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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商的背影已经走远。如果我们一定要从晋商那里吸取一些什么经验教训的话，那就是睁开眼睛看世界，不断更新自己的观念，拼搏进取，永不言败！
曾经辉煌数百年的晋商，到了清末民初开始衰败，而其衰败的速度之快令人吃惊：至20世纪30年代，已完全退出了人们的视线。
当然，了解那段历史的人都知道，晋商并没有彻底消失，1903年成立的双福火柴公司和1907年成立的保晋矿务有限总公司等山西地方实业，都是晋商的延续，尤其保晋矿务有限总公司，更是清末民初之际晋商翘楚渠本翘等人在轰轰烈烈的争回矿权运动中的一项壮举，是他们千方百计出资从英国人手中赎回了矿权，而保晋公司也是山西近代史上投资开办最早、规模最大的矿业公司。
但此时晋商成立的这些实业，在同时代兴起的中国近代民族工业中，已算不上什么大手笔了。晋商淹没在了那个大动荡的时代，以至于晋商这两个字也渐渐消失在了遥远的历史之中。
今天，我们回望历史，希望能从晋商那里找到一些可以古为今用的东西，这是好事。但当我们真的认真回头审视晋商时，我们发现，晋商的诚信经营、股份制、严格的管理、仁义为先等理念，早已融入到了当代商界很多成功人士的日常经营活动之中。对于晋商成功的经验，大家的认识基本上没有什么分岐，但对晋商失败的原因则见仁见智，仍然值得我们今天去一究其竟。
晋商失败的根本原因到底是什么？如果历史重新走过，晋商能够躲过失败的命运吗？晋商的失败究竟能告诉我们一些什么？
造成晋商衰败的原因，首先是社会的动荡和清朝政府的腐败。1840年鸦片战争后，清政府变得越来越腐败、虚弱，太平天国运动、日俄战争、义和团运动、八国联军进北京、捻军起义、白莲教、辛亥革命、外蒙古独立、军阀混战、土匪劫掠……都给晋商造成了巨大的财产损失；一系列的卖国条约，大笔大笔赔给西方列强的白银，相当大的数目也落在了晋商的头上；而名目繁多的捐输，再加上各级贪官无底的欲壑、一遍遍的搜刮，几乎每一次都会让一批晋商倒下，并使一些原本实力雄厚的晋商瘦身一圈。介休县北辛武村冀氏17世冀国定，原本在山西、北京、直隶、湖北等地开设各种店铺70多处，财富达300多万。道光时，冀国定去世，由其四子分主家事。第一次鸦片战争的“海疆捐输”，兄弟四人捐款1．6万两，居介休县之首。太平天国时期，他们在湖北的店铺商号遭兵燹者十余家，资本已去大半。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英法联军侵占北京，海淀字号有四家被抢。加上清王朝的多次勒捐，至咸丰末，冀氏家族“较之以前，家资不及十分之二”。仅甲午、庚子和日俄战争，就使晋商在东北、华北等地区的商号和财产损失多达数千万。光绪三十四年（1908）山西巡抚宝芬在奏疏中说：“（晋商损失）多至数千万，元气至今未复。来年营口西商亏倒银二百余万，今则赎回矿产又增二百余万”。最惨的是庚子事变时在北京开当铺的晋商。晋商原在北京有200余家当铺，每家资本七八万两，少则也有三四万两。但在庚子八国联军侵略战争中，90％以上被抢劫一空。而清政府不仅没有把晋商当成国家的经济命脉来扶持，反而当成了可以任意宰割的一块肥肉，尤其是到了清末国库空虚、财源枯竭之时，更是将目光盯在了晋商身上。在腐朽的清王朝和西方列强的双重打击下，晋商急剧衰败，而且是整个地区、整个家族地衰败。
