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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中国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到达了瓶颈期，同时国内正在经历大力反腐阶段。文章在疏理以往研究腐败与经济增长的文献的基础上，建立计量经济模型，运用1998—2007年31个省的面板数据，以每万人贪污腐败调查的立案次数作为反腐力度的衡量指标，采用了动态面板模型SYS-GMM，对反腐力度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回归，得出反腐力度的增强对经济增长具有正向的作用，并提出相关政策建议。
[关键词]经济增长；反腐败；动态面板
[DOI]10.13939/j.cnki.zgsc.2016.33.024
1 引 言
腐败问题由来已久，在当前这个阶段，经济进入转轨时期，在经历“三期叠加”的关键时期，研究反腐败与经济增长问题具有重要的意义。腐败是一种隐蔽的行为，如何度量腐败是经济学者们不断探索的一个问题。目前国际上通常使用的是“腐败感受度指数”（CPI：Corruption Perception Index）。如图分别标示出了各年参评国家数（地区数）和中国的排名。我们可以发现1995—2013年中国政府的清廉指数在总排名中不断向前靠近，而在2014年，名次有所退步。详见下图。
2 文献评述
首先是关于腐败的定义。腐败的产生自权力或者特权始，Shleifer和 Vishny（1993）将腐败定义为“政府官员出售政府财产来获得个人利益的行为”。其次，经济学家关于腐败的研究，国内外已经有很多成果（Banerjee，2013）。研究集中在引致腐败的原因和腐败产生的经济影响两方面。腐败产生的原因，现有文献分别从政治、经济、文化三个方面进行分析，政治方面的财政分权，经济方面的对外开放程度，文化方面的言论自由程度，法治水平（Aidt，2003）等。腐败的经济影响主要是对经济效益的影响，主要分为三大派别，分别是认为腐败有利于经济效益的提高、腐败阻碍了经济效益，以及认为腐败对配置资源效率的影响要根据制度的情况（聂辉华，2014）。范子英（2013）指出腐败是我国经济转型面临的主要问题，中央对地方的转移支付易在基础设施建设领域发生腐败案件。孙刚等（2005）则就中国反腐败与保证经济增长之间的问题进行研究，得出两者依赖于中国市场的完善。汤向俊（2015）将研究进一步拓展到反腐败与中国经济转型关系的探索上，认为不同层级政府工作人员产生的负作用不同。吴一平（2010）按市场的发达程度估计了腐败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
本文的创新点在于建立了便于进行国内比较的全国31个省份的反腐败指标。
3 变量定义与数据描述
3.1 变量的选取和数据说明
由已有的文献和研究成果，本文主要探索各省反腐力度对各省经济增长的影响。经济增长的决定还有以下两个基本因素：投资和人口。
第一，被解释变量。人均国内生产总值（Per Capita GDP）pcgdp：这个指标用来度量各省份的经济发展水平和经济增长，且目前被广泛运用，选取人均GDP作为衡量指标。
第二，核心解释变量。反腐力度（Anti-corruption Efforts）acefforts：这个指标以每万人贪污腐败调查的立案次数来度量，除以万人是为了避免省份与地区的人口不同所导致的比较偏差。
第三，控制变量。人均固定资产投资（Per Capita Fixed Assets Investment）以及劳动力（pop）：古典经济学理论认为投资和劳动力是决定经济增长的两大因素。投资以人均固定资产投资为指标。
3.2 模型设定和数据描述
3.2.1 模型设定
根据前面关于腐败和经济增长的理论的梳理，我们确定了分析模型，如下：
以上表达式中，pcgdpit为被解释变量，指当年省份、自治区或者直辖市中的人均社会产出值，下标i和t分别表示第i个省份和第t年（i=1，2，…，31。t=1997，1998，…，2007）。常量C为常数项。aceffortsit为主要解释变量，指当年的反腐败力度，用每万人贪污腐败案件立案调查的件次数来度量，虽然腐败案件发生在前期，但是其暴露和揭发却会对当前经济产生影响，所以反腐败对于经济增长的作用是当期作用，不考虑滞后。αi表示采用固定效应模型时，由于各个省份的不同，各省都有其固定效应。μit为残差项。首先是确定采用固定效应模型还是随机效应模型，我们采用通常的Hausman检验进行确定。运用Stata得到Hausman检验的P值小于0.05，所以拒绝Hausman的原假设，得到应该采用固定效应模型。
