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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从列宁的《论国家》出发，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探讨资本主义国家“异化”问题及扬弃路径。在资本主义社会，专制政治与人民相异化，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相异化，市民生活与公民政治生活相异化，这是资本主义制度的固有局限性。建立“自然状态”下“契约式”国家是一种理想，只有打破了市民社会结构，推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变革，才有可能从根本上解决资本主义国家的“异化”问题。
关键词：列宁;异化;历史唯物主义;市民社会;共产主义社会
中图分类号：B089.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2177（2021）15-0122-03
1919年，列宁发表了《论国家》的演讲，不仅对孟什维克，更对社会革命党人进行批判。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探讨资本主义国家“异化”问题及如何扬弃“异化”，以期对资本主义国家“异化”问题有深入的理解。
1 列宁的国家理论
在历史风云变幻中，从原始社会到阶级社会，国家的历史类型数次演变，列宁从国家的起源为切入点，分析了国家的类型，进而认清了国家的本质，国家理论应运而生。
1.1 国家的起源
在列宁看来，国家机构的特殊在于“一些集团对另一些集团的劳动的占有”[1]，同时，国家消亡的条件是世界上不再有剥削的可能[1]。在人类社会政治国家的演进中，社会主义必然走向共产主义，从国家形态过渡到完全的自治，从政治国家走向非政治国家，由必然王国渐进自由之国度。
1.2 国家的类型
在人类社会发展史上，从奴隶制国家到农奴制国家，再到资本主义国家，剥削形式不尽相同。随着社会生产力的进步，社会分工的出现，逐步出现了阶级分化。
奴隶制国家最早产生了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的对立。“奴隶主不仅占有一切生产资料，并且还占有人”[1]。在农奴制剥削阶级的国家，社会的主要矛盾变为农奴和农奴主、农民和地主之间的矛盾。在农奴制社会里，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是主要经济成分。农奴主对农奴采取劳役或实物地租的剥削方式，将农民被牢牢禁锢在土地上，但人身依附关系相对奴隶有所减弱。
资本主义国家以私有制经济为基础，资产阶级占统治地位，对无产者进行压榨和剥削。“两个必然”和“两个绝不会”，充分说明了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长期性和复杂性。
1.3 国家的本质
列宁指出，奴隶制国家的本质“是阶级压迫的机器”[1]。就农奴制国家的本质而言，仍然是统治者利用强有力的国家机器，采取强硬手段对绝大多数人进行统治。
资产阶级国家政权的实质是资产阶级专政。资本家通过资本逻辑，掌握资本权力，“对劳动农民群众和无产工人进行完全控制”[1]。国家的统治形式千差万别，但资本家把政权玩弄于股掌之中[1]。
“资本用国家的统治形式表现它的力量”[1]。但无论国家形式如何多样，“国家是阶级压迫的机器，是阶级服从的机器”[1]。如果我们不用钱生钱的逻辑，来理解资本主义时代肆意的资本扩张，就觉得行不通。马克思认为资本是“以太系统普照的光”，并用资本定义现代性逻辑。当今资本处在无定性无定型金融化的时候，缺乏原初马克思在实体经济中的本质性规定，但实际上不过是原初资本的极限化演绎。
2 资本主义国家的“异化”问题
异化即主体“自己否定自己”。在资本主义国家，专制政治与人民的“异化”、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异化”，以市民生活和政治生活相异化问题，是资本主义制度固有的弱点和缺陷所造成的。传统的马克思主义者认为，马克思主义在转型之后很少提及“异化”这一概念，“异化”是属于黑格尔客观唯心主义哲学的范畴。马克思把黑格尔唯心主义的“异化”概念，成功改造成为革命的无产阶级揭露资本主义剥削实质的理论武器。
2.1 专制政治与人民相“异化”
从政治层面上看，统治阶级对劳动人民进行专制统治。专制政治的“反人民性”使得统治阶级的统治蒙上了暴力色彩[2]。由于异化把社会本身当成思想的真正主体，使得异化对社会方方面面产生了深刻而广泛的影响。统治者为了麻醉人们，使其处于异化的境地而不自知，这就是专制政治与人民相“异化”，是统治者权力异化的典型表现。
