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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明代史论的价值由否定转向肯定是明代史学研究的成果之一。总体上看，明代史论呈现出阶段性的发展特征,其中，在明正统至弘治这一重要发展时期内，正统史论得到充实与发展，成为主流的社会思想;并且，还大致形成了正统史观、求实性史论和反思性史论三种思想倾向。由于社会危机的出现，正统史论内部也孕育着某些新异的变化，即明代后期出现的异端史论。
关键词:明代史学；正统史论；异端史论
作者简介：廉敏（1974-），女，山西沁水人，历史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从事中国古代史学史、史学理论研究。
中图分类号：K0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504（2007）04-0135-05 收稿日期：2007-01-10
明代史论发达，学人早已察知。明人对前代史学评论道：“五代以逞多文胜，五代之后多理胜”[1](《谷应泰序》)。清人更言“明代史论至多”[2](《史纠》提要)。当代人尹达主编的《中国史学发展史》较早关注到这一现象，比较详细地论证了明代史论的丰富[3](P259)。伴随着明代史学研究的深入，明代史论正逐渐获得更多的关注。
明代史论的发展具有阶段性。笔者认为，它大致经历了四段时期：一是洪武至宣德时期，围绕着明政权的合理性与长久性，时人草创了适应明朝的正统史论。这可称其为草创期。二是正统至弘治时期，前期提出的正统史论在这时得到充实与发展。但由于社会危机的出现，史论也在暗中孕育着某些新异的变化。这可称其为发展期。三是正德至万历中期，由于社会内在矛盾激化，正统史论在自我调整中日益丰富和深刻。同时，弘治朝孕育的变化已成长为一股鲜明的异端力量，向正统史论发起了猛烈攻击。这可称其为对立期。四是万历中期至崇祯时期，由于明朝业已衰败，史论虽在形式上依旧可观。但在思想上，无论是正统还是异端都失去了往日的精神，经世致用的史学思想代之而起。这可称其为衰落期。本文只就第二阶段即发展期的提出、代表性史籍、主要思想及其成因与影响展开论述。
一
从史论的角度看，明代前期史学①呈现出两个阶段性特征：其一，史论在形式上发生了由零散到专门的变化。洪武至宣德朝，多数史论以散论、单篇文章或史著的附缀形式出现。如《明太祖实录》中朱元璋对历史的散论；宋濂、王祎、方孝孺等文集中的论史篇什；《洪武圣政记》、《大事记续编》等史书中所附的史论。正统至弘治朝，史论不仅数量明显增多，而且诞生了明代首批史论专著。如刘定之的《宋论》、程敏政的《宋纪受终考》等。其二，史论在思想内容上由专注于政治使命分化为对政治与现实各有侧重的不同倾向。洪武至宣德朝，史论为了满足新生政权的需要，主要讨论的是明朝的合理性与长久性。如宋濂宣称：“命则付之于天，道则责成于己”[4](卷8《銮坡后集·禄命辨》)，这是一种既不弃天意又重视人为的天人合一思想。再如王祎的《正统论》、方孝孺的《释统》与《后正统论》都通过整理与批判以往的正统论来探寻适宜的正统思想。正统至弘治朝，史论在服务于政权的同时又需要应对社会危机，其思想内容出现了具有标志性的变化：一是出现怀疑天命、重视现实的思想倾向，以刘定之为代表；一是将正统论绝对化的思想潮流，以丘濬为代表。
明代正统至弘治时期具有代表性的史论史籍主要有以下三类：
其一，朝廷重修《宋史》、《辽史》、《金史》中的史论。《宋史》为元代官修，成书仓促。元末人周以立认为《宋史》、《辽史》、《金史》都存在体例不当的缺陷，意欲重修三史而未果。明正统年间，周以立之孙周叙再次上疏要求重修，朝廷授意，责成自修，后未成而先卒。
周叙的史论，也就是其欲修正三史的统绪，即“以宋为正史，附辽、金于后”[5](P16)的撰述宗旨集中体现在他的奏疏之中——正统初所作《修正〈宋史〉书》、正统十三年的《修书疏》和景泰二年的《修明统纪疏》。
其二，朝廷续修《纲目》中的史论。朱熹学说出现后，南宋后期与明代的政权都将之尊立为学术宗主，在全国大力推行。朱熹的史学及其《资治通鉴纲目》也随之对宋明两代史学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景泰六年，明代宗敕修《宋元通鉴纲目》，不久遇“夺门之变”，编纂之事不了了之；成化九年，明宪宗下令再次修纂；成化十二年，彭时、商辂等修成《续资治通鉴纲目》，宪宗亲制序文。
