农保等措施，还得管理养猪——正是在那一年，养猪一跃成为楼下村的最主要经济来源，全村130户一共养了1万多头猪。
他带我们走在石板路上，边上的水渠都是臭的，泛着乌黑色的泡沫。“这都是冲洗猪粪造成的。”刘祖光说，“村里的水渠运转了这么多年，以往的水都是清的，还看得到鱼。自从家家户户养起了猪，一切都变了。”
更夸张的是，许多村民干脆把猪圈建在了古宅内，原本用来堆粮食的谷仓。百年老宅沦落至此，老人痛心不已。他一户户上门劝说，但效果甚微。对村民们来说，养猪才是实实在在的收入。
就在两年前的春夏之交，风雨飘摇的古宅再次遭到“浩劫”。一夜之间，几乎所有古宅厅堂内的精致雕花都被盗窃。第二天清晨，村民们聚在村委门口，刘祖光却束手无策，年轻人的陆续出走，使得大部分古宅都成了空宅，偌大的宅院，防护谈何容易。他义务组织了巡逻队，但依旧止不住雕花陆续被盗。面对日渐残破的古宅，他感到力不从心。他也曾几次向上头反映，但动辄百万的修缮费令地方政府也望而却步。
午后，沐浴阳光的古宅依旧挺着它的脊梁，但其中的衰败却显而易见。古宅门户大开，里面看不到什么人，上了年纪的老太太独自生火做饭，她们操着生硬的方言，并不理解我们想要干嘛。那些被盗了木雕的窗户依旧空在那里，或者简单地用一块油布补上，像是一个个可笑的伤疤。走在空空荡荡的二楼，历经风霜的木楼板咯吱作响，几百年的时光就在这氤氲的尘埃里逐渐飘散。
老宅里的现实人生
当记者走进一栋古宅，一条白色的小狗意外闯进了镜头里。
“小白，快过来！”一声叫唤之后，小狗迅速跑向了它的主人。他叫刘文正，44岁，是这栋古宅的主人。偌大的老宅，除了他和前屋的一位老人，再无生气。
他正在廊庑做饭，高压锅吱吱冒气。屋内没有开灯，昏暗得让人看不清他的表情，反倒是地上堆起来的酒瓶子，闪烁着点点寒光。
“我每顿饭至少要喝两瓶酒。”刘师傅说。锅里蒸的是芋头，这是他今天的唯一伙食。一个人居住，总是越简单越好。天气渐凉，整箱的啤酒不再开封，他现在喝的是当地产的三鞭酒，自从两年前摔断了左腿，这种酒就成了他的良药——不喝，腿就酸得很。
刘文正个子不高，但整个人却精瘦干练。
如今村里很少能见到像他这样的中年人。刘文正告诉记者，当年自己是楼下村第一个出去打工的人。
他就出生在这间屋子里，一个单亲家庭。24年前的腊月廿八，离传统春节还有两天，患有食道癌的父亲久卧病床，刘文正跟父亲说，他去镇上讨最后一笔工钱，然后买点米面回来过年，父亲点点头，但是并没有等他回来就离开了人世。
更令他没想到的是，正月廿九，唯一的弟弟又因酒精中毒猝死在大舅家里。一个月之内，家里就剩下了他一个人，心灰意冷的刘正文决定和恋人离开这个伤心地。这是他第一次出远门，怀揣着三千块钱，听说海南遍地黄金，就坐上了通往海口的车。
在海南的二十多年他不愿过多提及，只知道他做过许多工种，有过辉煌，巅峰时自己组建了一支工程队，未料带出来的徒弟反而抢了他生意。在妻子的再三要求下，他们一家三口回到了阔别已久的故乡。
家乡依旧没有什么变化，他离开时，老宅还住了十几户人家，如今却早已搬空了。他的表亲见房子一直空着，就把一侧的粮仓改成了猪圈。刘文正回来的第一件事就是把猪圈出去，“我父亲死在这里，我以后也会死在这里，怎么能给猪住？”
两年前的一天，刘文正出门，开着摩托车经过那个致命弯道，被迎面而来的三轮车狠狠撞上。他的左腿粉碎性骨折。
他的人生轨迹再一次被改变。肇事者逃逸，妻子听到消息后，第二天就换了手机号码，从此杳无音讯；儿子初中刚刚毕业，为了照顾父亲，主动辍学，赴福安打工，只留他孤身一人留在老宅。
因为腿伤，他出不了工，也下不了地，只能偶然帮着邻居做些水电活，换一点酒钱。
今年春天，雨水特别充足，一连三四天小雨不止。刘文正腿酸得厉害，只能每天躺在床上。快要出梅的那一天，深夜一点多，刘文正突然听到一声巨响，他以为地震了，拖着残腿跑出了屋子，回过神来才发现后堂已经塌了一大半，废墟把唯一的一口井都已经掩埋。几百年的祖宗基业，在他眼前化为了灰烬。
“你就不怕屋子继续塌下来？”记者问。
“不怕，反正迟早要死在这屋里的。我年轻时不懂事，没好好照看过这屋子，现在眼睁睁看着祖宗基业毁在了自己手里。”
听说村里要发展旅游业，让老宅重新得到社会关注。但刘文正却对此漠不关心，此时他想的是，尽快赚够一笔钱，把老宅未倒掉的部分修葺一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