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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人可以以艺术的名义游离责任之外。
2016初夏的一个阴雨天，广东当代艺术中心，郭燕的个展《别处》的开幕式正在举行，人头攒动。展厅里一位观众有感而发：“这样的天气，看郭燕的展览正合适。”旁边的人随即点头表示认同。
此时的郭燕，站在自己的代表作之前，跟一批一批的人合照，或者为慕名而来的小粉丝签名。笑容浅淡，举止轻柔，而她身后那幅以鲜红色与灰黑色为基调的大型画作，表现的却是笼罩在雾霾和烟尘之下的城市景观，激烈灰暗，充满浓厚的现实批判意味。两者相互映衬，让人在鲜明的反差之中感到一种不可思议的张力。
从2005年至今，投身艺术十余年，她的作品被中国美术馆收藏，在美国、上海、北京等地也举办过个人展览。虽然至今并未被太多人熟知，但郭燕和其作品，在圈内还是给了不少人深刻的印象。
在成都与郭燕相识的画家邱光平，回忆起14年前与郭燕的初次相遇时，用“惊为天人”来形容。惊人的却不是她的容貌，邱光平写道，是她“与生俱来的高贵气质”。著名画家何多苓曾在文章中这样描写：“她笑起来很开朗，但笑容缓缓消失，凝固在一种大理石般的落寞中”。大多数接触过她的人，说她“亲切爽朗，温柔近人”。
作为一名艺术工作者，被冠上“中国最美女艺术家”这类名头，是颇令人尴尬的一件事。好在郭燕并不介意这些，她只把这当做朋友们的调侃，“重要的还是作品想表达的东西。”
她笔下不乏着眼甚大的题材，涉及雾霾、工业污染、城市化过度等问题，批判意味十足。“很多人说我怎么没有小清新一点的作品，老是画些苦大仇深的东西。女艺术家大多不都是画母与子、画花卉、风景画什么的。”对于这些评论，郭燕只是笑一笑，不置可否。
5岁时，她随家人从陕南的小河镇移居到山阳县，20岁时，从山阳移居到西安读大学，1996年大学毕业后又移居到成都定居，2010年再随家人移民到温哥华。不停的迁徙与改变伴随她的人生，似乎无法回避也无可奈何。
也许这种轨迹和现代的许多国人类似，但对于郭燕来说，却引发了她不间断的，对于原乡的思考： “哪里才是我们的家园？”“哪里才是安放灵魂的原乡？”这种思考不仅是精神层面上对原乡对家园的寻找，也是对现实中社会变迁，城市快速发展及对人的生存环境带来的一系列问题的反思和批判。
艺术家与现实的关系总是微妙无比。他们描绘现实，但又抽离现实，以一种浮在空中的观察者的角度。而郭燕天生的敏感和细腻的感知能力，让她对个体的命运倾注了极大的关注和同情。
这次在广州办的个展《别处》，主要作品是一幅长达16米的油画，创作于温哥华。因为工作室并不大，这幅作品定在三面墙上，足足挂了快半年。每日站着，对着同一幅画涂涂抹抹。作品基调又偏灰暗，有段时间郭燕自己看得都快崩溃了。画作没有完成之前，她心思一直吊着，连过年也没有心思。
其实，这个被称为“世界最宜居城市”的地方，完全符合郭燕对于理想环境的想象：空气干净，鸟语花香，居民温和善良，走在路上都有陌生人对你微笑点头。她的生活比在国内简单得多：每天在工作室呆9个小时，潜心创作。绘画、素食。一日两餐，早出晚归。
但是，温哥华却不能给她文化的归属感。“你再有钱你移民出去，在文化心理上来讲都像个难民。温哥华是如此美丽，却又是如此的荒芜。美丽是风景如画，荒芜是精神上的贫瘠。”