其史论以商辂等所撰的《进〈续资治通鉴纲目〉表》为例。它指出此书的主旨在于，针对宋、元史“或杂于辽、金而昧正统之归，或成于草率而失繁简之制，或善善恶恶之靡实，或是是非非之弗公。况其前后抵牾，予夺乖谬，众说纷纭，卒未有能会于一者”[5](P22)，意欲一准朱熹《纲目》书法，重新评价宋元历史。
其三，私修史著中的史论。明弘治与正德两朝，“以人物传记撰著为特色的私家史学”[6](P49)也曾一度兴起。这些私修史著是在这一时期有关宋、辽、金三史重修，朱熹史学的推广以及衍生出的人物史与通史等史学氛围中出现的。其中，具有代表性的史论史籍有：丘濬的《世史正纲》。成化十三年，丘濬参与修成《续资治通鉴纲目》后，决定“自出己见”，“稽世运升降、治乱大端与国统偏全，作《世史正纲》”；成化十七年，该书完成；弘治元年，在其学生费訚的一再要求下，丘濬同意刊行此书[7](P119) 。《史纲》共三十二卷，“本朱文公《通鉴纲目》、吕成公《大事记》”[8](费訚《后序》)，间或加以论断，“意在尊明正统”[9]（P70）。
刘定之的《宋论》又称《宋史论》、《呆斋宋论》，作于明正统至成化年间，共三卷。所论“自太祖起至帝昺，节文以提要，雄辞以立论”[5](P20)。其有三个特点：第一，评论集中，重点突出，有利于客观评价宋朝历代皇帝。第二，能尊重客观事实，显示其思想进步的一面。第三，思路开阔，分析深入，有一定的理论认识。此外，还善于联系其他史家的观点来认识宋代诸帝之事。
二
明代正统至弘治时期的史论大致呈现出三种思想倾向，按照主次分述如下：
第一，强调正统史观，以周叙、丘濬等人为代表。其思想主要表现为：
1.尊奉孔子、朱熹作史之义例。周叙主张“宗仲尼、朱熹予夺之法”[5](P16)，使重修的宋、辽、金史能够成为信史。明代宗敕修《宋元通鉴纲目》时，亦推崇朱熹的《纲目》：“自周威烈王至梁、唐、晋、汉、周五代事，书于朱文公《通鉴纲目》，亦天下后世之公论所在，不可泯也”[5](P21-22)。明宪宗再次下令编修此书时，亦要求“一遵朱子凡例”[5](P22)。《世史正纲》的编纂亦“本朱文公《资治通鉴纲目》”[8]（费訚《后序》）。不过，丘濬并未完全照搬《纲目》的义例，而是舍“统”留“正”，其自言：“朱子之笔，笔其正而或专其统也。愚唯……取其正而已，统否不暇计也”[8]（《自序》）。
2.扬宋、明而抑辽、金、元。商辂认为，赵宋固不必再论，可以“大书特书，咸据往牒，正例变例，悉本成规”；辽、金不当予以肯定，“皆以桀黠之虏，割据于邻壤，亦为采摭其事，附见于当时”；蒙元因其政权统一而又不得不给予承认，“若胡元之主中华，尤世运之丁极否，冠履倒置，天地晦冥，三纲既沦，九法亦斁，第已成混一之势，矧复延七、八之传，故不得已大书其年，亦未尝无外夷之意”。而明朝则尤当极力称颂，以“彰帝业之辉煌，泛扫腥膻之风，复还礼乐之俗”[5](P23)。对宋、元、明朝的历史作如是处理，可视为“明朝官方一贯的口径”[10]（P34）。私人论史则在此扬抑的基础上或有变化。有的倾向于完全肯定宋代历史，“使其开基者取杀身之祸，嗣统者蒙首恶之名，比而书之，其何以昭天常、植人极而示大戒于天下后世哉”[1](《自序》)。有的倾向于完全否定元代，“元乃夷狄尔，不足以接宋之正统也明矣”[5](P33)。 不过，他们都对明代赞誉有加：“皇明兴王之盛，迥迈千古，而乃无一论撰，何耶？……况诸臣之功，用夏变夷，扶翊皇祖，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万世开太平，顾不获一表章之，能无九原之叹乎”[5]（P46）。
3.强调并阐述“世变”史观。世变论的本质是对社会历史变迁的阶段性认识。孔子曾讲到，从远古至春秋时期，礼乐制度经历了从“大同”至“小康”的变化[12](《礼运第九》)，政治则经历了“礼乐征伐自天子出”、“自诸侯出”到“政在大夫”的变化[13]（《季氏十六》）。而较早使用“世变”一词的，当是明代方孝孺的《君职》一文 [14]。正统至弘治时期，则出现了一些详细阐述“世变”的史著。丘濬的《世史正纲》即为代表。他在序言中指出，其撰述宗旨之一就是为了昭示世变，“《世史正纲》曷为而作也？著世变也，纪事始也”[8]（《自序》）。关于“世”，丘濬称：“上天下地，而人处乎其中。人所处之处，是则所谓世也。天道有阴有阳，世道有治有乱。世道之治乱，本乎天道之阴阳，各以其类而应”[8]（卷32“太祖高皇帝洪武元年”条）。可见，“世”是指今人所讲的人类社会，它与“天”（类似于今天所讲的宇宙）相区分。而且，与一般史著言“朝”、“代”不同，“世”还是一个“超乎朝与代的人类社会”[7]（P134）。丘濬使用如此宏大的概念，是因为在他看来中国历史曾发生了超越朝代陵替的巨大变迁，“始嬴秦庚辰之岁，灭国讫于齐，世道之始变也；终皇明戊申之春，彗出扫于昴，天道之终定也”[8]（《序》）。
