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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俊华任内的首个财政预算报告给香港各阶层大派“糖果”，大陆亦有声音呼吁进行“社会分红”，让民众共享发展成果
最大手笔的“派糖”行动
2月24日，香港逐渐回暖的温度又回落至摄氏14度。在新的财政预算案公布前最后这个周日，香港约10个组织逾200多人，联合8名立法会议员，由中环遮打花园游行至政府总部递交请愿信。
游行团体向财政司长提出“十大诉求”，首要要求增加生果金(高龄津贴)至1000港元。
香港职工会联盟秘书长李卓人表示，除了生果金，政府应该增加经常开支150亿港元，尤其投放在医疗和教育项目上，反对只作一次过的宽减措施。自由党副主席周梁淑怡认为，预算案除了辅助弱势，也需向中产“派糖”，包括退税和回复个人免税额至02/03年水平，即将个人人息免税额提升至10.8万，并宽免差饷(物业税)，上限5000港元。
不过，梁锦松的这次“派糖”并没有取得预期的效果。2003年，香港财政赤字高达700亿港元，加上地产市场出现调整及泡沫经济爆破，由房地产活动直接和间接所得的收入大幅减少，香港已连续数年步入通缩，失业率亦上升至超过7％。2003年的SARS一疫，令香港经济进一步跌至谷底，楼市及股市均是大跌。
2003年4月，SARS肆虐期间，港府出台了118亿港元的纾缓民困措施，把退税支票直接交到纳税人手上。
两次派糖，梁锦松却没有尝到甜头。因在首份预算案中提出公务员减薪，外界指责他只得一招节流措施，称他为“梁一招”。他曾以《狮子山下》的歌词，呼吁市民同舟共济，但部分人并不认同。第二年，他又大幅加税及征税，被轰大派“泻药”，有人戏称他为“万税爷”，五成市民不满预算案内容，是回归后最少人支持的一份预算案。
梁锦松之后的“财爷”唐英年在任四年，先后在自己的第一份和最后一份财政预算案中“派糖”两次。
2004年的第一份预算案中，唐英年提出五年灭赤计划，当时经济开始向好，市场转向乐观，唐英年亦被评为“脚头好”，不像梁锦松般一味“派药”。推出以中产为受惠对象的税务宽免，如延长居所贷款利息优惠两年、减免税项及调高个人进修开支免税额等，也被称为“向中产阶级派少少糖”，有利于舒缓中产阶层的经济负担。
2007年，唐英年发表第四份预算案时，香港经济强势复苏，港府财政已有586亿港元的盈余。这很大一部分归因于财政收入的强劲增长，达2888亿，其中各种税收达1550亿，比前一年增长7％；另一方而，港府一直力推政府节约，成绩显著，一年下来比预算节省下了36亿。开源节流的结果，到2007年3月底，香港财政储备已经从前年同期的3107亿涨到了3693亿。
于是，唐英年大力派糖逾二百亿，首先是对个人所得税退税50％，另一调整是提高个人所得税征收标准，从3万港币的税级梯度加大到3.5万港币，此外，还提出增加子女免税额至五万元，并就每名子女在出生的课税年度，额外提供一次5万元的子女免税额。这就是港人众口称颂的“唐唐派糖”。
众议“派糖”
参加节目听取民众意见是香港官员的必修课，刚刚派糖完毕的财政司长曾俊华也不例外。
2月28日，曾俊华出席由电台联播的《财政司长热线》接听市民来电。有市民赞扬预算案令大部分市民都满意，但也有市民批评预算案大派金钱是短视。曾俊华强调，这次是抱着审慎理财的态度制订预算案，同时配合施政报告提出的措施。
《星岛日报》的评论认为，曾俊华的预算案受到欢迎，其中一个原因是这个预算案照顾到社会各个阶层的需要，而不是一面倒地解决单一问题，反映了“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财政原则。当然，可圈可点的地方还很多，比如退税方式不是按 照以往直接发支票的方式，而是抵扣明年的税款。这样可以藏富于民，又防止由于退税刺激消费，导致通胀加剧。
根据香港大学民意研究计划实时调查显示，有68.4％受访香港市民对新年度预算案感到“很满意”及“非常满意”。同时，曾俊华的个人民望评分较2月初急升12分至67.9分，支持率急升23％，调查机构形容他为“一炮而红”。
但是，“社会分红”的政策在多元的社会里并没有出现“全社会一片红”的情况。港人以及香港立法会各政党也对预算案反应各异。据本刊记者了解，港人和港媒对这份预算案大概有四种解读。
