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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产业政策是失败的，缺乏国际竞争力。必须削减低效的国有企业，给私有企业更多空间。
为了应对持续的经济放缓，中国政府似乎已经放松银行贷款。这种老把戏只是推迟了急需的结构性改革，反而留下了更大的通胀敞口。尽管近来的数据表明通胀相对温和，但中国还是面临严重的通胀挑战。
走出当前经济低迷的惟一途径就是结构性改革，大幅减税，促进家庭需求，提高企业竞争力。在更远的将来，中国必须削减低效的国有企业，给私有企业更多空间。只有充满竞争力的私有企业才能推动中国发展成为高收入经济体。
经济刺激恶化通胀
中国还没有改变供给主要依赖数量扩张，需求主要依赖政府投资和出口的局面。因为中国蓝领工人已经出现短缺，单纯依赖数量扩张，不提高生产率，只会导致通胀。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中国越来越依赖政府投资来支持需求。浪费随着依赖程度的增加而升级，成为推动通胀的力量。
不改革而仅仅实施货币刺激，只会给各种低效率产业提供资金维持增长。很明显这样会让通胀更加恶化。近年来通胀数据的下降部分程度上是由于油价和其他商品价格的下降造成的，这只是一个统计现象。大多数人仍然觉得通胀严重。随着油价回归，从货币到通胀的传导将会更快。
中国的银行业已经放宽了对大多数行业的贷款，但房地产开发领域迄今为止尚属例外。
贷款的增加可以防止对高库存的清算。任何经济的底线都是清算库存。这在中国尤为显著，因为库存常常是为了投机，从而常常高于最终需求量。
银行贷款的增加使得高库存的投机者可以继续维持库存，希望价格可以好转。这推迟了市场清算的过程。GDP数据可能看起来要比预期的乐观，但这并不是什么值得庆祝的事情。清算只是被推迟了，而非被清除了。
2012年的预算如果可以大幅削减税收，比如1万亿元人民币，本可以大幅促进经济增长。现在预算似乎只是维持现状。
中国企业深受高税收甚至是任意无常的税收之苦。世界银行指出，中国企业45％的劳动力成本流向了政府，这一比率比大多数发达国家的数值都要高。当然，企业会降低工资以抵消向政府交纳的税款。这是中国家庭需求疲软的重要原因。
一方面，通胀降低了家庭部门尤其是低收入人群增加消费的能力。近年来，食品价格翻番对低收入家庭冲击最大。另一方面，政府支出仍在无休止地继续。包括基础设施、房地产、国有企业资本性支出在内的中国经济的大部分需求，都由政府主导。市场主导的部分主要是家庭消费和出口，所占比例要小得多。
政府主导的需求显然是低效的。投资成本要比开发小项目的私有企业成本高20％至30%。向私有部门的收入再分配能够大幅提高经济效率。大规模减税原本可以冷却通胀，维持两年的增长。不幸的是，这个机会被错过了。
失败的产业政策
尽管减税可以支持一到两年的经济增长，但是，企业竞争力的提高才是促使中国公众提高收入的根本途径。数量扩张只能创造低水平的繁荣。
通过开发闲置的劳动力资源和自然资源，中国人均年收入增加到了5000美元。这是一个值得称赞的成就，但是也要看到中国是东亚最后一个达到这一标准的国家。战争和革命影响了中国的经济发展。过去30年的改革开放只是弥补先前浪费的时间。
在过去十年里，中国经济以美元计价翻了两番，已经成长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是，其他经历了这种繁荣发展的经济体都有很多知名的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企业，而比其他任何经济体的规模都要更大的中国在这方面却付之阙如。更糟糕的是，20世纪90年代曾经繁荣一时的很多企业现在已经衰败了，只能依靠国家支持或金融投机才能生存。
十年前，韩国三星电子和现代汽车并不比它们的中国同行强大多少。而现在，没有一家中国半导体企业能够与三星抗衡；同样，中国的汽车企业尽管频繁收购各种公司，但还是远远落在现代汽车之后。