正是统治集团对社会总体的技术控制，对社会进程的合理设计，使得压迫和剥削日益隐蔽化。社会进入新的阶段，统治上层被“管理层、联合企业、议会所代表”，而非竞争着的企业家。因此，极权政府是社会发展的产物，而非偶然出现。权力的异化掩盖了社会剥削的现实，专制政治的存在是对人民的否定，是对人性的压抑和摧残。在剥削阶级专制体制下，广大人民迫切要求推翻剥削阶级的统治。唯有推翻了敌对性的、压迫性的政治势力，推翻了这种异己的政治力量，才能实现人民当家做主的美好愿望，获得自身的解放和发展。
2.2 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相“异化”
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相异化，是资本主义私有制不可避免的产物。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相异化，是公共事务与私人事务以谁为中心的问题，是公共理性与个人任性选择的问题，是公共利益与私人利益谁占主导的问题，是公与私敌对斗争的问题。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具有二元性。公民通过日常的政治生活，表现出了其群体社会性的一面。但在市民生活中，却“局限于狭隘的私人利益”“脱离共同体”[3]。
对于法兰克福学派第一代核心领导霍克海默来说，包括工人在内的公民，不过是一群通过发表政论文章成为政党或社会服务组织的成员，经由参加选举等方式来表现他对现实的兴趣。但是这种方式被霍克海默仅仅视为一种“参与”，其结果“充其量只是对这些活动做些心理解释而已”。
因此，公民的介入也同樣基于对现存世界无条件的接纳的层面上，换句话说，大众首先承认已经存在的资本主义社会是好的，随后他们再以某种方式去参与社会中要求人们去做的一切。公民作为传统理论的思想主体，他们肯定资本主义社会的现实，他们的工作因此只是为了理解或阐释这个世界的合理性。 如果人们普遍以自我为中心，社会蜕变成“人人反对人人”的战场。在此种情况下，每个社会成员是相互矛盾的统一体。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作为单独个体的市民，其“私人性”“自私性”“非社会性”表现的更为充分。与之相反，其“公共性”“社会性”“无私性”表现的较为少见。资本主义社会中，人们的 “无私性”“社会性”是相对的、有条件的，“自私性”“非社会性”却是绝对的、无条件的。
2.3 人的政治生活与市民生活相“异化”
国家从宗教中解放出来，并不是现实的人从宗教中解放出来。在资本主义民主国家中，人所以还会信仰宗教“是由于政治生活和市民社会生活的二元性”[4]。宗教是市民社会精神的升华，人丧失了人的本质，所以才产生宗教幻觉。
资本主义大工业的发展，带来了文化的高度繁荣，看似为实现个人自由提供了充分的客观条件，但真正意义上的个人自由却未能实现。究其原因，并非客观条件不充分，而是由于一小部分垄断资本家人为地阻止自由民主的进一步实现。高度发达水平的经济与文化，不但没有被用来为人类谋取福利，反而被统治阶级所滥用，成为加强不合理统治的工具。
如此，政治生活“由于事件所迫“宣布自己只是一种手段”，其手段的目的是“通向市民社会生活”[4]。资产阶级所倡导的自由，一旦和政治生活发生利益冲突，其在理论上“只是人权的保证而已”[4]。可见，对普通公民来说，权利就不再称之为权利，所谓的人权只是有限的权利而已。在剥削阶级社会，人的政治生活和市民生活打上了阶级分化的烙印，二者的异化是社会矛盾的根源之一。
3 资本主义国家“异化”的扬弃
列宁认为，通过暴力革命的方式，推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变革，建立社会主义社会，实现无产阶级专政，才能真正解决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相异化的问题。建立“自然状态”下“契约式”国家是一种理想，只有打破了市民社会结构，推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变革，才有可能从根本上解决资本主义国家的“异化”问题。
3.1 建立“自然状态”下“契约式”国家
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中，交换平等的契约思想为社会所认可。以自由买卖契约为基础的社会，要“以自由契约的眼光”考察其与国家的关系[5]。考察人类所处的“自然状态”，是认识古典社会契约论的一把钥匙。
