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来打天下，一赖武将，二赖谋臣。刘邦一向不喜读书之人，可他身旁谋士，却是阵容坚强。这看似矛盾，其实是得力于他的大度能容、从谏如流；读书人若真有见地，又不酸不腐，刘邦还是一听便知的。那时，扶保刘邦的群士，有张良，有陈平，有叔孙通。其中，张良凡事不沾不滞、若即若离，那身手，宛若游龙；因此，生前死后，一直是个没是非的神仙般人物。至于陈平，人间烟火气就重了些，于是，是非也多了。但是，真要说是非争议，则属叔孙通最多。
　　叔孙通是鲁国大夫叔孙氏之后，娴熟礼乐，是个儒者。打天下时，儒者很难派得上用场；可天下一定，叔孙通这般的儒者便可一展所长。《史记》称叔孙通是“汉家儒宗”，可历来非议叔孙通的人，却也统统都是些儒生。这有意思。
　　当初，刘邦因民间出身，又生性疏阔，极不耐烦繁文缛节。即皇帝位后，便将所有的仪节，能免则免，一切从简。结果，因简易过了头，最后连起码的威仪也荡然无存；但见堂堂朝廷中，不时有“群臣饮酒争功，醉或妄呼”、甚至“拔剑击柱”等等离谱之事。刘邦看了头痛，叔孙通便趁机进言，“夫儒者难与进取，可与守成；臣愿征鲁诸生，与臣弟子共起朝仪”。
　　就这样，叔孙通去了鲁地，征召儒生三十余人，准备重定朝仪。结果，有两位先生不仅拒绝，还当面羞辱了叔孙通。羞辱之要点一：叔孙通“所事者，且（近乎）十主，皆面腴以得亲贵”；换言之，叔孙通人格卑劣，毫无节操，他们不屑与之为伍。其二：“礼乐所由起，积德百年而后可兴也”，当时天下初定，远远还没“积德”，叔孙通就“急着”制礼作乐；所制礼乐，必然“不合古”，必然是个赝品，因此，他们拒绝参与这么一个“赝品工程”。说罢，还对叔孙通撂话，“公往矣，无污我！”（你走，别脏了我！）
　　呵！有趣。
　　这第二点，当然是两位先生的迂腐。毕竟，礼乐养人；上自朝廷，下至万民，礼乐本是最彻头彻尾的教化之道；啥时能用，啥时就赶紧去用。正当天下初定、亟需教化时，此时不制礼乐，更待何时？礼乐本非点缀装饰，而系天下之所必需；既是必需，又岂能苦等“积德百年而后兴”？诚然，在极古之时，礼乐确非一蹴可成，的确“积德多年”而后兴；可当礼乐规模已成，后世大可不必重新再来，只需在旧有的基础上因革损益、与时俱变，制定出合适当代的新礼乐即可。“五帝异乐，三王不同礼”，只要把握住礼乐的根本，所有的因革损益，都只在在证明了礼乐内在的活泼与弹性！
　　至于第一点，那就有点麻烦了。
　　叔孙通所事，虽说不至于“十主”，但掐指一算，的确也包括了秦始皇、秦二世、项梁、楚怀王、项羽、刘邦总共六人。短短数年内，所事六主，这当然不是甚么光彩之事。
　　可话说回来，在秦汉之际那样的乱世里，读书人真的要活得多么理直气壮、光光彩彩，恐怕，多少都有点困难吧！毕竟，乱世之中，更多是身不由己。有人选择了进，有人则选择了退，可进的前头，必然是千荆万棘；而退之同时，一样也有着千回与百转。叔孙通是个儒者，用世之心极重，几乎是打死不退；但作为儒者，他既不迂、又不执，也很少坚持一般儒生所谓的“大是大非”。儒者不迂不执，便能成事，所以叔孙通开创得了一代礼仪；但是，他不坚持那些“大是大非”，就难免要招谤受毁。
　　早先，在秦始皇时，叔孙通原是个无关紧要的小角色；到了胡亥，只因看着形势不对，急欲脱身，遂说了几句逢迎秦二世的话儿；后来，果然脱了身，却也留下了话柄。到了楚营，先是项梁死，继而怀王垮，后来在项羽底下，又知道终难成事，因此，刘邦兵入彭城，叔孙通无啥犹豫，便率领了一班弟子投降于汉。降汉后，叔孙通不再东奔西窜，从此死心塌地，紧紧就跟随着刘邦；这一如张良本要投靠景驹却中途碰着了刘邦，也一如陈平先事魏后事楚再转而事汉，他们都清楚，刘邦慢而少礼、极其无赖，可是，他最靠谱。
　　投汉后，叔孙通一知汉王不喜儒服，半点不挣扎，直接就改穿刘邦所习见的短衣。为了成事，叔孙通做了许多类似的迎合，正因如此，廉洁之士对他多感不齿。不过，这位看似无甚原则、没啥坚持的叔孙先生，自始至终，倒是耿耿于他的礼乐重建大业。逮住了机会，他赶紧就做。真说坚持，这是他最大的坚持；真说大是大非，这才是他最在意的大是大非。至于别人骂他，譬如鲁地两位先生那样的羞辱，他倒不生气，也不用官威压人，更不用权势整人，只笑着说，“若（你们）真鄙儒也，不知时变！”
　　叔孙通这么说，我猜，那儒生是听不进去的。然而，我真心喜欢叔孙通这么笑着说话的风光。有这样的风光，便能成事。
　　儒生原则多，大是大非，毫不含糊。这令人可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