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挖掘文物、发表资料，参加学术讨论，开讲座、当解说员……苏兆庆在文物中走出走进，跑遍了全县1200个村庄，哪里出了瓦片，哪个沟里现了黑土，他几乎都能第一时间知道，他戏说自己是“草根派”。
山东莒县博物馆，留下了苏兆庆几十年不停歇的脚印。即使退休，他也有一半时间待在博物馆，80岁的他已经成为这里的“活字典”。
20平方米·200平方米
2000平方米·2万平方米
1976年春天，苏兆庆在莒县文化馆负责文物征集工作。有一回，他收集了4件文物，给了人家60元钱。可是这一行为却被文化馆长批评“乱花钱”。
苏兆庆坐不住了。他一气之下就找到了当时的莒县县委书记，对他说，想干点自己的事情，想成立文物管理所，专门干文物。书记问他，经费怎么办？他说：我自己想办法！
听上去，只有20平方米的莒县文管所，是苏兆庆一时负气的行为。但实际上，他自打走街串巷收集文物的时候起，就爱上了这一行。
他收集文物，有好几招。
一是守。在莒县，老苏几乎是个妇孺皆知的人物。大家都知道他喜欢文物，懂行，有“好东西”都愿意拿来给他看，也有是专门送给他的。1980年，莒县木器厂有位姓陈的人找到苏兆庆，说要送给老苏一样东西。苏兆庆一看，这玉叫玉琮，中间有圆孔，四边圆滑。苏兆庆怕对方反悔，就先入了账，又说：“入了账，可就是国家的了。你为国家贡献了文物，应该奖励你。”他奖励了对方一块五毛钱（当时能买七盒烟）。玉琮是1980年在莒县桑园遗址出土的，是原始氏族部落礼地神时使用的礼器，如今150万元也买不到了。
二是劝。听说莒县的赵明禄家里有“好东西”，苏兆庆就经常去找他聊天，有一次聊到得意处，赵明禄搬出了董其昌的行书中堂让老苏看。苏兆庆劝他捐给国家，赵明禄就是不松口。后来，苏兆庆听说赵明禄要盖房子，手头有些紧，就又来劝他捐给国家，并答应奖励他25元。这一次，赵明禄没再坚持。他不但捐出了清代董其昌的行书，还捐出黄慎的水墨写意画《渔家乐》。
三是磨。80年代初，苏兆庆到土门首一个熟人家串门，聊到文物时，这个熟人的邻居说有个壶，愿意以10块钱的价格卖给苏兆庆。苏兆庆仔细看了壶，盘口细短颈，圆鼓腹，假圈足，腹上塑一龙，龙身钻入壶内，又从壶腹对侧伸出头来，整个器物构思独特，制作精美。苏兆庆知道遇见了好文物，却假装不经意地，还价给8块钱。那人揣了壶就走。苏兆庆怕夜长梦多，赶紧找人追回来，给了他10块钱。后来经鉴定，这把壶属国家一级文物。
苏兆庆说，他喜欢到处跑，抢救发掘，好多文物就是这么一件件积累起来的，几乎每一件背后都藏着故事。原来的文物所早已容纳不下，1989年，莒县博物馆在县城青年路南端建起陈列楼，建筑面积达到2000平方米；新世纪以后，文物还在不断地增加，2009年，莒州博物馆开馆，总建筑面积2万平方米，莒县成为全国文物保护先进县。
大炮弹·日月山·大口尊
1960年春天，莒县大旱，连续46天无雨。到了夏季，却又普降暴雨，导致山洪暴发，陵阳河遗址局部遭受冲刷。当时的陵阳乡文书赵明禄给他打来了电话：“河崖里冲出3个大陶器，看起来像3个大炮弹。”苏兆庆蹬上自行车就赶到现场，土路泥泞，无法直接将这“大炮弹”带回，他让赵明禄带回家中保存。虽然发现每件器物胸部都刻有图画，但大雨冲出的“大炮弹”一开始并没有引起苏兆庆的重视，也不明白陶器上的刻纹是什么意思。