在推崇孔子与朱熹，扬宋、明而抑辽、金、元以及强调世变的思想之下，正统史观还表现为重视道义而歧视功利，强调华夷、君臣、父子、夫妇等伦理纲常，重视天人甚过形势，褒奖德义而不论功效等。
第二，尊重客观的求实性史论，以刘定之的《宋论》为代表。其思想主要表现为：
1.认可《纲目》之义。刘定之在向明景帝建言学习经、史时说：“经莫要于《尚书》、《春秋》，史莫正于《通鉴纲目》”[15]（《刘定之传》）。何乔新亦曾批评陈桱的《通鉴续编》违背了《纲目》的书法，以致有所失当：“吕文焕降元不书叛，张世杰溺海不书死节，曹彬、包拯之卒不书其官，而纪羲、轩多采怪妄，似未有当也”[15]（《何乔新传》）。无疑，他们极为认可《纲目》的权威。但他们还是对当时御用史学的偏颇提出了婉转的批评：“向者儒臣进讲，诵述其善，讳避其恶，是犹恐道路之有陷阱，闭目而过之，其不至于冥行颠仆者几何”[15]（《刘定之传》）。从而，他们主张学史不仅要知道何以为善，更要知道恶的由来，“其于君也，既知禹、汤、文、武之所以兴，又知桀、纣、幽、厉之所以替，而趋避审矣。于驭内臣也，既知有吕强、张承业之忠，又知有仇士良、陈弘志之恶；于驭廷臣也，既知有萧、曹、房、杜之良，又知有李林甫、杨国忠之奸，而用舍当矣”[15]（《刘定之传》）。
2.重视客观现实。这种史观不仅承认天命、人心的作用，而且非常重视客观条件对历史的影响。这使得诸如形势、功利、制度、地理等客观因素受到论史者的关注。如注意到形势与宋代兴衰的关系：“故读史者必深识天下之大势，而后可以与论兴衰治乱之间也。……盖其（按：宋）立国也，本用仁厚；而其削弱亦率由之，国势然也”[16]（卷212，《为人序宋论》）。如论及国祚的长短与国家制度建置间的关系：“王者建极垂统，传数百年而后倾者，非专以天命而已。其初政之规模固有大过人者焉”[17]（卷4，《遣使赈贷诸州立太庙追帝其祖考》）。又如论帝都的地理位置对于一个政权安危的重要意义：“盖帝都，天下之根本。根本固，虽有凉德尚可少延；根本不固，一有失德，则振之而仆，撼之而折矣。是知王天下者，以德为先而形势亦不可缓也”[17]（卷4，《以大梁为东京开封府洛阳为西京河南府》）。
3.敢于揭露皇帝粉饰其统治的伪善。何乔新就指出唐宋开国，实出于篡夺而非禅让：“若唐宋之取天下，假禅让之名，以掩篡夺之实，其去魏、晋、宋、齐、梁、陈无几耳”[17]（卷4，《周使赵匡胤帅师御汉至陈桥匡胤自立而还》）。又如质疑宋太祖传位太宗之事，认为宋太祖实无传位之意而太宗则有篡位之嫌：或者“（太祖）不欲其言播于群听，待夫时移事改而背之也”；或者“（太宗）与普托母命以文饰之，姑以愚弄其弟侄，使知其亦将有以次相授之渐，然后徐求其罪而剪之” [11]（所抄《保斋刘氏定之〈宋论〉》）。
与前述正统史论所持天命人心、仁德道义、善者得天下等言论不同，这里的史论更看重形势、功利等客观存在的作用。
第三，关注现实的反思性史论。在此方面，祝允明的思想堪称典型。
祝允明仍然尊重传统思想。如针对颜斶招呼齐王前行、严光将脚放在光武腹上二事，祝允明批评道：“二子者，高则高矣，然君臣之礼可废乎？就使在朋友且不可若是也。盖高而无礼者？以是为训，吾恐无礼于君者，有以借口也”[18]。然而，他在尊重传统思想的同时，更侧重于表达其对传统已然扭曲的悲叹之情。他常常哀叹社会退化，今不如古。如谓时人的仁、义、忠、信甚至不如虎、狼、蜂、蚁、鸡、犬等畜牲：“今人仁不如虎、狼，而虐如之；义不如蜂、蚁，而毒如之。……人之不如虫也，哀夫！”[18]又如，谓后世君子也不像古之君子：“古之君子……道行于身，效被于民，而功归于君。故其君之需之也，势恒重。后世君子有不逮乎古者，皆资君之仁义文武以为政耳。故君之用之也，其势甚轻”[19]。
