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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健康对于生命，犹如空气对于飞鸟，有了空气，鸟儿才能展翅飞翔。珍惜生命，爱护健康。”这是顾方舟给世界和他最爱的人民的深情寄语。
顾方舟是我国著名的医学家、病毒学家，194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国家荣誉“人民科学家”获得者。20世纪50年代，在我国脊髓灰质炎（俗称“小儿麻痹症”）肆虐的情况下，他临危受命，开始脊髓灰质炎的研究。1960年带队成功研制我国第一批脊灰减毒活疫苗500万份，并于1962年研制成功脊灰糖丸活疫苗。由于糖丸活疫苗在全国推广应用，我国在2000年完全消灭脊髓灰质炎。
“人生为一大事来，做一大事去”，这是顾方舟人生的最好写照。
年少失怙
20世纪二三十年代是近代宁波建设史上的一个标志性时期，是宁波真正走上近代化道路的重要阶段。那些小桥流水、泛舟湖上、三秋桂子、十里荷花的江南秀美景色，正受着近代化的剧烈冲击，逐渐被颇富新意的市政设施取代。疏浚河道、填河拆桥、修筑堰坝、铺设铁路、修铺公路、大建市政，红红火火的局面，让这座城市有遍洒希望之光的感觉。
然而，34岁的周瑶琴却面临痛苦的选择。
“顾家嫂子哎！你一个人，怎么养活这4个小孩嘛！早点改嫁吧！”邻居大妈善意的劝解犹在耳畔，梗在心头，让她犹豫不已。
周瑶琴的丈夫顾国光，两年前不幸去世了。顾国光是个沉静而温和的人，在几张与周瑶琴的合影中，他都梳着时髦的“三七分”，穿着整洁干练的西装，胡子刮得干干净净，很是英俊。他总是站在周瑶琴身后，露出安静的微笑。
1933年出版的《中国实业志（浙江省）》按照货物聚散与进出关系，把浙江分为四大经济区，宁波经济区是仅次于杭州的第二大经济区，宁波海关自然颇为重要。因此，年轻的顾国光工资颇为丰厚，足够养活一家人。
1930年，而立之年的顾国光在一艘非洲来的货轮上做外勤时，一只酷似蚊子的小虫子咬了他一口。
起初，顾国光只是觉得叮咬处有点痒，也没放在心上。谁知几个月后，他突然发烧了，寻常的药吃下去怎么也不退烧。心里发慌的周瑶琴和顾国光急忙忙地赶到大医院，医生严肃地告诉他们，顾国光得的是黑热病，罪魁祸首就是当初咬他的虫子，一种叫作白蛉的吸血昆虫。
黑热病是一种寄生虫病，由白蛉传播，主要的症状是发热和脾肿大。14世纪，黑热病曾肆虐欧洲，短短5年，竞导致欧洲1/3的人口死亡。而在中国，黑热病在解放前一度位居死因的第二位，可见其凶险。
惊慌不已的周瑶琴赶紧将已气息奄奄的顾国光送到了北京，期盼大城市的大醫院能挽救丈夫的生命。可丈夫此时已病重垂危，医生纵有回春妙手，也难以救活他了。
顾国光去世后，留下4个年幼的儿子——顾方乔、顾方舟、顾方方、顾方奎，还有他年幼的弟弟——顾国梁。往日，顾国光就是家里的顶梁柱，如今顶梁柱塌了，养家糊口的重任落在了周瑶琴一个人身上，家庭一下子陷入困顿。
好在海关赔付了400元保险金——这在当时是非常可观的数目，相当于一名警察三年的工资，可以在市场上买到700斤猪肉或6000斤大米。若按现在的生活水平算，相当于十余万元人民币。
饶是如此，用这笔钱抚养一家6口，还是有些捉襟见肘。
为了养活这些孩子，周瑶琴坚定了在心头盘绕已久的想法：辞去教师之职，去杭州学助产。
离开母亲的两年，小方舟饱受着思念和委屈之苦。盼了两年，母亲终于毕业了。
立志当医生
“妈妈，你在干什么？”看着母亲用棉布包裹着剪刀、钳子，顾方舟好奇地问。
“我在给器械消毒，不然会有细菌、病毒传染的。”母亲一边答着，一边将棉布包放进蒸笼里，又添了些柴火。在柴火的噼噼啪啪声中，水很快烧开了，白腾腾的雾气从锅口散开来，让顾方舟想起宁波氤氲的空气。
在亡夫故友的帮助下，1934年，助产技术学成归来的周瑶琴带着全家搬到了天津，顾方舟也转入天津的小学。周瑶琴挂牌开业，成了一名助产士。全家老小都要靠周瑶琴挣钱养活，孩子们的教育支出也是压在周瑶琴肩头的一个沉重负担。
好在天津城里宁波人很多。“宁波帮”的家眷是周瑶琴助产医院的主要服务对象，在他们的帮扶下，周瑶琴渐渐能勉强维持全家生计。
天津租界以英租界为主。周瑶琴的助产医院开在天津的英租界里。这些金发碧眼、人高马大的洋人，在英国还是彬彬有礼的绅士，可到了这个“国中之国”，就成了不可一世的“洋鬼子”。在租界里，他们是高人一等的上等人，警察沦为维护他们统治的工具。一次警察来勒索，恰巧被顾方舟看见。粗野的言辞从衣冠楚楚的警察口中说出来，让顾方舟异常愤怒。警察走后，周瑶琴叹了口气，摸着他的头说：“儿子，你要好好读书，要争气。长大了，你要当医生。当了医生，我们就不用求别人了。”
在这个国无国格、民如丧家之犬的年代，哪有真的能扬眉吐气的职业？但在十多岁的顾方舟听来，“不用求别人”有着多么大的吸引力啊！
1937年7月29日，日本开始攻打天津。飞机在天津上空一圈圈打转，轰鸣声不时为爆炸声和火光所打断，一时间尸骸纵横，满眼皆是残垣断壁，数十万百姓无家可归，天津沦为一座人间地狱。
顾方舟一家住在英租界，这里是汹涌大海中的一片孤岛，享受着孤独的和平。尽管顾方舟无需担忧自己的性命，但天上是战火炮弹、地上是同胞的奔走哀号，已开始懂事的他尝到了当亡国奴的滋味。
北大生活
1944年的夏天格外舒爽，阳光不像往日那般毒辣，而是快乐地投射在大地上。国外，美国的舰队让日本海军节节败退，太平洋战争的结束指日可待;国内，国民党的军队开始了局部反攻，日军已呈颓势。明眼人都看得出来，日军快撑不住了，抗战快胜利了。
令顾方舟一家兴奋不已的另一个消息是：顾方舟以优异的成绩考取了北京大学医学院医学系！ 刚进北大，顾方舟就爱上了这里的气氛。
最让顾方舟喜爱的，莫过于严镜清先生的公共卫生课。严先生毕业于北京协和医学院，后受美国医药团体资助赴美留学，归国后成为享有盛誉的公共卫生专家。严先生高高瘦瘦的，眼眶深陷，眼神中总散发着智慧的光，一口宁波口音更是让顾方舟感到亲切。
严先生的课与中国的公共卫生现状密切相关，令顾方舟震惊不已。从严先生的课上，顾方舟得知，那时的中国，民众每年“枉死之人”在600万左右，鼠疫、天花等传染病“无岁不盛行，无年不杀人”。国民健康状况之差也令人咋舌，“健壮无病、合乎健全体格标准者寥寥无几”，国民政府甚至因此不得不设立一所空军幼年学校，从小培养空军。民为邦本，本固邦宁，而今民众健康状况如此之差，又如何抵御外侮、固国安邦？更令他吃惊的，是严先生讲的一个个事例。小小破伤风夺走大量人命;产妇卫生状况悲惨，病死率居高不下;大量婴儿未经基本卫生保健，还未看清这个世界就匆匆离世……严先生常常讲着讲着，眼眶就红了，学生们也潸然泪下。一次，班上一个女生随老师去河北考察矿工的劳动卫生状况。回校后，她情绪低落、一言不发。同学们对她的见闻很好奇，缠着她讲一讲，她起先不愿开口，禁不住同学的再三请求，一开口竞号啕大哭，边哭边讲矿上的惨状：矿工毫无保障，吃的是阳间的饭，干的是阴间的活。穿着麻袋，鞋破露趾，夜枕砖头，日不见天，有时被包工头打得流血露骨头，病死了就扔到万人坑里……
她边说边哭，周围同学也闻之落泪。偌大的教室里，只有女生的哭诉和同学们的抽泣声。她不知道，她的这番话对一旁的顾方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顾方舟第一次开始对自己的理想产生了动摇。
顧方舟意识到，纵然自己成为一名医生，穷其一生也只能救治为数不多的人，那些活得生不如死的矿工、那些还无缘看到自己的孩子就离世的母亲、那些成千上万乃至成万上亿的贫苦的人们，不还是生活在疾病和死亡的威胁中吗？如果自己能将严先生的理念在这个世上推广，那能救多少人？难以计数！想到这里，顾方舟迷惘的心渐渐坚定：我要做一名公共卫生学家，让更多的人远离疾病、拥抱健康！
中国应新生
日本终于投降了。
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发表投降诏书，宣布330万日军放下武器无条件投降。
然而国内的现实让顾方舟对国民政府彻底丢掉了幻想，转而对共产党产生信心和期望。
1946年，蒋介石为获得美国支援进行内战，与美国签订了一系列协定和条约，大肆出卖中国主权。驻华美军更是横行无忌。仅一年时间，在上海、北平等5座城市，美军暴行超过3800起，死伤3300多人。
12月，两名驻华美军在北平东单操场强奸了北京大学女学生沈崇，引燃了顾方舟和同学们的怒火。顾方舟走上街头，生平第一次参加了大规模游行。他高举标语，听着同伴们将国民党政府喻为“属躬侍奉洋大人的奴才”“不知国家民族，不能保护人民而高高在上的软骨动物”，对国民党的假和平、真内战及媚外外交有了较深刻的认识。他再一次感受到，国民党助纣为虐，无力保护国家和人民，只能带给人民悲痛和屈辱！
愤怒的顾方舟会同北大、清华等1500名学生，参加了声势浩大的“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游行。在潮水般的人群中，顾方舟手持“争自由！争民主！”的标语，大声呼喊。他的声音和一万多名学生的声音汇在了一起，如汹涌澎湃的河流，冲击着国民党反动腐朽统治的大门！
在气壮山河的爱国呼声中，顾方舟深刻地认识到，要求国民党停止内战、实现和平已是不可能，只有打倒国民党，国家和民族才有希望。这一刻，顾方舟浑身上下充满了力量，他突然明白自己毕生追求的是什么。
1947年7月，北医北系学生党组织成立了共产党的外围革命群众组织——民主进步青年联合会，简称“民进”。“民进”在党组织的领导下开展工作，要求党员先把自己周围的积极分子发展为“民进”成员。思想进步的顾方舟很快被党组织注意到，成为第一批加入“民进”的成员。
1948年10月，当北平地下党组织通过已是党员的顾方舟的弟弟找到顾方舟时，他毫不犹豫地加入中国共产党。在北京大学理学院张硕文同志的介绍下，顾方舟郑重地在党旗下宣誓，成为一名共产党员。
我要研究公共卫生
1950年，鸭绿江畔。
一场大雪过后，天地都白得耀眼。偶尔一声鸟啼，伴着踏在蓬松的雪上的清脆脚步声，在这寂静的清晨，显得格外动听。
顺着地上的一串脚印看去，是两个穿着墨绿色军大衣的人。从他们匆忙的脚步和焦灼的神色上来看，他们显然无暇欣赏这静谧的雪景。其中一个人，就是大连卫生研究所的实习研究员顾方舟。
大连卫生研究所主要从事疫苗的研究和生产工作，尤以鼠疫和天花为重，是新中国成立初期东北重要的天花疫苗生产基地，每年能生产4000万人份的疫苗。顾方舟在这里的工作，主要是跟随苏联专家葛洛·毕兹夫人学习。
葛洛·毕兹夫人是苏联来华的技术专家之一。她是一个严谨而又热情的科学家，顾方舟跟随她研究的是痢疾噬菌体。实际上，这是顾方舟第一次系统地接触科研——在校期间，更多的是临床知识和技能的学习。但他勤奋、认真，很快就掌握了研究方法，还在研究中找到了无穷的乐趣。因为他坚信，要是自己的工作能够帮助消灭痢疾，将会造福很多人！
这一年，抗美援朝战争爆发了。中国人民志愿军“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与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作着生死搏斗，战争牵动着全国人民的心。然而，战场上的英雄未必扛得住疾病的侵袭。在艰苦的战争条件下，人的抵抗力本身就会下降，而难以避免的外伤又大大增加了感染的风险，加之美国在战争中大量使用细菌，最终导致很多战士感染了痢疾。痢疾的典型症状是发热、肚子疼、拉肚子，虽然大多数情况不至于死亡，但其广泛地流行严重威胁着战士们的健康，也严重影响了军队的战斗力。因此，在大连研究痢疾的顾方舟被紧急调往鸭绿江畔中朝交界的新义州，负责伤员的痢疾防治工作。 顾方舟每天的工作并不沉重：将自己从大连带来的几箱痢疾噬菌体给患病的战士服用。然而，这却是他第一次走近战场、走入战争。尽管自少年起自己便经历着各种战争，但与伤员的频繁接触仍让他的内心感到震撼：被炮火炸烂的衣服、沾满了血渍的纱布、失去了双腿但强颜欢笑的战士、强忍住痛苦呻吟的英雄……他的内心升起一股雄心壮志：自己一定要做好公共卫生事业，不让祖国人民再承受疾病的痛苦！
谁知，顾方舟刚刚适应这里冰天雪地的生活，就接到了一份电报。电报是组织发来的，上面只有简洁有力的4个字：速回大连。
来这里之前，组织和顾方舟谈话，让他做好长期斗争的准备。顾方舟已准备在这里待上三年五载。而今才一个月，组织就召唤自己回去，这是为什么呢？顾方舟不禁在心里嘀咕：难道是自己犯了错误吗？
组织未向他解释返程理由，他也无从问起，只知要赶紧回大连。他收拾好自己的行李，向同事匆匆告别，便启程回大连。
当时，国家的铁路资源还很稀缺，鸭绿江到大连的铁路没有客运线。顾方舟为早日赶回大连，在志愿军的帮助下，找到一辆货车，钻了进去。
这列货车快速奔驰，货车的最后一节，坐着好不容易才挤上车的顾方舟。火车尖锐地吼叫着，嘶嘶地喷着气，房屋、茅舍、树木、田野……景色迅速向后退去。越往前方，积雪越少，天空晴朗，太阳好像更加温暖了，大自然透露出春天的气息。顾方舟还不知道，一个改变他一生的机会即将到来。
赴苏联学习
原来，组织要派遣顾方舟去苏联留学，读研究生！
从炮火和废墟中走出的新中国百业待兴，决心以苏联的社会制度和经济体系为范本，勾勒一幅崭新的社会蓝图。
作为领导，大连卫生研究所的廖鉴亭所长也很高兴。廖鉴亭是大连卫生研究所的第一任所长，1947年即受中共旅大地委的指派，从日本手中接收了研究所。
廖鉴亭心肠好，很体贴人，研究所里上上下下都很喜欢他。一见到顾方舟，廖所长就像见到了宝贝，一阵关照后，廖所长提出了思考已久的问题。
他笑眯眯地对顾方舟说：“小顾啊，去苏联前，把婚结了吧！”
那时，尽管李以莞和顾方舟已相识多年，但因为工作的关系，至今尚未完婚。原本他们打算待双方工作都稳定下来再结婚，可现在顾方舟要去苏联留学，一去就是4年，还怎么结婚？顾方舟正为这事发愁呢，如今廖所长主动提起这事，他岂能不喜上眉梢？于是他忙不迭地答应了下来。
