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饶宗颐,著名国学大师,香港中文大学、南京大学等高校名誉教授,西泠印社社长。其学问几乎涵盖国学的各个方面,并且在诗词、书画等艺术领域颇有造诣,被誉为“业精六学,才备九能”,先后与钱钟书、季羡林并称为“南饶北钱”和“南饶北季”。近日,这位101岁的国学大师在香港辞世,标志着一个学术时代的结束。
1917年,饶宗颐生于广东潮安。他的家族是当地首富,其父饶锷在家乡建起了潮州最大的藏书楼——“天啸楼”,陆续购置图书十万余卷。父亲为他取名“宗颐”,是希望儿子能成为像北宋理学派开山鼻祖周敦颐那样的大学者。
年少的饶宗颐以优异成绩考入省立金山中学,仅读一年后便辍学回家,因为学校里教的东西太浅,根本满足不了他。以后虽未接受学校教育,但机缘所在,加上他自幼的坚实训练,总会有意想不到的获益与发现。
留居香港的几年间,他非常幸运地遇到王云五与叶恭绰两位学术大家。王云五是著名出版家,叶恭绰是著名书画家、收藏家。在帮助两位大家编纂图书的过程中,饶宗颐接触了很多经史,特别是诸子百家的著作,积淀了丰厚的国学底蕴,为日后编写《词集考》打下了扎实的基础。
在晚年为学自述中,饶宗颐感叹做学问的因缘,认为“有些人大半辈子的精力都花费在创造条件上了,很可惜,很浪费光阴。我没有这一层曲折,似乎生下来就机缘已熟,于是命定地要做学问”。
饶宗颐将自己的治学之路归结为耳熟能详的一句话:“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晚年,他总结毕生治学的八大门类,分别是敦煌学、甲骨学、词学、史学、目录学、楚辞学、考古学金石学和书画。时间跨度从上古史前一直到明清,格局之大令人兴叹。如果说其中词学、目录学、书画更多要靠“观千剑而后识器”的遍览博观,那么其他几门学问,却非走路不可了。
1954 年夏天,饶宗颐到东京大学讲授甲骨文,在那里他受到了极大的震撼。京都大学有数千片来自中国的甲骨文,但当时日本学者并没有引起重视。饶宗颐等人在罗振玉的带领下开展研究,后来撰写了《日本所见甲骨录》,这在日本可谓开风气之先。此后,他又在法国、意大利等地,陆续寻找流失到海外的甲骨文,一一加以研究。1959 年,饶宗颐出版巨著《殷代贞卜人物通考》,在中外学术界影响巨大。
1970年代,饶宗颐首次将敦煌写本《文心雕龙》公之于世,成为研究敦煌写卷书法的第一人。此后,他又独立出版《敦煌白画》一书,专研散落在敦煌写卷中的白描画稿,填补了敦煌学研究的一项空白。
饶宗颐的足迹遍及世界,他曾说:“行游天下最大的乐趣,就是我从书本上得知的东西,在所到的那个地方做了亲自的验证。”或者又受到新的启发,产生了新的疑问。回来后,就继续查书、研究,追寻问题的结论。“研究问题要穷其源,‘源’清楚了,才能清楚‘流’的脉络。”
饶宗颐在国学上提出过很多独到而深刻的见解。他敏锐地意识到,现在物质条件越来越好,但人们在快节奏的生活下,并没有感到幸福快乐,反而越来越焦躁不安。所以,他大力提倡“物物而不物于物”,意思是人应该驾驭外物,而不被外物所驱使。我们一生,都会受到“物质”的诱惑,但实际上,天下万物都是有“缺”的,追求补齐,可事实上永远也补不齐,这样就会永远不知足地追求下去,这也是人类痛苦的根源所在。
此外,他还在中国“天人合一”的理论基础上提出“天人互益”,具体为“慈悲喜舍”,就是要有慈悲之心,乐于舍弃。人对自然伤害有多大,自然就对人类伤害有多深,最后结果就是“天人互害”。
饶宗颐对于国学的看法,更上升到了民族的高度。他认为:中华文明,是世界上唯一没有中断过的古老文明;中国的儒家思想,特别具有包容的精神,能够主动吸纳不同文明的优秀成果。因此,他最早提出文化复兴。在他看来,作为一个中国人,自大与自贬都是不必要的。只有在“自觉”“自尊”“自信”这三个基点立得住,才能在文化上有一番“大作为”。