洛克所描述的“自然状态”是一种和平互助的理想状态。在“自然状态”下，人们按照自然法的規则，决定自己的行为方式，享有上天赋予的各种权利。“但是这种享有很不稳定，有不断受到别人侵犯的威胁”[6]。当立法者企图压制被统治阶级时，其便与人民处于敌对的矛盾状态。人们不得不“寻求上帝的庇护来抵制强暴”[6]。
法兰克福学派的“领头羊”霍克海默想通过“考察在没有国家的情况下，或者在“自然”国家里个人的行为方式——以便找到国家形成的原因”[7]。“社会契约是在恐惧和希望中产生的，是在我们的无边的侵犯欲望和无边的恐惧之间所达成的一种妥协”[7]。以个人利益为内核的社会契约国家，没有达到真正的普遍理性，一旦个人利益受到冲击，社会契约就会瓦解。在资本主义社会，资本家的贪婪本性，决定了建立“自然状态”下“契约式”国家只能是一种理想而已。
3.2 打破市民社会结构，走向共产主义社会
市民社会随着资本主义社会化大生产和交往逐步发展起来，市民社会组织是国家大厦的基石，是观念上层建筑的奠基[8]。资本主义国家“异化”问题产生的根源是社会化大分工，而社会化大分工是由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关系结构所决定的。国家内部的一切争斗，不过是“虚幻的共同体形式”下的矛盾升级[8]。
在马克思看来，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在所难免，即生产的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私人占用之间的矛盾。马克思应用黑格尔“异化”概念，分析商品中的人的劳动的二重化，人的劳动的物化，以及劳动产品与劳动者的对立化。整个资本主义社会，是人的劳动的产物。这个社会的一切商品，都是工人劳动的结果。但这个世界却是工人的对立物，商品反过来加强了资本对工人的统治。
一切商品在被工人制造出来之后，都成了工人不能支配的“客体”，它们甚至以直接违背工人意志的形式统治着工人自己。只有打破了市民社会结构，推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变革，才有可能从根本上解决资本主义国家的“异化”问题。
“西方马克思主义教父”卢卡奇以其敏锐的理论洞察力，把“异化”作为关键词，从而把马克思和黑格尔的理论实现了结合。卢卡奇认为，主体客体的真正现实的统一在于无产阶级自身成为商品。当劳动者成为劳动力，劳动力自身便成为商品，异化的现实使得自身转变为劳动者自身构筑的社会关系，即物与物构筑的商品关系。劳动者不仅是商品世界的构筑者，同时可能成为它的改变者，当劳动者认识到自身成为商品，并认识商品带来的人的生存的异化，那么就会产生无产阶级意识。
无产阶级的主体性决定了无产阶级必须以商品化的形式融入客体世界，这就达到了主客体统一。主客体统一，总体性完成，同一性完成。无产阶级是个肉身化存在，其能够认知自己所创造的世界，就能够理解自己所创造的世界，就能改造这个世界，就能对不合理不完美的东西提出意见，最终彻底改变世界。
4 结语
列宁通过分析剥削阶级国家的异化问题，指出专制政治“非人民性”“反人民性”的一面，由此引发激烈的阶级矛盾和阶级对抗。而这正是列宁提出的为什么一定要消灭剥削阶级专政，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原因。如果国家“不是实现我们党纲和苏维埃宪法所宣布的那些东西”“还是一部分人压迫另一部分的机器”，必将由推翻资本权力的那个阶级，即无产阶级“把这个机器夺过来”。摆脱政治压迫，也就摆脱了市民社会精致利己主义的枷锁。人们寻求政治解放，是从一种普遍的身体和心灵双重异化中求得解放。
如此，人们不仅能在政治领域，而且在市民社会生活中，自觉克服“自私性”，更多表现“无私性”。专制政治与人民相异化，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相异化，公民政治生活与市民生活相异化的问题得以克服。从而使人与人之间，人与社会之间建立一种和谐共存的关系，走向自由人的联合体。
参考文献
[1]列宁.列宁全集（第37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
[2]林锋.马克思（问题）与（导言）人类解放理论新探：兼评所谓“（问题）（导言）不成熟论”[J].东岳论丛，2011 （4）： 55-61.
[3][德]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42.
[4][德]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M].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5][美]约翰·麦克里兰.西方政治思想史[M].海南：海南出版社，2003：215.
