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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议会化、与多数社会民主党合作为立宪方向；同时通过解除管制和马克贬值来振兴德国商业贸易，哪怕面临着通货膨胀加剧的风险。”这是一战刚结束时德国制定的经济复苏战略。谁想一语成谶，这个计划美好的前半部分顷刻间化作镜花水月，而通胀的风险却实实在在地到来。
关于德国二战前后的历史著述，汗牛充栋。为中国读者所熟知者，有美国记者威廉·夏伊勒撰写的《第三帝国的兴亡》、《柏林日记》等书。不过，妄图仅仅通过一两本书全面了解那段历史，尤其是纳粹上台的历史原因，只能称为一种历史的幼稚症。包括我即将向大家介绍的这本《纸与铁》，也仅仅为我们提供解读那段历史的视角一种。有心的读者需要通阅关于德国二战历史的各种书籍，然后或能得出一个较为客观的答案。我想，不但是德国史，我们对待任何一段历史都应该保持这样的态度。
说回《纸与铁》。这是英国经济史家尼尔·弗格森的著作。弗格森是经济史界著名的“报告文学家”，擅长把枯燥的经济史写得饶有兴味、层次分明。他在经济学上的专业性或许不如经济学科班出身的学者，但其敏感的历史意识，让他常能将经济分析带入重大历史事件当中，道出一般经济学家所不能道。此书正是从这样的角度为读者分析了纳粹上台的经济原因。
先从题目讲起，这本书名叫“纸与铁”，它让人自然联想到了德国名相俾斯麦的“铁与血”演说。俾斯麦在1862年9月在会议中答复资产阶级想建立宪君主制的要求时有段名言：“当前的种种重大问题不是演说词与多数议决所能解决的——这正是1848年及1849年所犯的错误——要解决它只有用铁与血。”在20世纪30年代，希特勒也在亢奋的德国公众面前重复过同样激情洋溢的演说。只是物换星移，昔日的普鲁士已为魏玛共和国取而代之，令德国人焦虑不已的问题也换成了恶性通货膨胀，“铁与血”的历史诘问让位给了“纸与铁”（纸币与实体经济）的经济困境。
通货膨胀本身并不稀奇，人类社会自古有之。但几何级数的恶性通胀，可谓现代纸币经济体系的一大毁灭性“发明”。一般来说，通货膨胀率在100%以上时，被称为超级通货膨胀。但恶性通货膨胀是一种完全无法控制的通货膨胀，其程度更为恶劣，最后往往导致经济崩溃、政治解体等无可挽回的局面。
据统计，德国的货币供应量在一次世界大战前约为60亿马克，战时快速增长，至1918年一战结束时已高达284亿马克，增加了三倍多，通胀问题初露端倪。但仅仅如此，还算不上恶性通胀。经济学家弗里德曼有一个著名论断：“通货膨胀无论何时何地，总是一种货币现象。”但如果沿着弗里德曼的话探究下去，我们还会追问：在20世纪30年代的德国，货币供应缘何会陡然增加？作为货币现象的通胀又是如何导致了德国的政治思潮的变革？政治变革又怎样引发了纳粹的上台？尼尔·弗格森在书中提出了他的观点，他认为：通胀是当时德国政府大幅增加财政支出的直接后果，“为了融资，不仅扩大了公共债务规模而且扩大了货币供给，甚至为货币无限增长创造了空间。”
一战后签订的《凡尔赛和约》让战败国德国背上了沉重的债务，加上德国在战后损失了鲁尔工业区这样的经济命脉，工业生产值倒退回19世纪末叶水平，城市经济受到重挫，一时难以恢复元气。战后德国国内时局动荡，暴乱频发，眼看着就要还不起巨额战争赔款，因此，德国政府走投无路之下只好铤而走险，大量发行纸币，迫使马克汇率贬值，增加出口，并通过财政赤字政策刺激经济。此外，政府资助企业提高薪酬的补助增加，但失业人员依旧在增多，住房补贴、食品补贴等等各项补贴开支不断增大，“补贴项目一旦启动，就很难再停下来”，福利开支成为当时德国的一大财政黑洞。总而言之，货币超发、公共开支过大、高额赔款可以说是1920年代德国恶性通货膨胀的直接诱因。
