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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 F29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12年12月16日，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城镇化是我国现代化建设的历史任务，也是扩大内需的最大潜力所在，是我国未来发展最重要的比较优势。目前，作为我国城镇化发展总体纲要的《全国促进城镇化健康发展规划（2011-2020年）》已经编制完成上报国务院。要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从历史发展、现实国情及国际经验比较来看，未来十年新型城镇化将成为我国现代化建设进程中的最大发展战略。
关于新型城镇化道路的内涵目前尚没有也很难有世界统一的标准定义。中国社科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所刚刚发布的《中国城镇化质量报告》强调，真正的城镇化起码应包括四个方面，即人口的城镇化、空间和土地的城镇化、经济及产业的城镇化、生活质量的城镇化。
结合十八大的新思想，研究机构把全球化背景下新型城镇化道路主要归纳为四个主要内容：
第一，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四化”协调互动，通过服务业发展和科技进步推动产城融合，实现城镇带动的统筹城乡发展和农村文明延续的城镇化。
第二，人口、经济、资源和环境相协调，倡导集约、智能、绿色、低碳的发展方式，建设生态文明的美丽中国，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城镇化。
第三，构建与区域经济发展和产业布局紧密衔接的城市格局，以城市群为主体形态，大、中、小城市与小城镇协调发展，提高城市承载能力，注重中华民族悠久文化传承与现代人文关怀相容，展现中国文化、文明自信的城镇化。
第四，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建设包容性城镇，体现农业转移人口有序市民化和公共服务协调发展，致力于和谐社会和幸福中国的城镇化。
城镇化是我国城乡分割的二元经济结构下的特殊产物。费孝通指出我国的农村城市化要走自己的道路。不是走把农民集中到城市里去发展工业的路子，而是把工厂办到农村里去使广大农民脱贫致富实现农民的就地转移。城市化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而小城镇介于城市与乡村之间兼有城乡特点，是城乡生产交换、生产方式及经济社会建设的纽带。中国特色的城市化道路应该走小城镇发展模式，建设颇具地方特色的新型小城镇。
从共性来看，目前我国小城镇发展三种基本模式可以总结为：工业向产业园区集中，农地集约经营，村民向新型社区集中和土地有偿转让使用。笔者大胆推测，共同经验可能会集中整合作为全国性规范推出。
作为中国小城镇探索研究步伐超前、成果领先的吴江地区，在全球化背景下的新型城镇化将面临更加复杂的新挑战与机遇，机遇主要有：
１．资本伴随政策导向涌入推动小城镇传统产业的转型升级。
出于全球性发展战略和生产成本低廉、土地充沛等因素的考虑，核心城市周边小城镇可以成为其产业梯度转移和功能补缺拓展的重要空间载体。如苏州大市范围内每个县域经济开发区建设发展的蓬勃，正是国家、上海和苏州产业政策导向、国际资本与民营资本相结合、实现传统城镇产业升级并以此为基础实现镇能升级的鲜明写照。
2.产业导入为小城镇的跨越式发展创造了物质基础。
