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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社会是个什么东西?中国有没有黑社会?所谓黑社会性质犯罪人员都是些什么人?在现阶段，如何评判中国的黑社会性质组织的历史天幕、存活土壤、组织形态、罪行特征、背后靠山及消长趋势?作为一个公共话题。官方、民间及政治学、法学(特别是犯罪学)和社会学界又是如何解析这一无可回避的问题的。
一个标本
2006年8月11日，北京，中国首善之区。
一起新闻报道引起国人瞩目——在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庄严的审判庭里，34名被告人被带上法庭听候宣判。顺义县45岁的黑社会头子胡亚东被以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等13项罪名数罪并罚判处有期徒刑20年。其弟胡亚风被判处有期徒刑19年。其余30余名团伙成员均被以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论处。被判3年6个月至18年不等有期徒刑。
这个顺义二胡团伙成为建国以来北京法院判决的第一个黑社会性质犯罪组织。
胡亚东，初中文化，当过几年兵。回乡后做过小生意。从开汽车修理厂时。他就尽显霸蛮之气。只是因为车主几次不同意他给人家换不必要的贵重零件。便怀恨在心，指使打手将车主殴打一顿。残暴地割下车主的半个耳朵。
称霸一方的胡亚东、胡亚风兄弟网罗了一些无业人员。其团伙中甚至还有一名城管分队队长和一名律师。2004年4月。胡亚东与时任顺义区城管监察大队高丽营分队队长的常有生合谋后。指使手下冒充城管监察人员，以查处泔水车为名，在顺义区、昌平区向10余名车主索要钱财共计1万余元。在青天律师所供职的律师张秋臣违背律师道德，投在胡的麾下，2003年5月，在胡亚东的指使下。以“捞人”为名敲诈他人8万元。
二胡的发家不只依靠简单的敲诈勒索等刑事犯罪。他们的黑社会组织是以顺六环停车服务有限公司、非法采砂场、顺义区后礼务村承租地为依托发展起来的。胡亚东仅在顺义区潮白河河床内大肆非法采砂，就获非法经营额256万余元，造成直接经济损失高达1300余万元。二胡将部分非法收益作为“工资”发给组织成员。并购买枪支、弹药。二胡还将钱花在疏通关系上，在组织成员犯罪后。帮助手下逃避法律制裁。
二胡黑社会组织通过以非法手段敛财，攫取巨额经济利益，已经完成了原始积累，具有了相当的经济实力。法院对胡氏兄弟仅处罚金就达524万元。是刑事犯罪判罚中较罕见的。
对于出生在五六十年代的中国大陆人来说。黑社会曾经是个很生疏遥远的词汇。因为自新中国成立后。黑社会活动绝迹了三十年。然而，近二十年来。由于中国开放改革。与世界交往日益密切，内部的经济体制又处于一个激烈的转型期。外部影响的渗透、各种矛盾的产生及不同程度的激化，使得黑社会势力得以滋生。我国较早受到境外黑社会渗透的地区是紧邻香港的深圳。1983年。以香港14K、水房成员为主犯的抢劫深圳友谊商场案件。即首例黑社会组织入境犯罪记录。
此后，黑社会性质犯罪，逐渐进入人们的视野。由久违生疏到耳熟能详，到活生生地发生在身边。
挑战法律
广东惠州有个赌霸周胜勇，豢养了3个黑帮组织。在惠州横行霸道，为所欲为，动不动就对人刀砍枪击。甚至对警察也敢动刀动枪。1997年4月10日晚，周胜勇黑帮在一家电玩世界大开杀戒。民警陈某亮明身份，前去制止。帮首周乔狂吼道：“警察怎么了?多管闲事。把你也砍了!”打手们一拥而上，乱刀砍向陈某。其中一名打手向陈的下部捅去一刀。致陈重伤；另一名打手用枪又对准陈某的太阳穴扣动扳机。恰巧遇哑弹。陈某才幸免一死。
湖南邵阳有个黑社会团伙中国枭雄会。头目刘志高，自号狂龙，这伙黑帮公然与社会对抗。杀人、盗窃、抢劫，无恶不作，竟敢在市中心广场公开枪杀警察。致使派出所警员身负重伤。事后。这个黑帮组织还用毛笔写出“布告公然贴到市区法制宣传栏里——中图枭雄会处决公安人员一名!特此布告。会长：狂龙。其气焰之嚣张，令人难以置信。
四川覃有宽黑势力团伙较之中国枭雄会有过之而无不及。这伙黑帮平日不仅为非作歹、斗狠逞强、恶霸一方，而且敢于公开与政府对抗。占山为王、抗税抗粮、制售枪枝、施暴抗法。1999年6月16日。宜汉县法院副院长苟于国一行6人来到覃家。宣判一起因覃有宽将村支书桂均德鼻根骨打折、胸腹部打伤的民事赔偿案件。覃有宽面对法官口吐狂言：“宣你个啥子判呀。看老子今天咋个宣判你！”这时。黑势力团伙“军师”赵耀明在公路上大声吼叫：“沿河两岸的人听着，法院的人来宣判了，赶快来抓法官!’，随后。覃有宽吩咐手下将4名法官和区委副书记唐从舟押往家中，留作人质，命令严加看管：“谁敢反抗，就挑断脚筋，打死勿论！”同时责令随行的副乡长马敏：“滚回去报告政府，快拿两千万来领人，莫耍花招，否则千刀万剐!”当夜电闪雷呜，大雨倾盆，法官李建佯装小解，逃出魔窟；随后，副院长苟于国也从后窗翻出b凌晨覃有宽获悉有人质逃跑。于是手持钢钻残忍地将年近60的老法官瞿朝良眼睛戳瞎，生殖器捅烂，而后潜逃；瞿朝良在营救途中死亡。
河南虞城县利民镇副镇长何长利。自称何三爷，他利用职权，先是纠合镇上25个“有头有脸”的人物结拜弟兄、喝血酒、祭鬼神，共同盟誓：“我们兄弟意气相投，暂生死，若有私念，天地不容！”全镇47名人大代表中有22名是这个团伙的成员。全镇7个基层党支部中有5个支部书记参与结拜。全镇10个镇办企业中有7个企业负责人系团伙骨干。这个盟会又穿插结拜，滚动发展，后来又形成5个小团伙。成员扩展到44人。虞城的地痞流氓趋之若鹜。主动加盟，在逃犯刘军一次就带领24名“弟兄”投到何三爷的门下。这些人在当地敲诈勒索、欺行霸市，横行乡里、鱼肉百姓。为所欲为、无恶不作。迫于何氏黑势力的淫威。利民镇党委一度召开会议都要秘密进行，或者转移到离镇12公里外的县城去召开。1994年3月，新的县委排除干扰。狠下决心捣毁了这个黑势力团伙。深受其害的利民百姓自发捐款，连唱12天大戏，欢庆“利民镇第二次解放”。公审何长利团伙成员大会之日。利民镇万人空巷。全镇两万多人冒雨参加大会。鞭炮在城内持续响了一个多小时！
1998年春节。从少林武校“学成”后又闯荡江湖的浪子祁伟回到安徽明光，他先后纠集了6名“弟兄”歃血盟誓。并郑重其事地制订了11条帮规和4条对叛逆人员的惩处办法。这个帮会的成员年龄最大的不足20周岁。有几名还是在校高中生。祁伟给成员们配备了砍刀、短枪和匕首等作案工具，安排他们迅速开展“业务”。“乾谷组”成员胆大妄为。不仅频繁地蒙面抢劫、杀伤无辜。而且明知室内有人，竟敢多次架起便携式氧气切割机破门而入。进行捆绑抢劫。短短几个月，“乾谷组”就作大案数十起。破获此案后，警方在其窝点除搜出大量凶器外。还搜出迷幻药和“入会申请表”。在“入会原因”一栏里，帮主祁伟填的是“拼 搏是个硬道理”，骨干成员满建光则上书：“发展才能生存！”
辽宁出现的“抚顺虎”、哈尔滨出现的“刀枪炮”、湖南邵阳出现的!寒血党”、湖南湘西出现的“白龙会”、山西运城出现的“狼帮”、广东的“麻阳帮”、佛山的“水房帮”、江苏海安的“东升帮”……均是罪大恶极的黑社会性质的犯罪组织。
无恶不作
进入二十一世纪。黑社会性质团伙犯罪又有新的发展，像震惊全国的辽宁沈阳的刘涌、浙江温岭的张畏以及跨渝湘鄂三省市作案的张君等犯罪团伙无论在作案手段、控制范围、社会影响等方面都超过了以往。
2003年12月。曾经让湖南邵阳人民谈虎色变的“小红宝”黑社会性质团伙被押上了审判台，这个以姚志宏为首的59人特大黑社会团伙在邵阳犯下的罪行罄竹难书。1996年姚志宏通过与时任邵阳市人民检察院反贪局副局长李勇、时任邵阳市经委副主任谭亚雄等人建立关系，轻松地从邵阳市自来水公司承包到金海桑拿中心的经营权。并将一处房产高价强行卖给自来水公司。以此获取了巨额利益。此后，姚志宏以金海桑拿中心为据点，组织卖淫嫖娼等活动，通过行贿和提供免费性服务等手段，腐蚀拉拢，党政干部、政法干警及相关企业负责人，在邵阳市范围内结成了巨大的关系网。李勇和谭亚雄经常到金海桑拿中心免费娱乐；有些私人恩怨，也由姚志宏出面“摆平”。通过姚志宏指点。李勇自己也尝试放高利贷，获得15万元暴利。他们还共同参与策划了诈骗邵阳市针织总厂37万元。
姚志宏还不择手段攫取政治资本，终于在1997年12月取得了邵阳市大祥区政协常委资格，摇身一变成了当地有身份、有地位的人。披着政协常委的外衣，姚志宏更是出入上流社会，结交达官显贵，一批党政干部也心甘情愿地为其充当保护伞。2002年6月6日，姚志宏大张旗鼓地为其满一周岁的儿子举办酒宴，赴宴政法干警多达29人。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干部多达18人。
姚志宏组织、领导的黑社会性质组织在邵阳市区范围内通过放高利贷等形式，使用暴力、威胁等手段，有组织地进行犯罪活动。大肆欺压、残害群众，造成了极为恶劣的社会影响。1998年9月。姚志宏为逼债而派人将肖建华挟持到金海桑拿中心。公安干警前来问讯处理时，姚志宏和他手下的“弟兄”对公安干警大打出手，公然叫嚣“打的就是公安局的”。
一些遭受过“小红宝”淫威的群众敢怒不敢言。谷勇和余泽为了偿还姚志宏的高利贷而被逼得倾家荡产：肖建华因被追偿高利贷而在邵阳市无法安身。被迫逃往他乡。仅就法院认定的4年多时间内。姚志宏黑社会性质组织共殴打20余人，致使4人轻伤、1人重伤；寻衅滋事17起；敲诈勒索1起；故意伤害1起；非法拘禁4起；诈骗1起；非法买卖枪支3支；非法持有枪支7支；赌博3起：行贿6起。通过放高利贷和在金海桑拿中心长达近4年时间的组织卖淫以及采用非法手段参与开发、买卖房地产和暴力犯罪。姚志宏黑社会性质组织聚敛非法财物价值600余万元。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一些黑社会性质组织的装备越来越先进、精良。犯罪活动的智能化程度也越来越高。2000年，甘肃兰州就发生了黑社会组织公然开办所谓的经济信息投资咨询公司。利用租来的几十台电脑，通过卫星接收器、互联网或有线电视接收股市行情。建立模拟股票交易系统，采取空买空卖手法欺骗股民。洗走股民几个亿资产，然后再将掠夺来的钱财投入房地产等合法行业，把自己装扮成兰州乃至西北商界名流。
互联网的迅速普及给国民经济的发展以及人民生活、文化、思想带来巨大影响。过去常处于秘密地下状态的黑社会组织也将这把利剑拿了起来。如今网上竟然出现了“中国黑社会内部流通的报纸”。公然报道活动新闻和招聘启事等。
据最高人民法院原刑一庭庭长南英介绍：从2000年12月至2002年12月。全国各级人民法院共受理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案件400余件。案件已审结判决并已发生法律效力的黑社会性质组织罪犯1500余人。其中判处5年以上有期徒刑等刑罚的罪犯700余人。甘肃法院审理的李捷等37人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故意杀人犯罪案件，依法判处李捷等8名罪犯死刑。7名罪犯死缓。其余22名罪犯分别被判处无期徒刑或者有期徒刑。广西法院审理的广西北海市“西头帮”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故意杀人犯罪案件。分别判处李昌裕等6名被告人死刑。另有5名曾为“西头帮”黑社会组织充当保护伞的原国家工作人员被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2006年5月26日新华网报道：据不完全统计，今年3至4月间。全国检察机关共批捕涉黑涉恶犯罪案件1148件3612人。已向人民法院起诉749件1784人；立案查办充当黑恶势力保护伞的职务犯罪案件6件10人。其中已逮捕8人。起诉3人。截至4月底。全国法院共受理以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起诉的案件38起452人。审结23起180人。其中最终定罪并已生效的9起71人。这71人中有28人被判处了5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死刑。
横行一方
郑州市敦睦路服装批发市场，位于郑州火车站繁华中心区，各地客商云集，生意兴隆，是河南省最大的服装集散地。以王张勇为首的带有黑社会性质的暴力犯罪团伙数十人为牟取暴利。在敦睦路结伙称霸，横行一方。他们手持枪支、大刀等凶器。强行收取保护费，公然寻衅滋事，侮辱妇女，打砸店铺，以暴力手段聚敛资产数百万元。致伤致残多人。
2000年3月24日，王张勇团伙先后两次围攻殴打商户王某及其家人。王某母亲肋骨被打断四根。6月7日。王某又被王张勇团伙连捅四刀。7月3日。这个团伙十多名成员又当众围攻殴打外地女顾客魏某及其两个女儿，并当场侮辱魏。8月27日，王张勇一伙手持钢管、钢鞭。闯进一服装店内，砸坏物品。打伤店员。
郑州市警方接到群众举报。迅速派出干警将王张勇等11名团伙成员在深圳抓获，并当场缴获五连发猎枪和小口径步枪三支，砍刀十把，钢鞭一条，赃款赃物合计二十多万元。
2001年4月。以张君、李泽军为首的渝、湘、鄂持枪抢劫杀人暴力犯罪集团案分别在重庆和湖南常德开庭审理。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判处张君等8名罪犯死刑。同年5月。张君等8名罪犯被核准执行死刑并予执行。张君等4名蒙面歹徒曾经持枪拦截运钞车，抢走现金224万元，枪杀7人。打伤撞伤5名市民，制造了震惊全圈的“9·1”特大银行抢劫案。后经查实。以张君为首的犯罪团伙自1991年6月至2000年9月。在重庆、湖南、湖北、云南和广西等地持械抢劫、故意杀人、抢劫枪支弹药22次，致使28人死亡、5人重伤、15人轻伤、2人轻微伤。劫得财物价值人民币536，9万元。
以企业家面目出现的张畏、刘涌等企业型犯罪团伙，也无一不是以暴力起家。34岁的张畏被称为“一个标准黑社会样本”。以他为首的一伙人温岭地区称 霸一方，为非作恶，欺压、残害人民，作案50余起；张畏直接指使组织成员故意伤害他人身体，致1人死亡，1人重伤，4人轻伤，他纠集其犯罪组织成员以胁迫手段拘禁他人。指使组织成员故意毁坏他人财物。数额巨大。当宣布对其执行死刑时，张畏“良心发现”，给家中留遗言不让把他时的骨灰带回温岭，说：“温岭人民受我的惊吓太多了……”