一直到1969年，北京举办“文化大革命”出土文物展，苏兆庆将重约200斤的3个“大炮弹”装箱，挂在胸前和后背，左手再拎一个，从莒县风尘仆仆赶到北京。这次参展令他大开眼界，原来“大炮弹”是大口尊，被古文字学界称之为中华5000年文明史的物证。随着“陶文大口尊”在国内外的展览，它就像当年发现的“甲骨文”一样，为考古、历史、古文字、天文学界所瞩目。
吉林大学于省吾先生在1973年第2期《文物》发表文章指出，莒县出土的灰陶尊，外部刻画的“”字，是一个会意字。像日、云气和山峰构成。“山上的云气承托着初出的太阳，其为早晨旦明的景象，宛然如绘。”很多学者在谈到陶文时多认同这一看法。苏兆庆受到启发，他想，先人在陶文上刻的图形，不可能是为了创造文字，而是生产生活的需要。在查阅了大量资料之后，他发现，《尚书·尧典》就记载了当时夷地叫旸谷的地方，于春分的时候祭祀日出。而不同地方发掘的大汶口文化遗址中都有同样的陶文“”出土，不是偶然的巧合，它是东夷民族不同部落掌握根据日出方向定季节。如果在聚落居住的地方有突出的山峰，只要观测点选择得当，就能看以陶文所示的景象。为了验证这个判断，苏兆庆曾在春分、秋分季节，先后10次骑着自行车去陵阳河遗址发掘点中央观察日出现象，并托孩子的舅舅专门买了台相机用来拍照。有一次天下大雾，为了不耽搁时间，他清晨4点就骑着自行车出了家门。没想到走着走着迷了路。
苏兆庆又着急又沮丧，汗水湿透了衣服，他不甘心地在这片自己熟悉的土地上像麋鹿一样四处冲撞，眼看东方将要发白，能辨清路了，总算冲了出去，他拭掉满头的汗水，赶紧掏出了相机。
“春分时太阳升到山峰之巅，就能出现陶文的图景，它可能是东夷民族一个部落天文观象台的遗址。”苏兆庆说，大朱家村遗址东方也有一个高耸的孤峰叫屋楼崮。从前崮的高峰处有一个塔，被称为莒城八景“屋楼春晓”。由此可以看出，当时已用日出方向确定春分，用测量日影确定二至。我国天文历法产生的年代，当追溯到5000年前，东夷民族天文学，是当时诸民族中较先进的天文学。
从研究太阳文化的角度分析，陶尊上的“日月山”图形，也可以这么理解，上面是太阳，中间是鸟或者是波浪（因为东夷人崇尚鸟，可以理解中间是鸟；人们普遍认为太阳是从海上升起的，可以理解成波浪）。无论理解成什么，至少在日照这片土地上的先人毫无疑问是崇拜太阳的。
金点子·笨力气·文物之外的功夫 1957年接触文物时，苏兆庆几乎是一窍不通。他完全是在实践中学习。但是他擅思考，肯钻研，大胆提出设想，认准的事情不轻易放弃。他对自己的概括是“半路出家”，之所以能干成些事情，有几条原因：一是碰到了好领导支持自己。“独龙不能下雨”；二是总结经验，争取重视，这是基础；三是不断充电。他的家里有十几架书，都是和文物考古历史有关。“再紧张也拿出钱买书”，这是苏兆庆一贯的主张，反复看学界有什么观点和发现，跑遍了全国重要的遗址和博物馆，还不断举一反三，不断比较，因为了解周边才能知道自己的研究价值。刚开始他写一两篇小文章都觉得难，可是现在，他觉得越往里钻越深，有写不完的文章。
他经常对学生们说，研究文物要在文物之外下功夫，还要研究地层学、量学、类型学，比如出土的杯子不烫手，这就涉及古人的思维到了什么程度，如果他们不懂数学，就没法计算圆周。这个杯子就是数学的萌芽。
“更多的研究和实际生活有联系，有些人的研究脱离实际，只能越走越窄。”苏兆庆的观点是：大胆设想，小心求证。无证不信，孤证少信，要带着想法去做事。