[6][英]洛克.政府论（下卷）[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
[7][德]霍克海默.霍克海默集[M].渠东，付德根，译，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2004.
[8][德]马克思.费尔巴哈[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8.
关键词：列宁;异化;历史唯物主义;市民社会;共产主义社会
中图分类号：B089.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2177（2021）15-0122-03
1919年，列宁发表了《论国家》的演讲，不仅对孟什维克，更对社会革命党人进行批判。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探讨资本主义国家“异化”问题及如何扬弃“异化”，以期对资本主义国家“异化”问题有深入的理解。
1 列宁的国家理论
在历史风云变幻中，从原始社会到阶级社会，国家的历史类型数次演变，列宁从国家的起源为切入点，分析了国家的类型，进而认清了国家的本质，国家理论应运而生。
1.1 国家的起源
在列宁看来，国家机构的特殊在于“一些集团对另一些集团的劳动的占有”[1]，同时，国家消亡的条件是世界上不再有剥削的可能[1]。在人类社会政治国家的演进中，社会主义必然走向共产主义，从国家形态过渡到完全的自治，从政治国家走向非政治国家，由必然王国渐进自由之国度。
1.2 国家的类型
在人类社会发展史上，从奴隶制国家到农奴制国家，再到资本主义国家，剥削形式不尽相同。随着社会生产力的进步，社会分工的出现，逐步出现了阶级分化。
奴隶制国家最早产生了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的对立。“奴隶主不仅占有一切生产资料，并且还占有人”[1]。在农奴制剥削阶级的国家，社会的主要矛盾变为农奴和农奴主、农民和地主之间的矛盾。在农奴制社会里，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是主要经济成分。农奴主对农奴采取劳役或实物地租的剥削方式，将农民被牢牢禁锢在土地上，但人身依附关系相对奴隶有所减弱。
资本主义国家以私有制经济为基础，资产阶级占统治地位，对无产者进行压榨和剥削。“两个必然”和“两个绝不会”，充分说明了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长期性和复杂性。
1.3 国家的本质
列宁指出，奴隶制国家的本质“是阶级压迫的机器”[1]。就农奴制国家的本质而言，仍然是统治者利用强有力的国家机器，采取强硬手段对绝大多数人进行统治。
资产阶级国家政权的实质是资产阶级专政。资本家通过资本逻辑，掌握资本权力，“对劳动农民群众和无产工人进行完全控制”[1]。国家的统治形式千差万别，但资本家把政权玩弄于股掌之中[1]。
“资本用国家的统治形式表现它的力量”[1]。但无论国家形式如何多样，“国家是阶级压迫的机器，是阶级服从的机器”[1]。如果我们不用钱生钱的逻辑，来理解资本主义时代肆意的资本扩张，就觉得行不通。马克思认为资本是“以太系统普照的光”，并用资本定义现代性逻辑。当今资本处在无定性无定型金融化的时候，缺乏原初马克思在实体经济中的本质性规定，但实际上不过是原初资本的极限化演绎。
2 资本主义国家的“异化”问题
异化即主体“自己否定自己”。在资本主义国家，专制政治与人民的“异化”、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异化”，以市民生活和政治生活相异化问题，是资本主义制度固有的弱点和缺陷所造成的。传统的马克思主义者认为，马克思主义在转型之后很少提及“异化”这一概念，“异化”是属于黑格尔客观唯心主义哲学的范畴。马克思把黑格尔唯心主义的“异化”概念，成功改造成为革命的无产阶级揭露资本主义剥削实质的理论武器。
2.1 专制政治与人民相“异化”
从政治层面上看，统治阶级对劳动人民进行专制统治。专制政治的“反人民性”使得统治阶级的统治蒙上了暴力色彩[2]。由于异化把社会本身当成思想的真正主体，使得异化对社会方方面面产生了深刻而广泛的影响。统治者为了麻醉人们，使其处于异化的境地而不自知，这就是专制政治与人民相“异化”，是统治者权力异化的典型表现。
正是统治集团对社会总体的技术控制，对社会进程的合理设计，使得压迫和剥削日益隐蔽化。社会进入新的阶段，统治上层被“管理层、联合企业、议会所代表”，而非竞争着的企业家。因此，极权政府是社会发展的产物，而非偶然出现。权力的异化掩盖了社会剥削的现实，专制政治的存在是对人民的否定，是对人性的压抑和摧残。在剥削阶级专制体制下，广大人民迫切要求推翻剥削阶级的统治。唯有推翻了敌对性的、压迫性的政治势力，推翻了这种异己的政治力量，才能实现人民当家做主的美好愿望，获得自身的解放和发展。
