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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19日，第四届“以色列—德国代表大会”在德国法兰克福召开，多达3000人与会。这是在西欧召开的规模最大、最具影响力的支持以色列的大会，表达了对目前德以关系的关切。以色列和德国的关系被外界视作“特殊关系”，这一植根于纳粹大屠杀历史的“非正常关系”虽经受了重重考验，但最近也出现了一些不和的声音。
正在发生微妙变化
前段时间，德国《明镜周刊》报道称，德国正在重新考虑对以色列的无条件支持政策。《明镜周刊》援引数位德国内阁官员和分析人士的话指出，德国政府对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所推行的定居点政策感到“忧虑”，而且默克尔总理的内阁顾问们对《今日以色列》的有关报道大为恼怒。《今日以色列》是以色列一家支持内塔尼亚胡的报纸。今年2月内塔尼亚胡和默克尔在柏林会谈后，该报发表了一篇题为《默克尔称两国方案未到时候》的文章。默克尔的内阁顾问认为该报曲解了默克尔的原意，因为默克尔一贯认为巴以和平最终建立在两国方案基础之上，在巴勒斯坦被占领土上修建定居点无助于实现建立独立的巴勒斯坦国，与以巴实现永久和平背道而驰。尽管有人指出德国的中东政策并没有改变，《明镜周刊》的报道可能是在指责默克尔和内塔尼亚胡之间的亲密关系，但是近年来围绕对以色列政策，德国政府内部确实有不同意见，德以之间的不合也不时见诸报端，两国的“特殊关系”似乎发生着微妙变化。
为使巴以双方实现永久和平，国际社会普遍认为，推动建立独立的、与以色列共存的巴勒斯坦国是重要途径。但以色列从自身安全出发，坚持应首先保证以色列的国家安全，消除来自巴勒斯坦“极端组织”的威胁，在实现这一目的之前，以色列坚决反对巴勒斯坦建国。与欧洲多数国家不同，德国对以色列的这一立场表示部分支持。2014年11月，德国外长施泰因迈尔在与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主席阿巴斯会晤时强调，巴勒斯坦国建立的惟一途径是通过与以色列举行双边会谈，他指出，“没有谈判以外的选择”。随后，默克尔也表示拒绝其他欧洲国家单方面对巴勒斯坦的承认，她表示理解达成两国方案的巨大困难，并认为“单方面承认巴勒斯坦并不能使我们前进”。
不过，由于巴以和谈迟迟未能重启，德国也开始向以色列施压，对以色列的批评也越来越多。一些德国政府要员越来越倾向认为，内塔尼亚胡是在利用德国和以色列的友好关系为自己获取政治利益。2014年7月，以色列对加沙地带发起了代号为“护刃行动”的大规模军事攻势，巴勒斯坦遭受巨大的人员和财产损失。2015年7月，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发布加沙人道主义危机报告，谴责以色列的过激行为，默克尔政府也对以色列的军事行动表示谴责。但在一些以色列人看来，在两国建交50周年之际，德国支持联合国人权理事会这一“存有偏见的决定”，让人感到“非常悲哀”。
基础仍然牢固
二战中，纳粹德国屠杀了大量犹太人，给战后德国与以色列的关系投上了浓重的阴影。1952年，当时的联邦德国首先打破僵局，向以色列发出友好信号，承诺对以色列进行战争赔偿。1965年两国建交，此后在政治、经济、科技和军事等各领域保持了密切沟通和联系。为获得国际社会信任，迈入正常国家行列，战后德国对战争罪责进行了较为彻底的反思，德国领导人多次代表德国向遇难犹太人忏悔。1970年，西德总理勃兰特在华沙犹太人遇难纪念碑前下跪;1995年，德国总理科尔在以色列犹太人殉难纪念碑前下跪;默克尔更是强调，德国对纳粹罪行负有“永恒的责任”。另外，德国还对遇难犹太人进行了巨额赔偿。从1952年签署第一个赔款协议到2014年，德国和犹太人索赔委员会达成了20多项协议，累计赔款数额超过700亿美元。德国还承诺，在2014年至2017年间，向全世界5.6万大屠杀幸存者赔偿7.72亿欧元。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和德国总理默克尔（右）。