德国人事先并没有预估到事态竟会如此不可收拾。“以议会化、与多数社会民主党合作为立宪方向；同时通过解除管制和马克贬值来振兴德国商业贸易，哪怕面临着通货膨胀加剧的风险。”这是一战刚结束时德国制定的经济复苏战略。谁想一语成谶，这个计划美好的前半部分顷刻间化作镜花水月，而通胀的风险却实实在在地到来。这难道仅仅是一种偶然吗？弗格森认为，当时的德国内忧外困，处境艰难，政府除了用财政赤字和货币贬值的策略来应付当时的困境之外，似乎也找不出更好的办法。
德国人的愿望很美好，残酷的现实却把他们美好的愿望彻底击碎。然而，这个“复兴德国”的美好愿望有着一个让人忧虑的内核——社民主义。有不少人认为纳粹的上台是反犹太主义在作祟，其实不然。犹太人自古在欧洲名声欠佳，古时从事经商和放高利贷，近世满世界煽动政治革命，因此常处于人们的猜忌之中。就连法国革命时期的思想家伏尔泰也对犹太人不抱好感。换句话说，欧洲对于犹太人的抵触情绪长期存在，但却很少像纳粹德国时期那样，上升拔高到国家政治层面。为什么在那个时期鼓吹“反犹”的纳粹党会获得言论市场并成功上台呢？弗格森在书中所论及的“恶性通胀”只是为这段历史搭了一座经济的台，真正上台唱戏的是政治上的社民主义。
众所周知，德国在政治体制上长期落后于英法等欧洲强国，民主进程缓慢。当年的普鲁士王国奉行先军政治和国家主义，这对20世纪的德国政治文化产生了持续而深刻的影响。而在这个时期，也是马克思的政治思想风靡欧洲的时期。德国境内成立了不少像是“社会民主工党”这类具源自马克思政治理论并且宣称代表工人阶级的政党。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纳粹党），便是其中之一。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鼓吹建设“有德意志特色的社会主义”，其特色，在于将民族主义与社会主义杂糅，宣称在德国实现伟大复兴的进程中暗中搞破坏的是犹太人。这很巧妙地为德国政府货币超发捅出来的篓子找到了一个替罪羊。
如果说希特勒的第三帝国是一场戏，那么通胀就是导演。德国的历史经验说明，政府用通货膨胀来医治国家的“经济病症”之举无异于饮鸩止渴。尽管恶性通胀不一定会导致纳粹的兴起，但在一个国家主义思维盛行、人民受愚弄、民族主义情绪强烈的国家，恶性通胀带来的一系列连锁反应或许就会招致纳粹主义，“纸与铁”的破灭终究会让“铁与血”的恐怖重回政治舞台。（据经济观察网）
关于德国二战前后的历史著述，汗牛充栋。为中国读者所熟知者，有美国记者威廉·夏伊勒撰写的《第三帝国的兴亡》、《柏林日记》等书。不过，妄图仅仅通过一两本书全面了解那段历史，尤其是纳粹上台的历史原因，只能称为一种历史的幼稚症。包括我即将向大家介绍的这本《纸与铁》，也仅仅为我们提供解读那段历史的视角一种。有心的读者需要通阅关于德国二战历史的各种书籍，然后或能得出一个较为客观的答案。我想，不但是德国史，我们对待任何一段历史都应该保持这样的态度。
说回《纸与铁》。这是英国经济史家尼尔·弗格森的著作。弗格森是经济史界著名的“报告文学家”，擅长把枯燥的经济史写得饶有兴味、层次分明。他在经济学上的专业性或许不如经济学科班出身的学者，但其敏感的历史意识，让他常能将经济分析带入重大历史事件当中，道出一般经济学家所不能道。此书正是从这样的角度为读者分析了纳粹上台的经济原因。
先从题目讲起，这本书名叫“纸与铁”，它让人自然联想到了德国名相俾斯麦的“铁与血”演说。俾斯麦在1862年9月在会议中答复资产阶级想建立宪君主制的要求时有段名言：“当前的种种重大问题不是演说词与多数议决所能解决的——这正是1848年及1849年所犯的错误——要解决它只有用铁与血。”在20世纪30年代，希特勒也在亢奋的德国公众面前重复过同样激情洋溢的演说。只是物换星移，昔日的普鲁士已为魏玛共和国取而代之，令德国人焦虑不已的问题也换成了恶性通货膨胀，“铁与血”的历史诘问让位给了“纸与铁”（纸币与实体经济）的经济困境。
通货膨胀本身并不稀奇，人类社会自古有之。但几何级数的恶性通胀，可谓现代纸币经济体系的一大毁灭性“发明”。一般来说，通货膨胀率在100%以上时，被称为超级通货膨胀。但恶性通货膨胀是一种完全无法控制的通货膨胀，其程度更为恶劣，最后往往导致经济崩溃、政治解体等无可挽回的局面。