同时，他还常常运用譬喻的手法来反思世间存在的种种退化现象，洞察其病症在于，世人专意追逐于身外，以致内心患病却又失察。例如，他反诘那些待己宽而责人严的为父者与统治者，指摘并提醒时人反思自己偏私与虚伪的道德持守：“见子而欲其孝，不思吾父之欲吾孝乎？临下而猛，不思吾上之不欲其猛乎？触类而为是思，其过也必寡矣”[18]。对于此类荒谬乖离却又无处不在的现象的形成原因，祝允明一方面指出，身外之物原本可以对人产生积极与消极两种作用：“彩色所以养目，亦所以病目。声音所以养耳，亦所以病耳。耳目之视听所以养心，亦所以病心。中则养，过则病”[18]。另一方面又指出，有时人受到习惯力量的左右，不欲为而为之：“心者，体之君也，得丧安危之主也。闻以一人治四海，未闻以四体而役一心也。人之以四体而役一心，盖惑于大小繁寡之形耳。然不惑于军民之大小繁寡，而独惑于心体，则习之罪也。故知者皆习”[18]。
此外，他还认为，人类应当顺应自然，从根本上杜绝种种荒谬，使人性得以回归正道。他以五官各诩其职、相争无果为喻，提出人类社会天然存在着自然法则：“夫自（按：当为鼻）非能嗅而嗅，不得不嗅；耳非能闻而闻，不得不闻；童非能瞻而瞻，不得不瞻；喙非能言而言，不得不言；君非能思而思，不得不思，均自然矣。夫如是，谓之能可也，谓之不能可也；谓能之有优劣可也，谓能之无优劣可也。庸讵知夫其言之是邪？又讵知夫其言之非是邪？又讵知夫其言之无是、无非是邪”[19]。即自然法则使得诸物（包括人与事）天然地具备着某种功用，无所谓能与不能、优与劣或者是与非，人无法妄自评判或左右。因此，人只有顺应自然，才能使诸物各尽其能，从而达到最佳效果：“人唯其自然也，是以功不乱而效自著”[18]。反之，人类社会则会产生许多貌似堂皇、实则鄙陋的现象。
尽管上述三类史论各有其思想倾向，但在维护明朝统治、承认正统思想的立场上却是基本一致的，从而成为当时的主流思想。
三
明正统至弘治时期形成这样的史论，有其特定的历史成因。
第一，从思想条件上看，主要有：其一，肇始于南宋的朱、陆之学通过各自的渠道在社会上广泛传播，至明正统、成化时期，在程朱理学仍然占据统治地位的情况下，“原一股潜在的以汇合朱、陆为表现形式的思想学术路线，开始逐渐抬头”[7]（P34）。因此，明正统至弘治时期的史论才会在继承《纲目》的同时，亦能从重视内心的角度反思当时盛行的朱学影响下的历史观念。其二，史论自身的发展也促成了这一时期史论的特点。一方面，此前的69年里，朱元璋、宋濂、王祎、方孝孺等人的有关史论已经建立了明代正统论的立场，并初步开启了一些讨论，成为后来史论的理论基石。如《世史正纲》即“取逊志（按：指方孝孺）意”[8]（孙应鳌《刻世史正纲序》）。另一方面，史论自宋以来逐渐增多，异见与歧见也随之涌现，在一定程度上也刺激了历史讨论的活跃与深入。其三，与“国初文法忌讳”不同[5]（P39），这一时期的文化开始弛禁。尤其弘治以降，“天下右文之象，愈隆于前”[6](P50)。这无疑推动了包括史论在内诸文化的发展。
第二，从社会需求上看，主要有：一方面，明朝廷仍需继续加强政权的合理性与稳定性，尤其是此时明朝统治者还受到内忧外患初起的警示。如御敕《续资治通鉴纲目》的编纂，即要求能够达到“诛乱讨逆，内夏外夷，扶天理而遏人欲，正名分以植纲常”[5]（P22）的目的，以从史学上协助统治者在朝政紊乱、人民暴动、外族入侵、商业价值冲击传统思想等危乱形势中树立自己得天命、顺人心的威正形象。史论中所包括的称颂明朝、斥夷、维护君臣之道、宣传孔朱思想等内容，都是这种需求的反映。另一方面，内忧外患以及社会经济发展中所暴露出的各种矛盾，也成为时人迫切需要处理的问题，使得这一阶段的史论多少带了一些客观实际的色彩。像揭示形势作用、批判各种伪善的神意论、反思明代社会的人性堕落等，即是这种需要的反映。
值得注意的是，这样的史论亦对后世史学产生了特定的影响。这一时期的各类史论都在不同程度上引起了时人的注意。如丘濬的史学即被明人视为当代史学的代表之一；刘定之的《宋论》则“可与《治鉴》、《志林》、《管见》并传无疑”[17]（卷9，《宋论序》）。而祝允明在正德年间出版的《罪知录》则成为李贽异端思想的先导，其影响更是不可忽视。可知这一时期的史论在当时的文坛、学界甚至朝廷中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力。需要指出的是，这一时期史论的重大影响是推动了明代正德至万历中期，即对立期史论局面的形成。由于明代社会内在矛盾的持续激化，在正德至万历中期，正统史论在自我调整中日益丰富和深刻；而弘治朝开始孕育的一些尊重客观现实以及怀疑正统论的思想，在此时期已经成长为一股鲜明的异端力量，而向传统史论发起了猛烈的攻击。这从史论的角度反映了明代史学在后期的繁荣。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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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王雪萍]