刚答应完，顾方舟又犯愁了：结婚可是个大动作。置办家当、操办酒席、邀请亲友等不一而足，而自己待在大连的日子没剩多少了，岂是这几天就能完成的？如今什么都没有准备，拿什么结婚呀？
于是顾方舟又腼腆地问道：“所长……我们什么都没有准备，怎么结婚啊……”
看着这“活宝”的窘相，廖所长哈哈一笑，浓密的眉毛像做了广播体操一样舒展得开开的。他像早有准备似的，大手一挥道：“这好办！”
随即他便叫来了总务科科长，当着顾方舟的面，廖所长对科长说：“咱们这个‘活宝’要去苏联啦，咱们所里要帮帮他，让他走之前把婚给结了，这事就交给你办了！”
对着科长布置了一番后，廖所长又转过身，笑眯眯地对顾方舟说：“这事你就别操心了，钱、人所里都给解决！你啊，好好准备去苏联的事，到了那边就代表我们所、我们国家了，给我们好好长长脸！”
于是，1951年8月8日，顾方舟的婚事就赶在起身赴苏前7天完成了。要知道，那时赴苏的人中，大多有顾方舟这样的问题，但鲜有单位出面解决。廖所长的关怀，像春风一般吹进顾方舟的心里，他暗下决心：一定要拼命学习，才对得起所长的爱护，才能有脸见江东父老啊1
1951年7月，来自祖国四面八方的375位优秀青年云集北京。在他们当中，既有战功卓著的红军将领，也有意气风发的高中学生：既有踌躇满志的年轻干部，也有经验丰富的技术人员。他们当中年龄最大的，已经40多岁了，而年龄最小的，还不到20岁。《人民日报》不无骄傲地描述：“此次留学生中大部分是具有长期革命斗争历史的革命知识分子。”
24岁的顾方舟也在其中。
在北京饭店，周总理亲自参加了为顾方舟等人举办的欢送宴。在这座被称为北京十大建筑之一的饭店里，周总理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他将祖国人民的全部期待归结为16个字：“责任重大，任务艰巨，努力学习，为国争光。”
他語重心长地说：“你们每一个人出去学习，国内要花培养30个农民的钱，所以你们一定要好好学习。”见大家一脸的严肃，他又笑了笑，说：“争取考5分，如果考4分在党支部要受批评，考3分的话自己背着铺盖卷回来。”
临行前，周总理又亲自前往火车站送行。375位青年如同即将上战场的士兵，气宇轩昂，排列得整整齐齐。他们内心涌动的不是离别之愁，而是报效祖国的决心，对未来的期待。
留学生活
乘坐了七天七夜的火车后，这375名青年终于来到了苏联。他们分别被安置进入莫斯科第一医师进修学院、莫斯科机床工具学院等高等院校学习。
由于他们是第一批留学生，双方政府都经验不足，还没有对他们进行系统的语言培训，仅简单介绍了苏联国情，就将他们匆匆送上了火车，以至于很多人是从火车上的苏联列车员口中，学会了第一个俄语单词。
尽管顾方舟在大连卫生所就跟随葛洛·毕兹夫人学会了只言片语，但这里快节奏且带有各种口音的俄语，还是让他发了懵：刚刚听到一个单词，满脑子正在猜想是什么意思，老师已经哇啦畦啦地说了一大串，像一阵风从耳边掠过，后面的话全没听清。下课了，同学们像一群兴奋的小乌，叽叽喳喳地散去。只有顾方舟一个人茫然地瞪着眼睛，望着老师发呆。笔记本上，只记下了零零落落的几个单词，像是一幅丑陋的涂鸦，嘲笑他的无能。
一位曾在莫斯科第一医师进修学院学习的留学生在回忆文章中写道： 第一天在教室里上课，老师在黑板上连写带说。我不知其他同学能听懂多少，反正我是一个字都没听懂。一堂课快结束时，老师在黑板上写了两个俄文字后就走了。我们几个听课的还呆坐着没有反应。左等不来右等不来，回宿舍赶紧查字典，原来黑板上写的是“下课”。
生活中，顾方舟也遇到了很多问题。且不说难以适应国外的饮食，即便是在食堂点餐，他也根本看不懂菜单，只好拿手乱指一通，常常闹笑话。乘车时，他看不懂站名只好一站一站地数，才不至于出错——至于坐过站或者没到站就跳下车，更是常有的事。
为了解决语言这一巨大难题，顾方舟买了一本俄汉词典和一套可以随身携带、背单词的小卡片，疯狂地学习俄语。
他感觉自己像一个冲锋陷阵的战士，如今是最艰难、最需要勇猛顽强的时刻，一旦冲过语言这道地雷阵，前面就会一马平川。
这一段时间，简直比战争年代的饥寒困苦还要艰难很多。每天，他都要花大量的时间背单词——走路、吃饭、乘车、去卫生间——但凡清醒的时刻，他都一头扎进俄语的汪洋大海中。
我国政府很快意识到第一批留苏人员面临的困难。1951年，在苏联考察的林伯渠在接触了大量留学生后，向周恩来建议道：“以后若再派学生去苏联，须先在国内进行预备教育6个月或多一些时间（或到苏联后，先集中教育一个时期）。首先教俄文拼音会话。”这为后来留苏预备部的成立奠定了基础。
而对顾方舟等第一批留苏生，政府帮他们组成了俄语学习小组。顾方舟和在莫斯科的沈渔邮、邹贤华、王锦江组成了一个小组，由一个苏联女教师辅导俄语。他们一起读书、一起背单词，互相鼓励，让枯燥的语言学习有趣了许多。
顾方舟去得最多的，就是苏联医学科学院的图书馆了。这是个并不出名的图书馆，与享誉世界的苏联国立列宁图书馆（现名俄罗斯国立图书馆）比起来，这里要狭小很多，藏书远远不及，甚至很多莫斯科人都未必听过它的名字。然而，这里却成了顾方舟眼里的天堂：那一本本医学书，犹如一座储存量巨大的金矿，极为丰富的知识储藏令他震撼不已。当他以朝圣般的心情翻开一本书时，满眼的俄文不再枯燥乏味，而成了一个个跳动的音符，让他全身心都欢快起来。为了能在图书馆有一席之地，每天早晨，天还是漆黑的，他便早早地起床，拿起一块黄油面包便匆匆赶往图书馆。偶尔去迟了，没了座位，他便站在高高的书架边，一站就是一整天……
就这样，顾方舟通过刻苦努力，仅仅半年时间，就熟练掌握了发音颇难的俄语。
顾方舟攻读研究生的地方，是苏联医学科学院病毒研究所。苏联医学科学院是苏联卫国战争时期成立的，如今已是苏联医学科学的最高领导机构。
顾方舟的导师是苏联著名的脑炎病毒专家列夫科维奇教授。她是一位和蔼的老太太，个子不高，眼睛深深地凹陷，散发着智慧的光芒，眼睛两侧的鱼尾纹没显老态，反而让她看上去非常诚恳、温和。她的实验室里大多是苏联女研究生，除顾方舟外，只有一名来自朝鲜的男同学。列夫科维奇实验室研究的是乙型脑炎。
顾方舟每天的工作围绕着乙型脑炎病毒展开：研究病毒的特性、病毒在人体中的活动规律、如何杀灭病毒……穿上实验服，他就仿佛披上了战袍，在显微镜下的世界里战斗。
顾方舟最陶醉的，还是自己工作时的状态：专注、认真，似乎全世界就只剩下自己和显微镜下的微观世界。他特地喊来照相师，将他工作时的情景记录了下来：他穿着洁白整洁的实验服，戴着白色的圆形实验帽，一手操作显微镜，一手拿着笔认真地记录着。他双眼凝视着显微镜的镜筒，神情专注、投入，嘴角浮现出陶醉的微笑。
照片洗出后，他兴奋地将它寄给了远在大连的妻子。他和以莞已经4年没见面了，1400多个日日夜夜，汇成了一条思念的长河。快了，快了，自己即将学成而归，就要见到美丽的妻子了！
脊灰横行
1955年9月，顾方舟学成回国。这一年，一种怪病侵袭了江苏南通，全市1680人突然瘫痪，大多为儿童，466人甚至死亡，病死率高达27.75%。随后，这种怪病迅速蔓延，青岛、上海、济宁、南宁……怪病就像决堤的洪水一般，咆哮着吞噬了全国大大小小的城市。
与疾病同时蔓延的，是大面积的恐慌，一时间人人谈之色变。在发病率最高的南宁，家家户户把门窗关得死死的，任凭孩子百般央求，家长也不让他们踏出家门半步。
根据临床表现，医生们很快确定，这如洪水猛兽般的疾病，就是脊髓灰质炎，也称小儿麻痹症。
脊髓灰质炎（简称“脊灰”）有着悠久的历史。在埃及的一块距今3500多年的浮雕上，就有脊灰的最早记录——一位年轻祭司的一条腿萎缩了，与脊灰的症状相似。1789年，英国医生伍德胡德作出了世界上第一例脊灰的临床描述。1921年，后来当上美国总统的罗斯福在冰冷的海水里游泳后，忽然双腿麻痹，经诊断是患了脊灰，从此瘫痪。
在顾方舟所著的科普文章《怎样预防小儿麻痹症》中，他生动地描述道：
小儿麻痹症是由一种病毒引起的急性传染病。在自然的条件下，这种病毒只能使人发生小儿麻痹症，因此叫作人类小儿麻痹病毒。这种病毒很小，小到比头发丝还细几十万倍。用最好的光学显微镜也看不到它，只有在电子显微镜下放大几万倍，才能看到一个个圆形的病毒。
小儿麻痹病毒虽然很小，但是对人的危害却很大。由于这种病毒的传染性很强，几乎每个孩子迟早都可能受它的感染。在我国，这种病多半发生在夏秋两季，得这种病的多半是六个月到七岁的小孩子。
小儿麻痹病毒是怎样跑到人的身体里去的呢？它侵入到人体的主要途径是通过胃肠道。病毒从健康带毒者或者小儿麻痹症病人的大便里排泄出来以后，污染四周环境，比如地板、玩具、家具，别的孩子摸了这些东西，就会把病毒沾到手上，再用手拿东西吃，或是把手指头伸到嘴里的时候，就把病毒吃到肚子里去了。病毒通过胃进到肠子里，就在肠子里繁殖起来。
脊灰通過病毒从消化道传染，一般破坏脊髓神经，从而导致四肢不同程度的瘫痪。严重的，甚至破坏延髓的呼吸中枢，使患者的呼吸肌无力，产生呼吸麻痹而死亡。肺本身没有肌肉，而是依靠呼吸肌规律工作来保障人的正常呼吸。呼吸麻痹后，肌肉便无法再保障人正常呼吸。侥幸存活的，也要依靠一种叫作“铁肺”的笨重设备辅助呼吸。 “铁肺”实际上是当年的呼吸机，由一位叫德林克的哈佛教授发明。这是一个铁匣子，有1.87米长，1.65米高，1.12米宽。它的前端是一个橡皮软垫围着的嘴。德林克把病人放在气密箱中，病人的头通过一个柔软的气密领露出箱外。用泵使气密箱里的气压产生有节奏的升降，使胸腔进行有规律的扩张，可以代替呼吸肌肉工作，维持患者生命。
1936年春，一位名叫史奈特的美国年轻人在中国患了脊灰，脖子以下的肌肉开始瘫痪，无法用肌肉呼吸。而恰巧北京协和医院存有全国唯一一部“铁肺”，拯救了他的生命，轰动了全国。史奈特一直活到了1954年，经常出现在美国的报纸、杂志中。除了几乎禁闭在呼吸机的狭小空间里，他对于生活有着跟正常人一样的追求，1939年他结了婚，后来有了三个儿女。
脊灰至今无法治愈，只能预防。但得了脊灰的患者不愿放弃生活的期望，纷纷赶往大城市寻求治疗，祈盼大城市的名医能够挽救自己的生活。一时间，全国出现了很多“背包族”：父母们不忍心眼睁睁地看着孩子残疾，就背着幼小的孩子到城里遍寻名医。
有一位母亲，遍访名医无果后，带着最后的希望，来到了北京的中国医学科学院病毒学研究所。在这里，她找到了脊灰研究室主任顾方舟。
“顾大夫，您把我的孩子治好吧。他以后还得走路，参加国家建设呢。”一看到穿着白大褂的顾方舟走出实验室，她便如见到救星一般，眼睛里闪动着希望的火焰。她紧紧地攥着顾方舟的胳膊，充满期盼地看着他，仿佛他的口中能蹦出令她宽慰的解药。
顾方舟一时不知说什么好。他看了看孩子，眼睛扑闪扑闪的，很是机灵，身子却瘫痪了。这么小、这么可爱的孩子，就成了残疾人，不能和伙伴们自由地玩耍了，不能在阳光下欢快地奔跑了，这是多么残酷的现实！
但是自己又能幫助孩子什么呢？病毒对脊髓造成了不可逆转的损伤，即便是国外最项尖的医生，都难以改变他残疾的命运。
顾方舟难过地低下了头：“同志，抱歉，目前我们对这个病还没有治愈的办法。”他越说声音越低，说到最后两个字时自己都听不见了……他眼睁睁地看着这位母亲眼中希望的火焰渐渐熄灭，却不能伸出援手，是多么的悲痛和无助啊！
这位母亲两眼无神，却仍在不断地哀求着：“求求您了，救救我的儿子吧！救救我的儿子吧！”也许在她的眼中，顾方舟早已不是一个普普通通的科研工作者，而是自己这些日子的信仰，是命运之神。
“完全治好这个病，难……你只有去医院，找整形科的大夫，恢复一定的功能……”顾方舟难受地宽慰道。他知道，自己是研究脊灰的专家，他的这些话无疑是给这个孩子宣判了死刑——他要在瘫痪中度过一生啊！
这位母亲瘫坐在长椅上，就像世界崩塌了一般，原本坚毅的眼睛已没了神采，呆呆地望着地面。
顾方舟心里一样难受。这位母亲恨不得让她自己瘫痪来换取儿子健康的眼神，看着多让人心酸，多让人内疚！人家千里迢迢来到北京，最后居然找到了这里，而自己不但不能帮到她，还掐灭了她最后的希望。可自己能做什么呢？这病，在全球都不能治愈啊！只有尽快研发出疫苗，让别的孩子远离这个疾病！
最终，顾方舟也不知这位母亲是否去了整形科，他只知道，这位母亲在研究所的椅子上，呆坐了好久，好久……
然而，顾方舟内心的火焰已经升腾，他下定决心，一定要攻克脊灰，让这些被疾病折磨的家庭重见光明！
再至苏联
面对日益严重的疫情，顾方舟心急如焚。他在1959年给上级的报告中忧心忡忡地写道：
如果脊髓灰质炎的发病率不高，预防工作可以慢些开展，但如今脊髓灰质炎的发病率很高，那么可以肯定的是，有朝一日终会在某年某地来一个大爆发。1947年柏林市的大爆发（发病率78.1/10万人）应该作为我们的前车之鉴，事实上1955年我国南通、1956年温州的大流行已经向我们敲起了警钟。
1959年3月，卫生部决定派顾方舟等4人到苏联考察脊灰疫苗的生产工艺。
所谓疫苗，就是人使用之后，可以对传染病产生免疫力，从而阻断传染病发生和流行的生物试剂。
当时，疫苗主要分为减毒活疫苗和死疫苗两大类。减毒活疫苗，是减少病原体毒性，使之既能激发人体产生持久的免疫力，又不会让人体生病;死疫苗又叫灭活疫苗，是将病原体杀死而制成，但也能激发人体的短暂免疫力。
1953年，在美国脊髓灰质炎基金会的支持下，索尔克医生在实验室里成功地培育出了全部三种脊髓灰质炎毒株。索尔克把病毒杀死制成疫苗，并在患脊髓灰质炎康复的儿童身上进行了实验，结果证实实验者血液中脊髓灰质炎抗体增加了。接着，索尔克在自己、妻子和孩子身上进行了接种实验，他们体内出现了相应的抗体，并且没有患上脊髓灰质炎。1954年，美国有200万儿童接受了索尔克的疫苗实验，结果表明，这种疫苗保护儿童免受脊髓灰质炎侵害的有效率为80%～90%。
在索尔克研究灭活疫苗之前，世界上已有三个研究小组在研究减毒活疫苗。其中，美国的Sabin教授的三个型“脊灰”病毒的毒力最低。不久，美国的Salk教授就成功研制出了死疫苗，效果不错，已在美国批准上市了。苏联也掌握了死疫苗的生产工艺。
卫生部了解到这一情况后，决定派顾方舟出国了解具体情况。鉴于当时恶劣的中美关系，派人赴美考察显然不现实。于是，顾方舟又一次被派往苏联，和他一起去的，还有三位年轻的科学家。
此时的中苏关系，已经远不如当初那般甜蜜。
