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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４５年１１月，罗荣桓从山东渡海北上抵达沈阳。１２月，东北人民自治军总部分为“前总”和“后总”，罗荣桓主持“后总”的工作。此后，他不仅在军队思想政治、扩军、军工生产与后勤保障、特殊兵种建设等方面作出了突出贡献，成为东北人民军队建设的重要领导人和直接实施者，而且对退到后方的伤残军人也特别关心。１９４８年８月在哈尔滨召开的“荣誉军人代表大会”即是很好的一例。
随着东北解放战争规模的不断扩大与形势的不断发展，从前线退下来的伤病员也与日俱增，各军分区的后方医院都住满了人，处于超负荷运行的状态。更为严重的是，很多从前线下来的伤病员觉得自己是在前线与敌人拼杀而负伤的，自然是功高一等。这种思想导致他们居功自傲，目无法纪，到处惹是生非。这其中有相当一部分人是从国民党部队过来的“解放战士”。这些人在国民党军队里养成的兵痞习气由于没有得以完全根除，加之医院因伤病员剧增而疏忽了管理教育工作，他们的老毛病又死灰复燃了。在佳木斯、图们和其它收治伤病员多的城镇，都发生过违反纪律的现象：看电影不买票、下饭馆不付账、打骂群众和医护人员等。更有甚者，一些人甚至包庇地主分子，干扰土改运动，还发生过企图抢劫银行和聚众闹事的事件。
这些情况很快就被反映到了罗荣桓那里。他觉得问题严重，便立即召集政治部、后勤部、卫生部等有关单位领导干部在一起开会，研究解决的办法。大家对这一问题必须尽快解决很快达成了共识，但对采取什么措施来解决却各执一词：有提出多设岗哨加强警卫与管理的，有主张突击治疗后遣回前线的，有建议严厉处分带头闹事者的……罗荣桓一边仔细倾听各种意见，一边思考和分析。他觉得大家的意见虽然各不相同，但都把伤病员当成了包袱来看待，对此他有不同的看法。他说：“解决伤病员闹事这个问题，我看还是应该从积极方面入手。抓紧治疗，加强管理，都是好主意。除了对个别极恶劣的，尽量不要搞纪律处分，更不要随便抓人。目前各地医院多数是新成立的，设备不太好，住得很分散，医院里又没有文化娱乐器材，生活比较单调、枯燥。那些轻伤员想出来走走，你想捆住他们的手脚，硬是不让他们出门，恐怕要和哨兵打架。我看还是以正面教育为主。我们能不能在短期内召开一次伤病人员代表大会？”罗荣桓的分析透彻在理，很快得到与会者的一致赞同，并当即成立了代表大会筹备小组。
要开会，首先就必须有一个会议名称。大会筹备小组组长周桓向罗荣桓提议定名为“伤病员代表大会”，罗荣桓觉得不妥。他说：“还是叫荣誉军人代表大会比较好。不管是负伤的、病残的，都是为了革命，都是荣誉军人。”
大会名称确定后，下一步就是选派代表的问题。周桓向罗荣桓报告，要选派一些先进人物和积极分子参加，参会人员共５００名。罗荣桓再次提出不同看法：“积极分子要参加，但不要超过三分之一。多找些调皮捣蛋的和爱闹事的来开会。”他进一步解释说：“这次会议要打破常规。为什么呢？会议想解决的主要是闹事问题，找先进人物来开会，代表不了闹事的伤兵，回去以后作用也不大。找带头闹事的人当代表，首先肯定他们为革命负伤，是有功劳的。对他们闹事，不直接批评，要通过正面教育，可以请一批残废的老红军、老八路来‘现身说法’，讲我军的光荣传统，讲身体残废思想不残废的好人好事。这部分伤兵的思想转变了，回去就可以起很大作用……”
按照这一指导思想，代表很快被选了出来。１９４８年８月，这些代表陆续从各地的医院赶到哈尔滨。那些日子，哈尔滨热闹非凡，到处锣鼓喧天，到处是欢迎的标语，到处是欢歌的人群。代表们被戴上大红花，受到了英雄般的待遇。
根据大会的组织安排，代表们白天听报告、分组讨论，晚上看戏、看电影。按照罗荣桓的指示，大会采取积极引导、典型示范的方式，请了一大批身残志坚的同志现身说法。如请在红军时期便失去一条腿的后勤部副司令员钟赤兵和在保卫井冈山战斗中受伤的何长工讲他们负伤不下火线的故事等，使听者深受教育。
会议期间，罗荣桓在大会上作了报告。他说：“这次荣军大会开得很好。大家对荣军工作的领导提出了很多意见，同时又着重检讨了自己，这种态度是正确的。每个革命者都应当具有这种批评与自我批评的精神。”对于过去荣军工作的不足，他指出，领导上是应该负责的，同时也要求荣誉军人自身努力，珍惜过去的荣誉，不要忘本。“有些伤员一见缺点就挥起拳头打人，自己以为威风，其实是吃了大亏。比如弄得医院中很多新的干部和护士不敢去治疗伤病员，使荣军工作无法加强。”他号召每个荣誉军人“要学会一套新本领，参加具体工作，继续为人民立功”。罗荣桓最后说：“蒋介石在中国的统治已经到了最后的时刻，全中国人民到了翻身的时候了！每个同志都应作新的努力，每个荣军同志也应把自己的一切力量贡献出来，争取胜利的早日到来。”罗荣桓的讲话说到了代表们的心坎里，赢得他们阵阵热烈的掌声。
