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母”精神及“雌性”书写下的女人魅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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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严歌苓作为移民作家群落里的杰出代表,其作品无论是形式、风格和理念均能独树一帜。本文以《第九个寡妇》为文本解读,重点分析了严歌苓作品里所特有的“地母”精神以及“雌性”写作理念。
  关键词:严歌苓 《第九个寡妇》 地母 雌性
  作为新世纪华语女性文学的杰出代表、旅美作家严歌苓,无论是作品的内容还是形式,都创立了一个崭新的典范。在三十年的小说生涯里,因其特殊的成长背景和生存经历,严歌苓始终孜孜以求于女性主义的现代话语表达,并在西方思想背景的启蒙下,构建了一个又一个独具魅力、影响深远的女性形象。陈思和教授认为:“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海外华人作家的突出典范无疑就是严歌苓。她的小说创作对于中国当代文坛有着独特的艺术贡献,并在世界范围内取得了不凡的成就。”
  一直以来,严歌苓都专注于探索特殊时代背景下的女性困境,并对社会意识形态重压下女性曲折又不失传奇的生命经历有着颇为出色的描绘。从20世纪80年代的“‘文革’序列”,如《绿血》《白蛇》《雌性的草地》《一个女兵的悄悄话》;到20世纪90年代远渡美国后的“移民序列”,如《扶桑》《少女小渔》《无出路咖啡馆》;新世纪以来视角更为丰富独特的“个人序列”,如《小姨多鹤》《第九个寡妇》《一个女人的史诗》《金陵十三钗》等,严歌苓的叙事手法与文学风格已日臻完善。相较于“‘文革’时期”人际遭遇的刻骨椎心以及“移民时期”小人物艰难缝隙中的求生存,严歌苓新时期的作品更加不急于流露人物个体的爱憎,却依然触及到了宏大历史背后的更广阔层面。
  一、“地母”之神王葡萄
  (一)地母精神
  严歌苓作品中的女人大多出身底层、命运多舛,但自尊自爱、宽厚待人,即使生活再沉重劳苦,也能过得光彩照人。比如《一个女兵的史诗》《小顾艳情》等,低微平凡的女孩一旦置身爱河,就活脱成一条童话里的美人鱼,情至深处无法自拔,用纤柔和真切感化着爱慕的男人;又如《小姨多鹤》《扶桑》等,温柔女子极富自我担当的奉献精神,通过自我牺牲使男人的肉体和心灵一并得到救赎。其他诸多女性人物中,不管是广阔草域上的神秘犯小点,还是灰色国度里的“少妻”海云;无论西洋彼岸光彩照人的妓女扶桑,还是远涉澳洲的平凡女工小渔,她们身上无不流淌着一种质朴深厚的“雌性”血液:无私奉献而不求回报,宛如满目疮痍的世界里一剂春风良药;时而又流露出一种赤裸直接的肉体欲望:在与男性身体的碰撞融合以及对普泛伦理的本能对抗中,升华出一种极具个人色彩的情感解脱和奇特美感。这些动人的女性,如同中国《易经》里承载万物、泽被一切的“地势坤”卦符,也如西方道德中象征救赎与博爱的“圣母”形象。《第九个寡妇》中的女主角王葡萄更是这类女性的突出代表。陈思和曾指出,王葡萄是“中国底层的地母之神,其广纳一切的博爱以及厚德载物的宽厚,注定是这个世界难以替代的庇护伞”“地母处在弱势,却因为慈爱与仁厚,成为了宇宙万物的生之源流。她无言地忍耐一切侵辱,最终庇佑和拯救了整个世界。”这其中既涌动着原始的母性情怀,也散发着本能的情欲魅惑。严歌苓曾把这种独特的人格赋名为“雌性”,并做出如下阐释:“将女性转换成雌性,不仅事关社会学意义,更多的是突显其生物学、人类学的意指,这使得女性的容量更加广厚,也更为本质。”而在严歌苓所创造的一系列“地母”女性形象中,有着最为突出光芒的便是《第九个寡妇》里的王葡萄。
  (二)王葡萄
  自《少女小渔》以来,严歌苓所倾心表达的,全部关乎底层民众的骄傲与尊严,也许只有这些在温饱线上挣扎的人们,才会真正地不屑于与物质世界达成一致,或认命般地断了这种念头,于是傲骨便从粗糙的肌肤里支棱,人格也因纯粹和果决而随之发光发亮起来。而在《第九个寡妇》中,在“生坯子”王葡萄身上,则尽显底层民众这种以不变应万变之姿来对抗各类命运遭际、近乎无欲则刚的从容与镇定。当村民们深陷政治斗争的狂暴之中,接二连三地推翻这打倒那,“嘴巴子、舌根子、牙尖子全都使出恁大的力,充满了兴奋”的时候,王葡萄偏偏不明就里地扬声高问:“啥时候打井啊?打不出井,明年再旱,都喝马尿啊?”王葡萄不能也不愿理解各种政治道理,她唯一在乎的是“春播秋收,夏割冬藏”,并严格遵循土地自然生长所赋予的生存作息规律而辛苦奔忙。在《第九个寡妇》中,严歌苓的生活观和情爱观无不一一在王葡萄身上得以实现并成熟。王葡萄不仅仅是传递了一种底层生活态度,更是代表了民间底层那未被玷污的、真纯自然的生活理想。它好就好在,在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再庸常不过的生活暗流里,照样能够有滋有味地荡漾出些许波澜,有时甚至泛起浪花朵朵。