刘涌的发家也同样血腥：1995年。为霸占沈阳中街一购物中心。指使打手殴打购物中心经理吴某。并不断到其家中进行威胁骚扰，逼人家将花200多万装修好的470平米门面房“转租”给他。之后只从勒索别人的25万中拿出5万作为补偿给吴。他还曾带领打手追杀一个个体老板韩某。砍了100多刀。刘涌纠集一批有前科的犯罪人员充当打手，购买大量枪支弹药和匕首刀具。动辄进行打杀，他就是靠暴力武装组织迅速窜升为沈阳黑道的老大。
这些黑恶势力肆无忌惮地杀人、抢劫、绑架人质、强奸侮辱妇女、敲诈勒索、走私贩毒……作案手段凶暴。在残害人时采用挑脚筋、剁大腿、砍手掌、割舌、挖眼、切指等酷刑。在一些城镇、乡村，他们成了街霸、村霸、市霸、行霸、矿霸、路霸。海南澄迈县的王英汉网罗门徒。横行一方，多年来打死2人，打残13人，遭其侮辱、殴打、抢劫、敲诈者不计其数。当地人民称之为“南霸天”。在山西临汾，人们口中流传有两个市长。一是白道市长，一是黑道市长即黑社会龙头老大安小根，这个黑道市长猖狂到了令人发指的地步——有人因听到别人称呼其市长。仅仅好奇地看了他一眼。竟遭杀身之祸。
职业罪犯
黑社会犯罪是有组织的犯罪。如果与流氓团伙比。黑社会性质的犯罪组织化程度比前者要高。它的基本成员是固定的。并且多是职业罪犯。这些组织。有的层次分明、分工明确。有首领、骨干分子和一般成员。组织结构呈金字塔形；排座次如“堂主”、“龙头大哥”、“主帅”。其次是“副帅”、“军师、”“师爷”、“参谋长”之类。再下设几个小头目。每个头目下面有一定数量的成员。也有的开始形成较为明确的帮规戒律和组织目标，具有一定的自我保护能力。河南省的“黑龙帮”规定。组长、成员做事不经批准者杀；被公安机关抓走供出同伙者杀；加入本帮者必须文身；被公安机关抓走者。每月发给亲属供养费等。四川资阳“黑豹”集团内就设有“总管”、“打手”、“杀手”、“后勤”、“踩点”等职务，有时候还有“降职”或“撤职”等处罚。老大身边常有专门为其出谋划策的智囊团或顾问团，由这些“军师”制定行动计划。下面则有人专管杀人抢劫。也有人经营合法产业。为他们洗钱。有一套财产分配和福利保障形式。有严酷的帮规帮法和保密制度，违反者或变节者要受到残酷镇压。
可以说，具备了这些条件。组织内部就基本是严密和稳定的。但是。相比于西方典型的黑社会组织以及我国历史上黑社会组织最成熟的民国时期。目前我国的带黑社会性质的组织还算小巫见大巫。从人数上看，最多的组织是400多人，不仅不能和遍及世界各地的黑手党几十万党徒比。也无法与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横行于上海滩的青洪帮数万之众相提并论。
目前我国带黑社会性质的犯罪组织基本是以地缘型(以地域来源划分帮派)、业缘型(成员主要以某种犯罪职业的联系而成)、血缘型(成员主要以血缘为联系)或者虚拟的血缘型(拜把子)为组成形态。管理的方式也基本是封建家族式的。参加人员身份大多数都是有前科的“两劳”释放者或曾经被收审、处罚过的违法犯罪人员。其余基本成员以无业、失业青少年和闲散农民为主。在团伙组织内部，受过公安打击处理的次数成为他们在组织内地位的资本。河北沧州公安机关在1996年打掉黑社会犯罪团伙34个。其中26个是以犯有前科的人员为骨干的，占76％。四川广安市邻水县丰禾镇以刘凤余为首及该市岳池县同兴镇以袁勇为首的黑社会组织主要成员均系劳改释放、负案在逃或多次拘留过的人员。袁勇因“三进宫”而具有担任头目的资历。这种现象不仅在农村地区广泛存在。在城市中也不少见。湖南省岳阳市近年摧毁的11个犯罪组织中，共有主犯和骨干79名，其中有犯罪前科的78名，“二进宫”、“三进宫”或刑期在10年以上的47名。占58．5％。11名团伙首领中。8名系劳改释放人员，3名系在逃人犯。其中“囚徒帮”的5名骨干成员均为湖南省第二监狱的劳改释放人员。长春市1990年至1997年7月抓获的16406名团伙成员中，“两劳”释放人员4279人，占成员总数的26％。加上受过治安处罚的11348人，占总数的95％；其中社会闲散人员7292人，农民4010人。分别占团伙成员总数的44％、24％。
随着黑社会组织的发展。团伙成员中也有社会层次较高的人物加入进来。如一些国家工作人员和公安干警、律师等。在辽宁省近几年破获的一些涉黑案件中，有的民警为犯罪嫌疑人出谋划策，有的出借枪支。辽宁省前两年侦办辽阳等地系列涉黑大案时。涉案的64名党政机关人员中，有32名警察，其中有市公安局局长、刑警、巡警、派出所民警、看守所民警等。涉案的党政工作人员中。除党政干部外，还有工商局、税务局、财政局、审计局、国土资源局、银行、街道办事处等方面的工作人员。也有律师事务所人员出现其中。
报复社会
当代中国黑社会80％的成员是不工、不商、不农、不学。终日四处游荡、不务正业的游民。初中文化程度占到93％。他们缺乏社会公德，法律观念淡薄，谋生技能差，大多有赌博、嫖娼、打架、好吃懒做的恶习。他们拉帮结伙作恶的目的就是为了报复社会或满足自己吃、喝、嫖、赌的贪欲。
为了生存，黑社会性质的组织都要建立自己的经济基础。最早滋生黑社会势力并被其控制的是与娱乐休闲有关的地方。如歌厅、舞厅、洗浴、按摩等。因为这些地方容易滋生“黄色”行业，而“黄色”行业的后面往往就是黑社会组织。
近十多年来，中国的“黄色”行业发展得很快。据调查，从事此业的人们中没有多少人是出于生活所迫，而主要是认为这一行业挣钱又快又多。且无需投入资本，只要年轻就行。中国的“黄色”行业中的女性，在80年代还大多处于自由状态，没有黑社会涉足其中。由于这一阶层基本处于无助状态，涉凶杀案逐渐增多。而她们从业的不合法性使其不便找政府。多数倾向于找“保护人”。于是一些能与黑道联系的“鸡头”便应运而生。另一方面，由于色情行业获利巨大，许多黑社会势力也逐渐主动介入。到了90年代以后，色情行业渐为黑社会控制。1996年1月15日大连破获的“三女神”酒吧一案，就是一个由黑社会组织控制的卖淫集团。该酒吧秘设暗道。齐备淫秽物品，形成了一整套管理制度和利益分配规则。并豢养大批维护妓院规则的打手。在这类妓院里，卖淫女已失去“自由竞争”时代的自由和经济收益。嫖资大部分被黑社会组织榨取。
在全国范围内。黑社会组织介入娱乐业已不是秘 密。从这一点上说，当代中国黑社会性质组织和国际社会黑社会组织的发展规律是一样的。
贩卖毒品的利润一般高达百分之百。因而便成了黑社会犯罪团伙主要手段之一。号称1995年世界第六大毒案、中国第一毒案的主角王世鉴在金三角地区以4，3万元价格买下的海洛因。一到广州就能以9万元的价格出手。这只是批发价。零售价格还要比批发价格高出百分之百以上。其间差额。就成了贩毒的黑社会团伙的收入来源。
据《南方都市报》2006年1月22日报道。深圳去年打掉三个带有黑社会性质的犯罪团伙，分别是曾伟培黑社会团伙、“十二生肖”黑社会团伙和巩德功特大黑社会团伙。其中，“十二生肖”犯罪团伙以陈小佳为首，涉嫌开赌档、收保护费敲诈勒索、非法持有枪支、故意伤害等违法犯罪100余宗。非法敛财达千万余元，受害群众逾百人。自2002年起，犯罪团伙骨干成员陈国栋、林志成和邓远强专门开赌档“抽水”敛财。3人一直在公明、光明等地出租屋或厂房内开地下赌档，平均每天“抽水”收入1万到3万元。据初步统计。陈小佳团伙靠开赌档“抽水”敛财达500余万元。此外，该团伙设赌博骗局，诱骗或强迫他人参赌，套取钱财。公明街道先后有5家餐厅老板输掉餐厅。还有人因参赌而妻离子散。另外，该团伙敲诈勒索收保护费，采取暴力威胁方法，每月强行向公明街道的旅馆、网吧、酒店、发廊、娱乐场所收取1000元到100130元不等的保护费。时间长达3年之久，非法敛财达500余万元。受害店主迫于陈小佳团伙淫威，一直不敢报案。公明街道茗源商行老板吴利明分别在2002年、2004年、2005年先后3次被陈小佳团伙敲诈勒索。共被勒索30余万元。2003年5月吴利明因没有顺从陈小佳团伙。被叶成龙、刘飞等人连砍38刀。陈小佳团伙持枪暴力伤害，排斥异己，称霸一方。现初步查证，陈小佳团伙涉嫌故意伤害案21宗。此外，该团伙强迫交易，获取暴利：陈小佳专门开设一家洗衣厂，强迫公明街道所有的酒店、餐厅、发廊到其洗衣厂洗台布、毛巾等物品，收取高额费用。对不从者砸店伤人。团伙骨干麦植森在石南庄开一停车场。强迫当地营运车辆去停车。并每月强行收取150元至450元的停车费。2005年5月，车主金鱼等没有到麦的停车场停车，麦指使马仔砸损金鱼等人6部车。该团伙37名主要成员均已被批捕。以巩德功为首的犯罪团伙涉嫌有组织地在松岗街道实施收“保护费”敲诈勒索、持刀持枪抢劫、开赌档、故意伤害、强迫交易等违法犯罪30余宗，非法敛财上百万元。日前，该组织9名主要犯罪嫌疑人已被刑拘。
无孔不入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黑社会性质犯罪团伙也在扩大自己的势力范围以牟取更大的经济利益，已经有很多团伙将黑色的触角伸到其他业界。
特别是近年来城镇大规模改造，牵涉土地的使用问题，改制中的中国土地政策存在一些法律空白，各种矛盾也由此产生并需要平衡，成了一些黑社会性质团伙早期积累的巨大财源。几个最有名的黑社会团伙的发展经历。没有一个不跟暴力拆迁有关。鼎鼎大名的哈尔滨乔四。最早起家就是为市政府做收拾所谓“钉子户”的打手。辽宁抚顺市侦破的“抚顺涉黑第一案”。背后操纵涉案团伙的是抚顺房地产界的明星企业家、新抚区人大常委曲全国。该组织涉及杀人、强奸、绑架、伤害、敲诈和非法持有、买卖、运输与制造枪支。曲全国是抚顺正大房屋建设开发有限公司的董事长，拥有中国社科院在抚顺举办的研究生班文凭。他纵容手下在拆迁中，以黑社会性质暴力手段谋求企业利益。曲全国雇佣一名叫冯刚的男子和其他同伙。对付拒绝迁徙的住户。据报道。2001年曲全国公司在他接手的工程中，给予冯刚等的奖励是：赶走住房面积60平方米以下的一户，赏5000元人民币。赶走住房面积60平方米以上的一户，赏1万。在产值超过10亿元，占地面积达4平方公里的棚厦区改造工程中，1800户中有20多户人家不肯搬离，结果，不仅停水停电。居民还被恶徒打得皮开肉绽。拆迁户想讨公道。律师不敢接案，法院不愿受理，媒体也不伸援手。
另一种类型是，故意搭建违法建筑进行非法牟利。2006年6月6日。天津市南开区百余名民警携带警犬警械，由城管、市容、综合执法等部门工作人员一起动手。将位于管界内134间违章建筑全部推毁。引起了在场市民一片欢呼，有人点燃了鞭炮庆祝——因为这条破烂街让附近群众如鲠在喉已经8年了，它们属于“殷氏兄弟”中的老三即涉恶团伙头目殷宗顺。8年来，殷氏兄弟在南开区非法搭建违章房屋和铁制棚亭多间，对外出租牟利。非法经营获利达45万余元。在城市拆除违法建筑时。还要给予补偿。累计也获利数十万元。
福建的黑社会性质组织以走私、偷渡和国际绑票闻名。这恶名已经使得福建籍护照持有人在出国签证上会受到连累。往往被欧美使馆拒签。据福建公安厅有关资料显示，从福建沿海由黑社会团伙经手的假币流入内地至少在一二百亿人民币。查获冰毒1000多公斤。仅就5起贩枪大案统计。就缴获枪支3000多支，子弹70000余发。偷渡更是黑社会性质组织的强项。至1998年底统计。全省仅捕获的境内外“蛇头”就达1400多名，截获偷渡人员20000多人。被遣返的多达30000多人。
黑社会性质组织进行贩毒、赌博、走私、敲诈勒索、诈骗、盗窃、抢劫、绑架等一切有利可图的犯罪活动，不但极大地破坏了人民的安定生活，而且严重破坏了市场经济秩序。更值得注意的是，有些还通过介入合法经济活动。把犯罪所获取的巨额金钱投到企业经营中去。再用获得的利润从事更多更大的犯罪活动。
渗透政权
当前最需要警惕的是很多黑社会性质组织千方百计地介入政治领域。用金钱收买、腐蚀、诱使国家公务员为其充当保护伞。同时他们也削尖脑袋向政治领域渗透。企图为自己披上合法外衣。
湖南“二蒋”黑社会团伙就是利用金钱贿赂、女色引诱等手段。拉拢、腐蚀国家工作人员——原东安县县委副书记胡纯栋、原东安县交警大队大队长夏再生、原东安县征稽所副所长宋顺龙、原东安县运管所所长蒋海清等。为自己违法犯罪构织了强大的保护伞的。他们以合法掩护非法，大肆聚敛钱财。对县城内长途客运车辆采取强制挂靠组织经营，先后共非法收取劳务费600万元：采取私制车票、开具假发票等手段隐瞒收入。偷漏税额80余万元；通过非法买卖、转让土地使用权，获利达70余万元：以多收少交的方法侵吞国家交通费100余万元，给国家造成了巨大的损失。
凡是已经积累了大量财富的黑社会性质组织都会摇身一变。尽量以合法面目出现，头目也会千方百计攫取各种头衔伪装自己，从而进一步以“黑”护商，以商养“黑”。比较典型的像沈阳的刘涌，除了区政协委员等头衔。竟然还当上了沈阳市人大代表。广东省黑帮老大陈毅峰不仅头顶全国十大扶贫状元的桂冠，还是广东省的政协委员。吉林省和龙市顾德成一伙在 1996年已经发展成当地有一定影响和势力的犯罪集团。顾德成竟先后当上了市政协委员和人大代表。齐齐哈尔的黑帮首领张执文被捕前是该市的政协委员，他曾扬言：“我要做齐齐哈尔市、黑龙江省乃至东北的大哥大。做人人敬仰的教父。”最厉害的是浙江温岭的张畏。除了黑社会老大这一身份之外，他还具有跨省份的八个其他身份：原湖北省宜都市政协副主席、台州市青联委员、浙江某报社名誉社长、台州市青年企业家协会副会长、浙江东海集团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兼董事长、上海东盛集团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兼总经理、温岭恒基实业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兼总经理、台州新世纪装饰工程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兼总经理。前4个头衔，是张畏采取各种手段，向政界渗透，为寻求庇护而得来的。张畏一案所牵涉到的67名党政要员当中。有市长、公安局长及党政干部42人、司法干部15人、金融机构干部10人。张宅门前挂着“温岭市公安局重点保护单位”的铜匾。当地人称张畏领导的黑社会组织为“红色黑帮”。
黑白合流的现象在我国有的地区已经出现。1996年福建惠安县侦破一个专门发放高利贷，操纵民间帮会并引发多起刑事案件的团伙。其头面人物连希圣认该县公安局局长郑妈魁为义父。姐夫任水津又是县公安局巡警大队长。这一团伙仗着有这些铁杆人物撑腰。平日欺男霸女，横行霸道，大发横财，无恶不作。与吉林省最大的黑社会犯罪团伙梁旭东有牵连的党政干部多达三十余人。还包括一些公检法人员，正是他们的庇护才使这个犯罪团伙长期逍遥法外。
