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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们“60后”这一代人中，我幸运地属于学习经历最为完整的一类。从小学、中学、大学到硕士、博士、博士后，不同学段的师爱都像春风春雨，给我最为美好的滋养。其中，贺允清教授对我的关怀更是推动我生命之帆奋勇向前最为关键的东风，无上珍贵与慷慨。或许贺老师门下弟子众多且有教无类，早已不记得当年曾经给予一个年轻学子的巨大恩惠，但是于我，恩师的所有细心照拂都无时无刻不点滴在心。值此北京师范大学政教系成立60周年大庆之际，回望恩师教诲，表达个人对先生的由衷感激，也希望先生的师爱风范能够启发更多后人，裨益国家教育事业。
“北师大的亲戚”
我是1991年秋季幸运入学北京师范大学中学政治教育研究中心，正式成为贺允清教授的弟子的。在长长的新生报到队伍之中，我不过是普通一员，但谁也不知道，我有和其他同学完全不同的入学经历。
1989年，我第一次报考贺允清教授的研究生（学科教学论专业，青少年思想品德教育方向）。当时我正在皖西南一个农村中学教高三政治课。我是政教专业科班出身，教学成绩突出，且在教学刊物上发表过教研论文多篇。但第一次研究生入学考试却因为高中毕业班教学任务繁重、准备不充分而名落孙山（总分远超北师大研究生录取分数线，但外语成绩却只有区区15分）。
考试成绩下来之后不久，我十分意外地收到了贺老师的亲笔信。贺老师在来信里鼓励我，说我的专业成绩非常好，只是外语成绩差了些，应当认真补习一下来年再考。老师还特别提及我在他负责的《中学政治课教学》1986年第10期“改革与实验”栏目发表的《“小组测试法”尝试》一文，认为我在教学上有自己的真实体会，难能可贵。老师的鼓励犹如冬日的暖阳，很快驱散了我内心沮丧的阴霾。于是我重新拿起当时最流行的《新概念英语》，积极备考。但1990年考研的申请最终没有被教育局批准，理由是“工作需要”—教育局那年刚刚提升我为所在中学的教导处副主任，我已属学校的“中层干部”。
1990年初夏的一个傍晚，我突然被教育局管人事的副局长叫到家里。他劈头问我：“你在北师大有亲戚？”我一下子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原来贺老师应邀到安徽讲学时通过省教育厅孙培新副厅长亲自过问了我考研申请不被批准的问题。贺老师对他说：“如果檀传宝能够考上研究生，毕业后回来，算我们北师大给安徽培养了一个人才；如果孩子将来不回来，也算是安徽为国家教育事业作贡献，这都是好事情！”省教育厅直接过问一个农村中学教师的考研问题，恐怕在县教育局的历史上还是第一次，难怪副局长认定我有一位做教授的“北师大的亲戚”！
于是，我顺利参加并成功通过了1991年度研究生考试，幸运地成为贺老师的弟子。
超出想象的关爱
教师的爱虽属一种有教无类的博爱，但对于作为个体的学生来说，却往往是促进其生命成长的具体、特殊和无比珍贵的阳光雨露。
早在入门之前，老师就不仅帮忙解决了我的考试资格问题（即让县教育局同意我报考），而且为帮助我跨越外语难关而专门为我联系了北师大举办的外语补习班。1990年秋，我刚到北师大参加外语补习班不久，一天傍晚，我居然在宿舍迎来了两位慈祥微笑着的长者—贺老师竟然和彭万春教授一起到宿舍来看望作为晚辈和“学生”的我—而我那时候对能否考取他的研究生或未可知！那时我大学毕业后已经工作8年，外语单词几乎忘光，后来能够涉险过关，可以说最大的动力来自老师超越常规的无私的关爱。
1991年9月，我在老师身边开始了愉快的研究生学习生涯。直到1993年秋，我赴南京师范大学提前攻博，我从恩师那里所得到的教育与关怀远远超越我个人的想象，也超越了我许多同窗好友的想象。
