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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井冈山根据地创建以后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各根据地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不断加强包括新闻法制在内的政权建设。本文拟对这段时间的新闻法制建设作一梳理，以供共和国新闻法制建设参考启示。
革命根据地不同时期的新闻法制
中国共产党成立伊始，就在党的“一大”通过的决议中明确提出出版物必须服从党的领导，必须贯彻党的路线。此后，党的有关文件除继续强调该原则外，还把争取新闻自由的斗争视为民主革命的重要内容。进入土地革命以后，中国共产党通过领导根据地政权将其不断上升为新闻法制。
土地革命时期的新闻法制。自“八七”会议至1933年下半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农武装开辟出10多块革命根据地，建立了工农民主政权，出台了旨在加强新闻工作的新闻法制。该时期的新闻法制主要体现在宪法性文件和惩治反革命条例中，专门的新闻法制并没有出现。
新闻自由在苏维埃中央政权和地方政权的宪法性文件中都有体现。在中央，由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修正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第10条规定了中华苏维埃政权的目的就是保障工农劳苦民众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的自由。在地方，地方苏维埃政权也规定了新闻自由，比如《江苏省苏维埃临时政纲》第8条规定：“确定人民有集会、结社、言论、出版、住居、罢工之绝对自由。”
新闻法制还体现在惩治反革命条例中。1934年4月8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公布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第2条规定反革命行为是：“一切图谋推翻或破坏苏维埃政府及工农民主革命所得到的权利，意图保持或恢复豪绅地主资产阶级的统治”。该条例列举了27项反革命行为，其中第10条、第12条、第13条与新闻传播活动有关。
抗日战争时期的新闻法制。抗日战争爆发后，各抗日根据地依据《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十大纲领》之“全国人民除汉奸外，皆有抗日救国的言论、出版、集会、结社及武装抗敌之自由”规定和国民政府的有关法令，除在惩治汉奸条例中规定新闻法制内容外，都在出台的有关施政纲领或专门人权条例中规定了新闻自由的内容。
施政纲领中规定新闻自由的内容具体情况是：《陕甘宁边区抗战时期施政纲领》（1939年4月）第8条、《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1941年5月）第6条、《晋冀鲁豫边区政府施政纲领》（1941年9月）第3条（丁）、《对于巩固和建设晋西北的施政纲领》（1942年10月）第4条、《晋察冀边区目前施政纲领》（1943年1月）第6条、《山东省战时施政纲领》（1944年2月）第3条（丙）等。
在专门人权条例中规定新闻自由的内容具体情况是：《山东省人权保障条例》（1940年11月）第4条第三款、《陕甘宁边区保障人权财权条例》（1942年2月）第2条、《晋西北保障人权条例》（1942年11月）第8条、《修正淮海区人权保障条例》第4条规定等。有的人权条例还以专章形式规定了新聞自由权，如《冀鲁豫边区保障人民权利暂行条例》（1941年11月）第三章。有的虽没有明确规定人民言论、出版自由权利的条款，但却有保障权利实现的内容，如《渤海区人权保障条例执行规则》（1943年2月）第2条即是例证。
解放战争时期的新闻法制。进入解放战争时期以后，各解放区继续在宪法性文件中规定了新闻法制内容。如《晋察冀边区行政委员会施政要端》（1945年9月）第2条、《苏皖边区临时行政委员会施政纲领》（1945年12月）第1条、《东北各省市（特别市）民主政府共同施政纲领》（1946年8月）第7条、《内蒙古自治政府施政纲领》（1947年4月）第6条、《华北人民政府施政方针》（1948年8月）“政治方面”第4条，等等。