两年后，她收拾行李，一家人又回了成都。相比之下，国内虽然脏、乱、差，却生机勃勃。
此后，“我游走在这两个城市（温哥华和成都），我的内心一直是在别处的概念。生活在别处，心也在别处。这就成了一种游离，一种期盼，一种对美好的向往。”
每次从温哥华回到成都，她都要用几个月时间才能适应当地的空气。
“就算是一个艺术家也不可能活在真空中，只要你呼吸，你就可能和雾霾发生关系，你就可能和工业发生关系。所以没有人可以以艺术的名义游离责任之外。你是避不开的，所以每个人都应该肩负一个自己的责任。如果每个人都没有这个公民意识的话，这个社会就完蛋了。”
一方面，她思念国内的人文氛围，但生长的那方水土，却在快速的城市化道路上面目全非;另一方面，温哥华优美的自然环境和国内城市的乌烟瘴气形成巨大反差，迫使她拿起画笔倾泻心中情感。
于是在温哥华创作的这一系列作品取名《别处》，语出自米兰·昆德拉的《生活在别处》。从2015年下半年开始，在西安、广州等地展出。
展览以两幅主要作品为代表，呈现了两种截然不同的观感。装置作品《自然的边界》，由200多个舒展着翅膀的人类和鸟群雕塑组成。雕塑悬挂于空中，仿佛流淌的一首诗，诉说着对于自由与诗意的美好向往。
而在作品《安放灵魂的原乡，没有天空的城市，炼狱般的景观》中，郭燕描绘了由灵魂之乡变成炼狱的城市进程。密密麻麻的鲜红色的人，姿态麻木，蜂拥而行，盲目前进。拥堵、雾霾、工业污染、逼仄的空间，任何一个生活在城市中的人，都能把这些词语与画中的景象对号入座。
“我中途过年回国内的时候，去了一趟市场准备我的装置作品。一进那个市场，全都是电瓶车、汽车，那种人流量巨大的冲击感，特别震撼。我当时就想，我只是几年到这里来一次。更多的人为了生存，无奈地在适应这种逼仄的环境，这是一种扭曲的状态。就是《捆绑之躯》中所描绘的。”
2016初夏的一个阴雨天，广东当代艺术中心，郭燕的个展《别处》的开幕式正在举行，人头攒动。展厅里一位观众有感而发：“这样的天气，看郭燕的展览正合适。”旁边的人随即点头表示认同。
此时的郭燕，站在自己的代表作之前，跟一批一批的人合照，或者为慕名而来的小粉丝签名。笑容浅淡，举止轻柔，而她身后那幅以鲜红色与灰黑色为基调的大型画作，表现的却是笼罩在雾霾和烟尘之下的城市景观，激烈灰暗，充满浓厚的现实批判意味。两者相互映衬，让人在鲜明的反差之中感到一种不可思议的张力。
从2005年至今，投身艺术十余年，她的作品被中国美术馆收藏，在美国、上海、北京等地也举办过个人展览。虽然至今并未被太多人熟知，但郭燕和其作品，在圈内还是给了不少人深刻的印象。
在成都与郭燕相识的画家邱光平，回忆起14年前与郭燕的初次相遇时，用“惊为天人”来形容。惊人的却不是她的容貌，邱光平写道，是她“与生俱来的高贵气质”。著名画家何多苓曾在文章中这样描写：“她笑起来很开朗，但笑容缓缓消失，凝固在一种大理石般的落寞中”。大多数接触过她的人，说她“亲切爽朗，温柔近人”。
作为一名艺术工作者，被冠上“中国最美女艺术家”这类名头，是颇令人尴尬的一件事。好在郭燕并不介意这些，她只把这当做朋友们的调侃，“重要的还是作品想表达的东西。”
她笔下不乏着眼甚大的题材，涉及雾霾、工业污染、城市化过度等问题，批判意味十足。“很多人说我怎么没有小清新一点的作品，老是画些苦大仇深的东西。女艺术家大多不都是画母与子、画花卉、风景画什么的。”对于这些评论，郭燕只是笑一笑，不置可否。