历届德国政府均表示承认战争罪责，并不断在立法、国民教育等方面强化这一历史认识。根据1994年通过的《反纳粹和反刑事犯罪法》，宣扬纳粹和种族歧视、否认纳粹大屠杀和诽谤攻击犹太人的言行被视为犯罪，可判处三至五年徒刑。德国政府将大屠杀历史写入教科书，规定了其在历史教材中的最低比例。通过真诚的反思和谢罪，德国逐渐赢得了以色列的信任。今天，定居德国的犹太人超过12万。今年初的一项民意调查显示，70%的以色列人对德国抱有好感;当被问及以色列应寻求与哪个欧洲国家建立最紧密关系时，33%的以色列受访者选择德国，选择英国的有25%，选择法国的仅14%;66%的以色列受访者能准确回答出谁是德国现任领导人，61%的受访者对默克尔给予高度评价。还有一项民调显示，56%的以色列受访者对默克尔政府的叙利亚难民政策表示赞赏。
除了历史原因，在政治、经济和安全防务等领域的密切合作也是德以关系得以深入发展的现实因素。从2008年开始，双方每年都要进行一次政府间内阁磋商。2014年初两国签署协议，决定德国将代表以色列和未与以色列建交的国家、尤其是印度尼西亚和马来西亚等伊斯兰国家交往，由德国在相关国家的领事馆负责这一事务。在伊朗核问题上，德国支持达成伊核协议，以色列对此忧心忡忡。但在今年2月会见内塔尼亚胡时，默克尔保证德国不会与伊朗建立正常关系，除非后者承认以色列的生存权，德国将继续就此向伊朗施压。此外，德国官方强烈反对旨在孤立以色列的抵制、撤资和制裁运动（简称BDS运动，2005年由巴勒斯坦100多家非政府组织发起，呼吁国际社会对以色列进行经济施压，在欧洲和美国都有相当数量的人参与），在德国议会中仅有少数议员支持BDS运动。而且，在塑造欧洲许多国家的亲以色列态度方面，德国扮演着首要角色。可以说，如果没有德国的支持，以色列在欧洲将面临更加恶化的国际环境。 保障和捍卫以色列的生存权是德国历届政府的职责。2008年，默克尔在以色列议会演讲时说，以色列的安全是不可谈判的，是德国“国家利益”的一部分。德国的这一保证不仅体现在国际场合为以色列的对外政策辩护，也体现在军事领域与以色列展开紧密合作。德以军事合作在两国尚未建交时就已开始，后逐渐扩大。根据2006年美国国会的一项调查报告，在1967年、1973年和1982年的三次中东战争中，德国提供给以色列的武器发挥了重要作用。德国情报部门也在以色列士兵吉拉德·沙利特安全获救的谈判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再比如，2013年底，以色列与德国谈判购买导弹艇事宜，以色列希望能以30%的折扣价购买。由于随后的“护刃行动”和以色列宣布建设新的定居点，德国宣布不再以优惠价格向以色列出售导弹艇。尽管以色列未能与巴勒斯坦达成和解，新的定居点建设也未停止，但在2014年10月，德国政府最终仍同意以3.82亿美元的折扣价向以色列出售导弹艇。2015年5月，以色列时任国防部长摩西·亚阿隆透露，以色列已经从德国购买了四枚爱国者导弹。
此外，据德国联邦统计局今年5月发布的数据，2015年以色列与德国双边贸易额达到58亿欧元。德国是以色列在欧洲最大的贸易伙伴，也是以色列仅次于美国和中国的最重要贸易伙伴，而以色列是德国在中东地区的第四大贸易伙伴，仅次于土耳其、阿联酋和沙特阿拉伯。近年来，以色列在高科技创新领域的发展引起了德国企业界的高度关注和浓厚兴趣，双方的合作日趋紧密，许多以色列公司也将德国作为其在欧洲的研发基地。德以两国民间往来也非常活跃。据德国联邦经济和能源部统计，2014年到德国旅游的以色列人达到近90万人次，以色列是德国的第19大旅客来源国。而据以色列方面的统计，2014年有大约20万德国人到以色列旅游，德国是以色列旅游业的大客户。
德国对以色列不遗余力的支持，难免引起阿拉伯国家的不满。因此，德国一方面支持以色列，另一方面也承认巴勒斯坦人的民族权利，积极推动建立独立的巴勒斯坦国，以便为自身在中东地区施加广泛影响留下足够的弹性空间。作为欧盟的领袖，德国努力做出表率，积极展示负责任的大国形象，对阿拉伯国家的关切给予了适当回应。特别是最近两年，默克尔政府接纳大量中东难民，赢得世界普遍赞誉，也为德国进一步参与中东事务积累了丰厚的道义资本。应该说，在巩固原有特殊关系的基础上，继续就巴以问题向以色列施压，为德国的中东外交拓展回旋余地，符合德国在中东的长远利益。而对于以色列来说，继续加强同德国的战略合作，有助于改善自身国际形象和孤立处境。尤其是随着英国公投“脱欧”，德国在欧盟的地位将更加举足轻重，巩固和加强同德国的特殊关系显得尤为重要。