此外，解放区政权还颁布了管理新闻事业的专门法规，如《北平市报纸、杂志、通讯社登记暂行办法》（1949年2月）和《华北人民政府新闻发布办法》（1949年6月）。它们的颁布，标志着党领导的根据地政权新闻法制的进步。
革命根据地时期新闻法制的主要特点
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根据地政权不同于中国历史上既有的任何政权类型。它创制的新闻法制也不同于以往政权出台的新闻法制。具体来说，主要表现在：
新闻自由权利主体范围的确定性。自晚清创制新闻法制以来，南京临时政府、袁世凯政府及北洋军阀政府、南京国民政府不但在其宪法和宪法性文件中规定了享有新闻自由权利的主体为人民，而且还在其出版法、报纸条例中频繁出现“人民”一词。但综观前述政府的新闻法制，均未对“人民”作出具体解释，没有明确说明“人民”具体指社会上的哪些人，使“人民”成为一个不确定的词语。正因为新闻自由权利主体“人民”的不确定，使得只有以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为基础的政府才能对新闻事业实行专制和独裁。
革命根据地时期新闻法制中虽也规定了新闻自由权利的主体为人民，但与前述政权所说的“人民”有着本质不同。这里所说的“人民”内容是确定的，而且随着民主革命任务的变化而有所变化。如《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规定“人民”的范围就是工农劳苦民众，而军阀、官僚、地主、豪绅、资本家、富农、僧侣及一切剥削人的人和反革命分子不属于“人民”的范围。进入抗日战争时期以后，抗日成为民主革命的主要任务，“人民”的范围也有所变化。所有赞成并参加抗日的、反对投降卖国的人都属于“人民”的范围，而投降卖国者都不属于“人民”的范围。解放战争时期，排除在“人民”之外的仅限于大地主、大官僚、大资产阶级和国民党反动派。“人民”外延的不断变化，决定着新闻自由权利主体范围的不同。
新闻自由权利切实实现的保障性。尽管袁世凯政府及其后的北洋军阀政府、南京国民政府都在根本大法中规定人民享有新闻自由权利，以标榜所谓的民主。但又通过具体法规、条令、命令、办法等加以限制，把民众的言论出版自由剥夺得一干二净。正如毛泽东指出：“背叛孙先生的不肖子孙，不是唤起民众，而是压迫民众，将民众的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思想、信仰和身体等项自由权利剥夺得干干净净”。①与“背叛孙先生的不肖子孙”不同，革命根据地的新闻法制则从法律上和物质上确保了新闻自由权利的实现。
早在土地革命时期，根据地时期的新闻法制就有了保障新闻自由权实现的规定。如《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第10条规定中华苏维埃政权“反对地主资产阶级的民主，主张工人农民的民主，打破地主资产阶级经济的和政治的权利，以除去反动社会束缚劳动者和农民自由的一切障碍，并用群众政权的力量，取得印刷机关（报馆、印刷所等）、开会场所及一切必要的设备，给予工农劳苦民众，以保障他们取得这些自由的物质基础；同时反革命的一切宣传和活动，一切剥削者的政治自由，在苏维埃政权下都绝对禁止。”此后，抗日根据地、解放区的民主政权都继受了该原则，切实使新闻自由权利在根据地得到实现，“人民的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思想、信仰和身体这几项自由，是最重要的自由。在中国境内，只有解放区是彻底地实现了。”②
新闻法制创立方式的特殊性。与晚清以来的新闻立法方式相比，根据地时期创制新闻法制的方式较为特殊。这种特殊主要表现在：
一是立法依据的特殊性。综观土地革命时期、抗日战争时期、解放战争时期的新闻立法依据均为中国共产党的纲领和政策。而晚清以来的其他新闻立法均在形式上以约法或宪法为依据。二是立法主体的特殊性。在中国共产党的纲领和政策指导下，各革命根据地结合实际制定适用于本根据地的新闻立法，有利于体现地方特色。有的在政权组织尚不完善的情况下，则以党的组织名义进行。而晚清以来的其他新闻立法则由国家立法机关统一进行。三是党的新闻政策的特殊性。党的新闻政策不属于新闻法制的范畴，但当时的新闻管理多依据党的新闻政策。党的新闻政策不但规范根据地的新闻事业，而且具有强制力，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已经起到法的作用。而其他政权的新闻立法则较为少见。
革命根据地时期新闻法制的现实意义
革命根据地时期的新闻法制已经成为历史。以史为鉴，它还具有如下几点现实意义。