代表们通过这次会议，思想发生了深刻的转变。他们逐渐联系自己的实际，检查了自己的错误行为，有的懊悔难过，有的痛哭流涕，有的恨自己忘本。……他们回到各地医院后，个个都变成了宣传员，给其他伤病员做工作，带头遵守纪律。伤病员闹事的问题得到了有效解决。
随着东北解放战争规模的不断扩大与形势的不断发展，从前线退下来的伤病员也与日俱增，各军分区的后方医院都住满了人，处于超负荷运行的状态。更为严重的是，很多从前线下来的伤病员觉得自己是在前线与敌人拼杀而负伤的，自然是功高一等。这种思想导致他们居功自傲，目无法纪，到处惹是生非。这其中有相当一部分人是从国民党部队过来的“解放战士”。这些人在国民党军队里养成的兵痞习气由于没有得以完全根除，加之医院因伤病员剧增而疏忽了管理教育工作，他们的老毛病又死灰复燃了。在佳木斯、图们和其它收治伤病员多的城镇，都发生过违反纪律的现象：看电影不买票、下饭馆不付账、打骂群众和医护人员等。更有甚者，一些人甚至包庇地主分子，干扰土改运动，还发生过企图抢劫银行和聚众闹事的事件。
这些情况很快就被反映到了罗荣桓那里。他觉得问题严重，便立即召集政治部、后勤部、卫生部等有关单位领导干部在一起开会，研究解决的办法。大家对这一问题必须尽快解决很快达成了共识，但对采取什么措施来解决却各执一词：有提出多设岗哨加强警卫与管理的，有主张突击治疗后遣回前线的，有建议严厉处分带头闹事者的……罗荣桓一边仔细倾听各种意见，一边思考和分析。他觉得大家的意见虽然各不相同，但都把伤病员当成了包袱来看待，对此他有不同的看法。他说：“解决伤病员闹事这个问题，我看还是应该从积极方面入手。抓紧治疗，加强管理，都是好主意。除了对个别极恶劣的，尽量不要搞纪律处分，更不要随便抓人。目前各地医院多数是新成立的，设备不太好，住得很分散，医院里又没有文化娱乐器材，生活比较单调、枯燥。那些轻伤员想出来走走，你想捆住他们的手脚，硬是不让他们出门，恐怕要和哨兵打架。我看还是以正面教育为主。我们能不能在短期内召开一次伤病人员代表大会？”罗荣桓的分析透彻在理，很快得到与会者的一致赞同，并当即成立了代表大会筹备小组。
要开会，首先就必须有一个会议名称。大会筹备小组组长周桓向罗荣桓提议定名为“伤病员代表大会”，罗荣桓觉得不妥。他说：“还是叫荣誉军人代表大会比较好。不管是负伤的、病残的，都是为了革命，都是荣誉军人。”
大会名称确定后，下一步就是选派代表的问题。周桓向罗荣桓报告，要选派一些先进人物和积极分子参加，参会人员共５００名。罗荣桓再次提出不同看法：“积极分子要参加，但不要超过三分之一。多找些调皮捣蛋的和爱闹事的来开会。”他进一步解释说：“这次会议要打破常规。为什么呢？会议想解决的主要是闹事问题，找先进人物来开会，代表不了闹事的伤兵，回去以后作用也不大。找带头闹事的人当代表，首先肯定他们为革命负伤，是有功劳的。对他们闹事，不直接批评，要通过正面教育，可以请一批残废的老红军、老八路来‘现身说法’，讲我军的光荣传统，讲身体残废思想不残废的好人好事。这部分伤兵的思想转变了，回去就可以起很大作用……”
按照这一指导思想，代表很快被选了出来。１９４８年８月，这些代表陆续从各地的医院赶到哈尔滨。那些日子，哈尔滨热闹非凡，到处锣鼓喧天，到处是欢迎的标语，到处是欢歌的人群。代表们被戴上大红花，受到了英雄般的待遇。
根据大会的组织安排，代表们白天听报告、分组讨论，晚上看戏、看电影。按照罗荣桓的指示，大会采取积极引导、典型示范的方式，请了一大批身残志坚的同志现身说法。如请在红军时期便失去一条腿的后勤部副司令员钟赤兵和在保卫井冈山战斗中受伤的何长工讲他们负伤不下火线的故事等，使听者深受教育。
会议期间，罗荣桓在大会上作了报告。他说：“这次荣军大会开得很好。大家对荣军工作的领导提出了很多意见，同时又着重检讨了自己，这种态度是正确的。每个革命者都应当具有这种批评与自我批评的精神。”对于过去荣军工作的不足，他指出，领导上是应该负责的，同时也要求荣誉军人自身努力，珍惜过去的荣誉，不要忘本。“有些伤员一见缺点就挥起拳头打人，自己以为威风，其实是吃了大亏。比如弄得医院中很多新的干部和护士不敢去治疗伤病员，使荣军工作无法加强。”他号召每个荣誉军人“要学会一套新本领，参加具体工作，继续为人民立功”。罗荣桓最后说：“蒋介石在中国的统治已经到了最后的时刻，全中国人民到了翻身的时候了！每个同志都应作新的努力，每个荣军同志也应把自己的一切力量贡献出来，争取胜利的早日到来。”罗荣桓的讲话说到了代表们的心坎里，赢得他们阵阵热烈的掌声。
代表们通过这次会议，思想发生了深刻的转变。他们逐渐联系自己的实际，检查了自己的错误行为，有的懊悔难过，有的痛哭流涕，有的恨自己忘本。……他们回到各地医院后，个个都变成了宣传员，给其他伤病员做工作，带头遵守纪律。伤病员闹事的问题得到了有效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