“行驶的方向不一样”
2015年6月，以色列前外交部长什洛莫·本-阿米发表了一篇题为《德国负罪感的边界》的文章。阿米在文中指出，当今德国和以色列的关系正面临新挑战，德国青年一代对大屠杀的记忆已日渐模糊，以色列的国际形象也十分不佳。他问道：德国还要像以往那样支持以色列吗？在奥斯维辛集中营解放70年后，德以双边关系能抵挡住欧洲日益高涨的反以潮流吗？阿米认为，犹太人和德国人都是在二战的废墟上崛起，不同的是，犹太人因纳粹大屠杀而占据着道德制高点，而德国人却背负着道德污点。历史如今却出现了翻转。战后的德国通过与犹太人和解赢得国际赞誉，而以色列却因压制巴勒斯坦人而受到舆论谴责。阿米总结认为，“历史罪恶感不再足以迫使德国支持以色列的错误政策，特别是当这些政策伤害另一个群体——巴勒斯坦人时。”随着以色列的政策越来越难以服众，德国改变对以支持政策、摆脱大屠杀罪恶感的意愿也日趋强烈。他提醒以色列现任领导人注意这一点。
阿米的判断有着充分的现实依据。虽然德国政府不时批评以色列在巴以问题上的强硬立场，德国民众也不时发出对犹太人和以色列的批评言论，不过与欧洲多数国家相比，德国境内针对犹太人的敌对言行要少得多。但德国贝塔斯曼基金会2015年初的一项调查显示，仅有36%的德国人喜欢以色列人，18至29岁的年轻人中超过一半对以色列的印象不佳。58%的德国人认为过去应该留给历史，62%的德国人不赞同如今的以色列政策。德国阿登纳基金会驻耶路撒冷办公室主任迈克·波谢特认为，目前德以关系很好，但前途很难预料。他说，德国青年一代的民族、宗教情结相对淡薄，而以色列恰恰相反，“两列火车行驶的方向不一样”。德国认为以色列的强硬态度是巴以实现和平的一大障碍，而以色列则抱怨包括德国在内的外界不能充分了解以色列的和平诚意，不能体会以色列对自身安全的焦虑和渴望。
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多重因素，德以特殊关系在短期内仍然牢固，但未来将更趋复杂多变。对德以双方来说，在历史越来越远去的今天，如何在青年一代中培育友好氛围，如何进一步增进了解、弥合分歧，是两国领导人面临的重要课题。
正在发生微妙变化
前段时间，德国《明镜周刊》报道称，德国正在重新考虑对以色列的无条件支持政策。《明镜周刊》援引数位德国内阁官员和分析人士的话指出，德国政府对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所推行的定居点政策感到“忧虑”，而且默克尔总理的内阁顾问们对《今日以色列》的有关报道大为恼怒。《今日以色列》是以色列一家支持内塔尼亚胡的报纸。今年2月内塔尼亚胡和默克尔在柏林会谈后，该报发表了一篇题为《默克尔称两国方案未到时候》的文章。默克尔的内阁顾问认为该报曲解了默克尔的原意，因为默克尔一贯认为巴以和平最终建立在两国方案基础之上，在巴勒斯坦被占领土上修建定居点无助于实现建立独立的巴勒斯坦国，与以巴实现永久和平背道而驰。尽管有人指出德国的中东政策并没有改变，《明镜周刊》的报道可能是在指责默克尔和内塔尼亚胡之间的亲密关系，但是近年来围绕对以色列政策，德国政府内部确实有不同意见，德以之间的不合也不时见诸报端，两国的“特殊关系”似乎发生着微妙变化。
为使巴以双方实现永久和平，国际社会普遍认为，推动建立独立的、与以色列共存的巴勒斯坦国是重要途径。但以色列从自身安全出发，坚持应首先保证以色列的国家安全，消除来自巴勒斯坦“极端组织”的威胁，在实现这一目的之前，以色列坚决反对巴勒斯坦建国。与欧洲多数国家不同，德国对以色列的这一立场表示部分支持。2014年11月，德国外长施泰因迈尔在与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主席阿巴斯会晤时强调，巴勒斯坦国建立的惟一途径是通过与以色列举行双边会谈，他指出，“没有谈判以外的选择”。随后，默克尔也表示拒绝其他欧洲国家单方面对巴勒斯坦的承认，她表示理解达成两国方案的巨大困难，并认为“单方面承认巴勒斯坦并不能使我们前进”。