它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新闻法制建设提供了历史渊源。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过程中，新闻法制建设也不断推进，内容涉及新闻事业的发展方向、公民的新闻权利、新闻事业的限制范围、新闻事业的管理等内容。可以说，我国新闻活动已经有法可依，但从法治的眼光来审视，作为效力位阶更高法律层面的《新闻法》、《出版法》等专门法尚未出台。尽管新闻界多次呼吁制定专门的《新闻法》，“然而，《新闻法》等专门的新闻传播法律至今仍处于呼吁和立法规划阶段，《新闻法》文稿至今还没有提交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出版法》文稿分别于1990年和1993年两次提交立法机构审议，但均未获通过。”③
当然，健全新闻法制并非制定《新闻法》、《出版法》等专门法即告完成，它需要根据《宪法》第35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制定一系列相配套的法律法规，形成较为完善的新闻法律体系。这个过程是较为漫长的。它需要从多方面着手准备条件。基于革命根据地时期政权与共和国政权的传承性，它的新闻法制可以直接为共和国新闻法制建设提供历史渊源。
它为法学学术研究提供了有益启示。在中国法学如何发展的问题上，专家学者提出了诸多不同的主张，并就此展开过激烈的论争。邓正来为此对“本土资源论”、“权利本位论”、“法条主义”、“法律文化论”等当代中国最具代表性的主张逐一进行了分析和批判。但对于“中国法律理想图景”，他拒绝用一种更为明确的方式来解释，而是用一句令人深思的話作了回答：“当我把你从狼口里拯救出来以后，请别逼着我把你又送到虎口里去。”④中国法学确实存在着诸多问题，但再多的雄辩与精彩的哲理思辨，都不能脱离社会实践这个基础。
革命根据地的新闻事业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民主政权下的新闻事业，是共和国新闻事业实践的前奏，是真实存在过的社会实践。这一时期的新闻法制是新闻史、法制史共同研究的对象，具有交叉学科的特点。就研究状况而言，新闻界已有陈建云的《中国当代新闻传播法制史论》、马光仁的《中国近代新闻法制史》等专题涉及该领域，而法学界整体来说则关注不够。这就启示我们，法学学术研究需要加强对专门领域实践的关注，以使研究更加具有针对性。
它为正确理解政策与法律的关系提供了实证。近代以来，政党这一新生事物力图通过自己的政策来影响立法，从而实现其自身的特殊利益，同时它又强调在社会控制中实行法治，倡导法律至上。因此，如何理解政策与法律的关系一直是学界研究的热点。
其实早在新中国成立前夕，政策与法律的关系在《中共中央关于废除国民党的六法全书与确定解放区的司法原则的指示》就已明确：“在人民的法律还不完备的情况下，司法机关的办事原则应该是：有纲领、法律、命令、条例、决议规定者，从纲领、法律、命令、条例、决议之规定；无纲领、法律、命令、条例、决议规定者，从新民主主义的政策。”但自1957年以后，政策与法律的关系开始走上曲折发展的道路，“政策是灵魂，法律是工具”逐渐成为强势理论。上世纪末我国确立了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但如何正确理解政策与法律的关系依旧有待进一步扩大群众基础。革命根据地新闻法制的立法模式为我们理解政策与法律的关系提供了历史实证。它启示我们要正确理解政策与法律的关系，不能仅进行理论上的思辨，还要从历史由来中理解它们的关系可以使我们理解现状的合理性。（本文是河南工业大学博士基金项目的成果，项目编号2009BS005）
注 释：
①②《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70页。
③陈建云：《中国当代新闻传播法制史论》，山东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246页。
④邓正来：《中国法学向何处去》（续），载《政法论坛》，2005（4）。
参考文献：
1.本文引文内容未标明出处的，均引自韩延龙、常兆儒编：《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根据地法制文献选编》第1~4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
2.《中国共产党新闻工作文件汇编》（全三册），新华出版社，1980年版。