2.2 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相“异化”
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相异化，是资本主义私有制不可避免的产物。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相异化，是公共事务与私人事务以谁为中心的问题，是公共理性与个人任性选择的问题，是公共利益与私人利益谁占主导的问题，是公与私敌对斗争的问题。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具有二元性。公民通过日常的政治生活，表现出了其群体社会性的一面。但在市民生活中，却“局限于狭隘的私人利益”“脱离共同体”[3]。
对于法兰克福学派第一代核心领导霍克海默来说，包括工人在内的公民，不过是一群通过发表政论文章成为政党或社会服务组织的成员，经由参加选举等方式来表现他对现实的兴趣。但是这种方式被霍克海默仅仅视为一种“参与”，其结果“充其量只是对这些活动做些心理解释而已”。
因此，公民的介入也同樣基于对现存世界无条件的接纳的层面上，换句话说，大众首先承认已经存在的资本主义社会是好的，随后他们再以某种方式去参与社会中要求人们去做的一切。公民作为传统理论的思想主体，他们肯定资本主义社会的现实，他们的工作因此只是为了理解或阐释这个世界的合理性。 如果人们普遍以自我为中心，社会蜕变成“人人反对人人”的战场。在此种情况下，每个社会成员是相互矛盾的统一体。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作为单独个体的市民，其“私人性”“自私性”“非社会性”表现的更为充分。与之相反，其“公共性”“社会性”“无私性”表现的较为少见。资本主义社会中，人们的 “无私性”“社会性”是相对的、有条件的，“自私性”“非社会性”却是绝对的、无条件的。
2.3 人的政治生活与市民生活相“异化”
国家从宗教中解放出来，并不是现实的人从宗教中解放出来。在资本主义民主国家中，人所以还会信仰宗教“是由于政治生活和市民社会生活的二元性”[4]。宗教是市民社会精神的升华，人丧失了人的本质，所以才产生宗教幻觉。
资本主义大工业的发展，带来了文化的高度繁荣，看似为实现个人自由提供了充分的客观条件，但真正意义上的个人自由却未能实现。究其原因，并非客观条件不充分，而是由于一小部分垄断资本家人为地阻止自由民主的进一步实现。高度发达水平的经济与文化，不但没有被用来为人类谋取福利，反而被统治阶级所滥用，成为加强不合理统治的工具。
如此，政治生活“由于事件所迫“宣布自己只是一种手段”，其手段的目的是“通向市民社会生活”[4]。资产阶级所倡导的自由，一旦和政治生活发生利益冲突，其在理论上“只是人权的保证而已”[4]。可见，对普通公民来说，权利就不再称之为权利，所谓的人权只是有限的权利而已。在剥削阶级社会，人的政治生活和市民生活打上了阶级分化的烙印，二者的异化是社会矛盾的根源之一。
3 资本主义国家“异化”的扬弃
列宁认为，通过暴力革命的方式，推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变革，建立社会主义社会，实现无产阶级专政，才能真正解决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相异化的问题。建立“自然状态”下“契约式”国家是一种理想，只有打破了市民社会结构，推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变革，才有可能从根本上解决资本主义国家的“异化”问题。
3.1 建立“自然状态”下“契约式”国家
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中，交换平等的契约思想为社会所认可。以自由买卖契约为基础的社会，要“以自由契约的眼光”考察其与国家的关系[5]。考察人类所处的“自然状态”，是认识古典社会契约论的一把钥匙。
洛克所描述的“自然状态”是一种和平互助的理想状态。在“自然状态”下，人们按照自然法的規则，决定自己的行为方式，享有上天赋予的各种权利。“但是这种享有很不稳定，有不断受到别人侵犯的威胁”[6]。当立法者企图压制被统治阶级时，其便与人民处于敌对的矛盾状态。人们不得不“寻求上帝的庇护来抵制强暴”[6]。
法兰克福学派的“领头羊”霍克海默想通过“考察在没有国家的情况下，或者在“自然”国家里个人的行为方式——以便找到国家形成的原因”[7]。“社会契约是在恐惧和希望中产生的，是在我们的无边的侵犯欲望和无边的恐惧之间所达成的一种妥协”[7]。以个人利益为内核的社会契约国家，没有达到真正的普遍理性，一旦个人利益受到冲击，社会契约就会瓦解。在资本主义社会，资本家的贪婪本性，决定了建立“自然状态”下“契约式”国家只能是一种理想而已。
