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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古代移民的根本原因是不同地区人口同生活、生产资料在数量上不平衡的加剧。移民是调节一定区域内人地矛盾的基本杠杆。
[关键词]中国古代移民资料不平衡人地矛盾
[中图分类号]G633.5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46058（2016）010089
我国自夏、商、周三代始，幅员辽阔、物产丰富，加之各地经济、政治发展不平衡，这为我国古代移民提供了广阔的背景。局部性的移民历来频繁，大规模的移民几乎在每个朝代都发生过。从表面上看移民主要是因为自然灾害、社会动荡及战争的影响，实际上其根本原因是不同地区人口与生活、生产资料数量不平衡的加剧，移民成了调节一定区域内人地矛盾的杠杆。
一、三代至秦汉时期，移民基本方向是自关东向关中地区
夏、商统治的中心区域在关东一带（即潼关以东的黄河南北地区）。长达千余年的开发经营使该地区聚集了大量的人口和城邑，《史记》称该地区“土地狭小，民人众”。周人在渭水流域的勃兴促进了关中地区的开发，这对人地矛盾极为尖锐的关东人民有很强大的吸引力，从而开启了关东向关中地区大规模移民的序幕。秦统一六国后，据史记载，“徙天下豪富于咸阳十二万户”。如每户按5人计算，可达60万。汉承秦制，各地诸侯要留居国都，以大规模移民来充实关中地区，仅汉武帝时总数就达120万人，约占全国总人口的1/30。再加上由于西汉末年连年的灾荒，大批灾民自发向关中地区移动，其规模之大史无前例，仅公元22年就达20余万，从而有力地缓解了关东地区的巨大人口压力。
二、魏晋南北朝至宋元时期，移民基本方向是自北向南（包括北方少数民族的内迁和中原汉族的南迁）
西汉末年，原居我国北方地区的匈奴、鲜卑、羯、氐、羌等游牧民族因气候变化、瘟疫肆虐，开始向长城以南气候温暖的农业区域移动。魏晋以来移民规模更大，大多集中到富饶的黄河流域。江统《徙戎论》载：“关中之人百余万口，率其少多，戎狄居半。”少数民族的内迁给黄河流域带来了巨大的人地压力，而游牧的习性使他们把大片农田变成牧场和彼此厮杀的战场，原居的汉人只有移民才能求得生路，由此开启了我国古代自北向南历时最长、人数最多、影响最大的移民序幕。
魏晋南北朝时期，南方地广人稀、治安稳定，北方流民趋之若鹜。史载：“时百姓遭难……流民多庇大姓以为客。”这说明当时户口隐匿现象十分严重。移民迁入长江、淮河流域，最远迁到闽江、珠江流域。宋路振《九国志》载：“晋永嘉二年，中州版荡，衣冠始入闽者八族，所谓林、黄、陈、郑、詹、丘、何、胡是也。”其中不乏中原世家大族和政府官吏，许多官员连同原来治所内的人民一起迁徙过来，在侨置州郡县内继续行使职权。正如鲁肃所说：“淮泗间，非遗种之地。吾闻江东沃野千里，民富兵强，可以避害。”南方各国推行“土断法”，使大量移民在南方定居下来，为我国经济重心和人口中心的南移奠定了基础。
隋唐时期，官方组织的人口迁徙见于史籍甚少，但安史之乱引发了又一次移民南迁的高潮，余波直至北宋初年，详细人数无从考证。据史载：“天下衣冠士庶，避地东吴，永嘉南迁，未盛于此。”李白在《永王东巡歌》中提到“三川北虏乱如麻，四海南奔似永嘉”。据推测，远超前一阶段的700余万，从根本上改变了我国自古以来以黄河流域为重心的人口分布格局，南方人口在数量上首次超过北方。
在长达100多年的宋金对峙时期，北方人民不堪忍受金人的暴虐而南迁，每当宋军抗金归来，北民从者如云。据李心传的《建炎以来系年要录》载：“西北士大夫遭靖康之难，多携家寓武陵……”“四方之民云集二浙，百倍常时。”有的迁居江浙，有的避入荆湖，有的进入岭南。庄绰的《鸡肋篇》载：“建炎之后，江浙湖湘闽广，西北流寓之人遍满。”这次移民潮规模比前两次都大，“中原士民，扶携南渡，不知其几千万人”。北民为江南带来了生产技术、劳动力等经济迅速发展的必备条件，大大加速了我国经济重心的南移，也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北方的过度开发。
三、明清时期，向海外和边地移民
北民大量南迁，南方人口自然增长，使该地成为全国人口密度最大的地区，终致人满为患，于是出现了明初政府组织的移民潮。《凤阳新书》载：“太祖时徙民最多……怨嗟之声，充斥园邑。”移江、浙、皖、赣等地数十万人民至人烟稀少、土地荒芜的黄淮间地区，又把山西和山东东部地区的人民移往河北、河南和山东西部等地，在长城一线设置了9个边镇，设立卫所、移民屯边，规模达千万之多，这在历史上是极为罕见的。
清军入关，东北人口大减，土地荒芜。顺治初年清政府“招徕流民”垦荒以开发东北，颁布《辽东招民开垦例》以减免税等政策鼓励移民。光绪时完全开禁，闯关东的中原流民如洪水般涌入，使东北人口激增到1000余万。康雍乾时期在优惠政策的鼓励下，湖南、湖北、广东等地约有600万移民至四川，其占当地总人口的2/3左右。而广东、福建等临海地区则以到台湾和东南亚地区者居多，称作下南洋。这既缓解了内地沉重的人地矛盾压力，也为近现代以来我国经济和人口分布格局奠定了基础。