因此，当顾方舟再次踏上苏联的土地时，接待他的官员，不再有当年的热情和真诚，即便是一些对时局并不了解的苏联人，对他们也是满脸的提防和谨慎。
同行的另外三位年轻的科学家也对苏联人的态度恼怒不已。但是，顾方舟深知自己肩负着国家交付的任务，怎能因个人受了冷落而弃责任于不顾呢？他安慰着那三位第一次来苏联的科学家，嘱托他们不要计较个人的荣辱，只需认真考察。 不料，刚到苏联血清疫苗研究所，所长就给了他一个下马威。
他对顾方舟傲慢地说：“顾，有些事我要给你说清楚。根据中苏协议，你可以来这里考察，但是有些东西是保密的，不能透露给你的。”
顾方舟一听，就知道这个所长有意让自己难堪，自己若唯唯诺诺，反而露了怯。他用一口熟练的俄语毫不客气地反问道：“所长先生，请问我来这儿考察，什么东西是可以透露的，什么东西不能透露？”
研究所所长丝毫没有料到顾方舟竞能有礼有节地反击，一时间愣在了那里，说不出一句话来。根据中苏协议，研究所所长需毫无保留地介绍疫苗的研发、生产情况，他只是吓唬吓唬顾方舟等人让他们知难而退而已，又怎么能真的承认有“不能透露”的？研究所所长只好承认自己的“口误”，向顾方舟道歉。
顧方舟便开始了他的考察。
比起8年前刚来苏联时的手足无措，如今顾方舟已经驾轻就熟了。尽管苏联并没有直接从事死疫苗的研发，但他们有大量关于死疫苗研发和生产的资料，足以满足顾方舟一行的需求。
脊灰的防御有两道防线，第一道防线在肠道，第二道防线在血液。第一道防线能够防止人感染病毒，第二道防线能防止侵入的病毒产生毒力。
但是，死疫苗只能产生血液免疫，不能产生肠道免疫。也就是说，Salk的疫苗只能保护已经感染病毒的患儿不发病，但不能阻止脊灰病毒在人群中的传播。
Salk疫苗需要注射3次，每隔一个月注射一次，有时甚至需要注射4次，每次的注射费用都很高昂（高达5美元），这对政府来说是笔沉重的负担，这对幅员辽阔、当时财政拮据的中国来说，简直是不可想象的。
此外，中国也没有生产死疫苗的能力。生产死疫苗所需的“199培养基”，国内尚无厂家生产，全部需要进口，价格十分昂贵。就连最普通的、高纯度的蒸馏水，虽能保证科研用，但无法进行大规模生产……
顾方舟对得到的信息忧虑重重：如果这样，即使完全掌握了死疫苗的生产工艺，国家也无力承担如此庞大的开销。
于是，他便开始频繁接触苏联研究所的科研人员，以前的苏联同学更是他重点了解的对象。功夫不负有心人，他得到了一个令他兴奋不已的消息：世界上不仅有死疫苗，还有活疫苗！
原来，美国人也意识到了死疫苗存在的问题。在Salk研究死疫苗的同时，美国同时有三个研究小组在研究减毒活疫苗。其中，Sabin教授用了9000只猴子、150只猩猩进行研究，发现了脊灰病毒的致病机理，所制得的疫苗毒力低且稳定，获得了初步认可。
我国要用活疫苗
此时的莫斯科正值秋天，是一年中最美的季节，整个城市仿佛置身于森林之中，幽深的树木和繁华的街道相映成趣。顾方舟的心情是愉悦而急迫的，就像一个刚买到画笔的画家，迫不及待地寻找可以作画的画纸，又像一个有了灵感的作家，恨不得把所有的想法立刻书写出来。
顾方舟得知莫斯科正在召开脊髓灰质炎疫苗国际会议后，立刻赶了过去。
在会上，支持活疫苗的人与支持死疫苗的人进行了激烈辩论，双方各不让步，让会议一度陷入僵局。在他们的争论中，顾方舟了解到这两种方法的优劣性：死疫苗昂贵、效果不佳，但安全;活疫苗便宜，但有效性和安全性尚未证明。
顾方舟敏感地意识到，这个是关于疫苗生产的技术路线的问题。两种疫苗代表了两种技术路线。若决定用死疫苗，虽可以直接投入生产使用，但国内无力生产：若决定用活疫苗，成本虽只有死疫苗的千分之一，但得回国做有效性和安全性的研究。
顾方舟判断，根据我国国情，只能走活疫苗路线。他一刻都不敢耽搁，一散会就立即赶回住处，往国内写信汇报在苏联的考察情况。
在信的结尾，他加上了自己的判断：我国不能走死疫苗路线，要走活疫苗路线。
写完汇报信后，他立即向大使馆奔去。他知道自己手中这封信的分量，也许从这封信开始，就有千千万万的家庭不再受脊灰的威胁了！
顾方舟是向时任中国医学科学院副院长的沈其震汇报的。沈其震是中国科学院第一批院士，做事干练，战争时期帮助共产党搞到了大批医疗物资，解放后一手创建了中央卫生研究院（后改名为中国医学科学院），并在逆境中迅速打开了局面，是一个又红又专的技术干部。他曾在访问苏联期间，与顾方舟见过面，顾方舟是他的随团翻译。
沈其震收到顾方舟的信后，立刻召开党委会讨论，并将情况汇报给了卫生部。卫生部给苏联保健部打了电话，希望能更多地了解两种疫苗的情况，苏联保健部却敷衍道：“你们的顾方舟不是在我们这儿吗？你问他去吧！”
于是，顾方舟收到了这样的回信：支持你的建议，但两种疫苗都要了解，回国汇报。就这样，顾方舟的任务，从了解死疫苗生产工艺，变成了死疫苗、活疫苗都要了解。
到哪里了解活疫苗呢？这个对他暗暗提防的血清疫苗研究所是生产死疫苗的，再待下去也不能有更多信息，只能另寻他处了。他的思路很快延伸到Sabin教授赠送的疫苗上。
疫苗送给了谁？顾方舟带着疑惑，询问了苏联的朋友。令他十分惊讶的是，得到Sabin疫苗的苏联科学家不是别人，正是苏联医学科学院脊灰与病毒性脑炎研究所的丘马可夫教授，自己留学苏联期间的导师！
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这令人愉快的消息一扫连日来的疲惫，让顾方舟身心都舒畅起来。他的心已经飘到了研究所，回想着当年与导师和同学们一同实验的场景。
他马不停蹄地赶往苏联医学科学院。门口的那棵高大的白桦树好像早在等待故人了，粗大挺拔的树干像铁臂似的伸向天空，宛如阔别了多年的老友与之招手。
顾方舟得知，丘马可夫教授正在国外开会，没法与他见面了。但他和丘马可夫教授取得了联系，恩师二话没说，大方地将Sabin原制疫苗赠送了一些给他，还担心他不够用，又多送了3000人份苏联自产的活疫苗。
这份饱含苏联朋友深情的礼物，让顾方舟深受感动。 离开研究所后，顾方舟激动的心渐渐平复下来。随之而来的又是一个新问题：Sabin疫苗需要冷藏保存，而自己并无冷藏设备，时间久了疫苗会失效。然而，还有数日才是规定的回国日期。怎么办，难道在这里空等吗？
他立即与同行的科学家们商量。讨论后，他们一致决定：申请提前回国。
1959年9月，一架飞机从莫斯科出发，飞向了中国。
白手起家做实验
回到北京的顾方舟，就如上紧了发条的钟摆一样，一刻不停地展开了研究。
他成立了研究小组，试图探究Sabin疫苗的有效性和安全性。小组汇集了一批年轻的科学家，同他一道访问苏联的三位科学家也加入进来。
这些科学家们大多来自中国医学科学院和北京生物制品研究所。中國医学科学院是顾方舟工作的地方。北京生物制品研究所早在五四运动时期便成立了，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国家卫生防疫和血清疫苗研究与生产的专门机构。
为了让所里的知识青年尽快熟悉业务，顾方舟联络组织报告会。据当时学习班的成员陈统球回忆，进入实验室之前的培训“非常严格”：
进实验室之前需要正规训练。我们去的时候分了十几个同学一起听课。一般下午听课，上午就做实验。每个礼拜，顾大夫两边跑，一方面到北京所参加小儿麻痹研究，一方面在这边做临床观察、做病毒分离和鉴定。他每个礼拜至少来这里一两次。当时顾大夫身兼数职，什么都管，他工作勤勤恳恳，非常认真负责的，很多关键事情都由他来把关。
顾院长没有架子。我第一次见他时还有点怕他，慢慢地就觉得很好相处。他从来不发脾气，所以大家都喜欢跟着他，都听他的。另外，大家都很佩服他，尊重他，因为他确实有真才实学，非常能干。
另外，由于青年们几乎都不会查文献、写论文、作报告，顾方舟就亲自教导他们，帮助他们练习、修改。就是这样，一棵棵小树苗在他的荫庇下成长起来。
1959年12月，经卫生部批准，中国医学科学院与北京生物制品研究所协商，成立脊灰活疫苗研究协作组，顾方舟担任组长。
然而，顾方舟的临床研究完全可以用“白手起家”来形容——国内对研究药物几乎一无所知，相关规定一片空白，能够让他参考的例子少之又少。事实上，直到改革开放后，卫生部才匆匆制定了新药的临床研究指导原则，而在顾方舟的年代，一切都要从头做起。
经过慎重思考，顾方舟制订了两步计划：疫苗安全性检定和临床试验。
疫苗安全性检定方面，顾方舟的目光锁定了恒河猴。猴是最接近人的高等动物，用猴做实验得出的结果，对临床用药的指导意义最大。
顾方舟的工作，就是给猴注射疫苗，观察疫苗是否安全。由于担心疫苗会和病毒一样，造成脊髓灰质的损害，因此，猴脑和脊髓的临床及病理变化是顾方舟观察的重点。首先得知道健康猴的脑和脊髓结构。他们找来几只猴，解剖后，便开始做病理切片，在显微镜下观察结构。
每天，顾方舟和同事们都要制作几百张切片，观察猴脑和脊髓各个部分的情况。虽然病理切片工作枯燥而无味，但顾方舟仍投入了十万分的热情和精力，将每一段脊髓的样子都熟记在心。
了解了猴脑和脊髓的正常结构后，就要着手做实验了。顾方舟采用了两种注射方法，一种是脑内注射，一种是脊髓内注射。
脑内注射就颇不容易，需要两个人合作，一个人要牢牢地按住猴，防止它因疼痛而挣扎，从而导致注射的失败：另一个人从猴的头项扎入一根针头注射。针要穿过头盖骨，准确地落在大脑视神经根部一个叫作视丘的地方，这是非常困难的——即便猴子不挣扎，稍有不慎也会扎偏。猴子不比小白鼠，昂贵得很，每一次失败都意味着不小的损失。
所以，顾方舟和同事们在做这个实验时都万分小心。
顾方舟将143只猴分为9批，向它们的脑内注射疫苗。随后，便进入为期一个月的观察期。
在这一个月的观察期中，顾方舟和同事们对这些猴子格外关心。他知道，只有猴子安全无恙，他才能进行下一步实验，否则一切努力都白费了。他和同事们彻夜守候在猴子身边，密切关注着猴子们的一举一动，生怕它们有任何不适。
到了观察的第17天，他们最害怕的事情还是发生了。有一只猴子的右腿发软，站不稳了，直到28天观察期结束时才有所恢复。
怎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顾方舟迫使自己冷静下来，展开了缜密的分析：如果是疫苗毒力返祖，那么猴子应该是有类似脊髓灰质炎的症状，但观察显示这只猴子只是腿有点发软而已，似乎并不是疫苗毒力返祖。
另一方面，如果疫苗出了问题，同一批次的其他猴子也可能会有类似症状，但事实上其他猴子安然无恙。
这些分析表明，并不是疫苗有问题。那是哪里出了问题呢？
顾方舟经过仔细思考，觉得最大的可能是注射时没有严格遵守无菌操作流程，导致猴子的神经系统被感染，这完全可能导致猴腿发软。
有了线索，顾方舟立刻对这只猴子进行解剖，来验证自己的判断。病理检查发现，它的大脑和脊髓有多个截面显示感染迹象——这个结果证实了顾方舟的判断。
他们信心满满地开始了动物实验的第二步：脊髓内注射。
顾方舟细致地分析了实验情况，认为脊髓内注射结果的随机性太大，取决于太多的因素，比如操作人员的技术水平、针头的大小、注射的速度，很难控制统一，即使多次重复操作，也难以取得满意的结果。而国外的资料显示，脊髓内注射技术是全世界的难题，尚未研究出成熟可靠的方法。
在查阅大量资料、进行充分讨论后，顾方舟认为，脊髓内注射的失败不能说明疫苗不安全，在现有的技术水平下，很难完美地完成脊髓内注射试验，他们不应该再在此投入过多的精力。
脑内注射的成功已经能够证实疫苗的安全，完全可以进行临床试验了。
以身试药
按照顾方舟设计的方案，临床试验分为I、II、Ⅲ三期。 顾方舟的斗志再次燃烧了起来。他和同事们斗志昂扬地进入了最后的攻坚战：疫苗的大规模生产。然而，当他们铆足了劲决心大干一番时，却发现一切都比想象中的要艰难得多。
建设生产基地
早在1958年，卫生部派顾方舟去苏联考察脊灰死疫苗的生产情况前，政府就考虑到了疫苗的生产问题，决定在云南建立猿猴实验站，并将这项任务交给医科院副院长沈其震负责。那时，沈其震还不知有活疫苗，故而筹建的是死疫苗生产基地。
1958年9月，在顾方舟的陪同下，沈其震将医学生物研究所选在了云南昆明西山区的一个山沟中。1959年1月，国家卫生部批准正在筹建的猿猴实验站改名为医学生物学研究所，以此作为我国脊灰疫苗生产基地，并在云南省正式成立了筹备处，负责研究所的筹建工作。
在昆明玉案山上，有一座防空洞，防空洞在半山腰上，从山脚看去，洞口茂密的树枝恰到好处地遮住了它的影子。洞内有两三个人高，很是宽敞。这座防空洞是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挖的，它见证了一段屈辱与抗争的历史，后来，它被慢慢废弃了。草木渐渐爬进洞里，泥水和沙石渐渐隐没了它的土地，当它以为这辈子再也难闻人声时，一群工人却住进了这里。
他们是沈其震派到这里修建脊灰疫苗生产基地的建筑工人。
来昆明前，像大多数的国人一样，他们对昆明的唯一印象就是“四季如春”。可万万没想到，刚下火车，迎接他们的就是漫天大雪，让他们连打好几个冷颤。他们可是连避寒的衣物都没准备就来了，能不冻得直哆嗦吗？
来不及适应这里的气候，他们就立刻投入到生产基地的建设中。但他们很快发现，所面临的困难远远超出了他们的想象。
首先，是设计上的困难。当时，北京的设计部门人力紧缺，仅首都的设计任务就已让他们忙得团团转，根本无暇承担生产基地的设计任务。在顾方舟的多方协调下，云南省设计院最终承担了此项任务。
第二，交通运输的困难大到几乎难以想象。他们需要在山上建起一座座房子，所需要的钢筋建材，昆明几乎都没有，所有的材料只能从千里之外的北京运过来。运到火车站以后还要拖到山里。怎么办呢？沈其震想出了一个办法：用马车运。
于是，从火车站至玉案山的路上，人们看到了这样一幅场景：一队马车驮着大批的建筑材料，浩浩荡荡地走在泥泞的路上——这条路也成了名副其实的“马路”。这样的场景看似有趣却饱含辛酸：这条路又远又难行，泥泞不堪，单靠这些马车运送成百上千Ⅱ屯的物资，是多么庞大的工作量啊！
更为艰难的是，纵然是效率低下的马车，也只能将货物运到玉案山脚下的海源寺，再也无力向上爬了。于是，这些货物自然要落在小伙子们身上——靠人力背上山去。
