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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东晋、南朝以来，荆江分流多次南下干扰澧水水系，从而导致澧水下游河道的剧烈变动。尤其道光以降，虎渡、藕池、松滋纷纷河决南下，冲入今安乡境内，将澧水主泓迫往西南。安乡水患从此多发，堤垸也开始大批修筑。由于荆江来水含沙量巨大，每年洪水退后留下大量淤泥，不利于血吸虫病中间宿主钉螺的存活；此外，在堤垸修筑后少经溃垸的区域，长年开垦破坏了钉螺的生存环境，使得安乡县成为滨湖诸县市中血吸虫病爆发最迟、疫情最轻的区域。然而在一些反复溃垸的地区，每年钉螺随洪水进入垸内，疫情则十分严重。
关键词：澧水；长江分流；安乡；血吸虫病
中图分类号：F32 文献标识码：A DOI： 10.3969/j.issn1003-8256.2013.06.007
1 引言
安乡县位于洞庭湖西滨，向为澧水入洞庭湖之尾闾，以“洞庭兰澧诸水各安其流”而得名。咸丰二年（1852）与同治九年（1870），长江分别决于公安藕池、松滋黄家（金）铺，冲成今藕池、松滋二河，自此以后，江水自二口建瓴南下，入安乡界，与澧水水系相互顶托干扰，从而引发一系列的河道与水环境变迁。荆江分流所携带的泥沙，在湖区西北形成庞大的入湖三角洲，并迭至于澧水三角洲之上。1 安乡县境内开始广筑堤垸，捍水以御田地。
安乡县全境为流水堆积地貌，地势平坦，堤垸如鳞，血吸虫病的流行也以堤垸型 2 为主。中间宿主钉螺主要分布于垸外洲滩及垸内河道、沟渠之中。然而，堤垸区不同于平原水网区。江浙平原水网区，沟渠河道纵横交错，密如蛛网，沟渠河道中终年有水，但湖南省垸内沟渠不像水网那样密，且在秋冬时垸内沟渠往往干涸。因而在湖南省，堤垸型多为中度或轻度疫区。3 1953-1955年，湖南省血吸虫病防治委员会在岳阳湖边洲土上开辟试验田，进行了三年期垦殖灭螺实验，其实验结果证明：在未开垦过、钉螺密布的垸外洲土上，水退后深耕细作冬种作物，垦后103日内，钉螺的密度始终保持在稀少的状态，并且未拾得活钉螺。然而隔年，熟荒地被水淹后，他处钉螺被水冲来，所拾得的活螺数目随之明显增多。4 由此可见，对于已开垦的堤垸型疫区，钉螺的分布与疫情的轻重与是否常被水淹关系密切，夏秋洪水所造成的溃垸，往往会导致钉螺扩散入垸内，从而引起血吸虫病的爆发与流行。因而，其水环境的历史变迁与血吸虫病的流行关系密切。
根据1950年代的普查资料，安乡县为滨湖各县中感染率最低者，抽样23500人，感染率仅有2.42%。然而其血吸虫病疫情分布并不均匀，根据1956年安乡县的疫情抽样调查，在57个疫区乡中，最严重者感染率高达51.29%，最轻微者则为4.8%，1 何以安乡县会成为滨湖血吸虫病流行区之低谷？又何以会在其县内产生如此悬殊的感染率的差异？其血吸虫病流行的历史原因与发生机制如何？本文试图回答上述问题。
2 澧水下游河道历史变迁
据《汉书·地理志》及《水经》所载，在先秦汉晋时期，“澧水（所出）东至下隽入沅”2 ，“澧水又东过作唐县北，又东至下隽县西北，东入江”3 。 作唐县乃东汉建武十六年（40）析孱陵县置，其县治遗址位于今安乡县北安全乡槐树村东。下隽县，西汉置，故城在今湖北通城县西北。由此可见，古代澧水津市以下河段，是沿华容隆起南侧断裂带发育的东西向河道，即今津市经安乡、安全北，至华容东注长江，同时存在入沅水的分流水系。4
据张修桂的研究，“东晋、南朝之际，随着人为因素不断增强，荆江江陵河段金堤的兴筑，以及荆江三角洲的扩展和云梦泽的萎缩，在公安油口下游的荆江南岸，开始出现景口、沦口两股长江分流汇合而成的强盛沦水，开始干扰洞庭水系，澧水直接受荆江沦水分流的严重干扰。”5 《水经注》注曰：“澧水入县（作唐县），左合涔水……澧水又东，澹水出焉。澧水又南迳故郡城东，东转迳作唐县南。澧水又东迳南安县南，澹水注之，水上承澧水，于作唐县东迳其县北，又东注于澧，谓之澹口……澧水又东与赤沙湖水会，湖水北通江而南注澧，谓之沙口……澧水又东南注于沅水，曰澧口……澧水流注于洞庭湖，俗谓之曰澧江口也。”6 杨守敬《水经注疏》按，故郡城即义阳郡治，其地在今安乡县西南 7，南安县城在今华容县西 8。可见在东晋、南朝时，在北部荆江分流以及东部不断扩展的赤沙湖、洞庭湖的顶托作用下，澧水东流出武陵山脉后开始南摆，其主泓由作唐县北南迁，过作唐县南，在县北留下一段名为澹水的故道分支。澧水主泓从今安乡县中部横穿而过，至华容县西，分为三股汊道，分别流注于赤沙湖、洞庭湖、沅水。《史记索隐》引东晋虞喜《志林新书》：“醴是江沅之别流，而醴字作澧也。”9 可见入沅水一支为概为其主泓。
唐宋文献中有关澧水的记载较少。宋邑人范致明《岳阳风土记》载：“水经云，澧水上承孱陵县。澹水，王仲宣曰，悠悠澹澧。口下赤沙湖，东南注于沅水，谓之澧口。离骚曰沅有芷兮澧有兰。注云，洞庭谓之澧江口。据此澧水于沅然后入湖也。今澧沅虽相通，然澧水注于洞庭谓之澧口，沅水注于洞庭谓之鼎江口，岂岁月之久遂变迁至此耶。”1 范致明据郦注“澧水流注于洞庭湖，俗谓之曰澧江口也”一条，以为南朝时澧水先会于沅而入湖，此论忽略了上文“沙口”、“澧口”二条，或者，范将郦注解为澧水先入赤沙湖、再入沅水、而后入洞庭湖，时赤沙湖居北、洞庭湖居南，湖体尚未合为一体，单从地理而论，如此流向亦为可能。然而若如此理解，则“澧江口”实为“沅江口”，于文辞上未免失之通达。由此看来，由东晋、南朝入宋，澧水下游入沅江、入洞庭两支分流其实并未发生变化，入赤沙湖一支则湮灭无闻。时洞庭湖体已然向西扩展至今赤山以西，向北吞纳赤沙湖，“周极八百里”，《水经注》有（澹）口下会赤沙湖之语，可见沙口距湖最近，入赤沙湖一支大概已经沦没入湖。另《通鉴地理通释》云：“澧水出慈利县历山东，至辰州沅陵县入沅注于洞庭。”2 只记入沅后注入洞庭，未提及直入洞庭的一支，可见东南入沅水一支应仍为主泓。
南朝时的荆江分流沦水、景水此时已不见于文献记载，关于此二水，明清以来向来有两种观点。其一认为此二水已经湮灭，如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载：“水经注，油水东有景口，即武陵郡界景口，东有沦口，沦水南与景水合，又南通澧水及诸陂湖，今多湮废。”3 而王先谦对此则有不同的观点，其《汉书补注》云：“江水又东合沦水，沦水与景水合，即景港河也，在公安县城东，河水自江陵虎渡口分流入县东北境。”4 王先谦认为东晋、南朝沦水与景水合流南下的荆江分流，即为宋以后的虎渡河东支景港河。明、清《华容县志》也持同样的观点，认为其现存“景港”之地名，即来源于“景水”的流经。本文倾向于采用前一种说法。宋王象之《舆地纪胜》载：“虎渡堤，在大江之南岸，乾道四年寸金堤决，水啮城（江陵）不退，帅方滋夜使人决，以杀水势，自此遂不复筑。”5 视此虎渡河形成之情形，乃是人为掘堤所致，分明与“沦口”、“景口”无涉。且此二水、二口均不见于文献记载，其湮灭可知矣。至于虎渡河南下是否途径沦水、景水故道，由于史料不足，暂且存疑不论。 隆庆《岳州府志》载：“其（安乡县）川亦澧水，县西五十武南流东折入洞庭也。又有后江，军牧村，自荆江出入洞庭。后河，县东二百武，上承澧水下通兔儿港。后小江，军牧村，自荆江出会澧水。” 6据康熙《安乡县志》卷首县境图，可知军牧村位于黄山脚下焦泗圻（今焦圻镇）东。明时澧水主泓过今安乡县城西，东南入洞庭湖，不再入沅水。光绪会典图载：“澧水右支自白板口南流，复分二支，东合左支汇于湖，西出柳林口，通沅水，亦汇于湖。”7 可见其入沅分支尚存。在上世纪50年代整修南洞庭湖时，澧水主泓自汇口下有一分支南下汇入常德境内的鳝鱼湖，如澧水大涨，鳝鱼湖水可倒灌入沅，大概为澧水入沅之故道。与水经注“迳义阳县东，作唐县南，南安县西”的地望相比较，隆庆年间澧水主泓已是大大西移了，这一变动与澧水三角洲的拓展有关。
