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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文学翻译既是不同语言的转换活动，也是一种艺术再创造活动，同时也是一项跨文化的交流活动，它背负着传播两种文化及其相互交流的重任。葛浩文是美国著名的中国当代文学学者和翻译家，鉴于英汉语言的文化差异和中西方读者的审美角度不同，葛浩文在翻译中，以读者为中心，摆脱了原文形式的束缚，对译本进行了大量创作。本文尝试以葛浩文的英译本Wolf Totem为例，从接受美学的角度，粗浅探讨其在文学翻译中的创作。
关键词：葛浩文 文学翻译 创作性 接受美学
中图分类号：H059 文献标识码：A
一 引言
文学作品想要走向世界，翻译是必不可少的。王宁曾指出在经济全球化占主导地位的时代，翻译的重点应该逐步从外译中转向中译外，翻译策略应该从仅限于字面形式的转换逐步拓展为对外内涵的阐释。因此，在翻译过程中，汉语内在文化内涵和文化底蕴的表达显得尤为重要。
在翻译中，由于译文读者的潜在语境和原文存在差异，译者在翻译过程中需要进行不断的创作，以满足译文读者的需要。被夏志清先生誉为是“公认的中国现当代文学之首席翻译家”的葛浩文先生是美国著名的中国当代文学学者和翻译家，他的翻译让中国文学披上了当代英美文学的色彩，使中国的作家在西方的影响力大大提高。由他翻译的《狼图腾》正是在原作的基础上进行大量创作，以读者为中心，摆脱了原文形式的束缚，受到西方读者的欢迎。但原文内容的大量删除也使译文在意识形态、历史和文化等方面的批判性未能得到充分体现。本文拟以葛浩文的英译本Wolf Totem为例，从接受美学角度对葛浩文在文学翻译中的创作作一粗浅的探讨。
二 从接受美学角度看文学翻译的创作
接受美学重新认识了读者在文学意义中的主体作用，为翻译研究提供新的视角。早在1989年，吴持哲就结合现象学美学、模糊语言学、情感心理模糊性等相关原理再次论证“翻译是再创作”这一观点，并明确指出，接受美学有助于我们“开拓文学翻译的视野”。文学翻译本质上是一种审美活动，文学翻译的过程是贯穿创造性理解和创造性表达的两个阶段，在整个翻译过程中，译者的作用是明显的，他不仅充当原作的特殊读者，而且是阐释者和文学再创造者。笔者从CNKI上搜索到关于接受美学的文章有1212条，接受美学和文学翻译相关的文章97条，而从接受美学来看葛浩文翻译的却寥寥无几。因此，笔者借本文从接受美学角度简单分析葛浩文在《狼图腾》翻译中的创作。
三 葛浩文翻译观研究现状
到目前为止，对葛浩文的翻译研究主要集中在其翻译观和不同的译本上，不同的研究者都对葛氏的翻译观作了自己的分析概括。梁根顺指出，他在翻译中用目标语文本再现原语文本的内容，并将其体现为“转换”、“重写”和“二次创作”；文军则从译者的翻译观角度将其归纳为“忠实”、“背叛”、“重写”和“跨文化交流”；胡安江则将其翻译归结为“准确性”、“可读性”和“可接受性”。 2012年，余东又指出葛浩文在翻译中注重读者的审美习惯，敢于变通，以写作心态追求译文的可读性。由此可见，葛浩文的翻译并不是一般的改写，而是以翻译为写作，以读者为重，对原文进行创作，再现原作的情感和美感。
四 葛浩文在《狼图腾》翻译中的创作
法国文学社会家埃斯卡皮提出“翻译总是一种创造性的叛逆”（埃斯卡皮，1987），郑海凌也曾说：“再创造是译者对原文的内容和形式的审美把握”（郑海凌，2000），在文学翻译过程中，接受美学认为译者首先是原文的读者，然后才是译者。在对原文本的阅读中，译者总会带着自己的“前理解”对文本中的空白和不确定因素借助想象加工，使其具体化，从这个意义上看，读者/译者的“具体化就是一种‘重建’活动，是一种心理加工、改造和创新活动”，是“对本文的再创造”（吕俊，1994）。这样，译者以读者的阅读、反应和创造性理解为基础，调动自己的情感、审美和想象能力去填补文本中所谓的“空白”，与作品达成“视界融合”。所以译者在翻译的过程中，并不是简单地进行语码转换的中介，而是以读者为中心对文学作品进行创作翻译。