晋商衰败的第二个原因，则是西方资本主义经济的入侵。鸦片战争后，西方列强打开了中国的大门，外国资本主义势力利用其在中国攫取的经济特权，挤压中国工商业者，使中国的手工业、商业蒙受了重大损失。曾被晋商垄断长达200年之久的恰克图对俄贸易，在沙俄胁迫清政府签订了《中俄天津条约》、《中俄北京条约》后一落千丈。到光绪十六年（1890）俄商对蒙古地区的贸易额已达300万卢布，比签订《中俄北京条约》前夕的21万卢布增加近15倍。同治元年（1862），沙俄胁迫清政府签订的《中俄陆路通商章程》，使沙俄把我国蒙古、新疆的万里边境变为俄商独占的无税贸易区，而山西商人等华商恰恰相反，要逢关纳税，遇卡抽厘，自然难以与俄商抗争。同治八年（1869），沙俄又胁迫清政府签订了《改订陆路通商章程》，俄商又得以深入内地。茶叶是陆路贸易的主要商品，俄商在汉口设有六家砖茶制造厂，并在九江、福州设有分厂，每年运往俄国和蒙古地区的茶叶近 900万磅。俄人波兹德涅耶夫说：“1886年后，因俄国人的竞争，中国茶商年年赔本。西伯利亚最大茶商莫勒恰诺夫在中国经营，使归化城好几十家华人茶商破了产。”（俄·波兹德涅耶夫《蒙古与蒙古人》，1898年圣彼得版）19世纪70年代，由于外商压价，丝茶发生危机，华商亏损倒闭，在苏州、汉口的票号倒帐数十万。倒帐，意味亏损或亏空，一旦发生挤兑，就必然会因放款收不回来而倒闭。胡雪岩经营的“阜康”票号就是因为经营丝业受洋商欺骗而产生亏损，最后倒闭的。全国性的信用危机波及整个金融业。20世纪初，以经营豆油生产和出口为主的营口“东盛和”五联号商行倒闭。之后，发生在上海的橡皮风潮，又使“源丰润”、“义善源”等票号相继倒闭。
有不少人评论晋商时都认为，晋商之所以衰败，一个重要的原因是自己目光狭隘，墨守成规，不思进取，终于被时代所抛弃。这话有一定的道理，但也不全对。晋商中确有一些不成器的子弟，他们醉生梦死，吸食鸦片，将祖宗千辛万苦积攒下的财产挥霍殆尽；晋商的总部僻处内陆乡间，观念陈旧，信息闭塞，导致晋商曾四次错过了融入现代金融业的机会。而当时还并不十分起眼的江浙商帮（尤其是宁波商人）却及时介入各类新兴产业，迅速崛起，成了中国近代民族资本主义的先行者。直至今日，江浙商帮的许多人或他们的家族仍是世界华商界的巨子，如董浩云（其子董建华）、包玉刚、邱德根、安子介、应昌期等。但晋商也不是毫无作为。《中俄天津条约》、《中俄北京条约》签订之后，俄商进入了中国，晋商也曾主动出击进入俄国，并在短期就取得了非常辉煌的战迹：他们先后在俄国莫斯科、多木斯克、赤塔、克拉斯诺亚尔斯克、新西伯利亚等城市设立商号，与俄商展开了激烈的竞争。在晋商向俄国内地进军的第一年（同治八年，1869），即向俄输出茶叶11万担，俄商直接贩茶也是11万担，交手的第一回合晋商便与俄商扳成平局。到第三年（同治十年，1871），晋商每年输俄茶叶已达20万担，较俄商直接贩茶多一倍。晋商对俄贸易是走陆路，以运费较高的骆驼、牛马车等为交通工具，而俄商是凭借特权以运费较低的水陆并运来贩运茶，晋商俄商之间的竞争条件优劣十分明显，但晋商仍能在对俄贸易中占上风，说明晋商仍是一支能征善战的商界劲旅。