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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美国华裔文学的历史之根在于母国文化。但由于远离母国文化土壤，只能在西方语境下，通过历史的回忆来追溯心中的族裔之源。因此在美国华裔文学的作品往往较多地着墨于中国的历史文化典故与重大事件。本文将华裔文学不同发展阶段的代表作品作为切入点，通过对历史文本与文学文本的互文性解读，系统梳理华裔文学将东方历史在西方语境下重现的书写策略。
关键词：华裔文学 中国历史 互文性
一.文学与历史的互文性
美国华裔文学的历史最早可以追溯到19世纪中叶，到20世纪六七十年代才开始引起广泛关注。从最初的自传体小说开始，华裔文学的发展始终与中国历史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作为文化的重要载体，历史文本与文学文本相互联系、相互解释，呈现出一种开放性的互文特质。根据“互文”批评理论的提出者克里斯蒂娜的观点，“任何作品的文本都像许多行文的镶嵌品那样构成的，任何文本都是其它文本的吸收和转化”。文学作品也是主体对历史的一种补充和诠释，可以成为历史的考据。一直以来，探寻历史的足迹成为美国少数族裔文化身份建构的必要因素和手段。华裔文学在美国主流文化夹缝中生存并得以彰显很大一部分原因就是通过追溯历史，回忆过去来探寻自身的文化特征。并将自我的主体意识和感悟贯穿于文学作品之中，借以重新塑造华裔历史身份。
通过历史事件和传统文化的再现，华裔文学创作找到了新的突破口，文学作品与历史文本的交织，给华裔文学带来了突破的契机。尽管华裔作家大多属于第二代、三代移民，缺少在中国文化环境的成长经历，但他们通过自己的祖辈和各种渠道来重现华裔族群的历史记忆，并融入自身对历史文本的理解和阐释，将历史与现实有机的整合起来，令读者有耳目一新的感觉，为打破美国主流文化圈的壁垒做出了新的尝试。在这一过程中，几位著名华裔作家的代表作中均有对中国历史事件的互文性重现。
二.美国华裔文学对中国历史的重现
其中华裔文学扛鼎之人汤婷婷的成名作 《女勇士》 中借用了大量的中国历史传说。其中花木兰替父从军，岳母刺字等都是中国历史中耳熟能详的文化符号。汤婷婷打破了历史的藩篱，将现在与过去，现实与想象相结合，将一个全新的、富于斗争精神的现代女性形象展现在读者面前。汤婷婷并没有对中国历史文本全盘接受，而是赋予其自己的想象和改写。中国传统女性坚韧不拔、吃苦耐劳，克俭持家等优秀品质得以彰显，而忠君愚昧，逆来顺受，胆怯懦弱等刻板形象则被消弭。这种对历史文本的改写是汤婷婷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独特见解，面对美国主流文化的排斥，华裔移民往往以沉默和失语来默默接受，而《女勇士》中的“我”则继承了男子的“英雄气概”敢于挑战不公的压迫，发出自己的心声，这无疑是对以往苍白无力和委曲求全的华裔文学注入了一针强心剂。汤婷婷对于中国历史的扬弃为当时的美国华裔文学崛起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也引发了巨大的争议。历史文本到底应不应该按作者自己的意愿去重写，直到如今也是评论界一直争议不休的话题。但女勇士开创了华裔文学互文书写的先河，引起了美国主流文化的关注，为树立全新的华裔形象和华裔身份做出了有益的探索，也使其成为了华裔文学发展史上的一座里程碑式。她的另一部力作《中国佬》采用宏大叙事策略将华裔家族的历史完整展现出来，为被西方主流抹去的华裔历史记忆而发声。重述了华裔對美国社会的贡献以及所遭受的不公待遇。她在书中将中国历史文化，诸如武则天、女儿国等通过改写、戏仿等手段巧妙地移植到美国的土地上，塑造了具有先锋性格，勇敢顽强的华人形象。这部作品中有很多历史文本与文学文本互相引用和解释的互文特征，使读者对美国华裔的移民历史有了更深刻、更直观的理解。
