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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敬的博克校长，前任鲁登斯坦校长，还有即将上任的福斯特校长，所有哈佛集团的各位成员，监管理事会的各位理事，各位老师、家长，以及毕业班的同学们：
有一句话我等了30多年，现在终于可以说了：“老爸，我跟你说过，我会回来拿学位的！”
对我来说，在哈佛的求学经历是一段非凡的历程。
1975年1月发生的事，是我在哈佛最难忘的记忆之一。那天，我在柯瑞尔公寓里给位于阿尔布开克（译注：美国新墨西哥州中部城市）的一家公司打了一个电话，当时那家公司已经在着手制造世界上第一批个人电脑。我提出向他们出售软件。
我担心他们会发现我只是一个住在宿舍楼里的学生，并会挂断电话。但是他们却说：“我们还没完全准备好，一个月后你再来找我们吧。”这样正好，因为那时我们的软件还没有做出来。就是从那时起，我夜以继日地将自己所有的精力都投在这个小小的课外项目上，这也标志着我学生生涯的结束，以及和微软的不平凡旅程的开始。
无论如何，我对哈佛的回忆几乎都与充沛的精力和智力活动相关。哈佛的生活令人愉快，同时也充满压力，有时甚至会令人沮丧，但永远都充满了挑战。生活在哈佛是一项美妙的特权——尽管我离开得早，但是在哈佛的时光、在哈佛结识的朋友、在哈佛萌生的各种想法，却永远地改变了我。
但是，如果现在认真地回忆过去，我确实有一个很大的遗憾。当年我离开哈佛的时候，根本没有意识到这个世界有多么地不平等——在健康、财富和机遇上，可怕的不平等迫使无数人生活在绝望之中。
在哈佛，我学到了很多经济学和政治学的新理念，也了解了许多科学上的新进展。但是，人类最大的进步并不在于伟大的发现，而在于如何利用这些发现，来减少世界的不平等。不管通过何种手段——民主制度、健全的公共教育体系、高质量的医疗保障制度，还是广泛的经济机遇——减少不平等始终是人类最大的成就。
当年我离开校园时，也根本不了解在这个国家，有数以百万计的年轻人无法获得教育机会。这些我花了几十年才知道。
在座的各位，你们读哈佛的时代与我不同。相比以前的学生，你们更多地了解到了世界的不平等。但愿你们在哈佛求学的过程中，都曾思考过这样一个问题，那就是在这个技术飞速发展的时代，我们最终该怎样应对这些不平等，以及如何解决这些问题。
讨论这个问题的过程中，我和梅琳达（译注：盖茨的妻子）读到一篇文章，其中讲到，在那些贫穷的国家，每年有数百万的儿童死于那些在美国早已不成问题的疾病，例如，麻疹、疟疾、肺炎、乙型肝炎、黄热病，还有一种我闻所未闻的轮状病毒。这些疾病每年会导致50万儿童死亡，但是在美国，却根本没有这样的死亡病例。
我们震惊了。我们曾设想，如果几百万儿童正在死亡线上挣扎，而他们也是可以被挽救的，那么世界理应将它作为头等大事来对待，并运送药物去拯救他们。但事实却并非如此。那些不足1美元的救命药剂，并没有被及时地送到他们身边。
如果你相信每个生命都是平等的，那么当你发现某些生命被视为是值得挽救的，而另一些生命却被放弃时，你会感到无法接受。我们对自己说：“这不该发生。但是，如果这真的发生了，那么它理应成为我们努力的首要方向。”
所以，我们用在座各位都会想到的方式开始工作。我们询问：“世界怎么可以眼睁睁地看着这些孩子死去？”答案很简单，也很残酷。拯救儿童得不到任何经济回报，政府也不会发放补贴。这些儿童之所以会死去，是因为他们的父母没有任何经济实力，在政治上也没有任何发言权。但是，这两样东西却是你我都拥有的。
