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29日，山西省临汾市襄汾县陶寺乡陈庄村聚仙饭店发生坍塌事故。事故发生后，山西省要求不惜一切代价，全力进行救援。不少媒体都对该事件进行了跟踪报道。但廉政瞭望？官察室记者注意到，事故发生24小时内，有关方面并未举行正式的新闻发布会，“第一新闻发言人”的身影迟迟未出现在此次事件之中。目前，国务院安委会已对该事故查处进行挂牌督办。
　　2016年《关于全面推进政务公开工作的意见》出台时，已要求对涉及特别重大、重大突发事件的政务舆情，要快速反应，最迟要在5小时内发布权威信息，在24小时内举行新闻发布会。之后不久，全国各地纷纷确定各级政府机关部门主要负责人是“第一责任人、第一解读人、第一发言人”。
　　“我不知道”，那谁知道？
　　“我觉得胡说、乱说的新闻发言人越来越少了，不说的新闻发言人倒是越来越多了。”几年前，教育部前新闻发言人、语文出版社社长王旭明曾指责新闻发言人们“集体不进攻，集体趴在底线上”。与西方职业化的新闻发言人不同，我国的第一新闻发言人常常是兼职身份。在一些领导干部眼中，属于一份“副职”，被掉以轻心。
　　2015年8月12日，天津东疆保税港区危险品仓库发生爆炸，天津就此事召开多次新闻发布会，第一次发布会就出状况。分管安全副市长未出席、安监部门没有官员出席。天津市滨海新区原区委副书记、区长张勇在回应危险品爆炸物和居民区距离时，说出了“还是蛮远的”雷人之语。
　　“下去问一下”“专家不在，我要与我的同事商量一下”“我不知道”“我不掌握”……这样的回答频频出自相关新闻发言人的口中，挑动公众在灾难发生后脆弱敏感的神经。甚至还有新闻发言人面对追问后直接起身离席。事实上，从新闻发言人们走进发布会现场的第一刻起，新闻发布会就已宣告开始，发言人的每一个动作、每一句话都受到审视。
　　北京市政府原副秘书长刘志在落马前最后的露面，是率队前往意大利参加米兰世博会北京周活动。期间他频频在媒体上亮相，还将“美丽北京，绽放世博”的活动主题误读为“定放世博”，全场愕然，丢人丢出国门。
　　最近，一名媒体工作者在参加某省文旅活动时，看到十几个地市分管文旅的副市长轮番发言。其中一名明显不太熟悉具体工作情况，直照着文旅局给他写好的讲话稿念。结果手下的人也没认真准备，把与他们合作的哔哩哔哩视频网站敲成了“哗哩哗哩”。“我们正在加强和哗哩哗哩的合作。”这名领导就硬生生地在电视台镜头面前出了洋相。
　　“还有把‘梨视频’说成‘桃视频’的。”该媒体人表示，在政务越发透明的当下，摆在领导干部面前的是“高速舆情、百变舆论、海量信息、有限经验”。从幕后到台前，领导干部作为机构和部门的“新闻发言人”身份越来越需要专业性。讲安全第一、过关第一的官话套话，在这个社交网络时代，只会更突显“台上缺同情同理，台下有信息焦虑”。