继汤婷婷之后，华裔文学另一位重要人物谭恩美也将母国文化和历史事件重现于文学创作之中。在其代表作《喜福会》中对于抗日战争场景的叙述使读者体会到战争的残酷和人民遭受的苦难。尽管谭恩美对于那场艰苦卓越的抗战没有直观的经验，甚至对于远离中国文化的华裔来说，中国的抗日战争仅仅是二战中的一个名词而已，但小说通过母亲吴精美的回忆，以及后来与失散姐妹的重逢等细节，对于那段移民文化中缺失的历史做出了生动的注释。“一路上，逃难的人群中，不时传来日本人在血洗桂林的消息，那真是太可怕了。直到桂林失守的最后一天，国民党词严义正地表示，桂林是安全的，是受国军保护的。就在当天日本兵入侵桂林后，满街还散乱地丢弃着关于报告国军大捷的号外，而它们上边，则躺满着无辜者的尸体，就像砧板上的鱼一样，横七竖八的。他们多为女人、老人和小孩，真叫人惨不忍睹。” 谭恩美的小说中通过个人回忆重现那一段中华民族的血泪历史，尽管从她的角度无法窥探那场波澜壮阔的抗战全貌，书中对于下层普通百姓的理解和认识也带有偏颇，但母亲那种苦中作乐，险中求生的优秀品质也得到了淋漓尽致的体现。这段与文本史料的互文性书写，体现了作者本人观察历史的角度和认知，满足了非母语文化读者对于中国近代历史的好奇与渴望。小说最后，当“我”回到中国的故土，不禁感慨，“我终于看到属于我的那一部分中国血液了。呵，这就是我的家，那融化在我血液中的基因，中国的基因，经过这么多年，终于开始沸腾。”历史带来的骨肉分离最终在姐妹们深情的拥抱和对共同母亲的怀念中得以圆满解决。谭恩美对于历史的互文书写并没有过多的修饰，她以华裔的身份去解释那段历史也寓意只有寻找华裔共同的历史之根，才能真正地做到独立与自由。
历史事件不但能成为华裔文学的创作素材，也可以在作品中为主题服务，从而营造出一种不同于普通书写的厚重氛围。美国华裔作家哈金在小说《等待》中讲述了一名中国军医孔林与自己妻子经历十八年离婚的坎坷经历。故事发生在中国东北的农村，主人公在自己父母包办下，与并不相爱的女人结婚生子，后来又认识了在部队医院工作的漂亮女护士曼娜，并彼此产生好感。但由于部队的规定和家人的阻挠，他与妻子离婚的愿望始终无法实现。在分居十八年后才能单方面离婚的制度下，三人开始了漫长而又毫无希望的等待。当孔林终于等到了期盼已久的自由恋爱的果实，享受了短暂的欢愉之后，他却发现新的爱情其实也并不是那么的如意，而传统婚姻也并非一无是处，善解人意的原配妻子和女儿还在等着他回心转意，于是新的等待即将开始。故事发生在动荡不安的“文化大革命”期间，哈金没有过多描写政治斗争和意识形态分歧，而是通过普通人的婚姻纠葛来潜移默化地展开了一幅宏大的历史画卷，各式各样的人物粉墨登场，在历史的洪流中个人的命运和无奈生动地呈现在读者眼前。他对小人物的心理刻画和性格发展进行了细腻地描写，并将他们的命运与当时的历史背景紧密地联系起来。小说的主人公孔林在面对离婚的问题上所表现的软弱、无能与彷徨除了自身的性格使然外与当时的历史环境也是分不开的。“造反派在大城市武斗”“医院里的医生护士分成两派对政治路线争论不休”孔林劝曼娜不要参与任何一派，他们关心的只是自己的生活和感情，期待的是能够迅速终结与农村妻子那段名存实亡的婚姻。哈金对历史的“不关注”并不等同于抛弃历史，其实是对历史客观的一种尊重，他希望读者更好体会那种大时代背景下“小人物”的命运。