我是上有老、下有小的成人研究生，但是我很少在学期中间请假回家。除了十分珍惜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之外，其中最重要的原因就是老师设身处地的关爱—每次我有特殊情况需要请假回家的时候，老师总是问：“你家那么远，只请这么两天假，够不够？要不要多请两天假？”这与某些老师和学生“猫鼠”游戏般的相处之道是恰恰相反的。当年像我们这类研究生生活的困难是今天所难以想象的，比如和爱人通一个电话就要在北太平庄邮局等上3～4个小时。但有了老师的信任与关怀，再大的困难我也能克服！
对我来说，贺老师的关爱是我个人生命历程最重大转折的基本前提。以我当时的处境，如果没有当年老师的关爱与支持，我肯定会失去进一步深造的宝贵机会。我们一家也可能会一直生活在那个离县城还有几公里的，一个名叫“二里半”的农村。
成就我的学术人生
贺老师的关怀不仅大大改变了我的个人生活，而且有力地成就了我的学术人生。
在专业上，老师虽然有十分严格的要求，但是也给我以最大的自由学习的空间。比如培养计划，除了专业必修课之外，好多课程都是我依据自己的兴趣自主选择而后请贺老师帮忙斟酌的。因为我认为学科教学论需要更多教育学、心理学课程的学习，所以我的主要学分都是从教育系拿的（以至于很多教育系的同学一直认为我是教育系的硕士）。这样也就给贺老师带来了许多麻烦—他需要不断与教育系、心理系等“外单位”打电话帮我联络上课的事情。但在我的印象中，老师从来没有过一丝一毫的厌烦，相反，他总是微笑着鼓励我大胆选择和前行。如果说我后来在专业发展上有一点创造性的话，重要原因之一就是硕士阶段，我的导师这种信马由缰的培育方式使然。
老师的爱是无际的春风，最终唤醒了我的学习热情。师从老师学习的短短两年中，我在包括《教育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学报》在内的学术期刊上共发表论文8篇。这算是一颗小苗“报得三春晖”的最初努力。
由于老师的宽容、鼓励、耳提面命和无私帮助，我不仅在北师大顺利度过了两年自由、幸福的学习时光，而且顺利提前攻博，成为教育学专业的博士、博士后，在教育学原理领域特别是在德育原理、教师伦理等方向有所心得。我深知，我的所有成绩都源于老师的恩泽。今后，我也将用更大的成就来回报已经是耄耋之年的恩师对我的悉心培育。
古语有云：仁者无忧、仁者寿。我衷心祝愿我敬爱的恩师和师母，以及所有像贺允清教授一样满怀教育大爱的老师们健康、长寿、幸福！
“北师大的亲戚”
我是1991年秋季幸运入学北京师范大学中学政治教育研究中心，正式成为贺允清教授的弟子的。在长长的新生报到队伍之中，我不过是普通一员，但谁也不知道，我有和其他同学完全不同的入学经历。
1989年，我第一次报考贺允清教授的研究生（学科教学论专业，青少年思想品德教育方向）。当时我正在皖西南一个农村中学教高三政治课。我是政教专业科班出身，教学成绩突出，且在教学刊物上发表过教研论文多篇。但第一次研究生入学考试却因为高中毕业班教学任务繁重、准备不充分而名落孙山（总分远超北师大研究生录取分数线，但外语成绩却只有区区15分）。
考试成绩下来之后不久，我十分意外地收到了贺老师的亲笔信。贺老师在来信里鼓励我，说我的专业成绩非常好，只是外语成绩差了些，应当认真补习一下来年再考。老师还特别提及我在他负责的《中学政治课教学》1986年第10期“改革与实验”栏目发表的《“小组测试法”尝试》一文，认为我在教学上有自己的真实体会，难能可贵。老师的鼓励犹如冬日的暖阳，很快驱散了我内心沮丧的阴霾。于是我重新拿起当时最流行的《新概念英语》，积极备考。但1990年考研的申请最终没有被教育局批准，理由是“工作需要”—教育局那年刚刚提升我为所在中学的教导处副主任，我已属学校的“中层干部”。