3.2.2 数据描述
本文的数据为包涵了中国31个省份不包括中国香港、中国澳门和中国台湾三个地区。1998—2007年的面板数据。贪污腐败案件立案数来自历年《中国检察年鉴》中的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1999年、2005年两个年份的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只有近5年的总数，所以进行了运算，得到相应年份的案件数。各个省份2000—2007年间的人口数来自于国家统计局网站，考虑到数据的一致性，1998年和1999年的数据按照缺失值进行处理，采用最大似然估计的方法进行估算。地区生产总值，年末常住人口以及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省份1998—2007年的数据来自于国家统计局网站。各变量的统计描述详见表1。
4 计量检验结果
4.1 基本回归结果
根据前面的Hausman检验，本文选择了固定效应的随机模型。通过Stata软件，得到输出结果见表2。检验结果表明，以每万人的贪污腐败案件为指标的反腐力度在显著水平为5%的水平下对于当期经济增长的作用为正。该检验结果证实了反腐败有利于长期经济增长。在我国经济体制不断改革的背景下，长期来看反腐对于经济增长是有益的，短期效果则要看反腐的同时制度改进状况。这与聂辉华（2014）提到的反腐针对的不应该是腐败本身，而应该是改进制度的论断一致。 4.2 稳健性检验
反腐败影响经济增长，反过来经济增长和发展又会对反腐败产生影响，为了克服两者之间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我们采用SYS-GMM系统广义矩方法对模型稳健性进行检验。检验结果见表3，回归结果表明不存在一阶序列相关，这符合模型设计。增强反腐力度具有正向的动态效应，该动态模型对于验证反腐力度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效果良好。
5 结论和政策含义
5.1 结论
在模型中，反腐力度对于经济增长的影响作用是正向的。根据固定效应回归结果显示，反腐力度每上升1个百分点，经济增长就会上升0.9个百分点。研究腐败与经济增长，单纯将腐败看作“润滑剂”或者“沙粒”的观点是片面的，对于反腐力度的研究应该结合以上两个方面进行解释才算完整，反腐力度对经济影响的途径是本文没有论及的，有待进一步研究。
5.2 政策含义
根据本文的研究结果，我国应该在以下几个方面做出政策变化。
首先，应该推进政府财政预算公开化。从源头解决腐败问题，对政府预算进行公开化，能在一定程度上断绝了官员能够直接操纵财政收支的可能。其次，应该加大对贪污腐败的法律惩罚力度。如果法律惩罚力度不强，会使得贪污腐败行为的机会成本减小，不能够真正意义上实现加大反腐力度和促进经济增长。最后，宣传反腐，开展反腐教育。只有积极开展反腐教育，树立反腐意识，才能形成良好的道德意识，从意识形态层次根除潜在的腐败观念。
参考文献：
[1]Aidt T..Economic Analysis of Corruption：A Survey[J].Economic Journal，2003（113）：632-652.
[2]Banerjee A.，R.Hanna，S.Mullainathan.“Corruption”，in Gibbons，R.and J.Robert eds..Handbook of Organizational Economics[M].New Jersey：Princeton University，2013：Chp.27.
[3]Shleifer A.，R.Vishny.Corruption[J].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1993（108）：599-617.
[4]聂辉华.腐败对效率的影响：一个文献综述[J].金融评论，2014（1）：13-23.
[5]范子英.转移支付、基础设施投资与腐败[J].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13（2）：179-192.
[6]孙刚.反腐败、市场建设与经济增长[J].经济学（季刊），2005（4）：1-22.