哈金对待历史的的冷静和客观在其小说《战争垃圾》中表现的更为深刻。书中描写了1951年-1953年抗美援朝战争中一个普通战俘的经历。主人公俞元在战斗中被俘，他最大的愿望就是尽快摆脱那种作为俘虏好似废物般的生活，重返故土与家人团聚。但敌对势力为了分化战俘的团结公然挑起两派战俘之间的矛盾，甚至有恶棍用刀子等武器袭击选择返乡的战俘，并在他们身上刻上反动标语，蛊惑战俘去台湾，为国民党方面制造社会舆论。俞元对此非常反感，但也在一次冲突中昏迷并被人在身上刻下了反动标语，成为了他今后挥之不去的人生印记。《战废品》中对战俘营中普通中国士兵的生存境况与心理活动做了细致的描写，突出了战争对人性的摧残，并揭露了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对待我志愿军战俘的恶劣行径。哈金为了能够取得第一手资料，曾多次奔赴朝鲜半岛并访问了当时很多老兵。作为华裔作家，他的小说总是布局于历史的框架中，但同时视角又跳出历史之外，作为旁观者和记录者致力于描述历史洪流中个人的际遇和人性的挖掘。
三.结语
综上所述，文学文本与历史的互文性能够让读者更好地理解历史的全貌，恢复漂泊在外的华裔移民的种族记忆，从而树立自身的文化身份。没有历史就没有未来，尽管华裔文学对中国的历史有不同的态度和情结，但不可否认探寻华裔种族之根是华裔文学家的共同心声，也是他们能够在西方文化占有一席之地的重要保证。
参考文献
[1]张京媛.新历史主义与文学批评[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
[2][法]罗兰·巴尔特.历史的话语[A].李幼蒸，译.
[3]王瑾.互文性[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
[4]汤亭亭.女勇士[M].肖锁章，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0.
[5]吴冰.华裔美国文学的历史性[J].《外国文学研究》，2010，2.
关键词：华裔文学 中国历史 互文性
一.文学与历史的互文性
美国华裔文学的历史最早可以追溯到19世纪中叶，到20世纪六七十年代才开始引起广泛关注。从最初的自传体小说开始，华裔文学的发展始终与中国历史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作为文化的重要载体，历史文本与文学文本相互联系、相互解释，呈现出一种开放性的互文特质。根据“互文”批评理论的提出者克里斯蒂娜的观点，“任何作品的文本都像许多行文的镶嵌品那样构成的，任何文本都是其它文本的吸收和转化”。文学作品也是主体对历史的一种补充和诠释，可以成为历史的考据。一直以来，探寻历史的足迹成为美国少数族裔文化身份建构的必要因素和手段。华裔文学在美国主流文化夹缝中生存并得以彰显很大一部分原因就是通过追溯历史，回忆过去来探寻自身的文化特征。并将自我的主体意识和感悟贯穿于文学作品之中，借以重新塑造华裔历史身份。
通过历史事件和传统文化的再现，华裔文学创作找到了新的突破口，文学作品与历史文本的交织，给华裔文学带来了突破的契机。尽管华裔作家大多属于第二代、三代移民，缺少在中国文化环境的成长经历，但他们通过自己的祖辈和各种渠道来重现华裔族群的历史记忆，并融入自身对历史文本的理解和阐释，将历史与现实有机的整合起来，令读者有耳目一新的感觉，为打破美国主流文化圈的壁垒做出了新的尝试。在这一过程中，几位著名华裔作家的代表作中均有对中国历史事件的互文性重现。
二.美国华裔文学对中国历史的重现