（责任编辑庞丹丹）
[关键词]中国古代移民资料不平衡人地矛盾
[中图分类号]G633.5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46058（2016）010089
我国自夏、商、周三代始，幅员辽阔、物产丰富，加之各地经济、政治发展不平衡，这为我国古代移民提供了广阔的背景。局部性的移民历来频繁，大规模的移民几乎在每个朝代都发生过。从表面上看移民主要是因为自然灾害、社会动荡及战争的影响，实际上其根本原因是不同地区人口与生活、生产资料数量不平衡的加剧，移民成了调节一定区域内人地矛盾的杠杆。
一、三代至秦汉时期，移民基本方向是自关东向关中地区
夏、商统治的中心区域在关东一带（即潼关以东的黄河南北地区）。长达千余年的开发经营使该地区聚集了大量的人口和城邑，《史记》称该地区“土地狭小，民人众”。周人在渭水流域的勃兴促进了关中地区的开发，这对人地矛盾极为尖锐的关东人民有很强大的吸引力，从而开启了关东向关中地区大规模移民的序幕。秦统一六国后，据史记载，“徙天下豪富于咸阳十二万户”。如每户按5人计算，可达60万。汉承秦制，各地诸侯要留居国都，以大规模移民来充实关中地区，仅汉武帝时总数就达120万人，约占全国总人口的1/30。再加上由于西汉末年连年的灾荒，大批灾民自发向关中地区移动，其规模之大史无前例，仅公元22年就达20余万，从而有力地缓解了关东地区的巨大人口压力。
二、魏晋南北朝至宋元时期，移民基本方向是自北向南（包括北方少数民族的内迁和中原汉族的南迁）
西汉末年，原居我国北方地区的匈奴、鲜卑、羯、氐、羌等游牧民族因气候变化、瘟疫肆虐，开始向长城以南气候温暖的农业区域移动。魏晋以来移民规模更大，大多集中到富饶的黄河流域。江统《徙戎论》载：“关中之人百余万口，率其少多，戎狄居半。”少数民族的内迁给黄河流域带来了巨大的人地压力，而游牧的习性使他们把大片农田变成牧场和彼此厮杀的战场，原居的汉人只有移民才能求得生路，由此开启了我国古代自北向南历时最长、人数最多、影响最大的移民序幕。
魏晋南北朝时期，南方地广人稀、治安稳定，北方流民趋之若鹜。史载：“时百姓遭难……流民多庇大姓以为客。”这说明当时户口隐匿现象十分严重。移民迁入长江、淮河流域，最远迁到闽江、珠江流域。宋路振《九国志》载：“晋永嘉二年，中州版荡，衣冠始入闽者八族，所谓林、黄、陈、郑、詹、丘、何、胡是也。”其中不乏中原世家大族和政府官吏，许多官员连同原来治所内的人民一起迁徙过来，在侨置州郡县内继续行使职权。正如鲁肃所说：“淮泗间，非遗种之地。吾闻江东沃野千里，民富兵强，可以避害。”南方各国推行“土断法”，使大量移民在南方定居下来，为我国经济重心和人口中心的南移奠定了基础。
隋唐时期，官方组织的人口迁徙见于史籍甚少，但安史之乱引发了又一次移民南迁的高潮，余波直至北宋初年，详细人数无从考证。据史载：“天下衣冠士庶，避地东吴，永嘉南迁，未盛于此。”李白在《永王东巡歌》中提到“三川北虏乱如麻，四海南奔似永嘉”。据推测，远超前一阶段的700余万，从根本上改变了我国自古以来以黄河流域为重心的人口分布格局，南方人口在数量上首次超过北方。
在长达100多年的宋金对峙时期，北方人民不堪忍受金人的暴虐而南迁，每当宋军抗金归来，北民从者如云。据李心传的《建炎以来系年要录》载：“西北士大夫遭靖康之难，多携家寓武陵……”“四方之民云集二浙，百倍常时。”有的迁居江浙，有的避入荆湖，有的进入岭南。庄绰的《鸡肋篇》载：“建炎之后，江浙湖湘闽广，西北流寓之人遍满。”这次移民潮规模比前两次都大，“中原士民，扶携南渡，不知其几千万人”。北民为江南带来了生产技术、劳动力等经济迅速发展的必备条件，大大加速了我国经济重心的南移，也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北方的过度开发。
三、明清时期，向海外和边地移民
北民大量南迁，南方人口自然增长，使该地成为全国人口密度最大的地区，终致人满为患，于是出现了明初政府组织的移民潮。《凤阳新书》载：“太祖时徙民最多……怨嗟之声，充斥园邑。”移江、浙、皖、赣等地数十万人民至人烟稀少、土地荒芜的黄淮间地区，又把山西和山东东部地区的人民移往河北、河南和山东西部等地，在长城一线设置了9个边镇，设立卫所、移民屯边，规模达千万之多，这在历史上是极为罕见的。
清军入关，东北人口大减，土地荒芜。顺治初年清政府“招徕流民”垦荒以开发东北，颁布《辽东招民开垦例》以减免税等政策鼓励移民。光绪时完全开禁，闯关东的中原流民如洪水般涌入，使东北人口激增到1000余万。康雍乾时期在优惠政策的鼓励下，湖南、湖北、广东等地约有600万移民至四川，其占当地总人口的2/3左右。而广东、福建等临海地区则以到台湾和东南亚地区者居多，称作下南洋。这既缓解了内地沉重的人地矛盾压力，也为近现代以来我国经济和人口分布格局奠定了基础。
（责任编辑庞丹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