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一、那一片蓝
快艇在海面上犁出一道浪。除了浪是白色的，世界里的一切都是蓝色的。
快艇上只载了一个人—女记者凯丽（Carrie Clay）。她要去一座叫作“威尼斯”的小岛。这座小岛并不在地球上的亚得里亚海岸，而是在一个叫作“穆杰科”（Murjek）的星球上。人类已经向外太空殖民好几个世纪了。小岛的主人是著名的当代艺术家齐马（Zima）。凯丽收到了对他进行独家专访的邀请—直接来自齐马本人的邀请。
对一般人而言，见到齐马等于见到了行走的神明。齐马是当今首屈一指的艺术家。不知从哪一天开始，他的所有作品都只用一个颜色—蓝色。如果人类可以用语词来描绘所有色彩的话，那就不需要艺术了。所以“蓝色”这个词是不准确的，它什么都无法表达，也什么都不能传递。但即便有了艺术，人类依然不会放弃去诉说一番，纵使是徒劳。齐马所用的蓝色具有一种魔力，它似乎瞬间抓牢了你的双眼，可以消除任何的紧张、焦虑，让你意识到自己的污秽与渺小，让灵魂都深陷其中……最终，它将吞噬所有自我意识。它没有任何阴影，但又无比深邃。它要比夏日的赤道晴空更为深沉，比青金石的蓝色更让人愉悦放松。它好像是在原谅一切，消弭一切言语，终止一切思考，它让你无法自拔，融化其中。
齐马也曾经对这种蓝感到困惑，他回忆过这样一个瞬间：“我有一次不小心把一抹蓝色涂在了即将完工的画作上。那只不过是一抹黑底上的天蓝色，但它却给我带来了极大的战栗。那种感觉就像是一股电流击穿了远古记忆，在这团记忆里，这抹蓝色似乎就是世界上最重要的东西。”
齐马最开始把这种蓝涂抹在画布之上，用畫框绷起来，被美术馆收藏和展出;然后，他不再满足于画框和画廊的物理尺度局限。他把蓝色喷绘在超大的框架之上，安装在吉萨大金字塔身后，好像成了大地的布景板。远在地球之外都可以用肉眼看见那块耀眼的蓝色。但依然只有均匀、稳定的蓝色，没有任何“图画”可言。近些年，齐马的“野心”愈加膨胀—他采用了最新的技术，让太空飞行器直接在小行星上开采矿物，然后加工成为涂料，直接喷绘在行星带上……人们猜测，假以时日齐马会把整个星系都涂成那种蓝色。久而久之，人们就把这种蓝叫作“齐马蓝”（Zima Blue）。
这是系列动画片《爱、死亡与机器人》（Love， Death & Robots，Netflix，2019）中第十四集《齐马蓝》（导演罗伯特·瓦雷[Robert Valley]）中的开场情节。该剧在二○一九年三月首播，一共包含了十八部短片。有些短片接近电子游戏的画面，有些则带有玄幻、神话风格，还有一些则用绚丽的CG技术包装了并不新颖的世界观。而《齐马蓝》无疑是其中最让人耳目一新的一部，其简约凝练也给人留下了更大的思考空间。该剧对“齐马蓝”的官方定义是：R91，G194，B231;C60，M0，Y3，K0。
二、那一个“人”
全宇宙的鉴赏家、艺术评论家、策展人和收藏家对齐马的作品趋之若鹜。他们虽然不能参透齐马作品的真谛，却每每被其震撼和打动。不过齐马深居简出，几乎不见任何人。因此当凯丽收到他的邀约时，感到十分惊讶。齐马为什么邀请她？又为什么唯独是她？齐马有什么想要对全世界说的？难道他最新的作品即将发布？因为几乎没有人当面见过齐马，因此只能依靠想象填补空隙了。有人说齐马是一个沽名钓誉之徒，不见人是为了制造某种神秘感，让大众感到“饥渴”;不过也有人认为，齐马早就不再需要什么声名了……带着所有这些疑问，凯丽登上了威尼斯岛。
码头上走来了一个身形高大健硕的男子。他全身黝黑，被包裹在某种金属光泽的“紧身衣”下面。他的上半身呈现出一个倒三角形，双手双腿修长优雅，但又不让人感到羸弱。全身上下除了黑色之外，没有任何装束或饰品。中性感中依然散发出浓烈的荷尔蒙气息。还没等凯丽开口，这个男人就和她打招呼了。他就是齐马本尊。
这部长度仅仅十多分钟的动画片《齐马蓝》是根据英国科幻小说家阿拉斯泰尔·雷诺兹（Alastair Reynolds）的小说集《齐马蓝和其他故事》（Zima Blue and Other Stories，2006）改编而成的。按照小说里的设定，齐马是一个接受过全身改造的“半机械人”。他不再需要吃饭喝水，也不再需要睡觉，几乎已经“成仙”。那件金属黑色的“紧身衣”其实是一套高科技的维生系统，它可以让齐马直接踏足炽热的岩浆当中而不被烫伤，也可以让他在外太空环境里生存下来。这件“紧身衣”也是齐马的人造皮肤，可以根据环境改变色彩。一件衣服顶一万件—这大致是“直男”的最终理想了，不再为穿什么而烦恼，却可能会惹恼大部分爱美人士。更令人惊异的是，这套维生系统不仅仅是在维持生命，而且也是齐马对世界的感知器官。他的感觉能力远远超出了视觉、听觉、嗅觉、味觉和触觉这五种人类的一般感官。“齐马能在视觉信息里听见音乐，在声音里看见流动的颜色。”这是一种怎样的体验？大概没有人能够回答。
可以说，齐马拥有的是超感知（super-perception）。文学当中有一种修辞叫作“通感”：当你看到一个颜色的时候，会联想到一种气味;或者当你尝到一个东西的滋味的时候，会联系到另一个曾经吃这东西的场景。齐马的超感知远远超过了通感。这不免让人想起了一篇著名的哲学论文《成为一只蝙蝠会是什么样？》（托马斯·内格尔著，1974）。齐马的感知是任何其他人都无法体验也无法类比和想象的，是不可言传的。
齐马就是一个“超人”（transhuman）。他的感知和很多其他能力都远远超出了一般人类。为了和美国电影里的超人（superman）有所区别，有人建议把“transhuman”翻译为“过渡人”或者“转异人”。齐马一直在追寻自己的身世，“我是谁”的问题深深困扰着他。经过很长时间的调查，他发现自己曾在一个叫作“哈尔科夫八号”的星球接受了“改造”，而在改造之前，他已经有八百年历史了。
三、超人类主义溯源 齐马不仅是一个超人的个体，而且也是“超人类主义”（transhumanism）的化身。《齐马蓝》也不仅仅是一部科学幻想小说，它还带有对人类本身的反思和憧憬。“超人类主义”一词对汉语读者可能还有点陌生，但在西方已经是一个颇有影响的思潮了。