图1 康熙年间安乡县境图
如康熙安乡县境图所示（图1），澧水东南流，自县城西北羌口铺后分为两支，南支即东南入湖之主泓，北支则上通大鲸湖，绕焦圻镇与作唐故城北，又向南与澧水会。郦注云：“澧水又东，澹水出焉……澧水又东迳南安县南，澹水注之，水上承澧水，于作唐县东迳其县北，又东注于澧，谓之澹口。”1 地望相合，可见图中澧水北支即为《水经注》载之古澹水。由于澧水夹带泥沙等河流沉积物的长期充填，其主泓与北支澹水之间的三角洲持续扩展，从而将澧水主泓逼而向西，二水交汇点也不断上移。后江与后小江应为虎渡河的两条分支，其西支自黄山西侧入安乡境，与澧水合，东支则沿黄山东侧而下，夺澹水部分水道而南下入湖。顾炎武《肇域志》载：“江水穴虎渡而行经三穴桥，绕黄山之西出洞庭者，曰西河；从三穴桥分派入黄金口，过故孱陵县，东行三十里，逆县前，折西南，遶黄山之东，出会口，与西河合者，曰东河。”2 认为焦圻、作唐故城以北的东西向河道为虎渡西支，绕黄山之西与东支合。然而，安乡县自黄山以南地势平坦，且北高南低，若无阻碍，虎渡河不可能在此九十度转向东行，因此，这段东西向河道古已有之，应为古澹水无疑。
虎渡河虽形成于宋，但直至清初，出水量一直不大。《楚北水利堤防纪要》云：“虎渡口……原口门仅宽丈许，吴逆蹂躏，毁折石工，今口门宽数十丈。”3 可见，康熙年间，虎渡河水势有所加强，对澧水水系的干扰也变得更为强烈。明末清初《肇域志》载虎渡西河绕黄山之西与东河会，可见当时澧水北支的影响力可达大鲸湖北，与虎渡西支相会。到乾隆初年，“一荆水自虎渡口，由公安数折而至县属焦圻，过马红窖，逹西台尾窑，辞诸渡，绕范文正公书台之东匝围城垸，西至县前渡，会澧水而入洞庭，至岳州仍出大江。”4 虎渡河西支至安乡县城西会澧水入洞庭，澧水北支，即羌口以北的一段故澧水河道，已完全为虎渡河所夺，其水势之增强，可见一斑。
乾隆九年，御史张汉在《请疏通江汉水利》奏疏中提到：“今也仅存虎渡一口，江水一发，陡高数丈，无路分泻，田庐即为巨浸，此江水为害之源也。”5 乾隆二十四年（1759），虎渡河水从县北泗水口直下，冲断军牧村西北尖刀咀低岗，出松渚村潭子口，在原虎渡西支以东，冲成今天的大湖口河河道。大湖口河自黄山西侧入县，至县前会澧水主泓南入洞庭。道光二十八年（1848），虎渡河又于焦圻镇西北冲开三叉垴，形成新的汊流，即今天的自治局河河道。6 自治局河自三叉垴向南，流经青龙窖村，在安乡县城北雷打埠会澧水主泓，东南于今南县白蚌口入洞庭。虎渡河势自此达到极盛，在安乡境内形成了四条汊道：虎渡东支、中支大湖口河、西支自治局河，另有原名西河的西南通澧的汊道一条。由于澧水主泓长期被虎渡河挤占，在大湖口河、自治局河水的顶托作用下，澧水主泓继续西移，到光绪年间，“南为七里湖，又南至汇口”7 ，澧水主泓被迫至县境西南一隅，与今日之河道走势大致相同。
清咸丰二年（1852），湖北省石首县大水，藕池“马林之江堤溃，因民力拮据未修”8 。咸丰十年（1860），荆江大水，自藕池向南冲成藕池河，其西支夺虎渡河分支华容河南下，在安乡县东，官垱镇西冲成今安乡河。同治九年（1870），荆江决松滋，“庞家湾、黄家铺堤溃……同治十二年（1873），黄家铺堤复溃，自此决不塞”1 ，“江水纵横县境八十余里，随湖、港低洼四处漫溢，无定轨可循。”2 松滋东西支向南，原虎渡河分支大湖口河、自治局河以及入澧汊道均被松滋河袭夺。虎渡河至此仅余东支一支，荆江四口南流的形势形成。
3 安乡县水环境变迁与堤垸修筑
民国二十五年《安乡县志》记述有清以来县境内水环境变迁如下：
县旧形势北高南下，东阜西卑，内虽湖港岔流，并非巨寖，仅虎渡水南经焦圻，暨一箭河，至汇口，会正西澧水，横贯东流，环绕县境。当时人文蔚起，民众殷富，职此之由。但往昔情势付诸理想，父老凋零，传闻无据。自清咸丰壬午 3 ，藕池口决，同治庚午，黄金铺溃，荆水直截南趋，水道改观，为南北流，堪舆家所谓抽肠水，无关栏。且泥沙壅积，容水区域大半淤阜。江流日缓，江身日高。每当春夏之交己，蜀水涨，氾滥县境，一片汪洋，桑田沧海，民众波沉。光绪以还，淤阜成洲，围筑堤垸。昔成氾滥，今逼河流。4
史载，安乡县以“洞庭兰澧诸水各安其流”而得名。在唐宋元明这一千多年的时间里，县境在西有澧水贯穿全境，向称安澜；在北虽有荆江分流虎渡河南流，但水量很小，乃涓涓细流；在东南濒临洞庭湖，时尚未形成“四口南流”之形势，四口入湖三角洲还未发育，今天的南县大部尚未出水，虽然滨湖，然而县境地势东北高、西南低，哪怕受浸也只是东南一隅，无全境受灾之虞。因此，唐宋以降，直至明朝中叶，安乡境内并无修筑堤垸的记录，即县志所云“内虽湖港岔流，并非巨寖”也。据《安乡县志》的统计，在1542年荆江北岸郝穴堵口之前，安乡县有记载的洪水次数仅为平均60.6年一次。5 彼时北水（荆江分流）微弱，康熙《安乡县志》载：“康熙丙辰夏，南水迅发，各垸尽颓”，“安地割洞庭之半，山流爆发，汪洋千顷”6 ，南水者，洞庭水也，山流者，澧水水也。由此可见，直到康熙年间，县境遭受水灾的原因仍以澧水泛滥与洞庭泛涨为主。 安乡县境之地理形势为河流冲积物堆积的均质平原，由于没有深水河槽，再加之流水堆积、河湖泛滥，河流流徙不定，其淤塞与改道为寻常事，因而农业发展往往倚堤为命。堤垸之修筑始于万历年间。康熙《安乡县志》载：“邑向无堤垸，明神宗时分守王以邑频苦水灾，请旨动支备用帑银，于最下村落鸠工创堤。”7 明筑围城垸、惠民垸、惠喜垸、罗阳垸、中和垸、黄堤垸、张让垸、刘孟垸、板桥垸等“上九垸”，以及实惠垸、兴家垸、太和垸、合家垸等“下四垸”，据查证，这些堤垸均在今安乡县城以东，东南临近洞庭湖的大片区域，即今安猷乡北，安昌乡、安化乡南部，以及安宏乡北部（图2）。《安乡县志》载“明王士华诣境筑防而堤垸兴，春涨狂流，藉以拥障。滨湖之亩，犹得与水争此土也。岁非大祲，民恒赖之。”8 洞庭湖汇集湘资沅澧及荆江之水，其中湘资二水流域偏南，汛期较早，向称“桃汛”，而“洞庭春涨”更是安乡八景之一，可见此堤垸为抵御洞庭涨水而筑，而“滨湖之亩，犹得与水争此土也”亦说明了这一点。以上诸垸在康、雍、乾三朝俱有多次加修，但直到道光前期，并无在县境他处修筑堤垸的记录。
图2 明清时期安乡县堤垸修筑
图3 1955年安乡县堤垸
如前文所提到的，康熙年间，虎渡河水势加强，到乾隆二十四年（1759），在军牧村西北冲断尖刀咀低岗，冲成今大湖口河。安乡北部从此多被水患。道光十三年（1833），知县黄凯准领修熊家垸、花林垸、张家垸、木铎垱垸、添围垸、何家垸等23民垸，大多位于今安乡县北藕池西支东岸与大湖口河西岸一带（图2）。未几，道光十七年至二十四年（1837-1844），连续8年大水，漫决堤垸，“道殣以望，烟村为空”。随后，道光二十八年，虎渡河水冲开焦圻西北三叉垴，形成今安乡自治局河，民谣曰：“戊申巳酉，生活无路”。咸丰二年（1852）、十年（1860）荆江两次河决藕池，在安乡东冲成今安乡河，沿岸高田村，文田村，长寿村，南平村及坊郭沦为泽国。自此，安乡县境被自北而来的四条荆江分流――自治局河、大湖口河、虎渡河、安乡河，切割得支离破碎。水患更是从未止歇，道光二十八年至咸丰七年（1848-1857）间，仅一年无大水为患。随后同治九年（1870），荆江松滋堤段溃口，安乡连续三年大水灾。同治十二年（1873），荆江松滋口再次溃决，冲成松滋河，南夺自治局河与大湖口河，安乡军牧村、西高田村、松渚村、永宁村、永丰村一带沉沦，仅有黄山、汤家岗、井字岗浮于水面，“死绝逃亡，县几不县”。 1