不过，由于巴以和谈迟迟未能重启，德国也开始向以色列施压，对以色列的批评也越来越多。一些德国政府要员越来越倾向认为，内塔尼亚胡是在利用德国和以色列的友好关系为自己获取政治利益。2014年7月，以色列对加沙地带发起了代号为“护刃行动”的大规模军事攻势，巴勒斯坦遭受巨大的人员和财产损失。2015年7月，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发布加沙人道主义危机报告，谴责以色列的过激行为，默克尔政府也对以色列的军事行动表示谴责。但在一些以色列人看来，在两国建交50周年之际，德国支持联合国人权理事会这一“存有偏见的决定”，让人感到“非常悲哀”。
基础仍然牢固
二战中，纳粹德国屠杀了大量犹太人，给战后德国与以色列的关系投上了浓重的阴影。1952年，当时的联邦德国首先打破僵局，向以色列发出友好信号，承诺对以色列进行战争赔偿。1965年两国建交，此后在政治、经济、科技和军事等各领域保持了密切沟通和联系。为获得国际社会信任，迈入正常国家行列，战后德国对战争罪责进行了较为彻底的反思，德国领导人多次代表德国向遇难犹太人忏悔。1970年，西德总理勃兰特在华沙犹太人遇难纪念碑前下跪;1995年，德国总理科尔在以色列犹太人殉难纪念碑前下跪;默克尔更是强调，德国对纳粹罪行负有“永恒的责任”。另外，德国还对遇难犹太人进行了巨额赔偿。从1952年签署第一个赔款协议到2014年，德国和犹太人索赔委员会达成了20多项协议，累计赔款数额超过700亿美元。德国还承诺，在2014年至2017年间，向全世界5.6万大屠杀幸存者赔偿7.72亿欧元。
历届德国政府均表示承认战争罪责，并不断在立法、国民教育等方面强化这一历史认识。根据1994年通过的《反纳粹和反刑事犯罪法》，宣扬纳粹和种族歧视、否认纳粹大屠杀和诽谤攻击犹太人的言行被视为犯罪，可判处三至五年徒刑。德国政府将大屠杀历史写入教科书，规定了其在历史教材中的最低比例。通过真诚的反思和谢罪，德国逐渐赢得了以色列的信任。今天，定居德国的犹太人超过12万。今年初的一项民意调查显示，70%的以色列人对德国抱有好感;当被问及以色列应寻求与哪个欧洲国家建立最紧密关系时，33%的以色列受访者选择德国，选择英国的有25%，选择法国的仅14%;66%的以色列受访者能准确回答出谁是德国现任领导人，61%的受访者对默克尔给予高度评价。还有一项民调显示，56%的以色列受访者对默克尔政府的叙利亚难民政策表示赞赏。
除了历史原因，在政治、经济和安全防务等领域的密切合作也是德以关系得以深入发展的现实因素。从2008年开始，双方每年都要进行一次政府间内阁磋商。2014年初两国签署协议，决定德国将代表以色列和未与以色列建交的国家、尤其是印度尼西亚和马来西亚等伊斯兰国家交往，由德国在相关国家的领事馆负责这一事务。在伊朗核问题上，德国支持达成伊核协议，以色列对此忧心忡忡。但在今年2月会见内塔尼亚胡时，默克尔保证德国不会与伊朗建立正常关系，除非后者承认以色列的生存权，德国将继续就此向伊朗施压。此外，德国官方强烈反对旨在孤立以色列的抵制、撤资和制裁运动（简称BDS运动，2005年由巴勒斯坦100多家非政府组织发起，呼吁国际社会对以色列进行经济施压，在欧洲和美国都有相当数量的人参与），在德国议会中仅有少数议员支持BDS运动。而且，在塑造欧洲许多国家的亲以色列态度方面，德国扮演着首要角色。可以说，如果没有德国的支持，以色列在欧洲将面临更加恶化的国际环境。 保障和捍卫以色列的生存权是德国历届政府的职责。2008年，默克尔在以色列议会演讲时说，以色列的安全是不可谈判的，是德国“国家利益”的一部分。德国的这一保证不仅体现在国际场合为以色列的对外政策辩护，也体现在军事领域与以色列展开紧密合作。德以军事合作在两国尚未建交时就已开始，后逐渐扩大。根据2006年美国国会的一项调查报告，在1967年、1973年和1982年的三次中东战争中，德国提供给以色列的武器发挥了重要作用。德国情报部门也在以色列士兵吉拉德·沙利特安全获救的谈判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再比如，2013年底，以色列与德国谈判购买导弹艇事宜，以色列希望能以30%的折扣价购买。由于随后的“护刃行动”和以色列宣布建设新的定居点，德国宣布不再以优惠价格向以色列出售导弹艇。尽管以色列未能与巴勒斯坦达成和解，新的定居点建设也未停止，但在2014年10月，德国政府最终仍同意以3.82亿美元的折扣价向以色列出售导弹艇。2015年5月，以色列时任国防部长摩西·亚阿隆透露，以色列已经从德国购买了四枚爱国者导弹。
