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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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是一种协商治理模式,当前该机制已获得法律层面认可,但通过调研发现,实践中协商的启动、协商的进行、协商的保障都存在问题.从参与性、交互性、可获益性等角度考量,控辩协商制度还存在进一步完善的空间,尤其是量刑协商制度,将是今后试点改革的重点.未来须着力解决协商程序的客观要素、规范要素、制度要素等方面问题,从协商场景的建设、同步录音录像制度的推进以及值班律师阅卷制度的完善等方面加以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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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是一种协商治理模式,当前该机制已获得法律层面认可,但通过调研发现,实践中协商的启动、协商的进行、协商的保障都存在问题.从参与性、交互性、可获益性等角度考量,控辩协商制度还存在进一步完善的空间,尤其是量刑协商制度,将是今后试点改革的重点.未来须着力解决协商程序的客观要素、规范要素、制度要素等方面问题,从协商场景的建设、同步录音录像制度的推进以及值班律师阅卷制度的完善等方面加以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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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次盗窃”属于特殊类型的盗窃犯罪,其侵害的法益是值得刑法保护的财物,“次”是表面的构成要件要素,不能仅因嫌疑人盗窃财物达到“多次”的要求,即认为应受刑罚处罚.“多次盗窃”案件中的单个盗窃行为应是行政法意义上的行为,不包含已受或应受刑罚处罚的行为;该类盗窃行为的未遂形态是否应当被追究刑事责任,除应符合未遂犯罪的一般标准外,还应综合考虑被盗财物价值及嫌疑人是否具有其他情节.总之,对于“多次盗窃”案件中的轻微案件,检察机关应能动行使检察权,贯彻落实少捕慎诉慎押的刑事司法政策,明确罪与非罪的界限,捕与不捕的条件
新形势下,加强基层检察院建设十分必要.针对基层检察院建设存在的服务大局能力有欠缺、品牌创建动力不足、工作推进力度不够、队伍建设缺乏活力、市院对下指导不足、业绩考评设置不合理等六大问题,可以探索服务大局的一体推进模式、融合监督的品牌创建模式、重大法律监督事项的质效管理模式、队伍建设的全市统筹模式、数字检察的提质增效模式、业绩考评的质效导向模式等新路径,切实加强基层检察院建设.
对于合同欺诈行为,存在合同诈骗罪与民事欺诈的罪与非罪的重大区分,由于两者的行为方式高度相同,在司法实践中极易混淆.民事欺诈与刑事诈骗可从行为人的主观动机、行为指向、行为效果、侵犯的客体对象、非法占有的内容等方面加以区别,认定的关键在于非法占有目的.具体到对合同诈骗罪非法占有目的推定,应遵循客观真实、因果联系、主客观一致、重视反驳反证等原则,综合考察行为人的签约基础、履行行为、对取得财产的处置情况、相对人的认知情况、不履约的原因、违约后的态度等因素准确认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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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营经济和民营企业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具有重要地位和作用.检察机关在办理涉民营企业刑事案件时,需要通过个案深入分析案件的内在根源,在惩罚犯罪和保障企业合法权益之间找到平衡.检察机关应当树立依法平等保护理念,充分发挥法律监督职能作用,督促涉案企业合规建设,依法平等保护民营企业合法权益,服务保障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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