据统计，德国的货币供应量在一次世界大战前约为60亿马克，战时快速增长，至1918年一战结束时已高达284亿马克，增加了三倍多，通胀问题初露端倪。但仅仅如此，还算不上恶性通胀。经济学家弗里德曼有一个著名论断：“通货膨胀无论何时何地，总是一种货币现象。”但如果沿着弗里德曼的话探究下去，我们还会追问：在20世纪30年代的德国，货币供应缘何会陡然增加？作为货币现象的通胀又是如何导致了德国的政治思潮的变革？政治变革又怎样引发了纳粹的上台？尼尔·弗格森在书中提出了他的观点，他认为：通胀是当时德国政府大幅增加财政支出的直接后果，“为了融资，不仅扩大了公共债务规模而且扩大了货币供给，甚至为货币无限增长创造了空间。”
一战后签订的《凡尔赛和约》让战败国德国背上了沉重的债务，加上德国在战后损失了鲁尔工业区这样的经济命脉，工业生产值倒退回19世纪末叶水平，城市经济受到重挫，一时难以恢复元气。战后德国国内时局动荡，暴乱频发，眼看着就要还不起巨额战争赔款，因此，德国政府走投无路之下只好铤而走险，大量发行纸币，迫使马克汇率贬值，增加出口，并通过财政赤字政策刺激经济。此外，政府资助企业提高薪酬的补助增加，但失业人员依旧在增多，住房补贴、食品补贴等等各项补贴开支不断增大，“补贴项目一旦启动，就很难再停下来”，福利开支成为当时德国的一大财政黑洞。总而言之，货币超发、公共开支过大、高额赔款可以说是1920年代德国恶性通货膨胀的直接诱因。
德国人事先并没有预估到事态竟会如此不可收拾。“以议会化、与多数社会民主党合作为立宪方向；同时通过解除管制和马克贬值来振兴德国商业贸易，哪怕面临着通货膨胀加剧的风险。”这是一战刚结束时德国制定的经济复苏战略。谁想一语成谶，这个计划美好的前半部分顷刻间化作镜花水月，而通胀的风险却实实在在地到来。这难道仅仅是一种偶然吗？弗格森认为，当时的德国内忧外困，处境艰难，政府除了用财政赤字和货币贬值的策略来应付当时的困境之外，似乎也找不出更好的办法。
德国人的愿望很美好，残酷的现实却把他们美好的愿望彻底击碎。然而，这个“复兴德国”的美好愿望有着一个让人忧虑的内核——社民主义。有不少人认为纳粹的上台是反犹太主义在作祟，其实不然。犹太人自古在欧洲名声欠佳，古时从事经商和放高利贷，近世满世界煽动政治革命，因此常处于人们的猜忌之中。就连法国革命时期的思想家伏尔泰也对犹太人不抱好感。换句话说，欧洲对于犹太人的抵触情绪长期存在，但却很少像纳粹德国时期那样，上升拔高到国家政治层面。为什么在那个时期鼓吹“反犹”的纳粹党会获得言论市场并成功上台呢？弗格森在书中所论及的“恶性通胀”只是为这段历史搭了一座经济的台，真正上台唱戏的是政治上的社民主义。
众所周知，德国在政治体制上长期落后于英法等欧洲强国，民主进程缓慢。当年的普鲁士王国奉行先军政治和国家主义，这对20世纪的德国政治文化产生了持续而深刻的影响。而在这个时期，也是马克思的政治思想风靡欧洲的时期。德国境内成立了不少像是“社会民主工党”这类具源自马克思政治理论并且宣称代表工人阶级的政党。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纳粹党），便是其中之一。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鼓吹建设“有德意志特色的社会主义”，其特色，在于将民族主义与社会主义杂糅，宣称在德国实现伟大复兴的进程中暗中搞破坏的是犹太人。这很巧妙地为德国政府货币超发捅出来的篓子找到了一个替罪羊。
如果说希特勒的第三帝国是一场戏，那么通胀就是导演。德国的历史经验说明，政府用通货膨胀来医治国家的“经济病症”之举无异于饮鸩止渴。尽管恶性通胀不一定会导致纳粹的兴起，但在一个国家主义思维盛行、人民受愚弄、民族主义情绪强烈的国家，恶性通胀带来的一系列连锁反应或许就会招致纳粹主义，“纸与铁”的破灭终究会让“铁与血”的恐怖重回政治舞台。（据经济观察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