3.马光仁：《中国近代新闻法制史》，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7年版。
（作者单位：河南工业大学）
编校：赵 亮
革命根据地不同时期的新闻法制
中国共产党成立伊始，就在党的“一大”通过的决议中明确提出出版物必须服从党的领导，必须贯彻党的路线。此后，党的有关文件除继续强调该原则外，还把争取新闻自由的斗争视为民主革命的重要内容。进入土地革命以后，中国共产党通过领导根据地政权将其不断上升为新闻法制。
土地革命时期的新闻法制。自“八七”会议至1933年下半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农武装开辟出10多块革命根据地，建立了工农民主政权，出台了旨在加强新闻工作的新闻法制。该时期的新闻法制主要体现在宪法性文件和惩治反革命条例中，专门的新闻法制并没有出现。
新闻自由在苏维埃中央政权和地方政权的宪法性文件中都有体现。在中央，由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修正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第10条规定了中华苏维埃政权的目的就是保障工农劳苦民众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的自由。在地方，地方苏维埃政权也规定了新闻自由，比如《江苏省苏维埃临时政纲》第8条规定：“确定人民有集会、结社、言论、出版、住居、罢工之绝对自由。”
新闻法制还体现在惩治反革命条例中。1934年4月8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公布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第2条规定反革命行为是：“一切图谋推翻或破坏苏维埃政府及工农民主革命所得到的权利，意图保持或恢复豪绅地主资产阶级的统治”。该条例列举了27项反革命行为，其中第10条、第12条、第13条与新闻传播活动有关。
抗日战争时期的新闻法制。抗日战争爆发后，各抗日根据地依据《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十大纲领》之“全国人民除汉奸外，皆有抗日救国的言论、出版、集会、结社及武装抗敌之自由”规定和国民政府的有关法令，除在惩治汉奸条例中规定新闻法制内容外，都在出台的有关施政纲领或专门人权条例中规定了新闻自由的内容。
施政纲领中规定新闻自由的内容具体情况是：《陕甘宁边区抗战时期施政纲领》（1939年4月）第8条、《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1941年5月）第6条、《晋冀鲁豫边区政府施政纲领》（1941年9月）第3条（丁）、《对于巩固和建设晋西北的施政纲领》（1942年10月）第4条、《晋察冀边区目前施政纲领》（1943年1月）第6条、《山东省战时施政纲领》（1944年2月）第3条（丙）等。
在专门人权条例中规定新闻自由的内容具体情况是：《山东省人权保障条例》（1940年11月）第4条第三款、《陕甘宁边区保障人权财权条例》（1942年2月）第2条、《晋西北保障人权条例》（1942年11月）第8条、《修正淮海区人权保障条例》第4条规定等。有的人权条例还以专章形式规定了新聞自由权，如《冀鲁豫边区保障人民权利暂行条例》（1941年11月）第三章。有的虽没有明确规定人民言论、出版自由权利的条款，但却有保障权利实现的内容，如《渤海区人权保障条例执行规则》（1943年2月）第2条即是例证。
解放战争时期的新闻法制。进入解放战争时期以后，各解放区继续在宪法性文件中规定了新闻法制内容。如《晋察冀边区行政委员会施政要端》（1945年9月）第2条、《苏皖边区临时行政委员会施政纲领》（1945年12月）第1条、《东北各省市（特别市）民主政府共同施政纲领》（1946年8月）第7条、《内蒙古自治政府施政纲领》（1947年4月）第6条、《华北人民政府施政方针》（1948年8月）“政治方面”第4条，等等。
此外，解放区政权还颁布了管理新闻事业的专门法规，如《北平市报纸、杂志、通讯社登记暂行办法》（1949年2月）和《华北人民政府新闻发布办法》（1949年6月）。它们的颁布，标志着党领导的根据地政权新闻法制的进步。
革命根据地时期新闻法制的主要特点