由于荆江分流接连南下，毁堤淹田，咸丰至同治年间，安乡县北境四河沿岸的堤垸修筑从来没有停止过：咸丰元年至四年（1851-1854），先后添筑文良垸、安民二八垸、六姓公垸、中新洲垸等26个小垸，后于咸丰末年合并为安民垸、穆安垸、永福垸、致惠垸、新安垸，均为后来安乡东北安文垸地；咸丰10年至同治12年（1860-1873），挽修松凝垸、滩湖垸、鞭杆垸等24个小垸，大部分位于县北端四河沿岸。
由于县北堤垸已备，水道稳固，无处可洩，水患便渐而向南，光绪初年，安乡县城附近区域当自诸水交汇之冲，水患频发，开始大规模筑垸。随后，由于自治局河自羌口向东南挤占澧水故道，二水在县西北羌口附近交汇激荡，最终澧水主泓被迫改道西移经由七里湖，南经汇口，过今安保垸、安康垸、安武垸西入洞庭。这样一番相互顶托与较量的结果，便是原羌口南部江西湖大半淤成平陆，今安保垸北的珊珀湖即为其遗迹。安澧垸西、安保垸北频遭水灾，光绪年间开始大规模筑垸；而澧水改道西移后，安康、安武垸西则正当澧水洪峰，光绪年间也开始筑垸。与此同时，县北四口沿岸也时有溃口，堤垸修筑也未曾停止。宣统年间，则主要挽修安澧垸南，大湖口河与自治局河交汇之处。民国初期，由于荆水携大量泥沙南下，安乡县城北大鲸湖一带水域淤成平陆，开始修筑堤垸，即为后来的安障垸区域。（图3） 1
民国年间，安乡县的堤垸修筑以堤垸整治，即合小垸为大垸为主要形式。至1949年，全县508个小垸最终演变为31个防洪大圈（图3）。
民国《安乡县志》云：“安垂洞庭之滨，辰沅朗水来自西南，石慈澧水汇自西北，又岷江虎渡分趋自北，径抵县城，资湘各水虽不涉县境，而横截洞庭，潴蓄难洩。筑堤堪御小寖耳，若各水并涨，势高于堤，波涛汹涌，虽甃石不能护。” 2 虽然屡筑堤垸，然而安乡地当诸水会流之处，且“泥沙壅积，容水区域大半淤阜”，人们围堤御田，然而水来则堤溃，若诸水并涨，则无法抵御。1917至1924年，连续8年大水，今北部安文垸、西部安裕垸及安猷垸北部地大部分溃决；1926至1927年，安猷垸“溃垸过半”；1929至1938年，连续10年大水，北部安造乡地42个小垸俱溃决；1941年，“垸溃过半数”；1943年，20万亩农田溃；1944年，大水，溃决16个大垸，淹没农田17万亩；1945年，安化、安昌、安造、安生、安金、安湖17垸18万多亩农田被洪水、渍水淹没，6万多农民遭灾；1946年，水淹农田20万亩，灾民15万人；1949年7月暴雨，农田52万亩遭涝灾，“数万求乞”。 3 民国六年至三十八年的33年时间里，仅有6年不曾溃垸，由此可见水患之深重。
4 血吸虫病流行
安乡县血吸虫病究竟从何时开始流行，史籍无考。1950年代血防机构曾对安乡县血吸虫病流行史进行调查：
我们白家岗大队位于湘鄂交界的黄山脚下，虎渡河畔。全大队一千三百多人口，一千八百多亩耕地。特别是我们大队东靠虎渡河流，垸内湖泊很多。仅从1943年至解放时，有四百五十多人惨遭迫害，55户人家已绝户。 4
据1953年我县第一血防组对安造乡白家岗村的调查：该村1943年有42户人家，118人，至1949年因患“水鼓症”死亡49人，其中绝户16，剩下的26户，69人中，有孤寡13户，53人患“大肚子病”，血吸虫病患者占该村总人口的86.4%。 5
安武公社位于洞庭湖畔，地势较低，素有滨湖水网之称，东西两线紧邻江河。河州上芦苇丛生，钉螺遍地，是血吸虫孳生的场所。过去的安丰大队，1946年一百多户人家，五百二十多人，死于血吸虫病的就有七十多人。 6 根据民众记忆，安乡县北部虎渡河沿岸的白家岗大队血吸虫病爆发流行于1943年，南部澧水洪道东岸的安丰大队则爆发流行于1946年。与西洞庭滨湖区域的其他地区相比，其流行史相当短暂。安乡南部的汉寿县、常德县流行史可上溯至清末，东部的华容县也可追溯至1920年代。这样短暂的流行史究竟是真实的，亦或是源于民众记忆的缺失呢？
若深究安乡县1950年代血吸虫病的流行程度，则会发现不仅仅其流行史短暂，其血吸虫病的感染率与周边县市相较，也是不折不扣的低谷，虽然县内有像白家岗村、新江口村等感染率达到86.5%、97%的重疫区，但其全县范围内1956年抽样调查检出率仅有2.42%（570/23500），而1955年汉寿县血吸虫病检出率高达37.03%（56576/152779），常德县也有28.61%（3324/11618）之高。1958年，安乡县普查1198750人，检出血吸虫病病人7325人，检出率也仅有6.1% 1，在洞庭湖区有血吸虫病流行的县市，这一数字是绝无仅有的低（部分山区除外），符合一个新兴疫区应有的疫情规模。
此外，从民众回忆的染病情况来看，其疫情爆发的情势异常凶猛。白家岗大队，1943年以来，六年内因此病死亡三分之一的人口，1953年时其血吸虫病感染率高达86.4%。安丰公社，三年死亡13%的人口，这一数字也十分惊人。在短时期内死亡大量人口，为急性血吸虫病大规模感染的结果。血吸虫病学认为：“急性血吸虫病多见于夏秋季，以男性青壮年为多，大都发生在过去无免疫力而新近有大量尾蚴感染或原有轻微感染近又大量感染者。而且往往一行多人同时暴露而先后发病，在临床上出现急性症状。”2 1962年，血防科研机构调查汉寿县围堤湖急性血吸虫病感染情况时发现，急性感染对无免疫力的人要高（如表1所示），尤其湖南黔阳专区（非疫区）运木工人，在围堤湖强捞木材，30人下水，急性感染达到27人。 3由此看来，在已发展成熟、历史悠久的血吸虫病流行区，一般不会发生如此大规模的重症急性血吸虫病的感染。因此，白家岗大队与安丰公社的发病机制也符合新兴疫区的特征。
表1 1962年汉寿围堤湖急性血吸病感染情况
对象 类型 接触疫水人数 急性感染人数 感染率%
正龙生产队 农业队，与疫区隔堤一条 146 28 19.18
相旗咀 正型疫区 90 6 6.67
南区居民大队 城镇居民，与疫区隔堤一条 302 33 11.00
运木工人 由湖南黔阳非疫区调来 30 27 90.00
捞鱼苗工人 系本县山区（非疫区） 323 82 25.39
资料来源：湖南省常德专区寄生虫病防治研究所、湖南省汉寿县血吸虫病防治站《（汉寿围堤湖）急性血吸虫病调查报告》，1962年，常德市档案馆，107-1-12。
基于上述两点，流行史调查所得的血吸虫病爆发流行的时间点是可信的。那么接下来的问题是，在西洞庭湖区，为何仅有安乡一县流行史如此之短？又为何低疫县感染率与高疫村感染率，这看似矛盾的两组数据，同时存在于安乡一县？实际上，这与安乡县独有的地理形势有关。
由上文可知，荆江四口南流之后，安乡县内水道情形变动剧烈，由澧水水系为主变为以长江水系为主。虽然澧水也是含沙量较高的河流，然而与江水相比，仍是大大不如。即所谓的“江水一石，其泥数斗”4 ，“江水浊，多淤；湖水清，无淤”5 。魏源在其《湖广水利论》中感慨道：“山无余利，则凡箐谷之中，浮沙壅泥……随大雨倾泻而下，由山入溪，由溪达汉达江，由江、汉达湖，水去沙不去，遂为洲渚。”6 根据1951-1978年资料统计，长江“三口”（松滋、虎渡、藕池）入湖沙量占总入湖沙量的80.4%，洞庭湖水系（湘资沅澧）则仅占19.4%。7 高含沙量的北水使得安乡境内的容水区域迅速淤积成陆，每年汛期河水上涨，水退后便留下一层厚厚的淤泥或沙土，不利于钉螺的生存。1950年代血防机构的调查可证明这一点：
毛家洲位在育成垸乡北端，□□□□，育成垸乡垸子是一个后因溃后作废，已不知有多年了，全部洲约有五百亩，有三分之二是农作物，土质含沙很重，只是有芦柴的地方才找到钉螺。8