玉案山的小伙子们咬着牙，将砖石、钢筋背在自己湿透了的后背上，再向前几步，放到自制的小推车中，然后躬着身子一步步往上爬。这200米的高度，从盘山小路运上去，竟要走上四五公里，一趟运下来就腰酸背痛了，顾不上休息，就要匆匆下山，再运第二趟。一天下來，衣服都湿透了，有时候衣服竞能结上冰碴，真是说不出的难受。
除了运输艰难，物资也十分紧缺。
从北京运来的材料，对建设庞大的生产基地来说，只是杯水车薪、九牛一毛。就拿最常用的水泥来说，北京只提供200袋，也就是10吨，相当于仅能勉强在农村盖一个90平方米的土房子。至于钢材、木材，更是捉襟见肘。顾方舟不得不四处奔波，请求各个可能有资源的单位资助一些，东拼西凑才勉强凑足了数。
而生产、实验所需的科学用品，比这些建材还要难找百倍。比如实验中最常见不过的培养瓶，也要跑去千里之外的上海购买。有些科学用品买不到，需要调配，更是需要动用各种关系、历经各种曲折才能搞到。当时的工作人员王志安后来回忆道：
当时的脊髓灰质炎疫苗冷库因为缺乏氟利昂，几乎快保持不住低温了。当时我们非常焦急，如果再不搞定氟利昂，我们生产的疫苗就都废掉了。
所里派我去北京购买氟利昂，要求我无论如何也要把氟利昂搞来。我来到北京后，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根本搞不来氟利昂，急得没办法，真是要掉眼泪了。
后来有人给我出了个主意，让我找周总理试试。我说，我怎么能见得到总理？那人说，你去打电报，十万火急告急。我就到了邮电大楼拍电报。邮电局的年轻小伙子说：“你就这点儿事情找周总理？周总理多忙啊，不给你发！”
我说：“周总理是到过我们所的。而且，如果我们所的疫苗坏了，整个国家的小儿麻痹病人都得不到治疗，你可要负责任！”
后来他们也没办法，只好给我拍了电报，发到周总理办公室去了。晚上我接到了周总理办公室的电话，让我去铁道部找某个人。第二天我去了铁道部，就把这个问题解决了。
至于一些更高档的材料、试剂，比如消解细胞用的胰蛋白酶、培养细胞的培养基，都需要从美国进口。那时抗美援朝刚结束，中美尚处于敌对态势，几乎是不共戴天的敌人，美国对中国实行禁运，中国在美国出口管制分组中被列入管制最严格的级别组（Z组）。顾方舟跑前跑后，通过各种关系，才辗转买到这些实验用品。
有些实验设备连进口都无法解决，只能国内试生产。各种各样的困难在今天几乎是难以想象的。
令人欣慰的是，昆明人民热情、善良，听说他们是生产小儿麻痹症疫苗的，都提供了力所能及的帮助。省委的一位处长想尽办法帮助他们弄到汽车、汽油;医院的医生、护士听说这里缺人建实验室，也很乐意前来帮忙。当地人的帮助，让大家心里暖暖的。
听说了昆明的困难情况，沈其震沉吟许久，给顾方舟拨了电话。他直接而又诚恳地问顾方舟：“你要说句实话，这个到底能不能干？”
他诚恳而坚决地回答道：“困难是有的。但是，这些困难是可以克服的！”
然而，此时的情况根本不容乐观。中苏关系几乎全面恶化，苏共总书记赫鲁晓夫一怒之下，撤走了全部援华专家，仪器、资料能带走的带走，不能带走的就地销毁。原本苏联答应帮助建设生产基地，但一夜之间背信弃义，一张图纸都没留下就拍拍屁股跑了。 屋漏偏逢连夜雨，船迟又遇打头风。1959至1962年，恰是三年困难时期。“大跃进”和恶劣的自然环境，让这三年成了新中国成立以来最为艰难、最为惨烈的三年。
顾方舟和同事们的生活也非常拮据。令顾方舟心疼的是，每天都有员工眼巴巴地望着他，对他说：“所长，我饿……”然而，当时粮食是买不到的，只能等着国家分配，而国家分配的数量又少得可怜——男同志每天才一斤大米。每天做着粗活、重活，又没别的东西可吃，光是一斤大米哪里够？更何况这一斤大米还吃不全——每天只能吃9两，多出的1两要存起来，作为战备。
莫说是顾方舟，即便是当时全国的核心项目原子弹的研发人员也天天饿着肚子。
在困难时期，顾方舟和同事们一起面对困难，作为领导，他对同事们体贴入微，吃的苦头甚至更多一些。当时顾方舟的下属赵玫回忆，他到所里报到的那天，所里只有一辆老的破丰田车在修。顾方舟对赵玫说：“你在昆明住几天吧，这辆破丰田不知道什么时候修好，过几天去接你。”
但是，赵玫第二天早上就去报到了。他一大早出发，走到花红洞已经是吃晚饭的时候。当时没有东西吃，1961年本来国家就困难，北京咸菜都定量，昆明在那山沟里，简直苦死了，什么也没有，只能在山上吃野菜。吃到一半的时候，突然“哇”的一声人都跑了，赵玫以为出了什么事，一看原来是打菜师傅说每人再来一勺野菜。
那里的环境也很荒凉。有狼叫、有豹子跑……有人还曾看到豹子进到托儿所的院子里面去。但是顾方舟就在那立住了脚，带领大家站住了。
北京所里有个年轻人带着5个月大的孩子来做科研。孩子要吃米粉，没有锅，没有火，没有柴，他拿一根小勺在食堂的大灶跟前，煮米粉给孩子吃。他抱着孩子蹲在灶前，拿勺搅一搅，勺子一下子掉了，他就坐在那哭起来了，正好赵玫从那里经过，看着心疼得不得了。
礼拜天早上九点、下午四点开饭。山上的生活很枯燥，每个周末有一次联欢。顾方舟歌唱得好，他们还一起做游戏。赵玫回忆，顾方舟跟员工是一样的，没有领导的架子。干起活来，顾方舟也带头，挑东西、搞卫生之类的体力活他也干，而且什么累他干什么，都带头干。
一次，猿猴室发生了骚乱：一个饲养员饥饿难耐，竞打起了猴粮的主意，偷的时候被发现了。他被群情激奋的群众扭送到顾方舟面前。
顾方舟打量着这个身高一米八的大小伙子，他皮肤蜡黄，嘴唇没有一点血色，顾方舟心里就软上了一分。他问道：“你为什么要偷猴粮？”
小伙子低着头，两手摆在身前，不知放哪儿好。巨大的羞耻感和恐惧感，让他的心颤动不已。许久，他才嗫嚅道：“我……我饿……”声音小得几不可闻。
顾方舟心里一阵难受。一米八高的大个子，光是那点粮食怎么吃得饱？和畜生争粮食，疼的是人心啊！他摆摆手，温和地教育了他几句，就让他走了。
9个月后，有19幢楼房，面积达13700平方米的疫苗生产基地终于建成了。生产基地红瓦黄墙，掩隐在玉案山葱郁的树林中。
猕猴繁殖园用高大的墙围了起来，只有一个狭窄的铁门可以出入。猕猴是大家去西双版纳的密林里抓的，在当地人的帮助下，他们在蚊虫密布的老林中，花了一两年才抓到这些猕猴，现在想来，真是辛酸而有趣。每天，饲养员都要给它们喂水果，猴子间争食的场景，总让人忍俊不禁。
疫苗生产楼是这里的主楼，高大威严，两根石柱似有无穷的力气，将这幢楼撑得笔直。两柱之间挂着一面大钟，提醒着进出的人们惜时。看着这面钟，顾方舟不禁想起家乡宁波鼓楼上的大钟，两地相距甚远，却是一致的时间，一同向前迈进着。
丛林中捕猴
实验动物科学，是一门以实验动物资源研究、质量控制和利用实验动物进行科学实验的综合性学科。
经过多轮讨论，顾方舟等人选择了猴肾组织来培养脊灰疫苗，这与Sabin教授采用的方法类似。既然选用了猴肾组织，自然需要猴子了。顾方舟所用的猴子，叫作恒河猴。
恒河猴又叫猕猴，是我国最为常见的猴类，它们适应性强，容易驯养繁殖，生理上与人类接近，因此一直是科研中比较理想的实验动物。
但即便是常見的猴类，也生活在山林中，而在首都北京，哪有足够的猴子供疫苗生产使用？临床试验时所提供的疫苗已是竭尽北京的全力，实在无法再扩大生产了。
怎么解决猴子的来源问题？大家把目光投向了祖国的南方——云南。在西双版纳的茂密树林里，有数万只猕猴，云南的猕猴数量比广西、海南等地的还要多很多。若是抓一些回来饲养，就能够满足生产的需要了。
1959年3月，顾方舟组织了一支捕猴队，到边疆地区调查云南的猿猴情况。初步调查后，他了解到边疆地区有4种猿猴：恒河猴、熊猴、巴斯叶猴（恢猴）和平顶猴。顾方舟等人发现，以上猿猴的分布地区甚为广泛，一般分布在边疆等人烟稀少的山区，特别是在西双版纳密林中。
1959年10月，顾方舟派人到临沧专区、大理自治州等地，再次进行猿猴的调查了解工作。
根据两次调查结果，顾方舟确定了猿猴的分布区域。顾方舟请示上级后决定，在猿猴分布较广的西双版纳地区开展捕猴工作。
当时，猴子的活动给当地农业造成了很大破坏，农民已视猴群为当地一害。比如，顾方舟等人亲眼看到一块约8亩的玉米地遭到猴子的破坏，损失达800斤。在临沧专区耿马县孟撒区，农民反映每年遭猴群破坏的玉米损失达2万斤。因此，顾方舟组织的捕猴工作受到了当地群众的热烈欢迎。
首先摆在顾方舟面前的问题，是要选择合适的捕猴方法。当时，当地农民在与猴群的长期“斗争”中总结出不少捕猴方法。顾方舟等人几乎尝试了每一种方法。最后，创造了双圈捕猴法。采用双圈捕猴法后，捕捉一只猴子的时间缩短为7天，大大提高了工作效率。顾方舟等人以专业团队和群众相结合的捕猴工作方法，用一年时间共捕猴460只，圆满完成了捕猴任务。
猿猴饲养管理工作也是一项艰巨而又复杂的任务，对当时的中国来说，这是一个崭新的课题。 起初，顧方舟等人对猿猴的生活习性、生理病理状态、饲养管理等方面缺乏经验。有的工作人员不敢接近猿猴，对一些凶猛的猴王更是畏怕而不敢捕捉，有的工作人员甚至认为养猴子“没有前途”。在这样的情况下，要想将生长在深山密林、吃野生食物、习惯热带气候生活的猴子捉来关在猴房里，无疑是非常困难的。
科学饲养
在困难面前，是前进还是后退？这就出现了两种思想斗争。为了做好工作人员的思想工作，顾方舟亲自示范抓猴以打消大家的畏惧心理。据当时的工作人员陈统球后来回忆：
我去了之后第二天顾老就来看我们了。他个子高高的，非常和蔼可亲，给我的印象是很平易近人的，很好接触。过了几天给猴子做实验，我们虽然是昆明去的，但是也没有抓过猴子，第一次抓猴子，不知道怎么抓。我有一个同学抓猴子，一抓猴子就跑了。大家没辙了，说：“顾大夫，顾大夫，猴子跑了怎么办？”
他说：“不要紧，大家坐着不要动。”然后他穿上白大衣，就冲过去把猴子直接按住了。
我们那时候每天晚上要工作到夜里一两点。那时候就做这个，我们刚刚去就按他的规定，看着他们做，先看懂了，再自己操作。
顾方舟做了长达半年的工作后，初步摸索到了一些管理猿猴的经验。
当年夏天，很多猴子死于不明原因的传染病，最终证实是死于痢疾。经过7个月饲养管理工作的实际摸索，顾方舟等人终于基本保证了猿猴的健康，将饲养猴群的传染病发病率由起初的36%降低为1%。猿猴饲养水平得到很大的提高，为今后大批饲养猿猴打下了初步基础，为疫苗生产和科学研究提供了物资保证，同时为生物学方面的研究工作初步积累了资料。有些猴子甚至还出口国外实验室，“为国争光”了呢！
又见总理
虽然昆明的生活艰难重重，但只要一投入工作，顾方舟的心就宁静了下来。那一次次重复的操作，在别人眼中枯燥无聊，对他来说却是极有魅力、极有召唤力的。那里有祖国的多少期盼啊！在晨光熹微中，他匆匆来到实验室，开始了一天的工作。当他拿起试管，那些饥饿和痛苦，便像天边的云雾那样，离他很遥远、很遥远了。
那几年，他学术成就颇丰，发表了二十余篇论文，他主编的《脊髓灰质炎活疫苗研究资料汇编》几乎囊括了国内外对脊髓灰质炎活疫苗的全部研究。他研究了活疫苗在肠道内的繁殖动态，发现病毒繁殖最旺盛时期为服疫苗后7～14天。
疫苗能维持人体免疫力的时间，也是疫苗的重要特性。顾方舟发现，活疫苗至少能维持三年的免疫力，三年后，部分儿童免疫力下降，可能需要再次免疫。
猿猴脑内注射实验的判定标准，是一直困扰顾方舟的问题，这一问题关系到生产出的疫苗的安全性检验。在北京时他们就开展了相关实验，但因猿猴数量有限、时间紧张，进展甚微。来到昆明后，顾方舟和同事们做了更多、更详尽的研究，终于制定出了活疫苗脑内试验判定标准，以判定生产的疫苗是否合格。
他们将原倍和10倍稀释的疫苗注射进猴脑，共20只猿猴，观察期为一个月。如果有两只猿猴出了问题，其中一只出现特异性麻痹，另一只有脊灰病变，则这批疫苗不合格。只有当未出现肢体麻痹症状，也没有脊灰病变，或者仅有一只猴有轻微病变时，这批疫苗才被判为合格。在一些特殊情况下，允许重新进行试验，称为重试。若重试正常，则可改判为合格，否则仍是不合格。
经卫生部生物制品委员会讨论修改，《脊髓灰质炎口服活疫苗制造及检定暂行规程》和《脊髓灰质炎口服活疫苗制造及检定操作细则》正式批准执行。这是我国根据自己的研究成果制定的脊灰活疫苗制造和检定规程。它指导了后来20多年、数十亿人份疫苗的生产和检定。
1960年的春天，周总理来到了昆明。
周总理是在去缅甸访问的途中路过昆明的。
路过昆明的周总理，在时任云南省长的刘明辉、外交部长助理乔冠华的陪同下，来到了疫苗生产基地。周总理视察得格外仔细、认真。他弯着腰，细细看着每一样设备，认真听着科研人员的介绍。
第二次见到周总理的顾方舟，内心充满了激动。上一次见面，是在即将赴苏联留学时，距今已经10年了。
顾方舟陪同正在视察疫苗的总理说：“周总理，我们的疫苗如果生产出来，给全国7岁以下的孩子服用，就可以消灭掉脊髓灰质炎！”周总理听了，直起身子，认真地问道：“是吗？”“是的！”顾方舟拍着胸脯道，“我们有信心！”
周总理开心地笑了，打趣道：“这么一来，你们不就失业了吗？”
顾方舟也被总理的情绪带动起来，他紧张的心放松下来，说道：“不会呀！这个病消灭了，我们还要研究别的病呀！”
周总理拍了拍他的肩膀，赞许道：“好！要有这个志气！”总理又来到了离心间，对这里产生了浓厚兴趣，驻足不前。
顾方舟赶忙介绍：“总理，这里是离心间，是用来分离比重不一样大的物质的。”
周总理点了点头，问道：“这里的仪器是进口的吗？”
顾方舟自豪地说道：“这里的大多数仪器，都是国产的！”
周总理笑了笑，走到了正在工作的离心机前。他又问：“这个离心机呢？”
周总理指的这台离心机，恰巧是德国生产的。离心机通过高速旋转达到离心效果，现在我们选购洗衣机很在意电机，电机越强、一次洗的衣服越多，与之类似的是，功率对离心机也非常重要。顾方舟曾经试图用国产的离心机，但试用之后发现国产离心机功率太小，而顾方舟之前从苏联带回来的那台又无法满足生产需要，只好费尽心思从德国进口了一些。”
顾方舟低下了头，小声说：“这台离心机是西德生产的。”周总理又细细看了一眼，叹道：“这西德的离心机，还是比国产的要好一些。”
顾方舟心里挺难受，为什么我们国家就不能生产一台好的离心机，让总理感到欣慰呢？
似乎是周总理带来了春风，此后几年，李先念主席、朱德委员长、陈毅副总理先后视察了这个山沟里的研究所。陈毅来时，大家想起了当时未能与周总理合影的遗憾，就大着胆子，要求和陈毅合影。