当前，全球流动资本的扩张和布局正渗透到世界上每一处适合的地区。苏州地区的小城镇依托先天的区位优势，自然更容易得到流动资本青睐而成为全球生产链上的某个环节载体。特别是随着通讯技术的发展、交通设施的完善，基于信息交流的科技研发、教育等新兴产业活动不再受传统城市布局方式的制约，倾向用地充裕、环境优美的城市郊区作其理想选址，并相应地吸引和带动相关高科技企业的集聚。产业发展的新趋势给小城镇的发展带来了宝贵的人才和技术，不但促进当地硬件的繁荣，更为小城镇的软件提升创造了条件。如吴江盛泽的强权扩镇。
3.大型基础设施建设的溢出效应。
为了更好地应对全球化所带来的机遇，核心城市地方政府必然需要加强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改善城市投资环境，也必然更加注重加强与周边城镇、地区乃至世界其他地区之间的紧密联系程度，通过大型基础设施的建设，加强区域一体化合作建设，从而促进城市整体竞争力的提升。大型基础设施建设的溢出效应往往彻底改变了周围小城镇的外部空间条件，不仅使部分郊区小城镇的区位优势得到真正体现，更为其提供了难得的外生发展优势，使小城镇的跨越式发展成为可能。比如吴江的4号地铁建设、滨湖新城建设。
机遇的同时也面临新的挑战，比如：
城镇边缘化的威胁。
小城镇在城市的发展体系中空间作用功能的变化速率明显加剧。在生产方式全球化、信息技术日新月异、金融资本迅速流动、城市间呈现网络集聚的背景下，郊区小城镇也自然受其影响，存在着“积极或消极”的发展可能。流动资本的逐利性、总体规划的滞后性使得城镇之间此消彼长的现象十分突出。比如吴江地区的黎里、八都社区逐渐被边缘化。
2.资本流动性与城镇长远利益的矛盾。现代城市经济的核心是效率。一旦劳动成本或地方资源优势丧失，就会导致区域内部的产业链断裂，从而引发地方性的经济危机。对全球化资本而言，在仅仅急需熟练劳动力的成品加工基地生产链上，往往控制着最终产品而获得核心的利润，很少顾及所在生产地区的产业技术进步和独立知识产权的技术开发能力。所以，面对巨大诱惑，小城镇的定位与发展必须认真思考短线行为和流动性与本地区长远可持续发展之间的矛盾。如吴江开发区中达厂三分之一产能已转移迁入至劳动力成本更低的其他城市。
3.外来资本利益与本地社区公共利益的矛盾。全球化驱使形形色色资本以利益最大化為根本目标投向城镇的物质领域，往往忽视城镇本地社区的公共利益。继而使得地方权益在某些区域形成真空，导致地方发展不均衡的现象更加突出。同时，外来利益集团与公共利益之间的矛盾对抗性也有增强的趋势，来自不同背景的利益主体各自为政，给城镇的长远发展造成了新的障碍。
4.污染产业对地方生态环境的威胁。出于发展地方经济的角度考虑，小城镇对于移入产业往往处于被动选择地位，接纳从发达国家转移来的污染企业或是资源消耗型企业常常以牺牲环境利益为代价。虽然短期内城镇经济得到迅速发展，但是却导致城镇良好的生态环境遭受严重破坏，为城镇的后续发展埋下了阴影。考虑到污染治理的技术难度和生态恢复周期性等综合因素，许多小城镇目前所取得的经济成果将大打折扣。如吴江盛泽纺织企业的污染。
5.全球化对于城镇传统历史文化的冲击。经济生活的全球化必然对包括政治生活和文化生活在内的全部社会生活产生深刻影响，导致文化传承、思想观念、历史保护等多方面的冲突加剧。全球市场对日常生活的渗透无处不在，以消费娱乐行为为主体的共性构成充斥城镇生活空间，传统城镇的特色正在日渐消亡，千城一面的现象十分普遍。传统历史城镇面临保护与发展之间的矛盾更为复杂和尖锐。如吴侬软语、渔歌木偶戏、传统赶集的衰落等。
吴江地处苏浙沪两省一市交汇的长江三角洲中心腹地，全市总面积1176平方公里，现下辖1个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1个省级经济开发区、1个滨湖新城管委会，现有户籍人口80.2万，登记外来人口约67万。1992年撤县设市，2012年撤市变区，是享誉全国的“鱼米之乡”、“丝绸之府”、“电缆之都”和“电子之城”。先后荣获了国家生态市、国家卫生城市、国家园林城市、国家环保模范城市、中国人居环境奖、中国优秀旅游城市、中国最具幸福感城市、中国十佳投资创业城市等众多殊荣，连续多年雄踞全国百强县（市）前十位，第十届全国县域经济基本竞争力百强县排名第二。