首先，有不少港人认为这份预算案是选举年的产物，政府不可能不顾及政党在立法会的力量，许多措施是妥协之举。香港媒体从业人员Eric表示：“他也有受到来自各个政党的议员的压力，推这个政策没人会反对，不推的话反而哪个政党都讨好不了。”
其次，特区政府将在下半年推出政改方案，维系稳定的民意支持是势在必行，向社会各阶层遍洒甘露，不能说背后毫无自己的议程。“对一般市民来说，有谁不喜欢派糖呢?这次中低收入的弱势社群是受惠最大者，希望那会有助于改善现在日日都在炒的贫富分化现状。”Eric说。
再次，香港而临不确定的经济状况，美国次贷问题是否波及香港对今后财政状况影响很大，政府通过退税可以促进投资，拉动经济。同时，预算案的措施多以一次性为主，是为了防止给特区造成长期财政包袱。香港税务学会会长龚永德就提醒特区政府，要保持审慎理财原则，以未雨绸缪，因为“香港作为一个对外开放的城市，经济增长短期较易受到外围因素，包括油价急升、次贷问题及美国经济放缓等影响”，“本港税收容易受经济波幅影响，政府要设法减低波幅以稳定税收。”
最后，预算案显示，“大市场小政府”的基本理念依然左右政府的理财方案。一些具有长远意义的拨款，比如推动医疗改革，设立研究基金等，政府完全扮演一个资助者的角色。至于如何推动，如何落实，以及如何确保效益等问题，政府关注并不够。
“社会分红”离我们还有多远
在国际社会上，香港并不是唯一“派糖”、也不是最早“派糖”的政府。
2月13日，美国总统布什签署了总额约为1680亿美元的一揽子经济刺激法案。该法案分两年实施，即今年先实施退税1520亿美元，明年再落实160亿美元。主要是为了避免美国经济陷入衰退，美国国会参众两院通过了该方案。
2月15日，新加坡也宣布，全体新加坡人将获得政府送的红包。政府从财政盈余中拨出18亿新元(约合人民币90亿元)还富于民，其中8.65亿新元(约合人民币43亿元)将分两次在今年4月和10月，作为分红发给年满21岁的国人，粗略估计人均可分到400新元(约合人民币2000元)，穷人与老人受惠更多。
在经济学上，“社会分红”的概念是由1977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英国经济学家詹姆斯-米德(James Meade)提出的。早在1936年，米德在《经济分析与政策导论》一书中提出：“国家将从投入社会化企业的资本和土地获得利润。它可以将利润的一部分作为社会分红分给消费者，将另一部分作为列社会化企业的再投资。”
1938年，米德在《消费者信贷和失业》一书中进一步明确将直接分给每个公民的“社会分红”作为“反周期”的政策工具，称其还能起到在经济萧条时期扩大消费的作用。
2006年，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崔之元就以米德的“社会分红”概念为理论根据，并以美国阿拉斯加州的永久基金分红计划、“每人一张支票”的实践作为依据，提出划拨部分国企利润组建“中国人民永久信托基金”的设计与构想，建议把永久基金投资的部分利润直接分给每个公民，使人人享有“社会分红”。
提出类似建议的还有上海市政协委员邢普。在今年1月召开的上海两会上，邢普提交了一份正式提案——《建议研究全国人民每人发放1000元以分享财政收入高增长的提案》。
在今年两会上，邢普的提案也引起政协委员们的纷纷讨论。据称，委员们几乎是一边倒地反对邢普“直接发钱”的想法，也几乎是一边倒地支持其“让民众共享发展成果”的思路。
耶鲁大学金融经济学教授陈志武从统计数字计算出，自1995年到2007年的12年里，我国政府财政税收年均增长16％(去掉通货膨胀率后)，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年均增长8％，农民的纯收入年均增长6.2％。这期间，CDP的年均增长速度为10.2％。因此，只有政府的收入以远高于GDP的速度在增长，城镇居民的收入增长速度次之，农民的收入增长最慢。速度远低于GDP的增速。
这位教授建议：“既然美国政府为了刺激经济从次级按揭贷款危机中走出来，而给每家老百姓寄支票直接退税，把钱退给纳税人自己去花，那么，我们为什么不能把一些税收、国企利润、国有资产增值退回给中国家庭呢?比如，也给他们寄去汇票。国民们也该直接分享一点国企的红利了。当然，最好是把许多国有企业资产民营化、把土地还给农民，因为这些本来就是国民自己的。”