黑社会与官场的来往以权钱交易为主，像刘涌第一次与沈阳市市长慕绥新见面就奉上10万美元。张畏的五亿黑金有不少落进温州市市长周建国、温州公安局长杨卫中腰包……有的官员不仅在黑社会那里要从经济上分一杯羹。当官场竞争或升官发财需要时，还不惜雇用黑社会打手威胁甚至除掉政治对手。这个时候的黑道人也乐于为白道人服务。因为可以抓住其把柄。日后反过来为自己服务，保护黑道欺压人民，攫取财富。这样的案例见诸报端的有：1995年江西安义县县长陈锦云买凶谋杀该县县委书记胡次干、副书记万先勇；1997年3月广东省阳春市委书记严文耀、副市长杨启周、财办副主任林启菊等人密谋杀害原阳春市长等人；1999年6月28日原舞钢市委书记李长河谋杀该市八台镇镇长吕净一夫妻俩：1999年3月16日海南国税局税官谋杀检察官黄崇华；1999年3月26日，抚顺司法局局长谋杀县委书记……
更有甚者，一些公务人员本身作起了黑老大。据新华社2006年8月13日报道：“龙兴社”是一个在广东肇庆四会市横行6年的黑社会性质组织。令人震惊的是，该组织的黑老大竟然是四会市公安局经侦大队民警、28岁的龙杰锋。自1999年以来，“龙兴社”以四会市罗源镇籍人员为基础。以龙杰锋为头目。多次在四会市城区及周边地区实施故意伤害等违法犯罪行为。并开设赌场、收取保护费、打架斗殴。造成多人死伤。法院经审理后认为，龙杰锋身为民警。其特殊身份为“龙兴社”提供了便利和保护。使得“龙兴社”在社会上更加有地位、有影响力，实施犯罪时更有恃无恐。龙杰锋驾车出行时，被两名持枪男青年连开3枪打死(后证实凶手是其仇家)。广东省警方迅速组织专案组进行调查，以龙杰锋为首的黑社会性质组织“龙兴社”浮出水面，掩藏在警察身份背后的累累血案也才得以曝光。
龙杰锋如此作恶多端。为何能在警察队伍藏身6年之久？原来。四会市公安局原副局长陈国阳和治安管理股原股长张伟洲一直为其充当保护伞。法院认为，陈国阳、张伟洲多年来担任龙杰锋的直接领导，明知道龙杰锋有犯罪行为，却不依法履行职责，甚至作假证包庇。致使“龙兴社”黑社会性质组织得以横行四会城乡多年，称霸一方而得不到查处。
法院认为，陈国阳和张伟洲都构成包庇黑社会性质组织罪，判处陈国阳8年零6个月有期徒刑。判处张伟洲6年有期徒刑。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孙铣教授断言：“凡是存续五六年以上的黑社会组织，都有保护伞。”
一些公安局长也承认：如果政府部门里没人保护。它一露头就能把它打掉。
种种事实表明。正如最高人民法院院长肖扬所说：黑社会性质犯罪。没有后台和保护伞是绝对不能坐大的。
目前我国带黑社会性质的有组织犯罪还只能够用金钱、女色拉拢个别国家工作人员为之效力，虽然也有成效。但往往只限于本地区范围内级别较低的一般公务人员。地市级以上高层干部基本不涉及。被哈尔滨乔四犯罪组织拖下水的干部虽多达百余人，但其中最高级别仅是处级。但随着经济实力的增强和组织形象的伪装。带黑社会性质的有组织犯罪在政治渗透方面的力度肯定将会逐渐加大。
内外勾结
我国黑社会性质犯罪当前的新动向是：一些黑恶势力开始与境外的黑社会勾结。黑社会犯罪国际化是世界黑社会犯罪的走向。中国也不例外。特别是涉及走私、贩毒、绑架等。
近年来跨国绑架勒索案频频发生。据福建有关部门统计，从1993年起，福建此类案件连续发生50多起。勒索赎金数百万美元。涉及美、英、澳大利亚、泰国和港台地区，据现有案例和美国联邦调查局提供的情报资料证实。发生在美国的绑架华人罪案全是在美的福州人组织的黑帮勾结境内组织所为，在美绑票后。再由国内同伙向家属收取赎金。
据《中国大缉毒》(2004)披露：世界最大的海洛因生产基地与云南毗邻。国际贩毒势力力图要打开“中国通道”，将毒品运往世界各地。在近5年的时间里。中缅两国警方开展了11次联合扫毒行动。联合办案22次，捣毁毒品加工厂10个。仅2002年云南警方与缅甸、老挝警方联手共开展7次大规模边境扫毒联合行动。捣毁毒品加工厂10个。成功抓获我国通缉在案。藏匿缅甸多年的大毒枭叶创达、唐明传、尹世荣等人。同年。与泰国、缅甸、美国及香港警方合作，侦破“3·30”国际贩毒大案，沉重打击了金三角地区的贩毒犯罪。
2005年9月。云南破获特大跨国贩毒案缴获冰毒逾29公斤……
境内外黑社会勾结贩毒已是尽人皆知的事实，世界范围内有70％到80％的海洛因由金三角地区流出，我国大陆70％的毒品流通也源自云南。都同内外勾结的黑社会犯罪有着直接的联系。
三峡工程引起了全世界的注意。一些黑恶势力也将罪恶的目光投向具有3000多年历史的三峡，这里成了黑社会盗窃文物的重点。国外媒体报道。现在偷运到西方国家的中国文物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多。甚至连新石器时代的东西也大量涌进。
拐卖人口愈演愈烈。黑社会组织已经由拐实妇女儿童发展为专门组织偷渡。出现了向海外非法移民而谋取暴利的犯罪组织——蛇会。2005年5月1日至6月28日备受世人关注的“萍姐案”在美国纽约曼哈顿南区联邦法院开庭审建，金色冒险号惨案的真相已经大白于天下，这个以偷渡方式大批向海外非法移民的“福青帮”是一个典型的境内外勾结的黑社会犯罪组织。 据东南沿海省市警方提供的资料表明：九十年代后从台湾到大陆投资经商办企业的人员，许多人都有黑社会背景。从查获的大量制贩毒品、走私枪支、出售假护照、信用卡、假人民币等案件，基本以台湾来的黑帮分子为“主调”。福建省警方连续查获贩卖台湾走私入境的机制假人民币3个集团。抓获24名案犯。缴获假币1200余万元，其仿真度一般验钞机根本验不出来，基本达到以假乱真的程度。1993年在沿海查破4起特大制造冰毒案，摧毁制毒工厂5处。缴获冰毒半成品200多公斤。全是台湾黑帮所为。
据福建警方反黑部门提供的资料。截止1996年。经常出入福建省活动的境外黑社会组织已达几十个；主要活动地在福州、厦门、泉州、漳州、莆田等城市。这些黑社会组织。基本都是打着探亲访友、投资经商办企业、组织海峡两岸联谊活动等名义渗透进来的，“14K”、“新义安”、“福义兴”、“和胜和”、“新和帮”、“水房”、“和安乐”、“忠方堂”等十几个福建籍黑帮组织。凭着对原籍地理环境、乡情人缘熟悉的优势，大肆在亲友中传播黑社会组织的宗旨帮规、帮会优势，宣扬江湖义气。拉帮结派，发展组织。“14K”沙田地区的“纸扇”郭某某。入境不到三年，已在厦门等地设立了“14K分堂”。“忠方堂”的“红棍”王某某在福州和福清市已发展成4个堂口分支。指挥各堂口网络地痞流氓入会。形成了一定势力。
广东警方一份扫黑资料显示。广东省10年内已打掉境外黑社会组织几十个。取缔当地带黑社会性质的犯罪团伙300多个。抓获带黑社会性质的犯罪分子1500余名……另据广东警方最新透露。现纳入警方视线的境外黑社会组织。主要涉及香港的“14K”、“水房”、“新义安”、“和胜和”。澳门的“14K”、“和胜义”。台湾的“天道盟”、“竹联帮”、“四海帮”。日本的“山口组”等黑社会组织。境外黑社会组织前赴后继疯狂登陆形势之严峻。由此可见一斑。
专门立法
对于重新滋生并日益蔓延的黑社会性质犯罪活动，我国的立法及司法机关多年来一直密切关注并采取了一系列遏制措施。1997年3月14日经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修订的刑法专门增加了关于涉及黑社会性质犯罪的法条，修订后的刑法第294条将黑社会性质犯罪表述为：“组织、领导和积极参加以暴力、威胁或者其他手段。有组织地进行违法犯罪活动。称霸一方，为非作恶，欺压残害群众，严重破坏经济、社会生活秩序。”在这个法条里包含了三个罪名：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入境发展黑社会组织罪；包庇、纵容黑社会罪。从此，中国有了打击黑社会性质犯罪的法律依据。
当时。该法条的表述比较笼统。在法学界引起相当多的争议。由于操作性不强，导致各地司法机关在侦查、起诉、审判黑社会性质犯罪案件中遇到很多问题，直接影响了打黑斗争的有效进行，经过一段时间的司法实践。为依法严惩黑社会性质犯罪活动的需要，2000年12月10日，最高人民法院又出台了《关于审理黑社会组织犯罪的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该解释对于黑社会性质的组织有进一步的详细表述，规定黑社会性质组织一般应具备以下特征：
(1)组织结构比较紧密，人数较多，有比较明确的组织者、领导者。骨干成员基本固定，有较为严格的组织纪律：
(2)通过违法犯罪活动或者其他手段获取经济利益，具有一定的经济实力；
(3)通过贿赂、威胁等手段，引诱、逼迫国家工作人员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活动。或者为其提供非法保护：
(4)在一定区域内或者行业范围内，以暴力、威胁、滋扰等手段。大肆进行敲诈勒索、欺行霸市、聚众斗殴、寻衅滋事、故意伤害等违法犯罪活动。严重破坏经济、社会生活秩序。
解释的出台明确规定了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与一般共同犯罪和一般的犯罪集团的区别。对黑社会性质组织有了一个较为明确的界定。但是在对关于非法保护问题上，不同地方的司法机关理解上有分歧：是要有国家工作人员提供了非法保护或参加了黑社会性质组织的活动才能构成。还是只要以获得非法保护、或参与其活动为目的。对国家工作人员实施了引诱、逼迫行为，无论目的是否实现就可以构成，实践中做法不一，有的从严把握，不仅要四个特征同时具备，而且非法保护以结果论；有的为加强打击力度。将寻求非法保护以行为论，并不要求一般的四个特征都具备。这样各地打黑的成果表面上差别比较大，结果是，过松的造成到处有黑。过严的又束缚了司法人员的手脚。
完备的法条总是须经过相当长时间对犯罪的研究才可以出台的。到了2002年4月28日，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七次会议通过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九十四条第一款的解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讨论了刑法第二百九十四条第一款规定的‘黑社会性质的组织’的含义问题，解释如下：
刑法第二百九十四条第一款规定的‘黑社会性质的组织’应当同时具备以下特征：
(一)形成较稳定的犯罪组织。人数较多，有明确的组织者、领导者，骨干成员基本固定；
(二)有组织地通过违法犯罪活动或者其他手段获取经济利益，具有一定的经济实力。以支持该组织的活动：
(三)以暴力、威胁或者其他手段，有组织地多次进行违法犯罪活动。为非作歹，欺压、残害群众；
(四)通过实施违法犯罪活动，或者利用国家工作人员的包庇或者纵容，称霸一方，在一定区域或者行业内，形成非法控制或者重大影响，严重破坏经济、社会生活秩序。”
全国人大常委会的这一解释。明确了是否具有保护伞不影响黑社会性质组织的认定。它是立法的重要补充形式，与法律具有同等效力，对于公安司法机关统一正确执行刑法。有力打击黑社会性质组织的犯罪活动具有重要意义。它既解决了刑法第二百九十四条原则、抽象、不便于操作的问题，又克服了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中保护伞特征过于具体，司法实践分歧太多、不够统一的弊端。使得公安司法机关能对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打早打小”。有效遏制黑社会性质组织的发展蔓延，从而最大限度地发挥刑法的功能。
界定黑社会
近二十年来，在事关社会和谐、人民安定的打黑除恶斗争中，我国司法一线的工作人员和致力于法学理论研究的学者一直潜心研究有关黑社会性质犯罪的种种问题。声音虽然不尽一致，但目的都是一个：为铲除黑社会犯罪献计出策。
2000年12月11日中央政法委书记罗干部署全国范围内“打黑除恶”专项斗争后，当代中国有没有黑社会的问题再次为学术界所关注。
南京大学蔡少卿教授认为。中国不仅存在黑社会，而且黑社会犯罪比较严重。据估计，中国目前黑社会成员大约有100万左右。而中国公安大学教授宋浩波认为，中国目前不存在黑社会。他在解释持“否 定说”观点的根据时说：我国目前出现的黑恶势力虽然有一些黑社会组织的特征，比如一些组织长期存在、活动隐秘、有经费来源、反社会突出等。但这种势力往往都是几十人、多则几百人的团伙，大多数团伙还不到10人。根本不能与国外及港台地区黑社会相比。“我国内地带有黑社会性质组织的犯罪团伙主要是‘土生土长’的刑事犯罪团伙。由于其带有黑社会的一些特征。属雏形黑社会。即处于刚刚起步的阶段。”“还没有出现像欧美的黑手党，香港、澳门、台湾地区多年规模庞大的黑社会组织，也没有像旧上海的青洪帮，拥有10多万成员，势力渗透到各地各部门的组织。”
长期致力于当代中国黑社会犯罪研究的华东政法学院邱格屏博士指出。在中国是否存在黑社会问题上，尽管蔡和宋的结论完全相反，但他们对黑社会的界定却并不矛盾。她的观点是，中国目前存在黑社会，但与境外黑社会组织及民国时代的青洪帮相比，当代中国黑社会具有初级性。
基本上同意这个观点的专家还有很多。中国政法大学研究生院的梁华仁、陈清浦总结现阶段我国黑社会组织主要有以下几个特点：
1、组织化明显但层次性不强。这些犯罪组织通过对传统民间帮会和旧有黑社会的继承。加上对国际成熟状态黑社会犯罪方式的模仿，其成员在结构上有一定的组织性。组织内部也有较细分工，但总体来看。层次性不强。领导层、决策层有时会直接参与具体犯罪活动。因此更容易暴露。这种特点是和其规模较小、成员有限、正处于成长期等原因相联系的，所以，和具有准社会性的黑社会比较，还有较大差距。
2、经济目的明显。政治目的不突出。黑社会性质组织为维护自己的生存和发展，必然要通过一系列的犯罪活动攫取金钱和其他经济利益，那些获利巨大的毒品犯罪、走私犯罪、控制色情服务等非法活动。便成为其首选目标。有时他们也会介入合法经济，但其本质属性决定了表面上可能是合法经济与非法经济的结合。但实质上却是犯罪活动。为逃避打击和获取更多财富。他们也会以贿买的方法腐蚀政府官员。或向政治领域渗透。但这些大都为经济目的服务，政治目的不甚明显。
3、具有较强的本土性、区域性。受人员、资金、经验等方面的限制。黑社会性质组织现阶段主要利用区域的控制优势，在一定范围内实施犯罪活动。血缘、地缘作为主要的联系纽带。决定了活动范围只能局限于一个城市、一个村镇、一个街区。基本上不具备向外发展的能由。
4、暴力性和脆弱性并存。处于初级阶段的黑社会性质组织还不具有无形的威慑力，必然以大量使用暴力作为扩展生存空间和稳定组织的手段，但这种方式也会使其加速暴露。走向覆灭。同时。他们无法寻求到较高层次的政治庇护，加之整体人员素质低下，组织的生存普遍依靠胆量和欲望，因此，容易被政府摧垮和被其他组织吞并。其脆弱性是十分明显的。