《狼图腾》是一部以“狼”为叙述主体的小说，书中逼真地描述了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草原游牧生活，形象地揭示了草原万物的生态关系。从接受美学角度来看，葛浩文在翻译时，主要阅读人群是西方读者，他考虑读者的阅读感受，预测读者的接受水平和审美情趣，尽可能在保持原文的基础上采用各种手段简化原文，并减少读者在阅读中的陌生感。但由于中西文化语言差异的影响，原作的情感和美感在翻译中不可能完全保留，因此葛浩文对原文的翻译进行了大量的创作，他认为，“一个做翻译的，要对得起作者，对得起文本，对得起读者，”而最重要的是“要对得起读者，而不是作者”（季进，2009）。这也许就是他在翻译过程中进行大量创作的根本原因。
1 文化传真，语言流畅
孙致礼教授在他的《新编英汉翻译教程》中，曾经说过：“翻译无法做到‘语言传真’，但是应该力求‘文化传真’。”（孙致礼，2007）。葛浩文的译文就体现了文化传真、语言流畅的特点。在文化层面，他尽量传达中国文化的陌生性；在语言层面上，他也尽力做到译本语言的自然流畅。
文化层面上，为便于读者的理解，葛浩文用不同的翻译方式将文中不同的语言文化词语表现出来。如译文中的人名大都以直译方式呈现，“霍勒嘿”、“米尼乎”等具有意义的蒙古语，则呈现为直译加注的形势。又如，“长生天，腾格里”的英译，在蒙古民间宗教里，“腾格里”是最高的神，是蒙古人对“天”的称呼，但这个概念对于西方读者来说属于空白区，而译者为满足读者的需要并传达蒙古语特点，在这里从蒙语角度出发将其音译为Tengger，并解释为“Mongol heaven”；“长生天”则巧妙地运用了“Wise and powerful”的意义传输使西方读者感受出陈阵在当时危急关头时对蒙古的天，也就是西方读者眼中对上帝的祈祷，既保留了蒙古文化色彩，也解答了读者的疑惑。 另外，文中还有很多文化词语的翻译。由于语言是文化的载体，翻译则背负着传播两种文化及其相互交流的重任，所以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必须注意文本内所体现的文化现象。而从接受理论的角度，译者还应考虑译文读者的接受程度，在从原文到译文的转换过程中进行文化透视与解析，如实传达并创造性转化原文本中所包涵的文化信息，从而达到文化交流的目的。
例1：这里天高皇帝远，红卫兵“破四旧”的狂潮还没有破到老人壁毯地毯上来。（姜戎，2004：16）
译文：In this remote area，where“heaven is high and the emperor far away，”the Red Guards' fervent desire to destroy the Four Olds-old ideas，culture，customs，and habits-had not yet….（Goldblatt，2008：19）
这里的“天高皇帝远”和“四旧”是中国语言中特有的文化比喻和现象，葛浩文在这里运用了直译和直译加注的方式，并在“天高皇帝远”前补充了“In this remote area”，将原文本中包含的文化信息形象地传递给译文读者，且不破坏译文的整体性。
语言层面上，译者的译笔自然流畅，没有拘泥于原文的结构和用词，大量使用以段落为单元的总括式翻译，使译文更适于目的语读者。
例2：一条标准的蒙古草原小河，从盆地东南山谷里流出……，最后注入盆地中央的一汪蓝湖。（姜戎，2004：174）
译文：A stream flowed down from a mountain valley to the southeast，twisting and turning as soon as it entered the basin.（Goldblatt，2008：241）
这是一段景色的描写。原作用了大量丰富的比喻和拟人的修辞手法和描述性语言来描写蒙古草原的小河，但如果完全按照原文翻译，这样的译文对于西方读者来说却显得冗长、拖沓且累赘，而且不符合英语的表达习惯和西方读者的阅读习惯。所以葛浩文在翻译中摒弃了原文的结构，精简了原文，使译文读者获得与原语读者一样的审美感受。
