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的少年时代，三厅一室（歌舞厅、电子游戏厅、录像厅和台球室）中，只有歌舞厅没有去过。不去歌舞厅，是觉得那里灯红酒绿，是大人们的世界，出入歌舞厅的男青年，喇叭裤、大波浪头，吊儿郎当，女青年们还好，看得还顺眼些。至于剩下的两厅一室，则是常客。
　　上初中时看电影不要钱，电影院的墙头翻过去，摸黑溜进放映厅，一天看到晚都没关系。但是那时候的电影产量太低，可看的电影太少了，《寡妇村》《黑太阳731》这样的电影，都被当时的影院文案改过好几次名，把观众骗進去。捏着电影票抱着好奇心刚在座位上坐下的观众，一看到熟悉的画面再次映入眼帘，不禁一片骂人声。
　　电影院的旁边就是录像厅。录像厅是私人开的，不交钱根本进不去，但好在价格不贵，一块钱门票，可以看四部片子。看完不想走也没关系，“四片轮放”，再看一遍就是。对当时录像厅最深的印象，一是烟雾缭绕，PM2.5浓度长期500以上；二是很多男青年都带着女朋友一起看，当时的年轻人谈恋爱没地方去，两块钱就可以打发一天，蛮好。
　　上世纪80年代末的录像厅，几乎被“二周一刘”承包，二周是周润发、周星驰，一刘是刘德华。这三人当中，周润发又是年轻人心目中的港星老大，《英雄本色》《龙虎风云》《义盖云天》《秋天的童话》等他主演的电影，让无数录像厅观众如痴如醉。对比周润发，周星驰太浅，刘德华太嫩，只能当小弟。
　　录像厅绝对是县城文化中心最热闹的一个点。无数的故事发生在录像厅，情生情变，江湖寻仇，混子火拼，都时常从录像带中演绎到录像厅内。对于一个青少年来说，录像厅是接触社会的绝佳场所，这里可以成为一个孩子仰头所能看到的全部天空。出于对录像厅的喜爱，此后长达十余年的时间里，每到一个地方，我晚上总要去拜访的，就是当地的录像厅，这和现在一些文艺青年，总喜欢拜访名人故居是一个道理。
　　我开录像厅的时候，已经是1997年。那年发生了两件大事，一件是香港回归，另外一件是《泰坦尼克号》公映并火遍全球。我先是在从书贩子那里淘来的香港杂志中看到了《泰坦尼克号》的图文报道，然后在县城碟店中看到了新到货的《泰坦尼克号》盗版碟，且只有两三套，当即便花费了50元巨资购买了回来，晚上在自己的录像厅播放。
　　那一晚的录像厅人满为患，生意空前的好。盗版的《泰坦尼克号》画质低劣，声音时高时低，镜头一会往左歪一会往右斜，但奇怪的是，无论后来看高清还是蓝光的视频资源，所带来的震撼感都完全比不上当年的盗版。那种集体观影时的全情投入，杰克与露丝最后的告别以及悠扬的音乐，制造了一种奇妙的氛围……那张盗版碟，反复播了约一个月之后就彻底废掉了，随着它的废掉，我短暂的录像厅老板的生涯也告终止。
　　为了开这家录像厅，我花光了多年积蓄，买来当时最大荧屏的电视机，32寸，还买了当时县城电器店里最贵的音箱。那时吃住都在录像厅，住录像厅里临时搭的帐篷，和录像厅粉丝们一起吃泡面、榨菜。
　　录像厅关门的前一天晚上免费开放，屋里坐满了前来告别的观众，橱柜里没有卖出去的瓜子、方便面和啤酒，也全部拿出来招待了那些陪伴我一个多月的年轻人们。到了半夜12点，在一片“换片”的呼吁声中，换上了他们最爱看的一部电影，交代了一个年轻人帮忙在影片结束之后再随便换他们喜欢的电影看，我就倒在帐篷中昏睡过去。
　　早晨醒来的时候，录像厅已经空无一人。我走出屋子，拔掉音响的电源和音频插头，“哼哼哈哈”的打斗声戛然而止。
　　录像厅关门后的第二个月我就结婚了，录像厅里的电视与音响成了新婚家电。以这两桩事为标志，我算是彻底告别了青春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