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茅盾曾言:“短篇小说主要是抓住一个富有典型意义的生活片断,来说明一个问题或表现比它本身广阔得多,也复杂得多的社会现象的。”这充分说明优秀短篇小说少不了创作主体的别出心裁和慧眼独具。但创作主体的匠心独运不是主体意念对文本叙述的强行控制,不是凌驾在叙述之上的问题意识和主体理念,而是艺术呈现的一种浑然天成,是创作主体的思想、意念、情感了无痕迹地融入到故事、命运、氛围的营构中。由此观之,陈海溶的《数数秘笈》还远未成熟。
首先,创作主体赋予小说的主题过于简单直白,缺乏深度的思想意蕴。《数数秘笈》中情节故事,人物爱情、命运的展开就是直接朝着创作主体所设定的思想题旨归趋。作家是以一种问题意识来引领自己的小说创作,意在揭示“数数的秘笈”,亦即国民经济统计的真相,引发人们对国民经济统计造假的批判与反思。为了揭示预设的主题,创作主体强行控制文本的叙述丝毫不能偏离预定的轨道,文本叙述无条件地服膺于主体意念的先行设置。因此,在阅读文本的时候,最大的阅读感受是:文本中的人物刘隽和王葭仅仅是作家思想理念表达的符号和载体,而缺乏自身性格逻辑的审美性展开和爱情、命运的生活性铺排。这样的小说创作不能说没有意义,但它的意义是有限的,往往只能停留在问题揭示的层面,对于问题的来龙去脉,对于问题的社会文化历史语境都没有作进一步的勘探。这有点类似于五四时期的“问题小说”,始于发现问题,终于揭示问题,没能在问题层面展开形而上的提升与追问。衡量一篇小说的美学价值,重要的并不是看题材本身,而是看创作主体对于题材所开掘的思想的深度。受限于作家的思想认知高度和文本叙述的艺术完成度,《数数秘笈》离“言简意深”还有相当的距离。
其次,在主体意念的控制下,文本叙述显得僵硬、生涩。短篇小说由于篇幅短小,小说叙述的起承转合如何取得圆融、恰切自然至关重要。这篇小说采用的是常见的上帝视角,全知全能。当然,采用何种视角并没有高低贵贱之分,只要符合文本表达的需要。问题是,这篇小说叙述的声音和腔调几乎是作家本人的,而非文本中的人物的。作家在很多时候代替文本中的人物感受生活、发表见解,这无疑就消解了小说人物的主体性地位,给人的感觉是创作主体在操控着人物的情感、命运和结局,而不是人物自身命运合乎逻辑的展开。小说中刘隽和王葭因为统计数据的造假而最终分道扬镳,当然这样的结局是主题表现的需要。叙述展开的过程并没有揭示刘隽“在虚实中苟延残喘“的灵魂矛盾和痛苦,而王葭十年来对刘隽的所作所为应该是清楚的,某种程度上她对刘隽的行为并没有太多的反感,而是一直心甘情愿地为他做事。她自己参与统计数据造假也不是一次两次了。由此,文本叙述对她内心的痛苦和挣扎没有在细节层面认真地展开。如此,文本叙述有意识地构造他们之间价值观或人生信念的冲突就缺乏充分的铺垫而直奔主题,这就不可避免地导致文本叙述的僵硬和生涩,缺乏水到渠成的流畅和自然。在创作主体预设的框架内,故事人物的形象难以呈现生活的复杂性、矛盾性、悖谬性和鲜活性,小说中人物的对话也是直奔主题,生活中两人的冲突除了生活信念的差异,并没有柴米油鹽的烟火气和爱情生活的温柔与缱绻,一看就知道这样的冲突设计是主体意念的有意为之。故事情节的推进也是在先行理念的牵引下机械地展开,开篇就将融城数据的坍塌和两人爱情的失败绑定在一起,然后分别从刘隽和王葭的视角交错而机械地演绎他们之间的爱情纠葛——不是生活事件告诉了你真相,而是这样的真相需要设置这样的生活事件。