早在一九九○年，美国超人类主义的代表人物麦克斯·摩尔（Max More）就下过这样一个定义：超人类主义是“通过科学、技术的方式，以提升生命和价值为目标，寻求延续和加速智能生命演化，超越其现有人类形式和人类局限的生命哲学”（Max More，The Philosophy of Transhumanism，2013）。超人类主义包含了两个基本前提：首先是新达尔主义—按照演化论的看法，任何物种都会在自然选择过程中发生变化，于是可能出现全新的物种。人类在此意义上也非特例。因此，可以设想在未来一种代替了目前人类、克服了其生物局限性的新物种将会出现。目前的大多数超人类主义将人类未来发展的进程设想为三个阶段论：人类—超人类—后人类（post-human）。超人类就是介于目前的人类和未来的新物种后人类之间的过渡阶段。“trans”带有过渡、转接的含义，也体现了这种三阶段的设想。其次，超人类主义坚信技术改造—进步论。不同于其他物种，人类演化的主要动力不再是达尔文所说的自然选择，而是人类自身发展出来的技术（在此需要严格区分科学与技术）。技术将改造或制造出“更好的”人类，也就是超人类。超人类主义本身包含了对人类生物局限的不信任、不满乃至怨恨。人类的骄傲、易怒、懒惰、自私、疾病、短寿等问题，都是需要被克服的。另一方面，人类身体的神圣性已经荡然无存，它和其他自然物一样是可以被改造的，而且应当被改造。
虽然超人类主义充满了科幻的气息，但是它绝非一个凭空而来的思潮，它在西方思想中已经默默生长了几个世纪，在二十世纪后半叶初露端倪。文艺复兴时期的诗人但丁在《神曲》中就使用过“transumanare”一词。T. S.艾略特在一九三五年使用了“transhumanized”这个表述。二十世纪五十年代英国生物学家朱利安·赫胥黎（Julian Huxley，1887-1975）首先使用了“超人类主义”一词。这个赫胥黎来自英国著名的赫胥黎家族，他的祖父是当年全力支持达尔文进化论的托马斯·赫胥黎，而他的哥哥阿道司·赫胥黎写了著名的反乌托邦小说《美丽新世界》。全世界的超人类主义者在一九九八年发表了《超人类主义宣言》（The Transhumanist Declaration）第一版，之后还在不断修订。
超人类主义包含了对古典人本主义（humanism）的反思。欧洲的人文主义传统受到基督教思想的影响，将人类视为上帝的管家，因而具有超越了自然和其他物种的地位。即便从进化的角度来看，人也处在进化的最发达的阶段—万物之灵长。这种自我认知在历史上造成了巨大的环境灾难和大量物种的灭绝。因此，超人类主义的一个维度是要面向历史，去改造人本主义（trans-humanism）;而它的另一个维度则突出未来，为迷茫的人类设定一个目标（transhuman-ism）。一些经历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嬉皮运动和环保运动的超人类主义者提出了“科技盖亚主义”（Technogaianism）—希望新技术能够清偿历史欠账，将地球重新恢复到原始母大陆（gaia）的和谐生态。
四、超人类主义的梦想
人类自诞生以来一直就是超人类主义者，因为他们一直想要改造自己。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哲学家皮科就假借上帝的口吻对人类说：“亚当，我们没有给你任何固定的位置或专属的形式，也没有给你独有的禀赋。……你不受任何限制的约束，可以按照你的自由抉择决定你的自然，我们已把你交给你的自由选择……你既不属天也不属地;既非可朽亦非不朽;这样一来，你就是自己尊贵而自由的形塑者，可以把自己塑造成任何你偏爱的形式。”（皮科《论人的尊严》，1486）这里的關键是自己的“偏爱”—人可以重新对自己进行设计和规划。
以往人类改造自身的能力不足，而只能空想，不过现在诸多技术刚好走到了突破的门槛上。近年来，信息、生物技术的发展，使得超人类主义者看到了一线曙光。由此，超人类主义提出了“三S”的目标，即超级智能（Super-intelligence）、超级长寿（Super-longevity）和超级福祉（Super-wellbeing）。超级智能涉及人工智能的研究，虽然有不少耸人听闻的预计，但专家对此看法不一。而二十一世纪最初的十几年中，医疗和基因修改的技术成熟，使得后两个S的目标在短期内看似更加可行。二○一八年十一月，贺建奎对一对婴儿的基因进行了修改。这一事件引发了全世界科学共同体的一致谴责。但是可以预见的是，基因编辑/修改技术将沿着治疗、改善、增强三个步骤展开。不过，其实这三个步骤之间的界限极为模糊，治疗某种疾病或者改善某种缺陷，从后果上来看，就是增强了人的某些能力。不少人甚至乐观地认为，在二十一世纪内人类将克服死亡的问题，最终实现永生（immortality）。而达成这一目标的中间步骤却有不同的路径，例如义体人、意识上传和赛博格（cyborg）等等。由此，一些超人类主义者也提出了人类的一项基本权利—形态自由（morphological freedom），即人有权利改变自己的形态—人可以不再是自然的双手双脚，可以安装外骨骼，用机械部件替换自己的器官，使得它具有更为强大的功能。例如用电子眼代替人的肉眼，这样就可看见可见光频谱之外的光线;也可以用机械臂代替天然的手臂，这样就可以轻而易举地捏碎砖头，举起几百公斤的重物……人会把自己变成思想实验中的“忒休斯之船”。但哲学上的同一性问题呼之欲出—人将自己改变了多少，依然能被叫作是人？越过了一条怎样的界线之后，人就不再是人了呢？这样的哲学追问并不会困扰很多“实干派”。甚至有人提出，如果可以将意识彻底数码化的话，“人”就被上传到云端。一个不再消耗物理空间，而仅仅消耗少量能源的超人类，是否会开辟全新样态的文明？如果这一技术路径成熟，那么人类可能真的会发展出截然不同的“亚种”—有些在原有的物理空间里更加健康、美丽、强大，另一些则隐遁入数码的空间，永垂不朽…… 五、哲学家的隐忧
超人类主义者整体上对过去有着一种忏悔式的厌恶，对未来抱有乌托邦式的乐观。技术的突破真的会带来人类的终极幸福吗？动画片版的《齐马蓝》也像齐马蓝本身一样，没有任何阴影，回避了这样的思考。