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的指引下，吴江作为一个在全球化经济背景下的县域经济体近几年在新型城镇化建设的道路上也进行了孜孜不倦的理论研究与实践探索，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与经验。吴江民盟充分发挥其参政议政、人才优势、咨询参谋特点，缅怀先人积极参与义不容辞。
从建国以来吴江五轮规划演变情况（另附资料）来看，小城镇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发挥了不同的作用。吴江在由上而下和由下而上的两种区域发展模式推动下，充分发掘小城镇的核心资源，在发展模式、特色营造和管理机制、平衡发展等将几方面值得归纳：
一、科学规划合理定位，形成核心战略资源
城镇竞争力在狭义上通常被理解为小城镇的经济实力，反映出小城镇在吸引投资、创造财富方面的能力。从更高的层面看，还包括丰富的人力、社会文化和环境资本，以及激发这些资本增值的动力机制。吴江没山没港没矿，自然资源相对短缺。上世纪90年代开发电子产业，建设电子科技、电缆通信之都，近几年大力推行科技创业园，通过科技创新掌握核心知识产权，正是挖掘体现独特而无法模仿的战略资源环境，并通过合理配置战略资源成为发展和竞争的基础条件，进而形成核心竞争能力的集中体现。吴江现在户籍人口与外来人口基本正朝着对等的方向发展，以人为本，全力推行产业化成为必然。而产业化是推进新型城镇化的加速器，新型城镇化是产业化的载体和土壤，两者相互依存，互为促进。发挥内生比较优势、实现小城镇发展的长期收益最大化正是吴江相关明星小城镇（如开发区、盛泽镇）确定合理城镇定位的基础。
二、推行绿色经济理念，保持可持续发展模式
随着人们价值观念、消费观念的改变，对可持续发展观认识的不断深入，经济相对发达的吴江地区围绕社区、劳工、环境等公众利益，促使其小城镇在发展策略和方向上必须考虑以绿色经济为基础的可持续发展模式，意味着其产业结构就应该高层次化，强调清洁生产、节约能源、利用绿色和可再生能源。而且随着小城镇自身条件的不断完善以及资本、技术、经验的不断积累，结合自身特点选择前瞻性行业、实现产业跨越必然成为新型城镇化发展的新途径。
国际上对于一个健康繁荣、持续发展的小城镇所应具备的条件，也有过相当时间的争论与探讨。如英国议会就对可持续发展的新型城镇化，做了以下几点社会标准的归纳：
繁荣的地方经济，提供充分的就业岗位和财富；
积极应对变化的领导能力；
當地居民、企业或组织能有效管理和参与社区事务；
安全、健康的地区环境，同时具有良好公共交往空间和优美景观；
合理控制开发密度和配套设施，使土地资源利用最小化；
完善的公共交通网络，能方便联系城市中心和农村地区；
住宅建设满足多样化和长期性需求，并最小程度占用耕地；
混合型社区的建设，租售并举，满足不同收入、年龄、成员数量的家庭需求；
高品质的公共设施建设，包括教育、培训、健康医疗、娱乐等多种设施；
多样而充满活力和创造力的社区文化，培养社区的自豪感和凝聚力；
有品味的空间场所、与本国其他地区乃至国际社会保持紧密的联系。
吸取发达工业国家的经验教训，经济繁荣已不是城镇建设成就的唯一标准。努力寻求保护与发展之间的平衡，往往更具后发优势。吴江近几年相应提出的“精致小镇、从容七都”、 “太湖时代”、“滨湖新城”、“农业四个百万亩”等高起点建设。积极推动“三农”与“三化”互动并进，在全省率先建立生态补偿和耕地保护机制，出台水稻田永久性保护政策，率先完成集体林权制度改革并开展湿地地方立法。
三、挖掘地方文化内涵，优化城镇投资环境
城镇空间物质形态的变迁是其新型城镇化进程中最外在和直观的表现。千城一面已引起规划界的普遍反思。创新、求异开始成为不少城镇物质环境建设的主要目标，出发点往往是想通过良好的物质环境来吸引长期的稳定投资。从深层次来看，如果城镇的地方文化和环境特征在城镇的扩张中消失，该城镇也将失去了自身的文化特色和后现代社会所要求的品味，城镇的整体价值最终也会下降。区别一个社会成员不同于其他社会成员的动机与行为的集体精神纲领唯有文化，不同的社会形态才得以赋予其建设的意义，当然也有利于增强社区意识和地方自豪感，营造和谐社会。