中国社科院考古所山东队的队长高广仁曾提醒苏兆庆陵阳河文化很重要，应该进一步挖掘，如果经济上、技术上受限可以帮助他。苏兆庆把这话记在心里，总在想方设法去发掘陵阳河文化遗存。在他的努力争取下，1979年3月，省文管部主任王思礼带领省文物队来到到莒县，挖到4月30日，找到5个墓葬，王思礼回省里开会，行前指定省文管部门一位同志作为省文物队的临时领队。5月1日放了1天假，2日省文物队临时领队把苏兆庆和施工人员召集在一起，宣布陵阳河文化遗存发掘工作停止，并要苏兆庆找箱子，把装箱文物运往济南。
苏兆庆急了，他连夜给王思礼写了一封信，认为省文物队无故终止发掘陵阳河文化遗存的方法不妥，自己对省馆这种“考古”方法不理解，盼望王思礼重返陵阳河文化遗存发掘现场。
一星期后，省博物馆派赖非、万良来到莒县，和苏兆庆一起重新进行发掘。这时的临时领队则以自己“搞商周研究”为由去了莒国故城，苏兆庆以每天1.2元的劳务费雇用了60个民工，和赖非、万良一起开展工作。第一天，找到中午12点，没见着任何信息。民工们都去吃饭了，苏兆庆和赖非走到河床边上洗手，走着走着，苏兆庆发现水里一个陶片露出十几厘米，他弯腰去拿，拿不动，心里一惊，高兴地喊“找着了！”两个人用手把沙子拨开，逐渐显出了墓地，这时候，苏兆庆和赖非才感觉到手疼。
这是以6号墓和19号墓为核心的墓葬群，是全国同时期墓葬最大的，四米半长三米八宽，也是随葬品最多的，共206件。这一发掘，解决了大汶口文化和龙山文化的区别。
考古界称，老苏和赖非“洗手得宝”。但是苏兆庆最为得意的，是蛋壳陶的发掘。
蛋壳陶，薄如纸黑如漆硬如瓷，是原始制陶的高峰。青岛出土了，临朐也出土了，莒县是当时的文化中心，龙山文化遗址80多处，却一直没有蛋壳陶，苏兆庆觉得很纳闷，更视为一生的遗憾。1998年他退休后，仍然奔波在一线，1999年听说东莞遗址平整土地，他和现任馆长刘云涛匆匆赶去，立即布方、抢救发掘。挖着挖着，在黄土里发现一个孤零零的陶片，接着又铲，蛋壳陶出土了！
2012年，他在朋友家里听说有人发现石头上有字，第二天就带着宣纸和拓片工具去了，先后考证了14次，确定是岩画，上有圆，下有方，中间是人。无意中的聊天，促成了苏兆庆的又一大发现，填补了山东没有原始岩画的空白。苏兆庆发现莒县人自古讲究天地人合一，和当地民俗联系起来就会更有说服力，因为直到现在，每年春节百姓家里都会叠一个纸牌位，上书“天地三界全神之位”。
有人对苏兆庆说，这个老头真有福！苏兆庆就乐了，他说，挖不着是正常，挖着了是侥幸。恰恰他挖到的都是精品，这是福份和勤奋努力结合的结果。他说，自己是莒县人，就想宣传莒县，宣传家乡，让莒县提高知名度，尽量为家乡作贡献。人在社会上走这一趟很简短，得考虑给社会留下点什么。他希望自己能为莒文化的传播，做些力所能及的事情。
为此，在鉴定文物上，苏兆庆存着一点“私心”。莒县有很多文物，却不是国家一级。“如果定上级，各级博物馆都会顺着档案来调。博物馆是以实物为基础的，莒县空了，还叫什么博物馆？”就在这种矛盾心理中，苏兆庆和鉴定的同志打了“招呼”，尽量别定一级文物。
挖掘文物、发表资料，参加学术讨论，开讲座、当解说员……苏兆庆在文物中走出走进，跑遍了全县1200个村庄，哪里出了瓦片，哪个沟里现了黑土，他几乎都能第一时间知道。他戏说自己是“草根派”，虽然没有学院派的理论，但是有莒县大的天地，挖掘资料，去民间调查，不受任何框框的约束。最近，他在考虑将自己的论文和新证再出一本书，然后再考察一下莒县的山洞，下一步和年轻人一起，进一步探讨莒县旧时器时期的问题，希望能再有些新的发现。