关键词:明代史学；正统史论；异端史论
作者简介：廉敏（1974-），女，山西沁水人，历史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从事中国古代史学史、史学理论研究。
中图分类号：K0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504（2007）04-0135-05 收稿日期：2007-01-10
明代史论发达，学人早已察知。明人对前代史学评论道：“五代以逞多文胜，五代之后多理胜”[1](《谷应泰序》)。清人更言“明代史论至多”[2](《史纠》提要)。当代人尹达主编的《中国史学发展史》较早关注到这一现象，比较详细地论证了明代史论的丰富[3](P259)。伴随着明代史学研究的深入，明代史论正逐渐获得更多的关注。
明代史论的发展具有阶段性。笔者认为，它大致经历了四段时期：一是洪武至宣德时期，围绕着明政权的合理性与长久性，时人草创了适应明朝的正统史论。这可称其为草创期。二是正统至弘治时期，前期提出的正统史论在这时得到充实与发展。但由于社会危机的出现，史论也在暗中孕育着某些新异的变化。这可称其为发展期。三是正德至万历中期，由于社会内在矛盾激化，正统史论在自我调整中日益丰富和深刻。同时，弘治朝孕育的变化已成长为一股鲜明的异端力量，向正统史论发起了猛烈攻击。这可称其为对立期。四是万历中期至崇祯时期，由于明朝业已衰败，史论虽在形式上依旧可观。但在思想上，无论是正统还是异端都失去了往日的精神，经世致用的史学思想代之而起。这可称其为衰落期。本文只就第二阶段即发展期的提出、代表性史籍、主要思想及其成因与影响展开论述。
一
从史论的角度看，明代前期史学①呈现出两个阶段性特征：其一，史论在形式上发生了由零散到专门的变化。洪武至宣德朝，多数史论以散论、单篇文章或史著的附缀形式出现。如《明太祖实录》中朱元璋对历史的散论；宋濂、王祎、方孝孺等文集中的论史篇什；《洪武圣政记》、《大事记续编》等史书中所附的史论。正统至弘治朝，史论不仅数量明显增多，而且诞生了明代首批史论专著。如刘定之的《宋论》、程敏政的《宋纪受终考》等。其二，史论在思想内容上由专注于政治使命分化为对政治与现实各有侧重的不同倾向。洪武至宣德朝，史论为了满足新生政权的需要，主要讨论的是明朝的合理性与长久性。如宋濂宣称：“命则付之于天，道则责成于己”[4](卷8《銮坡后集·禄命辨》)，这是一种既不弃天意又重视人为的天人合一思想。再如王祎的《正统论》、方孝孺的《释统》与《后正统论》都通过整理与批判以往的正统论来探寻适宜的正统思想。正统至弘治朝，史论在服务于政权的同时又需要应对社会危机，其思想内容出现了具有标志性的变化：一是出现怀疑天命、重视现实的思想倾向，以刘定之为代表；一是将正统论绝对化的思想潮流，以丘濬为代表。
明代正统至弘治时期具有代表性的史论史籍主要有以下三类：
其一，朝廷重修《宋史》、《辽史》、《金史》中的史论。《宋史》为元代官修，成书仓促。元末人周以立认为《宋史》、《辽史》、《金史》都存在体例不当的缺陷，意欲重修三史而未果。明正统年间，周以立之孙周叙再次上疏要求重修，朝廷授意，责成自修，后未成而先卒。
周叙的史论，也就是其欲修正三史的统绪，即“以宋为正史，附辽、金于后”[5](P16)的撰述宗旨集中体现在他的奏疏之中——正统初所作《修正〈宋史〉书》、正统十三年的《修书疏》和景泰二年的《修明统纪疏》。
其二，朝廷续修《纲目》中的史论。朱熹学说出现后，南宋后期与明代的政权都将之尊立为学术宗主，在全国大力推行。朱熹的史学及其《资治通鉴纲目》也随之对宋明两代史学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景泰六年，明代宗敕修《宋元通鉴纲目》，不久遇“夺门之变”，编纂之事不了了之；成化九年，明宪宗下令再次修纂；成化十二年，彭时、商辂等修成《续资治通鉴纲目》，宪宗亲制序文。
其史论以商辂等所撰的《进〈续资治通鉴纲目〉表》为例。它指出此书的主旨在于，针对宋、元史“或杂于辽、金而昧正统之归，或成于草率而失繁简之制，或善善恶恶之靡实，或是是非非之弗公。况其前后抵牾，予夺乖谬，众说纷纭，卒未有能会于一者”[5](P22)，意欲一准朱熹《纲目》书法，重新评价宋元历史。