北京大学法学院陈兴良教授提出了黑社会性质组织泛化问题。他指出。“黑势力与犯罪团伙具有一定的类似性。与黑社会性质的组织还有性质上的区别。我国目前黑社会性质组织的泛化，在很大程度上与黑恶势力相提并抡有关。”
他认为，黑社会组织“甚至在某种意义上来说似乎是无法定义”，因为“对有组织犯罪存在各种不同的理解和认识。因此迄今还没有形成一个比较科学且为大多数学者所公认的概念。”“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刑法中出现黑社会性质组织这样一种极其特殊的表述，也就不足为奇。事实上。肯定存在着一种关于黑社会组织的模型。然而这一模型是不清晰的，对此犯罪学理论当然是要负某种责任的。既然关于黑社会组织的模型本身在犯罪学理论上没有得到清晰的描述，因而各国都会从自身需要出发构造黑社会组织的法律形象，这也正反映了各国刑事政策上的特点。以此为视点分析我国目前在刑事立法与刑事司法中对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理解。体现为对黑社会犯罪‘打早打小’的刑事政策思想。然而，当犯罪团伙没有发展成为黑社会性质组织的时候。把它当作黑社会性质组织来打。打的到底是犯罪团伙还是黑社会性质的组织?这不能不是一个问题。正如同鸡蛋在没有孵化成小鸡之前毕竟是蛋而不是鸡。因此。吃蛋也决不能等同于吃鸡。尽管在每一只蛋中都潜存着一只鸡。”但他同时也强调。“并不认为当前中国不存在黑社会性质组织，但远远没有我们想象得那么多。我们更应当把黑社会性质组织当作一种组织而不是当作一种犯罪。因此。我们应当在法律上建构一种黑社会性质组织的确认程序，确认以后予以公布，而不是像目前所做的那样在认定犯罪的同时确认黑社会性质的组织。”
陈兴良指出，犯罪集团的存在是为了单纯地实施犯罪，而黑社会性质组织并非单纯地为实施犯罪而存在，实施犯罪是为了控制社会，控制社会又是为了更好地实施犯罪。因此。具有实施犯罪与控制社会之间的互动性。可以说。非法控制社会是黑社会性质组织的最大特点。
最高人民法院刑一庭副庭长李武清认为。黑社会性质组织还不完全等同于黑社会组织。而是该犯罪组织具有“黑社会性质”，如不及时打击，其有可能进一步发展成黑社会组织。从这个意义上讲。黑社会性质组织是黑社会组织的初始阶段。
综合多数专家的研究结果。比较一致的看法是：我国大陆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已经具备了黑社会犯罪的部分特征。但是尚未达到黑社会的程度，是一种向黑社会过渡的雏形状态。其间差异有五个方面：一是其社会化程度尚不完备。只是初步具备黑社会单一组织形式；二是组织规模与反社会的能量不够强大，其人数有限，尚未完全脱离暴力犯罪阶段；三是经济实力不雄厚。经济再生能力和抗御社会打击风险的能力不高：四是自我保护系统不稳固。危害作用主要在局部和基层，且存续时间较短；五是活动范围和空间不广阔。以某一地区、行业或特定场所为活动半径，跨境跨国犯罪尚不突出。但是。黑社会性质组织与黑社会之间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如果掉以轻心。黑社会性质组织在适宜条件下，就会发展成为黑社会组织。继而形成黑社会。
制度漏洞
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上海，以黄金荣、杜月笙、张啸林等乱世枭雄为代表的黑社会势力曾经猖獗一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中国政局。因为它是蒋介石实施反动统治的一支依靠力量。得到了他的大力扶植。在天津、武汉、广州、重庆等大中商埠，也同样各有盘踞一方的为虎作伥的黑社会势力存在。新中国成立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涤荡了一切旧中国的污泥浊水。对黑社会活动进行了毁灭性的打击，残余势力不得不将活动范围转移到了境外，在大陆上销声匿迹。这个巨大变化固然与共产党、国民党所代表的群体利益根本不同有关，与共产党不同于国民党的执政理念有关。与共产党铲除反革命残渣余孽的彻底手段有关。如果从更深层次的社会体制、经济体制来考察，黑社会现象的滋生与灭除是与所处社会的整个体制发展变化息息相关的。关键在于是否有产生并适于它生存的土壤。 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一度没有大量的失业人群。我国曾经实行三个人的饭五个人吃。人人都能维持低水平的温饱。从而相安无事。加上各级政权组织对社会的控制能力相当强。刑事犯罪率处于世界较低水平。反映贫富差距的基尼系数相对也低(据资料显示我国在改革开放之初的1981年是0，29)。由于闭关锁国，与港澳台地区及黑社会势力猖獗的国家联系的渠道很少。所有这些因素使得黑社会势力在这样的土壤上很难滋生。
由于认识到贫穷不是社会主义。中国自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采取了改革开放的国策。以追求效率与公平的富裕取代绝对平均主义的贫困。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四分之一世纪的实践已经证明这一国策的正确。但是，正如窗户打开会飞进苍蝇一样，一些丑恶现象和弊病也乘虚而入。
中国政法大学研究生院梁华仁、陈清浦认为，当前黑社会性质犯罪的形成原因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二元社会结构、经济发展的非均衡化与财富分配的非合理化是产生黑社会性质犯罪的根本原因。从社会结构和经济结构上看。我国是一个二元结构的社会。长期形成的城市和农村二元户籍制度。使得农民只能固定在农村从事简单的农业再生产。落后的自然经济造成农村物质产品和精神文化的贫乏。以致农村和城市形成了两个反差强烈截然不同的社会。据统计。我国80％生产力集中在城市。只有20％的生产能力在农村。而人口分布恰好相反。改革开放以后。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涌向城市。但户籍制度和文化差异阻止了二者的结合。人为的阻断强化了“城里人”与“农村人”的对立心理。在得不到疏导的情况下便通过一种极端的形式——犯罪表现出来。来自相
同的地域、文化背景产生的亲和力使他们更容易聚集，在犯罪活动中更容易相互联系和照应。经演化便有可能发展成为黑社会性质组织。体制转轨带来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也带来了社会问题。不景气企业下岗失业的工人。破产的商业经营者和各种原因辍学的青少年散落在社会。这支成分复杂的无业大军。“不仅仅个人生活没有来源。给家庭造成经济和精神负担。而且个人未能取得社会承认，心理失衡，人际关系紧张，又长期游离于社会，失去组织约束”。构成了黑社会性质犯罪的社会基础。二元社会结构、失业。不仅形成数量巨大的闲散人口。而且还造成社会分配不公。导致了经济发展的非均衡化和财富分配的非合理化。据报道。我国目前的基尼系数为0，458。已大大超过了国际公认警戒线。贫富差距的拉大导致处于弱势地位的贫困者形成了强烈的被剥夺感。加上富有阶层奢靡生活方式的不良展示，又强化了贫困者的不满心理。于是犯罪便成了对社会分配不公的一种病态矫正选择。
(二)不良需求导致犯罪市场的存在，犯罪成本的加大。促使犯罪规模化发展。这是黑社会性质犯罪形成的决定原因。在现代社会里，商品经济的发展极大地刺激了人们对财富的追求。由于社会财富的相对集中性，社会伦理道德和法律对某些物品拥有使用的禁止性，各国都不同程度地存在某些物品的短缺现象，在此基础上产生了公众对非法商品和非法服务的需求。而满足这些需求本身就意味着巨大的利益回报。毒品、走私物品、色情服务，正是分析黑社会性质犯罪得以滋生的适例。法律制裁的严厉性。犯罪市场竞争的残酷性以及追求高额利润的垄断性。使单一犯罪、团伙犯罪取得预期效益的难度日趋加大。为降低犯罪成本。追求规模效益以取得最大非法利润为目的的黑社会性质犯罪组织的产生成为必然选择。
(三)社会控制弱化和非法控制力量的兴起是黑社会性质犯罪兴起的外部原因。一方面。改革开放带来了经济繁荣。个人空间和个人自由度也随之增大，国家和法律对个人行为和社团活动的控制和规范也呈弱化趋势。原来的基层组织由于失去资源垄断及分配权，行政控制力削弱。原有的家庭宗法组织便乘机兴起。有的宗法组织为维护本家庭的团体利益。在家族亲情的幌子下，利用宗族的影响和号召力。为非作歹，称霸一方，不仅妨碍了国家政令的实施，其本身也容易演化成黑社会性质组织。市场经济的兴起，人们对职业的再次选择自由度加大。隐形失业人数的增加，促使个人通过基层组织或所在单位向社会负责的“个人——单位(基层组织)——社会”控制模式解体，非法利益团体按照自己的价值观念、道德标准和行为模式建立一种新的亚社会结构。填补了基层组织的空缺，阻却了个人向社会负责的进程。进而发展成为“个人——黑社会性质组织——社会”的控制模式。另一方面，政治腐败现象的严重存在，为黑社会性质组织撑起了保护伞。为他们实施犯罪提供了有利的外部环境。黑社会性质组织凭借巨额的犯罪收益。又进一步贿赂腐蚀党政官员。形成“官——黑共生”模式。所以说，国家公职人员的腐败。既是黑社会性质犯罪的一个重要表征。也是其得以兴起的重要因素。
(四)法治进程中立法滞后所留下的司法空白，是黑社会性质犯罪存在的法制因素。法治进程二十年来。我国旧的法制沉淀没有切除。行政驱动模式下进行的法律移植、法律制作，无法形成良好的法律文化和法律环境。法治进程中的局部阻却造成了诸多领域立法的真空和冲突，而黑社会性质犯罪正是利用这种短暂的空白得以维持。此外。黑社会性质犯罪还有一些其他原因，诸如人性的局限性和亚文化的多重性。国外黑社会势力的渗透。我国历史上黑社会帮会组织的影响等等。
改良土壤
打击黑社会犯罪并铲除黑社会性质组织。是全社会各方面人士都在关心的问题，需要群策群力。从建设和谐社会的高度和保护一方平安的起码要求，从宏观到微观。大家都来献计献策，做好力所能及的工作。防止为渊驱鱼。
有这样两个青少年犯罪的案例：在新疆奎屯。一个13岁的少年。组织了一个18人参加，代号“黑乌鸦”的犯罪团伙。偷盗、抢劫、强奸、放火、破坏公共设施、伤害他人身体……坏事做绝。从这个团伙成员胳膊上都刺着黑乌鸦的图案。下面的打手不知道头头的姓名和住址等情况看，这个团伙已经具备了黑社会组织的一些特征。团伙成员既有成年人又有未成年人，他们大部分住在盲流村。有活不干，唯一的本领就是偷。13岁的黑老大坦称自己从小就偷，失学后每天钻进录像厅看录像。上网吧，心想：“外国有许多像我这么大的孩子都当上黑社会老大了。我为什么不行？”他以出手狠为手段，谁不听就剁手指，曾剁过三个大人的手指，一举成为团伙老大。无独有偶，据2006年8月《华商报》报道：一个极其凶残的青少年犯罪团伙。年龄最大21岁。最小17岁。从农村到城市，在一个打工处相识，离开后结成团伙，在一个月时间内，连杀无辜，抢劫、强奸作案4起，其中杀死3人，重伤1人。作案后。他们竟然从容地还用胶水喷涂了“挡我者死”四个大字。他们开始犯罪时以一个拾荒老汉为目标。用杀人“练胆”，谁下手狠谁当老大，每刺一刀，奖200元。完全是模仿黑 社会组织那一套。
长期以来。港台影视与一些国外大片有很多刻意渲染暴力及黑社会的镜头。引起年轻一代是非、价值观的混乱。无异于鸦片。上述两个案例不仅透视出影视、互联网宣传暴力的影响，而且也透视出低素质、低文化的无业游民向黑社会流动的趋向。
针对庞大的低素质、低文化的无业人群会成为黑社会势力的潜在后备人力的问题。专家们提出了一系列宏观对策：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加大对农村投入，增加农民收入。减轻农民负担，真正赋予农民以国民待遇地位，缓解农村传统的自给自足农业经济体系与城市现代工业经济体系所形成的二元经济结构所带来的矛盾；加紧进行户籍制度改革。实现人口有序流动，减轻人为造成城乡对立：建立合理分配体系，减少社会磨擦。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减少社会对立和冲突以及加强基层政权建设。不给社会管理留下真空以防黑社会势力钻入；加强对重点人群和特种行业(旅馆业、文化市场、娱乐场所)、特种物品(枪支、爆炸物、毒品)的监控……
据学者考证，以中国传统的游民文化为中心的犯罪亚文化和以暴力、色情为中心的当代犯罪亚文化是黑社会性质犯罪的精神支柱。所以。针对这种犯罪亚文化，大力加强精神文明建设，净化社会文化环境。清除黑社会性质犯罪产生的文化基础。也是必不可少的。加强文化市场的控制和管理，清除和杜绝宣扬黑社会犯罪、色情、凶杀、暴力等内容的书画报刊和音像制品。同时。大力提倡和发扬社会主义文化事业，用丰富多彩、健康的文艺作品和娱乐形式正确引导人民的精神生活。
对于社会各方面关注的黑腐关系。无论是身处生活实际的人民群众的直观。还是社会学、法学、政治学学者们观察，所得出的结论没有任何分歧：为黑社会提供非法保护是腐败的一种形态。人们认识到。不是说凡黑社会犯罪背后都有白道参与。但凡是打而无力。打而不绝，越打越多的地方，肯定有官方保护、参与甚至指使、指挥。因此，要想对黑恶势力进行毁灭性打击，首先必须消除来自于政权内部的干扰和阻力，挖出那些在党政、司法机关内部的黑恶保护伞和后台。只有这样。才可能将黑社会组织“打早打小”。斩草除根。目前，黑恶势力作为腐败官员的帮凶，已是千夫所指，只要群起而攻之。完全可能聚而歼之。相反，如果不能给予无法无天者以沉痛打击。善良的公民们将可能被迫铤而走险。以暴易暴。并在通常的社会秩序和法律力量之外寻找保护、自救和互济的力量。从这个意义说，政府不但要和黑社会争夺官员。更深层的是要与黑社会争夺人心。
公安部预防犯罪研究专家龙显雷指出：一定要坚持反腐败斗争与加强民主监督相结合。只有普通群众能够自如地行使民主监督权利，他们才能真正、普遍地从孤立无助的境遇中解放出来，黑社会犯罪集团的保护伞才能从源头上铲除。打击黑社会犯罪才能收到釜底抽薪之效。
德国法学家李斯特曾提出过一个著名论断：“最好的社会政策就是最好的刑事政策。”
上海大学社会系教授邓伟志提出了改良土壤说。他指出：“政法部门只能铲除已出土的黑社会，无法治理产生黑社会的气候、土壤。建议从多角度研究。从改良土壤抓起。要扶持社团的发育，用纵横交织、密如蛛网的社团覆盖全社会。黑社会组织就无处藏身。”