最大手笔的“派糖”行动
2月24日，香港逐渐回暖的温度又回落至摄氏14度。在新的财政预算案公布前最后这个周日，香港约10个组织逾200多人，联合8名立法会议员，由中环遮打花园游行至政府总部递交请愿信。
游行团体向财政司长提出“十大诉求”，首要要求增加生果金(高龄津贴)至1000港元。
香港职工会联盟秘书长李卓人表示，除了生果金，政府应该增加经常开支150亿港元，尤其投放在医疗和教育项目上，反对只作一次过的宽减措施。自由党副主席周梁淑怡认为，预算案除了辅助弱势，也需向中产“派糖”，包括退税和回复个人免税额至02/03年水平，即将个人人息免税额提升至10.8万，并宽免差饷(物业税)，上限5000港元。
不过，梁锦松的这次“派糖”并没有取得预期的效果。2003年，香港财政赤字高达700亿港元，加上地产市场出现调整及泡沫经济爆破，由房地产活动直接和间接所得的收入大幅减少，香港已连续数年步入通缩，失业率亦上升至超过7％。2003年的SARS一疫，令香港经济进一步跌至谷底，楼市及股市均是大跌。
2003年4月，SARS肆虐期间，港府出台了118亿港元的纾缓民困措施，把退税支票直接交到纳税人手上。
两次派糖，梁锦松却没有尝到甜头。因在首份预算案中提出公务员减薪，外界指责他只得一招节流措施，称他为“梁一招”。他曾以《狮子山下》的歌词，呼吁市民同舟共济，但部分人并不认同。第二年，他又大幅加税及征税，被轰大派“泻药”，有人戏称他为“万税爷”，五成市民不满预算案内容，是回归后最少人支持的一份预算案。
梁锦松之后的“财爷”唐英年在任四年，先后在自己的第一份和最后一份财政预算案中“派糖”两次。
2004年的第一份预算案中，唐英年提出五年灭赤计划，当时经济开始向好，市场转向乐观，唐英年亦被评为“脚头好”，不像梁锦松般一味“派药”。推出以中产为受惠对象的税务宽免，如延长居所贷款利息优惠两年、减免税项及调高个人进修开支免税额等，也被称为“向中产阶级派少少糖”，有利于舒缓中产阶层的经济负担。
2007年，唐英年发表第四份预算案时，香港经济强势复苏，港府财政已有586亿港元的盈余。这很大一部分归因于财政收入的强劲增长，达2888亿，其中各种税收达1550亿，比前一年增长7％；另一方而，港府一直力推政府节约，成绩显著，一年下来比预算节省下了36亿。开源节流的结果，到2007年3月底，香港财政储备已经从前年同期的3107亿涨到了3693亿。
于是，唐英年大力派糖逾二百亿，首先是对个人所得税退税50％，另一调整是提高个人所得税征收标准，从3万港币的税级梯度加大到3.5万港币，此外，还提出增加子女免税额至五万元，并就每名子女在出生的课税年度，额外提供一次5万元的子女免税额。这就是港人众口称颂的“唐唐派糖”。
众议“派糖”
参加节目听取民众意见是香港官员的必修课，刚刚派糖完毕的财政司长曾俊华也不例外。
2月28日，曾俊华出席由电台联播的《财政司长热线》接听市民来电。有市民赞扬预算案令大部分市民都满意，但也有市民批评预算案大派金钱是短视。曾俊华强调，这次是抱着审慎理财的态度制订预算案，同时配合施政报告提出的措施。
《星岛日报》的评论认为，曾俊华的预算案受到欢迎，其中一个原因是这个预算案照顾到社会各个阶层的需要，而不是一面倒地解决单一问题，反映了“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财政原则。当然，可圈可点的地方还很多，比如退税方式不是按 照以往直接发支票的方式，而是抵扣明年的税款。这样可以藏富于民，又防止由于退税刺激消费，导致通胀加剧。
根据香港大学民意研究计划实时调查显示，有68.4％受访香港市民对新年度预算案感到“很满意”及“非常满意”。同时，曾俊华的个人民望评分较2月初急升12分至67.9分，支持率急升23％，调查机构形容他为“一炮而红”。
但是，“社会分红”的政策在多元的社会里并没有出现“全社会一片红”的情况。港人以及香港立法会各政党也对预算案反应各异。据本刊记者了解，港人和港媒对这份预算案大概有四种解读。
首先，有不少港人认为这份预算案是选举年的产物，政府不可能不顾及政党在立法会的力量，许多措施是妥协之举。香港媒体从业人员Eric表示：“他也有受到来自各个政党的议员的压力，推这个政策没人会反对，不推的话反而哪个政党都讨好不了。”