2 中国文化与译文可读性之间的平衡
葛浩文非常注重读者的阅读效果，为了满足出版方和译文读者的需求，并迎合西方读者的审美习惯，他在获得原文作者同意的情况下，对原文中过多涉及文学典故和议论等部分进行大量的删减，而在可能妨碍读者接受的地方增加相应的背景信息。比如原文中有很多插入议论或思想的内容，这种内容的结构在西方读者眼里破坏了小说的连贯性。因此，葛浩文在译文中将这种夹叙夹议的写作形式转换成为直接叙述形式，并删除不影响目的语读者理解的议论感叹部分，使译文更流畅，更贴近西方读者。
此外，由于西方读者喜欢情节性小说，而中国小说更倾向于使用描述性的语言，这正是中西方读者的阅读期待不同。葛浩文认为，英美读者的阅读习惯正是“国外出版商和编辑最关心的问题”，“编辑最关心的是怎么让作品变得更好，他们最喜欢做的就是删和改”（李文静，2012）。《狼图腾》就是在编辑要求下做出了大量的删减，虽然内容的删减获得了作者的勉强同意，但译文却无法完整地保持中国文化和译文可读性之间的平衡，使得原作在意识形态、历史文化等方面的批判性未能得到充分体现。
德国翻译家顾彬认为，《狼图腾》“根本不是从作家原来的意思和意义来考虑，他只考虑到美国和西方的市场”（顾彬，2009）。笔者认为，将译作中的任何改动都归咎于译者的做法对译者是不公平的。很显然，出于对编辑、译文读者、社会文化等各方面因素的综合考虑，葛浩文在翻译中进行了大量创作，使用意思相近的英语表达法来替换原作中的本土说法，减少描述和议论，增强故事可读性和可接受性，贴近西方读者，力求保持中国文化与译文可读性之间的平衡。
五 结语
郭沫若提出，“好的翻译等于创作，甚至还可能超过原作”。毕飞宇也曾说过：“文学翻译是一加一大于二的翻译，骨子里是写作，一种很特殊的写作（高方、毕飞宇，2012）。正如前文所叙述，翻译是一个创作性的过程，是个多种因素互相作用的过程。葛浩文在翻译中了解原文的文化内涵，从读者的接受能力考虑，运用英美文学的写作手法进行创作，减少译作的陌生化和差异性，做到文化传真，语言流畅，并在西方出版社的要求下和满足西方读者阅读口味的基础上，保持中国文化与译文可读性之间的平衡。
参考文献：
[1] Goldblatte，Howard.（Trans）Wolf Totem，New York：The penguin press，2008.
[2] 高方、毕飞宇：《文学译介、文化交流与中国文化“走出去”——作家毕飞宇访谈录》，《中国翻译》，2012年第3期。
[3] 顾彬：《从语言角度看中国当代文学》，《南京大学学报》，2009年第2期。
[4] 胡安江：《中国文学“走出去”之译者模式及翻译策略研究——以美国汉学家葛浩文为例》，《中国翻译》，2010年第6期。
[5] 姜戎：《狼图腾》，长江文艺出版社，2004年版。
[6] 季进：《我译故我在——葛浩文访谈录》，《当代作家评论》，2009年第6期。
[7] 梁根顺：《文学作品中文化语词翻译的忠实维度——从〈浮躁〉英译本的译例说起》，《外语教学》，2007年第6期。
[8] 李文静：《中国文学英译的合作、协商与文化传播——汉英翻译家葛浩文与林丽君访谈录》，《中国翻译》，2012年第1期。
[9] 李长安：《接受美学视角下译者在文学翻译中的作用》，《四川文理学院学报》（社会科学），2007年第6期。
[10] 罗贝尔·埃斯卡皮，王美华、于沛译：《文学社会学》，安徽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
[11] 吕俊：《具体化原则和文学翻译》，《外语研究》，1994年第1期。
[12] 孙致礼：《新编英汉翻译教程》，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
[13] 王宁：《全球化时代的文化研究和翻译研究》，《中国翻译》，2000年第1期。
[14] 文军、王小军、赖甜：《葛浩文翻译观探究》，《外语教学》，2007年第6期。
[15] 余东、张艳：《变通意识与国粹心态——葛浩文的文学翻译观解读》，《广东第二师范学院学报》，2012年第4期。
[16] 郑海凌：《文学翻译学》，文心出版社，2000年版。