民族特征和地方文化将赋予当代新型城镇更多的魅力和吸引力，精神环境价值的优化构成了城镇竞争力的一个方面，并对地方城镇接受全球化的辐射起着一定的保护和修正作用。如吴江采取新型城镇建设与新农村建设双轮驱动，正在全面推进的被撤并乡镇街面改造、松陵老城区立面改造、村庄环境整治中大量启用“高低错落、粉墙黛瓦、庭院深邃”的水乡特色尽显江南style。
四、完善公平治理机制，促进城乡一体化
中国新型城镇化本质上不是一个经济问题，而是一个改革问题，即要通过推动包括户籍制度在内的一系列配套改革，实现农民的真正市民化。换言之，城镇化不仅仅是要让农民进入城市，更是要打破农民与市民的身份界限，废除身份等级，均享资源与成果，从而由传统社会进入现代社会，这是城镇化的关键和核心。
吴江近几年的基本做法是加快完善城乡发展一体化体制，促进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和公共资源均衡配置，通过改善交通等城镇基础设施促使进城农民和市民同等享受劳动报酬、劳动保护、子女教育、医疗服务、社会保障等基本公共服务。从成本最小的新型农村社区建设抓起，创新建设社区综合商业服务中心，推进农村集中居住点、城镇安置公寓房、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项目建设，引导人口、产业、消费向城镇集中，推动服务业准入改革增加就业，鼓励创业维护多种经济形态平等发展，以城镇化带动消费，拉动区域经济发展，促进城乡共同繁荣。
总之，新型城镇化任重道远，其发展模式的转化必然涉及利益格局的调整，其中主要还是存量利益的调整，可以说，能否啃下利益结构调整这个“硬骨头”直接决定新型城镇化的成败。
参考文献：
1．顾朝林等．经济全球化与中国城市发展——跨世纪中国城市发展战略研究．商务印书馆．1999．
2. 吕拉昌.世界城市体系的形成与中国国际城市化．城市研究.2003．
3．倪鹏飞．定位：城市竞争力战略的首要议题．2004.6.9.
2012年12月16日，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城镇化是我国现代化建设的历史任务，也是扩大内需的最大潜力所在，是我国未来发展最重要的比较优势。目前，作为我国城镇化发展总体纲要的《全国促进城镇化健康发展规划（2011-2020年）》已经编制完成上报国务院。要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从历史发展、现实国情及国际经验比较来看，未来十年新型城镇化将成为我国现代化建设进程中的最大发展战略。
关于新型城镇化道路的内涵目前尚没有也很难有世界统一的标准定义。中国社科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所刚刚发布的《中国城镇化质量报告》强调，真正的城镇化起码应包括四个方面，即人口的城镇化、空间和土地的城镇化、经济及产业的城镇化、生活质量的城镇化。
结合十八大的新思想，研究机构把全球化背景下新型城镇化道路主要归纳为四个主要内容：
第一，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四化”协调互动，通过服务业发展和科技进步推动产城融合，实现城镇带动的统筹城乡发展和农村文明延续的城镇化。
第二，人口、经济、资源和环境相协调，倡导集约、智能、绿色、低碳的发展方式，建设生态文明的美丽中国，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城镇化。
第三，构建与区域经济发展和产业布局紧密衔接的城市格局，以城市群为主体形态，大、中、小城市与小城镇协调发展，提高城市承载能力，注重中华民族悠久文化传承与现代人文关怀相容，展现中国文化、文明自信的城镇化。