“健康对于生命，犹如空气对于飞鸟，有了空气，鸟儿才能展翅飞翔。珍惜生命，爱护健康。”这是顾方舟给世界和他最爱的人民的深情寄语。
顾方舟是我国著名的医学家、病毒学家，194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国家荣誉“人民科学家”获得者。20世纪50年代，在我国脊髓灰质炎（俗称“小儿麻痹症”）肆虐的情况下，他临危受命，开始脊髓灰质炎的研究。1960年带队成功研制我国第一批脊灰减毒活疫苗500万份，并于1962年研制成功脊灰糖丸活疫苗。由于糖丸活疫苗在全国推广应用，我国在2000年完全消灭脊髓灰质炎。
“人生为一大事来，做一大事去”，这是顾方舟人生的最好写照。
年少失怙
20世纪二三十年代是近代宁波建设史上的一个标志性时期，是宁波真正走上近代化道路的重要阶段。那些小桥流水、泛舟湖上、三秋桂子、十里荷花的江南秀美景色，正受着近代化的剧烈冲击，逐渐被颇富新意的市政设施取代。疏浚河道、填河拆桥、修筑堰坝、铺设铁路、修铺公路、大建市政，红红火火的局面，让这座城市有遍洒希望之光的感觉。
然而，34岁的周瑶琴却面临痛苦的选择。
“顾家嫂子哎！你一个人，怎么养活这4个小孩嘛！早点改嫁吧！”邻居大妈善意的劝解犹在耳畔，梗在心头，让她犹豫不已。
周瑶琴的丈夫顾国光，两年前不幸去世了。顾国光是个沉静而温和的人，在几张与周瑶琴的合影中，他都梳着时髦的“三七分”，穿着整洁干练的西装，胡子刮得干干净净，很是英俊。他总是站在周瑶琴身后，露出安静的微笑。
1933年出版的《中国实业志（浙江省）》按照货物聚散与进出关系，把浙江分为四大经济区，宁波经济区是仅次于杭州的第二大经济区，宁波海关自然颇为重要。因此，年轻的顾国光工资颇为丰厚，足够养活一家人。
1930年，而立之年的顾国光在一艘非洲来的货轮上做外勤时，一只酷似蚊子的小虫子咬了他一口。
起初，顾国光只是觉得叮咬处有点痒，也没放在心上。谁知几个月后，他突然发烧了，寻常的药吃下去怎么也不退烧。心里发慌的周瑶琴和顾国光急忙忙地赶到大医院，医生严肃地告诉他们，顾国光得的是黑热病，罪魁祸首就是当初咬他的虫子，一种叫作白蛉的吸血昆虫。
黑热病是一种寄生虫病，由白蛉传播，主要的症状是发热和脾肿大。14世纪，黑热病曾肆虐欧洲，短短5年，竞导致欧洲1/3的人口死亡。而在中国，黑热病在解放前一度位居死因的第二位，可见其凶险。
惊慌不已的周瑶琴赶紧将已气息奄奄的顾国光送到了北京，期盼大城市的大醫院能挽救丈夫的生命。可丈夫此时已病重垂危，医生纵有回春妙手，也难以救活他了。
顾国光去世后，留下4个年幼的儿子——顾方乔、顾方舟、顾方方、顾方奎，还有他年幼的弟弟——顾国梁。往日，顾国光就是家里的顶梁柱，如今顶梁柱塌了，养家糊口的重任落在了周瑶琴一个人身上，家庭一下子陷入困顿。
好在海关赔付了400元保险金——这在当时是非常可观的数目，相当于一名警察三年的工资，可以在市场上买到700斤猪肉或6000斤大米。若按现在的生活水平算，相当于十余万元人民币。
饶是如此，用这笔钱抚养一家6口，还是有些捉襟见肘。
为了养活这些孩子，周瑶琴坚定了在心头盘绕已久的想法：辞去教师之职，去杭州学助产。
离开母亲的两年，小方舟饱受着思念和委屈之苦。盼了两年，母亲终于毕业了。
立志当医生
“妈妈，你在干什么？”看着母亲用棉布包裹着剪刀、钳子，顾方舟好奇地问。
“我在给器械消毒，不然会有细菌、病毒传染的。”母亲一边答着，一边将棉布包放进蒸笼里，又添了些柴火。在柴火的噼噼啪啪声中，水很快烧开了，白腾腾的雾气从锅口散开来，让顾方舟想起宁波氤氲的空气。
在亡夫故友的帮助下，1934年，助产技术学成归来的周瑶琴带着全家搬到了天津，顾方舟也转入天津的小学。周瑶琴挂牌开业，成了一名助产士。全家老小都要靠周瑶琴挣钱养活，孩子们的教育支出也是压在周瑶琴肩头的一个沉重负担。
好在天津城里宁波人很多。“宁波帮”的家眷是周瑶琴助产医院的主要服务对象，在他们的帮扶下，周瑶琴渐渐能勉强维持全家生计。
天津租界以英租界为主。周瑶琴的助产医院开在天津的英租界里。这些金发碧眼、人高马大的洋人，在英国还是彬彬有礼的绅士，可到了这个“国中之国”，就成了不可一世的“洋鬼子”。在租界里，他们是高人一等的上等人，警察沦为维护他们统治的工具。一次警察来勒索，恰巧被顾方舟看见。粗野的言辞从衣冠楚楚的警察口中说出来，让顾方舟异常愤怒。警察走后，周瑶琴叹了口气，摸着他的头说：“儿子，你要好好读书，要争气。长大了，你要当医生。当了医生，我们就不用求别人了。”
在这个国无国格、民如丧家之犬的年代，哪有真的能扬眉吐气的职业？但在十多岁的顾方舟听来，“不用求别人”有着多么大的吸引力啊！
1937年7月29日，日本开始攻打天津。飞机在天津上空一圈圈打转，轰鸣声不时为爆炸声和火光所打断，一时间尸骸纵横，满眼皆是残垣断壁，数十万百姓无家可归，天津沦为一座人间地狱。
顾方舟一家住在英租界，这里是汹涌大海中的一片孤岛，享受着孤独的和平。尽管顾方舟无需担忧自己的性命，但天上是战火炮弹、地上是同胞的奔走哀号，已开始懂事的他尝到了当亡国奴的滋味。
北大生活
1944年的夏天格外舒爽，阳光不像往日那般毒辣，而是快乐地投射在大地上。国外，美国的舰队让日本海军节节败退，太平洋战争的结束指日可待;国内，国民党的军队开始了局部反攻，日军已呈颓势。明眼人都看得出来，日军快撑不住了，抗战快胜利了。
令顾方舟一家兴奋不已的另一个消息是：顾方舟以优异的成绩考取了北京大学医学院医学系！ 刚进北大，顾方舟就爱上了这里的气氛。
最让顾方舟喜爱的，莫过于严镜清先生的公共卫生课。严先生毕业于北京协和医学院，后受美国医药团体资助赴美留学，归国后成为享有盛誉的公共卫生专家。严先生高高瘦瘦的，眼眶深陷，眼神中总散发着智慧的光，一口宁波口音更是让顾方舟感到亲切。
严先生的课与中国的公共卫生现状密切相关，令顾方舟震惊不已。从严先生的课上，顾方舟得知，那时的中国，民众每年“枉死之人”在600万左右，鼠疫、天花等传染病“无岁不盛行，无年不杀人”。国民健康状况之差也令人咋舌，“健壮无病、合乎健全体格标准者寥寥无几”，国民政府甚至因此不得不设立一所空军幼年学校，从小培养空军。民为邦本，本固邦宁，而今民众健康状况如此之差，又如何抵御外侮、固国安邦？更令他吃惊的，是严先生讲的一个个事例。小小破伤风夺走大量人命;产妇卫生状况悲惨，病死率居高不下;大量婴儿未经基本卫生保健，还未看清这个世界就匆匆离世……严先生常常讲着讲着，眼眶就红了，学生们也潸然泪下。一次，班上一个女生随老师去河北考察矿工的劳动卫生状况。回校后，她情绪低落、一言不发。同学们对她的见闻很好奇，缠着她讲一讲，她起先不愿开口，禁不住同学的再三请求，一开口竞号啕大哭，边哭边讲矿上的惨状：矿工毫无保障，吃的是阳间的饭，干的是阴间的活。穿着麻袋，鞋破露趾，夜枕砖头，日不见天，有时被包工头打得流血露骨头，病死了就扔到万人坑里……
她边说边哭，周围同学也闻之落泪。偌大的教室里，只有女生的哭诉和同学们的抽泣声。她不知道，她的这番话对一旁的顾方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顾方舟第一次开始对自己的理想产生了动摇。
顧方舟意识到，纵然自己成为一名医生，穷其一生也只能救治为数不多的人，那些活得生不如死的矿工、那些还无缘看到自己的孩子就离世的母亲、那些成千上万乃至成万上亿的贫苦的人们，不还是生活在疾病和死亡的威胁中吗？如果自己能将严先生的理念在这个世上推广，那能救多少人？难以计数！想到这里，顾方舟迷惘的心渐渐坚定：我要做一名公共卫生学家，让更多的人远离疾病、拥抱健康！
中国应新生
日本终于投降了。
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发表投降诏书，宣布330万日军放下武器无条件投降。
然而国内的现实让顾方舟对国民政府彻底丢掉了幻想，转而对共产党产生信心和期望。
1946年，蒋介石为获得美国支援进行内战，与美国签订了一系列协定和条约，大肆出卖中国主权。驻华美军更是横行无忌。仅一年时间，在上海、北平等5座城市，美军暴行超过3800起，死伤3300多人。
12月，两名驻华美军在北平东单操场强奸了北京大学女学生沈崇，引燃了顾方舟和同学们的怒火。顾方舟走上街头，生平第一次参加了大规模游行。他高举标语，听着同伴们将国民党政府喻为“属躬侍奉洋大人的奴才”“不知国家民族，不能保护人民而高高在上的软骨动物”，对国民党的假和平、真内战及媚外外交有了较深刻的认识。他再一次感受到，国民党助纣为虐，无力保护国家和人民，只能带给人民悲痛和屈辱！
愤怒的顾方舟会同北大、清华等1500名学生，参加了声势浩大的“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游行。在潮水般的人群中，顾方舟手持“争自由！争民主！”的标语，大声呼喊。他的声音和一万多名学生的声音汇在了一起，如汹涌澎湃的河流，冲击着国民党反动腐朽统治的大门！
在气壮山河的爱国呼声中，顾方舟深刻地认识到，要求国民党停止内战、实现和平已是不可能，只有打倒国民党，国家和民族才有希望。这一刻，顾方舟浑身上下充满了力量，他突然明白自己毕生追求的是什么。
1947年7月，北医北系学生党组织成立了共产党的外围革命群众组织——民主进步青年联合会，简称“民进”。“民进”在党组织的领导下开展工作，要求党员先把自己周围的积极分子发展为“民进”成员。思想进步的顾方舟很快被党组织注意到，成为第一批加入“民进”的成员。
1948年10月，当北平地下党组织通过已是党员的顾方舟的弟弟找到顾方舟时，他毫不犹豫地加入中国共产党。在北京大学理学院张硕文同志的介绍下，顾方舟郑重地在党旗下宣誓，成为一名共产党员。
我要研究公共卫生
1950年，鸭绿江畔。
一场大雪过后，天地都白得耀眼。偶尔一声鸟啼，伴着踏在蓬松的雪上的清脆脚步声，在这寂静的清晨，显得格外动听。
顺着地上的一串脚印看去，是两个穿着墨绿色军大衣的人。从他们匆忙的脚步和焦灼的神色上来看，他们显然无暇欣赏这静谧的雪景。其中一个人，就是大连卫生研究所的实习研究员顾方舟。
大连卫生研究所主要从事疫苗的研究和生产工作，尤以鼠疫和天花为重，是新中国成立初期东北重要的天花疫苗生产基地，每年能生产4000万人份的疫苗。顾方舟在这里的工作，主要是跟随苏联专家葛洛·毕兹夫人学习。
葛洛·毕兹夫人是苏联来华的技术专家之一。她是一个严谨而又热情的科学家，顾方舟跟随她研究的是痢疾噬菌体。实际上，这是顾方舟第一次系统地接触科研——在校期间，更多的是临床知识和技能的学习。但他勤奋、认真，很快就掌握了研究方法，还在研究中找到了无穷的乐趣。因为他坚信，要是自己的工作能够帮助消灭痢疾，将会造福很多人！
这一年，抗美援朝战争爆发了。中国人民志愿军“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与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作着生死搏斗，战争牵动着全国人民的心。然而，战场上的英雄未必扛得住疾病的侵袭。在艰苦的战争条件下，人的抵抗力本身就会下降，而难以避免的外伤又大大增加了感染的风险，加之美国在战争中大量使用细菌，最终导致很多战士感染了痢疾。痢疾的典型症状是发热、肚子疼、拉肚子，虽然大多数情况不至于死亡，但其广泛地流行严重威胁着战士们的健康，也严重影响了军队的战斗力。因此，在大连研究痢疾的顾方舟被紧急调往鸭绿江畔中朝交界的新义州，负责伤员的痢疾防治工作。 顾方舟每天的工作并不沉重：将自己从大连带来的几箱痢疾噬菌体给患病的战士服用。然而，这却是他第一次走近战场、走入战争。尽管自少年起自己便经历着各种战争，但与伤员的频繁接触仍让他的内心感到震撼：被炮火炸烂的衣服、沾满了血渍的纱布、失去了双腿但强颜欢笑的战士、强忍住痛苦呻吟的英雄……他的内心升起一股雄心壮志：自己一定要做好公共卫生事业，不让祖国人民再承受疾病的痛苦！
谁知，顾方舟刚刚适应这里冰天雪地的生活，就接到了一份电报。电报是组织发来的，上面只有简洁有力的4个字：速回大连。
来这里之前，组织和顾方舟谈话，让他做好长期斗争的准备。顾方舟已准备在这里待上三年五载。而今才一个月，组织就召唤自己回去，这是为什么呢？顾方舟不禁在心里嘀咕：难道是自己犯了错误吗？
组织未向他解释返程理由，他也无从问起，只知要赶紧回大连。他收拾好自己的行李，向同事匆匆告别，便启程回大连。
当时，国家的铁路资源还很稀缺，鸭绿江到大连的铁路没有客运线。顾方舟为早日赶回大连，在志愿军的帮助下，找到一辆货车，钻了进去。
这列货车快速奔驰，货车的最后一节，坐着好不容易才挤上车的顾方舟。火车尖锐地吼叫着，嘶嘶地喷着气，房屋、茅舍、树木、田野……景色迅速向后退去。越往前方，积雪越少，天空晴朗，太阳好像更加温暖了，大自然透露出春天的气息。顾方舟还不知道，一个改变他一生的机会即将到来。
赴苏联学习
原来，组织要派遣顾方舟去苏联留学，读研究生！
从炮火和废墟中走出的新中国百业待兴，决心以苏联的社会制度和经济体系为范本，勾勒一幅崭新的社会蓝图。
作为领导，大连卫生研究所的廖鉴亭所长也很高兴。廖鉴亭是大连卫生研究所的第一任所长，1947年即受中共旅大地委的指派，从日本手中接收了研究所。
廖鉴亭心肠好，很体贴人，研究所里上上下下都很喜欢他。一见到顾方舟，廖所长就像见到了宝贝，一阵关照后，廖所长提出了思考已久的问题。
他笑眯眯地对顾方舟说：“小顾啊，去苏联前，把婚结了吧！”
那时，尽管李以莞和顾方舟已相识多年，但因为工作的关系，至今尚未完婚。原本他们打算待双方工作都稳定下来再结婚，可现在顾方舟要去苏联留学，一去就是4年，还怎么结婚？顾方舟正为这事发愁呢，如今廖所长主动提起这事，他岂能不喜上眉梢？于是他忙不迭地答应了下来。
刚答应完，顾方舟又犯愁了：结婚可是个大动作。置办家当、操办酒席、邀请亲友等不一而足，而自己待在大连的日子没剩多少了，岂是这几天就能完成的？如今什么都没有准备，拿什么结婚呀？