[17] 朱健平：《现代阐释学和接受美学在我国翻译研究中的运行轨迹》，《上海科技翻译》，2002年第1期。
作者简介：张静，女，1984—，山西祁县人，太原理工大学外国语学院2010级在读研究生，研究方向：翻译理论与实践。
关键词：葛浩文 文学翻译 创作性 接受美学
中图分类号：H059 文献标识码：A
一 引言
文学作品想要走向世界，翻译是必不可少的。王宁曾指出在经济全球化占主导地位的时代，翻译的重点应该逐步从外译中转向中译外，翻译策略应该从仅限于字面形式的转换逐步拓展为对外内涵的阐释。因此，在翻译过程中，汉语内在文化内涵和文化底蕴的表达显得尤为重要。
在翻译中，由于译文读者的潜在语境和原文存在差异，译者在翻译过程中需要进行不断的创作，以满足译文读者的需要。被夏志清先生誉为是“公认的中国现当代文学之首席翻译家”的葛浩文先生是美国著名的中国当代文学学者和翻译家，他的翻译让中国文学披上了当代英美文学的色彩，使中国的作家在西方的影响力大大提高。由他翻译的《狼图腾》正是在原作的基础上进行大量创作，以读者为中心，摆脱了原文形式的束缚，受到西方读者的欢迎。但原文内容的大量删除也使译文在意识形态、历史和文化等方面的批判性未能得到充分体现。本文拟以葛浩文的英译本Wolf Totem为例，从接受美学角度对葛浩文在文学翻译中的创作作一粗浅的探讨。
二 从接受美学角度看文学翻译的创作
接受美学重新认识了读者在文学意义中的主体作用，为翻译研究提供新的视角。早在1989年，吴持哲就结合现象学美学、模糊语言学、情感心理模糊性等相关原理再次论证“翻译是再创作”这一观点，并明确指出，接受美学有助于我们“开拓文学翻译的视野”。文学翻译本质上是一种审美活动，文学翻译的过程是贯穿创造性理解和创造性表达的两个阶段，在整个翻译过程中，译者的作用是明显的，他不仅充当原作的特殊读者，而且是阐释者和文学再创造者。笔者从CNKI上搜索到关于接受美学的文章有1212条，接受美学和文学翻译相关的文章97条，而从接受美学来看葛浩文翻译的却寥寥无几。因此，笔者借本文从接受美学角度简单分析葛浩文在《狼图腾》翻译中的创作。
三 葛浩文翻译观研究现状
到目前为止，对葛浩文的翻译研究主要集中在其翻译观和不同的译本上，不同的研究者都对葛氏的翻译观作了自己的分析概括。梁根顺指出，他在翻译中用目标语文本再现原语文本的内容，并将其体现为“转换”、“重写”和“二次创作”；文军则从译者的翻译观角度将其归纳为“忠实”、“背叛”、“重写”和“跨文化交流”；胡安江则将其翻译归结为“准确性”、“可读性”和“可接受性”。 2012年，余东又指出葛浩文在翻译中注重读者的审美习惯，敢于变通，以写作心态追求译文的可读性。由此可见，葛浩文的翻译并不是一般的改写，而是以翻译为写作，以读者为重，对原文进行创作，再现原作的情感和美感。
四 葛浩文在《狼图腾》翻译中的创作
法国文学社会家埃斯卡皮提出“翻译总是一种创造性的叛逆”（埃斯卡皮，1987），郑海凌也曾说：“再创造是译者对原文的内容和形式的审美把握”（郑海凌，2000），在文学翻译过程中，接受美学认为译者首先是原文的读者，然后才是译者。在对原文本的阅读中，译者总会带着自己的“前理解”对文本中的空白和不确定因素借助想象加工，使其具体化，从这个意义上看，读者/译者的“具体化就是一种‘重建’活动，是一种心理加工、改造和创新活动”，是“对本文的再创造”（吕俊，1994）。这样，译者以读者的阅读、反应和创造性理解为基础，调动自己的情感、审美和想象能力去填补文本中所谓的“空白”，与作品达成“视界融合”。所以译者在翻译的过程中，并不是简单地进行语码转换的中介，而是以读者为中心对文学作品进行创作翻译。
《狼图腾》是一部以“狼”为叙述主体的小说，书中逼真地描述了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草原游牧生活，形象地揭示了草原万物的生态关系。从接受美学角度来看，葛浩文在翻译时，主要阅读人群是西方读者，他考虑读者的阅读感受，预测读者的接受水平和审美情趣，尽可能在保持原文的基础上采用各种手段简化原文，并减少读者在阅读中的陌生感。但由于中西文化语言差异的影响，原作的情感和美感在翻译中不可能完全保留，因此葛浩文对原文的翻译进行了大量的创作，他认为，“一个做翻译的，要对得起作者，对得起文本，对得起读者，”而最重要的是“要对得起读者，而不是作者”（季进，2009）。这也许就是他在翻译过程中进行大量创作的根本原因。