另外,叙事话语的内在抵牾与失当也是主体意念凌驾叙述的结果。由于文本叙述是主体意念的推衍,故而文本叙述的话语自然按照主体意念呈现的方式进行,这是一种意念性叙述,而不是成熟的小说叙述话语,这就必然导致叙述意图和叙述效果的错位、失当甚或悖反。比如:创作主体试图通过景物的衰败来映衬刘隽的黯然的心绪,但刘隽回家后,后门菜园荒芜衰败的描写却显得突兀,似乎是硬性地楔入而缺乏自然的过渡和衔接。一些表现人物内心波澜起伏的话语更是让人啼笑皆非,貌似深刻富有哲理,实则大而无当、空洞和虚张声势。当王葭逃避刘隽时,刘隽心里很苦,文本叙述是这样的:“历史的巨轮滚滚向前,留下的都是无尽的痛苦和遗憾。为什么我刘隽一定要成全历史,毁灭自己!”试想,当一个人在处理个人情感问题时,需要这样宏大的历史视野和历史呼告吗?在表现王葭的心理感受时,文本也是这样叙述的:“王葭不得不自嘲:有谁不被历史压倒?有谁不向历史妥协?谁能?没有多少人?……我在历史中痛苦、挣扎,我不愿被历史抛弃,我也不愿抛弃历史。”我想,作家这样叙写的目的,主要是想通过这样的话语提升对小说人物心理的开掘,从而让小说题旨具有作家认为的心理深度和现实主义深度,但叙述效果适得其反,并不符合小说人物真实的心理和反应,只是创作主体的理念话语凌驾于人物之上的想当然的虚假叙述,其粗糙、失当自不待言。
应该说这篇小说的取材是有新意的,可惜的是创作主体用意念主宰了文本叙述,文本的叙述话语成了作家意念的话语呈现,其结果是作家的意念声音和文本中人物的声音相互龃龉而且凌乱不堪,创作主体代替小说中的人物去行动、去思考、去感悟,作家的意图和文本自身的叙述逻辑构成抵牾,如此,文本叙述的拧巴、蹩脚、生涩就无可避免了。
责任编辑 夏 群
首先,创作主体赋予小说的主题过于简单直白,缺乏深度的思想意蕴。《数数秘笈》中情节故事,人物爱情、命运的展开就是直接朝着创作主体所设定的思想题旨归趋。作家是以一种问题意识来引领自己的小说创作,意在揭示“数数的秘笈”,亦即国民经济统计的真相,引发人们对国民经济统计造假的批判与反思。为了揭示预设的主题,创作主体强行控制文本的叙述丝毫不能偏离预定的轨道,文本叙述无条件地服膺于主体意念的先行设置。因此,在阅读文本的时候,最大的阅读感受是:文本中的人物刘隽和王葭仅仅是作家思想理念表达的符号和载体,而缺乏自身性格逻辑的审美性展开和爱情、命运的生活性铺排。这样的小说创作不能说没有意义,但它的意义是有限的,往往只能停留在问题揭示的层面,对于问题的来龙去脉,对于问题的社会文化历史语境都没有作进一步的勘探。这有点类似于五四时期的“问题小说”,始于发现问题,终于揭示问题,没能在问题层面展开形而上的提升与追问。衡量一篇小说的美学价值,重要的并不是看题材本身,而是看创作主体对于题材所开掘的思想的深度。受限于作家的思想认知高度和文本叙述的艺术完成度,《数数秘笈》离“言简意深”还有相当的距离。