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根据地政权不同于中国历史上既有的任何政权类型。它创制的新闻法制也不同于以往政权出台的新闻法制。具体来说，主要表现在：
新闻自由权利主体范围的确定性。自晚清创制新闻法制以来，南京临时政府、袁世凯政府及北洋军阀政府、南京国民政府不但在其宪法和宪法性文件中规定了享有新闻自由权利的主体为人民，而且还在其出版法、报纸条例中频繁出现“人民”一词。但综观前述政府的新闻法制，均未对“人民”作出具体解释，没有明确说明“人民”具体指社会上的哪些人，使“人民”成为一个不确定的词语。正因为新闻自由权利主体“人民”的不确定，使得只有以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为基础的政府才能对新闻事业实行专制和独裁。
革命根据地时期新闻法制中虽也规定了新闻自由权利的主体为人民，但与前述政权所说的“人民”有着本质不同。这里所说的“人民”内容是确定的，而且随着民主革命任务的变化而有所变化。如《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规定“人民”的范围就是工农劳苦民众，而军阀、官僚、地主、豪绅、资本家、富农、僧侣及一切剥削人的人和反革命分子不属于“人民”的范围。进入抗日战争时期以后，抗日成为民主革命的主要任务，“人民”的范围也有所变化。所有赞成并参加抗日的、反对投降卖国的人都属于“人民”的范围，而投降卖国者都不属于“人民”的范围。解放战争时期，排除在“人民”之外的仅限于大地主、大官僚、大资产阶级和国民党反动派。“人民”外延的不断变化，决定着新闻自由权利主体范围的不同。
新闻自由权利切实实现的保障性。尽管袁世凯政府及其后的北洋军阀政府、南京国民政府都在根本大法中规定人民享有新闻自由权利，以标榜所谓的民主。但又通过具体法规、条令、命令、办法等加以限制，把民众的言论出版自由剥夺得一干二净。正如毛泽东指出：“背叛孙先生的不肖子孙，不是唤起民众，而是压迫民众，将民众的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思想、信仰和身体等项自由权利剥夺得干干净净”。①与“背叛孙先生的不肖子孙”不同，革命根据地的新闻法制则从法律上和物质上确保了新闻自由权利的实现。
早在土地革命时期，根据地时期的新闻法制就有了保障新闻自由权实现的规定。如《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第10条规定中华苏维埃政权“反对地主资产阶级的民主，主张工人农民的民主，打破地主资产阶级经济的和政治的权利，以除去反动社会束缚劳动者和农民自由的一切障碍，并用群众政权的力量，取得印刷机关（报馆、印刷所等）、开会场所及一切必要的设备，给予工农劳苦民众，以保障他们取得这些自由的物质基础；同时反革命的一切宣传和活动，一切剥削者的政治自由，在苏维埃政权下都绝对禁止。”此后，抗日根据地、解放区的民主政权都继受了该原则，切实使新闻自由权利在根据地得到实现，“人民的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思想、信仰和身体这几项自由，是最重要的自由。在中国境内，只有解放区是彻底地实现了。”②
新闻法制创立方式的特殊性。与晚清以来的新闻立法方式相比，根据地时期创制新闻法制的方式较为特殊。这种特殊主要表现在：
一是立法依据的特殊性。综观土地革命时期、抗日战争时期、解放战争时期的新闻立法依据均为中国共产党的纲领和政策。而晚清以来的其他新闻立法均在形式上以约法或宪法为依据。二是立法主体的特殊性。在中国共产党的纲领和政策指导下，各革命根据地结合实际制定适用于本根据地的新闻立法，有利于体现地方特色。有的在政权组织尚不完善的情况下，则以党的组织名义进行。而晚清以来的其他新闻立法则由国家立法机关统一进行。三是党的新闻政策的特殊性。党的新闻政策不属于新闻法制的范畴，但当时的新闻管理多依据党的新闻政策。党的新闻政策不但规范根据地的新闻事业，而且具有强制力，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已经起到法的作用。而其他政权的新闻立法则较为少见。
革命根据地时期新闻法制的现实意义
革命根据地时期的新闻法制已经成为历史。以史为鉴，它还具有如下几点现实意义。