其中华裔文学扛鼎之人汤婷婷的成名作 《女勇士》 中借用了大量的中国历史传说。其中花木兰替父从军，岳母刺字等都是中国历史中耳熟能详的文化符号。汤婷婷打破了历史的藩篱，将现在与过去，现实与想象相结合，将一个全新的、富于斗争精神的现代女性形象展现在读者面前。汤婷婷并没有对中国历史文本全盘接受，而是赋予其自己的想象和改写。中国传统女性坚韧不拔、吃苦耐劳，克俭持家等优秀品质得以彰显，而忠君愚昧，逆来顺受，胆怯懦弱等刻板形象则被消弭。这种对历史文本的改写是汤婷婷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独特见解，面对美国主流文化的排斥，华裔移民往往以沉默和失语来默默接受，而《女勇士》中的“我”则继承了男子的“英雄气概”敢于挑战不公的压迫，发出自己的心声，这无疑是对以往苍白无力和委曲求全的华裔文学注入了一针强心剂。汤婷婷对于中国历史的扬弃为当时的美国华裔文学崛起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也引发了巨大的争议。历史文本到底应不应该按作者自己的意愿去重写，直到如今也是评论界一直争议不休的话题。但女勇士开创了华裔文学互文书写的先河，引起了美国主流文化的关注，为树立全新的华裔形象和华裔身份做出了有益的探索，也使其成为了华裔文学发展史上的一座里程碑式。她的另一部力作《中国佬》采用宏大叙事策略将华裔家族的历史完整展现出来，为被西方主流抹去的华裔历史记忆而发声。重述了华裔對美国社会的贡献以及所遭受的不公待遇。她在书中将中国历史文化，诸如武则天、女儿国等通过改写、戏仿等手段巧妙地移植到美国的土地上，塑造了具有先锋性格，勇敢顽强的华人形象。这部作品中有很多历史文本与文学文本互相引用和解释的互文特征，使读者对美国华裔的移民历史有了更深刻、更直观的理解。
继汤婷婷之后，华裔文学另一位重要人物谭恩美也将母国文化和历史事件重现于文学创作之中。在其代表作《喜福会》中对于抗日战争场景的叙述使读者体会到战争的残酷和人民遭受的苦难。尽管谭恩美对于那场艰苦卓越的抗战没有直观的经验，甚至对于远离中国文化的华裔来说，中国的抗日战争仅仅是二战中的一个名词而已，但小说通过母亲吴精美的回忆，以及后来与失散姐妹的重逢等细节，对于那段移民文化中缺失的历史做出了生动的注释。“一路上，逃难的人群中，不时传来日本人在血洗桂林的消息，那真是太可怕了。直到桂林失守的最后一天，国民党词严义正地表示，桂林是安全的，是受国军保护的。就在当天日本兵入侵桂林后，满街还散乱地丢弃着关于报告国军大捷的号外，而它们上边，则躺满着无辜者的尸体，就像砧板上的鱼一样，横七竖八的。他们多为女人、老人和小孩，真叫人惨不忍睹。” 谭恩美的小说中通过个人回忆重现那一段中华民族的血泪历史，尽管从她的角度无法窥探那场波澜壮阔的抗战全貌，书中对于下层普通百姓的理解和认识也带有偏颇，但母亲那种苦中作乐，险中求生的优秀品质也得到了淋漓尽致的体现。这段与文本史料的互文性书写，体现了作者本人观察历史的角度和认知，满足了非母语文化读者对于中国近代历史的好奇与渴望。小说最后，当“我”回到中国的故土，不禁感慨，“我终于看到属于我的那一部分中国血液了。呵，这就是我的家，那融化在我血液中的基因，中国的基因，经过这么多年，终于开始沸腾。”历史带来的骨肉分离最终在姐妹们深情的拥抱和对共同母亲的怀念中得以圆满解决。谭恩美对于历史的互文书写并没有过多的修饰，她以华裔的身份去解释那段历史也寓意只有寻找华裔共同的历史之根，才能真正地做到独立与自由。