新河口乡老甫垸外洲在泄水洪道的北岸，新河口堵口处，东面有一分□，只隔一河，现以堵死，面积约一千市亩左右，南北沿河长约三里宽，约270-200公尺全是芦苇，
北端有少数的沙土，在北端一少部分没有钉螺外，全洲有钉螺的地方占全洲的90%以上。 1
黄沙湾柴山，此两乡中仅有一小河，现已堵口，在两乡的北面，河的入口处，各有约一百市亩面积的外洲，由这洲过河便是张九台。洲上大部分是芦柴，并有很多的地区含沙量很大，去年洪水后，淤泥很深，所以钉螺分布只占到全部洲上的50%，并且很少当地□□□严重的病例，连过去在汇口发现的患者是麦家垸感染。 2
五区合兴垸乡在洪水前系六区所管，现划归五区，正当泄水洪道，全部垸子被废，过去在垸子的西江（泄水）堤外的五里路的河岸洲上植有杨柳，现已全部扒光，现在很难找到钉螺，只在树根面上找到一二个，土质含沙量很重，草地不多。 3
根据上述调查资料，可见泥沙从两方面影响钉螺的生存环境。其一，泥沙沉积导致土质含沙量重，影响植被的分布，而钉螺性喜植被稠密、冬陆夏水的环境，很难存活于裸露的沙地之上。其二，每年洪水退去之后，留下很深的淤泥层，将原有的钉螺埋在下面，从而达到了灭螺的效果。由于中间宿主的数量得到有效的控制，因此从全县范围来讲，疫情较轻。因此，长江入湖水系含沙量大为安乡县疫情较轻的原因之一。
1956年5月至10月，安乡县血防机构用半年的时间对全县血吸虫病疫情进行普查，发现全县15个乡中，有13个乡40个高级社有血吸虫病流行，其感染率分布如图4所示 。4
由图4可见，安乡县内血吸虫病感染率分布并不均匀。其最严重者，集中于县北安澧、安造、安全、安文垸的北部，松滋、虎渡、藕池入境之地，安猷垸北、安障垸南四水交汇之处，以及西部澧水洪道的东侧安保垸、安康垸。其中县北沿河堤垸自乾隆年间便频遭水灾，反复修筑；安猷垸北安障垸南，以及西部澧水洪道的洪涝灾害则开始于光绪年间，随着北水南下及澧水改道而越发严重。 从图4中不难看出，疫情比较严重的区域大多位于自乾隆以后堤垸反复溃决，反复修筑的区域。堤垸修筑后，很少经溃决与重复修筑的区域则疫情较轻。1956年疫情调查时发现：
我县垸子围成已达30年至70年之久，距离草洲甚远，垸内经过年年的开垦种植，因失去钉螺生长的环境而消灭。这次调查，每个垸内都发现有死螺壳，已成白色，用力一紧便成白粉末了。在安武、安康、安凝等乡，每平方市尺密度最高20-40个，这些死螺发现在田边港边湖边。 5
正如在本文开篇所提到的，对于已开垦的堤垸型疫区，钉螺的分布与疫情的轻重与是否常被水淹关系密切。也正如陈祜鑫教授所提及的，堤垸型疫区在筑堤后三、四年内，堤内每易发生急性感染，6 这正是由于钉螺在垸内分布较多的缘故。在本文开篇即已提及垦殖对于灭螺的作用，在已开垦成熟且少经水淹的堤垸内，钉螺因丧失其生存的有利环境而大量死亡，此为安乡县疫情较轻的原因之二。
在那些经常被水冲决，反复筑垸的区域，如县北“北水”入境处，县西澧水沿岸，及安猷垸、安保垸、安康垸北三水交汇处，疫情很重，其原因在于钉螺随洪水进入垸内。在疫情最严重的白家岗与潘家垱疫区，情况便是如此。1955年血防调查云：“白家岗与藩家垱疫区顺水相连，以矶头为界，白家岗系洲岸型，藩家垱系湖汊型，冬陆夏水，土地肥沃，湖草丛生，均有钉螺分布。根据民言，在解放前大肚子病的最严重流行地区，在解放后因修荆江南闸，两地均当闸水之冲，故消灭大部分钉螺，但在荒芜山脚的回流处，还存在一部分钉螺，仍然危害人类的健康。去年洪水后，钉螺随水进入农田，疫区面积有所扩大。”1
5 结论
历史上，荆江分流曾有过两次南下，剧烈干扰澧水水系，第一次发生于东晋、南朝之际，景口、沦口两股长江分流汇合而成的强盛沦水南下，挟澧水南入洞庭，改变了其东入长江的流向；随后在唐宋元明这一千多年间，虽有虎渡南流，以及澧水三角洲变动所导致的河道变迁，但这种变化总体是缓慢而温和的；第二次剧烈的干扰发生于清初至清末，尤其道光以降短短不到百年的时间里，虎渡、藕池、松滋纷纷南下，互相侵夺河道，最终将澧水主泓迫至县境西南一隅。
与其水道变迁相对应，安乡县境在清中叶以前较少水患，且都来源于澧水与洞庭之水。自康乾时期虎渡河向南冲决，百多年间，藕池、松滋纷纷南下，与澧水互为顶托激荡，水患频发，县境开始大规模筑垸。然而由于其地当诸水汇集之处，且泥沙淤积，水泄不畅，堤垸溃决时有发生，尤其在县北、县西、县前，当四水、澧水洪道之处，更是反复溃决，堤垸也是反复修筑。
由于荆江来水含沙量巨大，每年汛期后，留下大量淤泥，不利于血吸虫病中间宿主钉螺的存活，使得安乡县成为滨湖诸县市中血吸虫病爆发最迟、疫情最轻的区域。然而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在县北、县西、县前这些反复溃垸之处，每年钉螺随洪水进入垸内，终于在1940年代引发了血吸虫病的爆发流行。
（责任编辑 王保宁）
Lishui River Downstream Channel Changes， Embankments Constructions and Schistosomiasis Prevalence： A Case Study of Anxiang County， Hunan Provence
CHE Qun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Shanghai 200240）
Abstract： Lishui River downstream channel had changed a lot due to distributary channels of Yangtze River turned to go southward and disturbed water system of Lishui River since Eastern Jin dynasty. Things went worse as distributary channels like Hudu， Ouchi， Songzi broke and went southward into Anxiang County， and forced Lishui River downstream channel went southwest， especially since 1820s. Embankments had been built up to protect fields from floods. There is a mass of suspended sediment left by Yangtze distributary channels which made conditions not favorable for snails’ survival. Further， long-term cultivation destroyed snails’ habitat as well in regions not often influenced by floods. All this made Anxiang County’s epidemic situation not as severe as other counties in Dongting Lake Region. However， epidemic situation was pretty severe in regions where embankments always were destroyed by floods as snails went into embankments with floods.