如果我们可以将市场的力量延伸，使更多的人从中获利，或者至少可以让他们维持基本的生活，以帮助那些在极端不平等的环境中挣扎的人们；如果我们能够找到一些办法，既可以帮助穷人，又可以为商人带来利润，同时还能为政治家们赢得选票，那么我们就找到了一种减少世界不平等的可持续发展的途径。这是个永无止境的任务，它永远不可能被完成，但是任何应对这一挑战的自觉尝试都将改变这个世界。
对此我是乐观的，我相信我们能做到。但是，我也遇到过一些声称这个世界已无药可救的怀疑论者。他们说：“从人类诞生之初，不平等就一直存在，直到人类灭亡的那一天它也将存在——因为人类对此根本漠不关心。”我完全不同意这种观点。我相信我们对此一直很关心，关键是我们没有找到应对之策。
在场的诸位，在我们的生命中，或多或少都曾目睹过令人心碎的人间悲剧的上演，然而我们却什么也没做——并非因为我们对此无动于衷，而是因为我们根本不知道该做些什么。如果我们知道怎么做，那么就一定会采取行动。
改变不平等的绊脚石，并非是人类的冷漠，而是世界太过复杂。为了将关心转化为行动，我们需要找出问题所在，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并预测出可能发生的后果。但是世界的复杂性却阻碍了这些步骤的进行。
我们并没有太多机会去了解这些死亡事件。媒体只会报道新闻，而在他们眼中，数百万人挣扎在生死边缘却不是新闻。因此它们被搁置在一边不予报道，很容易就被忽视了。另一方面，即使我们确实目睹了事件本身或者看到了相关报道，我们也很难持续关注这些事件。因为看着他人受苦，是非常痛苦的，更何况事态又如此复杂，我们根本不知道如何去帮助他人。所以我们选择置若罔闻。
就算我们真正发现了问题所在，也只不过是迈出了第一步而已，接着还有第二步，那就是从复杂的事态中找到解决办法。 如果我们想让关心真正落到实处，就必须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如果我们在任何时候都有一个清晰而可靠的答案，那么当一个组织或个人询问“我该如何提供帮助”的时候，我们就能立即付诸行动——我们就能够保证将所有的关心都转化成行动。然而，世界的复杂性使我们很难找到一种对全世界每个有爱心的人都行之有效的方法，因此我们对他人的关心往往很难产生实际的效果。
要在复杂中披荆斩棘，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可以分为这样有效的四步：确定目标，找到最有效的方法，发现适用于这个方法的理想技术，同时，最明智地利用现有的技术——无论是精细的药物，还是最简单的，例如一顶蚊帐。 在发现问题和找到解决办法之后，接下来的最后一步就是评估工作结果，把你或成功或失败的经验与他人分享，这样，他人就可以从你的努力中获益。
当然，你必须拥有相关的统计数据。你需要证实，你的项目让数百万儿童接种了疫苗。你还需要证实，因这些疾病而死亡的儿童数量正在减少。这些很关键，因为它们不仅有利于促进你的项目，也有利于你从商界和政府那里获得更多的资助。
但是，如果你想激励其他人参与你的项目，除了统计数据，你还需要展示其他东西；你必须展示其中的人性化因素，只有这样，别人才会感受到，拯救一个生命对于那些身处困境的家庭来说究竟意味着什么。
几年前，我在瑞士达沃斯出席了一场关于全球健康问题的会议，会议讨论了关于如何拯救数百万人生命的问题。数百万啊！想想吧，拯救一个人的生命已经让人如此激动，现在要把这种激动再乘以几百万倍……然而，这又是我所参加过的最最乏味的会议，乏味到连我都无法听下去。
