版本学一直是中国学术史的重要组成部分，西汉至今，版本研究成果层出不穷。但这些成果大都是目录研究的附庸，独立的版本学专著至清末才出现。且明清以来的版本研究学者只重视宋元旧本，明刻本已经鲜少提及。作为版本研究的重要工具，图录著作的出版却差强人意，没有得到学界的重视。《清代版本图录》无论是在体例的创新性、内容的丰富性、研究的深入性，还是视野的闳廓性上都称得上版本研究里程碑式的著作。
　　我国版本研究起源甚早，刘向校理群书即是对西汉皇家藏书的一次大规模整理校勘。当时书籍的流传方式与现在结集出版不同，往往是通过单篇传抄进行传播。在这样的情况下，刘向对每本书都进行了考订校勘，辨别真伪，最后定其篇第，撮其指要，这其中必然离不开对各个版本的对比研究。虽然这种研究并不能称为严格意义上的版本学，但已经成为版本学之滥觞。印刷术出现之后，学者的版本意识大大增强，如《直斋书录解题》就涉及到许多版本比对以及版本源流问题。《遂初堂书目》更是常常列出一书的诸多版本，如《前汉书》就著录了川本、吉州本、越州本、湖北本等诸多版本，可见尤氏对版本之重视。明代版刻印刷业得到极大的发展，涌现出一大批著名藏书家，他们撰写的藏书志也成为版本研究的重要材料。
　　与前代相比，清代的版本研究却略显沉寂。这是由于前代藏书偏向于珍惜旧本，以此显示自身学识及藏书之眼光，在这种情况下，清刻本当然就鲜少被提及。但是也有几部目录在著录清代版本方面厥功甚巨，如张之洞《书目答问》。此书略例中提到，这是一部指示学子治学的目录书，因此所列书目一定要“易买易得”。基于这种著书思想，作者收录的版本就以清刻本为主，并且收入了许多尚未刊刻或流传不广的清人著述。其后，吕贞白还以所见清刻本对此书进行了补充。此外，周中孚的《慈云楼藏书志》、倪模的《经锄堂书目》及叶德辉的《郋园读书志》都对多种清刻本进行了大量版本研究。值得注意的是，虽然版本研究绵延至今，但这些研究成果大都保留在目录著作中，很少有专门的版本学著作。且这些著作很少涉及版本形态描述，即使有描述也只是寥寥数笔。
　　第一部真正的古籍摹刻书影直到清末才出现，即杨守敬的《留真谱初编》及其后的《二编》。杨氏收集了众多在日本流传的散逸古籍，并将它们摹写下来，这两部书最后保留书影七百余种，成为研究古籍版本的宝贵财富。稍后又有陶湘的《涉园所见宋版书影》，收宋版书影四十种。瞿启甲的《铁琴铜剑楼书影》，收宋、金、元书影三百余种。利用现代激光影印技术的有《明代版刻图录初编》，以及集大成之作的《中国版刻图录》等。但在这几部图录中，《明代版本图录初编》是只收有明一代的版刻，并按照出版主体和时代将一代书影依次排开，清晰地展现出明代版刻情况。其他都是从文物或艺术收藏角度出发，主要着眼于宋元珍本，对清代版本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如《中国版刻图录》清刻只收一百种，明本也只收一百种，仅及所收宋刻一百八十种的一半多一点。宋元版刻固然需要保存研究，但数量巨大的明清版刻无人问津也不得不说是一种缺憾。这样，《清代版本图录》的编写出版恰逢其时，弥补了清代版刻的学术缺口。
　　《清代版本图录》选取清代刻本350种，大多取其一幅书影，间或两幅，集中了清代各个时期各种样式的代表性版本。体例上，在论述一个朝代的版刻情况时，我们通常分为官刻、私刻、坊刻三个系统加以说明，其中官刻又细分中央刻书、地方刻书政府刻书或藩王刻书。但由于清刻距今时间较近，并且清代刻书极为发达，因此流传下来大量印刷品。由于雕版印刷的发达，不同时期，不同地域，不同刻书者都有不同的字体、版式风格。这种风格的延续或变异并不同步，有些变异甚至非常细微无法描述，只有凭经验才能进行鉴定。这种变异或受政治局势的影响，或是跟随时代审美风尚的自主选择。因此，就无法按照以往的体系来进行论述，而是只取其中有特色有影响的版本进行介绍，并依照时代的先后顺序依次进行梳理。在图录之后，作者分期对各个时期的刻书特点进行了简要介绍。与以往不同的是，黄先生并不过多着笔于版式文字风格，也不是分地域或官刻私刻对清代版刻情况进行巨细靡遗的解说，而是提纲挈领地撮取该时期最独特的新现象加以说明。可以说，《清代版刻图录》对清代版本情况进行了全面的总结、评价和考订，是古籍版本研习者必须参考的工具书。