Key words： Lishui River； Distributary Channels of Yangtze River； Anxiang； Schistosomiasis
关键词：澧水；长江分流；安乡；血吸虫病
中图分类号：F32 文献标识码：A DOI： 10.3969/j.issn1003-8256.2013.06.007
1 引言
安乡县位于洞庭湖西滨，向为澧水入洞庭湖之尾闾，以“洞庭兰澧诸水各安其流”而得名。咸丰二年（1852）与同治九年（1870），长江分别决于公安藕池、松滋黄家（金）铺，冲成今藕池、松滋二河，自此以后，江水自二口建瓴南下，入安乡界，与澧水水系相互顶托干扰，从而引发一系列的河道与水环境变迁。荆江分流所携带的泥沙，在湖区西北形成庞大的入湖三角洲，并迭至于澧水三角洲之上。1 安乡县境内开始广筑堤垸，捍水以御田地。
安乡县全境为流水堆积地貌，地势平坦，堤垸如鳞，血吸虫病的流行也以堤垸型 2 为主。中间宿主钉螺主要分布于垸外洲滩及垸内河道、沟渠之中。然而，堤垸区不同于平原水网区。江浙平原水网区，沟渠河道纵横交错，密如蛛网，沟渠河道中终年有水，但湖南省垸内沟渠不像水网那样密，且在秋冬时垸内沟渠往往干涸。因而在湖南省，堤垸型多为中度或轻度疫区。3 1953-1955年，湖南省血吸虫病防治委员会在岳阳湖边洲土上开辟试验田，进行了三年期垦殖灭螺实验，其实验结果证明：在未开垦过、钉螺密布的垸外洲土上，水退后深耕细作冬种作物，垦后103日内，钉螺的密度始终保持在稀少的状态，并且未拾得活钉螺。然而隔年，熟荒地被水淹后，他处钉螺被水冲来，所拾得的活螺数目随之明显增多。4 由此可见，对于已开垦的堤垸型疫区，钉螺的分布与疫情的轻重与是否常被水淹关系密切，夏秋洪水所造成的溃垸，往往会导致钉螺扩散入垸内，从而引起血吸虫病的爆发与流行。因而，其水环境的历史变迁与血吸虫病的流行关系密切。
根据1950年代的普查资料，安乡县为滨湖各县中感染率最低者，抽样23500人，感染率仅有2.42%。然而其血吸虫病疫情分布并不均匀，根据1956年安乡县的疫情抽样调查，在57个疫区乡中，最严重者感染率高达51.29%，最轻微者则为4.8%，1 何以安乡县会成为滨湖血吸虫病流行区之低谷？又何以会在其县内产生如此悬殊的感染率的差异？其血吸虫病流行的历史原因与发生机制如何？本文试图回答上述问题。
2 澧水下游河道历史变迁
据《汉书·地理志》及《水经》所载，在先秦汉晋时期，“澧水（所出）东至下隽入沅”2 ，“澧水又东过作唐县北，又东至下隽县西北，东入江”3 。 作唐县乃东汉建武十六年（40）析孱陵县置，其县治遗址位于今安乡县北安全乡槐树村东。下隽县，西汉置，故城在今湖北通城县西北。由此可见，古代澧水津市以下河段，是沿华容隆起南侧断裂带发育的东西向河道，即今津市经安乡、安全北，至华容东注长江，同时存在入沅水的分流水系。4
据张修桂的研究，“东晋、南朝之际，随着人为因素不断增强，荆江江陵河段金堤的兴筑，以及荆江三角洲的扩展和云梦泽的萎缩，在公安油口下游的荆江南岸，开始出现景口、沦口两股长江分流汇合而成的强盛沦水，开始干扰洞庭水系，澧水直接受荆江沦水分流的严重干扰。”5 《水经注》注曰：“澧水入县（作唐县），左合涔水……澧水又东，澹水出焉。澧水又南迳故郡城东，东转迳作唐县南。澧水又东迳南安县南，澹水注之，水上承澧水，于作唐县东迳其县北，又东注于澧，谓之澹口……澧水又东与赤沙湖水会，湖水北通江而南注澧，谓之沙口……澧水又东南注于沅水，曰澧口……澧水流注于洞庭湖，俗谓之曰澧江口也。”6 杨守敬《水经注疏》按，故郡城即义阳郡治，其地在今安乡县西南 7，南安县城在今华容县西 8。可见在东晋、南朝时，在北部荆江分流以及东部不断扩展的赤沙湖、洞庭湖的顶托作用下，澧水东流出武陵山脉后开始南摆，其主泓由作唐县北南迁，过作唐县南，在县北留下一段名为澹水的故道分支。澧水主泓从今安乡县中部横穿而过，至华容县西，分为三股汊道，分别流注于赤沙湖、洞庭湖、沅水。《史记索隐》引东晋虞喜《志林新书》：“醴是江沅之别流，而醴字作澧也。”9 可见入沅水一支为概为其主泓。
唐宋文献中有关澧水的记载较少。宋邑人范致明《岳阳风土记》载：“水经云，澧水上承孱陵县。澹水，王仲宣曰，悠悠澹澧。口下赤沙湖，东南注于沅水，谓之澧口。离骚曰沅有芷兮澧有兰。注云，洞庭谓之澧江口。据此澧水于沅然后入湖也。今澧沅虽相通，然澧水注于洞庭谓之澧口，沅水注于洞庭谓之鼎江口，岂岁月之久遂变迁至此耶。”1 范致明据郦注“澧水流注于洞庭湖，俗谓之曰澧江口也”一条，以为南朝时澧水先会于沅而入湖，此论忽略了上文“沙口”、“澧口”二条，或者，范将郦注解为澧水先入赤沙湖、再入沅水、而后入洞庭湖，时赤沙湖居北、洞庭湖居南，湖体尚未合为一体，单从地理而论，如此流向亦为可能。然而若如此理解，则“澧江口”实为“沅江口”，于文辞上未免失之通达。由此看来，由东晋、南朝入宋，澧水下游入沅江、入洞庭两支分流其实并未发生变化，入赤沙湖一支则湮灭无闻。时洞庭湖体已然向西扩展至今赤山以西，向北吞纳赤沙湖，“周极八百里”，《水经注》有（澹）口下会赤沙湖之语，可见沙口距湖最近，入赤沙湖一支大概已经沦没入湖。另《通鉴地理通释》云：“澧水出慈利县历山东，至辰州沅陵县入沅注于洞庭。”2 只记入沅后注入洞庭，未提及直入洞庭的一支，可见东南入沅水一支应仍为主泓。
南朝时的荆江分流沦水、景水此时已不见于文献记载，关于此二水，明清以来向来有两种观点。其一认为此二水已经湮灭，如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载：“水经注，油水东有景口，即武陵郡界景口，东有沦口，沦水南与景水合，又南通澧水及诸陂湖，今多湮废。”3 而王先谦对此则有不同的观点，其《汉书补注》云：“江水又东合沦水，沦水与景水合，即景港河也，在公安县城东，河水自江陵虎渡口分流入县东北境。”4 王先谦认为东晋、南朝沦水与景水合流南下的荆江分流，即为宋以后的虎渡河东支景港河。明、清《华容县志》也持同样的观点，认为其现存“景港”之地名，即来源于“景水”的流经。本文倾向于采用前一种说法。宋王象之《舆地纪胜》载：“虎渡堤，在大江之南岸，乾道四年寸金堤决，水啮城（江陵）不退，帅方滋夜使人决，以杀水势，自此遂不复筑。”5 视此虎渡河形成之情形，乃是人为掘堤所致，分明与“沦口”、“景口”无涉。且此二水、二口均不见于文献记载，其湮灭可知矣。至于虎渡河南下是否途径沦水、景水故道，由于史料不足，暂且存疑不论。 隆庆《岳州府志》载：“其（安乡县）川亦澧水，县西五十武南流东折入洞庭也。又有后江，军牧村，自荆江出入洞庭。后河，县东二百武，上承澧水下通兔儿港。后小江，军牧村，自荆江出会澧水。” 6据康熙《安乡县志》卷首县境图，可知军牧村位于黄山脚下焦泗圻（今焦圻镇）东。明时澧水主泓过今安乡县城西，东南入洞庭湖，不再入沅水。光绪会典图载：“澧水右支自白板口南流，复分二支，东合左支汇于湖，西出柳林口，通沅水，亦汇于湖。”7 可见其入沅分支尚存。在上世纪50年代整修南洞庭湖时，澧水主泓自汇口下有一分支南下汇入常德境内的鳝鱼湖，如澧水大涨，鳝鱼湖水可倒灌入沅，大概为澧水入沅之故道。与水经注“迳义阳县东，作唐县南，南安县西”的地望相比较，隆庆年间澧水主泓已是大大西移了，这一变动与澧水三角洲的拓展有关。
图1 康熙年间安乡县境图