那次经历之所以让我难忘，是因为之前我们刚刚发布了微软某个软件的第13个版本，观众激动得跳了起来，他们兴奋地呐喊着。我热衷于让人们因为软件而兴奋，但是我们为什么无法让人们因为能够拯救生命而感到更加激动呢？
除非你能让他们看到，或者让他们得到亲身的体验，否则你无法把大家调动起来。要做到这一点绝非易事。
同样，对于这个问题，我依然保持乐观。诚然，有史以来，人类的不平等一直存在，但是那些能够化繁为简的新工具，却是最近才出现的。这些新工具可以帮助我们充分利用人们的同情心，这就是未来注定与历史截然不同的原因所在。
在这个时代中，在萌芽中的和正在进行的创新——生物技术、计算机、互联网——给了我们前所未有的机会去终结极端的贫穷和可预防的死亡。
网络的神奇之处，不仅在于它缩短了地理上的距离，使得“天涯若比邻”，它还极大地增加了那些聪明才俊共商大计的机会——这大大加速了革新的进程，让它以惊人的速度进行。
与此同时，世界上有条件上网的人，只占全球人口的六分之一。这意味着，还有许多具有创造性的人无法参与我们的讨论。
那些有着实际的操作经验和相关经历的智者，仅仅因为没有技术的支撑，无法将自己的天赋和想法贡献给世界。我们要尽可能让更多的人掌握新技术，因为这些新技术正在引发一场革命，人类将因此能够彼此互助。
哈佛大家庭的各位成员，在场的同学们，你们是全世界最具聪明才智的群体之一，那你们可以做些什么呢？
毫无疑问，哈佛的老师、校友、学生和赞助人，已经尽力改善了全球人的生活。但是，你们还能做得更多吗？哈佛人可以用他们的智慧来帮助那些甚至从来没有听过“哈佛”这个名字的人吗？
请允许我向各位院长和教授提出一个请求——你们是哈佛智慧的领袖：当你们雇用新教师、颁发终身教授职称、评估课程、决定学位颁发标准的时候，请思考如下问题：最优秀的人才是否正在致力于解决最大的难题？哈佛是否鼓励她的老师们去研究、解决世界上最严重的不平等现象？全球性的贫穷、世界范围内饥荒的蔓延、清洁水资源的匮乏、无法接受教育的女童、死于非恶性疾病的儿童，等等，这些哈佛的学生是否了解？世上过着最优越生活的人，是否应该知道世上最悲惨的人是如何生活的呢？这并非是一些假设的问题，你们必须用自己的行动来作出回答。
同这个时代的期望一样，我也要向今天各位毕业的同学提出一个忠告：你们要承担一个复杂的问题，一个有关人类社会极度不平等的问题，然后你们要成为这个问题的专家。如果你们能让这个问题成为你们职业的核心，那么你们就是杰出的人才。但是，你们不必非要做那些有影响力的大事。每周只需花上几个小时，你就可以通过强大的互联网获取相关信息，找到志同道合的朋友，发现困难所在，并找到解决的途径。不要让世界的复杂性阻碍你前进的步伐，要成为一个积极的践行者，将解决人类的不平等视为己任，它将成为你生命中最伟大的经历之一。
各位毕业生们，你们生在了一个不平凡的时代。在你们离开哈佛的时候，你们掌握了我们毕业时尚未发明的技术。你们了解了世界的不平等，我们当时对这些还都知之甚少。因为你们知道了事实，如果对那些你们能够帮助的人们漠不关心，可能会受到良心的谴责。只需一点的努力，你们就可以改变他们的生活。比起我们，你们拥有更强的能力；你们必须尽快行动起来，尽可能地坚持下去。知道了这一切，你们怎能不采取行动呢？
希望30年后你们还会重返哈佛，回想你们曾经用自己的天赋和能力所做的一切。希望那时，你们评价自己的标准，不仅是你们的专业成就，还包括你们为改变这个世界的极端不平等所作出的努力，以及你们如何善待那些远隔千山万水，与你们素昧平生的人们，他们与你们唯一的共同点就是同为人类。 愿好运伴随你们。