其三，私修史著中的史论。明弘治与正德两朝，“以人物传记撰著为特色的私家史学”[6](P49)也曾一度兴起。这些私修史著是在这一时期有关宋、辽、金三史重修，朱熹史学的推广以及衍生出的人物史与通史等史学氛围中出现的。其中，具有代表性的史论史籍有：丘濬的《世史正纲》。成化十三年，丘濬参与修成《续资治通鉴纲目》后，决定“自出己见”，“稽世运升降、治乱大端与国统偏全，作《世史正纲》”；成化十七年，该书完成；弘治元年，在其学生费訚的一再要求下，丘濬同意刊行此书[7](P119) 。《史纲》共三十二卷，“本朱文公《通鉴纲目》、吕成公《大事记》”[8](费訚《后序》)，间或加以论断，“意在尊明正统”[9]（P70）。
刘定之的《宋论》又称《宋史论》、《呆斋宋论》，作于明正统至成化年间，共三卷。所论“自太祖起至帝昺，节文以提要，雄辞以立论”[5](P20)。其有三个特点：第一，评论集中，重点突出，有利于客观评价宋朝历代皇帝。第二，能尊重客观事实，显示其思想进步的一面。第三，思路开阔，分析深入，有一定的理论认识。此外，还善于联系其他史家的观点来认识宋代诸帝之事。
二
明代正统至弘治时期的史论大致呈现出三种思想倾向，按照主次分述如下：
第一，强调正统史观，以周叙、丘濬等人为代表。其思想主要表现为：
1.尊奉孔子、朱熹作史之义例。周叙主张“宗仲尼、朱熹予夺之法”[5](P16)，使重修的宋、辽、金史能够成为信史。明代宗敕修《宋元通鉴纲目》时，亦推崇朱熹的《纲目》：“自周威烈王至梁、唐、晋、汉、周五代事，书于朱文公《通鉴纲目》，亦天下后世之公论所在，不可泯也”[5](P21-22)。明宪宗再次下令编修此书时，亦要求“一遵朱子凡例”[5](P22)。《世史正纲》的编纂亦“本朱文公《资治通鉴纲目》”[8]（费訚《后序》）。不过，丘濬并未完全照搬《纲目》的义例，而是舍“统”留“正”，其自言：“朱子之笔，笔其正而或专其统也。愚唯……取其正而已，统否不暇计也”[8]（《自序》）。
2.扬宋、明而抑辽、金、元。商辂认为，赵宋固不必再论，可以“大书特书，咸据往牒，正例变例，悉本成规”；辽、金不当予以肯定，“皆以桀黠之虏，割据于邻壤，亦为采摭其事，附见于当时”；蒙元因其政权统一而又不得不给予承认，“若胡元之主中华，尤世运之丁极否，冠履倒置，天地晦冥，三纲既沦，九法亦斁，第已成混一之势，矧复延七、八之传，故不得已大书其年，亦未尝无外夷之意”。而明朝则尤当极力称颂，以“彰帝业之辉煌，泛扫腥膻之风，复还礼乐之俗”[5](P23)。对宋、元、明朝的历史作如是处理，可视为“明朝官方一贯的口径”[10]（P34）。私人论史则在此扬抑的基础上或有变化。有的倾向于完全肯定宋代历史，“使其开基者取杀身之祸，嗣统者蒙首恶之名，比而书之，其何以昭天常、植人极而示大戒于天下后世哉”[1](《自序》)。有的倾向于完全否定元代，“元乃夷狄尔，不足以接宋之正统也明矣”[5](P33)。 不过，他们都对明代赞誉有加：“皇明兴王之盛，迥迈千古，而乃无一论撰，何耶？……况诸臣之功，用夏变夷，扶翊皇祖，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万世开太平，顾不获一表章之，能无九原之叹乎”[5]（P46）。
3.强调并阐述“世变”史观。世变论的本质是对社会历史变迁的阶段性认识。孔子曾讲到，从远古至春秋时期，礼乐制度经历了从“大同”至“小康”的变化[12](《礼运第九》)，政治则经历了“礼乐征伐自天子出”、“自诸侯出”到“政在大夫”的变化[13]（《季氏十六》）。而较早使用“世变”一词的，当是明代方孝孺的《君职》一文 [14]。正统至弘治时期，则出现了一些详细阐述“世变”的史著。丘濬的《世史正纲》即为代表。他在序言中指出，其撰述宗旨之一就是为了昭示世变，“《世史正纲》曷为而作也？著世变也，纪事始也”[8]（《自序》）。关于“世”，丘濬称：“上天下地，而人处乎其中。人所处之处，是则所谓世也。天道有阴有阳，世道有治有乱。世道之治乱，本乎天道之阴阳，各以其类而应”[8]（卷32“太祖高皇帝洪武元年”条）。可见，“世”是指今人所讲的人类社会，它与“天”（类似于今天所讲的宇宙）相区分。而且，与一般史著言“朝”、“代”不同，“世”还是一个“超乎朝与代的人类社会”[7]（P134）。丘濬使用如此宏大的概念，是因为在他看来中国历史曾发生了超越朝代陵替的巨大变迁，“始嬴秦庚辰之岁，灭国讫于齐，世道之始变也；终皇明戊申之春，彗出扫于昴，天道之终定也”[8]（《序》）。