（责编：萧茵）
山东莒县博物馆，留下了苏兆庆几十年不停歇的脚印。即使退休，他也有一半时间待在博物馆，80岁的他已经成为这里的“活字典”。
20平方米·200平方米
2000平方米·2万平方米
1976年春天，苏兆庆在莒县文化馆负责文物征集工作。有一回，他收集了4件文物，给了人家60元钱。可是这一行为却被文化馆长批评“乱花钱”。
苏兆庆坐不住了。他一气之下就找到了当时的莒县县委书记，对他说，想干点自己的事情，想成立文物管理所，专门干文物。书记问他，经费怎么办？他说：我自己想办法！
听上去，只有20平方米的莒县文管所，是苏兆庆一时负气的行为。但实际上，他自打走街串巷收集文物的时候起，就爱上了这一行。
他收集文物，有好几招。
一是守。在莒县，老苏几乎是个妇孺皆知的人物。大家都知道他喜欢文物，懂行，有“好东西”都愿意拿来给他看，也有是专门送给他的。1980年，莒县木器厂有位姓陈的人找到苏兆庆，说要送给老苏一样东西。苏兆庆一看，这玉叫玉琮，中间有圆孔，四边圆滑。苏兆庆怕对方反悔，就先入了账，又说：“入了账，可就是国家的了。你为国家贡献了文物，应该奖励你。”他奖励了对方一块五毛钱（当时能买七盒烟）。玉琮是1980年在莒县桑园遗址出土的，是原始氏族部落礼地神时使用的礼器，如今150万元也买不到了。
二是劝。听说莒县的赵明禄家里有“好东西”，苏兆庆就经常去找他聊天，有一次聊到得意处，赵明禄搬出了董其昌的行书中堂让老苏看。苏兆庆劝他捐给国家，赵明禄就是不松口。后来，苏兆庆听说赵明禄要盖房子，手头有些紧，就又来劝他捐给国家，并答应奖励他25元。这一次，赵明禄没再坚持。他不但捐出了清代董其昌的行书，还捐出黄慎的水墨写意画《渔家乐》。
三是磨。80年代初，苏兆庆到土门首一个熟人家串门，聊到文物时，这个熟人的邻居说有个壶，愿意以10块钱的价格卖给苏兆庆。苏兆庆仔细看了壶，盘口细短颈，圆鼓腹，假圈足，腹上塑一龙，龙身钻入壶内，又从壶腹对侧伸出头来，整个器物构思独特，制作精美。苏兆庆知道遇见了好文物，却假装不经意地，还价给8块钱。那人揣了壶就走。苏兆庆怕夜长梦多，赶紧找人追回来，给了他10块钱。后来经鉴定，这把壶属国家一级文物。
苏兆庆说，他喜欢到处跑，抢救发掘，好多文物就是这么一件件积累起来的，几乎每一件背后都藏着故事。原来的文物所早已容纳不下，1989年，莒县博物馆在县城青年路南端建起陈列楼，建筑面积达到2000平方米；新世纪以后，文物还在不断地增加，2009年，莒州博物馆开馆，总建筑面积2万平方米，莒县成为全国文物保护先进县。
大炮弹·日月山·大口尊
1960年春天，莒县大旱，连续46天无雨。到了夏季，却又普降暴雨，导致山洪暴发，陵阳河遗址局部遭受冲刷。当时的陵阳乡文书赵明禄给他打来了电话：“河崖里冲出3个大陶器，看起来像3个大炮弹。”苏兆庆蹬上自行车就赶到现场，土路泥泞，无法直接将这“大炮弹”带回，他让赵明禄带回家中保存。虽然发现每件器物胸部都刻有图画，但大雨冲出的“大炮弹”一开始并没有引起苏兆庆的重视，也不明白陶器上的刻纹是什么意思。
一直到1969年，北京举办“文化大革命”出土文物展，苏兆庆将重约200斤的3个“大炮弹”装箱，挂在胸前和后背，左手再拎一个，从莒县风尘仆仆赶到北京。这次参展令他大开眼界，原来“大炮弹”是大口尊，被古文字学界称之为中华5000年文明史的物证。随着“陶文大口尊”在国内外的展览，它就像当年发现的“甲骨文”一样，为考古、历史、古文字、天文学界所瞩目。