（选自《最有影响力的声音：美国名校励志演说》，朱东阳主编，山东科学技术出版社，2010年）
有一句话我等了30多年，现在终于可以说了：“老爸，我跟你说过，我会回来拿学位的！”
对我来说，在哈佛的求学经历是一段非凡的历程。
1975年1月发生的事，是我在哈佛最难忘的记忆之一。那天，我在柯瑞尔公寓里给位于阿尔布开克（译注：美国新墨西哥州中部城市）的一家公司打了一个电话，当时那家公司已经在着手制造世界上第一批个人电脑。我提出向他们出售软件。
我担心他们会发现我只是一个住在宿舍楼里的学生，并会挂断电话。但是他们却说：“我们还没完全准备好，一个月后你再来找我们吧。”这样正好，因为那时我们的软件还没有做出来。就是从那时起，我夜以继日地将自己所有的精力都投在这个小小的课外项目上，这也标志着我学生生涯的结束，以及和微软的不平凡旅程的开始。
无论如何，我对哈佛的回忆几乎都与充沛的精力和智力活动相关。哈佛的生活令人愉快，同时也充满压力，有时甚至会令人沮丧，但永远都充满了挑战。生活在哈佛是一项美妙的特权——尽管我离开得早，但是在哈佛的时光、在哈佛结识的朋友、在哈佛萌生的各种想法，却永远地改变了我。
但是，如果现在认真地回忆过去，我确实有一个很大的遗憾。当年我离开哈佛的时候，根本没有意识到这个世界有多么地不平等——在健康、财富和机遇上，可怕的不平等迫使无数人生活在绝望之中。
在哈佛，我学到了很多经济学和政治学的新理念，也了解了许多科学上的新进展。但是，人类最大的进步并不在于伟大的发现，而在于如何利用这些发现，来减少世界的不平等。不管通过何种手段——民主制度、健全的公共教育体系、高质量的医疗保障制度，还是广泛的经济机遇——减少不平等始终是人类最大的成就。
当年我离开校园时，也根本不了解在这个国家，有数以百万计的年轻人无法获得教育机会。这些我花了几十年才知道。
在座的各位，你们读哈佛的时代与我不同。相比以前的学生，你们更多地了解到了世界的不平等。但愿你们在哈佛求学的过程中，都曾思考过这样一个问题，那就是在这个技术飞速发展的时代，我们最终该怎样应对这些不平等，以及如何解决这些问题。
讨论这个问题的过程中，我和梅琳达（译注：盖茨的妻子）读到一篇文章，其中讲到，在那些贫穷的国家，每年有数百万的儿童死于那些在美国早已不成问题的疾病，例如，麻疹、疟疾、肺炎、乙型肝炎、黄热病，还有一种我闻所未闻的轮状病毒。这些疾病每年会导致50万儿童死亡，但是在美国，却根本没有这样的死亡病例。
我们震惊了。我们曾设想，如果几百万儿童正在死亡线上挣扎，而他们也是可以被挽救的，那么世界理应将它作为头等大事来对待，并运送药物去拯救他们。但事实却并非如此。那些不足1美元的救命药剂，并没有被及时地送到他们身边。
如果你相信每个生命都是平等的，那么当你发现某些生命被视为是值得挽救的，而另一些生命却被放弃时，你会感到无法接受。我们对自己说：“这不该发生。但是，如果这真的发生了，那么它理应成为我们努力的首要方向。”
所以，我们用在座各位都会想到的方式开始工作。我们询问：“世界怎么可以眼睁睁地看着这些孩子死去？”答案很简单，也很残酷。拯救儿童得不到任何经济回报，政府也不会发放补贴。这些儿童之所以会死去，是因为他们的父母没有任何经济实力，在政治上也没有任何发言权。但是，这两样东西却是你我都拥有的。
如果我们可以将市场的力量延伸，使更多的人从中获利，或者至少可以让他们维持基本的生活，以帮助那些在极端不平等的环境中挣扎的人们；如果我们能够找到一些办法，既可以帮助穷人，又可以为商人带来利润，同时还能为政治家们赢得选票，那么我们就找到了一种减少世界不平等的可持续发展的途径。这是个永无止境的任务，它永远不可能被完成，但是任何应对这一挑战的自觉尝试都将改变这个世界。