第四，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建设包容性城镇，体现农业转移人口有序市民化和公共服务协调发展，致力于和谐社会和幸福中国的城镇化。
城镇化是我国城乡分割的二元经济结构下的特殊产物。费孝通指出我国的农村城市化要走自己的道路。不是走把农民集中到城市里去发展工业的路子，而是把工厂办到农村里去使广大农民脱贫致富实现农民的就地转移。城市化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而小城镇介于城市与乡村之间兼有城乡特点，是城乡生产交换、生产方式及经济社会建设的纽带。中国特色的城市化道路应该走小城镇发展模式，建设颇具地方特色的新型小城镇。
从共性来看，目前我国小城镇发展三种基本模式可以总结为：工业向产业园区集中，农地集约经营，村民向新型社区集中和土地有偿转让使用。笔者大胆推测，共同经验可能会集中整合作为全国性规范推出。
作为中国小城镇探索研究步伐超前、成果领先的吴江地区，在全球化背景下的新型城镇化将面临更加复杂的新挑战与机遇，机遇主要有：
１．资本伴随政策导向涌入推动小城镇传统产业的转型升级。
出于全球性发展战略和生产成本低廉、土地充沛等因素的考虑，核心城市周边小城镇可以成为其产业梯度转移和功能补缺拓展的重要空间载体。如苏州大市范围内每个县域经济开发区建设发展的蓬勃，正是国家、上海和苏州产业政策导向、国际资本与民营资本相结合、实现传统城镇产业升级并以此为基础实现镇能升级的鲜明写照。
2.产业导入为小城镇的跨越式发展创造了物质基础。
当前，全球流动资本的扩张和布局正渗透到世界上每一处适合的地区。苏州地区的小城镇依托先天的区位优势，自然更容易得到流动资本青睐而成为全球生产链上的某个环节载体。特别是随着通讯技术的发展、交通设施的完善，基于信息交流的科技研发、教育等新兴产业活动不再受传统城市布局方式的制约，倾向用地充裕、环境优美的城市郊区作其理想选址，并相应地吸引和带动相关高科技企业的集聚。产业发展的新趋势给小城镇的发展带来了宝贵的人才和技术，不但促进当地硬件的繁荣，更为小城镇的软件提升创造了条件。如吴江盛泽的强权扩镇。
3.大型基础设施建设的溢出效应。
为了更好地应对全球化所带来的机遇，核心城市地方政府必然需要加强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改善城市投资环境，也必然更加注重加强与周边城镇、地区乃至世界其他地区之间的紧密联系程度，通过大型基础设施的建设，加强区域一体化合作建设，从而促进城市整体竞争力的提升。大型基础设施建设的溢出效应往往彻底改变了周围小城镇的外部空间条件，不仅使部分郊区小城镇的区位优势得到真正体现，更为其提供了难得的外生发展优势，使小城镇的跨越式发展成为可能。比如吴江的4号地铁建设、滨湖新城建设。
机遇的同时也面临新的挑战，比如：
城镇边缘化的威胁。
小城镇在城市的发展体系中空间作用功能的变化速率明显加剧。在生产方式全球化、信息技术日新月异、金融资本迅速流动、城市间呈现网络集聚的背景下，郊区小城镇也自然受其影响，存在着“积极或消极”的发展可能。流动资本的逐利性、总体规划的滞后性使得城镇之间此消彼长的现象十分突出。比如吴江地区的黎里、八都社区逐渐被边缘化。
2.资本流动性与城镇长远利益的矛盾。现代城市经济的核心是效率。一旦劳动成本或地方资源优势丧失，就会导致区域内部的产业链断裂，从而引发地方性的经济危机。对全球化资本而言，在仅仅急需熟练劳动力的成品加工基地生产链上，往往控制着最终产品而获得核心的利润，很少顾及所在生产地区的产业技术进步和独立知识产权的技术开发能力。所以，面对巨大诱惑，小城镇的定位与发展必须认真思考短线行为和流动性与本地区长远可持续发展之间的矛盾。如吴江开发区中达厂三分之一产能已转移迁入至劳动力成本更低的其他城市。
3.外来资本利益与本地社区公共利益的矛盾。全球化驱使形形色色资本以利益最大化為根本目标投向城镇的物质领域，往往忽视城镇本地社区的公共利益。继而使得地方权益在某些区域形成真空，导致地方发展不均衡的现象更加突出。同时，外来利益集团与公共利益之间的矛盾对抗性也有增强的趋势，来自不同背景的利益主体各自为政，给城镇的长远发展造成了新的障碍。