三星电子从亚洲金融危机之后的奄奄一息中恢复元气。如果韩国政府没有对其施以援手的话，它很可能就在1998年消失了。它的主干业务是资本密集型的芯片制造业务。中国大约在同一时期进入芯片行业，如果应对有方，本来很有希望超过三星电子。毕竟当时中国也正在发展成为世界电子制造中心以及芯片需求中心。
十年后，中国实际上已经成为最大芯片需求国。但是三星和TCMC公司主导了中国市场。三星借助中国市场已经成为世界最好的电子企业，而中国的电子制造商还陷在价格竞争里，国内芯片制造企业规模都比较小，技术也相对落后。
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汽车市场。但是没有一家国内生产商能够在国内或国际市场上成为主要的竞争者。尽管大多数汽车都在中国制造，但关键零件都是进口的，因为国外企业希望保护其技术，防止中国学习。中国汽车行业结构失衡，供大于求，下游组装利润率低，而外国企业通过控制关键零部件和技术知识获取了高额利润。三大德国企业在这方面表现尤为出色，其大部分利润来自中国。
跨国企业已经针对中国实施了结构调整，将低端生产转移到中国，同时通过保护知识和技术来扩大其高端产品的生产。这种策略颇有成效。一些传统行业如汽车和化工产品在全球经济下滑期间盈利良好，它们在经济下行期本来应当经历大幅利润下跌。这是中国的市场和发展模式造成的。中国出售价格低廉的低端产品，为这些跨国公司输入原料，它们再通过高附加值和控制供应，以高价将产品卖给中国的买家。行业整合在这方面扮演了重要角色。其他大多数产业的情况与此类似。
全球化意味着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可以自己完成所有事情，一些产业难免会被外国企业主导。但是，中国是一个极端的例子，没有哪个国家能在几乎所有重要产业都被外国企业主导的情况下还能发展。外国企业的主导会让中国的繁荣变脆弱吗？
尽管有在各方面都很强势的发改委制定经济计划，中国还是出现了上述不利现象。这说明中国的产业政策是失败的。
合理扶植私有企业
中国的国有企业已经充分展示了其扩张能力，但是却缺乏发展技术和维持价格的能力。
20世纪90年代，中国曾经涌现出很多私有的电子产品，小商品和大宗商品企业，半导体产业也开始兴起。当时，中国大陆企业似乎有望超越韩国和台湾的同行，但结果恰恰相反。这要归咎于错误的激励和目标。
大多数中国私有企业都渴望上市，将上市本身视为奋斗目标，而非视为企业发展的工具。一旦上市以后，它们就沉迷于股票价格，采取各种方式推高股价。由此导致的短期行为，阻止了企业顺利成长。这就是中国私有企业每每在IPO后深陷困境的原因。
资产泡沫近年来也转移了私有企业的注意力。当房地产开发成为“快速致富”的途径时，很多私有企业便忽略自己的核心业务，将注意力放在房地产开发上，浪费了宝贵的时间来加入一场房地产泡沫，而韩国和台湾地区的企业则不断发展，节节攀升，最终将中国大陆企业远远甩在后面。
一个国家如果缺乏具备国际竞争力的企业，就很难获得发展。没有哪个国有企业能够成为具备国际竞争力的大企业。鉴于这一现实，中国必须调整其产业政策，为未来发展打好基础。
韩国的成功对中国颇具启示意义。韩国政府的确全力支持三星和现代的发展，但是，它们本来就是目标明确、高质量的私有企业。成功的产业政策应当把宝押在成功企业上，而不是押在像国有企业这样的弱势企业上。强大的私有企业和政府之间的合作才是有效的。
中国应当关注半导体产业。当前的产业政策是维持弱势企业的生存，这只是在浪费资金，而没有任何改善未来的前景。半导体产业可能很快就会升级。中国的小企业可能会更加没有竞争力。中国政府应当尽快决定中国是否要发展这一行业。如果答案是肯定的，就必须将资源投入给更有希望的私有企业。
地方政府的竞争造成了中国汽车产业的分散式发展。外国企业利用竞争将其国外开展的上游业务价格最大化，而国内企业常常更关注如何利用诸如免费土地使用权这样的政府激励政策，而不是关注产品的发展。