改良土壤的说法很形象。它既是政府的责任，也是全社会每一位有责任感的守法公民需要参与的一项宏伟工程。
(本文采用了晓晨的《黑乌鸦团伙落网记》部分内容)
(责编：丙 戌)
一个标本
2006年8月11日，北京，中国首善之区。
一起新闻报道引起国人瞩目——在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庄严的审判庭里，34名被告人被带上法庭听候宣判。顺义县45岁的黑社会头子胡亚东被以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等13项罪名数罪并罚判处有期徒刑20年。其弟胡亚风被判处有期徒刑19年。其余30余名团伙成员均被以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论处。被判3年6个月至18年不等有期徒刑。
这个顺义二胡团伙成为建国以来北京法院判决的第一个黑社会性质犯罪组织。
胡亚东，初中文化，当过几年兵。回乡后做过小生意。从开汽车修理厂时。他就尽显霸蛮之气。只是因为车主几次不同意他给人家换不必要的贵重零件。便怀恨在心，指使打手将车主殴打一顿。残暴地割下车主的半个耳朵。
称霸一方的胡亚东、胡亚风兄弟网罗了一些无业人员。其团伙中甚至还有一名城管分队队长和一名律师。2004年4月。胡亚东与时任顺义区城管监察大队高丽营分队队长的常有生合谋后。指使手下冒充城管监察人员，以查处泔水车为名，在顺义区、昌平区向10余名车主索要钱财共计1万余元。在青天律师所供职的律师张秋臣违背律师道德，投在胡的麾下，2003年5月，在胡亚东的指使下。以“捞人”为名敲诈他人8万元。
二胡的发家不只依靠简单的敲诈勒索等刑事犯罪。他们的黑社会组织是以顺六环停车服务有限公司、非法采砂场、顺义区后礼务村承租地为依托发展起来的。胡亚东仅在顺义区潮白河河床内大肆非法采砂，就获非法经营额256万余元，造成直接经济损失高达1300余万元。二胡将部分非法收益作为“工资”发给组织成员。并购买枪支、弹药。二胡还将钱花在疏通关系上，在组织成员犯罪后。帮助手下逃避法律制裁。
二胡黑社会组织通过以非法手段敛财，攫取巨额经济利益，已经完成了原始积累，具有了相当的经济实力。法院对胡氏兄弟仅处罚金就达524万元。是刑事犯罪判罚中较罕见的。
对于出生在五六十年代的中国大陆人来说。黑社会曾经是个很生疏遥远的词汇。因为自新中国成立后。黑社会活动绝迹了三十年。然而，近二十年来。由于中国开放改革。与世界交往日益密切，内部的经济体制又处于一个激烈的转型期。外部影响的渗透、各种矛盾的产生及不同程度的激化，使得黑社会势力得以滋生。我国较早受到境外黑社会渗透的地区是紧邻香港的深圳。1983年。以香港14K、水房成员为主犯的抢劫深圳友谊商场案件。即首例黑社会组织入境犯罪记录。
此后，黑社会性质犯罪，逐渐进入人们的视野。由久违生疏到耳熟能详，到活生生地发生在身边。
挑战法律
广东惠州有个赌霸周胜勇，豢养了3个黑帮组织。在惠州横行霸道，为所欲为，动不动就对人刀砍枪击。甚至对警察也敢动刀动枪。1997年4月10日晚，周胜勇黑帮在一家电玩世界大开杀戒。民警陈某亮明身份，前去制止。帮首周乔狂吼道：“警察怎么了?多管闲事。把你也砍了!”打手们一拥而上，乱刀砍向陈某。其中一名打手向陈的下部捅去一刀。致陈重伤；另一名打手用枪又对准陈某的太阳穴扣动扳机。恰巧遇哑弹。陈某才幸免一死。
湖南邵阳有个黑社会团伙中国枭雄会。头目刘志高，自号狂龙，这伙黑帮公然与社会对抗。杀人、盗窃、抢劫，无恶不作，竟敢在市中心广场公开枪杀警察。致使派出所警员身负重伤。事后。这个黑帮组织还用毛笔写出“布告公然贴到市区法制宣传栏里——中图枭雄会处决公安人员一名!特此布告。会长：狂龙。其气焰之嚣张，令人难以置信。
四川覃有宽黑势力团伙较之中国枭雄会有过之而无不及。这伙黑帮平日不仅为非作歹、斗狠逞强、恶霸一方，而且敢于公开与政府对抗。占山为王、抗税抗粮、制售枪枝、施暴抗法。1999年6月16日。宜汉县法院副院长苟于国一行6人来到覃家。宣判一起因覃有宽将村支书桂均德鼻根骨打折、胸腹部打伤的民事赔偿案件。覃有宽面对法官口吐狂言：“宣你个啥子判呀。看老子今天咋个宣判你！”这时。黑势力团伙“军师”赵耀明在公路上大声吼叫：“沿河两岸的人听着，法院的人来宣判了，赶快来抓法官!’，随后。覃有宽吩咐手下将4名法官和区委副书记唐从舟押往家中，留作人质，命令严加看管：“谁敢反抗，就挑断脚筋，打死勿论！”同时责令随行的副乡长马敏：“滚回去报告政府，快拿两千万来领人，莫耍花招，否则千刀万剐!”当夜电闪雷呜，大雨倾盆，法官李建佯装小解，逃出魔窟；随后，副院长苟于国也从后窗翻出b凌晨覃有宽获悉有人质逃跑。于是手持钢钻残忍地将年近60的老法官瞿朝良眼睛戳瞎，生殖器捅烂，而后潜逃；瞿朝良在营救途中死亡。
河南虞城县利民镇副镇长何长利。自称何三爷，他利用职权，先是纠合镇上25个“有头有脸”的人物结拜弟兄、喝血酒、祭鬼神，共同盟誓：“我们兄弟意气相投，暂生死，若有私念，天地不容！”全镇47名人大代表中有22名是这个团伙的成员。全镇7个基层党支部中有5个支部书记参与结拜。全镇10个镇办企业中有7个企业负责人系团伙骨干。这个盟会又穿插结拜，滚动发展，后来又形成5个小团伙。成员扩展到44人。虞城的地痞流氓趋之若鹜。主动加盟，在逃犯刘军一次就带领24名“弟兄”投到何三爷的门下。这些人在当地敲诈勒索、欺行霸市，横行乡里、鱼肉百姓。为所欲为、无恶不作。迫于何氏黑势力的淫威。利民镇党委一度召开会议都要秘密进行，或者转移到离镇12公里外的县城去召开。1994年3月，新的县委排除干扰。狠下决心捣毁了这个黑势力团伙。深受其害的利民百姓自发捐款，连唱12天大戏，欢庆“利民镇第二次解放”。公审何长利团伙成员大会之日。利民镇万人空巷。全镇两万多人冒雨参加大会。鞭炮在城内持续响了一个多小时！
1998年春节。从少林武校“学成”后又闯荡江湖的浪子祁伟回到安徽明光，他先后纠集了6名“弟兄”歃血盟誓。并郑重其事地制订了11条帮规和4条对叛逆人员的惩处办法。这个帮会的成员年龄最大的不足20周岁。有几名还是在校高中生。祁伟给成员们配备了砍刀、短枪和匕首等作案工具，安排他们迅速开展“业务”。“乾谷组”成员胆大妄为。不仅频繁地蒙面抢劫、杀伤无辜。而且明知室内有人，竟敢多次架起便携式氧气切割机破门而入。进行捆绑抢劫。短短几个月，“乾谷组”就作大案数十起。破获此案后，警方在其窝点除搜出大量凶器外。还搜出迷幻药和“入会申请表”。在“入会原因”一栏里，帮主祁伟填的是“拼 搏是个硬道理”，骨干成员满建光则上书：“发展才能生存！”
辽宁出现的“抚顺虎”、哈尔滨出现的“刀枪炮”、湖南邵阳出现的!寒血党”、湖南湘西出现的“白龙会”、山西运城出现的“狼帮”、广东的“麻阳帮”、佛山的“水房帮”、江苏海安的“东升帮”……均是罪大恶极的黑社会性质的犯罪组织。
无恶不作
进入二十一世纪。黑社会性质团伙犯罪又有新的发展，像震惊全国的辽宁沈阳的刘涌、浙江温岭的张畏以及跨渝湘鄂三省市作案的张君等犯罪团伙无论在作案手段、控制范围、社会影响等方面都超过了以往。
2003年12月。曾经让湖南邵阳人民谈虎色变的“小红宝”黑社会性质团伙被押上了审判台，这个以姚志宏为首的59人特大黑社会团伙在邵阳犯下的罪行罄竹难书。1996年姚志宏通过与时任邵阳市人民检察院反贪局副局长李勇、时任邵阳市经委副主任谭亚雄等人建立关系，轻松地从邵阳市自来水公司承包到金海桑拿中心的经营权。并将一处房产高价强行卖给自来水公司。以此获取了巨额利益。此后，姚志宏以金海桑拿中心为据点，组织卖淫嫖娼等活动，通过行贿和提供免费性服务等手段，腐蚀拉拢，党政干部、政法干警及相关企业负责人，在邵阳市范围内结成了巨大的关系网。李勇和谭亚雄经常到金海桑拿中心免费娱乐；有些私人恩怨，也由姚志宏出面“摆平”。通过姚志宏指点。李勇自己也尝试放高利贷，获得15万元暴利。他们还共同参与策划了诈骗邵阳市针织总厂37万元。
姚志宏还不择手段攫取政治资本，终于在1997年12月取得了邵阳市大祥区政协常委资格，摇身一变成了当地有身份、有地位的人。披着政协常委的外衣，姚志宏更是出入上流社会，结交达官显贵，一批党政干部也心甘情愿地为其充当保护伞。2002年6月6日，姚志宏大张旗鼓地为其满一周岁的儿子举办酒宴，赴宴政法干警多达29人。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干部多达18人。
姚志宏组织、领导的黑社会性质组织在邵阳市区范围内通过放高利贷等形式，使用暴力、威胁等手段，有组织地进行犯罪活动。大肆欺压、残害群众，造成了极为恶劣的社会影响。1998年9月。姚志宏为逼债而派人将肖建华挟持到金海桑拿中心。公安干警前来问讯处理时，姚志宏和他手下的“弟兄”对公安干警大打出手，公然叫嚣“打的就是公安局的”。
一些遭受过“小红宝”淫威的群众敢怒不敢言。谷勇和余泽为了偿还姚志宏的高利贷而被逼得倾家荡产：肖建华因被追偿高利贷而在邵阳市无法安身。被迫逃往他乡。仅就法院认定的4年多时间内。姚志宏黑社会性质组织共殴打20余人，致使4人轻伤、1人重伤；寻衅滋事17起；敲诈勒索1起；故意伤害1起；非法拘禁4起；诈骗1起；非法买卖枪支3支；非法持有枪支7支；赌博3起：行贿6起。通过放高利贷和在金海桑拿中心长达近4年时间的组织卖淫以及采用非法手段参与开发、买卖房地产和暴力犯罪。姚志宏黑社会性质组织聚敛非法财物价值600余万元。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一些黑社会性质组织的装备越来越先进、精良。犯罪活动的智能化程度也越来越高。2000年，甘肃兰州就发生了黑社会组织公然开办所谓的经济信息投资咨询公司。利用租来的几十台电脑，通过卫星接收器、互联网或有线电视接收股市行情。建立模拟股票交易系统，采取空买空卖手法欺骗股民。洗走股民几个亿资产，然后再将掠夺来的钱财投入房地产等合法行业，把自己装扮成兰州乃至西北商界名流。
互联网的迅速普及给国民经济的发展以及人民生活、文化、思想带来巨大影响。过去常处于秘密地下状态的黑社会组织也将这把利剑拿了起来。如今网上竟然出现了“中国黑社会内部流通的报纸”。公然报道活动新闻和招聘启事等。
据最高人民法院原刑一庭庭长南英介绍：从2000年12月至2002年12月。全国各级人民法院共受理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案件400余件。案件已审结判决并已发生法律效力的黑社会性质组织罪犯1500余人。其中判处5年以上有期徒刑等刑罚的罪犯700余人。甘肃法院审理的李捷等37人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故意杀人犯罪案件，依法判处李捷等8名罪犯死刑。7名罪犯死缓。其余22名罪犯分别被判处无期徒刑或者有期徒刑。广西法院审理的广西北海市“西头帮”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故意杀人犯罪案件。分别判处李昌裕等6名被告人死刑。另有5名曾为“西头帮”黑社会组织充当保护伞的原国家工作人员被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2006年5月26日新华网报道：据不完全统计，今年3至4月间。全国检察机关共批捕涉黑涉恶犯罪案件1148件3612人。已向人民法院起诉749件1784人；立案查办充当黑恶势力保护伞的职务犯罪案件6件10人。其中已逮捕8人。起诉3人。截至4月底。全国法院共受理以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起诉的案件38起452人。审结23起180人。其中最终定罪并已生效的9起71人。这71人中有28人被判处了5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死刑。
横行一方
郑州市敦睦路服装批发市场，位于郑州火车站繁华中心区，各地客商云集，生意兴隆，是河南省最大的服装集散地。以王张勇为首的带有黑社会性质的暴力犯罪团伙数十人为牟取暴利。在敦睦路结伙称霸，横行一方。他们手持枪支、大刀等凶器。强行收取保护费，公然寻衅滋事，侮辱妇女，打砸店铺，以暴力手段聚敛资产数百万元。致伤致残多人。
2000年3月24日，王张勇团伙先后两次围攻殴打商户王某及其家人。王某母亲肋骨被打断四根。6月7日。王某又被王张勇团伙连捅四刀。7月3日。这个团伙十多名成员又当众围攻殴打外地女顾客魏某及其两个女儿，并当场侮辱魏。8月27日，王张勇一伙手持钢管、钢鞭。闯进一服装店内，砸坏物品。打伤店员。
郑州市警方接到群众举报。迅速派出干警将王张勇等11名团伙成员在深圳抓获，并当场缴获五连发猎枪和小口径步枪三支，砍刀十把，钢鞭一条，赃款赃物合计二十多万元。
2001年4月。以张君、李泽军为首的渝、湘、鄂持枪抢劫杀人暴力犯罪集团案分别在重庆和湖南常德开庭审理。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判处张君等8名罪犯死刑。同年5月。张君等8名罪犯被核准执行死刑并予执行。张君等4名蒙面歹徒曾经持枪拦截运钞车，抢走现金224万元，枪杀7人。打伤撞伤5名市民，制造了震惊全圈的“9·1”特大银行抢劫案。后经查实。以张君为首的犯罪团伙自1991年6月至2000年9月。在重庆、湖南、湖北、云南和广西等地持械抢劫、故意杀人、抢劫枪支弹药22次，致使28人死亡、5人重伤、15人轻伤、2人轻微伤。劫得财物价值人民币536，9万元。
以企业家面目出现的张畏、刘涌等企业型犯罪团伙，也无一不是以暴力起家。34岁的张畏被称为“一个标准黑社会样本”。以他为首的一伙人温岭地区称 霸一方，为非作恶，欺压、残害人民，作案50余起；张畏直接指使组织成员故意伤害他人身体，致1人死亡，1人重伤，4人轻伤，他纠集其犯罪组织成员以胁迫手段拘禁他人。指使组织成员故意毁坏他人财物。数额巨大。当宣布对其执行死刑时，张畏“良心发现”，给家中留遗言不让把他时的骨灰带回温岭，说：“温岭人民受我的惊吓太多了……”
刘涌的发家也同样血腥：1995年。为霸占沈阳中街一购物中心。指使打手殴打购物中心经理吴某。并不断到其家中进行威胁骚扰，逼人家将花200多万装修好的470平米门面房“转租”给他。之后只从勒索别人的25万中拿出5万作为补偿给吴。他还曾带领打手追杀一个个体老板韩某。砍了100多刀。刘涌纠集一批有前科的犯罪人员充当打手，购买大量枪支弹药和匕首刀具。动辄进行打杀，他就是靠暴力武装组织迅速窜升为沈阳黑道的老大。