齐马至少已经八百岁了，可能还远远不止。而去采访他的记者凯丽也已经七百岁了，他们都属于人类中不到百分之一的精英阶层。虽然尚未实现永生，但两人都不再衰老，也不再恐惧疾病。而这个世界中其余百分之九十九的人类是怎样的？无论是小说还是动画短片都没有任何交代。
假设未来出现了一种技术可能，可以使得人类更加幸福，它真的会提升人类的整体福祉吗？还是只能让极少一部分人得益？这个问题恰恰是超人类主义的未尽之处。没有伦理保障的技术可能会加大社会的裂隙。在那个未来社会里，谁有资格和财力对自己进行改造呢？二十一世纪开始，美国的一些著名学者例如弗朗西斯·福山和迈克尔·桑戴尔纷纷提出了对超人类主义的担忧。福山（Fukuyama）在一篇文章中写道：“如果我们开始将我们自己改变为某种高等的东西，那么这些被增强了的人会主张什么权利，和那些没有被增强的人相比较，他们将会拥有哪些权利？”（《超人类主义》[Transhumanism]，2004）的确，太阳底下没有新东西。新技术带来的变革未必会平均地造福所有人。当一些人获得了超乎常人的能力之后，他会主张怎样的权利，他们是否会为所欲为呢？或者说，常人是否还能维持原有的权利？可以预见的是，即便保持机会平等，实质平等一定会被打破。让我们设想这样一个接受了基因修改的婴儿：未来她将拥有三百以上的智商，对所有已知疾病保持免疫，百米跑时间进入七秒，皮肤没有任何瑕疵，唇红齿白……任何一个没有接受过基因修改的普通婴儿还有可能和她竞争吗？人类必将陷入一场基因修改的“囚徒困境”。技术将修改每个人的起跑线，而这很可能取决于上一代人的眼光和财力。人类会因此进入一个更加不平等的状态吗？
哲学家还会提出一个和技术专家截然不同的问题：他们不会问超级福祉如何实现，而是会问超级福祉是否值得追求？不得不承认，超人类主义对“福祉”（well-being）的界定过于着重短时间的心理体验—近乎通俗意义上的“快乐”。似乎这里包含了一个英国功利主义不言自明的前设，即人都是追求快乐，逃避痛苦的。不过如果我们反观一下人类文化、学术的历史，就会发现，不少杰作并非是在快乐状态中创作出来的。杰作本身就是人对自身痛苦的消化和升华。没有失恋痛苦的人，还会写情诗吗？没有失眠或浅睡眠的人，还会思考梦境吗？如果人沉溺在简单的“快乐”当中，会不会乐不思蜀，不思进取了呢？
六、蜂鸟与外脑
齐马寄给凯丽的邀请函里明确提出，不得携带任何有录音录像功能的电子设备。这一情节在动画片中被省略了。凯丽原本已经习惯于携带一台叫作Aide Memoire（缩写为AM）的外部设备，它的专业学名是surrogate recording device。那是一台蜂鸟状的记录装置，始终伴随主人左右，悬浮在你不注意的地方，随时记录主人看到的和听到的一切内容。你可以把AM理解为一台安装在微型无人机上的增强手机。小说里简单描述了AM的用途：由于人的寿命越来越长，大脑出现了饱和—好像“一间有太多家具的房间”（凯丽语）。所以技术专家发明了这样一套记忆存储设备，当作“外脑”使用，帮助大脑记录诸多信息。不仅如此，AM还可以根据主人以往的选择和偏好来给出建议，甚至代替人作出决定。
齐马让凯丽把她的AM留在船上，并不是为了防止偷拍或者保护自己的隐私，而是别有深意。齐马这样评价AM：“它太完美，它不知道如何歪曲或遗忘。”在威尼斯岛的壮丽夕阳下，齐马和凯丽进行了一场充满禅机的对话。齐马问凯丽是要喝红酒还是白酒。凯丽突然发现自己的AM留在了船上，而以往这个时候AM一定会给出相应的建议。现在突然没有了AM的建议，凯丽显得有些手足无措。齐马显然预见到了这种尴尬，他顺水推舟地开始质疑AM系统本身的算法：“一次误差，就足以改变你未来的所有选择。”我们可能都已经感受过算法的荒诞力量：在搜索引擎上检索过一个地名，一段时间内它会反复推送这个地方的机票和酒店;在某些电商网站上购买了一件商品，几天后打开另一个网站，它让你看到的都是和该商品有关的视频……甚至可以说，人逐渐失去了进行判断的能力，而听命于类似黑箱的“算法”，那甚至是一种莫名其妙的偶然：“假设，就一次，出于某种原因，AM系统让你喝红酒，但你就是想喝白酒。AM系统不会在乎这一次误差，它下一次还是会让你选擇‘红酒’。”人的自由选择被视为误差以及无关紧要的异常，从而被彻底忽略。被AM绑定的人，还有自由意志吗？
不仅如此，齐马还“开导”凯丽，自己的记忆就算再有限，即便会被遗忘，但是依然不同于AM：“然而记忆总会放大开心的事情，遗忘难过的事情。也许对于这个下午，未来你能记住的，就是远方落日射下的金光，而其他的不愉快，你都将遗忘。那么下一次，你对这个金黄色下午的美好记忆，就会让你再次选择白酒。”还有哪些记忆和感知，是无法被彻底还原为数码的？
七、克莱因蓝与齐马蓝
熟悉二十世纪艺术的读者一定会在第一时间发现，齐马蓝这一符号显然受到了二十世纪艺术史上著名的“克莱因蓝”的影响。小说的作者阿拉斯泰尔·雷诺兹明确提到了克莱因蓝的创始人伊夫·克莱因（Yves Klein，1928-1962），他用未来回溯的方式写道：
一千年前，伊夫·克莱因曾经说过蓝色就是颜色中的精华，能够代表其他所有的颜色。他就是这样一个人，花费了整整一生去寻找童年记忆中的那抹独特的蓝色。后来，他绝望了，觉得根本就找不到这样的蓝色。如此精确的色调肯定是他自己想象出来的，自然界可能就不存在这样的颜色。然而某一天，他却偶然地发现了它。那是自然历史博物馆里一个甲壳虫标本的颜色。他喜极而泣。
克莱因认为，只有最单纯的色彩才能唤起最强烈的心灵感受力。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末开始，克莱因就迷恋上了蓝色。一种说法认为，少年时代的克莱因就非常痴迷夏天地中海（天空）的蓝色;另一种说法指出，克莱因在意大利阿西西见到了乔托（Giotto di Bondone）的宗教题材蓝色穹顶画，深受感动，由此“皈依”蓝色。他签名式的作品都是用同一种接近宝石蓝的颜色（RGB：0，47，167;CMYK：98，84，0，0）创作的—无差别的、均匀的蓝色。这种蓝色被命名为克莱因蓝。克莱因蓝也是克莱因本人自我探索和自我认识，甚至是自我精神分析的历程。一九六○年他还将这种蓝色注册为“国际克莱因蓝”（international Klein blue）。他在女模特赤裸的身体粘上蓝色的颜料，让她在画布上翻滚，留下蓝色的“身体拓片”（《人体测量学》）。