如康熙安乡县境图所示（图1），澧水东南流，自县城西北羌口铺后分为两支，南支即东南入湖之主泓，北支则上通大鲸湖，绕焦圻镇与作唐故城北，又向南与澧水会。郦注云：“澧水又东，澹水出焉……澧水又东迳南安县南，澹水注之，水上承澧水，于作唐县东迳其县北，又东注于澧，谓之澹口。”1 地望相合，可见图中澧水北支即为《水经注》载之古澹水。由于澧水夹带泥沙等河流沉积物的长期充填，其主泓与北支澹水之间的三角洲持续扩展，从而将澧水主泓逼而向西，二水交汇点也不断上移。后江与后小江应为虎渡河的两条分支，其西支自黄山西侧入安乡境，与澧水合，东支则沿黄山东侧而下，夺澹水部分水道而南下入湖。顾炎武《肇域志》载：“江水穴虎渡而行经三穴桥，绕黄山之西出洞庭者，曰西河；从三穴桥分派入黄金口，过故孱陵县，东行三十里，逆县前，折西南，遶黄山之东，出会口，与西河合者，曰东河。”2 认为焦圻、作唐故城以北的东西向河道为虎渡西支，绕黄山之西与东支合。然而，安乡县自黄山以南地势平坦，且北高南低，若无阻碍，虎渡河不可能在此九十度转向东行，因此，这段东西向河道古已有之，应为古澹水无疑。
虎渡河虽形成于宋，但直至清初，出水量一直不大。《楚北水利堤防纪要》云：“虎渡口……原口门仅宽丈许，吴逆蹂躏，毁折石工，今口门宽数十丈。”3 可见，康熙年间，虎渡河水势有所加强，对澧水水系的干扰也变得更为强烈。明末清初《肇域志》载虎渡西河绕黄山之西与东河会，可见当时澧水北支的影响力可达大鲸湖北，与虎渡西支相会。到乾隆初年，“一荆水自虎渡口，由公安数折而至县属焦圻，过马红窖，逹西台尾窑，辞诸渡，绕范文正公书台之东匝围城垸，西至县前渡，会澧水而入洞庭，至岳州仍出大江。”4 虎渡河西支至安乡县城西会澧水入洞庭，澧水北支，即羌口以北的一段故澧水河道，已完全为虎渡河所夺，其水势之增强，可见一斑。
乾隆九年，御史张汉在《请疏通江汉水利》奏疏中提到：“今也仅存虎渡一口，江水一发，陡高数丈，无路分泻，田庐即为巨浸，此江水为害之源也。”5 乾隆二十四年（1759），虎渡河水从县北泗水口直下，冲断军牧村西北尖刀咀低岗，出松渚村潭子口，在原虎渡西支以东，冲成今天的大湖口河河道。大湖口河自黄山西侧入县，至县前会澧水主泓南入洞庭。道光二十八年（1848），虎渡河又于焦圻镇西北冲开三叉垴，形成新的汊流，即今天的自治局河河道。6 自治局河自三叉垴向南，流经青龙窖村，在安乡县城北雷打埠会澧水主泓，东南于今南县白蚌口入洞庭。虎渡河势自此达到极盛，在安乡境内形成了四条汊道：虎渡东支、中支大湖口河、西支自治局河，另有原名西河的西南通澧的汊道一条。由于澧水主泓长期被虎渡河挤占，在大湖口河、自治局河水的顶托作用下，澧水主泓继续西移，到光绪年间，“南为七里湖，又南至汇口”7 ，澧水主泓被迫至县境西南一隅，与今日之河道走势大致相同。
清咸丰二年（1852），湖北省石首县大水，藕池“马林之江堤溃，因民力拮据未修”8 。咸丰十年（1860），荆江大水，自藕池向南冲成藕池河，其西支夺虎渡河分支华容河南下，在安乡县东，官垱镇西冲成今安乡河。同治九年（1870），荆江决松滋，“庞家湾、黄家铺堤溃……同治十二年（1873），黄家铺堤复溃，自此决不塞”1 ，“江水纵横县境八十余里，随湖、港低洼四处漫溢，无定轨可循。”2 松滋东西支向南，原虎渡河分支大湖口河、自治局河以及入澧汊道均被松滋河袭夺。虎渡河至此仅余东支一支，荆江四口南流的形势形成。
3 安乡县水环境变迁与堤垸修筑
民国二十五年《安乡县志》记述有清以来县境内水环境变迁如下：
县旧形势北高南下，东阜西卑，内虽湖港岔流，并非巨寖，仅虎渡水南经焦圻，暨一箭河，至汇口，会正西澧水，横贯东流，环绕县境。当时人文蔚起，民众殷富，职此之由。但往昔情势付诸理想，父老凋零，传闻无据。自清咸丰壬午 3 ，藕池口决，同治庚午，黄金铺溃，荆水直截南趋，水道改观，为南北流，堪舆家所谓抽肠水，无关栏。且泥沙壅积，容水区域大半淤阜。江流日缓，江身日高。每当春夏之交己，蜀水涨，氾滥县境，一片汪洋，桑田沧海，民众波沉。光绪以还，淤阜成洲，围筑堤垸。昔成氾滥，今逼河流。4
史载，安乡县以“洞庭兰澧诸水各安其流”而得名。在唐宋元明这一千多年的时间里，县境在西有澧水贯穿全境，向称安澜；在北虽有荆江分流虎渡河南流，但水量很小，乃涓涓细流；在东南濒临洞庭湖，时尚未形成“四口南流”之形势，四口入湖三角洲还未发育，今天的南县大部尚未出水，虽然滨湖，然而县境地势东北高、西南低，哪怕受浸也只是东南一隅，无全境受灾之虞。因此，唐宋以降，直至明朝中叶，安乡境内并无修筑堤垸的记录，即县志所云“内虽湖港岔流，并非巨寖”也。据《安乡县志》的统计，在1542年荆江北岸郝穴堵口之前，安乡县有记载的洪水次数仅为平均60.6年一次。5 彼时北水（荆江分流）微弱，康熙《安乡县志》载：“康熙丙辰夏，南水迅发，各垸尽颓”，“安地割洞庭之半，山流爆发，汪洋千顷”6 ，南水者，洞庭水也，山流者，澧水水也。由此可见，直到康熙年间，县境遭受水灾的原因仍以澧水泛滥与洞庭泛涨为主。 安乡县境之地理形势为河流冲积物堆积的均质平原，由于没有深水河槽，再加之流水堆积、河湖泛滥，河流流徙不定，其淤塞与改道为寻常事，因而农业发展往往倚堤为命。堤垸之修筑始于万历年间。康熙《安乡县志》载：“邑向无堤垸，明神宗时分守王以邑频苦水灾，请旨动支备用帑银，于最下村落鸠工创堤。”7 明筑围城垸、惠民垸、惠喜垸、罗阳垸、中和垸、黄堤垸、张让垸、刘孟垸、板桥垸等“上九垸”，以及实惠垸、兴家垸、太和垸、合家垸等“下四垸”，据查证，这些堤垸均在今安乡县城以东，东南临近洞庭湖的大片区域，即今安猷乡北，安昌乡、安化乡南部，以及安宏乡北部（图2）。《安乡县志》载“明王士华诣境筑防而堤垸兴，春涨狂流，藉以拥障。滨湖之亩，犹得与水争此土也。岁非大祲，民恒赖之。”8 洞庭湖汇集湘资沅澧及荆江之水，其中湘资二水流域偏南，汛期较早，向称“桃汛”，而“洞庭春涨”更是安乡八景之一，可见此堤垸为抵御洞庭涨水而筑，而“滨湖之亩，犹得与水争此土也”亦说明了这一点。以上诸垸在康、雍、乾三朝俱有多次加修，但直到道光前期，并无在县境他处修筑堤垸的记录。
图2 明清时期安乡县堤垸修筑
图3 1955年安乡县堤垸
如前文所提到的，康熙年间，虎渡河水势加强，到乾隆二十四年（1759），在军牧村西北冲断尖刀咀低岗，冲成今大湖口河。安乡北部从此多被水患。道光十三年（1833），知县黄凯准领修熊家垸、花林垸、张家垸、木铎垱垸、添围垸、何家垸等23民垸，大多位于今安乡县北藕池西支东岸与大湖口河西岸一带（图2）。未几，道光十七年至二十四年（1837-1844），连续8年大水，漫决堤垸，“道殣以望，烟村为空”。随后，道光二十八年，虎渡河水冲开焦圻西北三叉垴，形成今安乡自治局河，民谣曰：“戊申巳酉，生活无路”。咸丰二年（1852）、十年（1860）荆江两次河决藕池，在安乡东冲成今安乡河，沿岸高田村，文田村，长寿村，南平村及坊郭沦为泽国。自此，安乡县境被自北而来的四条荆江分流――自治局河、大湖口河、虎渡河、安乡河，切割得支离破碎。水患更是从未止歇，道光二十八年至咸丰七年（1848-1857）间，仅一年无大水为患。随后同治九年（1870），荆江松滋堤段溃口，安乡连续三年大水灾。同治十二年（1873），荆江松滋口再次溃决，冲成松滋河，南夺自治局河与大湖口河，安乡军牧村、西高田村、松渚村、永宁村、永丰村一带沉沦，仅有黄山、汤家岗、井字岗浮于水面，“死绝逃亡，县几不县”。 1
由于荆江分流接连南下，毁堤淹田，咸丰至同治年间，安乡县北境四河沿岸的堤垸修筑从来没有停止过：咸丰元年至四年（1851-1854），先后添筑文良垸、安民二八垸、六姓公垸、中新洲垸等26个小垸，后于咸丰末年合并为安民垸、穆安垸、永福垸、致惠垸、新安垸，均为后来安乡东北安文垸地；咸丰10年至同治12年（1860-1873），挽修松凝垸、滩湖垸、鞭杆垸等24个小垸，大部分位于县北端四河沿岸。