吉林大学于省吾先生在1973年第2期《文物》发表文章指出，莒县出土的灰陶尊，外部刻画的“”字，是一个会意字。像日、云气和山峰构成。“山上的云气承托着初出的太阳，其为早晨旦明的景象，宛然如绘。”很多学者在谈到陶文时多认同这一看法。苏兆庆受到启发，他想，先人在陶文上刻的图形，不可能是为了创造文字，而是生产生活的需要。在查阅了大量资料之后，他发现，《尚书·尧典》就记载了当时夷地叫旸谷的地方，于春分的时候祭祀日出。而不同地方发掘的大汶口文化遗址中都有同样的陶文“”出土，不是偶然的巧合，它是东夷民族不同部落掌握根据日出方向定季节。如果在聚落居住的地方有突出的山峰，只要观测点选择得当，就能看以陶文所示的景象。为了验证这个判断，苏兆庆曾在春分、秋分季节，先后10次骑着自行车去陵阳河遗址发掘点中央观察日出现象，并托孩子的舅舅专门买了台相机用来拍照。有一次天下大雾，为了不耽搁时间，他清晨4点就骑着自行车出了家门。没想到走着走着迷了路。
苏兆庆又着急又沮丧，汗水湿透了衣服，他不甘心地在这片自己熟悉的土地上像麋鹿一样四处冲撞，眼看东方将要发白，能辨清路了，总算冲了出去，他拭掉满头的汗水，赶紧掏出了相机。
“春分时太阳升到山峰之巅，就能出现陶文的图景，它可能是东夷民族一个部落天文观象台的遗址。”苏兆庆说，大朱家村遗址东方也有一个高耸的孤峰叫屋楼崮。从前崮的高峰处有一个塔，被称为莒城八景“屋楼春晓”。由此可以看出，当时已用日出方向确定春分，用测量日影确定二至。我国天文历法产生的年代，当追溯到5000年前，东夷民族天文学，是当时诸民族中较先进的天文学。
从研究太阳文化的角度分析，陶尊上的“日月山”图形，也可以这么理解，上面是太阳，中间是鸟或者是波浪（因为东夷人崇尚鸟，可以理解中间是鸟；人们普遍认为太阳是从海上升起的，可以理解成波浪）。无论理解成什么，至少在日照这片土地上的先人毫无疑问是崇拜太阳的。
金点子·笨力气·文物之外的功夫 1957年接触文物时，苏兆庆几乎是一窍不通。他完全是在实践中学习。但是他擅思考，肯钻研，大胆提出设想，认准的事情不轻易放弃。他对自己的概括是“半路出家”，之所以能干成些事情，有几条原因：一是碰到了好领导支持自己。“独龙不能下雨”；二是总结经验，争取重视，这是基础；三是不断充电。他的家里有十几架书，都是和文物考古历史有关。“再紧张也拿出钱买书”，这是苏兆庆一贯的主张，反复看学界有什么观点和发现，跑遍了全国重要的遗址和博物馆，还不断举一反三，不断比较，因为了解周边才能知道自己的研究价值。刚开始他写一两篇小文章都觉得难，可是现在，他觉得越往里钻越深，有写不完的文章。
他经常对学生们说，研究文物要在文物之外下功夫，还要研究地层学、量学、类型学，比如出土的杯子不烫手，这就涉及古人的思维到了什么程度，如果他们不懂数学，就没法计算圆周。这个杯子就是数学的萌芽。
“更多的研究和实际生活有联系，有些人的研究脱离实际，只能越走越窄。”苏兆庆的观点是：大胆设想，小心求证。无证不信，孤证少信，要带着想法去做事。