就像《少女小渔》所述:“她(小渔)如抹布一般的个性,在包纳了各种脏秽和龃龉之后,却散发出了一道道粼粼的光泽。”而这些波澜和光泽,全与我们这沉重的肉身有关。王葡萄也是如此,在无愧于心地劳作和付出时,收获了一份份平实且难以抹去的春情。她的命运中一共走进了六位男性,分别是原配铁脑、琴师朱梅、兄长少勇、情夫冬喜、爱人春喜,以及作家老朴。但可惜的是,要么造化弄人,要么情势所迫,这些男人们没有一个能与她厮守。王葡萄既不怨天尤人,也从不撩拨过往的伤痛,只是将其当作生活之内的正常流程坦然面对。每次情欲的翻滚,她都遵照自己心中最坦白最自然的意愿流露,既不必压抑自己合乎情理的欲望而坠入传统道德的桎梏,更不会因为过度宣泄和放纵欲望而变为惹是生非、贞操尽丧的浅薄女子。她如此随遇而安地接受生活的各种曲折起伏,也就换来了命运再自然不过的随风而逝。王葡萄爱过不少男人,也被不少男人爱戴,而她一直以来所做的也只是奉献和给予。她如“地母”般厚重的爱人能力,不知挽救和升华了多少男人,正如严歌苓所说:“男人生来属于政治纷争、名利竞技的争夺,让他们像女人般温存善良、屈尊下就,无疑是扼杀他们的天性。男人只要刚直,这刚直本身即是最深沉的善良。而女人的善良,是对这个破损的世界里受伤男人们的最大弥补。”
  二、“雌性”书写的魅惑
  如严歌苓先前的小说作品《天浴》《扶桑》一样,《第九个寡妇》里的情欲描写仍旧占据着不少的空间,但作者显然不再只是一味地输送快感。严歌苓努力从身体出发的同时,建构的是“不容置疑的人性下的性爱”以及“最高的雌性”,从而创造出一种独特的“身体”写作话语。而该小说的美妙之处就在于,它既不避讳现实的强硬,也不夸大现实的不堪。当生之为人的欲望,并不会简单累及到尊严的堕落,却依旧是对人格的重树与生命的焕新,这可以说是《第九个寡妇》最难能可贵的地方了。严歌苓依靠这种独特的“雌性”书写方式,不仅超越了贫瘠的现实下精神的困顿与肉欲的粗糙,转而表达了对时代的思索以及对人性的反思,而且在众多女性形象的身体写作之外,创造了一个个伟大的“地母”形象,以此充分褒扬了蕴藏在女性身体深处,那高贵与圣洁的灵魂。   在《第九个寡妇》一连串的两性故事里,严歌苓在王葡萄这个旺盛恣肆的情欲主体身上,灌注了她对完美人格最为倾心的希望和理想。在王葡萄身上,女性完全听任自己质朴懵懂的情感流淌,以活泼恣肆的本真话语代替了革命历史的宏大叙事,突显了自在自为的个体生命的本真,并完成了对传统伦理纲常的固守与扬弃。王葡萄向来不去掩饰自己身体内正常涌动的肉体需求,因为她的纯真本性从未受到过摧折与压制。同时,她又深昧性爱关系之间的交互性,合理正视并掌控着自我欲望的宣泄,既不矫揉造作,又非恣意狂欢。她只是酣畅淋漓地体尝由性爱生发的单纯享受,同时也为对方带去情感的满足与生命的润泽。无论时局多么动荡,王葡萄的爱与舍都源自内心深处最纯真的情感,同时怀着颗最为朴素善良的内心去怜爱身边的每个男人。在严歌苓独特的身体写作下,王葡萄充分体认和感知着自我的存在,在一次次纵情身体的情爱之旅中,尽情展现一位女性从纯真到纯粹的魅惑,且这种“雌性”的魅惑使不同类型的男人都得到了抚慰与泽被。因此,王葡萄的仁厚之心超脱了人间一切庸常的利害之争,称得上是真正意义上的“仁爱”,如同“地母”一般,“无论经历了多么痛苦的践踏,始终无怨无悔地滋生出无穷无尽的养分,去滋润世间万物的生长。”
  三、结语
  在如今这个各类观念四处开花却不急于结果的社会中,越来越多的人倾向于躲至一隅自娱自乐,将个人经验肆无忌惮放大的同时,轻精神重物质的风气也愈演愈烈。与此相衬,文学创作也越来越注重直接化的感官享乐,各种“暴露文学”“身体写作”应运而生。在此情势下,严歌苓所特有的“雌性”写作方式则显得愈加难能可贵。她把“女性”降解至“雌性”的写作理念,既传递了对女性的深切关怀,也表达了对时代的独特反思,无疑是中国当代文学史上的一次进步。同时,她的笔触深至民间底层,描画了一个个卓越动人的“地母”女性形象——她们柔弱低微犹如脚下的土地,默默包蕴着人间的苦痛与凌辱,最终依靠宽厚广博的母性,铸就成为拯救世界的强者。这些不完美不快乐,但极具生命活力的女性,屡屡被严歌苓诠释得既平白如话,又激情暗涌。她们既能将自尊抹平,又在不愿张扬的羞辱里,过起另一番坦然自若的日子。王葡萄、小渔、扶桑、多鹤、田苏菲、金陵十三钗,这些女人如同镜像般,映射出不同时期中国底层女性的凄惶以及在特殊年代下身心一并糟践后的凛然和决然。她们那原始蓬勃的生命力极具时代感和永不褪色的现代性,伴着灵魂深处真挚动人的善良与坚强,一道组成了中国特定历史时期里最丰富、最复杂、最立体的文学女性画廊。在严歌苓特有的“地母”精神观照下的“雌性”书写里,这一个个动人的女性形象,毫无疑问穿越了时代桎梏、具有了永恒性的姿容,并随着岁月长河的流逝,愈发显现出无可比拟的魅惑力量。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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