1 文化传真，语言流畅
孙致礼教授在他的《新编英汉翻译教程》中，曾经说过：“翻译无法做到‘语言传真’，但是应该力求‘文化传真’。”（孙致礼，2007）。葛浩文的译文就体现了文化传真、语言流畅的特点。在文化层面，他尽量传达中国文化的陌生性；在语言层面上，他也尽力做到译本语言的自然流畅。
文化层面上，为便于读者的理解，葛浩文用不同的翻译方式将文中不同的语言文化词语表现出来。如译文中的人名大都以直译方式呈现，“霍勒嘿”、“米尼乎”等具有意义的蒙古语，则呈现为直译加注的形势。又如，“长生天，腾格里”的英译，在蒙古民间宗教里，“腾格里”是最高的神，是蒙古人对“天”的称呼，但这个概念对于西方读者来说属于空白区，而译者为满足读者的需要并传达蒙古语特点，在这里从蒙语角度出发将其音译为Tengger，并解释为“Mongol heaven”；“长生天”则巧妙地运用了“Wise and powerful”的意义传输使西方读者感受出陈阵在当时危急关头时对蒙古的天，也就是西方读者眼中对上帝的祈祷，既保留了蒙古文化色彩，也解答了读者的疑惑。 另外，文中还有很多文化词语的翻译。由于语言是文化的载体，翻译则背负着传播两种文化及其相互交流的重任，所以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必须注意文本内所体现的文化现象。而从接受理论的角度，译者还应考虑译文读者的接受程度，在从原文到译文的转换过程中进行文化透视与解析，如实传达并创造性转化原文本中所包涵的文化信息，从而达到文化交流的目的。
例1：这里天高皇帝远，红卫兵“破四旧”的狂潮还没有破到老人壁毯地毯上来。（姜戎，2004：16）
译文：In this remote area，where“heaven is high and the emperor far away，”the Red Guards' fervent desire to destroy the Four Olds-old ideas，culture，customs，and habits-had not yet….（Goldblatt，2008：19）
这里的“天高皇帝远”和“四旧”是中国语言中特有的文化比喻和现象，葛浩文在这里运用了直译和直译加注的方式，并在“天高皇帝远”前补充了“In this remote area”，将原文本中包含的文化信息形象地传递给译文读者，且不破坏译文的整体性。
语言层面上，译者的译笔自然流畅，没有拘泥于原文的结构和用词，大量使用以段落为单元的总括式翻译，使译文更适于目的语读者。
例2：一条标准的蒙古草原小河，从盆地东南山谷里流出……，最后注入盆地中央的一汪蓝湖。（姜戎，2004：174）
译文：A stream flowed down from a mountain valley to the southeast，twisting and turning as soon as it entered the basin.（Goldblatt，2008：241）
这是一段景色的描写。原作用了大量丰富的比喻和拟人的修辞手法和描述性语言来描写蒙古草原的小河，但如果完全按照原文翻译，这样的译文对于西方读者来说却显得冗长、拖沓且累赘，而且不符合英语的表达习惯和西方读者的阅读习惯。所以葛浩文在翻译中摒弃了原文的结构，精简了原文，使译文读者获得与原语读者一样的审美感受。
2 中国文化与译文可读性之间的平衡
葛浩文非常注重读者的阅读效果，为了满足出版方和译文读者的需求，并迎合西方读者的审美习惯，他在获得原文作者同意的情况下，对原文中过多涉及文学典故和议论等部分进行大量的删减，而在可能妨碍读者接受的地方增加相应的背景信息。比如原文中有很多插入议论或思想的内容，这种内容的结构在西方读者眼里破坏了小说的连贯性。因此，葛浩文在译文中将这种夹叙夹议的写作形式转换成为直接叙述形式，并删除不影响目的语读者理解的议论感叹部分，使译文更流畅，更贴近西方读者。