1990年初夏的一个傍晚，我突然被教育局管人事的副局长叫到家里。他劈头问我：“你在北师大有亲戚？”我一下子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原来贺老师应邀到安徽讲学时通过省教育厅孙培新副厅长亲自过问了我考研申请不被批准的问题。贺老师对他说：“如果檀传宝能够考上研究生，毕业后回来，算我们北师大给安徽培养了一个人才；如果孩子将来不回来，也算是安徽为国家教育事业作贡献，这都是好事情！”省教育厅直接过问一个农村中学教师的考研问题，恐怕在县教育局的历史上还是第一次，难怪副局长认定我有一位做教授的“北师大的亲戚”！
于是，我顺利参加并成功通过了1991年度研究生考试，幸运地成为贺老师的弟子。
超出想象的关爱
教师的爱虽属一种有教无类的博爱，但对于作为个体的学生来说，却往往是促进其生命成长的具体、特殊和无比珍贵的阳光雨露。
早在入门之前，老师就不仅帮忙解决了我的考试资格问题（即让县教育局同意我报考），而且为帮助我跨越外语难关而专门为我联系了北师大举办的外语补习班。1990年秋，我刚到北师大参加外语补习班不久，一天傍晚，我居然在宿舍迎来了两位慈祥微笑着的长者—贺老师竟然和彭万春教授一起到宿舍来看望作为晚辈和“学生”的我—而我那时候对能否考取他的研究生或未可知！那时我大学毕业后已经工作8年，外语单词几乎忘光，后来能够涉险过关，可以说最大的动力来自老师超越常规的无私的关爱。
1991年9月，我在老师身边开始了愉快的研究生学习生涯。直到1993年秋，我赴南京师范大学提前攻博，我从恩师那里所得到的教育与关怀远远超越我个人的想象，也超越了我许多同窗好友的想象。
我是上有老、下有小的成人研究生，但是我很少在学期中间请假回家。除了十分珍惜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之外，其中最重要的原因就是老师设身处地的关爱—每次我有特殊情况需要请假回家的时候，老师总是问：“你家那么远，只请这么两天假，够不够？要不要多请两天假？”这与某些老师和学生“猫鼠”游戏般的相处之道是恰恰相反的。当年像我们这类研究生生活的困难是今天所难以想象的，比如和爱人通一个电话就要在北太平庄邮局等上3～4个小时。但有了老师的信任与关怀，再大的困难我也能克服！
对我来说，贺老师的关爱是我个人生命历程最重大转折的基本前提。以我当时的处境，如果没有当年老师的关爱与支持，我肯定会失去进一步深造的宝贵机会。我们一家也可能会一直生活在那个离县城还有几公里的，一个名叫“二里半”的农村。
成就我的学术人生
贺老师的关怀不仅大大改变了我的个人生活，而且有力地成就了我的学术人生。
在专业上，老师虽然有十分严格的要求，但是也给我以最大的自由学习的空间。比如培养计划，除了专业必修课之外，好多课程都是我依据自己的兴趣自主选择而后请贺老师帮忙斟酌的。因为我认为学科教学论需要更多教育学、心理学课程的学习，所以我的主要学分都是从教育系拿的（以至于很多教育系的同学一直认为我是教育系的硕士）。这样也就给贺老师带来了许多麻烦—他需要不断与教育系、心理系等“外单位”打电话帮我联络上课的事情。但在我的印象中，老师从来没有过一丝一毫的厌烦，相反，他总是微笑着鼓励我大胆选择和前行。如果说我后来在专业发展上有一点创造性的话，重要原因之一就是硕士阶段，我的导师这种信马由缰的培育方式使然。
老师的爱是无际的春风，最终唤醒了我的学习热情。师从老师学习的短短两年中，我在包括《教育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学报》在内的学术期刊上共发表论文8篇。这算是一颗小苗“报得三春晖”的最初努力。
由于老师的宽容、鼓励、耳提面命和无私帮助，我不仅在北师大顺利度过了两年自由、幸福的学习时光，而且顺利提前攻博，成为教育学专业的博士、博士后，在教育学原理领域特别是在德育原理、教师伦理等方向有所心得。我深知，我的所有成绩都源于老师的恩泽。今后，我也将用更大的成就来回报已经是耄耋之年的恩师对我的悉心培育。
古语有云：仁者无忧、仁者寿。我衷心祝愿我敬爱的恩师和师母，以及所有像贺允清教授一样满怀教育大爱的老师们健康、长寿、幸福！