为了追求“去个性的个性”和非物质性（immateriality），他尝试了各种材质，发现都会因为环境光照而造成色差。最终他选择在天然海绵或合成树脂表面上喷绘蓝色颜料（配方保密）。这样材料表面的起伏和空洞可以完美地吸收环境和照明光，最大限度地避免反光和色差。站在克莱因蓝的作品面前，你会感觉到一种空洞，被吞噬的空洞。 五光十色、怪杰荟萃的巴黎大概使得克莱因厌倦了所有的五彩缤纷和新奇出众。他要回到纯粹。有人指责他的克莱因蓝单调乏味，毫无艺术可言。他用《切尔西旅馆宣言》（The Chelsea Hotel Manifesto）回应了所有指责：“我们人类将获得完全的自由进化的权利，而且不受任何身体与精神的限制……人类的感性可以读取大自然的记忆，无论是过去还是将来！这是我们人类真正超维度的行动力。”这一宣言恰好与超人类主义的一些基本愿景不谋而合。而在一切皆被数字化，所有按照算法行事的时代，或许纯粹的感受—审美，才是“救赎之路”。历史上的思想家，从叔本华到尼采，还有弗洛伊德，在面对高度机械化和平庸化的现代性时，都曾经指示过这条道路。
法国著名存在主义哲学家阿尔贝·加缪（Albert Camus）曾经为克莱因的展览开幕式写过一张纸条：虚空其中，能量充盈。
八、“最后的作品”
在《切尔西旅馆宣言》的结尾处，克莱因写道：我已经准备好遁入虚空（void）。一九六○年，克莱因做了一件疯狂的事情。他纵身一跃从二楼的窗口跳出，进入了虚空……这一瞬间被摄影师记录了下来。一九六二年六月六日，克莱因死于心脏病突发，年仅三十四岁。和克莱因相比，至少八百岁的齐马简直是“不朽”了。
在漫长的创作生涯中，齐马作品的物理尺度不断增大，直到行星级别。人们可以认为，齐马是一个沽名钓誉之徒，他满足着人们对景观化的彻底需求—最开始仅仅是一个画框，然后是一个城市、一面天空，直到一个行星……这样的物理尺度到底意味着什么？人作为一种生命体，近乎本能地希望自己能够分布在更大的物理空间内—如同近世的娱乐工业被赋以“冒险”或“拓展”的精神。事实上，细菌也在做几乎同样的事情，只不过它们的传播能力是先天给定的，后天全靠运气;而人类运用技术拓展了自己的生存空间和物理边界—地球表面已经布满了人类，进而向月球、向火星、向外太空跃进……历史上的殖民，二十世纪的太空探索，无疑都放大了人类的自我（ego）。除了分布的物理空间之外，还有其他方式来体现人性吗？在审美上，并非越大越美。生物本能和人类的审美能力在此出现了本质上的冲突。
在接受了凯丽的采访之后，齐马在全世界的瞩目下完成了他“最后的作品”。齐马对全世界说：“我对真相的探索终于结束了，我要回家了。”“家”是什么？在威尼斯，在追光灯的照射下，他健美的身躯跃入了全部都是齐马蓝色的泳池。畅游了一番后，齐马的躯体忽然解体，分散开来，只留下一台泳池清洁机器人。
原来，齐马最初只是一台负责清理游泳池的机器，类似今天人们家庭里用的扫地机器人。它的主人原来是生活在地球上硅谷的一个黑人女孩。她很喜欢捣鼓各种电子设备，是一个像乔布斯那样的车库发明家。她一个人造出了它。后来，她成立了公司，然后不断用各种配件来给泳池机器人升级。直到有一天泳池机器人获得了自我意识，于是齐马诞生了。主人死后，齐马开始为自己升级，在哈尔科夫八号星球接受了改造……但是他念念不忘的，依然是自己最初获得自我意识时看到的第一眼—小女孩家里泳池的蓝色瓷砖，也就是日后的齐马蓝。而在自己最后的作品中，齐马关闭了自己的高级功能，回复为一台泳池清洁机器人，完成着简单而单调的工作—不断擦洗泳池壁的蓝色瓷砖。齐马不再创作，因为他自己就是自己最后的作品。这个作品是无法出售也无法购买的。它就是它自身。
齐马本人对艺术的理解也达到了哲学的高度，他说过：“没有可错性（fallibility），就没有艺术。没有艺术，就没有真相。”
朝闻道，夕死可矣。
九、死生之间
没有人知道齐马为什么作出如此的决断。为了耸人听闻，最后再制造一个艺术话题和景观？不会，因为他自己再也无法感受到耸人听闻的后果了。他也不再是他。我们只能揣测一番：或许齐马在接受身体改造之后，由于获得了超感知，所以一直处在信息过载的状态。人并非总是想获得那么多的信息和感受。于是他可能选择了一条返璞归真之路。或许，声名从来就不是齐马的目标，他孜孜以求的是真理。
短片里说，对齐马而言，人类的主题太小了。他要探索“更加深层次的意义”—宇宙本身。这似乎也是人类的使命之一。除了和其他生物一样延续物种，传递我们的DNA信息，人类还在思考，思考自身和宇宙。物理学家薛定谔提出过，生命在本质上是“负熵”。而整个宇宙如果是一个封闭的热力学系统的话，它就一直处在熵增的进程之中，唯独生命是个例外。生命减少了宇宙的无序程度。生命体的负熵是以复杂度为代价的，而齐马却选择从“高级”下降为“低级”，由复杂转变为简单，走出了一条反演化的道路。
齐马死了吗？
齐马的选择让人感悟到了一些道家的精神—返璞归真，成为纯粹体验（pure experience）。他也似乎超越了生死，如庄子所言：“道通为一。其分也，成也;其成也，毁也。凡物无成无毁，复通为一。” （《齐物论》） 齐马变成泳池清洁机器人的那一瞬间，也就复通为一了。“以道观死，死生同一。”齐马正是在尝试用宇宙的视角，以道观之。老子也说过：“不失其所者久，死而不亡者寿。”“死”和“亡”这两个字在中国古代汉语的丰富意涵中，表示有所不同的两种状态，而现代汉语连用“死亡”，使得这种微妙差异流失。可以说，齐马的最终状态就是老子意义上的“久”而“寿”。
《齐马蓝》给出了一种另类的世界观：未来并不会出现很多人预言的技术奇点（technological singularity），也就是说，不会出现一个分水岭式的技术飞跃。人和人工智能、机器相安无事，处在一种和平共生状态之中。但是不同于人—超人—后人类这一三阶段论的是，齐马这样的超人，并不是从人演化而来的，而是从机器改造而来的。甚至，当人类迷失自我的时候，齐马这样的超人反过来开导、启示着业已退化的人，让人重新反思一切。在此意义上，齐马不仅仅是技术上的超人，也已经成为尼采意义上的“超人”（?bermensch）！
“让我休息！安静！世界不是正好变得完美了吗？”（尼采《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說》）