4.污染产业对地方生态环境的威胁。出于发展地方经济的角度考虑，小城镇对于移入产业往往处于被动选择地位，接纳从发达国家转移来的污染企业或是资源消耗型企业常常以牺牲环境利益为代价。虽然短期内城镇经济得到迅速发展，但是却导致城镇良好的生态环境遭受严重破坏，为城镇的后续发展埋下了阴影。考虑到污染治理的技术难度和生态恢复周期性等综合因素，许多小城镇目前所取得的经济成果将大打折扣。如吴江盛泽纺织企业的污染。
5.全球化对于城镇传统历史文化的冲击。经济生活的全球化必然对包括政治生活和文化生活在内的全部社会生活产生深刻影响，导致文化传承、思想观念、历史保护等多方面的冲突加剧。全球市场对日常生活的渗透无处不在，以消费娱乐行为为主体的共性构成充斥城镇生活空间，传统城镇的特色正在日渐消亡，千城一面的现象十分普遍。传统历史城镇面临保护与发展之间的矛盾更为复杂和尖锐。如吴侬软语、渔歌木偶戏、传统赶集的衰落等。
吴江地处苏浙沪两省一市交汇的长江三角洲中心腹地，全市总面积1176平方公里，现下辖1个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1个省级经济开发区、1个滨湖新城管委会，现有户籍人口80.2万，登记外来人口约67万。1992年撤县设市，2012年撤市变区，是享誉全国的“鱼米之乡”、“丝绸之府”、“电缆之都”和“电子之城”。先后荣获了国家生态市、国家卫生城市、国家园林城市、国家环保模范城市、中国人居环境奖、中国优秀旅游城市、中国最具幸福感城市、中国十佳投资创业城市等众多殊荣，连续多年雄踞全国百强县（市）前十位，第十届全国县域经济基本竞争力百强县排名第二。
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的指引下，吴江作为一个在全球化经济背景下的县域经济体近几年在新型城镇化建设的道路上也进行了孜孜不倦的理论研究与实践探索，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与经验。吴江民盟充分发挥其参政议政、人才优势、咨询参谋特点，缅怀先人积极参与义不容辞。
从建国以来吴江五轮规划演变情况（另附资料）来看，小城镇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发挥了不同的作用。吴江在由上而下和由下而上的两种区域发展模式推动下，充分发掘小城镇的核心资源，在发展模式、特色营造和管理机制、平衡发展等将几方面值得归纳：
一、科学规划合理定位，形成核心战略资源
城镇竞争力在狭义上通常被理解为小城镇的经济实力，反映出小城镇在吸引投资、创造财富方面的能力。从更高的层面看，还包括丰富的人力、社会文化和环境资本，以及激发这些资本增值的动力机制。吴江没山没港没矿，自然资源相对短缺。上世纪90年代开发电子产业，建设电子科技、电缆通信之都，近几年大力推行科技创业园，通过科技创新掌握核心知识产权，正是挖掘体现独特而无法模仿的战略资源环境，并通过合理配置战略资源成为发展和竞争的基础条件，进而形成核心竞争能力的集中体现。吴江现在户籍人口与外来人口基本正朝着对等的方向发展，以人为本，全力推行产业化成为必然。而产业化是推进新型城镇化的加速器，新型城镇化是产业化的载体和土壤，两者相互依存，互为促进。发挥内生比较优势、实现小城镇发展的长期收益最大化正是吴江相关明星小城镇（如开发区、盛泽镇）确定合理城镇定位的基础。
二、推行绿色经济理念，保持可持续发展模式
随着人们价值观念、消费观念的改变，对可持续发展观认识的不断深入，经济相对发达的吴江地区围绕社区、劳工、环境等公众利益，促使其小城镇在发展策略和方向上必须考虑以绿色经济为基础的可持续发展模式，意味着其产业结构就应该高层次化，强调清洁生产、节约能源、利用绿色和可再生能源。而且随着小城镇自身条件的不断完善以及资本、技术、经验的不断积累，结合自身特点选择前瞻性行业、实现产业跨越必然成为新型城镇化发展的新途径。