这些黑恶势力肆无忌惮地杀人、抢劫、绑架人质、强奸侮辱妇女、敲诈勒索、走私贩毒……作案手段凶暴。在残害人时采用挑脚筋、剁大腿、砍手掌、割舌、挖眼、切指等酷刑。在一些城镇、乡村，他们成了街霸、村霸、市霸、行霸、矿霸、路霸。海南澄迈县的王英汉网罗门徒。横行一方，多年来打死2人，打残13人，遭其侮辱、殴打、抢劫、敲诈者不计其数。当地人民称之为“南霸天”。在山西临汾，人们口中流传有两个市长。一是白道市长，一是黑道市长即黑社会龙头老大安小根，这个黑道市长猖狂到了令人发指的地步——有人因听到别人称呼其市长。仅仅好奇地看了他一眼。竟遭杀身之祸。
职业罪犯
黑社会犯罪是有组织的犯罪。如果与流氓团伙比。黑社会性质的犯罪组织化程度比前者要高。它的基本成员是固定的。并且多是职业罪犯。这些组织。有的层次分明、分工明确。有首领、骨干分子和一般成员。组织结构呈金字塔形；排座次如“堂主”、“龙头大哥”、“主帅”。其次是“副帅”、“军师、”“师爷”、“参谋长”之类。再下设几个小头目。每个头目下面有一定数量的成员。也有的开始形成较为明确的帮规戒律和组织目标，具有一定的自我保护能力。河南省的“黑龙帮”规定。组长、成员做事不经批准者杀；被公安机关抓走供出同伙者杀；加入本帮者必须文身；被公安机关抓走者。每月发给亲属供养费等。四川资阳“黑豹”集团内就设有“总管”、“打手”、“杀手”、“后勤”、“踩点”等职务，有时候还有“降职”或“撤职”等处罚。老大身边常有专门为其出谋划策的智囊团或顾问团，由这些“军师”制定行动计划。下面则有人专管杀人抢劫。也有人经营合法产业。为他们洗钱。有一套财产分配和福利保障形式。有严酷的帮规帮法和保密制度，违反者或变节者要受到残酷镇压。
可以说，具备了这些条件。组织内部就基本是严密和稳定的。但是。相比于西方典型的黑社会组织以及我国历史上黑社会组织最成熟的民国时期。目前我国的带黑社会性质的组织还算小巫见大巫。从人数上看，最多的组织是400多人，不仅不能和遍及世界各地的黑手党几十万党徒比。也无法与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横行于上海滩的青洪帮数万之众相提并论。
目前我国带黑社会性质的犯罪组织基本是以地缘型(以地域来源划分帮派)、业缘型(成员主要以某种犯罪职业的联系而成)、血缘型(成员主要以血缘为联系)或者虚拟的血缘型(拜把子)为组成形态。管理的方式也基本是封建家族式的。参加人员身份大多数都是有前科的“两劳”释放者或曾经被收审、处罚过的违法犯罪人员。其余基本成员以无业、失业青少年和闲散农民为主。在团伙组织内部，受过公安打击处理的次数成为他们在组织内地位的资本。河北沧州公安机关在1996年打掉黑社会犯罪团伙34个。其中26个是以犯有前科的人员为骨干的，占76％。四川广安市邻水县丰禾镇以刘凤余为首及该市岳池县同兴镇以袁勇为首的黑社会组织主要成员均系劳改释放、负案在逃或多次拘留过的人员。袁勇因“三进宫”而具有担任头目的资历。这种现象不仅在农村地区广泛存在。在城市中也不少见。湖南省岳阳市近年摧毁的11个犯罪组织中，共有主犯和骨干79名，其中有犯罪前科的78名，“二进宫”、“三进宫”或刑期在10年以上的47名。占58．5％。11名团伙首领中。8名系劳改释放人员，3名系在逃人犯。其中“囚徒帮”的5名骨干成员均为湖南省第二监狱的劳改释放人员。长春市1990年至1997年7月抓获的16406名团伙成员中，“两劳”释放人员4279人，占成员总数的26％。加上受过治安处罚的11348人，占总数的95％；其中社会闲散人员7292人，农民4010人。分别占团伙成员总数的44％、24％。
随着黑社会组织的发展。团伙成员中也有社会层次较高的人物加入进来。如一些国家工作人员和公安干警、律师等。在辽宁省近几年破获的一些涉黑案件中，有的民警为犯罪嫌疑人出谋划策，有的出借枪支。辽宁省前两年侦办辽阳等地系列涉黑大案时。涉案的64名党政机关人员中，有32名警察，其中有市公安局局长、刑警、巡警、派出所民警、看守所民警等。涉案的党政工作人员中。除党政干部外，还有工商局、税务局、财政局、审计局、国土资源局、银行、街道办事处等方面的工作人员。也有律师事务所人员出现其中。
报复社会
当代中国黑社会80％的成员是不工、不商、不农、不学。终日四处游荡、不务正业的游民。初中文化程度占到93％。他们缺乏社会公德，法律观念淡薄，谋生技能差，大多有赌博、嫖娼、打架、好吃懒做的恶习。他们拉帮结伙作恶的目的就是为了报复社会或满足自己吃、喝、嫖、赌的贪欲。
为了生存，黑社会性质的组织都要建立自己的经济基础。最早滋生黑社会势力并被其控制的是与娱乐休闲有关的地方。如歌厅、舞厅、洗浴、按摩等。因为这些地方容易滋生“黄色”行业，而“黄色”行业的后面往往就是黑社会组织。
近十多年来，中国的“黄色”行业发展得很快。据调查，从事此业的人们中没有多少人是出于生活所迫，而主要是认为这一行业挣钱又快又多。且无需投入资本，只要年轻就行。中国的“黄色”行业中的女性，在80年代还大多处于自由状态，没有黑社会涉足其中。由于这一阶层基本处于无助状态，涉凶杀案逐渐增多。而她们从业的不合法性使其不便找政府。多数倾向于找“保护人”。于是一些能与黑道联系的“鸡头”便应运而生。另一方面，由于色情行业获利巨大，许多黑社会势力也逐渐主动介入。到了90年代以后，色情行业渐为黑社会控制。1996年1月15日大连破获的“三女神”酒吧一案，就是一个由黑社会组织控制的卖淫集团。该酒吧秘设暗道。齐备淫秽物品，形成了一整套管理制度和利益分配规则。并豢养大批维护妓院规则的打手。在这类妓院里，卖淫女已失去“自由竞争”时代的自由和经济收益。嫖资大部分被黑社会组织榨取。
在全国范围内。黑社会组织介入娱乐业已不是秘 密。从这一点上说，当代中国黑社会性质组织和国际社会黑社会组织的发展规律是一样的。
贩卖毒品的利润一般高达百分之百。因而便成了黑社会犯罪团伙主要手段之一。号称1995年世界第六大毒案、中国第一毒案的主角王世鉴在金三角地区以4，3万元价格买下的海洛因。一到广州就能以9万元的价格出手。这只是批发价。零售价格还要比批发价格高出百分之百以上。其间差额。就成了贩毒的黑社会团伙的收入来源。
据《南方都市报》2006年1月22日报道。深圳去年打掉三个带有黑社会性质的犯罪团伙，分别是曾伟培黑社会团伙、“十二生肖”黑社会团伙和巩德功特大黑社会团伙。其中，“十二生肖”犯罪团伙以陈小佳为首，涉嫌开赌档、收保护费敲诈勒索、非法持有枪支、故意伤害等违法犯罪100余宗。非法敛财达千万余元，受害群众逾百人。自2002年起，犯罪团伙骨干成员陈国栋、林志成和邓远强专门开赌档“抽水”敛财。3人一直在公明、光明等地出租屋或厂房内开地下赌档，平均每天“抽水”收入1万到3万元。据初步统计。陈小佳团伙靠开赌档“抽水”敛财达500余万元。此外，该团伙设赌博骗局，诱骗或强迫他人参赌，套取钱财。公明街道先后有5家餐厅老板输掉餐厅。还有人因参赌而妻离子散。另外，该团伙敲诈勒索收保护费，采取暴力威胁方法，每月强行向公明街道的旅馆、网吧、酒店、发廊、娱乐场所收取1000元到100130元不等的保护费。时间长达3年之久，非法敛财达500余万元。受害店主迫于陈小佳团伙淫威，一直不敢报案。公明街道茗源商行老板吴利明分别在2002年、2004年、2005年先后3次被陈小佳团伙敲诈勒索。共被勒索30余万元。2003年5月吴利明因没有顺从陈小佳团伙。被叶成龙、刘飞等人连砍38刀。陈小佳团伙持枪暴力伤害，排斥异己，称霸一方。现初步查证，陈小佳团伙涉嫌故意伤害案21宗。此外，该团伙强迫交易，获取暴利：陈小佳专门开设一家洗衣厂，强迫公明街道所有的酒店、餐厅、发廊到其洗衣厂洗台布、毛巾等物品，收取高额费用。对不从者砸店伤人。团伙骨干麦植森在石南庄开一停车场。强迫当地营运车辆去停车。并每月强行收取150元至450元的停车费。2005年5月，车主金鱼等没有到麦的停车场停车，麦指使马仔砸损金鱼等人6部车。该团伙37名主要成员均已被批捕。以巩德功为首的犯罪团伙涉嫌有组织地在松岗街道实施收“保护费”敲诈勒索、持刀持枪抢劫、开赌档、故意伤害、强迫交易等违法犯罪30余宗，非法敛财上百万元。日前，该组织9名主要犯罪嫌疑人已被刑拘。
无孔不入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黑社会性质犯罪团伙也在扩大自己的势力范围以牟取更大的经济利益，已经有很多团伙将黑色的触角伸到其他业界。
特别是近年来城镇大规模改造，牵涉土地的使用问题，改制中的中国土地政策存在一些法律空白，各种矛盾也由此产生并需要平衡，成了一些黑社会性质团伙早期积累的巨大财源。几个最有名的黑社会团伙的发展经历。没有一个不跟暴力拆迁有关。鼎鼎大名的哈尔滨乔四。最早起家就是为市政府做收拾所谓“钉子户”的打手。辽宁抚顺市侦破的“抚顺涉黑第一案”。背后操纵涉案团伙的是抚顺房地产界的明星企业家、新抚区人大常委曲全国。该组织涉及杀人、强奸、绑架、伤害、敲诈和非法持有、买卖、运输与制造枪支。曲全国是抚顺正大房屋建设开发有限公司的董事长，拥有中国社科院在抚顺举办的研究生班文凭。他纵容手下在拆迁中，以黑社会性质暴力手段谋求企业利益。曲全国雇佣一名叫冯刚的男子和其他同伙。对付拒绝迁徙的住户。据报道。2001年曲全国公司在他接手的工程中，给予冯刚等的奖励是：赶走住房面积60平方米以下的一户，赏5000元人民币。赶走住房面积60平方米以上的一户，赏1万。在产值超过10亿元，占地面积达4平方公里的棚厦区改造工程中，1800户中有20多户人家不肯搬离，结果，不仅停水停电。居民还被恶徒打得皮开肉绽。拆迁户想讨公道。律师不敢接案，法院不愿受理，媒体也不伸援手。
另一种类型是，故意搭建违法建筑进行非法牟利。2006年6月6日。天津市南开区百余名民警携带警犬警械，由城管、市容、综合执法等部门工作人员一起动手。将位于管界内134间违章建筑全部推毁。引起了在场市民一片欢呼，有人点燃了鞭炮庆祝——因为这条破烂街让附近群众如鲠在喉已经8年了，它们属于“殷氏兄弟”中的老三即涉恶团伙头目殷宗顺。8年来，殷氏兄弟在南开区非法搭建违章房屋和铁制棚亭多间，对外出租牟利。非法经营获利达45万余元。在城市拆除违法建筑时。还要给予补偿。累计也获利数十万元。
福建的黑社会性质组织以走私、偷渡和国际绑票闻名。这恶名已经使得福建籍护照持有人在出国签证上会受到连累。往往被欧美使馆拒签。据福建公安厅有关资料显示，从福建沿海由黑社会团伙经手的假币流入内地至少在一二百亿人民币。查获冰毒1000多公斤。仅就5起贩枪大案统计。就缴获枪支3000多支，子弹70000余发。偷渡更是黑社会性质组织的强项。至1998年底统计。全省仅捕获的境内外“蛇头”就达1400多名，截获偷渡人员20000多人。被遣返的多达30000多人。
黑社会性质组织进行贩毒、赌博、走私、敲诈勒索、诈骗、盗窃、抢劫、绑架等一切有利可图的犯罪活动，不但极大地破坏了人民的安定生活，而且严重破坏了市场经济秩序。更值得注意的是，有些还通过介入合法经济活动。把犯罪所获取的巨额金钱投到企业经营中去。再用获得的利润从事更多更大的犯罪活动。
渗透政权
当前最需要警惕的是很多黑社会性质组织千方百计地介入政治领域。用金钱收买、腐蚀、诱使国家公务员为其充当保护伞。同时他们也削尖脑袋向政治领域渗透。企图为自己披上合法外衣。
湖南“二蒋”黑社会团伙就是利用金钱贿赂、女色引诱等手段。拉拢、腐蚀国家工作人员——原东安县县委副书记胡纯栋、原东安县交警大队大队长夏再生、原东安县征稽所副所长宋顺龙、原东安县运管所所长蒋海清等。为自己违法犯罪构织了强大的保护伞的。他们以合法掩护非法，大肆聚敛钱财。对县城内长途客运车辆采取强制挂靠组织经营，先后共非法收取劳务费600万元：采取私制车票、开具假发票等手段隐瞒收入。偷漏税额80余万元；通过非法买卖、转让土地使用权，获利达70余万元：以多收少交的方法侵吞国家交通费100余万元，给国家造成了巨大的损失。
凡是已经积累了大量财富的黑社会性质组织都会摇身一变。尽量以合法面目出现，头目也会千方百计攫取各种头衔伪装自己，从而进一步以“黑”护商，以商养“黑”。比较典型的像沈阳的刘涌，除了区政协委员等头衔。竟然还当上了沈阳市人大代表。广东省黑帮老大陈毅峰不仅头顶全国十大扶贫状元的桂冠，还是广东省的政协委员。吉林省和龙市顾德成一伙在 1996年已经发展成当地有一定影响和势力的犯罪集团。顾德成竟先后当上了市政协委员和人大代表。齐齐哈尔的黑帮首领张执文被捕前是该市的政协委员，他曾扬言：“我要做齐齐哈尔市、黑龙江省乃至东北的大哥大。做人人敬仰的教父。”最厉害的是浙江温岭的张畏。除了黑社会老大这一身份之外，他还具有跨省份的八个其他身份：原湖北省宜都市政协副主席、台州市青联委员、浙江某报社名誉社长、台州市青年企业家协会副会长、浙江东海集团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兼董事长、上海东盛集团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兼总经理、温岭恒基实业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兼总经理、台州新世纪装饰工程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兼总经理。前4个头衔，是张畏采取各种手段，向政界渗透，为寻求庇护而得来的。张畏一案所牵涉到的67名党政要员当中。有市长、公安局长及党政干部42人、司法干部15人、金融机构干部10人。张宅门前挂着“温岭市公安局重点保护单位”的铜匾。当地人称张畏领导的黑社会组织为“红色黑帮”。
黑白合流的现象在我国有的地区已经出现。1996年福建惠安县侦破一个专门发放高利贷，操纵民间帮会并引发多起刑事案件的团伙。其头面人物连希圣认该县公安局局长郑妈魁为义父。姐夫任水津又是县公安局巡警大队长。这一团伙仗着有这些铁杆人物撑腰。平日欺男霸女，横行霸道，大发横财，无恶不作。与吉林省最大的黑社会犯罪团伙梁旭东有牵连的党政干部多达三十余人。还包括一些公检法人员，正是他们的庇护才使这个犯罪团伙长期逍遥法外。
黑社会与官场的来往以权钱交易为主，像刘涌第一次与沈阳市市长慕绥新见面就奉上10万美元。张畏的五亿黑金有不少落进温州市市长周建国、温州公安局长杨卫中腰包……有的官员不仅在黑社会那里要从经济上分一杯羹。当官场竞争或升官发财需要时，还不惜雇用黑社会打手威胁甚至除掉政治对手。这个时候的黑道人也乐于为白道人服务。因为可以抓住其把柄。日后反过来为自己服务，保护黑道欺压人民，攫取财富。这样的案例见诸报端的有：1995年江西安义县县长陈锦云买凶谋杀该县县委书记胡次干、副书记万先勇；1997年3月广东省阳春市委书记严文耀、副市长杨启周、财办副主任林启菊等人密谋杀害原阳春市长等人；1999年6月28日原舞钢市委书记李长河谋杀该市八台镇镇长吕净一夫妻俩：1999年3月16日海南国税局税官谋杀检察官黄崇华；1999年3月26日，抚顺司法局局长谋杀县委书记……