它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新闻法制建设提供了历史渊源。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过程中，新闻法制建设也不断推进，内容涉及新闻事业的发展方向、公民的新闻权利、新闻事业的限制范围、新闻事业的管理等内容。可以说，我国新闻活动已经有法可依，但从法治的眼光来审视，作为效力位阶更高法律层面的《新闻法》、《出版法》等专门法尚未出台。尽管新闻界多次呼吁制定专门的《新闻法》，“然而，《新闻法》等专门的新闻传播法律至今仍处于呼吁和立法规划阶段，《新闻法》文稿至今还没有提交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出版法》文稿分别于1990年和1993年两次提交立法机构审议，但均未获通过。”③
当然，健全新闻法制并非制定《新闻法》、《出版法》等专门法即告完成，它需要根据《宪法》第35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制定一系列相配套的法律法规，形成较为完善的新闻法律体系。这个过程是较为漫长的。它需要从多方面着手准备条件。基于革命根据地时期政权与共和国政权的传承性，它的新闻法制可以直接为共和国新闻法制建设提供历史渊源。
它为法学学术研究提供了有益启示。在中国法学如何发展的问题上，专家学者提出了诸多不同的主张，并就此展开过激烈的论争。邓正来为此对“本土资源论”、“权利本位论”、“法条主义”、“法律文化论”等当代中国最具代表性的主张逐一进行了分析和批判。但对于“中国法律理想图景”，他拒绝用一种更为明确的方式来解释，而是用一句令人深思的話作了回答：“当我把你从狼口里拯救出来以后，请别逼着我把你又送到虎口里去。”④中国法学确实存在着诸多问题，但再多的雄辩与精彩的哲理思辨，都不能脱离社会实践这个基础。
革命根据地的新闻事业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民主政权下的新闻事业，是共和国新闻事业实践的前奏，是真实存在过的社会实践。这一时期的新闻法制是新闻史、法制史共同研究的对象，具有交叉学科的特点。就研究状况而言，新闻界已有陈建云的《中国当代新闻传播法制史论》、马光仁的《中国近代新闻法制史》等专题涉及该领域，而法学界整体来说则关注不够。这就启示我们，法学学术研究需要加强对专门领域实践的关注，以使研究更加具有针对性。
它为正确理解政策与法律的关系提供了实证。近代以来，政党这一新生事物力图通过自己的政策来影响立法，从而实现其自身的特殊利益，同时它又强调在社会控制中实行法治，倡导法律至上。因此，如何理解政策与法律的关系一直是学界研究的热点。
其实早在新中国成立前夕，政策与法律的关系在《中共中央关于废除国民党的六法全书与确定解放区的司法原则的指示》就已明确：“在人民的法律还不完备的情况下，司法机关的办事原则应该是：有纲领、法律、命令、条例、决议规定者，从纲领、法律、命令、条例、决议之规定；无纲领、法律、命令、条例、决议规定者，从新民主主义的政策。”但自1957年以后，政策与法律的关系开始走上曲折发展的道路，“政策是灵魂，法律是工具”逐渐成为强势理论。上世纪末我国确立了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但如何正确理解政策与法律的关系依旧有待进一步扩大群众基础。革命根据地新闻法制的立法模式为我们理解政策与法律的关系提供了历史实证。它启示我们要正确理解政策与法律的关系，不能仅进行理论上的思辨，还要从历史由来中理解它们的关系可以使我们理解现状的合理性。（本文是河南工业大学博士基金项目的成果，项目编号2009BS005）
注 释：
①②《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70页。
③陈建云：《中国当代新闻传播法制史论》，山东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246页。
④邓正来：《中国法学向何处去》（续），载《政法论坛》，2005（4）。
参考文献：
1.本文引文内容未标明出处的，均引自韩延龙、常兆儒编：《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根据地法制文献选编》第1~4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
2.《中国共产党新闻工作文件汇编》（全三册），新华出版社，1980年版。
3.马光仁：《中国近代新闻法制史》，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7年版。
（作者单位：河南工业大学）
编校：赵 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