此外，由于西方读者喜欢情节性小说，而中国小说更倾向于使用描述性的语言，这正是中西方读者的阅读期待不同。葛浩文认为，英美读者的阅读习惯正是“国外出版商和编辑最关心的问题”，“编辑最关心的是怎么让作品变得更好，他们最喜欢做的就是删和改”（李文静，2012）。《狼图腾》就是在编辑要求下做出了大量的删减，虽然内容的删减获得了作者的勉强同意，但译文却无法完整地保持中国文化和译文可读性之间的平衡，使得原作在意识形态、历史文化等方面的批判性未能得到充分体现。
德国翻译家顾彬认为，《狼图腾》“根本不是从作家原来的意思和意义来考虑，他只考虑到美国和西方的市场”（顾彬，2009）。笔者认为，将译作中的任何改动都归咎于译者的做法对译者是不公平的。很显然，出于对编辑、译文读者、社会文化等各方面因素的综合考虑，葛浩文在翻译中进行了大量创作，使用意思相近的英语表达法来替换原作中的本土说法，减少描述和议论，增强故事可读性和可接受性，贴近西方读者，力求保持中国文化与译文可读性之间的平衡。
五 结语
郭沫若提出，“好的翻译等于创作，甚至还可能超过原作”。毕飞宇也曾说过：“文学翻译是一加一大于二的翻译，骨子里是写作，一种很特殊的写作（高方、毕飞宇，2012）。正如前文所叙述，翻译是一个创作性的过程，是个多种因素互相作用的过程。葛浩文在翻译中了解原文的文化内涵，从读者的接受能力考虑，运用英美文学的写作手法进行创作，减少译作的陌生化和差异性，做到文化传真，语言流畅，并在西方出版社的要求下和满足西方读者阅读口味的基础上，保持中国文化与译文可读性之间的平衡。
参考文献：
[1] Goldblatte，Howard.（Trans）Wolf Totem，New York：The penguin press，2008.
[2] 高方、毕飞宇：《文学译介、文化交流与中国文化“走出去”——作家毕飞宇访谈录》，《中国翻译》，2012年第3期。
[3] 顾彬：《从语言角度看中国当代文学》，《南京大学学报》，2009年第2期。
[4] 胡安江：《中国文学“走出去”之译者模式及翻译策略研究——以美国汉学家葛浩文为例》，《中国翻译》，2010年第6期。
[5] 姜戎：《狼图腾》，长江文艺出版社，2004年版。
[6] 季进：《我译故我在——葛浩文访谈录》，《当代作家评论》，2009年第6期。
[7] 梁根顺：《文学作品中文化语词翻译的忠实维度——从〈浮躁〉英译本的译例说起》，《外语教学》，2007年第6期。
[8] 李文静：《中国文学英译的合作、协商与文化传播——汉英翻译家葛浩文与林丽君访谈录》，《中国翻译》，2012年第1期。
[9] 李长安：《接受美学视角下译者在文学翻译中的作用》，《四川文理学院学报》（社会科学），2007年第6期。
[10] 罗贝尔·埃斯卡皮，王美华、于沛译：《文学社会学》，安徽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
[11] 吕俊：《具体化原则和文学翻译》，《外语研究》，1994年第1期。
[12] 孙致礼：《新编英汉翻译教程》，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
[13] 王宁：《全球化时代的文化研究和翻译研究》，《中国翻译》，2000年第1期。
[14] 文军、王小军、赖甜：《葛浩文翻译观探究》，《外语教学》，2007年第6期。
[15] 余东、张艳：《变通意识与国粹心态——葛浩文的文学翻译观解读》，《广东第二师范学院学报》，2012年第4期。
[16] 郑海凌：《文学翻译学》，文心出版社，2000年版。
[17] 朱健平：《现代阐释学和接受美学在我国翻译研究中的运行轨迹》，《上海科技翻译》，2002年第1期。
作者简介：张静，女，1984—，山西祁县人，太原理工大学外国语学院2010级在读研究生，研究方向：翻译理论与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