更有甚者，一些公务人员本身作起了黑老大。据新华社2006年8月13日报道：“龙兴社”是一个在广东肇庆四会市横行6年的黑社会性质组织。令人震惊的是，该组织的黑老大竟然是四会市公安局经侦大队民警、28岁的龙杰锋。自1999年以来，“龙兴社”以四会市罗源镇籍人员为基础。以龙杰锋为头目。多次在四会市城区及周边地区实施故意伤害等违法犯罪行为。并开设赌场、收取保护费、打架斗殴。造成多人死伤。法院经审理后认为，龙杰锋身为民警。其特殊身份为“龙兴社”提供了便利和保护。使得“龙兴社”在社会上更加有地位、有影响力，实施犯罪时更有恃无恐。龙杰锋驾车出行时，被两名持枪男青年连开3枪打死(后证实凶手是其仇家)。广东省警方迅速组织专案组进行调查，以龙杰锋为首的黑社会性质组织“龙兴社”浮出水面，掩藏在警察身份背后的累累血案也才得以曝光。
龙杰锋如此作恶多端。为何能在警察队伍藏身6年之久？原来。四会市公安局原副局长陈国阳和治安管理股原股长张伟洲一直为其充当保护伞。法院认为，陈国阳、张伟洲多年来担任龙杰锋的直接领导，明知道龙杰锋有犯罪行为，却不依法履行职责，甚至作假证包庇。致使“龙兴社”黑社会性质组织得以横行四会城乡多年，称霸一方而得不到查处。
法院认为，陈国阳和张伟洲都构成包庇黑社会性质组织罪，判处陈国阳8年零6个月有期徒刑。判处张伟洲6年有期徒刑。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孙铣教授断言：“凡是存续五六年以上的黑社会组织，都有保护伞。”
一些公安局长也承认：如果政府部门里没人保护。它一露头就能把它打掉。
种种事实表明。正如最高人民法院院长肖扬所说：黑社会性质犯罪。没有后台和保护伞是绝对不能坐大的。
目前我国带黑社会性质的有组织犯罪还只能够用金钱、女色拉拢个别国家工作人员为之效力，虽然也有成效。但往往只限于本地区范围内级别较低的一般公务人员。地市级以上高层干部基本不涉及。被哈尔滨乔四犯罪组织拖下水的干部虽多达百余人，但其中最高级别仅是处级。但随着经济实力的增强和组织形象的伪装。带黑社会性质的有组织犯罪在政治渗透方面的力度肯定将会逐渐加大。
内外勾结
我国黑社会性质犯罪当前的新动向是：一些黑恶势力开始与境外的黑社会勾结。黑社会犯罪国际化是世界黑社会犯罪的走向。中国也不例外。特别是涉及走私、贩毒、绑架等。
近年来跨国绑架勒索案频频发生。据福建有关部门统计，从1993年起，福建此类案件连续发生50多起。勒索赎金数百万美元。涉及美、英、澳大利亚、泰国和港台地区，据现有案例和美国联邦调查局提供的情报资料证实。发生在美国的绑架华人罪案全是在美的福州人组织的黑帮勾结境内组织所为，在美绑票后。再由国内同伙向家属收取赎金。
据《中国大缉毒》(2004)披露：世界最大的海洛因生产基地与云南毗邻。国际贩毒势力力图要打开“中国通道”，将毒品运往世界各地。在近5年的时间里。中缅两国警方开展了11次联合扫毒行动。联合办案22次，捣毁毒品加工厂10个。仅2002年云南警方与缅甸、老挝警方联手共开展7次大规模边境扫毒联合行动。捣毁毒品加工厂10个。成功抓获我国通缉在案。藏匿缅甸多年的大毒枭叶创达、唐明传、尹世荣等人。同年。与泰国、缅甸、美国及香港警方合作，侦破“3·30”国际贩毒大案，沉重打击了金三角地区的贩毒犯罪。
2005年9月。云南破获特大跨国贩毒案缴获冰毒逾29公斤……
境内外黑社会勾结贩毒已是尽人皆知的事实，世界范围内有70％到80％的海洛因由金三角地区流出，我国大陆70％的毒品流通也源自云南。都同内外勾结的黑社会犯罪有着直接的联系。
三峡工程引起了全世界的注意。一些黑恶势力也将罪恶的目光投向具有3000多年历史的三峡，这里成了黑社会盗窃文物的重点。国外媒体报道。现在偷运到西方国家的中国文物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多。甚至连新石器时代的东西也大量涌进。
拐卖人口愈演愈烈。黑社会组织已经由拐实妇女儿童发展为专门组织偷渡。出现了向海外非法移民而谋取暴利的犯罪组织——蛇会。2005年5月1日至6月28日备受世人关注的“萍姐案”在美国纽约曼哈顿南区联邦法院开庭审建，金色冒险号惨案的真相已经大白于天下，这个以偷渡方式大批向海外非法移民的“福青帮”是一个典型的境内外勾结的黑社会犯罪组织。 据东南沿海省市警方提供的资料表明：九十年代后从台湾到大陆投资经商办企业的人员，许多人都有黑社会背景。从查获的大量制贩毒品、走私枪支、出售假护照、信用卡、假人民币等案件，基本以台湾来的黑帮分子为“主调”。福建省警方连续查获贩卖台湾走私入境的机制假人民币3个集团。抓获24名案犯。缴获假币1200余万元，其仿真度一般验钞机根本验不出来，基本达到以假乱真的程度。1993年在沿海查破4起特大制造冰毒案，摧毁制毒工厂5处。缴获冰毒半成品200多公斤。全是台湾黑帮所为。
据福建警方反黑部门提供的资料。截止1996年。经常出入福建省活动的境外黑社会组织已达几十个；主要活动地在福州、厦门、泉州、漳州、莆田等城市。这些黑社会组织。基本都是打着探亲访友、投资经商办企业、组织海峡两岸联谊活动等名义渗透进来的，“14K”、“新义安”、“福义兴”、“和胜和”、“新和帮”、“水房”、“和安乐”、“忠方堂”等十几个福建籍黑帮组织。凭着对原籍地理环境、乡情人缘熟悉的优势，大肆在亲友中传播黑社会组织的宗旨帮规、帮会优势，宣扬江湖义气。拉帮结派，发展组织。“14K”沙田地区的“纸扇”郭某某。入境不到三年，已在厦门等地设立了“14K分堂”。“忠方堂”的“红棍”王某某在福州和福清市已发展成4个堂口分支。指挥各堂口网络地痞流氓入会。形成了一定势力。
广东警方一份扫黑资料显示。广东省10年内已打掉境外黑社会组织几十个。取缔当地带黑社会性质的犯罪团伙300多个。抓获带黑社会性质的犯罪分子1500余名……另据广东警方最新透露。现纳入警方视线的境外黑社会组织。主要涉及香港的“14K”、“水房”、“新义安”、“和胜和”。澳门的“14K”、“和胜义”。台湾的“天道盟”、“竹联帮”、“四海帮”。日本的“山口组”等黑社会组织。境外黑社会组织前赴后继疯狂登陆形势之严峻。由此可见一斑。
专门立法
对于重新滋生并日益蔓延的黑社会性质犯罪活动，我国的立法及司法机关多年来一直密切关注并采取了一系列遏制措施。1997年3月14日经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修订的刑法专门增加了关于涉及黑社会性质犯罪的法条，修订后的刑法第294条将黑社会性质犯罪表述为：“组织、领导和积极参加以暴力、威胁或者其他手段。有组织地进行违法犯罪活动。称霸一方，为非作恶，欺压残害群众，严重破坏经济、社会生活秩序。”在这个法条里包含了三个罪名：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入境发展黑社会组织罪；包庇、纵容黑社会罪。从此，中国有了打击黑社会性质犯罪的法律依据。
当时。该法条的表述比较笼统。在法学界引起相当多的争议。由于操作性不强，导致各地司法机关在侦查、起诉、审判黑社会性质犯罪案件中遇到很多问题，直接影响了打黑斗争的有效进行，经过一段时间的司法实践。为依法严惩黑社会性质犯罪活动的需要，2000年12月10日，最高人民法院又出台了《关于审理黑社会组织犯罪的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该解释对于黑社会性质的组织有进一步的详细表述，规定黑社会性质组织一般应具备以下特征：
(1)组织结构比较紧密，人数较多，有比较明确的组织者、领导者。骨干成员基本固定，有较为严格的组织纪律：
(2)通过违法犯罪活动或者其他手段获取经济利益，具有一定的经济实力；
(3)通过贿赂、威胁等手段，引诱、逼迫国家工作人员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活动。或者为其提供非法保护：
(4)在一定区域内或者行业范围内，以暴力、威胁、滋扰等手段。大肆进行敲诈勒索、欺行霸市、聚众斗殴、寻衅滋事、故意伤害等违法犯罪活动。严重破坏经济、社会生活秩序。
解释的出台明确规定了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与一般共同犯罪和一般的犯罪集团的区别。对黑社会性质组织有了一个较为明确的界定。但是在对关于非法保护问题上，不同地方的司法机关理解上有分歧：是要有国家工作人员提供了非法保护或参加了黑社会性质组织的活动才能构成。还是只要以获得非法保护、或参与其活动为目的。对国家工作人员实施了引诱、逼迫行为，无论目的是否实现就可以构成，实践中做法不一，有的从严把握，不仅要四个特征同时具备，而且非法保护以结果论；有的为加强打击力度。将寻求非法保护以行为论，并不要求一般的四个特征都具备。这样各地打黑的成果表面上差别比较大，结果是，过松的造成到处有黑。过严的又束缚了司法人员的手脚。
完备的法条总是须经过相当长时间对犯罪的研究才可以出台的。到了2002年4月28日，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七次会议通过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九十四条第一款的解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讨论了刑法第二百九十四条第一款规定的‘黑社会性质的组织’的含义问题，解释如下：
刑法第二百九十四条第一款规定的‘黑社会性质的组织’应当同时具备以下特征：
(一)形成较稳定的犯罪组织。人数较多，有明确的组织者、领导者，骨干成员基本固定；
(二)有组织地通过违法犯罪活动或者其他手段获取经济利益，具有一定的经济实力。以支持该组织的活动：
(三)以暴力、威胁或者其他手段，有组织地多次进行违法犯罪活动。为非作歹，欺压、残害群众；
(四)通过实施违法犯罪活动，或者利用国家工作人员的包庇或者纵容，称霸一方，在一定区域或者行业内，形成非法控制或者重大影响，严重破坏经济、社会生活秩序。”
全国人大常委会的这一解释。明确了是否具有保护伞不影响黑社会性质组织的认定。它是立法的重要补充形式，与法律具有同等效力，对于公安司法机关统一正确执行刑法。有力打击黑社会性质组织的犯罪活动具有重要意义。它既解决了刑法第二百九十四条原则、抽象、不便于操作的问题，又克服了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中保护伞特征过于具体，司法实践分歧太多、不够统一的弊端。使得公安司法机关能对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打早打小”。有效遏制黑社会性质组织的发展蔓延，从而最大限度地发挥刑法的功能。
界定黑社会
近二十年来，在事关社会和谐、人民安定的打黑除恶斗争中，我国司法一线的工作人员和致力于法学理论研究的学者一直潜心研究有关黑社会性质犯罪的种种问题。声音虽然不尽一致，但目的都是一个：为铲除黑社会犯罪献计出策。
2000年12月11日中央政法委书记罗干部署全国范围内“打黑除恶”专项斗争后，当代中国有没有黑社会的问题再次为学术界所关注。
南京大学蔡少卿教授认为。中国不仅存在黑社会，而且黑社会犯罪比较严重。据估计，中国目前黑社会成员大约有100万左右。而中国公安大学教授宋浩波认为，中国目前不存在黑社会。他在解释持“否 定说”观点的根据时说：我国目前出现的黑恶势力虽然有一些黑社会组织的特征，比如一些组织长期存在、活动隐秘、有经费来源、反社会突出等。但这种势力往往都是几十人、多则几百人的团伙，大多数团伙还不到10人。根本不能与国外及港台地区黑社会相比。“我国内地带有黑社会性质组织的犯罪团伙主要是‘土生土长’的刑事犯罪团伙。由于其带有黑社会的一些特征。属雏形黑社会。即处于刚刚起步的阶段。”“还没有出现像欧美的黑手党，香港、澳门、台湾地区多年规模庞大的黑社会组织，也没有像旧上海的青洪帮，拥有10多万成员，势力渗透到各地各部门的组织。”
长期致力于当代中国黑社会犯罪研究的华东政法学院邱格屏博士指出。在中国是否存在黑社会问题上，尽管蔡和宋的结论完全相反，但他们对黑社会的界定却并不矛盾。她的观点是，中国目前存在黑社会，但与境外黑社会组织及民国时代的青洪帮相比，当代中国黑社会具有初级性。
基本上同意这个观点的专家还有很多。中国政法大学研究生院的梁华仁、陈清浦总结现阶段我国黑社会组织主要有以下几个特点：
1、组织化明显但层次性不强。这些犯罪组织通过对传统民间帮会和旧有黑社会的继承。加上对国际成熟状态黑社会犯罪方式的模仿，其成员在结构上有一定的组织性。组织内部也有较细分工，但总体来看。层次性不强。领导层、决策层有时会直接参与具体犯罪活动。因此更容易暴露。这种特点是和其规模较小、成员有限、正处于成长期等原因相联系的，所以，和具有准社会性的黑社会比较，还有较大差距。
2、经济目的明显。政治目的不突出。黑社会性质组织为维护自己的生存和发展，必然要通过一系列的犯罪活动攫取金钱和其他经济利益，那些获利巨大的毒品犯罪、走私犯罪、控制色情服务等非法活动。便成为其首选目标。有时他们也会介入合法经济，但其本质属性决定了表面上可能是合法经济与非法经济的结合。但实质上却是犯罪活动。为逃避打击和获取更多财富。他们也会以贿买的方法腐蚀政府官员。或向政治领域渗透。但这些大都为经济目的服务，政治目的不甚明显。
3、具有较强的本土性、区域性。受人员、资金、经验等方面的限制。黑社会性质组织现阶段主要利用区域的控制优势，在一定范围内实施犯罪活动。血缘、地缘作为主要的联系纽带。决定了活动范围只能局限于一个城市、一个村镇、一个街区。基本上不具备向外发展的能由。
4、暴力性和脆弱性并存。处于初级阶段的黑社会性质组织还不具有无形的威慑力，必然以大量使用暴力作为扩展生存空间和稳定组织的手段，但这种方式也会使其加速暴露。走向覆灭。同时。他们无法寻求到较高层次的政治庇护，加之整体人员素质低下，组织的生存普遍依靠胆量和欲望，因此，容易被政府摧垮和被其他组织吞并。其脆弱性是十分明显的。
北京大学法学院陈兴良教授提出了黑社会性质组织泛化问题。他指出。“黑势力与犯罪团伙具有一定的类似性。与黑社会性质的组织还有性质上的区别。我国目前黑社会性质组织的泛化，在很大程度上与黑恶势力相提并抡有关。”