在推崇孔子与朱熹，扬宋、明而抑辽、金、元以及强调世变的思想之下，正统史观还表现为重视道义而歧视功利，强调华夷、君臣、父子、夫妇等伦理纲常，重视天人甚过形势，褒奖德义而不论功效等。
第二，尊重客观的求实性史论，以刘定之的《宋论》为代表。其思想主要表现为：
1.认可《纲目》之义。刘定之在向明景帝建言学习经、史时说：“经莫要于《尚书》、《春秋》，史莫正于《通鉴纲目》”[15]（《刘定之传》）。何乔新亦曾批评陈桱的《通鉴续编》违背了《纲目》的书法，以致有所失当：“吕文焕降元不书叛，张世杰溺海不书死节，曹彬、包拯之卒不书其官，而纪羲、轩多采怪妄，似未有当也”[15]（《何乔新传》）。无疑，他们极为认可《纲目》的权威。但他们还是对当时御用史学的偏颇提出了婉转的批评：“向者儒臣进讲，诵述其善，讳避其恶，是犹恐道路之有陷阱，闭目而过之，其不至于冥行颠仆者几何”[15]（《刘定之传》）。从而，他们主张学史不仅要知道何以为善，更要知道恶的由来，“其于君也，既知禹、汤、文、武之所以兴，又知桀、纣、幽、厉之所以替，而趋避审矣。于驭内臣也，既知有吕强、张承业之忠，又知有仇士良、陈弘志之恶；于驭廷臣也，既知有萧、曹、房、杜之良，又知有李林甫、杨国忠之奸，而用舍当矣”[15]（《刘定之传》）。
2.重视客观现实。这种史观不仅承认天命、人心的作用，而且非常重视客观条件对历史的影响。这使得诸如形势、功利、制度、地理等客观因素受到论史者的关注。如注意到形势与宋代兴衰的关系：“故读史者必深识天下之大势，而后可以与论兴衰治乱之间也。……盖其（按：宋）立国也，本用仁厚；而其削弱亦率由之，国势然也”[16]（卷212，《为人序宋论》）。如论及国祚的长短与国家制度建置间的关系：“王者建极垂统，传数百年而后倾者，非专以天命而已。其初政之规模固有大过人者焉”[17]（卷4，《遣使赈贷诸州立太庙追帝其祖考》）。又如论帝都的地理位置对于一个政权安危的重要意义：“盖帝都，天下之根本。根本固，虽有凉德尚可少延；根本不固，一有失德，则振之而仆，撼之而折矣。是知王天下者，以德为先而形势亦不可缓也”[17]（卷4，《以大梁为东京开封府洛阳为西京河南府》）。
3.敢于揭露皇帝粉饰其统治的伪善。何乔新就指出唐宋开国，实出于篡夺而非禅让：“若唐宋之取天下，假禅让之名，以掩篡夺之实，其去魏、晋、宋、齐、梁、陈无几耳”[17]（卷4，《周使赵匡胤帅师御汉至陈桥匡胤自立而还》）。又如质疑宋太祖传位太宗之事，认为宋太祖实无传位之意而太宗则有篡位之嫌：或者“（太祖）不欲其言播于群听，待夫时移事改而背之也”；或者“（太宗）与普托母命以文饰之，姑以愚弄其弟侄，使知其亦将有以次相授之渐，然后徐求其罪而剪之” [11]（所抄《保斋刘氏定之〈宋论〉》）。
与前述正统史论所持天命人心、仁德道义、善者得天下等言论不同，这里的史论更看重形势、功利等客观存在的作用。
第三，关注现实的反思性史论。在此方面，祝允明的思想堪称典型。
祝允明仍然尊重传统思想。如针对颜斶招呼齐王前行、严光将脚放在光武腹上二事，祝允明批评道：“二子者，高则高矣，然君臣之礼可废乎？就使在朋友且不可若是也。盖高而无礼者？以是为训，吾恐无礼于君者，有以借口也”[18]。然而，他在尊重传统思想的同时，更侧重于表达其对传统已然扭曲的悲叹之情。他常常哀叹社会退化，今不如古。如谓时人的仁、义、忠、信甚至不如虎、狼、蜂、蚁、鸡、犬等畜牲：“今人仁不如虎、狼，而虐如之；义不如蜂、蚁，而毒如之。……人之不如虫也，哀夫！”[18]又如，谓后世君子也不像古之君子：“古之君子……道行于身，效被于民，而功归于君。故其君之需之也，势恒重。后世君子有不逮乎古者，皆资君之仁义文武以为政耳。故君之用之也，其势甚轻”[19]。
同时，他还常常运用譬喻的手法来反思世间存在的种种退化现象，洞察其病症在于，世人专意追逐于身外，以致内心患病却又失察。例如，他反诘那些待己宽而责人严的为父者与统治者，指摘并提醒时人反思自己偏私与虚伪的道德持守：“见子而欲其孝，不思吾父之欲吾孝乎？临下而猛，不思吾上之不欲其猛乎？触类而为是思，其过也必寡矣”[18]。对于此类荒谬乖离却又无处不在的现象的形成原因，祝允明一方面指出，身外之物原本可以对人产生积极与消极两种作用：“彩色所以养目，亦所以病目。声音所以养耳，亦所以病耳。耳目之视听所以养心，亦所以病心。中则养，过则病”[18]。另一方面又指出，有时人受到习惯力量的左右，不欲为而为之：“心者，体之君也，得丧安危之主也。闻以一人治四海，未闻以四体而役一心也。人之以四体而役一心，盖惑于大小繁寡之形耳。然不惑于军民之大小繁寡，而独惑于心体，则习之罪也。故知者皆习”[18]。