于是顾方舟又腼腆地问道：“所长……我们什么都没有准备，怎么结婚啊……”
看着这“活宝”的窘相，廖所长哈哈一笑，浓密的眉毛像做了广播体操一样舒展得开开的。他像早有准备似的，大手一挥道：“这好办！”
随即他便叫来了总务科科长，当着顾方舟的面，廖所长对科长说：“咱们这个‘活宝’要去苏联啦，咱们所里要帮帮他，让他走之前把婚给结了，这事就交给你办了！”
对着科长布置了一番后，廖所长又转过身，笑眯眯地对顾方舟说：“这事你就别操心了，钱、人所里都给解决！你啊，好好准备去苏联的事，到了那边就代表我们所、我们国家了，给我们好好长长脸！”
于是，1951年8月8日，顾方舟的婚事就赶在起身赴苏前7天完成了。要知道，那时赴苏的人中，大多有顾方舟这样的问题，但鲜有单位出面解决。廖所长的关怀，像春风一般吹进顾方舟的心里，他暗下决心：一定要拼命学习，才对得起所长的爱护，才能有脸见江东父老啊1
1951年7月，来自祖国四面八方的375位优秀青年云集北京。在他们当中，既有战功卓著的红军将领，也有意气风发的高中学生：既有踌躇满志的年轻干部，也有经验丰富的技术人员。他们当中年龄最大的，已经40多岁了，而年龄最小的，还不到20岁。《人民日报》不无骄傲地描述：“此次留学生中大部分是具有长期革命斗争历史的革命知识分子。”
24岁的顾方舟也在其中。
在北京饭店，周总理亲自参加了为顾方舟等人举办的欢送宴。在这座被称为北京十大建筑之一的饭店里，周总理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他将祖国人民的全部期待归结为16个字：“责任重大，任务艰巨，努力学习，为国争光。”
他語重心长地说：“你们每一个人出去学习，国内要花培养30个农民的钱，所以你们一定要好好学习。”见大家一脸的严肃，他又笑了笑，说：“争取考5分，如果考4分在党支部要受批评，考3分的话自己背着铺盖卷回来。”
临行前，周总理又亲自前往火车站送行。375位青年如同即将上战场的士兵，气宇轩昂，排列得整整齐齐。他们内心涌动的不是离别之愁，而是报效祖国的决心，对未来的期待。
留学生活
乘坐了七天七夜的火车后，这375名青年终于来到了苏联。他们分别被安置进入莫斯科第一医师进修学院、莫斯科机床工具学院等高等院校学习。
由于他们是第一批留学生，双方政府都经验不足，还没有对他们进行系统的语言培训，仅简单介绍了苏联国情，就将他们匆匆送上了火车，以至于很多人是从火车上的苏联列车员口中，学会了第一个俄语单词。
尽管顾方舟在大连卫生所就跟随葛洛·毕兹夫人学会了只言片语，但这里快节奏且带有各种口音的俄语，还是让他发了懵：刚刚听到一个单词，满脑子正在猜想是什么意思，老师已经哇啦畦啦地说了一大串，像一阵风从耳边掠过，后面的话全没听清。下课了，同学们像一群兴奋的小乌，叽叽喳喳地散去。只有顾方舟一个人茫然地瞪着眼睛，望着老师发呆。笔记本上，只记下了零零落落的几个单词，像是一幅丑陋的涂鸦，嘲笑他的无能。
一位曾在莫斯科第一医师进修学院学习的留学生在回忆文章中写道： 第一天在教室里上课，老师在黑板上连写带说。我不知其他同学能听懂多少，反正我是一个字都没听懂。一堂课快结束时，老师在黑板上写了两个俄文字后就走了。我们几个听课的还呆坐着没有反应。左等不来右等不来，回宿舍赶紧查字典，原来黑板上写的是“下课”。
生活中，顾方舟也遇到了很多问题。且不说难以适应国外的饮食，即便是在食堂点餐，他也根本看不懂菜单，只好拿手乱指一通，常常闹笑话。乘车时，他看不懂站名只好一站一站地数，才不至于出错——至于坐过站或者没到站就跳下车，更是常有的事。
为了解决语言这一巨大难题，顾方舟买了一本俄汉词典和一套可以随身携带、背单词的小卡片，疯狂地学习俄语。
他感觉自己像一个冲锋陷阵的战士，如今是最艰难、最需要勇猛顽强的时刻，一旦冲过语言这道地雷阵，前面就会一马平川。
这一段时间，简直比战争年代的饥寒困苦还要艰难很多。每天，他都要花大量的时间背单词——走路、吃饭、乘车、去卫生间——但凡清醒的时刻，他都一头扎进俄语的汪洋大海中。
我国政府很快意识到第一批留苏人员面临的困难。1951年，在苏联考察的林伯渠在接触了大量留学生后，向周恩来建议道：“以后若再派学生去苏联，须先在国内进行预备教育6个月或多一些时间（或到苏联后，先集中教育一个时期）。首先教俄文拼音会话。”这为后来留苏预备部的成立奠定了基础。
而对顾方舟等第一批留苏生，政府帮他们组成了俄语学习小组。顾方舟和在莫斯科的沈渔邮、邹贤华、王锦江组成了一个小组，由一个苏联女教师辅导俄语。他们一起读书、一起背单词，互相鼓励，让枯燥的语言学习有趣了许多。
顾方舟去得最多的，就是苏联医学科学院的图书馆了。这是个并不出名的图书馆，与享誉世界的苏联国立列宁图书馆（现名俄罗斯国立图书馆）比起来，这里要狭小很多，藏书远远不及，甚至很多莫斯科人都未必听过它的名字。然而，这里却成了顾方舟眼里的天堂：那一本本医学书，犹如一座储存量巨大的金矿，极为丰富的知识储藏令他震撼不已。当他以朝圣般的心情翻开一本书时，满眼的俄文不再枯燥乏味，而成了一个个跳动的音符，让他全身心都欢快起来。为了能在图书馆有一席之地，每天早晨，天还是漆黑的，他便早早地起床，拿起一块黄油面包便匆匆赶往图书馆。偶尔去迟了，没了座位，他便站在高高的书架边，一站就是一整天……
就这样，顾方舟通过刻苦努力，仅仅半年时间，就熟练掌握了发音颇难的俄语。
顾方舟攻读研究生的地方，是苏联医学科学院病毒研究所。苏联医学科学院是苏联卫国战争时期成立的，如今已是苏联医学科学的最高领导机构。
顾方舟的导师是苏联著名的脑炎病毒专家列夫科维奇教授。她是一位和蔼的老太太，个子不高，眼睛深深地凹陷，散发着智慧的光芒，眼睛两侧的鱼尾纹没显老态，反而让她看上去非常诚恳、温和。她的实验室里大多是苏联女研究生，除顾方舟外，只有一名来自朝鲜的男同学。列夫科维奇实验室研究的是乙型脑炎。
顾方舟每天的工作围绕着乙型脑炎病毒展开：研究病毒的特性、病毒在人体中的活动规律、如何杀灭病毒……穿上实验服，他就仿佛披上了战袍，在显微镜下的世界里战斗。
顾方舟最陶醉的，还是自己工作时的状态：专注、认真，似乎全世界就只剩下自己和显微镜下的微观世界。他特地喊来照相师，将他工作时的情景记录了下来：他穿着洁白整洁的实验服，戴着白色的圆形实验帽，一手操作显微镜，一手拿着笔认真地记录着。他双眼凝视着显微镜的镜筒，神情专注、投入，嘴角浮现出陶醉的微笑。
照片洗出后，他兴奋地将它寄给了远在大连的妻子。他和以莞已经4年没见面了，1400多个日日夜夜，汇成了一条思念的长河。快了，快了，自己即将学成而归，就要见到美丽的妻子了！
脊灰横行
1955年9月，顾方舟学成回国。这一年，一种怪病侵袭了江苏南通，全市1680人突然瘫痪，大多为儿童，466人甚至死亡，病死率高达27.75%。随后，这种怪病迅速蔓延，青岛、上海、济宁、南宁……怪病就像决堤的洪水一般，咆哮着吞噬了全国大大小小的城市。
与疾病同时蔓延的，是大面积的恐慌，一时间人人谈之色变。在发病率最高的南宁，家家户户把门窗关得死死的，任凭孩子百般央求，家长也不让他们踏出家门半步。
根据临床表现，医生们很快确定，这如洪水猛兽般的疾病，就是脊髓灰质炎，也称小儿麻痹症。
脊髓灰质炎（简称“脊灰”）有着悠久的历史。在埃及的一块距今3500多年的浮雕上，就有脊灰的最早记录——一位年轻祭司的一条腿萎缩了，与脊灰的症状相似。1789年，英国医生伍德胡德作出了世界上第一例脊灰的临床描述。1921年，后来当上美国总统的罗斯福在冰冷的海水里游泳后，忽然双腿麻痹，经诊断是患了脊灰，从此瘫痪。
在顾方舟所著的科普文章《怎样预防小儿麻痹症》中，他生动地描述道：
小儿麻痹症是由一种病毒引起的急性传染病。在自然的条件下，这种病毒只能使人发生小儿麻痹症，因此叫作人类小儿麻痹病毒。这种病毒很小，小到比头发丝还细几十万倍。用最好的光学显微镜也看不到它，只有在电子显微镜下放大几万倍，才能看到一个个圆形的病毒。
小儿麻痹病毒虽然很小，但是对人的危害却很大。由于这种病毒的传染性很强，几乎每个孩子迟早都可能受它的感染。在我国，这种病多半发生在夏秋两季，得这种病的多半是六个月到七岁的小孩子。
小儿麻痹病毒是怎样跑到人的身体里去的呢？它侵入到人体的主要途径是通过胃肠道。病毒从健康带毒者或者小儿麻痹症病人的大便里排泄出来以后，污染四周环境，比如地板、玩具、家具，别的孩子摸了这些东西，就会把病毒沾到手上，再用手拿东西吃，或是把手指头伸到嘴里的时候，就把病毒吃到肚子里去了。病毒通过胃进到肠子里，就在肠子里繁殖起来。
脊灰通過病毒从消化道传染，一般破坏脊髓神经，从而导致四肢不同程度的瘫痪。严重的，甚至破坏延髓的呼吸中枢，使患者的呼吸肌无力，产生呼吸麻痹而死亡。肺本身没有肌肉，而是依靠呼吸肌规律工作来保障人的正常呼吸。呼吸麻痹后，肌肉便无法再保障人正常呼吸。侥幸存活的，也要依靠一种叫作“铁肺”的笨重设备辅助呼吸。 “铁肺”实际上是当年的呼吸机，由一位叫德林克的哈佛教授发明。这是一个铁匣子，有1.87米长，1.65米高，1.12米宽。它的前端是一个橡皮软垫围着的嘴。德林克把病人放在气密箱中，病人的头通过一个柔软的气密领露出箱外。用泵使气密箱里的气压产生有节奏的升降，使胸腔进行有规律的扩张，可以代替呼吸肌肉工作，维持患者生命。
1936年春，一位名叫史奈特的美国年轻人在中国患了脊灰，脖子以下的肌肉开始瘫痪，无法用肌肉呼吸。而恰巧北京协和医院存有全国唯一一部“铁肺”，拯救了他的生命，轰动了全国。史奈特一直活到了1954年，经常出现在美国的报纸、杂志中。除了几乎禁闭在呼吸机的狭小空间里，他对于生活有着跟正常人一样的追求，1939年他结了婚，后来有了三个儿女。
脊灰至今无法治愈，只能预防。但得了脊灰的患者不愿放弃生活的期望，纷纷赶往大城市寻求治疗，祈盼大城市的名医能够挽救自己的生活。一时间，全国出现了很多“背包族”：父母们不忍心眼睁睁地看着孩子残疾，就背着幼小的孩子到城里遍寻名医。
有一位母亲，遍访名医无果后，带着最后的希望，来到了北京的中国医学科学院病毒学研究所。在这里，她找到了脊灰研究室主任顾方舟。
“顾大夫，您把我的孩子治好吧。他以后还得走路，参加国家建设呢。”一看到穿着白大褂的顾方舟走出实验室，她便如见到救星一般，眼睛里闪动着希望的火焰。她紧紧地攥着顾方舟的胳膊，充满期盼地看着他，仿佛他的口中能蹦出令她宽慰的解药。
顾方舟一时不知说什么好。他看了看孩子，眼睛扑闪扑闪的，很是机灵，身子却瘫痪了。这么小、这么可爱的孩子，就成了残疾人，不能和伙伴们自由地玩耍了，不能在阳光下欢快地奔跑了，这是多么残酷的现实！
但是自己又能幫助孩子什么呢？病毒对脊髓造成了不可逆转的损伤，即便是国外最项尖的医生，都难以改变他残疾的命运。
顾方舟难过地低下了头：“同志，抱歉，目前我们对这个病还没有治愈的办法。”他越说声音越低，说到最后两个字时自己都听不见了……他眼睁睁地看着这位母亲眼中希望的火焰渐渐熄灭，却不能伸出援手，是多么的悲痛和无助啊！
这位母亲两眼无神，却仍在不断地哀求着：“求求您了，救救我的儿子吧！救救我的儿子吧！”也许在她的眼中，顾方舟早已不是一个普普通通的科研工作者，而是自己这些日子的信仰，是命运之神。
“完全治好这个病，难……你只有去医院，找整形科的大夫，恢复一定的功能……”顾方舟难受地宽慰道。他知道，自己是研究脊灰的专家，他的这些话无疑是给这个孩子宣判了死刑——他要在瘫痪中度过一生啊！
这位母亲瘫坐在长椅上，就像世界崩塌了一般，原本坚毅的眼睛已没了神采，呆呆地望着地面。
顾方舟心里一样难受。这位母亲恨不得让她自己瘫痪来换取儿子健康的眼神，看着多让人心酸，多让人内疚！人家千里迢迢来到北京，最后居然找到了这里，而自己不但不能帮到她，还掐灭了她最后的希望。可自己能做什么呢？这病，在全球都不能治愈啊！只有尽快研发出疫苗，让别的孩子远离这个疾病！
最终，顾方舟也不知这位母亲是否去了整形科，他只知道，这位母亲在研究所的椅子上，呆坐了好久，好久……
然而，顾方舟内心的火焰已经升腾，他下定决心，一定要攻克脊灰，让这些被疾病折磨的家庭重见光明！
再至苏联
面对日益严重的疫情，顾方舟心急如焚。他在1959年给上级的报告中忧心忡忡地写道：
如果脊髓灰质炎的发病率不高，预防工作可以慢些开展，但如今脊髓灰质炎的发病率很高，那么可以肯定的是，有朝一日终会在某年某地来一个大爆发。1947年柏林市的大爆发（发病率78.1/10万人）应该作为我们的前车之鉴，事实上1955年我国南通、1956年温州的大流行已经向我们敲起了警钟。
1959年3月，卫生部决定派顾方舟等4人到苏联考察脊灰疫苗的生产工艺。
所谓疫苗，就是人使用之后，可以对传染病产生免疫力，从而阻断传染病发生和流行的生物试剂。
当时，疫苗主要分为减毒活疫苗和死疫苗两大类。减毒活疫苗，是减少病原体毒性，使之既能激发人体产生持久的免疫力，又不会让人体生病;死疫苗又叫灭活疫苗，是将病原体杀死而制成，但也能激发人体的短暂免疫力。
1953年，在美国脊髓灰质炎基金会的支持下，索尔克医生在实验室里成功地培育出了全部三种脊髓灰质炎毒株。索尔克把病毒杀死制成疫苗，并在患脊髓灰质炎康复的儿童身上进行了实验，结果证实实验者血液中脊髓灰质炎抗体增加了。接着，索尔克在自己、妻子和孩子身上进行了接种实验，他们体内出现了相应的抗体，并且没有患上脊髓灰质炎。1954年，美国有200万儿童接受了索尔克的疫苗实验，结果表明，这种疫苗保护儿童免受脊髓灰质炎侵害的有效率为80%～90%。
在索尔克研究灭活疫苗之前，世界上已有三个研究小组在研究减毒活疫苗。其中，美国的Sabin教授的三个型“脊灰”病毒的毒力最低。不久，美国的Salk教授就成功研制出了死疫苗，效果不错，已在美国批准上市了。苏联也掌握了死疫苗的生产工艺。
卫生部了解到这一情况后，决定派顾方舟出国了解具体情况。鉴于当时恶劣的中美关系，派人赴美考察显然不现实。于是，顾方舟又一次被派往苏联，和他一起去的，还有三位年轻的科学家。
此时的中苏关系，已经远不如当初那般甜蜜。
因此，当顾方舟再次踏上苏联的土地时，接待他的官员，不再有当年的热情和真诚，即便是一些对时局并不了解的苏联人，对他们也是满脸的提防和谨慎。