　　其次，《图录》内容极为丰富。前已提及，许多图录是从文物鉴赏角度来选录书影，因此更加注重稀见珍本，对清以来的版本视若敝帚。然此书专选清代版本三百余种，极大地填补了清代版刻图录的缺口。与潘承弼、顾廷龙的《明代版本图录初编》及赵前的《明代版刻图典》等同类图录不同，此書除书影外，不仅对所收每种书详列卷数、撰人、刊刻者及刊刻年份、版框尺寸，还针对一些版本进行了更为细致的考察，如刊刻缘起、剜补、版本源流、校勘、纸张、风格承袭、公私书目著录、收入丛书情况、时代风尚、地域特点、流布情况、学术意义等。举例来说，《通志堂经解》条下云：“此书实为徐乾学代辑代刻，以结交纳兰成德之父”，这是交代其刊刻缘起。《秋江集》下案语云：“《贩书偶记》著录黄任《香草斋书钞》六卷，乾隆戊寅二十三年刊本，此本每卷首行及版心上方之“秋江集”三字均剜补过，盖本作“香草斋”或“香草诗”，与贩书偶记所著录为一刻也。”可知，此书本应是《香草斋》或《香草诗》，只是书贩剜改版心字迹冒充《秋江集》，这是讲剜补情况。又如乾隆时殿本《二十四史》条下云：“咸丰时有广州陈氏翻刻本不精，光绪时又有同文书局、五洲同文书局等据殿本之多种石印本”，这是讲其版本源流。又《查浦诗钞》条下云：“与《敬业堂集》同时刊刻，字体版式悉同”，这是通过比较众多同一时期版刻归纳出某一时期版刻风尚。在谈到地域版刻风格时，作者将光绪十五年章季真贵阳刻本《章氏遗书》与同治十二年莫友芝《宋元旧本经眼录》进行比较，说他们均为肥厚字体，“是贵阳雕版风格”。此外如叶昌炽《语石》还提及其书本价格。这些文字极大地丰富和拓展了图录的内容，与书影相得益彰。印刷品形式也十分丰富，除雕版印刷外亦有活字本、套印本、插图本。更为难得的是，《图录》打破了地域限制，选录了黎庶昌在日本东京使署刻的《古逸丛书》《春秋榖梁传》。 　　但《图录》并未停留于形态描述或史料铺陈上，而是对某些版本进行了深入的考证。如《感旧集》条下云，此书入《应缴违碍书籍各种名目》及《军机处奏准抽毁书目》，谓应抽毁钱谦益、屈大均等诗句及《有学集》所引各条，然此本仍有钱诗，“则仍是未经抽毁之本”。又如道光八年《三輔黄图》下云：“此书与孙星衍《平津馆丛书》所刻庄逵吉校本相同，知其必是庄氏原版……其后版存西安，遂为人改易姓名重印，今此印本开端骑行题“关中唐治均正益重刊，吴大志耐轩重校”，剜补之迹显然……”根据黄先生的案语我们可知，此道光本《三辅黄图》是据乾隆本剜改而成。庄逵吉为乾隆时人，曾校过此书，孙星衍在刻丛书时将此书收入。其后书版流落至西安，书商唐治均剜改书版，并题“道光戍子刊”。其实，所谓的道光本与乾隆本实为一版。
　　可以看出，此书不仅限于图录及与之密切相关的版本鉴定和版本史，而是进一步深入到书籍内部，将版本鉴定与目录、史料、考证结合起来贯穿在版本史的源流中进行全方位的综合关照。既不是就图录而图录，亦不是将图露与解题机械的叠加，显示出黄先生闳廓贯通的学术视野。重要的是，在考察某一版本时，《图录》不止是对该版本进行学术性分析，亦常常从收藏角度对其进行艺术性鉴赏，做到了艺术性、文物性和学术性的统一。
　　虽然《图录》全面深入地分析了清代刻印情况，但也不免挂一漏万。如清代中央刻书规模庞大，种类丰富。就规模来说，乾隆元年武英殿修书处雇佣的刻字、印刷工匠多达一千二百人左右，超过明代经厂近两倍。就刻书种类来说，除乾隆时期刻的《十三经注疏》《二十四史》等经史类著作外，还出现了极具特色的满蒙汉藏等多种文字对照并用的合璧本。技术上来说，除雕版印刷之外，还大规模运用铜活字技术及木活字技术，并且所刻书极为精美，这是历代内府刻书所没有的。作者虽然收入了诸多清内府刻本，但是，作者却没有对内府刻书的规模、种类、机构、技术创新等进行一个系统的说明，不得不说是该书的一个缺陷。此外，作为工具书，《图录》不仅应当条析源流，更应当为学人指示治学途径，编著参考书目，让读者将版刻图录与版本史及版本鉴定等书籍相互参照，更形象深刻地认识清代版本。
　　总的来说，《清代版刻图录》不尽完美，但作为学术界第一部专录清代版本的图录工具书，填补了学术界在这一领域的空白，首倡之功甚莫大焉，其学术之严谨、融通堪为以后学人典范。
　　参考文献：
　　[1]黄永年，贾二强《清代版本图录》，浙江人民出版社，1997.
　　[2]石祥.《学术本位 文化关照——评王晓平<日本诗经学史>》，《中国比较文学》，2010.
　　作者简介：张芝芳（1991--）女，山西人，天津师范大学，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中国古典文献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