念“空话”早过时了

　　今年年初，新冠肺炎疫情突如其来，对全国各地各级各部门的新闻发言人来了一场突击测试，尤其是武汉的表现引人关注。但一开始湖北和武汉方面就被打得措手不及。新闻发布会上，“一把手”新闻发言人们信息发布迟缓、不规范佩戴口罩、关键数据误报等表现，加深了台下受众的信息焦虑和不安。
　　新闻发言人在台上的窘态，是背后整个团队的工作成效。作为全国新冠肺炎专家组中的传媒领域专家，中国传媒大学教授董关鹏在武汉抗疫期间负责指导了44场新闻发布会。“我确实了解到，疫情初期的前方有个别干部曾经出现了消极心态。”董关鹏透露，当时部分干部甚至萌生放弃或暂停每日发布的想法。
　　据他介绍，湖北省承担每日新闻发布相关任务的工作队伍恰好处于新老交替阶段，配备力量严重不足。湖北省委宣传部负责新闻发布的部门最初只有两三个人。武汉市委宣传部也是紧急协调文艺处、理论处等其它处室有经验的干部支持新闻发布。
　　相比之下，董关鹏所随行的国务院新闻办公室表现更显专业、从容。有专业评估报告说，2月12日之后的湖北发布会再未出现失误。
　　除了发布稿的准备工作，董关鹏每天在发布会前会给提前到场的发布人进行短暂的“技术辅导”。包括反复确认发布的事实、数字，反复推敲字句、措辞，充分准备每场发布会的技术环节。
　　照本宣科的念稿更已过时。“每周7天发布会，我们就有1天是武汉故事会、湖北故事会。”他后来总结，当时在准备发布会时，几乎每天都要跟各个区的宣传部和分管部门收集整理真实的故事。2月23日，国新办在武汉举行第三场新闻发布会。外卖骑手吴辉等5名普通工作者被请到台前，新闻发布会不再高高在上，公众参与性、多样性得以提升。
　　有人说，危机处理中的政府新闻发言人是政府形象的代言人，是政府和公众间的润滑剂，是政府公共危机的“政治避雷针”。照着稿子说空话套话、躲闪问题过时已久。

“站着开、说短话、讲干货”

　　有体制内人士告诉记者，“新闻舆论工作很重要、很受重视，新闻发言人制度已经是重要制度设计，越来越走向制度化、规范化、科学化。”近年来，许多地方除加强内部培训外，还搞模拟实战新闻发布会。
　　广东佛山三水区2013年就演练过一起拆迁引发4死11伤突发事件的新闻发布会。来自镇街、部门的40余名新闻官们分别饰演“官员”、“记者”与“评委”。从确立分组到模拟新闻发布会举办用时约一个星期，为准备专业问题请教了律师、记者。
　　“请问此次拆迁是否合法？如果合法，为什么政府迟迟不公布相关审批文件？”“听说事发时，副镇长曾要求现场工作人员砸破窗户，用砖头拍当事人的头，双方是否有发生肢体冲突？”现场问答火药味十足。不够投入、表情和动作不适宜、回避问题、回答不专业……点评组对“官员”组语言表述、面部神情、衣着打扮等方面进行了点评。
　　湖北恩施也曾举办全州新闻发言人培训班。州及各县市党委、政府新闻发言人，州直各部门新闻发言人，州直宣传文化系统负责人，州直、县市新闻网站和微信公众号负责人，州及县市理论中心负责人、评论员200多人参加培训。发言人没有与“记者”事前沟通，记者故意出一些难题。
　　据参与该培训的当地媒体记者介绍，面对台下的200多人和“记者”刁钻的提问，州水利局新闻发言人直言问题太尖锐，紧张冷场、答题出错。有学员告诉记者，虽然有官员出了“洋相”，但收获真不小。
　　通过新闻发言准确传达信息是回应群众和媒体呼声的重中之重。但一些领导干部却躲媒体、怕媒体，被媒体问一问就傻眼了。对此有人建议，“（政府新闻发言人）应该加强自身能力建设，培养自身的‘高媒商’。”同时，政府新闻发布会形式也要不断革新。
　　今年2月13日，在疫情防控工作最关键的阶段，安徽省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连续举办三场新闻发布会。与以往不同，新闻发言人全程站立发布信息、回答提问。发言人发布信息用时还不到8分钟。剩下的时间，全部留给记者提问。“站着开、说短话、讲干货”，这才是新闻发言人应有的态度。
　　6至7月，山东省3位省政府领导通过召开新闻发布会公开回应人民群众呼声。其中，7月20日，山东省属企业2020年上半年经济运行情况新闻发布会召开，发布会采取邀请国企董事长参加的新形式，正面回应国企合并重组所带来的影响，是近年来对该省国企改革说得最透的一次。有人总结说：“台上的人少了，但说的多了;开场白少了，但回答问题多了;书面语言少了，大白话多了。回避躲闪少了，直面矛盾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