中国的产业政策是失败的。必须将资源用于培养拳头企业。在当前环境下，外国企业已经成为规模庞大的主导企业，应当采取必要的政府干预以保护国内企业的发展。必须尽快调整政策，抓住最后的机会。
为了应对持续的经济放缓，中国政府似乎已经放松银行贷款。这种老把戏只是推迟了急需的结构性改革，反而留下了更大的通胀敞口。尽管近来的数据表明通胀相对温和，但中国还是面临严重的通胀挑战。
走出当前经济低迷的惟一途径就是结构性改革，大幅减税，促进家庭需求，提高企业竞争力。在更远的将来，中国必须削减低效的国有企业，给私有企业更多空间。只有充满竞争力的私有企业才能推动中国发展成为高收入经济体。
经济刺激恶化通胀
中国还没有改变供给主要依赖数量扩张，需求主要依赖政府投资和出口的局面。因为中国蓝领工人已经出现短缺，单纯依赖数量扩张，不提高生产率，只会导致通胀。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中国越来越依赖政府投资来支持需求。浪费随着依赖程度的增加而升级，成为推动通胀的力量。
不改革而仅仅实施货币刺激，只会给各种低效率产业提供资金维持增长。很明显这样会让通胀更加恶化。近年来通胀数据的下降部分程度上是由于油价和其他商品价格的下降造成的，这只是一个统计现象。大多数人仍然觉得通胀严重。随着油价回归，从货币到通胀的传导将会更快。
中国的银行业已经放宽了对大多数行业的贷款，但房地产开发领域迄今为止尚属例外。
贷款的增加可以防止对高库存的清算。任何经济的底线都是清算库存。这在中国尤为显著，因为库存常常是为了投机，从而常常高于最终需求量。
银行贷款的增加使得高库存的投机者可以继续维持库存，希望价格可以好转。这推迟了市场清算的过程。GDP数据可能看起来要比预期的乐观，但这并不是什么值得庆祝的事情。清算只是被推迟了，而非被清除了。
2012年的预算如果可以大幅削减税收，比如1万亿元人民币，本可以大幅促进经济增长。现在预算似乎只是维持现状。
中国企业深受高税收甚至是任意无常的税收之苦。世界银行指出，中国企业45％的劳动力成本流向了政府，这一比率比大多数发达国家的数值都要高。当然，企业会降低工资以抵消向政府交纳的税款。这是中国家庭需求疲软的重要原因。
一方面，通胀降低了家庭部门尤其是低收入人群增加消费的能力。近年来，食品价格翻番对低收入家庭冲击最大。另一方面，政府支出仍在无休止地继续。包括基础设施、房地产、国有企业资本性支出在内的中国经济的大部分需求，都由政府主导。市场主导的部分主要是家庭消费和出口，所占比例要小得多。
政府主导的需求显然是低效的。投资成本要比开发小项目的私有企业成本高20％至30%。向私有部门的收入再分配能够大幅提高经济效率。大规模减税原本可以冷却通胀，维持两年的增长。不幸的是，这个机会被错过了。
失败的产业政策
尽管减税可以支持一到两年的经济增长，但是，企业竞争力的提高才是促使中国公众提高收入的根本途径。数量扩张只能创造低水平的繁荣。
通过开发闲置的劳动力资源和自然资源，中国人均年收入增加到了5000美元。这是一个值得称赞的成就，但是也要看到中国是东亚最后一个达到这一标准的国家。战争和革命影响了中国的经济发展。过去30年的改革开放只是弥补先前浪费的时间。
在过去十年里，中国经济以美元计价翻了两番，已经成长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是，其他经历了这种繁荣发展的经济体都有很多知名的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企业，而比其他任何经济体的规模都要更大的中国在这方面却付之阙如。更糟糕的是，20世纪90年代曾经繁荣一时的很多企业现在已经衰败了，只能依靠国家支持或金融投机才能生存。
十年前，韩国三星电子和现代汽车并不比它们的中国同行强大多少。而现在，没有一家中国半导体企业能够与三星抗衡；同样，中国的汽车企业尽管频繁收购各种公司，但还是远远落在现代汽车之后。
三星电子从亚洲金融危机之后的奄奄一息中恢复元气。如果韩国政府没有对其施以援手的话，它很可能就在1998年消失了。它的主干业务是资本密集型的芯片制造业务。中国大约在同一时期进入芯片行业，如果应对有方，本来很有希望超过三星电子。毕竟当时中国也正在发展成为世界电子制造中心以及芯片需求中心。
