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理性、政治理性、经济理性、市场理性一直到文化理性，是一种后者对前者的包容关系，而不是否定和排斥关系。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主要是革命理性，是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是推翻三座大山，建立人民政权；建国后，进入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主要是政治理性，因为有个红色政权的巩固和发展的问题；一直到“文化大革命”，把政治理性推到了极端，以至于批判唯生产力论，只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粉碎“四人帮”后，“文革”结束，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工作重心的转移，由政治理性转向经济理性，因为我们的国民经济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我们再不发展经济，不仅连是不是社会主义社会值得考虑，恐怕连球籍能否保得住，也很难说。于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经济理性始终支配着我们。
　　到了党的十四大、十五大，我们确立了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于是又由经济理性走向市场理性。市场体制像魔法师一样，把我国长期被压抑的生产力诸要素唤发出来，促使我国经济建设快速、稳定发展，终于成为今天全球社会的第二大经济体。英国著名经济历史学家安格斯•麦迪森以购买力评价（PPP）体系计算，认为中国的经济总量在1997年就超过了日本，在2000年就超过了德国、英国、法国在内的12个老牌工业国经济之和，并可能在2015年超过美国。但是市场经济在催生我国社会生产力空前发展的同时，又引发了思想、环境、生态等诸多层面的负面效应，于是文化理性的问题被提了出来。
　　当然，文化理性的问题被提出来，还源于国内文化建设和国际文化斗争的需求。从国内看，我们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4200美元，突破了物质消费与文化消费并重的3000美元时期，进入了向精神文化消费倾斜的新时期。这既为文化建设注入了强大动力，又使得文化供需矛盾十分尖锐。如果健康文化产品缺位，非健康文化产品必然会乘机登台。
　　从国际看，西方发达国家通过现代传播技术和市场运作相结合，催生强势文化产业，对我国形成严峻挑战。我们虽然有深厚的文化底蕴和丰富的文化资源，但没有转化成国际影响力和竞争力，处于“西强我弱”的态势。如果我们不加快发展，形成自己的文化优势，就有既守不住阵地，又走不出国门的危险。这也是继政治建设、经济建设、社会建设之后提出文化建设的重要背景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