3.2 打破市民社会结构，走向共产主义社会
市民社会随着资本主义社会化大生产和交往逐步发展起来，市民社会组织是国家大厦的基石，是观念上层建筑的奠基[8]。资本主义国家“异化”问题产生的根源是社会化大分工，而社会化大分工是由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关系结构所决定的。国家内部的一切争斗，不过是“虚幻的共同体形式”下的矛盾升级[8]。
在马克思看来，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在所难免，即生产的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私人占用之间的矛盾。马克思应用黑格尔“异化”概念，分析商品中的人的劳动的二重化，人的劳动的物化，以及劳动产品与劳动者的对立化。整个资本主义社会，是人的劳动的产物。这个社会的一切商品，都是工人劳动的结果。但这个世界却是工人的对立物，商品反过来加强了资本对工人的统治。
一切商品在被工人制造出来之后，都成了工人不能支配的“客体”，它们甚至以直接违背工人意志的形式统治着工人自己。只有打破了市民社会结构，推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变革，才有可能从根本上解决资本主义国家的“异化”问题。
“西方马克思主义教父”卢卡奇以其敏锐的理论洞察力，把“异化”作为关键词，从而把马克思和黑格尔的理论实现了结合。卢卡奇认为，主体客体的真正现实的统一在于无产阶级自身成为商品。当劳动者成为劳动力，劳动力自身便成为商品，异化的现实使得自身转变为劳动者自身构筑的社会关系，即物与物构筑的商品关系。劳动者不仅是商品世界的构筑者，同时可能成为它的改变者，当劳动者认识到自身成为商品，并认识商品带来的人的生存的异化，那么就会产生无产阶级意识。
无产阶级的主体性决定了无产阶级必须以商品化的形式融入客体世界，这就达到了主客体统一。主客体统一，总体性完成，同一性完成。无产阶级是个肉身化存在，其能够认知自己所创造的世界，就能够理解自己所创造的世界，就能改造这个世界，就能对不合理不完美的东西提出意见，最终彻底改变世界。
4 结语
列宁通过分析剥削阶级国家的异化问题，指出专制政治“非人民性”“反人民性”的一面，由此引发激烈的阶级矛盾和阶级对抗。而这正是列宁提出的为什么一定要消灭剥削阶级专政，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原因。如果国家“不是实现我们党纲和苏维埃宪法所宣布的那些东西”“还是一部分人压迫另一部分的机器”，必将由推翻资本权力的那个阶级，即无产阶级“把这个机器夺过来”。摆脱政治压迫，也就摆脱了市民社会精致利己主义的枷锁。人们寻求政治解放，是从一种普遍的身体和心灵双重异化中求得解放。
如此，人们不仅能在政治领域，而且在市民社会生活中，自觉克服“自私性”，更多表现“无私性”。专制政治与人民相异化，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相异化，公民政治生活与市民生活相异化的问题得以克服。从而使人与人之间，人与社会之间建立一种和谐共存的关系，走向自由人的联合体。
参考文献
[1]列宁.列宁全集（第37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
[2]林锋.马克思（问题）与（导言）人类解放理论新探：兼评所谓“（问题）（导言）不成熟论”[J].东岳论丛，2011 （4）： 55-61.
[3][德]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42.
[4][德]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M].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5][美]约翰·麦克里兰.西方政治思想史[M].海南：海南出版社，2003：215.
[6][英]洛克.政府论（下卷）[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
[7][德]霍克海默.霍克海默集[M].渠东，付德根，译，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2004.
[8][德]马克思.费尔巴哈[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