快艇在海面上犁出一道浪。除了浪是白色的，世界里的一切都是蓝色的。
快艇上只载了一个人—女记者凯丽（Carrie Clay）。她要去一座叫作“威尼斯”的小岛。这座小岛并不在地球上的亚得里亚海岸，而是在一个叫作“穆杰科”（Murjek）的星球上。人类已经向外太空殖民好几个世纪了。小岛的主人是著名的当代艺术家齐马（Zima）。凯丽收到了对他进行独家专访的邀请—直接来自齐马本人的邀请。
对一般人而言，见到齐马等于见到了行走的神明。齐马是当今首屈一指的艺术家。不知从哪一天开始，他的所有作品都只用一个颜色—蓝色。如果人类可以用语词来描绘所有色彩的话，那就不需要艺术了。所以“蓝色”这个词是不准确的，它什么都无法表达，也什么都不能传递。但即便有了艺术，人类依然不会放弃去诉说一番，纵使是徒劳。齐马所用的蓝色具有一种魔力，它似乎瞬间抓牢了你的双眼，可以消除任何的紧张、焦虑，让你意识到自己的污秽与渺小，让灵魂都深陷其中……最终，它将吞噬所有自我意识。它没有任何阴影，但又无比深邃。它要比夏日的赤道晴空更为深沉，比青金石的蓝色更让人愉悦放松。它好像是在原谅一切，消弭一切言语，终止一切思考，它让你无法自拔，融化其中。
齐马也曾经对这种蓝感到困惑，他回忆过这样一个瞬间：“我有一次不小心把一抹蓝色涂在了即将完工的画作上。那只不过是一抹黑底上的天蓝色，但它却给我带来了极大的战栗。那种感觉就像是一股电流击穿了远古记忆，在这团记忆里，这抹蓝色似乎就是世界上最重要的东西。”
齐马最开始把这种蓝涂抹在画布之上，用畫框绷起来，被美术馆收藏和展出;然后，他不再满足于画框和画廊的物理尺度局限。他把蓝色喷绘在超大的框架之上，安装在吉萨大金字塔身后，好像成了大地的布景板。远在地球之外都可以用肉眼看见那块耀眼的蓝色。但依然只有均匀、稳定的蓝色，没有任何“图画”可言。近些年，齐马的“野心”愈加膨胀—他采用了最新的技术，让太空飞行器直接在小行星上开采矿物，然后加工成为涂料，直接喷绘在行星带上……人们猜测，假以时日齐马会把整个星系都涂成那种蓝色。久而久之，人们就把这种蓝叫作“齐马蓝”（Zima Blue）。
这是系列动画片《爱、死亡与机器人》（Love， Death & Robots，Netflix，2019）中第十四集《齐马蓝》（导演罗伯特·瓦雷[Robert Valley]）中的开场情节。该剧在二○一九年三月首播，一共包含了十八部短片。有些短片接近电子游戏的画面，有些则带有玄幻、神话风格，还有一些则用绚丽的CG技术包装了并不新颖的世界观。而《齐马蓝》无疑是其中最让人耳目一新的一部，其简约凝练也给人留下了更大的思考空间。该剧对“齐马蓝”的官方定义是：R91，G194，B231;C60，M0，Y3，K0。
二、那一个“人”
全宇宙的鉴赏家、艺术评论家、策展人和收藏家对齐马的作品趋之若鹜。他们虽然不能参透齐马作品的真谛，却每每被其震撼和打动。不过齐马深居简出，几乎不见任何人。因此当凯丽收到他的邀约时，感到十分惊讶。齐马为什么邀请她？又为什么唯独是她？齐马有什么想要对全世界说的？难道他最新的作品即将发布？因为几乎没有人当面见过齐马，因此只能依靠想象填补空隙了。有人说齐马是一个沽名钓誉之徒，不见人是为了制造某种神秘感，让大众感到“饥渴”;不过也有人认为，齐马早就不再需要什么声名了……带着所有这些疑问，凯丽登上了威尼斯岛。
码头上走来了一个身形高大健硕的男子。他全身黝黑，被包裹在某种金属光泽的“紧身衣”下面。他的上半身呈现出一个倒三角形，双手双腿修长优雅，但又不让人感到羸弱。全身上下除了黑色之外，没有任何装束或饰品。中性感中依然散发出浓烈的荷尔蒙气息。还没等凯丽开口，这个男人就和她打招呼了。他就是齐马本尊。
这部长度仅仅十多分钟的动画片《齐马蓝》是根据英国科幻小说家阿拉斯泰尔·雷诺兹（Alastair Reynolds）的小说集《齐马蓝和其他故事》（Zima Blue and Other Stories，2006）改编而成的。按照小说里的设定，齐马是一个接受过全身改造的“半机械人”。他不再需要吃饭喝水，也不再需要睡觉，几乎已经“成仙”。那件金属黑色的“紧身衣”其实是一套高科技的维生系统，它可以让齐马直接踏足炽热的岩浆当中而不被烫伤，也可以让他在外太空环境里生存下来。这件“紧身衣”也是齐马的人造皮肤，可以根据环境改变色彩。一件衣服顶一万件—这大致是“直男”的最终理想了，不再为穿什么而烦恼，却可能会惹恼大部分爱美人士。更令人惊异的是，这套维生系统不仅仅是在维持生命，而且也是齐马对世界的感知器官。他的感觉能力远远超出了视觉、听觉、嗅觉、味觉和触觉这五种人类的一般感官。“齐马能在视觉信息里听见音乐，在声音里看见流动的颜色。”这是一种怎样的体验？大概没有人能够回答。
可以说，齐马拥有的是超感知（super-perception）。文学当中有一种修辞叫作“通感”：当你看到一个颜色的时候，会联想到一种气味;或者当你尝到一个东西的滋味的时候，会联系到另一个曾经吃这东西的场景。齐马的超感知远远超过了通感。这不免让人想起了一篇著名的哲学论文《成为一只蝙蝠会是什么样？》（托马斯·内格尔著，1974）。齐马的感知是任何其他人都无法体验也无法类比和想象的，是不可言传的。
齐马就是一个“超人”（transhuman）。他的感知和很多其他能力都远远超出了一般人类。为了和美国电影里的超人（superman）有所区别，有人建议把“transhuman”翻译为“过渡人”或者“转异人”。齐马一直在追寻自己的身世，“我是谁”的问题深深困扰着他。经过很长时间的调查，他发现自己曾在一个叫作“哈尔科夫八号”的星球接受了“改造”，而在改造之前，他已经有八百年历史了。
三、超人类主义溯源 齐马不仅是一个超人的个体，而且也是“超人类主义”（transhumanism）的化身。《齐马蓝》也不仅仅是一部科学幻想小说，它还带有对人类本身的反思和憧憬。“超人类主义”一词对汉语读者可能还有点陌生，但在西方已经是一个颇有影响的思潮了。