但在腐败的清王朝和沙俄现代铁路、航海、制茶机械及武力的双重打击下，这一反击很快就失败了。1842年上海开埠以来，渐趋繁荣，并成为近代中国的经济、金融、贸易中心。有人说晋商一大失误在于没有及时将重心南移上海，此说也未必确切。据史料记载，鸦片战争后，晋商决意重新占领南方金融市场，至光绪元年（1875），晋商在沪成立的票号已有24家之多，4年之后又增10余家，资金实力相当雄厚，足可以和外国银行相抗衡。但如此雄壮的阵营，却成了晋商整体谢幕前的一次悲壮挣扎。在管理先进的西方金融业和投机商人面前（橡皮事件），没有丝毫政治保护的晋商（竟然是在中国境内），很快就全线败北了。
其实，失败的又何止晋商？曾国藩、李鸿章、张之洞这些晚清重臣们开办的现代民族工业，结局又如何呢？说得再远一些，被西方人津津乐道的哥伦布所乘船只的长度（35米），还及不上同时代中国郑和下西洋船只的宽度（56米）；在英国工业革命（1750）前1100多年的隋炀帝时代，中国的机械制作水平已相当高超，《资治通鉴》载隋炀帝的活动“行宫设六合板城，载以枪车。每顿舍，则外其辕以为外围，内布铁菱；次施弩床，床皆插钢锥，外向；上施旋机弩，以绳连机，人来触绳，则弩机旋转，向所处而发。其外又以周围，施铃柱、槌磐以知所警。”此外，中国的建筑技术、丝绸纺织技术、制陶技术、冶练技术，起初哪一项落后于西方？哪一项又自然发展出了资本主义的现代工业？就连四大发明的结果又如何？所有这些都是稍有一点历史知识的人都知道得很清楚的，其原因自然另有一番大道理在，晋商又岂能例外呢？从晋商身上或许可以看出一些这个大道理的蛛丝马迹，但并不能看出它的全部。因此，我们又何必苛责晋商呢？
如今，晋商的背影已经走远。如果我们一定要从晋商那里吸取一些什么经验教训的话，那就是睁开眼睛看世界，不断更新自己的观念，拼搏进取，永不言败！
曾经辉煌数百年的晋商，到了清末民初开始衰败，而其衰败的速度之快令人吃惊：至20世纪30年代，已完全退出了人们的视线。
当然，了解那段历史的人都知道，晋商并没有彻底消失，1903年成立的双福火柴公司和1907年成立的保晋矿务有限总公司等山西地方实业，都是晋商的延续，尤其保晋矿务有限总公司，更是清末民初之际晋商翘楚渠本翘等人在轰轰烈烈的争回矿权运动中的一项壮举，是他们千方百计出资从英国人手中赎回了矿权，而保晋公司也是山西近代史上投资开办最早、规模最大的矿业公司。
但此时晋商成立的这些实业，在同时代兴起的中国近代民族工业中，已算不上什么大手笔了。晋商淹没在了那个大动荡的时代，以至于晋商这两个字也渐渐消失在了遥远的历史之中。
今天，我们回望历史，希望能从晋商那里找到一些可以古为今用的东西，这是好事。但当我们真的认真回头审视晋商时，我们发现，晋商的诚信经营、股份制、严格的管理、仁义为先等理念，早已融入到了当代商界很多成功人士的日常经营活动之中。对于晋商成功的经验，大家的认识基本上没有什么分岐，但对晋商失败的原因则见仁见智，仍然值得我们今天去一究其竟。
晋商失败的根本原因到底是什么？如果历史重新走过，晋商能够躲过失败的命运吗？晋商的失败究竟能告诉我们一些什么？