此外，据德国联邦统计局今年5月发布的数据，2015年以色列与德国双边贸易额达到58亿欧元。德国是以色列在欧洲最大的贸易伙伴，也是以色列仅次于美国和中国的最重要贸易伙伴，而以色列是德国在中东地区的第四大贸易伙伴，仅次于土耳其、阿联酋和沙特阿拉伯。近年来，以色列在高科技创新领域的发展引起了德国企业界的高度关注和浓厚兴趣，双方的合作日趋紧密，许多以色列公司也将德国作为其在欧洲的研发基地。德以两国民间往来也非常活跃。据德国联邦经济和能源部统计，2014年到德国旅游的以色列人达到近90万人次，以色列是德国的第19大旅客来源国。而据以色列方面的统计，2014年有大约20万德国人到以色列旅游，德国是以色列旅游业的大客户。
德国对以色列不遗余力的支持，难免引起阿拉伯国家的不满。因此，德国一方面支持以色列，另一方面也承认巴勒斯坦人的民族权利，积极推动建立独立的巴勒斯坦国，以便为自身在中东地区施加广泛影响留下足够的弹性空间。作为欧盟的领袖，德国努力做出表率，积极展示负责任的大国形象，对阿拉伯国家的关切给予了适当回应。特别是最近两年，默克尔政府接纳大量中东难民，赢得世界普遍赞誉，也为德国进一步参与中东事务积累了丰厚的道义资本。应该说，在巩固原有特殊关系的基础上，继续就巴以问题向以色列施压，为德国的中东外交拓展回旋余地，符合德国在中东的长远利益。而对于以色列来说，继续加强同德国的战略合作，有助于改善自身国际形象和孤立处境。尤其是随着英国公投“脱欧”，德国在欧盟的地位将更加举足轻重，巩固和加强同德国的特殊关系显得尤为重要。
“行驶的方向不一样”
2015年6月，以色列前外交部长什洛莫·本-阿米发表了一篇题为《德国负罪感的边界》的文章。阿米在文中指出，当今德国和以色列的关系正面临新挑战，德国青年一代对大屠杀的记忆已日渐模糊，以色列的国际形象也十分不佳。他问道：德国还要像以往那样支持以色列吗？在奥斯维辛集中营解放70年后，德以双边关系能抵挡住欧洲日益高涨的反以潮流吗？阿米认为，犹太人和德国人都是在二战的废墟上崛起，不同的是，犹太人因纳粹大屠杀而占据着道德制高点，而德国人却背负着道德污点。历史如今却出现了翻转。战后的德国通过与犹太人和解赢得国际赞誉，而以色列却因压制巴勒斯坦人而受到舆论谴责。阿米总结认为，“历史罪恶感不再足以迫使德国支持以色列的错误政策，特别是当这些政策伤害另一个群体——巴勒斯坦人时。”随着以色列的政策越来越难以服众，德国改变对以支持政策、摆脱大屠杀罪恶感的意愿也日趋强烈。他提醒以色列现任领导人注意这一点。
阿米的判断有着充分的现实依据。虽然德国政府不时批评以色列在巴以问题上的强硬立场，德国民众也不时发出对犹太人和以色列的批评言论，不过与欧洲多数国家相比，德国境内针对犹太人的敌对言行要少得多。但德国贝塔斯曼基金会2015年初的一项调查显示，仅有36%的德国人喜欢以色列人，18至29岁的年轻人中超过一半对以色列的印象不佳。58%的德国人认为过去应该留给历史，62%的德国人不赞同如今的以色列政策。德国阿登纳基金会驻耶路撒冷办公室主任迈克·波谢特认为，目前德以关系很好，但前途很难预料。他说，德国青年一代的民族、宗教情结相对淡薄，而以色列恰恰相反，“两列火车行驶的方向不一样”。德国认为以色列的强硬态度是巴以实现和平的一大障碍，而以色列则抱怨包括德国在内的外界不能充分了解以色列的和平诚意，不能体会以色列对自身安全的焦虑和渴望。
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多重因素，德以特殊关系在短期内仍然牢固，但未来将更趋复杂多变。对德以双方来说，在历史越来越远去的今天，如何在青年一代中培育友好氛围，如何进一步增进了解、弥合分歧，是两国领导人面临的重要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