早在一九九○年，美国超人类主义的代表人物麦克斯·摩尔（Max More）就下过这样一个定义：超人类主义是“通过科学、技术的方式，以提升生命和价值为目标，寻求延续和加速智能生命演化，超越其现有人类形式和人类局限的生命哲学”（Max More，The Philosophy of Transhumanism，2013）。超人类主义包含了两个基本前提：首先是新达尔主义—按照演化论的看法，任何物种都会在自然选择过程中发生变化，于是可能出现全新的物种。人类在此意义上也非特例。因此，可以设想在未来一种代替了目前人类、克服了其生物局限性的新物种将会出现。目前的大多数超人类主义将人类未来发展的进程设想为三个阶段论：人类—超人类—后人类（post-human）。超人类就是介于目前的人类和未来的新物种后人类之间的过渡阶段。“trans”带有过渡、转接的含义，也体现了这种三阶段的设想。其次，超人类主义坚信技术改造—进步论。不同于其他物种，人类演化的主要动力不再是达尔文所说的自然选择，而是人类自身发展出来的技术（在此需要严格区分科学与技术）。技术将改造或制造出“更好的”人类，也就是超人类。超人类主义本身包含了对人类生物局限的不信任、不满乃至怨恨。人类的骄傲、易怒、懒惰、自私、疾病、短寿等问题，都是需要被克服的。另一方面，人类身体的神圣性已经荡然无存，它和其他自然物一样是可以被改造的，而且应当被改造。
虽然超人类主义充满了科幻的气息，但是它绝非一个凭空而来的思潮，它在西方思想中已经默默生长了几个世纪，在二十世纪后半叶初露端倪。文艺复兴时期的诗人但丁在《神曲》中就使用过“transumanare”一词。T. S.艾略特在一九三五年使用了“transhumanized”这个表述。二十世纪五十年代英国生物学家朱利安·赫胥黎（Julian Huxley，1887-1975）首先使用了“超人类主义”一词。这个赫胥黎来自英国著名的赫胥黎家族，他的祖父是当年全力支持达尔文进化论的托马斯·赫胥黎，而他的哥哥阿道司·赫胥黎写了著名的反乌托邦小说《美丽新世界》。全世界的超人类主义者在一九九八年发表了《超人类主义宣言》（The Transhumanist Declaration）第一版，之后还在不断修订。
超人类主义包含了对古典人本主义（humanism）的反思。欧洲的人文主义传统受到基督教思想的影响，将人类视为上帝的管家，因而具有超越了自然和其他物种的地位。即便从进化的角度来看，人也处在进化的最发达的阶段—万物之灵长。这种自我认知在历史上造成了巨大的环境灾难和大量物种的灭绝。因此，超人类主义的一个维度是要面向历史，去改造人本主义（trans-humanism）;而它的另一个维度则突出未来，为迷茫的人类设定一个目标（transhuman-ism）。一些经历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嬉皮运动和环保运动的超人类主义者提出了“科技盖亚主义”（Technogaianism）—希望新技术能够清偿历史欠账，将地球重新恢复到原始母大陆（gaia）的和谐生态。
四、超人类主义的梦想
人类自诞生以来一直就是超人类主义者，因为他们一直想要改造自己。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哲学家皮科就假借上帝的口吻对人类说：“亚当，我们没有给你任何固定的位置或专属的形式，也没有给你独有的禀赋。……你不受任何限制的约束，可以按照你的自由抉择决定你的自然，我们已把你交给你的自由选择……你既不属天也不属地;既非可朽亦非不朽;这样一来，你就是自己尊贵而自由的形塑者，可以把自己塑造成任何你偏爱的形式。”（皮科《论人的尊严》，1486）这里的關键是自己的“偏爱”—人可以重新对自己进行设计和规划。
以往人类改造自身的能力不足，而只能空想，不过现在诸多技术刚好走到了突破的门槛上。近年来，信息、生物技术的发展，使得超人类主义者看到了一线曙光。由此，超人类主义提出了“三S”的目标，即超级智能（Super-intelligence）、超级长寿（Super-longevity）和超级福祉（Super-wellbeing）。超级智能涉及人工智能的研究，虽然有不少耸人听闻的预计，但专家对此看法不一。而二十一世纪最初的十几年中，医疗和基因修改的技术成熟，使得后两个S的目标在短期内看似更加可行。二○一八年十一月，贺建奎对一对婴儿的基因进行了修改。这一事件引发了全世界科学共同体的一致谴责。但是可以预见的是，基因编辑/修改技术将沿着治疗、改善、增强三个步骤展开。不过，其实这三个步骤之间的界限极为模糊，治疗某种疾病或者改善某种缺陷，从后果上来看，就是增强了人的某些能力。不少人甚至乐观地认为，在二十一世纪内人类将克服死亡的问题，最终实现永生（immortality）。而达成这一目标的中间步骤却有不同的路径，例如义体人、意识上传和赛博格（cyborg）等等。由此，一些超人类主义者也提出了人类的一项基本权利—形态自由（morphological freedom），即人有权利改变自己的形态—人可以不再是自然的双手双脚，可以安装外骨骼，用机械部件替换自己的器官，使得它具有更为强大的功能。例如用电子眼代替人的肉眼，这样就可看见可见光频谱之外的光线;也可以用机械臂代替天然的手臂，这样就可以轻而易举地捏碎砖头，举起几百公斤的重物……人会把自己变成思想实验中的“忒休斯之船”。但哲学上的同一性问题呼之欲出—人将自己改变了多少，依然能被叫作是人？越过了一条怎样的界线之后，人就不再是人了呢？这样的哲学追问并不会困扰很多“实干派”。甚至有人提出，如果可以将意识彻底数码化的话，“人”就被上传到云端。一个不再消耗物理空间，而仅仅消耗少量能源的超人类，是否会开辟全新样态的文明？如果这一技术路径成熟，那么人类可能真的会发展出截然不同的“亚种”—有些在原有的物理空间里更加健康、美丽、强大，另一些则隐遁入数码的空间，永垂不朽…… 五、哲学家的隐忧
超人类主义者整体上对过去有着一种忏悔式的厌恶，对未来抱有乌托邦式的乐观。技术的突破真的会带来人类的终极幸福吗？动画片版的《齐马蓝》也像齐马蓝本身一样，没有任何阴影，回避了这样的思考。
齐马至少已经八百岁了，可能还远远不止。而去采访他的记者凯丽也已经七百岁了，他们都属于人类中不到百分之一的精英阶层。虽然尚未实现永生，但两人都不再衰老，也不再恐惧疾病。而这个世界中其余百分之九十九的人类是怎样的？无论是小说还是动画短片都没有任何交代。