[7]汤向俊.反腐与转型——理论与中国经验证据[J].南开经济研究，2015（5）：140-152.
[8]吴一平.地区腐败、市场化与中国经济增长[J].管理世界，2010（11）：10-17.
[关键词]经济增长；反腐败；动态面板
[DOI]10.13939/j.cnki.zgsc.2016.33.024
1 引 言
腐败问题由来已久，在当前这个阶段，经济进入转轨时期，在经历“三期叠加”的关键时期，研究反腐败与经济增长问题具有重要的意义。腐败是一种隐蔽的行为，如何度量腐败是经济学者们不断探索的一个问题。目前国际上通常使用的是“腐败感受度指数”（CPI：Corruption Perception Index）。如图分别标示出了各年参评国家数（地区数）和中国的排名。我们可以发现1995—2013年中国政府的清廉指数在总排名中不断向前靠近，而在2014年，名次有所退步。详见下图。
2 文献评述
首先是关于腐败的定义。腐败的产生自权力或者特权始，Shleifer和 Vishny（1993）将腐败定义为“政府官员出售政府财产来获得个人利益的行为”。其次，经济学家关于腐败的研究，国内外已经有很多成果（Banerjee，2013）。研究集中在引致腐败的原因和腐败产生的经济影响两方面。腐败产生的原因，现有文献分别从政治、经济、文化三个方面进行分析，政治方面的财政分权，经济方面的对外开放程度，文化方面的言论自由程度，法治水平（Aidt，2003）等。腐败的经济影响主要是对经济效益的影响，主要分为三大派别，分别是认为腐败有利于经济效益的提高、腐败阻碍了经济效益，以及认为腐败对配置资源效率的影响要根据制度的情况（聂辉华，2014）。范子英（2013）指出腐败是我国经济转型面临的主要问题，中央对地方的转移支付易在基础设施建设领域发生腐败案件。孙刚等（2005）则就中国反腐败与保证经济增长之间的问题进行研究，得出两者依赖于中国市场的完善。汤向俊（2015）将研究进一步拓展到反腐败与中国经济转型关系的探索上，认为不同层级政府工作人员产生的负作用不同。吴一平（2010）按市场的发达程度估计了腐败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
本文的创新点在于建立了便于进行国内比较的全国31个省份的反腐败指标。
3 变量定义与数据描述
3.1 变量的选取和数据说明
由已有的文献和研究成果，本文主要探索各省反腐力度对各省经济增长的影响。经济增长的决定还有以下两个基本因素：投资和人口。
第一，被解释变量。人均国内生产总值（Per Capita GDP）pcgdp：这个指标用来度量各省份的经济发展水平和经济增长，且目前被广泛运用，选取人均GDP作为衡量指标。
第二，核心解释变量。反腐力度（Anti-corruption Efforts）acefforts：这个指标以每万人贪污腐败调查的立案次数来度量，除以万人是为了避免省份与地区的人口不同所导致的比较偏差。
第三，控制变量。人均固定资产投资（Per Capita Fixed Assets Investment）以及劳动力（pop）：古典经济学理论认为投资和劳动力是决定经济增长的两大因素。投资以人均固定资产投资为指标。
3.2 模型设定和数据描述
3.2.1 模型设定
根据前面关于腐败和经济增长的理论的梳理，我们确定了分析模型，如下：
以上表达式中，pcgdpit为被解释变量，指当年省份、自治区或者直辖市中的人均社会产出值，下标i和t分别表示第i个省份和第t年（i=1，2，…，31。t=1997，1998，…，2007）。常量C为常数项。aceffortsit为主要解释变量，指当年的反腐败力度，用每万人贪污腐败案件立案调查的件次数来度量，虽然腐败案件发生在前期，但是其暴露和揭发却会对当前经济产生影响，所以反腐败对于经济增长的作用是当期作用，不考虑滞后。αi表示采用固定效应模型时，由于各个省份的不同，各省都有其固定效应。μit为残差项。首先是确定采用固定效应模型还是随机效应模型，我们采用通常的Hausman检验进行确定。运用Stata得到Hausman检验的P值小于0.05，所以拒绝Hausman的原假设，得到应该采用固定效应模型。
3.2.2 数据描述