由于县北堤垸已备，水道稳固，无处可洩，水患便渐而向南，光绪初年，安乡县城附近区域当自诸水交汇之冲，水患频发，开始大规模筑垸。随后，由于自治局河自羌口向东南挤占澧水故道，二水在县西北羌口附近交汇激荡，最终澧水主泓被迫改道西移经由七里湖，南经汇口，过今安保垸、安康垸、安武垸西入洞庭。这样一番相互顶托与较量的结果，便是原羌口南部江西湖大半淤成平陆，今安保垸北的珊珀湖即为其遗迹。安澧垸西、安保垸北频遭水灾，光绪年间开始大规模筑垸；而澧水改道西移后，安康、安武垸西则正当澧水洪峰，光绪年间也开始筑垸。与此同时，县北四口沿岸也时有溃口，堤垸修筑也未曾停止。宣统年间，则主要挽修安澧垸南，大湖口河与自治局河交汇之处。民国初期，由于荆水携大量泥沙南下，安乡县城北大鲸湖一带水域淤成平陆，开始修筑堤垸，即为后来的安障垸区域。（图3） 1
民国年间，安乡县的堤垸修筑以堤垸整治，即合小垸为大垸为主要形式。至1949年，全县508个小垸最终演变为31个防洪大圈（图3）。
民国《安乡县志》云：“安垂洞庭之滨，辰沅朗水来自西南，石慈澧水汇自西北，又岷江虎渡分趋自北，径抵县城，资湘各水虽不涉县境，而横截洞庭，潴蓄难洩。筑堤堪御小寖耳，若各水并涨，势高于堤，波涛汹涌，虽甃石不能护。” 2 虽然屡筑堤垸，然而安乡地当诸水会流之处，且“泥沙壅积，容水区域大半淤阜”，人们围堤御田，然而水来则堤溃，若诸水并涨，则无法抵御。1917至1924年，连续8年大水，今北部安文垸、西部安裕垸及安猷垸北部地大部分溃决；1926至1927年，安猷垸“溃垸过半”；1929至1938年，连续10年大水，北部安造乡地42个小垸俱溃决；1941年，“垸溃过半数”；1943年，20万亩农田溃；1944年，大水，溃决16个大垸，淹没农田17万亩；1945年，安化、安昌、安造、安生、安金、安湖17垸18万多亩农田被洪水、渍水淹没，6万多农民遭灾；1946年，水淹农田20万亩，灾民15万人；1949年7月暴雨，农田52万亩遭涝灾，“数万求乞”。 3 民国六年至三十八年的33年时间里，仅有6年不曾溃垸，由此可见水患之深重。
4 血吸虫病流行
安乡县血吸虫病究竟从何时开始流行，史籍无考。1950年代血防机构曾对安乡县血吸虫病流行史进行调查：
我们白家岗大队位于湘鄂交界的黄山脚下，虎渡河畔。全大队一千三百多人口，一千八百多亩耕地。特别是我们大队东靠虎渡河流，垸内湖泊很多。仅从1943年至解放时，有四百五十多人惨遭迫害，55户人家已绝户。 4
据1953年我县第一血防组对安造乡白家岗村的调查：该村1943年有42户人家，118人，至1949年因患“水鼓症”死亡49人，其中绝户16，剩下的26户，69人中，有孤寡13户，53人患“大肚子病”，血吸虫病患者占该村总人口的86.4%。 5
安武公社位于洞庭湖畔，地势较低，素有滨湖水网之称，东西两线紧邻江河。河州上芦苇丛生，钉螺遍地，是血吸虫孳生的场所。过去的安丰大队，1946年一百多户人家，五百二十多人，死于血吸虫病的就有七十多人。 6 根据民众记忆，安乡县北部虎渡河沿岸的白家岗大队血吸虫病爆发流行于1943年，南部澧水洪道东岸的安丰大队则爆发流行于1946年。与西洞庭滨湖区域的其他地区相比，其流行史相当短暂。安乡南部的汉寿县、常德县流行史可上溯至清末，东部的华容县也可追溯至1920年代。这样短暂的流行史究竟是真实的，亦或是源于民众记忆的缺失呢？
若深究安乡县1950年代血吸虫病的流行程度，则会发现不仅仅其流行史短暂，其血吸虫病的感染率与周边县市相较，也是不折不扣的低谷，虽然县内有像白家岗村、新江口村等感染率达到86.5%、97%的重疫区，但其全县范围内1956年抽样调查检出率仅有2.42%（570/23500），而1955年汉寿县血吸虫病检出率高达37.03%（56576/152779），常德县也有28.61%（3324/11618）之高。1958年，安乡县普查1198750人，检出血吸虫病病人7325人，检出率也仅有6.1% 1，在洞庭湖区有血吸虫病流行的县市，这一数字是绝无仅有的低（部分山区除外），符合一个新兴疫区应有的疫情规模。
此外，从民众回忆的染病情况来看，其疫情爆发的情势异常凶猛。白家岗大队，1943年以来，六年内因此病死亡三分之一的人口，1953年时其血吸虫病感染率高达86.4%。安丰公社，三年死亡13%的人口，这一数字也十分惊人。在短时期内死亡大量人口，为急性血吸虫病大规模感染的结果。血吸虫病学认为：“急性血吸虫病多见于夏秋季，以男性青壮年为多，大都发生在过去无免疫力而新近有大量尾蚴感染或原有轻微感染近又大量感染者。而且往往一行多人同时暴露而先后发病，在临床上出现急性症状。”2 1962年，血防科研机构调查汉寿县围堤湖急性血吸虫病感染情况时发现，急性感染对无免疫力的人要高（如表1所示），尤其湖南黔阳专区（非疫区）运木工人，在围堤湖强捞木材，30人下水，急性感染达到27人。 3由此看来，在已发展成熟、历史悠久的血吸虫病流行区，一般不会发生如此大规模的重症急性血吸虫病的感染。因此，白家岗大队与安丰公社的发病机制也符合新兴疫区的特征。
表1 1962年汉寿围堤湖急性血吸病感染情况
对象 类型 接触疫水人数 急性感染人数 感染率%
正龙生产队 农业队，与疫区隔堤一条 146 28 19.18
相旗咀 正型疫区 90 6 6.67
南区居民大队 城镇居民，与疫区隔堤一条 302 33 11.00
运木工人 由湖南黔阳非疫区调来 30 27 90.00
捞鱼苗工人 系本县山区（非疫区） 323 82 25.39
资料来源：湖南省常德专区寄生虫病防治研究所、湖南省汉寿县血吸虫病防治站《（汉寿围堤湖）急性血吸虫病调查报告》，1962年，常德市档案馆，107-1-12。
基于上述两点，流行史调查所得的血吸虫病爆发流行的时间点是可信的。那么接下来的问题是，在西洞庭湖区，为何仅有安乡一县流行史如此之短？又为何低疫县感染率与高疫村感染率，这看似矛盾的两组数据，同时存在于安乡一县？实际上，这与安乡县独有的地理形势有关。
由上文可知，荆江四口南流之后，安乡县内水道情形变动剧烈，由澧水水系为主变为以长江水系为主。虽然澧水也是含沙量较高的河流，然而与江水相比，仍是大大不如。即所谓的“江水一石，其泥数斗”4 ，“江水浊，多淤；湖水清，无淤”5 。魏源在其《湖广水利论》中感慨道：“山无余利，则凡箐谷之中，浮沙壅泥……随大雨倾泻而下，由山入溪，由溪达汉达江，由江、汉达湖，水去沙不去，遂为洲渚。”6 根据1951-1978年资料统计，长江“三口”（松滋、虎渡、藕池）入湖沙量占总入湖沙量的80.4%，洞庭湖水系（湘资沅澧）则仅占19.4%。7 高含沙量的北水使得安乡境内的容水区域迅速淤积成陆，每年汛期河水上涨，水退后便留下一层厚厚的淤泥或沙土，不利于钉螺的生存。1950年代血防机构的调查可证明这一点：
毛家洲位在育成垸乡北端，□□□□，育成垸乡垸子是一个后因溃后作废，已不知有多年了，全部洲约有五百亩，有三分之二是农作物，土质含沙很重，只是有芦柴的地方才找到钉螺。8
新河口乡老甫垸外洲在泄水洪道的北岸，新河口堵口处，东面有一分□，只隔一河，现以堵死，面积约一千市亩左右，南北沿河长约三里宽，约270-200公尺全是芦苇，
北端有少数的沙土，在北端一少部分没有钉螺外，全洲有钉螺的地方占全洲的90%以上。 1