他认为，黑社会组织“甚至在某种意义上来说似乎是无法定义”，因为“对有组织犯罪存在各种不同的理解和认识。因此迄今还没有形成一个比较科学且为大多数学者所公认的概念。”“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刑法中出现黑社会性质组织这样一种极其特殊的表述，也就不足为奇。事实上。肯定存在着一种关于黑社会组织的模型。然而这一模型是不清晰的，对此犯罪学理论当然是要负某种责任的。既然关于黑社会组织的模型本身在犯罪学理论上没有得到清晰的描述，因而各国都会从自身需要出发构造黑社会组织的法律形象，这也正反映了各国刑事政策上的特点。以此为视点分析我国目前在刑事立法与刑事司法中对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理解。体现为对黑社会犯罪‘打早打小’的刑事政策思想。然而，当犯罪团伙没有发展成为黑社会性质组织的时候。把它当作黑社会性质组织来打。打的到底是犯罪团伙还是黑社会性质的组织?这不能不是一个问题。正如同鸡蛋在没有孵化成小鸡之前毕竟是蛋而不是鸡。因此。吃蛋也决不能等同于吃鸡。尽管在每一只蛋中都潜存着一只鸡。”但他同时也强调。“并不认为当前中国不存在黑社会性质组织，但远远没有我们想象得那么多。我们更应当把黑社会性质组织当作一种组织而不是当作一种犯罪。因此。我们应当在法律上建构一种黑社会性质组织的确认程序，确认以后予以公布，而不是像目前所做的那样在认定犯罪的同时确认黑社会性质的组织。”
陈兴良指出，犯罪集团的存在是为了单纯地实施犯罪，而黑社会性质组织并非单纯地为实施犯罪而存在，实施犯罪是为了控制社会，控制社会又是为了更好地实施犯罪。因此。具有实施犯罪与控制社会之间的互动性。可以说。非法控制社会是黑社会性质组织的最大特点。
最高人民法院刑一庭副庭长李武清认为。黑社会性质组织还不完全等同于黑社会组织。而是该犯罪组织具有“黑社会性质”，如不及时打击，其有可能进一步发展成黑社会组织。从这个意义上讲。黑社会性质组织是黑社会组织的初始阶段。
综合多数专家的研究结果。比较一致的看法是：我国大陆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已经具备了黑社会犯罪的部分特征。但是尚未达到黑社会的程度，是一种向黑社会过渡的雏形状态。其间差异有五个方面：一是其社会化程度尚不完备。只是初步具备黑社会单一组织形式；二是组织规模与反社会的能量不够强大，其人数有限，尚未完全脱离暴力犯罪阶段；三是经济实力不雄厚。经济再生能力和抗御社会打击风险的能力不高：四是自我保护系统不稳固。危害作用主要在局部和基层，且存续时间较短；五是活动范围和空间不广阔。以某一地区、行业或特定场所为活动半径，跨境跨国犯罪尚不突出。但是。黑社会性质组织与黑社会之间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如果掉以轻心。黑社会性质组织在适宜条件下，就会发展成为黑社会组织。继而形成黑社会。
制度漏洞
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上海，以黄金荣、杜月笙、张啸林等乱世枭雄为代表的黑社会势力曾经猖獗一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中国政局。因为它是蒋介石实施反动统治的一支依靠力量。得到了他的大力扶植。在天津、武汉、广州、重庆等大中商埠，也同样各有盘踞一方的为虎作伥的黑社会势力存在。新中国成立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涤荡了一切旧中国的污泥浊水。对黑社会活动进行了毁灭性的打击，残余势力不得不将活动范围转移到了境外，在大陆上销声匿迹。这个巨大变化固然与共产党、国民党所代表的群体利益根本不同有关，与共产党不同于国民党的执政理念有关。与共产党铲除反革命残渣余孽的彻底手段有关。如果从更深层次的社会体制、经济体制来考察，黑社会现象的滋生与灭除是与所处社会的整个体制发展变化息息相关的。关键在于是否有产生并适于它生存的土壤。 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一度没有大量的失业人群。我国曾经实行三个人的饭五个人吃。人人都能维持低水平的温饱。从而相安无事。加上各级政权组织对社会的控制能力相当强。刑事犯罪率处于世界较低水平。反映贫富差距的基尼系数相对也低(据资料显示我国在改革开放之初的1981年是0，29)。由于闭关锁国，与港澳台地区及黑社会势力猖獗的国家联系的渠道很少。所有这些因素使得黑社会势力在这样的土壤上很难滋生。
由于认识到贫穷不是社会主义。中国自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采取了改革开放的国策。以追求效率与公平的富裕取代绝对平均主义的贫困。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四分之一世纪的实践已经证明这一国策的正确。但是，正如窗户打开会飞进苍蝇一样，一些丑恶现象和弊病也乘虚而入。
中国政法大学研究生院梁华仁、陈清浦认为，当前黑社会性质犯罪的形成原因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二元社会结构、经济发展的非均衡化与财富分配的非合理化是产生黑社会性质犯罪的根本原因。从社会结构和经济结构上看。我国是一个二元结构的社会。长期形成的城市和农村二元户籍制度。使得农民只能固定在农村从事简单的农业再生产。落后的自然经济造成农村物质产品和精神文化的贫乏。以致农村和城市形成了两个反差强烈截然不同的社会。据统计。我国80％生产力集中在城市。只有20％的生产能力在农村。而人口分布恰好相反。改革开放以后。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涌向城市。但户籍制度和文化差异阻止了二者的结合。人为的阻断强化了“城里人”与“农村人”的对立心理。在得不到疏导的情况下便通过一种极端的形式——犯罪表现出来。来自相
同的地域、文化背景产生的亲和力使他们更容易聚集，在犯罪活动中更容易相互联系和照应。经演化便有可能发展成为黑社会性质组织。体制转轨带来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也带来了社会问题。不景气企业下岗失业的工人。破产的商业经营者和各种原因辍学的青少年散落在社会。这支成分复杂的无业大军。“不仅仅个人生活没有来源。给家庭造成经济和精神负担。而且个人未能取得社会承认，心理失衡，人际关系紧张，又长期游离于社会，失去组织约束”。构成了黑社会性质犯罪的社会基础。二元社会结构、失业。不仅形成数量巨大的闲散人口。而且还造成社会分配不公。导致了经济发展的非均衡化和财富分配的非合理化。据报道。我国目前的基尼系数为0，458。已大大超过了国际公认警戒线。贫富差距的拉大导致处于弱势地位的贫困者形成了强烈的被剥夺感。加上富有阶层奢靡生活方式的不良展示，又强化了贫困者的不满心理。于是犯罪便成了对社会分配不公的一种病态矫正选择。
(二)不良需求导致犯罪市场的存在，犯罪成本的加大。促使犯罪规模化发展。这是黑社会性质犯罪形成的决定原因。在现代社会里，商品经济的发展极大地刺激了人们对财富的追求。由于社会财富的相对集中性，社会伦理道德和法律对某些物品拥有使用的禁止性，各国都不同程度地存在某些物品的短缺现象，在此基础上产生了公众对非法商品和非法服务的需求。而满足这些需求本身就意味着巨大的利益回报。毒品、走私物品、色情服务，正是分析黑社会性质犯罪得以滋生的适例。法律制裁的严厉性。犯罪市场竞争的残酷性以及追求高额利润的垄断性。使单一犯罪、团伙犯罪取得预期效益的难度日趋加大。为降低犯罪成本。追求规模效益以取得最大非法利润为目的的黑社会性质犯罪组织的产生成为必然选择。
(三)社会控制弱化和非法控制力量的兴起是黑社会性质犯罪兴起的外部原因。一方面。改革开放带来了经济繁荣。个人空间和个人自由度也随之增大，国家和法律对个人行为和社团活动的控制和规范也呈弱化趋势。原来的基层组织由于失去资源垄断及分配权，行政控制力削弱。原有的家庭宗法组织便乘机兴起。有的宗法组织为维护本家庭的团体利益。在家族亲情的幌子下，利用宗族的影响和号召力。为非作歹，称霸一方，不仅妨碍了国家政令的实施，其本身也容易演化成黑社会性质组织。市场经济的兴起，人们对职业的再次选择自由度加大。隐形失业人数的增加，促使个人通过基层组织或所在单位向社会负责的“个人——单位(基层组织)——社会”控制模式解体，非法利益团体按照自己的价值观念、道德标准和行为模式建立一种新的亚社会结构。填补了基层组织的空缺，阻却了个人向社会负责的进程。进而发展成为“个人——黑社会性质组织——社会”的控制模式。另一方面，政治腐败现象的严重存在，为黑社会性质组织撑起了保护伞。为他们实施犯罪提供了有利的外部环境。黑社会性质组织凭借巨额的犯罪收益。又进一步贿赂腐蚀党政官员。形成“官——黑共生”模式。所以说，国家公职人员的腐败。既是黑社会性质犯罪的一个重要表征。也是其得以兴起的重要因素。
(四)法治进程中立法滞后所留下的司法空白，是黑社会性质犯罪存在的法制因素。法治进程二十年来。我国旧的法制沉淀没有切除。行政驱动模式下进行的法律移植、法律制作，无法形成良好的法律文化和法律环境。法治进程中的局部阻却造成了诸多领域立法的真空和冲突，而黑社会性质犯罪正是利用这种短暂的空白得以维持。此外。黑社会性质犯罪还有一些其他原因，诸如人性的局限性和亚文化的多重性。国外黑社会势力的渗透。我国历史上黑社会帮会组织的影响等等。
改良土壤
打击黑社会犯罪并铲除黑社会性质组织。是全社会各方面人士都在关心的问题，需要群策群力。从建设和谐社会的高度和保护一方平安的起码要求，从宏观到微观。大家都来献计献策，做好力所能及的工作。防止为渊驱鱼。
有这样两个青少年犯罪的案例：在新疆奎屯。一个13岁的少年。组织了一个18人参加，代号“黑乌鸦”的犯罪团伙。偷盗、抢劫、强奸、放火、破坏公共设施、伤害他人身体……坏事做绝。从这个团伙成员胳膊上都刺着黑乌鸦的图案。下面的打手不知道头头的姓名和住址等情况看，这个团伙已经具备了黑社会组织的一些特征。团伙成员既有成年人又有未成年人，他们大部分住在盲流村。有活不干，唯一的本领就是偷。13岁的黑老大坦称自己从小就偷，失学后每天钻进录像厅看录像。上网吧，心想：“外国有许多像我这么大的孩子都当上黑社会老大了。我为什么不行？”他以出手狠为手段，谁不听就剁手指，曾剁过三个大人的手指，一举成为团伙老大。无独有偶，据2006年8月《华商报》报道：一个极其凶残的青少年犯罪团伙。年龄最大21岁。最小17岁。从农村到城市，在一个打工处相识，离开后结成团伙，在一个月时间内，连杀无辜，抢劫、强奸作案4起，其中杀死3人，重伤1人。作案后。他们竟然从容地还用胶水喷涂了“挡我者死”四个大字。他们开始犯罪时以一个拾荒老汉为目标。用杀人“练胆”，谁下手狠谁当老大，每刺一刀，奖200元。完全是模仿黑 社会组织那一套。
长期以来。港台影视与一些国外大片有很多刻意渲染暴力及黑社会的镜头。引起年轻一代是非、价值观的混乱。无异于鸦片。上述两个案例不仅透视出影视、互联网宣传暴力的影响，而且也透视出低素质、低文化的无业游民向黑社会流动的趋向。
针对庞大的低素质、低文化的无业人群会成为黑社会势力的潜在后备人力的问题。专家们提出了一系列宏观对策：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加大对农村投入，增加农民收入。减轻农民负担，真正赋予农民以国民待遇地位，缓解农村传统的自给自足农业经济体系与城市现代工业经济体系所形成的二元经济结构所带来的矛盾；加紧进行户籍制度改革。实现人口有序流动，减轻人为造成城乡对立：建立合理分配体系，减少社会磨擦。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减少社会对立和冲突以及加强基层政权建设。不给社会管理留下真空以防黑社会势力钻入；加强对重点人群和特种行业(旅馆业、文化市场、娱乐场所)、特种物品(枪支、爆炸物、毒品)的监控……
据学者考证，以中国传统的游民文化为中心的犯罪亚文化和以暴力、色情为中心的当代犯罪亚文化是黑社会性质犯罪的精神支柱。所以。针对这种犯罪亚文化，大力加强精神文明建设，净化社会文化环境。清除黑社会性质犯罪产生的文化基础。也是必不可少的。加强文化市场的控制和管理，清除和杜绝宣扬黑社会犯罪、色情、凶杀、暴力等内容的书画报刊和音像制品。同时。大力提倡和发扬社会主义文化事业，用丰富多彩、健康的文艺作品和娱乐形式正确引导人民的精神生活。
对于社会各方面关注的黑腐关系。无论是身处生活实际的人民群众的直观。还是社会学、法学、政治学学者们观察，所得出的结论没有任何分歧：为黑社会提供非法保护是腐败的一种形态。人们认识到。不是说凡黑社会犯罪背后都有白道参与。但凡是打而无力。打而不绝，越打越多的地方，肯定有官方保护、参与甚至指使、指挥。因此，要想对黑恶势力进行毁灭性打击，首先必须消除来自于政权内部的干扰和阻力，挖出那些在党政、司法机关内部的黑恶保护伞和后台。只有这样。才可能将黑社会组织“打早打小”。斩草除根。目前，黑恶势力作为腐败官员的帮凶，已是千夫所指，只要群起而攻之。完全可能聚而歼之。相反，如果不能给予无法无天者以沉痛打击。善良的公民们将可能被迫铤而走险。以暴易暴。并在通常的社会秩序和法律力量之外寻找保护、自救和互济的力量。从这个意义说，政府不但要和黑社会争夺官员。更深层的是要与黑社会争夺人心。
公安部预防犯罪研究专家龙显雷指出：一定要坚持反腐败斗争与加强民主监督相结合。只有普通群众能够自如地行使民主监督权利，他们才能真正、普遍地从孤立无助的境遇中解放出来，黑社会犯罪集团的保护伞才能从源头上铲除。打击黑社会犯罪才能收到釜底抽薪之效。
德国法学家李斯特曾提出过一个著名论断：“最好的社会政策就是最好的刑事政策。”
上海大学社会系教授邓伟志提出了改良土壤说。他指出：“政法部门只能铲除已出土的黑社会，无法治理产生黑社会的气候、土壤。建议从多角度研究。从改良土壤抓起。要扶持社团的发育，用纵横交织、密如蛛网的社团覆盖全社会。黑社会组织就无处藏身。”
改良土壤的说法很形象。它既是政府的责任，也是全社会每一位有责任感的守法公民需要参与的一项宏伟工程。
(本文采用了晓晨的《黑乌鸦团伙落网记》部分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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