此外，他还认为，人类应当顺应自然，从根本上杜绝种种荒谬，使人性得以回归正道。他以五官各诩其职、相争无果为喻，提出人类社会天然存在着自然法则：“夫自（按：当为鼻）非能嗅而嗅，不得不嗅；耳非能闻而闻，不得不闻；童非能瞻而瞻，不得不瞻；喙非能言而言，不得不言；君非能思而思，不得不思，均自然矣。夫如是，谓之能可也，谓之不能可也；谓能之有优劣可也，谓能之无优劣可也。庸讵知夫其言之是邪？又讵知夫其言之非是邪？又讵知夫其言之无是、无非是邪”[19]。即自然法则使得诸物（包括人与事）天然地具备着某种功用，无所谓能与不能、优与劣或者是与非，人无法妄自评判或左右。因此，人只有顺应自然，才能使诸物各尽其能，从而达到最佳效果：“人唯其自然也，是以功不乱而效自著”[18]。反之，人类社会则会产生许多貌似堂皇、实则鄙陋的现象。
尽管上述三类史论各有其思想倾向，但在维护明朝统治、承认正统思想的立场上却是基本一致的，从而成为当时的主流思想。
三
明正统至弘治时期形成这样的史论，有其特定的历史成因。
第一，从思想条件上看，主要有：其一，肇始于南宋的朱、陆之学通过各自的渠道在社会上广泛传播，至明正统、成化时期，在程朱理学仍然占据统治地位的情况下，“原一股潜在的以汇合朱、陆为表现形式的思想学术路线，开始逐渐抬头”[7]（P34）。因此，明正统至弘治时期的史论才会在继承《纲目》的同时，亦能从重视内心的角度反思当时盛行的朱学影响下的历史观念。其二，史论自身的发展也促成了这一时期史论的特点。一方面，此前的69年里，朱元璋、宋濂、王祎、方孝孺等人的有关史论已经建立了明代正统论的立场，并初步开启了一些讨论，成为后来史论的理论基石。如《世史正纲》即“取逊志（按：指方孝孺）意”[8]（孙应鳌《刻世史正纲序》）。另一方面，史论自宋以来逐渐增多，异见与歧见也随之涌现，在一定程度上也刺激了历史讨论的活跃与深入。其三，与“国初文法忌讳”不同[5]（P39），这一时期的文化开始弛禁。尤其弘治以降，“天下右文之象，愈隆于前”[6](P50)。这无疑推动了包括史论在内诸文化的发展。
第二，从社会需求上看，主要有：一方面，明朝廷仍需继续加强政权的合理性与稳定性，尤其是此时明朝统治者还受到内忧外患初起的警示。如御敕《续资治通鉴纲目》的编纂，即要求能够达到“诛乱讨逆，内夏外夷，扶天理而遏人欲，正名分以植纲常”[5]（P22）的目的，以从史学上协助统治者在朝政紊乱、人民暴动、外族入侵、商业价值冲击传统思想等危乱形势中树立自己得天命、顺人心的威正形象。史论中所包括的称颂明朝、斥夷、维护君臣之道、宣传孔朱思想等内容，都是这种需求的反映。另一方面，内忧外患以及社会经济发展中所暴露出的各种矛盾，也成为时人迫切需要处理的问题，使得这一阶段的史论多少带了一些客观实际的色彩。像揭示形势作用、批判各种伪善的神意论、反思明代社会的人性堕落等，即是这种需要的反映。
值得注意的是，这样的史论亦对后世史学产生了特定的影响。这一时期的各类史论都在不同程度上引起了时人的注意。如丘濬的史学即被明人视为当代史学的代表之一；刘定之的《宋论》则“可与《治鉴》、《志林》、《管见》并传无疑”[17]（卷9，《宋论序》）。而祝允明在正德年间出版的《罪知录》则成为李贽异端思想的先导，其影响更是不可忽视。可知这一时期的史论在当时的文坛、学界甚至朝廷中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力。需要指出的是，这一时期史论的重大影响是推动了明代正德至万历中期，即对立期史论局面的形成。由于明代社会内在矛盾的持续激化，在正德至万历中期，正统史论在自我调整中日益丰富和深刻；而弘治朝开始孕育的一些尊重客观现实以及怀疑正统论的思想，在此时期已经成长为一股鲜明的异端力量，而向传统史论发起了猛烈的攻击。这从史论的角度反映了明代史学在后期的繁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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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王雪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