造成晋商衰败的原因，首先是社会的动荡和清朝政府的腐败。1840年鸦片战争后，清政府变得越来越腐败、虚弱，太平天国运动、日俄战争、义和团运动、八国联军进北京、捻军起义、白莲教、辛亥革命、外蒙古独立、军阀混战、土匪劫掠……都给晋商造成了巨大的财产损失；一系列的卖国条约，大笔大笔赔给西方列强的白银，相当大的数目也落在了晋商的头上；而名目繁多的捐输，再加上各级贪官无底的欲壑、一遍遍的搜刮，几乎每一次都会让一批晋商倒下，并使一些原本实力雄厚的晋商瘦身一圈。介休县北辛武村冀氏17世冀国定，原本在山西、北京、直隶、湖北等地开设各种店铺70多处，财富达300多万。道光时，冀国定去世，由其四子分主家事。第一次鸦片战争的“海疆捐输”，兄弟四人捐款1．6万两，居介休县之首。太平天国时期，他们在湖北的店铺商号遭兵燹者十余家，资本已去大半。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英法联军侵占北京，海淀字号有四家被抢。加上清王朝的多次勒捐，至咸丰末，冀氏家族“较之以前，家资不及十分之二”。仅甲午、庚子和日俄战争，就使晋商在东北、华北等地区的商号和财产损失多达数千万。光绪三十四年（1908）山西巡抚宝芬在奏疏中说：“（晋商损失）多至数千万，元气至今未复。来年营口西商亏倒银二百余万，今则赎回矿产又增二百余万”。最惨的是庚子事变时在北京开当铺的晋商。晋商原在北京有200余家当铺，每家资本七八万两，少则也有三四万两。但在庚子八国联军侵略战争中，90％以上被抢劫一空。而清政府不仅没有把晋商当成国家的经济命脉来扶持，反而当成了可以任意宰割的一块肥肉，尤其是到了清末国库空虚、财源枯竭之时，更是将目光盯在了晋商身上。在腐朽的清王朝和西方列强的双重打击下，晋商急剧衰败，而且是整个地区、整个家族地衰败。
晋商衰败的第二个原因，则是西方资本主义经济的入侵。鸦片战争后，西方列强打开了中国的大门，外国资本主义势力利用其在中国攫取的经济特权，挤压中国工商业者，使中国的手工业、商业蒙受了重大损失。曾被晋商垄断长达200年之久的恰克图对俄贸易，在沙俄胁迫清政府签订了《中俄天津条约》、《中俄北京条约》后一落千丈。到光绪十六年（1890）俄商对蒙古地区的贸易额已达300万卢布，比签订《中俄北京条约》前夕的21万卢布增加近15倍。同治元年（1862），沙俄胁迫清政府签订的《中俄陆路通商章程》，使沙俄把我国蒙古、新疆的万里边境变为俄商独占的无税贸易区，而山西商人等华商恰恰相反，要逢关纳税，遇卡抽厘，自然难以与俄商抗争。同治八年（1869），沙俄又胁迫清政府签订了《改订陆路通商章程》，俄商又得以深入内地。茶叶是陆路贸易的主要商品，俄商在汉口设有六家砖茶制造厂，并在九江、福州设有分厂，每年运往俄国和蒙古地区的茶叶近 900万磅。俄人波兹德涅耶夫说：“1886年后，因俄国人的竞争，中国茶商年年赔本。西伯利亚最大茶商莫勒恰诺夫在中国经营，使归化城好几十家华人茶商破了产。”（俄·波兹德涅耶夫《蒙古与蒙古人》，1898年圣彼得版）19世纪70年代，由于外商压价，丝茶发生危机，华商亏损倒闭，在苏州、汉口的票号倒帐数十万。倒帐，意味亏损或亏空，一旦发生挤兑，就必然会因放款收不回来而倒闭。胡雪岩经营的“阜康”票号就是因为经营丝业受洋商欺骗而产生亏损，最后倒闭的。全国性的信用危机波及整个金融业。20世纪初，以经营豆油生产和出口为主的营口“东盛和”五联号商行倒闭。之后，发生在上海的橡皮风潮，又使“源丰润”、“义善源”等票号相继倒闭。