同行的另外三位年轻的科学家也对苏联人的态度恼怒不已。但是，顾方舟深知自己肩负着国家交付的任务，怎能因个人受了冷落而弃责任于不顾呢？他安慰着那三位第一次来苏联的科学家，嘱托他们不要计较个人的荣辱，只需认真考察。 不料，刚到苏联血清疫苗研究所，所长就给了他一个下马威。
他对顾方舟傲慢地说：“顾，有些事我要给你说清楚。根据中苏协议，你可以来这里考察，但是有些东西是保密的，不能透露给你的。”
顾方舟一听，就知道这个所长有意让自己难堪，自己若唯唯诺诺，反而露了怯。他用一口熟练的俄语毫不客气地反问道：“所长先生，请问我来这儿考察，什么东西是可以透露的，什么东西不能透露？”
研究所所长丝毫没有料到顾方舟竞能有礼有节地反击，一时间愣在了那里，说不出一句话来。根据中苏协议，研究所所长需毫无保留地介绍疫苗的研发、生产情况，他只是吓唬吓唬顾方舟等人让他们知难而退而已，又怎么能真的承认有“不能透露”的？研究所所长只好承认自己的“口误”，向顾方舟道歉。
顧方舟便开始了他的考察。
比起8年前刚来苏联时的手足无措，如今顾方舟已经驾轻就熟了。尽管苏联并没有直接从事死疫苗的研发，但他们有大量关于死疫苗研发和生产的资料，足以满足顾方舟一行的需求。
脊灰的防御有两道防线，第一道防线在肠道，第二道防线在血液。第一道防线能够防止人感染病毒，第二道防线能防止侵入的病毒产生毒力。
但是，死疫苗只能产生血液免疫，不能产生肠道免疫。也就是说，Salk的疫苗只能保护已经感染病毒的患儿不发病，但不能阻止脊灰病毒在人群中的传播。
Salk疫苗需要注射3次，每隔一个月注射一次，有时甚至需要注射4次，每次的注射费用都很高昂（高达5美元），这对政府来说是笔沉重的负担，这对幅员辽阔、当时财政拮据的中国来说，简直是不可想象的。
此外，中国也没有生产死疫苗的能力。生产死疫苗所需的“199培养基”，国内尚无厂家生产，全部需要进口，价格十分昂贵。就连最普通的、高纯度的蒸馏水，虽能保证科研用，但无法进行大规模生产……
顾方舟对得到的信息忧虑重重：如果这样，即使完全掌握了死疫苗的生产工艺，国家也无力承担如此庞大的开销。
于是，他便开始频繁接触苏联研究所的科研人员，以前的苏联同学更是他重点了解的对象。功夫不负有心人，他得到了一个令他兴奋不已的消息：世界上不仅有死疫苗，还有活疫苗！
原来，美国人也意识到了死疫苗存在的问题。在Salk研究死疫苗的同时，美国同时有三个研究小组在研究减毒活疫苗。其中，Sabin教授用了9000只猴子、150只猩猩进行研究，发现了脊灰病毒的致病机理，所制得的疫苗毒力低且稳定，获得了初步认可。
我国要用活疫苗
此时的莫斯科正值秋天，是一年中最美的季节，整个城市仿佛置身于森林之中，幽深的树木和繁华的街道相映成趣。顾方舟的心情是愉悦而急迫的，就像一个刚买到画笔的画家，迫不及待地寻找可以作画的画纸，又像一个有了灵感的作家，恨不得把所有的想法立刻书写出来。
顾方舟得知莫斯科正在召开脊髓灰质炎疫苗国际会议后，立刻赶了过去。
在会上，支持活疫苗的人与支持死疫苗的人进行了激烈辩论，双方各不让步，让会议一度陷入僵局。在他们的争论中，顾方舟了解到这两种方法的优劣性：死疫苗昂贵、效果不佳，但安全;活疫苗便宜，但有效性和安全性尚未证明。
顾方舟敏感地意识到，这个是关于疫苗生产的技术路线的问题。两种疫苗代表了两种技术路线。若决定用死疫苗，虽可以直接投入生产使用，但国内无力生产：若决定用活疫苗，成本虽只有死疫苗的千分之一，但得回国做有效性和安全性的研究。
顾方舟判断，根据我国国情，只能走活疫苗路线。他一刻都不敢耽搁，一散会就立即赶回住处，往国内写信汇报在苏联的考察情况。
在信的结尾，他加上了自己的判断：我国不能走死疫苗路线，要走活疫苗路线。
写完汇报信后，他立即向大使馆奔去。他知道自己手中这封信的分量，也许从这封信开始，就有千千万万的家庭不再受脊灰的威胁了！
顾方舟是向时任中国医学科学院副院长的沈其震汇报的。沈其震是中国科学院第一批院士，做事干练，战争时期帮助共产党搞到了大批医疗物资，解放后一手创建了中央卫生研究院（后改名为中国医学科学院），并在逆境中迅速打开了局面，是一个又红又专的技术干部。他曾在访问苏联期间，与顾方舟见过面，顾方舟是他的随团翻译。
沈其震收到顾方舟的信后，立刻召开党委会讨论，并将情况汇报给了卫生部。卫生部给苏联保健部打了电话，希望能更多地了解两种疫苗的情况，苏联保健部却敷衍道：“你们的顾方舟不是在我们这儿吗？你问他去吧！”
于是，顾方舟收到了这样的回信：支持你的建议，但两种疫苗都要了解，回国汇报。就这样，顾方舟的任务，从了解死疫苗生产工艺，变成了死疫苗、活疫苗都要了解。
到哪里了解活疫苗呢？这个对他暗暗提防的血清疫苗研究所是生产死疫苗的，再待下去也不能有更多信息，只能另寻他处了。他的思路很快延伸到Sabin教授赠送的疫苗上。
疫苗送给了谁？顾方舟带着疑惑，询问了苏联的朋友。令他十分惊讶的是，得到Sabin疫苗的苏联科学家不是别人，正是苏联医学科学院脊灰与病毒性脑炎研究所的丘马可夫教授，自己留学苏联期间的导师！
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这令人愉快的消息一扫连日来的疲惫，让顾方舟身心都舒畅起来。他的心已经飘到了研究所，回想着当年与导师和同学们一同实验的场景。
他马不停蹄地赶往苏联医学科学院。门口的那棵高大的白桦树好像早在等待故人了，粗大挺拔的树干像铁臂似的伸向天空，宛如阔别了多年的老友与之招手。
顾方舟得知，丘马可夫教授正在国外开会，没法与他见面了。但他和丘马可夫教授取得了联系，恩师二话没说，大方地将Sabin原制疫苗赠送了一些给他，还担心他不够用，又多送了3000人份苏联自产的活疫苗。
这份饱含苏联朋友深情的礼物，让顾方舟深受感动。 离开研究所后，顾方舟激动的心渐渐平复下来。随之而来的又是一个新问题：Sabin疫苗需要冷藏保存，而自己并无冷藏设备，时间久了疫苗会失效。然而，还有数日才是规定的回国日期。怎么办，难道在这里空等吗？
他立即与同行的科学家们商量。讨论后，他们一致决定：申请提前回国。
1959年9月，一架飞机从莫斯科出发，飞向了中国。
白手起家做实验
回到北京的顾方舟，就如上紧了发条的钟摆一样，一刻不停地展开了研究。
他成立了研究小组，试图探究Sabin疫苗的有效性和安全性。小组汇集了一批年轻的科学家，同他一道访问苏联的三位科学家也加入进来。
这些科学家们大多来自中国医学科学院和北京生物制品研究所。中國医学科学院是顾方舟工作的地方。北京生物制品研究所早在五四运动时期便成立了，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国家卫生防疫和血清疫苗研究与生产的专门机构。
为了让所里的知识青年尽快熟悉业务，顾方舟联络组织报告会。据当时学习班的成员陈统球回忆，进入实验室之前的培训“非常严格”：
进实验室之前需要正规训练。我们去的时候分了十几个同学一起听课。一般下午听课，上午就做实验。每个礼拜，顾大夫两边跑，一方面到北京所参加小儿麻痹研究，一方面在这边做临床观察、做病毒分离和鉴定。他每个礼拜至少来这里一两次。当时顾大夫身兼数职，什么都管，他工作勤勤恳恳，非常认真负责的，很多关键事情都由他来把关。
顾院长没有架子。我第一次见他时还有点怕他，慢慢地就觉得很好相处。他从来不发脾气，所以大家都喜欢跟着他，都听他的。另外，大家都很佩服他，尊重他，因为他确实有真才实学，非常能干。
另外，由于青年们几乎都不会查文献、写论文、作报告，顾方舟就亲自教导他们，帮助他们练习、修改。就是这样，一棵棵小树苗在他的荫庇下成长起来。
1959年12月，经卫生部批准，中国医学科学院与北京生物制品研究所协商，成立脊灰活疫苗研究协作组，顾方舟担任组长。
然而，顾方舟的临床研究完全可以用“白手起家”来形容——国内对研究药物几乎一无所知，相关规定一片空白，能够让他参考的例子少之又少。事实上，直到改革开放后，卫生部才匆匆制定了新药的临床研究指导原则，而在顾方舟的年代，一切都要从头做起。
经过慎重思考，顾方舟制订了两步计划：疫苗安全性检定和临床试验。
疫苗安全性检定方面，顾方舟的目光锁定了恒河猴。猴是最接近人的高等动物，用猴做实验得出的结果，对临床用药的指导意义最大。
顾方舟的工作，就是给猴注射疫苗，观察疫苗是否安全。由于担心疫苗会和病毒一样，造成脊髓灰质的损害，因此，猴脑和脊髓的临床及病理变化是顾方舟观察的重点。首先得知道健康猴的脑和脊髓结构。他们找来几只猴，解剖后，便开始做病理切片，在显微镜下观察结构。
每天，顾方舟和同事们都要制作几百张切片，观察猴脑和脊髓各个部分的情况。虽然病理切片工作枯燥而无味，但顾方舟仍投入了十万分的热情和精力，将每一段脊髓的样子都熟记在心。
了解了猴脑和脊髓的正常结构后，就要着手做实验了。顾方舟采用了两种注射方法，一种是脑内注射，一种是脊髓内注射。
脑内注射就颇不容易，需要两个人合作，一个人要牢牢地按住猴，防止它因疼痛而挣扎，从而导致注射的失败：另一个人从猴的头项扎入一根针头注射。针要穿过头盖骨，准确地落在大脑视神经根部一个叫作视丘的地方，这是非常困难的——即便猴子不挣扎，稍有不慎也会扎偏。猴子不比小白鼠，昂贵得很，每一次失败都意味着不小的损失。
所以，顾方舟和同事们在做这个实验时都万分小心。
顾方舟将143只猴分为9批，向它们的脑内注射疫苗。随后，便进入为期一个月的观察期。
在这一个月的观察期中，顾方舟和同事们对这些猴子格外关心。他知道，只有猴子安全无恙，他才能进行下一步实验，否则一切努力都白费了。他和同事们彻夜守候在猴子身边，密切关注着猴子们的一举一动，生怕它们有任何不适。
到了观察的第17天，他们最害怕的事情还是发生了。有一只猴子的右腿发软，站不稳了，直到28天观察期结束时才有所恢复。
怎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顾方舟迫使自己冷静下来，展开了缜密的分析：如果是疫苗毒力返祖，那么猴子应该是有类似脊髓灰质炎的症状，但观察显示这只猴子只是腿有点发软而已，似乎并不是疫苗毒力返祖。
另一方面，如果疫苗出了问题，同一批次的其他猴子也可能会有类似症状，但事实上其他猴子安然无恙。
这些分析表明，并不是疫苗有问题。那是哪里出了问题呢？
顾方舟经过仔细思考，觉得最大的可能是注射时没有严格遵守无菌操作流程，导致猴子的神经系统被感染，这完全可能导致猴腿发软。
有了线索，顾方舟立刻对这只猴子进行解剖，来验证自己的判断。病理检查发现，它的大脑和脊髓有多个截面显示感染迹象——这个结果证实了顾方舟的判断。
他们信心满满地开始了动物实验的第二步：脊髓内注射。
顾方舟细致地分析了实验情况，认为脊髓内注射结果的随机性太大，取决于太多的因素，比如操作人员的技术水平、针头的大小、注射的速度，很难控制统一，即使多次重复操作，也难以取得满意的结果。而国外的资料显示，脊髓内注射技术是全世界的难题，尚未研究出成熟可靠的方法。
在查阅大量资料、进行充分讨论后，顾方舟认为，脊髓内注射的失败不能说明疫苗不安全，在现有的技术水平下，很难完美地完成脊髓内注射试验，他们不应该再在此投入过多的精力。
脑内注射的成功已经能够证实疫苗的安全，完全可以进行临床试验了。
以身试药
按照顾方舟设计的方案，临床试验分为I、II、Ⅲ三期。 顾方舟的斗志再次燃烧了起来。他和同事们斗志昂扬地进入了最后的攻坚战：疫苗的大规模生产。然而，当他们铆足了劲决心大干一番时，却发现一切都比想象中的要艰难得多。
建设生产基地
早在1958年，卫生部派顾方舟去苏联考察脊灰死疫苗的生产情况前，政府就考虑到了疫苗的生产问题，决定在云南建立猿猴实验站，并将这项任务交给医科院副院长沈其震负责。那时，沈其震还不知有活疫苗，故而筹建的是死疫苗生产基地。
1958年9月，在顾方舟的陪同下，沈其震将医学生物研究所选在了云南昆明西山区的一个山沟中。1959年1月，国家卫生部批准正在筹建的猿猴实验站改名为医学生物学研究所，以此作为我国脊灰疫苗生产基地，并在云南省正式成立了筹备处，负责研究所的筹建工作。
在昆明玉案山上，有一座防空洞，防空洞在半山腰上，从山脚看去，洞口茂密的树枝恰到好处地遮住了它的影子。洞内有两三个人高，很是宽敞。这座防空洞是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挖的，它见证了一段屈辱与抗争的历史，后来，它被慢慢废弃了。草木渐渐爬进洞里，泥水和沙石渐渐隐没了它的土地，当它以为这辈子再也难闻人声时，一群工人却住进了这里。
他们是沈其震派到这里修建脊灰疫苗生产基地的建筑工人。
来昆明前，像大多数的国人一样，他们对昆明的唯一印象就是“四季如春”。可万万没想到，刚下火车，迎接他们的就是漫天大雪，让他们连打好几个冷颤。他们可是连避寒的衣物都没准备就来了，能不冻得直哆嗦吗？
来不及适应这里的气候，他们就立刻投入到生产基地的建设中。但他们很快发现，所面临的困难远远超出了他们的想象。
首先，是设计上的困难。当时，北京的设计部门人力紧缺，仅首都的设计任务就已让他们忙得团团转，根本无暇承担生产基地的设计任务。在顾方舟的多方协调下，云南省设计院最终承担了此项任务。
第二，交通运输的困难大到几乎难以想象。他们需要在山上建起一座座房子，所需要的钢筋建材，昆明几乎都没有，所有的材料只能从千里之外的北京运过来。运到火车站以后还要拖到山里。怎么办呢？沈其震想出了一个办法：用马车运。
于是，从火车站至玉案山的路上，人们看到了这样一幅场景：一队马车驮着大批的建筑材料，浩浩荡荡地走在泥泞的路上——这条路也成了名副其实的“马路”。这样的场景看似有趣却饱含辛酸：这条路又远又难行，泥泞不堪，单靠这些马车运送成百上千Ⅱ屯的物资，是多么庞大的工作量啊！
更为艰难的是，纵然是效率低下的马车，也只能将货物运到玉案山脚下的海源寺，再也无力向上爬了。于是，这些货物自然要落在小伙子们身上——靠人力背上山去。
玉案山的小伙子们咬着牙，将砖石、钢筋背在自己湿透了的后背上，再向前几步，放到自制的小推车中，然后躬着身子一步步往上爬。这200米的高度，从盘山小路运上去，竟要走上四五公里，一趟运下来就腰酸背痛了，顾不上休息，就要匆匆下山，再运第二趟。一天下來，衣服都湿透了，有时候衣服竞能结上冰碴，真是说不出的难受。