假设未来出现了一种技术可能，可以使得人类更加幸福，它真的会提升人类的整体福祉吗？还是只能让极少一部分人得益？这个问题恰恰是超人类主义的未尽之处。没有伦理保障的技术可能会加大社会的裂隙。在那个未来社会里，谁有资格和财力对自己进行改造呢？二十一世纪开始，美国的一些著名学者例如弗朗西斯·福山和迈克尔·桑戴尔纷纷提出了对超人类主义的担忧。福山（Fukuyama）在一篇文章中写道：“如果我们开始将我们自己改变为某种高等的东西，那么这些被增强了的人会主张什么权利，和那些没有被增强的人相比较，他们将会拥有哪些权利？”（《超人类主义》[Transhumanism]，2004）的确，太阳底下没有新东西。新技术带来的变革未必会平均地造福所有人。当一些人获得了超乎常人的能力之后，他会主张怎样的权利，他们是否会为所欲为呢？或者说，常人是否还能维持原有的权利？可以预见的是，即便保持机会平等，实质平等一定会被打破。让我们设想这样一个接受了基因修改的婴儿：未来她将拥有三百以上的智商，对所有已知疾病保持免疫，百米跑时间进入七秒，皮肤没有任何瑕疵，唇红齿白……任何一个没有接受过基因修改的普通婴儿还有可能和她竞争吗？人类必将陷入一场基因修改的“囚徒困境”。技术将修改每个人的起跑线，而这很可能取决于上一代人的眼光和财力。人类会因此进入一个更加不平等的状态吗？
哲学家还会提出一个和技术专家截然不同的问题：他们不会问超级福祉如何实现，而是会问超级福祉是否值得追求？不得不承认，超人类主义对“福祉”（well-being）的界定过于着重短时间的心理体验—近乎通俗意义上的“快乐”。似乎这里包含了一个英国功利主义不言自明的前设，即人都是追求快乐，逃避痛苦的。不过如果我们反观一下人类文化、学术的历史，就会发现，不少杰作并非是在快乐状态中创作出来的。杰作本身就是人对自身痛苦的消化和升华。没有失恋痛苦的人，还会写情诗吗？没有失眠或浅睡眠的人，还会思考梦境吗？如果人沉溺在简单的“快乐”当中，会不会乐不思蜀，不思进取了呢？
六、蜂鸟与外脑
齐马寄给凯丽的邀请函里明确提出，不得携带任何有录音录像功能的电子设备。这一情节在动画片中被省略了。凯丽原本已经习惯于携带一台叫作Aide Memoire（缩写为AM）的外部设备，它的专业学名是surrogate recording device。那是一台蜂鸟状的记录装置，始终伴随主人左右，悬浮在你不注意的地方，随时记录主人看到的和听到的一切内容。你可以把AM理解为一台安装在微型无人机上的增强手机。小说里简单描述了AM的用途：由于人的寿命越来越长，大脑出现了饱和—好像“一间有太多家具的房间”（凯丽语）。所以技术专家发明了这样一套记忆存储设备，当作“外脑”使用，帮助大脑记录诸多信息。不仅如此，AM还可以根据主人以往的选择和偏好来给出建议，甚至代替人作出决定。
齐马让凯丽把她的AM留在船上，并不是为了防止偷拍或者保护自己的隐私，而是别有深意。齐马这样评价AM：“它太完美，它不知道如何歪曲或遗忘。”在威尼斯岛的壮丽夕阳下，齐马和凯丽进行了一场充满禅机的对话。齐马问凯丽是要喝红酒还是白酒。凯丽突然发现自己的AM留在了船上，而以往这个时候AM一定会给出相应的建议。现在突然没有了AM的建议，凯丽显得有些手足无措。齐马显然预见到了这种尴尬，他顺水推舟地开始质疑AM系统本身的算法：“一次误差，就足以改变你未来的所有选择。”我们可能都已经感受过算法的荒诞力量：在搜索引擎上检索过一个地名，一段时间内它会反复推送这个地方的机票和酒店;在某些电商网站上购买了一件商品，几天后打开另一个网站，它让你看到的都是和该商品有关的视频……甚至可以说，人逐渐失去了进行判断的能力，而听命于类似黑箱的“算法”，那甚至是一种莫名其妙的偶然：“假设，就一次，出于某种原因，AM系统让你喝红酒，但你就是想喝白酒。AM系统不会在乎这一次误差，它下一次还是会让你选擇‘红酒’。”人的自由选择被视为误差以及无关紧要的异常，从而被彻底忽略。被AM绑定的人，还有自由意志吗？
不仅如此，齐马还“开导”凯丽，自己的记忆就算再有限，即便会被遗忘，但是依然不同于AM：“然而记忆总会放大开心的事情，遗忘难过的事情。也许对于这个下午，未来你能记住的，就是远方落日射下的金光，而其他的不愉快，你都将遗忘。那么下一次，你对这个金黄色下午的美好记忆，就会让你再次选择白酒。”还有哪些记忆和感知，是无法被彻底还原为数码的？
七、克莱因蓝与齐马蓝
熟悉二十世纪艺术的读者一定会在第一时间发现，齐马蓝这一符号显然受到了二十世纪艺术史上著名的“克莱因蓝”的影响。小说的作者阿拉斯泰尔·雷诺兹明确提到了克莱因蓝的创始人伊夫·克莱因（Yves Klein，1928-1962），他用未来回溯的方式写道：
一千年前，伊夫·克莱因曾经说过蓝色就是颜色中的精华，能够代表其他所有的颜色。他就是这样一个人，花费了整整一生去寻找童年记忆中的那抹独特的蓝色。后来，他绝望了，觉得根本就找不到这样的蓝色。如此精确的色调肯定是他自己想象出来的，自然界可能就不存在这样的颜色。然而某一天，他却偶然地发现了它。那是自然历史博物馆里一个甲壳虫标本的颜色。他喜极而泣。
克莱因认为，只有最单纯的色彩才能唤起最强烈的心灵感受力。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末开始，克莱因就迷恋上了蓝色。一种说法认为，少年时代的克莱因就非常痴迷夏天地中海（天空）的蓝色;另一种说法指出，克莱因在意大利阿西西见到了乔托（Giotto di Bondone）的宗教题材蓝色穹顶画，深受感动，由此“皈依”蓝色。他签名式的作品都是用同一种接近宝石蓝的颜色（RGB：0，47，167;CMYK：98，84，0，0）创作的—无差别的、均匀的蓝色。这种蓝色被命名为克莱因蓝。克莱因蓝也是克莱因本人自我探索和自我认识，甚至是自我精神分析的历程。一九六○年他还将这种蓝色注册为“国际克莱因蓝”（international Klein blue）。他在女模特赤裸的身体粘上蓝色的颜料，让她在画布上翻滚，留下蓝色的“身体拓片”（《人体测量学》）。