有不少人评论晋商时都认为，晋商之所以衰败，一个重要的原因是自己目光狭隘，墨守成规，不思进取，终于被时代所抛弃。这话有一定的道理，但也不全对。晋商中确有一些不成器的子弟，他们醉生梦死，吸食鸦片，将祖宗千辛万苦积攒下的财产挥霍殆尽；晋商的总部僻处内陆乡间，观念陈旧，信息闭塞，导致晋商曾四次错过了融入现代金融业的机会。而当时还并不十分起眼的江浙商帮（尤其是宁波商人）却及时介入各类新兴产业，迅速崛起，成了中国近代民族资本主义的先行者。直至今日，江浙商帮的许多人或他们的家族仍是世界华商界的巨子，如董浩云（其子董建华）、包玉刚、邱德根、安子介、应昌期等。但晋商也不是毫无作为。《中俄天津条约》、《中俄北京条约》签订之后，俄商进入了中国，晋商也曾主动出击进入俄国，并在短期就取得了非常辉煌的战迹：他们先后在俄国莫斯科、多木斯克、赤塔、克拉斯诺亚尔斯克、新西伯利亚等城市设立商号，与俄商展开了激烈的竞争。在晋商向俄国内地进军的第一年（同治八年，1869），即向俄输出茶叶11万担，俄商直接贩茶也是11万担，交手的第一回合晋商便与俄商扳成平局。到第三年（同治十年，1871），晋商每年输俄茶叶已达20万担，较俄商直接贩茶多一倍。晋商对俄贸易是走陆路，以运费较高的骆驼、牛马车等为交通工具，而俄商是凭借特权以运费较低的水陆并运来贩运茶，晋商俄商之间的竞争条件优劣十分明显，但晋商仍能在对俄贸易中占上风，说明晋商仍是一支能征善战的商界劲旅。但在腐败的清王朝和沙俄现代铁路、航海、制茶机械及武力的双重打击下，这一反击很快就失败了。1842年上海开埠以来，渐趋繁荣，并成为近代中国的经济、金融、贸易中心。有人说晋商一大失误在于没有及时将重心南移上海，此说也未必确切。据史料记载，鸦片战争后，晋商决意重新占领南方金融市场，至光绪元年（1875），晋商在沪成立的票号已有24家之多，4年之后又增10余家，资金实力相当雄厚，足可以和外国银行相抗衡。但如此雄壮的阵营，却成了晋商整体谢幕前的一次悲壮挣扎。在管理先进的西方金融业和投机商人面前（橡皮事件），没有丝毫政治保护的晋商（竟然是在中国境内），很快就全线败北了。
其实，失败的又何止晋商？曾国藩、李鸿章、张之洞这些晚清重臣们开办的现代民族工业，结局又如何呢？说得再远一些，被西方人津津乐道的哥伦布所乘船只的长度（35米），还及不上同时代中国郑和下西洋船只的宽度（56米）；在英国工业革命（1750）前1100多年的隋炀帝时代，中国的机械制作水平已相当高超，《资治通鉴》载隋炀帝的活动“行宫设六合板城，载以枪车。每顿舍，则外其辕以为外围，内布铁菱；次施弩床，床皆插钢锥，外向；上施旋机弩，以绳连机，人来触绳，则弩机旋转，向所处而发。其外又以周围，施铃柱、槌磐以知所警。”此外，中国的建筑技术、丝绸纺织技术、制陶技术、冶练技术，起初哪一项落后于西方？哪一项又自然发展出了资本主义的现代工业？就连四大发明的结果又如何？所有这些都是稍有一点历史知识的人都知道得很清楚的，其原因自然另有一番大道理在，晋商又岂能例外呢？从晋商身上或许可以看出一些这个大道理的蛛丝马迹，但并不能看出它的全部。因此，我们又何必苛责晋商呢？
如今，晋商的背影已经走远。如果我们一定要从晋商那里吸取一些什么经验教训的话，那就是睁开眼睛看世界，不断更新自己的观念，拼搏进取，永不言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