5岁时，她随家人从陕南的小河镇移居到山阳县，20岁时，从山阳移居到西安读大学，1996年大学毕业后又移居到成都定居，2010年再随家人移民到温哥华。不停的迁徙与改变伴随她的人生，似乎无法回避也无可奈何。
也许这种轨迹和现代的许多国人类似，但对于郭燕来说，却引发了她不间断的，对于原乡的思考： “哪里才是我们的家园？”“哪里才是安放灵魂的原乡？”这种思考不仅是精神层面上对原乡对家园的寻找，也是对现实中社会变迁，城市快速发展及对人的生存环境带来的一系列问题的反思和批判。
艺术家与现实的关系总是微妙无比。他们描绘现实，但又抽离现实，以一种浮在空中的观察者的角度。而郭燕天生的敏感和细腻的感知能力，让她对个体的命运倾注了极大的关注和同情。
这次在广州办的个展《别处》，主要作品是一幅长达16米的油画，创作于温哥华。因为工作室并不大，这幅作品定在三面墙上，足足挂了快半年。每日站着，对着同一幅画涂涂抹抹。作品基调又偏灰暗，有段时间郭燕自己看得都快崩溃了。画作没有完成之前，她心思一直吊着，连过年也没有心思。
其实，这个被称为“世界最宜居城市”的地方，完全符合郭燕对于理想环境的想象：空气干净，鸟语花香，居民温和善良，走在路上都有陌生人对你微笑点头。她的生活比在国内简单得多：每天在工作室呆9个小时，潜心创作。绘画、素食。一日两餐，早出晚归。
但是，温哥华却不能给她文化的归属感。“你再有钱你移民出去，在文化心理上来讲都像个难民。温哥华是如此美丽，却又是如此的荒芜。美丽是风景如画，荒芜是精神上的贫瘠。”
两年后，她收拾行李，一家人又回了成都。相比之下，国内虽然脏、乱、差，却生机勃勃。
此后，“我游走在这两个城市（温哥华和成都），我的内心一直是在别处的概念。生活在别处，心也在别处。这就成了一种游离，一种期盼，一种对美好的向往。”
每次从温哥华回到成都，她都要用几个月时间才能适应当地的空气。
“就算是一个艺术家也不可能活在真空中，只要你呼吸，你就可能和雾霾发生关系，你就可能和工业发生关系。所以没有人可以以艺术的名义游离责任之外。你是避不开的，所以每个人都应该肩负一个自己的责任。如果每个人都没有这个公民意识的话，这个社会就完蛋了。”
一方面，她思念国内的人文氛围，但生长的那方水土，却在快速的城市化道路上面目全非;另一方面，温哥华优美的自然环境和国内城市的乌烟瘴气形成巨大反差，迫使她拿起画笔倾泻心中情感。
于是在温哥华创作的这一系列作品取名《别处》，语出自米兰·昆德拉的《生活在别处》。从2015年下半年开始，在西安、广州等地展出。
展览以两幅主要作品为代表，呈现了两种截然不同的观感。装置作品《自然的边界》，由200多个舒展着翅膀的人类和鸟群雕塑组成。雕塑悬挂于空中，仿佛流淌的一首诗，诉说着对于自由与诗意的美好向往。
而在作品《安放灵魂的原乡，没有天空的城市，炼狱般的景观》中，郭燕描绘了由灵魂之乡变成炼狱的城市进程。密密麻麻的鲜红色的人，姿态麻木，蜂拥而行，盲目前进。拥堵、雾霾、工业污染、逼仄的空间，任何一个生活在城市中的人，都能把这些词语与画中的景象对号入座。
“我中途过年回国内的时候，去了一趟市场准备我的装置作品。一进那个市场，全都是电瓶车、汽车，那种人流量巨大的冲击感，特别震撼。我当时就想，我只是几年到这里来一次。更多的人为了生存，无奈地在适应这种逼仄的环境，这是一种扭曲的状态。就是《捆绑之躯》中所描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