对此我是乐观的，我相信我们能做到。但是，我也遇到过一些声称这个世界已无药可救的怀疑论者。他们说：“从人类诞生之初，不平等就一直存在，直到人类灭亡的那一天它也将存在——因为人类对此根本漠不关心。”我完全不同意这种观点。我相信我们对此一直很关心，关键是我们没有找到应对之策。
在场的诸位，在我们的生命中，或多或少都曾目睹过令人心碎的人间悲剧的上演，然而我们却什么也没做——并非因为我们对此无动于衷，而是因为我们根本不知道该做些什么。如果我们知道怎么做，那么就一定会采取行动。
改变不平等的绊脚石，并非是人类的冷漠，而是世界太过复杂。为了将关心转化为行动，我们需要找出问题所在，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并预测出可能发生的后果。但是世界的复杂性却阻碍了这些步骤的进行。
我们并没有太多机会去了解这些死亡事件。媒体只会报道新闻，而在他们眼中，数百万人挣扎在生死边缘却不是新闻。因此它们被搁置在一边不予报道，很容易就被忽视了。另一方面，即使我们确实目睹了事件本身或者看到了相关报道，我们也很难持续关注这些事件。因为看着他人受苦，是非常痛苦的，更何况事态又如此复杂，我们根本不知道如何去帮助他人。所以我们选择置若罔闻。
就算我们真正发现了问题所在，也只不过是迈出了第一步而已，接着还有第二步，那就是从复杂的事态中找到解决办法。 如果我们想让关心真正落到实处，就必须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如果我们在任何时候都有一个清晰而可靠的答案，那么当一个组织或个人询问“我该如何提供帮助”的时候，我们就能立即付诸行动——我们就能够保证将所有的关心都转化成行动。然而，世界的复杂性使我们很难找到一种对全世界每个有爱心的人都行之有效的方法，因此我们对他人的关心往往很难产生实际的效果。
要在复杂中披荆斩棘，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可以分为这样有效的四步：确定目标，找到最有效的方法，发现适用于这个方法的理想技术，同时，最明智地利用现有的技术——无论是精细的药物，还是最简单的，例如一顶蚊帐。 在发现问题和找到解决办法之后，接下来的最后一步就是评估工作结果，把你或成功或失败的经验与他人分享，这样，他人就可以从你的努力中获益。
当然，你必须拥有相关的统计数据。你需要证实，你的项目让数百万儿童接种了疫苗。你还需要证实，因这些疾病而死亡的儿童数量正在减少。这些很关键，因为它们不仅有利于促进你的项目，也有利于你从商界和政府那里获得更多的资助。
但是，如果你想激励其他人参与你的项目，除了统计数据，你还需要展示其他东西；你必须展示其中的人性化因素，只有这样，别人才会感受到，拯救一个生命对于那些身处困境的家庭来说究竟意味着什么。
几年前，我在瑞士达沃斯出席了一场关于全球健康问题的会议，会议讨论了关于如何拯救数百万人生命的问题。数百万啊！想想吧，拯救一个人的生命已经让人如此激动，现在要把这种激动再乘以几百万倍……然而，这又是我所参加过的最最乏味的会议，乏味到连我都无法听下去。
那次经历之所以让我难忘，是因为之前我们刚刚发布了微软某个软件的第13个版本，观众激动得跳了起来，他们兴奋地呐喊着。我热衷于让人们因为软件而兴奋，但是我们为什么无法让人们因为能够拯救生命而感到更加激动呢？