中国社科院考古所山东队的队长高广仁曾提醒苏兆庆陵阳河文化很重要，应该进一步挖掘，如果经济上、技术上受限可以帮助他。苏兆庆把这话记在心里，总在想方设法去发掘陵阳河文化遗存。在他的努力争取下，1979年3月，省文管部主任王思礼带领省文物队来到到莒县，挖到4月30日，找到5个墓葬，王思礼回省里开会，行前指定省文管部门一位同志作为省文物队的临时领队。5月1日放了1天假，2日省文物队临时领队把苏兆庆和施工人员召集在一起，宣布陵阳河文化遗存发掘工作停止，并要苏兆庆找箱子，把装箱文物运往济南。
苏兆庆急了，他连夜给王思礼写了一封信，认为省文物队无故终止发掘陵阳河文化遗存的方法不妥，自己对省馆这种“考古”方法不理解，盼望王思礼重返陵阳河文化遗存发掘现场。
一星期后，省博物馆派赖非、万良来到莒县，和苏兆庆一起重新进行发掘。这时的临时领队则以自己“搞商周研究”为由去了莒国故城，苏兆庆以每天1.2元的劳务费雇用了60个民工，和赖非、万良一起开展工作。第一天，找到中午12点，没见着任何信息。民工们都去吃饭了，苏兆庆和赖非走到河床边上洗手，走着走着，苏兆庆发现水里一个陶片露出十几厘米，他弯腰去拿，拿不动，心里一惊，高兴地喊“找着了！”两个人用手把沙子拨开，逐渐显出了墓地，这时候，苏兆庆和赖非才感觉到手疼。
这是以6号墓和19号墓为核心的墓葬群，是全国同时期墓葬最大的，四米半长三米八宽，也是随葬品最多的，共206件。这一发掘，解决了大汶口文化和龙山文化的区别。
考古界称，老苏和赖非“洗手得宝”。但是苏兆庆最为得意的，是蛋壳陶的发掘。
蛋壳陶，薄如纸黑如漆硬如瓷，是原始制陶的高峰。青岛出土了，临朐也出土了，莒县是当时的文化中心，龙山文化遗址80多处，却一直没有蛋壳陶，苏兆庆觉得很纳闷，更视为一生的遗憾。1998年他退休后，仍然奔波在一线，1999年听说东莞遗址平整土地，他和现任馆长刘云涛匆匆赶去，立即布方、抢救发掘。挖着挖着，在黄土里发现一个孤零零的陶片，接着又铲，蛋壳陶出土了！
2012年，他在朋友家里听说有人发现石头上有字，第二天就带着宣纸和拓片工具去了，先后考证了14次，确定是岩画，上有圆，下有方，中间是人。无意中的聊天，促成了苏兆庆的又一大发现，填补了山东没有原始岩画的空白。苏兆庆发现莒县人自古讲究天地人合一，和当地民俗联系起来就会更有说服力，因为直到现在，每年春节百姓家里都会叠一个纸牌位，上书“天地三界全神之位”。
有人对苏兆庆说，这个老头真有福！苏兆庆就乐了，他说，挖不着是正常，挖着了是侥幸。恰恰他挖到的都是精品，这是福份和勤奋努力结合的结果。他说，自己是莒县人，就想宣传莒县，宣传家乡，让莒县提高知名度，尽量为家乡作贡献。人在社会上走这一趟很简短，得考虑给社会留下点什么。他希望自己能为莒文化的传播，做些力所能及的事情。
为此，在鉴定文物上，苏兆庆存着一点“私心”。莒县有很多文物，却不是国家一级。“如果定上级，各级博物馆都会顺着档案来调。博物馆是以实物为基础的，莒县空了，还叫什么博物馆？”就在这种矛盾心理中，苏兆庆和鉴定的同志打了“招呼”，尽量别定一级文物。
挖掘文物、发表资料，参加学术讨论，开讲座、当解说员……苏兆庆在文物中走出走进，跑遍了全县1200个村庄，哪里出了瓦片，哪个沟里现了黑土，他几乎都能第一时间知道。他戏说自己是“草根派”，虽然没有学院派的理论，但是有莒县大的天地，挖掘资料，去民间调查，不受任何框框的约束。最近，他在考虑将自己的论文和新证再出一本书，然后再考察一下莒县的山洞，下一步和年轻人一起，进一步探讨莒县旧时器时期的问题，希望能再有些新的发现。
（责编：萧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