国际上对于一个健康繁荣、持续发展的小城镇所应具备的条件，也有过相当时间的争论与探讨。如英国议会就对可持续发展的新型城镇化，做了以下几点社会标准的归纳：
繁荣的地方经济，提供充分的就业岗位和财富；
积极应对变化的领导能力；
當地居民、企业或组织能有效管理和参与社区事务；
安全、健康的地区环境，同时具有良好公共交往空间和优美景观；
合理控制开发密度和配套设施，使土地资源利用最小化；
完善的公共交通网络，能方便联系城市中心和农村地区；
住宅建设满足多样化和长期性需求，并最小程度占用耕地；
混合型社区的建设，租售并举，满足不同收入、年龄、成员数量的家庭需求；
高品质的公共设施建设，包括教育、培训、健康医疗、娱乐等多种设施；
多样而充满活力和创造力的社区文化，培养社区的自豪感和凝聚力；
有品味的空间场所、与本国其他地区乃至国际社会保持紧密的联系。
吸取发达工业国家的经验教训，经济繁荣已不是城镇建设成就的唯一标准。努力寻求保护与发展之间的平衡，往往更具后发优势。吴江近几年相应提出的“精致小镇、从容七都”、 “太湖时代”、“滨湖新城”、“农业四个百万亩”等高起点建设。积极推动“三农”与“三化”互动并进，在全省率先建立生态补偿和耕地保护机制，出台水稻田永久性保护政策，率先完成集体林权制度改革并开展湿地地方立法。
三、挖掘地方文化内涵，优化城镇投资环境
城镇空间物质形态的变迁是其新型城镇化进程中最外在和直观的表现。千城一面已引起规划界的普遍反思。创新、求异开始成为不少城镇物质环境建设的主要目标，出发点往往是想通过良好的物质环境来吸引长期的稳定投资。从深层次来看，如果城镇的地方文化和环境特征在城镇的扩张中消失，该城镇也将失去了自身的文化特色和后现代社会所要求的品味，城镇的整体价值最终也会下降。区别一个社会成员不同于其他社会成员的动机与行为的集体精神纲领唯有文化，不同的社会形态才得以赋予其建设的意义，当然也有利于增强社区意识和地方自豪感，营造和谐社会。
民族特征和地方文化将赋予当代新型城镇更多的魅力和吸引力，精神环境价值的优化构成了城镇竞争力的一个方面，并对地方城镇接受全球化的辐射起着一定的保护和修正作用。如吴江采取新型城镇建设与新农村建设双轮驱动，正在全面推进的被撤并乡镇街面改造、松陵老城区立面改造、村庄环境整治中大量启用“高低错落、粉墙黛瓦、庭院深邃”的水乡特色尽显江南style。
四、完善公平治理机制，促进城乡一体化
中国新型城镇化本质上不是一个经济问题，而是一个改革问题，即要通过推动包括户籍制度在内的一系列配套改革，实现农民的真正市民化。换言之，城镇化不仅仅是要让农民进入城市，更是要打破农民与市民的身份界限，废除身份等级，均享资源与成果，从而由传统社会进入现代社会，这是城镇化的关键和核心。
吴江近几年的基本做法是加快完善城乡发展一体化体制，促进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和公共资源均衡配置，通过改善交通等城镇基础设施促使进城农民和市民同等享受劳动报酬、劳动保护、子女教育、医疗服务、社会保障等基本公共服务。从成本最小的新型农村社区建设抓起，创新建设社区综合商业服务中心，推进农村集中居住点、城镇安置公寓房、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项目建设，引导人口、产业、消费向城镇集中，推动服务业准入改革增加就业，鼓励创业维护多种经济形态平等发展，以城镇化带动消费，拉动区域经济发展，促进城乡共同繁荣。
总之，新型城镇化任重道远，其发展模式的转化必然涉及利益格局的调整，其中主要还是存量利益的调整，可以说，能否啃下利益结构调整这个“硬骨头”直接决定新型城镇化的成败。
参考文献：
1．顾朝林等．经济全球化与中国城市发展——跨世纪中国城市发展战略研究．商务印书馆．1999．
2. 吕拉昌.世界城市体系的形成与中国国际城市化．城市研究.2003．
3．倪鹏飞．定位：城市竞争力战略的首要议题．2004.6.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