除了运输艰难，物资也十分紧缺。
从北京运来的材料，对建设庞大的生产基地来说，只是杯水车薪、九牛一毛。就拿最常用的水泥来说，北京只提供200袋，也就是10吨，相当于仅能勉强在农村盖一个90平方米的土房子。至于钢材、木材，更是捉襟见肘。顾方舟不得不四处奔波，请求各个可能有资源的单位资助一些，东拼西凑才勉强凑足了数。
而生产、实验所需的科学用品，比这些建材还要难找百倍。比如实验中最常见不过的培养瓶，也要跑去千里之外的上海购买。有些科学用品买不到，需要调配，更是需要动用各种关系、历经各种曲折才能搞到。当时的工作人员王志安后来回忆道：
当时的脊髓灰质炎疫苗冷库因为缺乏氟利昂，几乎快保持不住低温了。当时我们非常焦急，如果再不搞定氟利昂，我们生产的疫苗就都废掉了。
所里派我去北京购买氟利昂，要求我无论如何也要把氟利昂搞来。我来到北京后，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根本搞不来氟利昂，急得没办法，真是要掉眼泪了。
后来有人给我出了个主意，让我找周总理试试。我说，我怎么能见得到总理？那人说，你去打电报，十万火急告急。我就到了邮电大楼拍电报。邮电局的年轻小伙子说：“你就这点儿事情找周总理？周总理多忙啊，不给你发！”
我说：“周总理是到过我们所的。而且，如果我们所的疫苗坏了，整个国家的小儿麻痹病人都得不到治疗，你可要负责任！”
后来他们也没办法，只好给我拍了电报，发到周总理办公室去了。晚上我接到了周总理办公室的电话，让我去铁道部找某个人。第二天我去了铁道部，就把这个问题解决了。
至于一些更高档的材料、试剂，比如消解细胞用的胰蛋白酶、培养细胞的培养基，都需要从美国进口。那时抗美援朝刚结束，中美尚处于敌对态势，几乎是不共戴天的敌人，美国对中国实行禁运，中国在美国出口管制分组中被列入管制最严格的级别组（Z组）。顾方舟跑前跑后，通过各种关系，才辗转买到这些实验用品。
有些实验设备连进口都无法解决，只能国内试生产。各种各样的困难在今天几乎是难以想象的。
令人欣慰的是，昆明人民热情、善良，听说他们是生产小儿麻痹症疫苗的，都提供了力所能及的帮助。省委的一位处长想尽办法帮助他们弄到汽车、汽油;医院的医生、护士听说这里缺人建实验室，也很乐意前来帮忙。当地人的帮助，让大家心里暖暖的。
听说了昆明的困难情况，沈其震沉吟许久，给顾方舟拨了电话。他直接而又诚恳地问顾方舟：“你要说句实话，这个到底能不能干？”
他诚恳而坚决地回答道：“困难是有的。但是，这些困难是可以克服的！”
然而，此时的情况根本不容乐观。中苏关系几乎全面恶化，苏共总书记赫鲁晓夫一怒之下，撤走了全部援华专家，仪器、资料能带走的带走，不能带走的就地销毁。原本苏联答应帮助建设生产基地，但一夜之间背信弃义，一张图纸都没留下就拍拍屁股跑了。 屋漏偏逢连夜雨，船迟又遇打头风。1959至1962年，恰是三年困难时期。“大跃进”和恶劣的自然环境，让这三年成了新中国成立以来最为艰难、最为惨烈的三年。
顾方舟和同事们的生活也非常拮据。令顾方舟心疼的是，每天都有员工眼巴巴地望着他，对他说：“所长，我饿……”然而，当时粮食是买不到的，只能等着国家分配，而国家分配的数量又少得可怜——男同志每天才一斤大米。每天做着粗活、重活，又没别的东西可吃，光是一斤大米哪里够？更何况这一斤大米还吃不全——每天只能吃9两，多出的1两要存起来，作为战备。
莫说是顾方舟，即便是当时全国的核心项目原子弹的研发人员也天天饿着肚子。
在困难时期，顾方舟和同事们一起面对困难，作为领导，他对同事们体贴入微，吃的苦头甚至更多一些。当时顾方舟的下属赵玫回忆，他到所里报到的那天，所里只有一辆老的破丰田车在修。顾方舟对赵玫说：“你在昆明住几天吧，这辆破丰田不知道什么时候修好，过几天去接你。”
但是，赵玫第二天早上就去报到了。他一大早出发，走到花红洞已经是吃晚饭的时候。当时没有东西吃，1961年本来国家就困难，北京咸菜都定量，昆明在那山沟里，简直苦死了，什么也没有，只能在山上吃野菜。吃到一半的时候，突然“哇”的一声人都跑了，赵玫以为出了什么事，一看原来是打菜师傅说每人再来一勺野菜。
那里的环境也很荒凉。有狼叫、有豹子跑……有人还曾看到豹子进到托儿所的院子里面去。但是顾方舟就在那立住了脚，带领大家站住了。
北京所里有个年轻人带着5个月大的孩子来做科研。孩子要吃米粉，没有锅，没有火，没有柴，他拿一根小勺在食堂的大灶跟前，煮米粉给孩子吃。他抱着孩子蹲在灶前，拿勺搅一搅，勺子一下子掉了，他就坐在那哭起来了，正好赵玫从那里经过，看着心疼得不得了。
礼拜天早上九点、下午四点开饭。山上的生活很枯燥，每个周末有一次联欢。顾方舟歌唱得好，他们还一起做游戏。赵玫回忆，顾方舟跟员工是一样的，没有领导的架子。干起活来，顾方舟也带头，挑东西、搞卫生之类的体力活他也干，而且什么累他干什么，都带头干。
一次，猿猴室发生了骚乱：一个饲养员饥饿难耐，竞打起了猴粮的主意，偷的时候被发现了。他被群情激奋的群众扭送到顾方舟面前。
顾方舟打量着这个身高一米八的大小伙子，他皮肤蜡黄，嘴唇没有一点血色，顾方舟心里就软上了一分。他问道：“你为什么要偷猴粮？”
小伙子低着头，两手摆在身前，不知放哪儿好。巨大的羞耻感和恐惧感，让他的心颤动不已。许久，他才嗫嚅道：“我……我饿……”声音小得几不可闻。
顾方舟心里一阵难受。一米八高的大个子，光是那点粮食怎么吃得饱？和畜生争粮食，疼的是人心啊！他摆摆手，温和地教育了他几句，就让他走了。
9个月后，有19幢楼房，面积达13700平方米的疫苗生产基地终于建成了。生产基地红瓦黄墙，掩隐在玉案山葱郁的树林中。
猕猴繁殖园用高大的墙围了起来，只有一个狭窄的铁门可以出入。猕猴是大家去西双版纳的密林里抓的，在当地人的帮助下，他们在蚊虫密布的老林中，花了一两年才抓到这些猕猴，现在想来，真是辛酸而有趣。每天，饲养员都要给它们喂水果，猴子间争食的场景，总让人忍俊不禁。
疫苗生产楼是这里的主楼，高大威严，两根石柱似有无穷的力气，将这幢楼撑得笔直。两柱之间挂着一面大钟，提醒着进出的人们惜时。看着这面钟，顾方舟不禁想起家乡宁波鼓楼上的大钟，两地相距甚远，却是一致的时间，一同向前迈进着。
丛林中捕猴
实验动物科学，是一门以实验动物资源研究、质量控制和利用实验动物进行科学实验的综合性学科。
经过多轮讨论，顾方舟等人选择了猴肾组织来培养脊灰疫苗，这与Sabin教授采用的方法类似。既然选用了猴肾组织，自然需要猴子了。顾方舟所用的猴子，叫作恒河猴。
恒河猴又叫猕猴，是我国最为常见的猴类，它们适应性强，容易驯养繁殖，生理上与人类接近，因此一直是科研中比较理想的实验动物。
但即便是常見的猴类，也生活在山林中，而在首都北京，哪有足够的猴子供疫苗生产使用？临床试验时所提供的疫苗已是竭尽北京的全力，实在无法再扩大生产了。
怎么解决猴子的来源问题？大家把目光投向了祖国的南方——云南。在西双版纳的茂密树林里，有数万只猕猴，云南的猕猴数量比广西、海南等地的还要多很多。若是抓一些回来饲养，就能够满足生产的需要了。
1959年3月，顾方舟组织了一支捕猴队，到边疆地区调查云南的猿猴情况。初步调查后，他了解到边疆地区有4种猿猴：恒河猴、熊猴、巴斯叶猴（恢猴）和平顶猴。顾方舟等人发现，以上猿猴的分布地区甚为广泛，一般分布在边疆等人烟稀少的山区，特别是在西双版纳密林中。
1959年10月，顾方舟派人到临沧专区、大理自治州等地，再次进行猿猴的调查了解工作。
根据两次调查结果，顾方舟确定了猿猴的分布区域。顾方舟请示上级后决定，在猿猴分布较广的西双版纳地区开展捕猴工作。
当时，猴子的活动给当地农业造成了很大破坏，农民已视猴群为当地一害。比如，顾方舟等人亲眼看到一块约8亩的玉米地遭到猴子的破坏，损失达800斤。在临沧专区耿马县孟撒区，农民反映每年遭猴群破坏的玉米损失达2万斤。因此，顾方舟组织的捕猴工作受到了当地群众的热烈欢迎。
首先摆在顾方舟面前的问题，是要选择合适的捕猴方法。当时，当地农民在与猴群的长期“斗争”中总结出不少捕猴方法。顾方舟等人几乎尝试了每一种方法。最后，创造了双圈捕猴法。采用双圈捕猴法后，捕捉一只猴子的时间缩短为7天，大大提高了工作效率。顾方舟等人以专业团队和群众相结合的捕猴工作方法，用一年时间共捕猴460只，圆满完成了捕猴任务。
猿猴饲养管理工作也是一项艰巨而又复杂的任务，对当时的中国来说，这是一个崭新的课题。 起初，顧方舟等人对猿猴的生活习性、生理病理状态、饲养管理等方面缺乏经验。有的工作人员不敢接近猿猴，对一些凶猛的猴王更是畏怕而不敢捕捉，有的工作人员甚至认为养猴子“没有前途”。在这样的情况下，要想将生长在深山密林、吃野生食物、习惯热带气候生活的猴子捉来关在猴房里，无疑是非常困难的。
科学饲养
在困难面前，是前进还是后退？这就出现了两种思想斗争。为了做好工作人员的思想工作，顾方舟亲自示范抓猴以打消大家的畏惧心理。据当时的工作人员陈统球后来回忆：
我去了之后第二天顾老就来看我们了。他个子高高的，非常和蔼可亲，给我的印象是很平易近人的，很好接触。过了几天给猴子做实验，我们虽然是昆明去的，但是也没有抓过猴子，第一次抓猴子，不知道怎么抓。我有一个同学抓猴子，一抓猴子就跑了。大家没辙了，说：“顾大夫，顾大夫，猴子跑了怎么办？”
他说：“不要紧，大家坐着不要动。”然后他穿上白大衣，就冲过去把猴子直接按住了。
我们那时候每天晚上要工作到夜里一两点。那时候就做这个，我们刚刚去就按他的规定，看着他们做，先看懂了，再自己操作。
顾方舟做了长达半年的工作后，初步摸索到了一些管理猿猴的经验。
当年夏天，很多猴子死于不明原因的传染病，最终证实是死于痢疾。经过7个月饲养管理工作的实际摸索，顾方舟等人终于基本保证了猿猴的健康，将饲养猴群的传染病发病率由起初的36%降低为1%。猿猴饲养水平得到很大的提高，为今后大批饲养猿猴打下了初步基础，为疫苗生产和科学研究提供了物资保证，同时为生物学方面的研究工作初步积累了资料。有些猴子甚至还出口国外实验室，“为国争光”了呢！
又见总理
虽然昆明的生活艰难重重，但只要一投入工作，顾方舟的心就宁静了下来。那一次次重复的操作，在别人眼中枯燥无聊，对他来说却是极有魅力、极有召唤力的。那里有祖国的多少期盼啊！在晨光熹微中，他匆匆来到实验室，开始了一天的工作。当他拿起试管，那些饥饿和痛苦，便像天边的云雾那样，离他很遥远、很遥远了。
那几年，他学术成就颇丰，发表了二十余篇论文，他主编的《脊髓灰质炎活疫苗研究资料汇编》几乎囊括了国内外对脊髓灰质炎活疫苗的全部研究。他研究了活疫苗在肠道内的繁殖动态，发现病毒繁殖最旺盛时期为服疫苗后7～14天。
疫苗能维持人体免疫力的时间，也是疫苗的重要特性。顾方舟发现，活疫苗至少能维持三年的免疫力，三年后，部分儿童免疫力下降，可能需要再次免疫。
猿猴脑内注射实验的判定标准，是一直困扰顾方舟的问题，这一问题关系到生产出的疫苗的安全性检验。在北京时他们就开展了相关实验，但因猿猴数量有限、时间紧张，进展甚微。来到昆明后，顾方舟和同事们做了更多、更详尽的研究，终于制定出了活疫苗脑内试验判定标准，以判定生产的疫苗是否合格。
他们将原倍和10倍稀释的疫苗注射进猴脑，共20只猿猴，观察期为一个月。如果有两只猿猴出了问题，其中一只出现特异性麻痹，另一只有脊灰病变，则这批疫苗不合格。只有当未出现肢体麻痹症状，也没有脊灰病变，或者仅有一只猴有轻微病变时，这批疫苗才被判为合格。在一些特殊情况下，允许重新进行试验，称为重试。若重试正常，则可改判为合格，否则仍是不合格。
经卫生部生物制品委员会讨论修改，《脊髓灰质炎口服活疫苗制造及检定暂行规程》和《脊髓灰质炎口服活疫苗制造及检定操作细则》正式批准执行。这是我国根据自己的研究成果制定的脊灰活疫苗制造和检定规程。它指导了后来20多年、数十亿人份疫苗的生产和检定。
1960年的春天，周总理来到了昆明。
周总理是在去缅甸访问的途中路过昆明的。
路过昆明的周总理，在时任云南省长的刘明辉、外交部长助理乔冠华的陪同下，来到了疫苗生产基地。周总理视察得格外仔细、认真。他弯着腰，细细看着每一样设备，认真听着科研人员的介绍。
第二次见到周总理的顾方舟，内心充满了激动。上一次见面，是在即将赴苏联留学时，距今已经10年了。
顾方舟陪同正在视察疫苗的总理说：“周总理，我们的疫苗如果生产出来，给全国7岁以下的孩子服用，就可以消灭掉脊髓灰质炎！”周总理听了，直起身子，认真地问道：“是吗？”“是的！”顾方舟拍着胸脯道，“我们有信心！”
周总理开心地笑了，打趣道：“这么一来，你们不就失业了吗？”
顾方舟也被总理的情绪带动起来，他紧张的心放松下来，说道：“不会呀！这个病消灭了，我们还要研究别的病呀！”
周总理拍了拍他的肩膀，赞许道：“好！要有这个志气！”总理又来到了离心间，对这里产生了浓厚兴趣，驻足不前。
顾方舟赶忙介绍：“总理，这里是离心间，是用来分离比重不一样大的物质的。”
周总理点了点头，问道：“这里的仪器是进口的吗？”
顾方舟自豪地说道：“这里的大多数仪器，都是国产的！”
周总理笑了笑，走到了正在工作的离心机前。他又问：“这个离心机呢？”
周总理指的这台离心机，恰巧是德国生产的。离心机通过高速旋转达到离心效果，现在我们选购洗衣机很在意电机，电机越强、一次洗的衣服越多，与之类似的是，功率对离心机也非常重要。顾方舟曾经试图用国产的离心机，但试用之后发现国产离心机功率太小，而顾方舟之前从苏联带回来的那台又无法满足生产需要，只好费尽心思从德国进口了一些。”
顾方舟低下了头，小声说：“这台离心机是西德生产的。”周总理又细细看了一眼，叹道：“这西德的离心机，还是比国产的要好一些。”
顾方舟心里挺难受，为什么我们国家就不能生产一台好的离心机，让总理感到欣慰呢？
似乎是周总理带来了春风，此后几年，李先念主席、朱德委员长、陈毅副总理先后视察了这个山沟里的研究所。陈毅来时，大家想起了当时未能与周总理合影的遗憾，就大着胆子，要求和陈毅合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