其次,在主体意念的控制下,文本叙述显得僵硬、生涩。短篇小说由于篇幅短小,小说叙述的起承转合如何取得圆融、恰切自然至关重要。这篇小说采用的是常见的上帝视角,全知全能。当然,采用何种视角并没有高低贵贱之分,只要符合文本表达的需要。问题是,这篇小说叙述的声音和腔调几乎是作家本人的,而非文本中的人物的。作家在很多时候代替文本中的人物感受生活、发表见解,这无疑就消解了小说人物的主体性地位,给人的感觉是创作主体在操控着人物的情感、命运和结局,而不是人物自身命运合乎逻辑的展开。小说中刘隽和王葭因为统计数据的造假而最终分道扬镳,当然这样的结局是主题表现的需要。叙述展开的过程并没有揭示刘隽“在虚实中苟延残喘“的灵魂矛盾和痛苦,而王葭十年来对刘隽的所作所为应该是清楚的,某种程度上她对刘隽的行为并没有太多的反感,而是一直心甘情愿地为他做事。她自己参与统计数据造假也不是一次两次了。由此,文本叙述对她内心的痛苦和挣扎没有在细节层面认真地展开。如此,文本叙述有意识地构造他们之间价值观或人生信念的冲突就缺乏充分的铺垫而直奔主题,这就不可避免地导致文本叙述的僵硬和生涩,缺乏水到渠成的流畅和自然。在创作主体预设的框架内,故事人物的形象难以呈现生活的复杂性、矛盾性、悖谬性和鲜活性,小说中人物的对话也是直奔主题,生活中两人的冲突除了生活信念的差异,并没有柴米油鹽的烟火气和爱情生活的温柔与缱绻,一看就知道这样的冲突设计是主体意念的有意为之。故事情节的推进也是在先行理念的牵引下机械地展开,开篇就将融城数据的坍塌和两人爱情的失败绑定在一起,然后分别从刘隽和王葭的视角交错而机械地演绎他们之间的爱情纠葛——不是生活事件告诉了你真相,而是这样的真相需要设置这样的生活事件。
另外,叙事话语的内在抵牾与失当也是主体意念凌驾叙述的结果。由于文本叙述是主体意念的推衍,故而文本叙述的话语自然按照主体意念呈现的方式进行,这是一种意念性叙述,而不是成熟的小说叙述话语,这就必然导致叙述意图和叙述效果的错位、失当甚或悖反。比如:创作主体试图通过景物的衰败来映衬刘隽的黯然的心绪,但刘隽回家后,后门菜园荒芜衰败的描写却显得突兀,似乎是硬性地楔入而缺乏自然的过渡和衔接。一些表现人物内心波澜起伏的话语更是让人啼笑皆非,貌似深刻富有哲理,实则大而无当、空洞和虚张声势。当王葭逃避刘隽时,刘隽心里很苦,文本叙述是这样的:“历史的巨轮滚滚向前,留下的都是无尽的痛苦和遗憾。为什么我刘隽一定要成全历史,毁灭自己!”试想,当一个人在处理个人情感问题时,需要这样宏大的历史视野和历史呼告吗?在表现王葭的心理感受时,文本也是这样叙述的:“王葭不得不自嘲:有谁不被历史压倒?有谁不向历史妥协?谁能?没有多少人?……我在历史中痛苦、挣扎,我不愿被历史抛弃,我也不愿抛弃历史。”我想,作家这样叙写的目的,主要是想通过这样的话语提升对小说人物心理的开掘,从而让小说题旨具有作家认为的心理深度和现实主义深度,但叙述效果适得其反,并不符合小说人物真实的心理和反应,只是创作主体的理念话语凌驾于人物之上的想当然的虚假叙述,其粗糙、失当自不待言。
应该说这篇小说的取材是有新意的,可惜的是创作主体用意念主宰了文本叙述,文本的叙述话语成了作家意念的话语呈现,其结果是作家的意念声音和文本中人物的声音相互龃龉而且凌乱不堪,创作主体代替小说中的人物去行动、去思考、去感悟,作家的意图和文本自身的叙述逻辑构成抵牾,如此,文本叙述的拧巴、蹩脚、生涩就无可避免了。
责任编辑 夏 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