历史事件不但能成为华裔文学的创作素材，也可以在作品中为主题服务，从而营造出一种不同于普通书写的厚重氛围。美国华裔作家哈金在小说《等待》中讲述了一名中国军医孔林与自己妻子经历十八年离婚的坎坷经历。故事发生在中国东北的农村，主人公在自己父母包办下，与并不相爱的女人结婚生子，后来又认识了在部队医院工作的漂亮女护士曼娜，并彼此产生好感。但由于部队的规定和家人的阻挠，他与妻子离婚的愿望始终无法实现。在分居十八年后才能单方面离婚的制度下，三人开始了漫长而又毫无希望的等待。当孔林终于等到了期盼已久的自由恋爱的果实，享受了短暂的欢愉之后，他却发现新的爱情其实也并不是那么的如意，而传统婚姻也并非一无是处，善解人意的原配妻子和女儿还在等着他回心转意，于是新的等待即将开始。故事发生在动荡不安的“文化大革命”期间，哈金没有过多描写政治斗争和意识形态分歧，而是通过普通人的婚姻纠葛来潜移默化地展开了一幅宏大的历史画卷，各式各样的人物粉墨登场，在历史的洪流中个人的命运和无奈生动地呈现在读者眼前。他对小人物的心理刻画和性格发展进行了细腻地描写，并将他们的命运与当时的历史背景紧密地联系起来。小说的主人公孔林在面对离婚的问题上所表现的软弱、无能与彷徨除了自身的性格使然外与当时的历史环境也是分不开的。“造反派在大城市武斗”“医院里的医生护士分成两派对政治路线争论不休”孔林劝曼娜不要参与任何一派，他们关心的只是自己的生活和感情，期待的是能够迅速终结与农村妻子那段名存实亡的婚姻。哈金对历史的“不关注”并不等同于抛弃历史，其实是对历史客观的一种尊重，他希望读者更好体会那种大时代背景下“小人物”的命运。哈金对待历史的的冷静和客观在其小说《战争垃圾》中表现的更为深刻。书中描写了1951年-1953年抗美援朝战争中一个普通战俘的经历。主人公俞元在战斗中被俘，他最大的愿望就是尽快摆脱那种作为俘虏好似废物般的生活，重返故土与家人团聚。但敌对势力为了分化战俘的团结公然挑起两派战俘之间的矛盾，甚至有恶棍用刀子等武器袭击选择返乡的战俘，并在他们身上刻上反动标语，蛊惑战俘去台湾，为国民党方面制造社会舆论。俞元对此非常反感，但也在一次冲突中昏迷并被人在身上刻下了反动标语，成为了他今后挥之不去的人生印记。《战废品》中对战俘营中普通中国士兵的生存境况与心理活动做了细致的描写，突出了战争对人性的摧残，并揭露了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对待我志愿军战俘的恶劣行径。哈金为了能够取得第一手资料，曾多次奔赴朝鲜半岛并访问了当时很多老兵。作为华裔作家，他的小说总是布局于历史的框架中，但同时视角又跳出历史之外，作为旁观者和记录者致力于描述历史洪流中个人的际遇和人性的挖掘。
三.结语
综上所述，文学文本与历史的互文性能够让读者更好地理解历史的全貌，恢复漂泊在外的华裔移民的种族记忆，从而树立自身的文化身份。没有历史就没有未来，尽管华裔文学对中国的历史有不同的态度和情结，但不可否认探寻华裔种族之根是华裔文学家的共同心声，也是他们能够在西方文化占有一席之地的重要保证。
参考文献
[1]张京媛.新历史主义与文学批评[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
[2][法]罗兰·巴尔特.历史的话语[A].李幼蒸，译.
[3]王瑾.互文性[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
[4]汤亭亭.女勇士[M].肖锁章，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0.
[5]吴冰.华裔美国文学的历史性[J].《外国文学研究》，201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