其次，特区政府将在下半年推出政改方案，维系稳定的民意支持是势在必行，向社会各阶层遍洒甘露，不能说背后毫无自己的议程。“对一般市民来说，有谁不喜欢派糖呢?这次中低收入的弱势社群是受惠最大者，希望那会有助于改善现在日日都在炒的贫富分化现状。”Eric说。
再次，香港而临不确定的经济状况，美国次贷问题是否波及香港对今后财政状况影响很大，政府通过退税可以促进投资，拉动经济。同时，预算案的措施多以一次性为主，是为了防止给特区造成长期财政包袱。香港税务学会会长龚永德就提醒特区政府，要保持审慎理财原则，以未雨绸缪，因为“香港作为一个对外开放的城市，经济增长短期较易受到外围因素，包括油价急升、次贷问题及美国经济放缓等影响”，“本港税收容易受经济波幅影响，政府要设法减低波幅以稳定税收。”
最后，预算案显示，“大市场小政府”的基本理念依然左右政府的理财方案。一些具有长远意义的拨款，比如推动医疗改革，设立研究基金等，政府完全扮演一个资助者的角色。至于如何推动，如何落实，以及如何确保效益等问题，政府关注并不够。
“社会分红”离我们还有多远
在国际社会上，香港并不是唯一“派糖”、也不是最早“派糖”的政府。
2月13日，美国总统布什签署了总额约为1680亿美元的一揽子经济刺激法案。该法案分两年实施，即今年先实施退税1520亿美元，明年再落实160亿美元。主要是为了避免美国经济陷入衰退，美国国会参众两院通过了该方案。
2月15日，新加坡也宣布，全体新加坡人将获得政府送的红包。政府从财政盈余中拨出18亿新元(约合人民币90亿元)还富于民，其中8.65亿新元(约合人民币43亿元)将分两次在今年4月和10月，作为分红发给年满21岁的国人，粗略估计人均可分到400新元(约合人民币2000元)，穷人与老人受惠更多。
在经济学上，“社会分红”的概念是由1977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英国经济学家詹姆斯-米德(James Meade)提出的。早在1936年，米德在《经济分析与政策导论》一书中提出：“国家将从投入社会化企业的资本和土地获得利润。它可以将利润的一部分作为社会分红分给消费者，将另一部分作为列社会化企业的再投资。”
1938年，米德在《消费者信贷和失业》一书中进一步明确将直接分给每个公民的“社会分红”作为“反周期”的政策工具，称其还能起到在经济萧条时期扩大消费的作用。
2006年，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崔之元就以米德的“社会分红”概念为理论根据，并以美国阿拉斯加州的永久基金分红计划、“每人一张支票”的实践作为依据，提出划拨部分国企利润组建“中国人民永久信托基金”的设计与构想，建议把永久基金投资的部分利润直接分给每个公民，使人人享有“社会分红”。
提出类似建议的还有上海市政协委员邢普。在今年1月召开的上海两会上，邢普提交了一份正式提案——《建议研究全国人民每人发放1000元以分享财政收入高增长的提案》。
在今年两会上，邢普的提案也引起政协委员们的纷纷讨论。据称，委员们几乎是一边倒地反对邢普“直接发钱”的想法，也几乎是一边倒地支持其“让民众共享发展成果”的思路。
耶鲁大学金融经济学教授陈志武从统计数字计算出，自1995年到2007年的12年里，我国政府财政税收年均增长16％(去掉通货膨胀率后)，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年均增长8％，农民的纯收入年均增长6.2％。这期间，CDP的年均增长速度为10.2％。因此，只有政府的收入以远高于GDP的速度在增长，城镇居民的收入增长速度次之，农民的收入增长最慢。速度远低于GDP的增速。
这位教授建议：“既然美国政府为了刺激经济从次级按揭贷款危机中走出来，而给每家老百姓寄支票直接退税，把钱退给纳税人自己去花，那么，我们为什么不能把一些税收、国企利润、国有资产增值退回给中国家庭呢?比如，也给他们寄去汇票。国民们也该直接分享一点国企的红利了。当然，最好是把许多国有企业资产民营化、把土地还给农民，因为这些本来就是国民自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