十年后，中国实际上已经成为最大芯片需求国。但是三星和TCMC公司主导了中国市场。三星借助中国市场已经成为世界最好的电子企业，而中国的电子制造商还陷在价格竞争里，国内芯片制造企业规模都比较小，技术也相对落后。
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汽车市场。但是没有一家国内生产商能够在国内或国际市场上成为主要的竞争者。尽管大多数汽车都在中国制造，但关键零件都是进口的，因为国外企业希望保护其技术，防止中国学习。中国汽车行业结构失衡，供大于求，下游组装利润率低，而外国企业通过控制关键零部件和技术知识获取了高额利润。三大德国企业在这方面表现尤为出色，其大部分利润来自中国。
跨国企业已经针对中国实施了结构调整，将低端生产转移到中国，同时通过保护知识和技术来扩大其高端产品的生产。这种策略颇有成效。一些传统行业如汽车和化工产品在全球经济下滑期间盈利良好，它们在经济下行期本来应当经历大幅利润下跌。这是中国的市场和发展模式造成的。中国出售价格低廉的低端产品，为这些跨国公司输入原料，它们再通过高附加值和控制供应，以高价将产品卖给中国的买家。行业整合在这方面扮演了重要角色。其他大多数产业的情况与此类似。
全球化意味着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可以自己完成所有事情，一些产业难免会被外国企业主导。但是，中国是一个极端的例子，没有哪个国家能在几乎所有重要产业都被外国企业主导的情况下还能发展。外国企业的主导会让中国的繁荣变脆弱吗？
尽管有在各方面都很强势的发改委制定经济计划，中国还是出现了上述不利现象。这说明中国的产业政策是失败的。
合理扶植私有企业
中国的国有企业已经充分展示了其扩张能力，但是却缺乏发展技术和维持价格的能力。
20世纪90年代，中国曾经涌现出很多私有的电子产品，小商品和大宗商品企业，半导体产业也开始兴起。当时，中国大陆企业似乎有望超越韩国和台湾的同行，但结果恰恰相反。这要归咎于错误的激励和目标。
大多数中国私有企业都渴望上市，将上市本身视为奋斗目标，而非视为企业发展的工具。一旦上市以后，它们就沉迷于股票价格，采取各种方式推高股价。由此导致的短期行为，阻止了企业顺利成长。这就是中国私有企业每每在IPO后深陷困境的原因。
资产泡沫近年来也转移了私有企业的注意力。当房地产开发成为“快速致富”的途径时，很多私有企业便忽略自己的核心业务，将注意力放在房地产开发上，浪费了宝贵的时间来加入一场房地产泡沫，而韩国和台湾地区的企业则不断发展，节节攀升，最终将中国大陆企业远远甩在后面。
一个国家如果缺乏具备国际竞争力的企业，就很难获得发展。没有哪个国有企业能够成为具备国际竞争力的大企业。鉴于这一现实，中国必须调整其产业政策，为未来发展打好基础。
韩国的成功对中国颇具启示意义。韩国政府的确全力支持三星和现代的发展，但是，它们本来就是目标明确、高质量的私有企业。成功的产业政策应当把宝押在成功企业上，而不是押在像国有企业这样的弱势企业上。强大的私有企业和政府之间的合作才是有效的。
中国应当关注半导体产业。当前的产业政策是维持弱势企业的生存，这只是在浪费资金，而没有任何改善未来的前景。半导体产业可能很快就会升级。中国的小企业可能会更加没有竞争力。中国政府应当尽快决定中国是否要发展这一行业。如果答案是肯定的，就必须将资源投入给更有希望的私有企业。
地方政府的竞争造成了中国汽车产业的分散式发展。外国企业利用竞争将其国外开展的上游业务价格最大化，而国内企业常常更关注如何利用诸如免费土地使用权这样的政府激励政策，而不是关注产品的发展。
中国的产业政策是失败的。必须将资源用于培养拳头企业。在当前环境下，外国企业已经成为规模庞大的主导企业，应当采取必要的政府干预以保护国内企业的发展。必须尽快调整政策，抓住最后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