除非你能让他们看到，或者让他们得到亲身的体验，否则你无法把大家调动起来。要做到这一点绝非易事。
同样，对于这个问题，我依然保持乐观。诚然，有史以来，人类的不平等一直存在，但是那些能够化繁为简的新工具，却是最近才出现的。这些新工具可以帮助我们充分利用人们的同情心，这就是未来注定与历史截然不同的原因所在。
在这个时代中，在萌芽中的和正在进行的创新——生物技术、计算机、互联网——给了我们前所未有的机会去终结极端的贫穷和可预防的死亡。
网络的神奇之处，不仅在于它缩短了地理上的距离，使得“天涯若比邻”，它还极大地增加了那些聪明才俊共商大计的机会——这大大加速了革新的进程，让它以惊人的速度进行。
与此同时，世界上有条件上网的人，只占全球人口的六分之一。这意味着，还有许多具有创造性的人无法参与我们的讨论。
那些有着实际的操作经验和相关经历的智者，仅仅因为没有技术的支撑，无法将自己的天赋和想法贡献给世界。我们要尽可能让更多的人掌握新技术，因为这些新技术正在引发一场革命，人类将因此能够彼此互助。
哈佛大家庭的各位成员，在场的同学们，你们是全世界最具聪明才智的群体之一，那你们可以做些什么呢？
毫无疑问，哈佛的老师、校友、学生和赞助人，已经尽力改善了全球人的生活。但是，你们还能做得更多吗？哈佛人可以用他们的智慧来帮助那些甚至从来没有听过“哈佛”这个名字的人吗？
请允许我向各位院长和教授提出一个请求——你们是哈佛智慧的领袖：当你们雇用新教师、颁发终身教授职称、评估课程、决定学位颁发标准的时候，请思考如下问题：最优秀的人才是否正在致力于解决最大的难题？哈佛是否鼓励她的老师们去研究、解决世界上最严重的不平等现象？全球性的贫穷、世界范围内饥荒的蔓延、清洁水资源的匮乏、无法接受教育的女童、死于非恶性疾病的儿童，等等，这些哈佛的学生是否了解？世上过着最优越生活的人，是否应该知道世上最悲惨的人是如何生活的呢？这并非是一些假设的问题，你们必须用自己的行动来作出回答。
同这个时代的期望一样，我也要向今天各位毕业的同学提出一个忠告：你们要承担一个复杂的问题，一个有关人类社会极度不平等的问题，然后你们要成为这个问题的专家。如果你们能让这个问题成为你们职业的核心，那么你们就是杰出的人才。但是，你们不必非要做那些有影响力的大事。每周只需花上几个小时，你就可以通过强大的互联网获取相关信息，找到志同道合的朋友，发现困难所在，并找到解决的途径。不要让世界的复杂性阻碍你前进的步伐，要成为一个积极的践行者，将解决人类的不平等视为己任，它将成为你生命中最伟大的经历之一。
各位毕业生们，你们生在了一个不平凡的时代。在你们离开哈佛的时候，你们掌握了我们毕业时尚未发明的技术。你们了解了世界的不平等，我们当时对这些还都知之甚少。因为你们知道了事实，如果对那些你们能够帮助的人们漠不关心，可能会受到良心的谴责。只需一点的努力，你们就可以改变他们的生活。比起我们，你们拥有更强的能力；你们必须尽快行动起来，尽可能地坚持下去。知道了这一切，你们怎能不采取行动呢？
希望30年后你们还会重返哈佛，回想你们曾经用自己的天赋和能力所做的一切。希望那时，你们评价自己的标准，不仅是你们的专业成就，还包括你们为改变这个世界的极端不平等所作出的努力，以及你们如何善待那些远隔千山万水，与你们素昧平生的人们，他们与你们唯一的共同点就是同为人类。 愿好运伴随你们。
（选自《最有影响力的声音：美国名校励志演说》，朱东阳主编，山东科学技术出版社，201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