他也是最早提出“海上丝绸之路”的学者。在研究古印度的文化时,他就看到了“海上丝绸之路”也许比陆地“丝绸之路”更早,于是在1974年发表了关于“海上丝绸之路”的文章,以此证明华夏文明对世界的影响。
因为对中华文化的远见卓识,饶宗颐被聘为新加坡大学、耶鲁大学、日本京都大学和北京大学的客座教授,学生、弟子遍布世界。基于他的学术成就,编号为10017的小行星被命名为“饶宗颐星”。
纵观饶宗颐的一生,他始终在求知的道路上,保持一颗童心,对名和利看得很淡,而他一生也乐善好施,在多次大灾大难中捐款,还为大学捐藏书和作品。“当年亚洲金融风暴,香港股市大跌,每天都有股民跳楼自杀的传闻,饶公心有戚戚,因希望大家不要悲观,就亲自书写了《般若波罗蜜多心经》。”如今,毗邻香港大屿山宝莲禅寺青铜大佛的世界最大户外木刻佛经群“心经简林”,成为了香港的人文胜景。
虽然,他没给自己留下什么,但纯净的心境让他成为茹古涵今的国之耆宿。对比王国维的“三境界”说,饶宗颐也有自己的“三境界”说:“漫芳菲独赏,觅欢何极”,说的是在孤独中思考感悟,上下求索;“看夕阳西斜,林隙照人更绿”,说的是摒弃外在诱惑,注重内在修养;“红蔫尚伫,有浩荡光风相候”,则完全是一派樂观达天的人生态度。这种态度,也体现在饶宗颐广为人知的一句诗中:“万古不磨意,中流自在心。”
·家学是做学问的方便法门。要做学问,“开窍”十分重要,既要让小孩充满幻想,营造自己的世界,又要有长辈引导入门,可以少走弯路。
·我治学不喜欢抄卡片,我认为做卡片很危险,因为做学问须有“实力”,摘录是粗浅的,怎么可能把学问做得精细呢?人的认识是有一个过程的,而卡片摘录,往往有一个特定的视角,所获得的往往是一次性的、有限性的材料,那么做出来的学问,也只能是有局限性的学问。
·中国文化本来就是文史哲打通的精神生命,一方面是要把握住天人合一的文化大义,一方面要经、史、文、哲互为表里,这样贯穿起来通观全部,才能达到“通儒”的境界。
(一航整理)
命定要做学问
1917年,饶宗颐生于广东潮安。他的家族是当地首富,其父饶锷在家乡建起了潮州最大的藏书楼——“天啸楼”,陆续购置图书十万余卷。父亲为他取名“宗颐”,是希望儿子能成为像北宋理学派开山鼻祖周敦颐那样的大学者。
年少的饶宗颐以优异成绩考入省立金山中学,仅读一年后便辍学回家,因为学校里教的东西太浅,根本满足不了他。以后虽未接受学校教育,但机缘所在,加上他自幼的坚实训练,总会有意想不到的获益与发现。
留居香港的几年间,他非常幸运地遇到王云五与叶恭绰两位学术大家。王云五是著名出版家,叶恭绰是著名书画家、收藏家。在帮助两位大家编纂图书的过程中,饶宗颐接触了很多经史,特别是诸子百家的著作,积淀了丰厚的国学底蕴,为日后编写《词集考》打下了扎实的基础。
在晚年为学自述中,饶宗颐感叹做学问的因缘,认为“有些人大半辈子的精力都花费在创造条件上了,很可惜,很浪费光阴。我没有这一层曲折,似乎生下来就机缘已熟,于是命定地要做学问”。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
饶宗颐将自己的治学之路归结为耳熟能详的一句话:“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晚年,他总结毕生治学的八大门类,分别是敦煌学、甲骨学、词学、史学、目录学、楚辞学、考古学金石学和书画。时间跨度从上古史前一直到明清,格局之大令人兴叹。如果说其中词学、目录学、书画更多要靠“观千剑而后识器”的遍览博观,那么其他几门学问,却非走路不可了。
1954 年夏天,饶宗颐到东京大学讲授甲骨文,在那里他受到了极大的震撼。京都大学有数千片来自中国的甲骨文,但当时日本学者并没有引起重视。饶宗颐等人在罗振玉的带领下开展研究,后来撰写了《日本所见甲骨录》,这在日本可谓开风气之先。此后,他又在法国、意大利等地,陆续寻找流失到海外的甲骨文,一一加以研究。1959 年,饶宗颐出版巨著《殷代贞卜人物通考》,在中外学术界影响巨大。