黄沙湾柴山，此两乡中仅有一小河，现已堵口，在两乡的北面，河的入口处，各有约一百市亩面积的外洲，由这洲过河便是张九台。洲上大部分是芦柴，并有很多的地区含沙量很大，去年洪水后，淤泥很深，所以钉螺分布只占到全部洲上的50%，并且很少当地□□□严重的病例，连过去在汇口发现的患者是麦家垸感染。 2
五区合兴垸乡在洪水前系六区所管，现划归五区，正当泄水洪道，全部垸子被废，过去在垸子的西江（泄水）堤外的五里路的河岸洲上植有杨柳，现已全部扒光，现在很难找到钉螺，只在树根面上找到一二个，土质含沙量很重，草地不多。 3
根据上述调查资料，可见泥沙从两方面影响钉螺的生存环境。其一，泥沙沉积导致土质含沙量重，影响植被的分布，而钉螺性喜植被稠密、冬陆夏水的环境，很难存活于裸露的沙地之上。其二，每年洪水退去之后，留下很深的淤泥层，将原有的钉螺埋在下面，从而达到了灭螺的效果。由于中间宿主的数量得到有效的控制，因此从全县范围来讲，疫情较轻。因此，长江入湖水系含沙量大为安乡县疫情较轻的原因之一。
1956年5月至10月，安乡县血防机构用半年的时间对全县血吸虫病疫情进行普查，发现全县15个乡中，有13个乡40个高级社有血吸虫病流行，其感染率分布如图4所示 。4
由图4可见，安乡县内血吸虫病感染率分布并不均匀。其最严重者，集中于县北安澧、安造、安全、安文垸的北部，松滋、虎渡、藕池入境之地，安猷垸北、安障垸南四水交汇之处，以及西部澧水洪道的东侧安保垸、安康垸。其中县北沿河堤垸自乾隆年间便频遭水灾，反复修筑；安猷垸北安障垸南，以及西部澧水洪道的洪涝灾害则开始于光绪年间，随着北水南下及澧水改道而越发严重。 从图4中不难看出，疫情比较严重的区域大多位于自乾隆以后堤垸反复溃决，反复修筑的区域。堤垸修筑后，很少经溃决与重复修筑的区域则疫情较轻。1956年疫情调查时发现：
我县垸子围成已达30年至70年之久，距离草洲甚远，垸内经过年年的开垦种植，因失去钉螺生长的环境而消灭。这次调查，每个垸内都发现有死螺壳，已成白色，用力一紧便成白粉末了。在安武、安康、安凝等乡，每平方市尺密度最高20-40个，这些死螺发现在田边港边湖边。 5
正如在本文开篇所提到的，对于已开垦的堤垸型疫区，钉螺的分布与疫情的轻重与是否常被水淹关系密切。也正如陈祜鑫教授所提及的，堤垸型疫区在筑堤后三、四年内，堤内每易发生急性感染，6 这正是由于钉螺在垸内分布较多的缘故。在本文开篇即已提及垦殖对于灭螺的作用，在已开垦成熟且少经水淹的堤垸内，钉螺因丧失其生存的有利环境而大量死亡，此为安乡县疫情较轻的原因之二。
在那些经常被水冲决，反复筑垸的区域，如县北“北水”入境处，县西澧水沿岸，及安猷垸、安保垸、安康垸北三水交汇处，疫情很重，其原因在于钉螺随洪水进入垸内。在疫情最严重的白家岗与潘家垱疫区，情况便是如此。1955年血防调查云：“白家岗与藩家垱疫区顺水相连，以矶头为界，白家岗系洲岸型，藩家垱系湖汊型，冬陆夏水，土地肥沃，湖草丛生，均有钉螺分布。根据民言，在解放前大肚子病的最严重流行地区，在解放后因修荆江南闸，两地均当闸水之冲，故消灭大部分钉螺，但在荒芜山脚的回流处，还存在一部分钉螺，仍然危害人类的健康。去年洪水后，钉螺随水进入农田，疫区面积有所扩大。”1
5 结论
历史上，荆江分流曾有过两次南下，剧烈干扰澧水水系，第一次发生于东晋、南朝之际，景口、沦口两股长江分流汇合而成的强盛沦水南下，挟澧水南入洞庭，改变了其东入长江的流向；随后在唐宋元明这一千多年间，虽有虎渡南流，以及澧水三角洲变动所导致的河道变迁，但这种变化总体是缓慢而温和的；第二次剧烈的干扰发生于清初至清末，尤其道光以降短短不到百年的时间里，虎渡、藕池、松滋纷纷南下，互相侵夺河道，最终将澧水主泓迫至县境西南一隅。
与其水道变迁相对应，安乡县境在清中叶以前较少水患，且都来源于澧水与洞庭之水。自康乾时期虎渡河向南冲决，百多年间，藕池、松滋纷纷南下，与澧水互为顶托激荡，水患频发，县境开始大规模筑垸。然而由于其地当诸水汇集之处，且泥沙淤积，水泄不畅，堤垸溃决时有发生，尤其在县北、县西、县前，当四水、澧水洪道之处，更是反复溃决，堤垸也是反复修筑。
由于荆江来水含沙量巨大，每年汛期后，留下大量淤泥，不利于血吸虫病中间宿主钉螺的存活，使得安乡县成为滨湖诸县市中血吸虫病爆发最迟、疫情最轻的区域。然而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在县北、县西、县前这些反复溃垸之处，每年钉螺随洪水进入垸内，终于在1940年代引发了血吸虫病的爆发流行。
（责任编辑 王保宁）
Lishui River Downstream Channel Changes， Embankments Constructions and Schistosomiasis Prevalence： A Case Study of Anxiang County， Hunan Provence
CHE Qun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Shanghai 200240）
Abstract： Lishui River downstream channel had changed a lot due to distributary channels of Yangtze River turned to go southward and disturbed water system of Lishui River since Eastern Jin dynasty. Things went worse as distributary channels like Hudu， Ouchi， Songzi broke and went southward into Anxiang County， and forced Lishui River downstream channel went southwest， especially since 1820s. Embankments had been built up to protect fields from floods. There is a mass of suspended sediment left by Yangtze distributary channels which made conditions not favorable for snails’ survival. Further， long-term cultivation destroyed snails’ habitat as well in regions not often influenced by floods. All this made Anxiang County’s epidemic situation not as severe as other counties in Dongting Lake Region. However， epidemic situation was pretty severe in regions where embankments always were destroyed by floods as snails went into embankments with floods.
Key words： Lishui River； Distributary Channels of Yangtze River； Anxiang； Schistosomiasi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