为了追求“去个性的个性”和非物质性（immateriality），他尝试了各种材质，发现都会因为环境光照而造成色差。最终他选择在天然海绵或合成树脂表面上喷绘蓝色颜料（配方保密）。这样材料表面的起伏和空洞可以完美地吸收环境和照明光，最大限度地避免反光和色差。站在克莱因蓝的作品面前，你会感觉到一种空洞，被吞噬的空洞。 五光十色、怪杰荟萃的巴黎大概使得克莱因厌倦了所有的五彩缤纷和新奇出众。他要回到纯粹。有人指责他的克莱因蓝单调乏味，毫无艺术可言。他用《切尔西旅馆宣言》（The Chelsea Hotel Manifesto）回应了所有指责：“我们人类将获得完全的自由进化的权利，而且不受任何身体与精神的限制……人类的感性可以读取大自然的记忆，无论是过去还是将来！这是我们人类真正超维度的行动力。”这一宣言恰好与超人类主义的一些基本愿景不谋而合。而在一切皆被数字化，所有按照算法行事的时代，或许纯粹的感受—审美，才是“救赎之路”。历史上的思想家，从叔本华到尼采，还有弗洛伊德，在面对高度机械化和平庸化的现代性时，都曾经指示过这条道路。
法国著名存在主义哲学家阿尔贝·加缪（Albert Camus）曾经为克莱因的展览开幕式写过一张纸条：虚空其中，能量充盈。
八、“最后的作品”
在《切尔西旅馆宣言》的结尾处，克莱因写道：我已经准备好遁入虚空（void）。一九六○年，克莱因做了一件疯狂的事情。他纵身一跃从二楼的窗口跳出，进入了虚空……这一瞬间被摄影师记录了下来。一九六二年六月六日，克莱因死于心脏病突发，年仅三十四岁。和克莱因相比，至少八百岁的齐马简直是“不朽”了。
在漫长的创作生涯中，齐马作品的物理尺度不断增大，直到行星级别。人们可以认为，齐马是一个沽名钓誉之徒，他满足着人们对景观化的彻底需求—最开始仅仅是一个画框，然后是一个城市、一面天空，直到一个行星……这样的物理尺度到底意味着什么？人作为一种生命体，近乎本能地希望自己能够分布在更大的物理空间内—如同近世的娱乐工业被赋以“冒险”或“拓展”的精神。事实上，细菌也在做几乎同样的事情，只不过它们的传播能力是先天给定的，后天全靠运气;而人类运用技术拓展了自己的生存空间和物理边界—地球表面已经布满了人类，进而向月球、向火星、向外太空跃进……历史上的殖民，二十世纪的太空探索，无疑都放大了人类的自我（ego）。除了分布的物理空间之外，还有其他方式来体现人性吗？在审美上，并非越大越美。生物本能和人类的审美能力在此出现了本质上的冲突。
在接受了凯丽的采访之后，齐马在全世界的瞩目下完成了他“最后的作品”。齐马对全世界说：“我对真相的探索终于结束了，我要回家了。”“家”是什么？在威尼斯，在追光灯的照射下，他健美的身躯跃入了全部都是齐马蓝色的泳池。畅游了一番后，齐马的躯体忽然解体，分散开来，只留下一台泳池清洁机器人。
原来，齐马最初只是一台负责清理游泳池的机器，类似今天人们家庭里用的扫地机器人。它的主人原来是生活在地球上硅谷的一个黑人女孩。她很喜欢捣鼓各种电子设备，是一个像乔布斯那样的车库发明家。她一个人造出了它。后来，她成立了公司，然后不断用各种配件来给泳池机器人升级。直到有一天泳池机器人获得了自我意识，于是齐马诞生了。主人死后，齐马开始为自己升级，在哈尔科夫八号星球接受了改造……但是他念念不忘的，依然是自己最初获得自我意识时看到的第一眼—小女孩家里泳池的蓝色瓷砖，也就是日后的齐马蓝。而在自己最后的作品中，齐马关闭了自己的高级功能，回复为一台泳池清洁机器人，完成着简单而单调的工作—不断擦洗泳池壁的蓝色瓷砖。齐马不再创作，因为他自己就是自己最后的作品。这个作品是无法出售也无法购买的。它就是它自身。
齐马本人对艺术的理解也达到了哲学的高度，他说过：“没有可错性（fallibility），就没有艺术。没有艺术，就没有真相。”
朝闻道，夕死可矣。
九、死生之间
没有人知道齐马为什么作出如此的决断。为了耸人听闻，最后再制造一个艺术话题和景观？不会，因为他自己再也无法感受到耸人听闻的后果了。他也不再是他。我们只能揣测一番：或许齐马在接受身体改造之后，由于获得了超感知，所以一直处在信息过载的状态。人并非总是想获得那么多的信息和感受。于是他可能选择了一条返璞归真之路。或许，声名从来就不是齐马的目标，他孜孜以求的是真理。
短片里说，对齐马而言，人类的主题太小了。他要探索“更加深层次的意义”—宇宙本身。这似乎也是人类的使命之一。除了和其他生物一样延续物种，传递我们的DNA信息，人类还在思考，思考自身和宇宙。物理学家薛定谔提出过，生命在本质上是“负熵”。而整个宇宙如果是一个封闭的热力学系统的话，它就一直处在熵增的进程之中，唯独生命是个例外。生命减少了宇宙的无序程度。生命体的负熵是以复杂度为代价的，而齐马却选择从“高级”下降为“低级”，由复杂转变为简单，走出了一条反演化的道路。
齐马死了吗？
齐马的选择让人感悟到了一些道家的精神—返璞归真，成为纯粹体验（pure experience）。他也似乎超越了生死，如庄子所言：“道通为一。其分也，成也;其成也，毁也。凡物无成无毁，复通为一。” （《齐物论》） 齐马变成泳池清洁机器人的那一瞬间，也就复通为一了。“以道观死，死生同一。”齐马正是在尝试用宇宙的视角，以道观之。老子也说过：“不失其所者久，死而不亡者寿。”“死”和“亡”这两个字在中国古代汉语的丰富意涵中，表示有所不同的两种状态，而现代汉语连用“死亡”，使得这种微妙差异流失。可以说，齐马的最终状态就是老子意义上的“久”而“寿”。
《齐马蓝》给出了一种另类的世界观：未来并不会出现很多人预言的技术奇点（technological singularity），也就是说，不会出现一个分水岭式的技术飞跃。人和人工智能、机器相安无事，处在一种和平共生状态之中。但是不同于人—超人—后人类这一三阶段论的是，齐马这样的超人，并不是从人演化而来的，而是从机器改造而来的。甚至，当人类迷失自我的时候，齐马这样的超人反过来开导、启示着业已退化的人，让人重新反思一切。在此意义上，齐马不仅仅是技术上的超人，也已经成为尼采意义上的“超人”（?bermensch）！
“让我休息！安静！世界不是正好变得完美了吗？”（尼采《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