1970年代,饶宗颐首次将敦煌写本《文心雕龙》公之于世,成为研究敦煌写卷书法的第一人。此后,他又独立出版《敦煌白画》一书,专研散落在敦煌写卷中的白描画稿,填补了敦煌学研究的一项空白。
饶宗颐的足迹遍及世界,他曾说:“行游天下最大的乐趣,就是我从书本上得知的东西,在所到的那个地方做了亲自的验证。”或者又受到新的启发,产生了新的疑问。回来后,就继续查书、研究,追寻问题的结论。“研究问题要穷其源,‘源’清楚了,才能清楚‘流’的脉络。”
国学之集大成者
饶宗颐在国学上提出过很多独到而深刻的见解。他敏锐地意识到,现在物质条件越来越好,但人们在快节奏的生活下,并没有感到幸福快乐,反而越来越焦躁不安。所以,他大力提倡“物物而不物于物”,意思是人应该驾驭外物,而不被外物所驱使。我们一生,都会受到“物质”的诱惑,但实际上,天下万物都是有“缺”的,追求补齐,可事实上永远也补不齐,这样就会永远不知足地追求下去,这也是人类痛苦的根源所在。
此外,他还在中国“天人合一”的理论基础上提出“天人互益”,具体为“慈悲喜舍”,就是要有慈悲之心,乐于舍弃。人对自然伤害有多大,自然就对人类伤害有多深,最后结果就是“天人互害”。
饶宗颐对于国学的看法,更上升到了民族的高度。他认为:中华文明,是世界上唯一没有中断过的古老文明;中国的儒家思想,特别具有包容的精神,能够主动吸纳不同文明的优秀成果。因此,他最早提出文化复兴。在他看来,作为一个中国人,自大与自贬都是不必要的。只有在“自觉”“自尊”“自信”这三个基点立得住,才能在文化上有一番“大作为”。
他也是最早提出“海上丝绸之路”的学者。在研究古印度的文化时,他就看到了“海上丝绸之路”也许比陆地“丝绸之路”更早,于是在1974年发表了关于“海上丝绸之路”的文章,以此证明华夏文明对世界的影响。
因为对中华文化的远见卓识,饶宗颐被聘为新加坡大学、耶鲁大学、日本京都大学和北京大学的客座教授,学生、弟子遍布世界。基于他的学术成就,编号为10017的小行星被命名为“饶宗颐星”。
万古不磨意,中流自在心
纵观饶宗颐的一生,他始终在求知的道路上,保持一颗童心,对名和利看得很淡,而他一生也乐善好施,在多次大灾大难中捐款,还为大学捐藏书和作品。“当年亚洲金融风暴,香港股市大跌,每天都有股民跳楼自杀的传闻,饶公心有戚戚,因希望大家不要悲观,就亲自书写了《般若波罗蜜多心经》。”如今,毗邻香港大屿山宝莲禅寺青铜大佛的世界最大户外木刻佛经群“心经简林”,成为了香港的人文胜景。
虽然,他没给自己留下什么,但纯净的心境让他成为茹古涵今的国之耆宿。对比王国维的“三境界”说,饶宗颐也有自己的“三境界”说:“漫芳菲独赏,觅欢何极”,说的是在孤独中思考感悟,上下求索;“看夕阳西斜,林隙照人更绿”,说的是摒弃外在诱惑,注重内在修养;“红蔫尚伫,有浩荡光风相候”,则完全是一派樂观达天的人生态度。这种态度,也体现在饶宗颐广为人知的一句诗中:“万古不磨意,中流自在心。”
饶宗颐语录
·家学是做学问的方便法门。要做学问,“开窍”十分重要,既要让小孩充满幻想,营造自己的世界,又要有长辈引导入门,可以少走弯路。
·我治学不喜欢抄卡片,我认为做卡片很危险,因为做学问须有“实力”,摘录是粗浅的,怎么可能把学问做得精细呢?人的认识是有一个过程的,而卡片摘录,往往有一个特定的视角,所获得的往往是一次性的、有限性的材料,那么做出来的学问,也只能是有局限性的学问。
·中国文化本来就是文史哲打通的精神生命,一方面是要把握住天人合一的文化大义,一方面要经、史、文、哲互为表里,这样贯穿起来通观全部,才能达到“通儒”的境界。
(一航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