本文的数据为包涵了中国31个省份不包括中国香港、中国澳门和中国台湾三个地区。1998—2007年的面板数据。贪污腐败案件立案数来自历年《中国检察年鉴》中的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1999年、2005年两个年份的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只有近5年的总数，所以进行了运算，得到相应年份的案件数。各个省份2000—2007年间的人口数来自于国家统计局网站，考虑到数据的一致性，1998年和1999年的数据按照缺失值进行处理，采用最大似然估计的方法进行估算。地区生产总值，年末常住人口以及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省份1998—2007年的数据来自于国家统计局网站。各变量的统计描述详见表1。
4 计量检验结果
4.1 基本回归结果
根据前面的Hausman检验，本文选择了固定效应的随机模型。通过Stata软件，得到输出结果见表2。检验结果表明，以每万人的贪污腐败案件为指标的反腐力度在显著水平为5%的水平下对于当期经济增长的作用为正。该检验结果证实了反腐败有利于长期经济增长。在我国经济体制不断改革的背景下，长期来看反腐对于经济增长是有益的，短期效果则要看反腐的同时制度改进状况。这与聂辉华（2014）提到的反腐针对的不应该是腐败本身，而应该是改进制度的论断一致。 4.2 稳健性检验
反腐败影响经济增长，反过来经济增长和发展又会对反腐败产生影响，为了克服两者之间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我们采用SYS-GMM系统广义矩方法对模型稳健性进行检验。检验结果见表3，回归结果表明不存在一阶序列相关，这符合模型设计。增强反腐力度具有正向的动态效应，该动态模型对于验证反腐力度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效果良好。
5 结论和政策含义
5.1 结论
在模型中，反腐力度对于经济增长的影响作用是正向的。根据固定效应回归结果显示，反腐力度每上升1个百分点，经济增长就会上升0.9个百分点。研究腐败与经济增长，单纯将腐败看作“润滑剂”或者“沙粒”的观点是片面的，对于反腐力度的研究应该结合以上两个方面进行解释才算完整，反腐力度对经济影响的途径是本文没有论及的，有待进一步研究。
5.2 政策含义
根据本文的研究结果，我国应该在以下几个方面做出政策变化。
首先，应该推进政府财政预算公开化。从源头解决腐败问题，对政府预算进行公开化，能在一定程度上断绝了官员能够直接操纵财政收支的可能。其次，应该加大对贪污腐败的法律惩罚力度。如果法律惩罚力度不强，会使得贪污腐败行为的机会成本减小，不能够真正意义上实现加大反腐力度和促进经济增长。最后，宣传反腐，开展反腐教育。只有积极开展反腐教育，树立反腐意识，才能形成良好的道德意识，从意识形态层次根除潜在的腐败观念。
参考文献：
[1]Aidt T..Economic Analysis of Corruption：A Survey[J].Economic Journal，2003（113）：632-652.
[2]Banerjee A.，R.Hanna，S.Mullainathan.“Corruption”，in Gibbons，R.and J.Robert eds..Handbook of Organizational Economics[M].New Jersey：Princeton University，2013：Chp.27.
[3]Shleifer A.，R.Vishny.Corruption[J].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1993（108）：599-617.
[4]聂辉华.腐败对效率的影响：一个文献综述[J].金融评论，2014（1）：13-23.
[5]范子英.转移支付、基础设施投资与腐败[J].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13（2）：179-192.
[6]孙刚.反腐败、市场建设与经济增长[J].经济学（季刊），2005（4）：1-22.
[7]汤向俊.反腐与转型——理论与中国经验证据[J].南开经济研究，2015（5）：140-152.
[8]吴一平.地区腐败、市场化与中国经济增长[J].管理世界，2010（11）：10-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